目录
1。民国四大家族
2。儒家四大家族
3。澳门四大家族
4。香港四大家族
香港望族
香港四大黑帮
5。满清四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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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3][color=#000000]民国四大家族[/color][/size][/b]
四大家族，指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指20世纪上半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个家族，即蒋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有道是：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 蒋介石是“四大家族”毋庸置疑的领军人物，有了蒋中正的才能和野心才有了曾经煊赫无比的“四大家族”——“蒋宋孔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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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四大家族会议[/color][/align]
四大家族是指旧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封建买办统治集团。即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是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成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组成部分。抗战开始以后，四大家族利用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极力加强官僚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大发国难财，使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和垄断地位的加强。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掠夺来实现的。它掠夺的对象不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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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 四大家族[/color][/align]
[color=#FF3366]【历史】[/color]
抗战初期设立了中央银行（蒋介石）、中国银行（宋子文）、交通银行（孔祥熙）、农民银行（陈果夫,陈立夫）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做为国民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孔祥熙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等等，虽然说是有四大家族，但是银行是掌握在财政部手中的，中国银行原有的董事长叫张嘉敖。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1942年7月，国民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在抗战期间四行存款数额在四年中增加6桔，是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80至%90，而战前的1936年只占%59。 官僚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前述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此外，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着花纱布的贸易。以上这些宫式机构，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组成部分，假借抗战的名义，垄断了国统区的国内外贸易。抗战期间，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对于工矿业的垄断在抗战前还较小，1935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11。抗战开始后，1937年9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扩张官营工业，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的两大直属系统。1944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105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等，单位也不少。1943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在国统区3700余家工业中，官营的600余家，民营的3100余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69，民营的只占%31。四大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1939年7月成立时的资本额力1200万元，到1943年增为12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它共有13个厂，经营的中心是钢铁。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成立，1942年5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18个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西、甘肃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1942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1/4。陈家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15个省的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1938年为%26，1940年为%38，1942为%59，1944年为%25。1937年9月，国民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政府统购统销。在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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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蒋介石[/color] [/align]
[color=#FF3366]【说法由来】[/color]
四大家族一说最早是由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1920年代提出的，后来陈伯达在国共内战中写《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为名聚敛民财，获得了多达20 0亿美元的财富。
此说法较多出现在1980年代前的国共对峙以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大陆，带有敌视意义，现今已很少在大陆的主流媒体中，对他们的一些指责也缺乏足够的证据。
目前大陆学术界已经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蒋宋虽有些家产，但从经济上考察微不足道。孔陈是大财团，虽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较多的挖了国有资产的墙角，但仍属于个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和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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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四大家族[/color][/align]
[color=#FF3366]【四大家族所办实业】[/color]
[color=#669900]蒋家 （蒋介石 蒋经国）[/color]
中央银行、资源委员会、中美实业公司（宋美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蒋经国）；
[color=#669900]宋家 （宋美龄 宋庆龄 宋子文 宋霭龄 宋子良 宋子安）[/color]
抗战前，开办中国棉业公司、华南米业公司、国货联营公司、中国物产公司等，1937年4月，以低价收买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并取得半数股权，由宋子文任董事长。抗战期间开办有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实业公司、西南运输公司、雍兴实业有限公司、环球贸易公司、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抗战结束后开办有孚中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利泰公司等。控制中国银行。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还担任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
[color=#669900]孔家 （孔祥熙 孔令伟 孔令侃孔令杰） [/color]
祥记商行（祥记公司）、广茂兴票号、晋丰泰票号、山西裕华银行、花纱布管制局、庆记纱号（主营棉纱）、强华公司、大元公司（主营五金交电）、中国兴业公司、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嘉陵公司、祥记汽车行、恒义升商行；
[color=#669900] 陈家 （陈果夫 陈立夫）[/color]
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中国粮食公司、农业供销公司、中和盐业公司、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华西垦殖公司、中华绸缎公司、棉花运销公司、齐鲁企业公司、贵州企业公司、太平洋兴业公司、华美贸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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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四大家族住宅[/color][/align]
[color=#FF3366]【代表人物】[/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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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宋子文[/color]
宋子文(1894年～1971年)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原籍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1894年12月 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于上海。父宋嘉树早年留学美国﹐一度在上海当传教士﹐后改营工商业﹐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宋子文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继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1917年回国后受盛宣怀之聘﹐任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秘书等职。1923年10月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英文秘书兼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 8月任中华民国中央银行行长。其后调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后又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整理财务颇有成绩。1926年 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商务部长等职﹐负责筹措北伐军经费。蒋介石夺取国民党党﹑政﹑军大权时﹐他积极从财政上予以支持。1926年12月前往武昌。次年初先后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常委等职。
1927年4月﹐宋子文乘武汉政府派他往上海考察形势之机﹐与吴稚晖﹑白崇禧等策划反共清党﹐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力促蒋﹑汪合流。蒋介石8月下野﹐12月同其妹宋美龄结婚。他竭力争取美国当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2月蒋介石再次上台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宋被任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1929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又连任三届。1931年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九‧一八”事变后﹐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2月与蒋介石同时下野。1932年宋子文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一度代理行政院长。1933年10月后﹐辞去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次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宋赞成和平解决﹐与宋美龄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中央代表等进行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联合抗日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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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33CC]宋家宅邸[/color][/align]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国民政府到重庆﹐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等职﹐拥有巨大经济实力﹐操纵著国民党的经济实权。1940～1942年充当蒋介石常驻美国代表﹐为蒋争取美援﹐第一次获一亿美元借款﹐第二次签订租借协定﹐获五亿美元借款。1942年10月返国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45年 4月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等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旧金山会议。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1946年 1月任国民党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0月再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竭力劝说美国杜鲁门政府出钱出熗﹐多方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1947年9月为蒋介石谋取退路﹐宋改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11月兼任蒋介石广州行营主任等职。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宋子文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是控制中央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货币﹑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等手段掠夺财富﹐后以开设棉业公司﹑垄断对外贸易等手段聚集钱财。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发国难财和战后接收敌伪产业等办法积聚起巨额财富﹐同蒋介石﹑孔祥熙和陈立夫﹑陈果夫合称为“四大家族”﹐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1949年1月去法国﹐随后侨居美国纽约。1971年4月25日病逝于美国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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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孔祥熙 [/color]
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的孔祥熙，为宋庆龄、宋美龄大姐宋霭龄丈夫。青年时期经贸有术，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一定资财。1927年 4月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介石）宋（美龄）联姻，从此官运亨通，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孔主管财政达11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但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摘，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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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33CC]孔祥熙旧宅[/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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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陈果夫 [/color]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CC系首脑。原名祖焘。浙江吴兴人。1892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七）生。陈其美之侄。幼年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1907 年入浙江陆军小学堂，受陈其美革命活动影响，加入同盟会。1911年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辛亥革命爆发后，赴武汉参加革命军，后随陈其美参加讨袁斗争。1918年起在上海经商，与蒋介石等从事交易所投机买卖。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掌管国民党党务，排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27年春积极参与蒋介石“清党”反共。他曾几度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第三、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他培植亲信，排斥异己，控制各级党部，竭力把国民党变成蒋介石进行独裁统治的工具。与其弟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Central Club），后来形成为一个很有权势的CC系。他们把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扩充成为一个庞大的特务系统，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从事反对共产党、迫害进步人士的活动，并对付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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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在国民党政府中历任要职：1928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副院长，1932年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1939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
陈果夫利用政治特权发展官僚资本，先于 1935年控制中国农民银行。抗日战争期间在川、云、桂等省兴办和投资许多企业；抗战胜利后主持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接管大批敌伪资产，开办公司、银行等，还将文化、新闻、电影、广播单位改为“党营”。他先后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土地开发公司理事长、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合称中国四大家族。1949年去台湾，1951年8月25日病逝于台北。一生写有各种体裁的文字一百九十余万字，台湾当局将其编成“全集”十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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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9900] 陈立夫[/color]
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人,名祖燕，号立夫。陈果夫之弟。其二叔陈英士(陈其美)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与蒋介石关系密切。陈果夫及陈立夫是国民党重要人物。陈立夫曾任蒋介石私人秘书，长时间主持人事及组织工作，亦是国民党党内安全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的始创人。在国民党内部，陈立夫和陈果夫的派系被称为“二陈”或者CC系。1948年陈立夫曾到美国为杜威助选，结果杜威落选，而国民党亦因而开罪上台之杜鲁门。1949年到台湾后，蒋介石为整顿在台势力，陈立夫难以在台立足，离开政坛去美国新泽西州定居，以经营农场养鸡、卖皮蛋、粽子等食品为生。晚年回台湾后也多做文化上的工作，不在政坛上有决定性影响。但因是国民党元老，仍很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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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33CC] 陈立夫书法[/color][/al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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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四大家族美国豪宅[/color][/align]
[color=#FF3366]【掠夺手段】[/color]
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膨胀官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的手段：
[color=#669900]发行公债[/color] 1938年至1944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内债18种，有的按法币和关金计算，有的按英镑、美元计算。总计法币15，192，000，000万元，关金100，000，000单位，英镑20，000，000，美元210，000，000。此外还有谷麦粮食债券。除1937年的救国公债在民间“劝募”外，其余都不公开发行，而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再由银行垫款给国民政府。银行则利用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发行不兑现的钞票。官僚资本既发了公债财，又发了法币财。
[color=#669900]增加捐税[/color] 由于工业、商业发达的沿江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关税、盐税、统税三税收入大为减少。国民政府便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增加税率的办法，来弥补减少的税收。国民政府将统税扩大为货物税，形成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1943年十月开征食盐附加税，开始每斤征3元，到1945年1月增至60元。由于通货膨胀，从1941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按田赋的正税和附加税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2市斗，1942年增至4市斗。从1942年起普遍实行粮食随赋征购，征购价格远低于市价，而且多数不付现款，只付粮食库券或法币储蓄券。1943年普遍实行粮食征借，既不付利息，还本也只是空话。从1941年到1945年6月，国民政府通过“三征”，共实收稻谷和小麦240，000，000多万石。这是对广大农民最直接最厉害的掠夺。
[color=#669900]通货膨胀[/color] 抗战开始后四个月，国民政府决定用增发纸币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法币发行额，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37年底为十六亿1，600，000，000元。1945年底为10，319亿元。八年中增加了738倍。实际上还不止此数。滥发钞票的结果，使四大家族的财富迅速集中，而广大人民则越来越贫困。
[color=#669900]外汇管制和买卖黄金[/color] 国民政府从1938年3月起实行外汇管制。从此官价外汇被垄断，黑市交易随之而起。伴随法币的贬值，官价与黑市之间的差额越来越大。抗战期间，外汇中美元与法币的对换率一直是1:20，而黑市1943年12月为1:85.4，1944年12月为一比五四二点二1:542.2。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以黑市价格抛出，转手之间，牟取暴利。
[color=#669900]实行专卖制 [/color] 1941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从次年初开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政府收入大增。增收数额，1942年为47，800万元，1943年为174，700万元，1944年为18亿元左右。这一制度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国民党官员和有关机构乘机营私舞弊，套取专卖品转投黑市，从中牟取暴利。 统购统销 1937年9月，在国民政府之下成立贸易委员会，该会下设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三大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钨、锑、锡、汞等主要出口矿产品，则由资源委员会统购统销。1942年2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统购。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国民政府实行低价强购，利用买卖之间的差价获取重利。以桐油为例，1942年收购价比内销市场价每担差100元，1943年差1100元。
总之，国民政府用种种手段对人民实行公开的掠夺，使官僚资本在抗战期间迅速膨胀起来。
[color=#FF3366]【官僚资本】[/color]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在抗战前即已开始，抗战中不但金融垄断更为加强，而且将垄断扩展到工商业的各个部门。
在金融方面，抗战初期设立了中央银行（蒋介石）、中国银行（宋子文）、交通银行（孔祥熙）、农民银行（陈果夫,陈立夫）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做为国民政府集中的金融机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孔祥熙任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直接控制了四大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形成了四行两局的格局，打着孔氏家族的旗号先后创办、接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四明银行、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等等，虽然说是有四大家族，但是银行是掌握在财政部手中的，中国银行原有的董事长叫张嘉敖。孔祥熙任中央银行总裁。1942年7月，国民政府又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从而一步一步地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在抗战期间四行存款数额在四年中增加6桔，是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银行存款中，四行的存款占到了%80至%90，而战前的1936年只占%59。
抗战期间，官僚资本在商业方面形成了正式的公开的垄断。前述专卖事业管理局、贸易委员会、物资局等机构的成立及专卖、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是官僚资本实现商业垄断的重大步骤。此外，原属孔家系统的农本局福生庄，后改组为花纱布管制局，统制着花纱布的贸易。以上这些宫式机构，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组成部分，假借抗战的名义，垄断了国统区的国内外贸易。抗战期间，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著名的有：孔家的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宋家的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兴业公司；陈家的华华绸缎公司、棉花运输公司等等。这类公司既有政治特权，又有极大的金融势力，具有操纵市场的垄断地位。
四大家族对于工矿业的垄断在抗战前还较小，1935年底全国官营、民营工厂资本总额中，官营部分只占%11。抗战开始后，1937年9月设立工矿调整委员会，扩张官营工业，吞并民营工业，实行国家垄断工矿业的机构。四大家族官营工业主要有隶属于资源委员会和军政部兵工署的两大直属系统。1944年，资源委员会下面有105个单位，兵工署下面有数十个单位。此外还有各省所办的官营工业，如贵州企业公司、四川川康兴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等，单位也不少。1943年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报告，说明了官营工业的垄断地位。在国统区3700余家工业中，官营的600余家，民营的3100余家。但官营的占资本总额%69，民营的只占%31。四大家族除官营工业外，还有所谓商办形式的私营工业，这类工业著名的有：以孔家为主的中国兴业公司，1939年7月成立时的资本额力1200万元，到1943年增为12亿元，为后方资本额最大的公司，它共有13个厂，经营的中心是钢铁。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成立，1942年5月己完成及未完成的有18个单位，其中绝大部分分布在陕西、甘肃两省，主要经营纺织业。除了资源委员会主办的各厂外，它是西北最大的垄断企业。1942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1/4。陈家的有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等，也是规模很大的垄断企业。
在农村，四大家族是最大的高利贷主。根据15个省的调查，在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比重，1938年为%26，1940年为%38，1942年为%59，1944年为%25。1937年9月，国民政府设置了农产调整委员会，作为控制和垄断农业生产的机构。抗战时期棉花、蚕丝、茶叶、猪鬃、桐油等由国民政府统购统销。在征购征借的措施下，大量的粮食纳入四大家族直接掌握之中。四大家族还直接占有大量农村土地，陈家的华西垦殖公司、蒋经国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都是这类机构。
四大家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劳动人民的最大剥削者，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极大障碍。由于官僚资本残酷剥削所激起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
官僚资本正式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color=#FF3366]【背景】[/color]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其辉煌早已随岁月烟消云散。目前，这四大家族的后代散居世界各地。宋美龄之死将他们又聚到一起。据报道，来自世界各地的蒋、宋、孔等家族成员，已于11月2日前陆续飞抵纽约，参加由宋美龄外甥女孔令仪主持的家族会议，讨论治丧事宜。而这四大家族的后代，也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蒋家自第一代蒋介石，第二代蒋经国、蒋纬国相继逝世后，这个家族的光彩逐渐褪色，早已没有了昔日的权势。而今蒋家后代开枝散叶，人口众多，大部分都在台湾定居，一部分在美国生活，只有蒋经国的爱女蒋孝章及其家人在英国生活。
今天仍然在台湾政坛活跃的蒋家子女，只有蒋经国和章亚若的私生子章孝严了。他属于蒋家第三代，曾在岛内一度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秘书长这样“位高权重”的职位，现在是台湾的“立法委员”。他去年曾宣布“认祖归宗”，但蒋家大多数成员还是不承认他的“蒋家人”身份。10月27日，章孝严明确反对陈水扁在过境纽约时将青天白日旗覆盖在宋美龄灵柩上的企图。他说：“我认为由一个民进党籍或台联籍的人，帮蒋夫人覆盖国旗，是非常不恰当的。”
蒋家第四代都远离政坛，他们大都从事商业、教育、演艺事业。像第四代的章蕙兰，是台湾电影界颇受瞩目的新锐导演，1999年章蕙兰首次自编自导电影处女作《小百无禁忌》，由影星舒淇担纲主演，还受邀参加了2000年的爱丁堡影展。
目前在台湾最出名的蒋家第四代恐怕要数蒋友柏了。他长得高大英俊，颇受台湾媒体喜欢，去年他和台湾影星林?怡结婚，今年9月生了一个女儿，按照蒋家“孝友得成章”排序，取名为蒋得曦。蒋家有了第五代的消息，顿时成为台湾媒体报道的热点。在蒋得曦满月那天，蒋方智怡摆满月酒，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等台湾政坛重量级人物都来祝贺，称得上蒋家近年来难得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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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宋美龄[/color][/align]
随着宋美龄的逝世，如今宋家兄弟姐妹六人均已不在人世。宋子文、宋子安、宋子良三兄弟的后代大部分都在美国定居，平时十分低调神秘。宋家人丁兴旺，后代人数众多，但无人从政。宋美龄在世时，宋子安的儿子宋仲虎常去看望她，至于其他宋家人的行踪，则很少被外界所知。
宋子文的家属曾把他们保存的宋子文的档案，一共58箱，捐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其中17箱属于机密文件，禁止阅览，截止期限为1995年4月1日。结果期限到时，宋家后人又宣布这批文件必须等到宋美龄去世后方能公开。现在宋美龄已经去世，这批具有重大历史研究价值的文件可望公布，这对于从事宋子文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由宋霭龄和孔祥熙开创的孔氏家族，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在国民党逃到台湾前夕，有“先见之明”的宋、孔二人，携带着万贯家财和他们的子女仓皇跑到了美国。
几十年来，孔家子女一直在美国定居，显得十分低调、神秘，除了至亲好友外，他们绝少与其他中国人来往。孔家目前无人从政，家族成员人丁稀少，在孔祥熙四个子女中只有小儿子孔令杰有后代。
孔家子女十分精明，他们将从孔祥熙、宋霭龄那里继承的大笔遗产，拿来投资到石油、建筑、股票、期货、批发等行业，结果发了大财。举个例子就可以知道孔家的富有。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媒体曾经披露，孔令杰曾修建了一座“水底城堡”，酷似著名电影《007》里的布景，这座城堡就建在他的私人别墅的人工湖的下面，里面十分庞大，拥有上百个房间，装饰豪华，设备先进，甚至连监狱都有，据说可以抵御原子弹的攻击。孔家有多富，由此就可以知道了。
时至今日，孔祥熙四个子女中，只有平日被称为“孔大小姐”的长女孔令仪还在人世，已经有80多岁了，与丈夫住在美国纽约。孔令仪是孔家不折不扣的“大家长”，掌管着孔家的家族生意。宋美龄晚年在美国的生活，也一直是由她来照顾。在如今的蒋、宋、孔家族中，她的辈份是最高的。
陈家保不住父亲故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是“四大家族”中陈氏家族的开创者，他们曾经替蒋介石负责国民党内的特务工作，权力极大，当时甚至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如今陈家辉煌不再，后人远离政治，在台湾已经没有什么实质影响力了。
陈立夫有3个儿子1个女儿，而陈果夫只有1个女儿，为了让自己哥哥的香火延续下去，陈立夫将自己的大儿子陈泽安过继给了陈果夫。现在陈家自陈立夫、陈果夫算起，已经有了第四代，家族人口众多。
陈家除了陈立夫的小儿子还居住在台湾以外，其他人都在美国生活。在陈家后代中，最出名的恐怕就是“二陈”共同的儿子陈泽安了。他是美国一家大学的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植物病理学家。
陈家是四大家族中较穷的一个。陈果夫、陈立夫一生没有多少积蓄，死后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再加上“二陈”在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就已被蒋介石赶出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因此陈家子弟一直靠自己的努力生活，并没有多少名门望族的感觉。
陈家子弟在岛内的地位可谓江河日下。前不久岛内有人要拆除陈立夫在台北市的故居。陈立夫的儿媳妇林颖曾虽然一再恳求对方“手下留情”，建议将陈立夫的故居改成陈立夫的文物纪念馆，但最终房子还是被拆除。在拆迁现场，独自抗争的林颖曾只好拿出相机，伤感地拍下照片留念。
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后人因为有宋美龄这个大家长活到一百多岁，所以联系较多。每逢宋美龄过生日，三大家族都有后代前去探望。至于陈家子弟，与三大家族联系就相对少了。
四大家族后人绝大部分都没有像他们的前人那样踏上政坛。这其中原因很多，蒋家是因为蒋经国表示不希望后代再从政，而孔、宋、陈三大家族，则是因为他们在国民党逃台后名声很差，后人也丧失了从政的基础。除此之外，四大家族的后人在近几十年中，亲眼见证了自己家族的衰落与凋零，从长辈的沉浮起落中看到了政治的灰暗，尝尽了世态的炎凉，恐怕这也是他们不愿从政的重要原因吧。
[b][color=#000000]四大家族及国民党高官财产秘辛[/color][/b]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关于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私人财产情况，社会上便众议论纷纷，论者多谓其有，而且估计其数量较为庞大，但却没有真凭实据。
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工机关就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写了一份秘密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
蒋介石 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
宋美龄 3094万元（377万美元）
宋子文 5230万元（637万美元）
孔祥熙 5214万元（635万美元）
宋霭龄 1200万元（146万美元）
陈立夫 2400万元（292万美元）
宋子良 550万元（67万美元）
张静江 3750万元（457万美元）
孙 科 2832万元（345万美元）
张 群 2750万元（335万美元）
何应钦 2600万元（317万美元）
阎锡山 2800万元（341万美元）
何 键 2000万元（244万美元）
陈济棠 6550万元（798万美元）
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启丰、荷兰银行等。
列入上项名单的人员，有些是位居国民党政府最上层的统治人物，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有些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军政官员，如何应钦、张群、孙科等；有些是在任或下野的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何键、陈济棠等；有些是以裙带关系而享有特权之上层人物，如宋美龄、宋霭龄、宋子良等。
如果该报告的调查数字真实可靠，我们则可得出如下分析：
第一，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确有大量私人财产，仅在上海外国银行的存款就有相当数量。以调查当年的1939年为例，中国国内银行存款总额为605900万元（不包括沦陷区），政府预算收入为74000万元，外汇储备为25000万美元。上述18人的存款总额为56785万元（6918万美元），约相当于国内存款总额的9%，相当于政府预算收入的77%，相当于外汇储备的28%。用“富可敌国”形容恐不为过。
第二，过去一般认为，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中，宋、孔有大量私人财产，而蒋与陈氏兄弟的私人财产则未必很多。但据该调查，不仅陈立夫有不少存款，蒋介石的存款数更是位居榜首。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的存款总数为9733万元（118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1.6%，政府预算收入的13%，外汇储备的4.7%，高居于上述国民党政府官员私人存款额之首。
蒋、宋、孔、陈四家合计存款总数为23777万元（2896万美元），约占当年国内存款总额的3.9%，政府预算收入的32%，外汇储备的12%。他们不仅控制着国民党的军政大权，在财产上也空前绝后，“四大家族”之说，实非捕风捉影。
根据1933年9月23日公布的《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特任官（部长及其以上官员）每月薪金为800银元，因此，即便是存款最少的宋子良的存款数，也相当于一个特任级官员573年的薪金。如此巨额的存款，只能是从非薪金收入渠道而来
[b][color=#000000]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究竟有多少资产？众说纷纭。[/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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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上）自左至右：宋子文、蒋介石、孔祥熙
（下）自左至右：宋美龄、宋母、宋霭龄[/color][/align]
我在20年前研究“20世纪中国人的经济生活”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尽量搜集和考证史料。
所谓四大家族，是指旧中国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以蒋介石（1887—1975年）、宋子文（1894～1971年）、孔祥熙（1880—1967年）、陈果夫（1892—1951年）陈立夫（1900—2001年）兄弟为代表人物。
解放战争期间，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提出蒋宋孔陈为首的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中饱私囊，并估算这四大家族侵占的资产高达200多亿美元。但有人提出疑问：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租借物资总计16．2亿美元，那么“200多亿美元”从何而来？陈伯达的文章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政治宣传品，并不可靠的。
至今关于这个重要历史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线索可寻，但还没有公认的准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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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CC] 宋氏兄弟及其夫人在美国华盛顿留影。左起：
宋子安与夫人吴其英、宋子良夫人席曼英、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宋子良[/color][/align]
[color=#FF3366]（1）30年代报刊的估算 [/color]
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注：上海市）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银圆、下同），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据《蔡元培日记》抄录。
陈注：按照我的研究，1935年我国1银圆的购买力，约合1955年新人民币3元，约合今（2008年）人民币60元。读者可以由此换算，当时蒋介石财产1300万银圆约合今7.8 亿人民币。等等。但有学者认为：“这些是当时左翼报纸常见的文章，类似这种文章还有很多是猜测和估计之辞，缺乏具体的证据。”不过我思考以后认为：无风不起浪，这个数据来自《蔡元培日记》抄录，并不排除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color=#FF3366]（2）1939年日本特务机关的资料[/color]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档案中，有一份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的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现摘引于下：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宋霭龄1200万元（146万美元），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
陈注：1939年1美元约合现在的15美元，读者可以由此进行换算。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809万美元约合今12135万美元（不是他财产的全部）。
但有学者认为：“这也是日本战前常见的攻击国民政府的老一套资料，类似的材料多如牛毛，曾经大量提供给汪伪用来攻击国民政府。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相关的资料证明。连当时引用的作者也说，这些并不可信。”不过我思考以后认为：日本特务机关的调查报告，不会无中生有毫无根据。可以作为第二手资料，有待进一步核实查证。
[color=#FF3366]（3）四大家族 1949 年被美国永久冻结的在美非法财产根据[/color]
80 年代中期一部分解密的档案，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专家估计，四大家族 1949 年被美国永久冻结的在美非法财产，至少为 20 亿美圆。其中宋美龄名下有 2.5 亿美圆。
“四大家族”在20世纪40 年代利用美援物质和他们的特殊途径在美国搞投机倒把，被美国财政部查出四大家族偷税几千万美圆。杜鲁门总统立即指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财政部联合彻底清查“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的来历，和利用特殊途径在美搞投机倒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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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33CC]1945年，陈立夫全家摄于公馆 [/color][/align]
经调查，“四大家族”在美来历不明的非法财产有 20 亿美圆，还不包括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抗日期间美国援华的金钱和物资，被四大家族贪污 7.8 亿美圆，其余大部被国民党其它各级官吏贪污，用到前线的只有 10% ，利用特殊途径长时间在美搞投机倒把偷税金额达到 8 千万多万美圆。
美国财政部把调查报告公布在美参众两院特别调查听证委员会上，一片哗然。最后，美参众两院一致决定：永久冻结“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和在美银行保险库里来历不明的古玩、字画、珠宝、黄金，补清偷税金额和罚款。对国民党援助额不变。并通知：1945 — 1949 年间已批准援助国民党的 30 亿美圆，国民党已用了 28.5 亿美圆，用完为止，不会增加。
据说杜鲁门总统看到“四大家族”在美非法财产和搞投机倒把偷税漏税的报告后，在议会大骂：“贼！他们都是一群贼！！一群可恶的贼！！！”
四大家族当时不敢申辩：这么多的非法财产根本没法解释，他们惟恐一旦申辩，他们种种贪污丑闻都将举世皆知。
关于这个情况，也有人解释说：“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1949年）使得当时的美国民众对杜鲁门的政策失误非常不满，杜鲁门便把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说是国民党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所致。有些国会议员还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元的军援，都被国民党贪污了。……这些论点直到80年代在美国还非常盛行，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出版了《宋家王朝》，称宋家是世界第一富有的家族。……其实这些借款的使用情况都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即使蒋公也无法随意使用。”这种说法，至今没能解释清楚，没有得到一个公认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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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将永远成为历史上的“一笔糊涂帐”吗？
其实，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就有详细资料可查，又随着胡佛档案馆内关于宋子文的秘密档案的解密，随着民国史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资产的真相，应可得到最终的发掘和揭露罢。
[b][color=#000000]国民党四大家族上演的豪门恩怨[/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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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5年到1972年，长达五十余年的蒋介石日记曝光，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
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从北京的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到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国民党党史会，再到日本东京大学等知名研究机构蜂拥而至的专家学者，都沉浸于那些用毛笔写就的蒋介石的内心独白。
事实上，除了蒋介石日记，这里还有中国民国史及蒋宋孔陈四个中国现代史上最显赫家族“独一无二”的资料。在专家们看来，这是“旷古绝今”的历史宝藏，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专家们相信，随着这些档案的全面解密，始终蒙着神秘面纱的四大家族，其真实面目必将一一呈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是内地少数前往胡佛研究中心查阅蒋介石日记和四大家族档案的专家，近日，这两位专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向我们披露了上世纪中叶发生在那些中国最显赫豪门之间的恩恩怨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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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老照片[/color][/align]
[color=#FF3366]政治豪门的百年[/color]
1927年12月1日，一场辉煌盛大的婚礼在上海大华饭店里举行，新郎蒋介石实岁40，新娘宋美龄实岁30。
大华饭店里嘉宾满堂，主婚人是北京大学前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蔡元培，前来参加婚礼的国民党政要有:汪精卫、吴稚晖、褚民谊、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等。英美日法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事、记者等也出席了婚礼。
当时上海新闻报道称，“这次婚姻使得南京军队过去最强有力的领导人和新娘的哥哥宋子文博士的家庭以及国民党创始人，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家庭联结成一体。”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因这场婚姻而被联系在一起的蒋宋孔三大家族权倾一时。
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前，宋氏家族就已经因为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进入了中国政治的权力核心。宋氏姐妹的父亲宋耀如是孙中山先生早年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宋家则为上海地区首屈一指的买办家族。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没有孙宋联姻，宋家成员不可能步上政治坦途，蒋介石也许不会强烈追求宋美龄，中国近、现代史或将改写。
其实，就在蒋宋结合的时候，宋家的家长重担已经落在了宋家三子宋子文身上。当时蒋介石正以下野的姿态韬光养晦，是宋子文利用自身的资源，竭力争取美国当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1月，蒋介石在宋子文协助下登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宝座，宋子文则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在之后的岁月里，宋子文一直与蒋介石同进共退，西安事变发生后，正是他不避艰险与宋美龄同赴西安最终解救了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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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老照片[/color] [/align]
杨天石认为，宋子文有着鲜明的个性，这也使得他在抗战末期与蒋介石逐渐交恶，最后远赴重洋去了美国，当寓公终老。
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一度被人们认为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而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是孔祥熙夫妇最早提出的。当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以后，孔祥熙开始了他亦官亦商，聚敛资财之路，并在官僚资本家中居于首位。
杨天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孔祥熙和宋子文一直轮流执掌行政院或当时中国的财政，所以郎舅之间一直争斗不断，而在对日态度上，宋主战，孔主和，这也使得孔在舆论上一直处于这个妻弟的下风。最后，孔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一再受到舆论的指责，1944年11月即被迫去职，从此离开政坛。
1949年蒋介石兵败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年宿疾复发赴美治病，1967年8月16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8年后，蒋介石在台北去世。
如今，蒋家凋零落寞，而宋家、孔家的后人，则十分低调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杨天石认为，从某种程度来看，围绕这些政治豪门之间的恩怨，就足以编写一部中国民国史。之前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将其详解，但随着蒋介石日记等一系列“重磅档案”的浮出水面，那些神秘的历史正在逐渐丰富与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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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杨天石:细说孔宋争斗[/color]
拥有中国社科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诸多身份的杨天石，因为长期研究蒋介石而广为人知。
2006年3月3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正式对外公开蒋介石1917年到1931年的日记原件，在此之前，70岁的杨天石和他的同事早早地在附近租房而居，等着查看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
今年1月14日，杨天石在北京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细细评述了当年围绕在蒋介石身边孔宋之间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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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 矛盾的开始[/color]
“当时我看到的不光是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电报往来，还有宋子文和其他人的。我所读到的只是已开放的一小部分，但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也已令我收获不小。”杨天石感慨道，“这部分电稿，生动地反映出宋和孔之间的矛盾，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两家豪门之间的争斗。”
“宋子文自1928年起担任财政部长，在以财力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1932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成为仅次于蒋介石、汪精卫的显赫人物。但是，1933年10月，宋子文因不满蒋介石的猛增军费，滥发公债，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愤而辞去职务，蒋介石改以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自此，孔日益得到蒋的信任，宋、孔之间的矛盾也因而滋生、展开。”
宋子文辞职后，仍渴望涉足政坛。然而，当蒋介石仍然信任孔祥熙的时候，他的晋升之途是不会畅通的。
孔祥熙接替宋子文后，一直官运亨通。但是，孔祥熙政声不佳，国民党中也有人希望宋子文重新上台。
“就比如张冲，他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共秘密谈判，他在1941年3月23日给宋子文发去电报:‘中共以中央未采纳共党十二条办法，暂不出席中央所召集一切会议，但周恩来与委座间仍直接商洽调整，大体安静。八中全会或提付讨论。钧座如出面赞襄委座，则此事易得一解决之道。党内国内对钧座属望皆甚殷。’”
这则电文的背景是: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11日，周恩来向张冲提出抗议。20日，中共中央提出十二条解决办法。由于国民党拒绝接受，毛泽东等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3月1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张冲维护国共合作，希望与共产党关系较好的宋子文能“出面赞襄”蒋介石，主持政务，缓解国共合作危机。杨天石说，“其中‘党内国内对钧座属望皆甚殷’云云，反映了国民党内一部分拥宋派的呼声。”
[color=#FF3366]“YESMAN”和“YES”[/color]
“在国民党政权中，孔、宋都是理财干将。孔祥熙被称为‘Yesman’(好的、遵命，先生)，宋子文也会说‘Yes’，但他会搞清说‘Yes’的原因，如蒋向财政部要钱，他要问一问做什么用。有时不买账，干脆说‘No’。而孔祥熙则绝不问长问短，要钱就给。因此，宋、蒋之间常有矛盾，宋子文曾发牢骚说:‘做财政部长无异做蒋的狗。’而孔、蒋之间，则比较和谐。”杨天石说，“这种和谐是有原因的:一是孔对蒋绝对忠诚，以蒋之主张为主张，决不和蒋争权，这自然是十分投合蒋介石的胃口的。二是善于理财。1933年宋子文撂挑子的时候，国库仅存现金300余万元，而月支出则达2200万元。宋子文曾认为，三个月之后，国民政府的财政就要垮台。但孔祥熙接任后，采取各种措施，迅速积聚起大量财富，保证了蒋介石的各方面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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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孔祥熙在得到蒋的信用后，开始对宋子文有了很强的戒备心理。于是，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和国民党中央全会上“竭力攻击”宋子文。
“……1941年4月，宋子文电询古达程:‘孔在参政会及大会之言词，尚盼详告。’12日，古达程复电云:‘孔趁开会时机，轮流宴请参政员及中委，席间每以钧座为攻击对象。诬蔑棉麦借款及平准基金之办理不善。又谓钧座未尽量利用国际局势，致美方援我不能彻底云云。’”
棉麦借款，指1933年宋子文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合同，规定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给中国政府，用以购买美国的棉花和小麦。平准基金，指1941年4月宋子文与美英两国政府签订的平准基金协定及借款合同。规定美国贷款5000万美元、英国贷款500万英镑以帮助中国政府保持汇率的稳定。宋认为，对这两项谈判及合同中的不当之处，自然可以批评，问题是批评的时机和目的。
4月25日，平准基金借款合同正式签字，宋子文致电蒋介石云:
“文奉命来美，经十月之苦干，赖钧座督促，于今得告一段落。关于平准基金事，闻有人于八中全会及参政会向各委员对文相当施攻讦，幸钧座明察，勿以为罪。”
“这里说的‘有人’，正是指的孔祥熙。面对孔的进攻，宋不得不回敬。不过，考虑到孔样熙‘圣眷正隆’，宋子文不愿明言。”杨天石这样解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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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孔祥熙为何退出政界[/color]
“宋子文倒孔，不便亲自出马。他想通过国民党元老李石曾，他是有资格对蒋介石进言的。1941年6月19日，李石曾电告宋:‘介公两次晤谈，函件已交，尚无机会及于具体问题，惟曾一再约弟往住黄山，俾利静谈，彼时或为较好之机会。’”杨天石说，“黄山，指当时蒋在重庆的官邸。李石虽是元老，但也不敢造次，而要等待‘较好之机会’，然而，宋子文却没有信心了。”
1941年6月23日，他复电李石曾称:“最近孔在重庆，爪牙密布，几有清一色之势。今春大会，有人建议改组政府，介公谓君等以某某贪婪，故有此举，然代之者其为争夺政权，亦可想而知云云。”
今春大会，指的是国民党的五届八中全会，当时确实有一部分人“建议改组政府”。然而由于蒋介石袒孔，未能成功。所以王世杰(注:后出任外交部长)4月3日日记云:“此次全会，外间切望财政部长人选有更动，会毕，竟无更动征象，外间不免失望。”
“宋子文就是失望者之一。至此，宋蔼龄建议任其为驻美大使，孔竭力攻击宋子文的目的，就一清二楚了。”杨天石一针见血。
孔、宋之间的争斗持续很久。钱昌照(时任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3年3月25日电宋子文云:“粮食会议无特别重要性。孔荐郭任首席，似可不与之争，惟以后如有重要会议，则必须力争。为国家前途着想，即伤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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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会议，当指世界粮农会议；郭当指郭秉文，曾任财政部次长。“此电表现出孔宋之间权力角逐的炽热。‘即伤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顾’，很有点准备决战的架势了。”杨天石说道。
果然，到了1944年初，马寅初(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带头发表文章，指斥孔祥熙大发国难财，CC系、政学系(注:前者为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势力，后者为国民党元老组成的派系)等继起，一时反孔之声甚高。12月，蒋介石起用宋子文为代行政院长。1945年5月，行政院改组，宋子文正式任行政院长。7月，孔祥熙退出政界，孔、宋争斗以宋子文的胜利告终。
“蒋介石虽然在美国及国内反孔势力的压力下，于1945年甩开了孔祥熙，但是继任的宋子文、翁文灏、孙科、何应钦以及财政部长王云五等人，却再也作不出孔祥熙当年的成绩。1967年8月孔祥熙在美国去世之后，蒋介石曾亲自写了一篇《孔庸之先生事略》，认为孔创造了‘中国财政有史以来惟一辉煌之政绩……当其辞职之后，国家之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这是对宋子文等人的批评，也隐约表示了对甩开孔祥熙的后悔。”杨天石最后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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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另类解读抗战中的蒋介石[/color]
记者了解到，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民国史研究专家吴景平教授，正与胡佛研究中心合作，逐步整理和公开该所珍藏的民国史料，其中包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内的民国“绝密档案”，并陆续出版，首批文献即将在国内面世、全球发行。
2005年以来，吴景平三赴胡佛研究中心，阅读摘录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和其他重要史料，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对这批史料具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
2008年1月14日，吴景平教授在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接受了本报的独家采访，告诉了我们一个抗战时期不为人知的蒋介石的内心世界。
[color=#FF3366]对日:“不抵抗”与“雪耻”同行[/color]
我们一直认为，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始于“九一八”事件。但日记公开后，学者们发现早在1928年，蒋介石就有过不抵抗的决定。
1928年4月，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北伐”，目标直指奉系军阀张作霖。蒋介石所率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山东省。日军为了阻止北伐军进程，借口保护侨民，于5月3日悍然发动袭击，惨杀中国军民多达1000人，制造了“济南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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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南京国民党两个重要人物到山东与蒋开会，研究对日到底是打还是不打。蒋在日记中写道:“决定不抵抗主义。”后来也就因此有了北伐军绕道继续北上的行动。这篇日记确凿地证明，蒋介石的不抵抗并非从“九一八”开始的。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北伐，是打倒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无法进行了”。
不过，吴景平也告诉记者，尽管蒋介石在“济南惨案”发生时在日记中写道“不抵抗”，但他日记中同时也出现两个字:“雪耻”。吴景平说，在济南惨案发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蒋介石的日记中反复出现“雪耻”二字。
吴景平认为，蒋介石的抗日思想是复杂的，由于他认为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所以在日记中，蒋介石每日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自我惕励。在行动方面，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同时，蒋还设法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军方、民间、国会议员、内阁等各方维持联系，和谈也一直在进行。
不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在日记中以“日倭”、“倭寇”称呼日军。吴景平说，蒋介石抗战到底、拒绝与日本和谈的思想，在此期间首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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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 对张学良:多次感到失望[/color]
1933年2月，日军在占领山海关后立刻扑向热河(今属河北和内蒙古自治区)，热河抗战爆发。但是，当时在张学良的指挥下驻守热河的数十万东北军，面对日军一触即溃。短短十来天工夫热河全面沦陷，使得中国军队一下子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区。
吴景平说，当日军悍然进犯热河时，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义愤填膺”，希望东北军能利用热河的有利地形来牵制打击日寇。随后，蒋介石发现张学良在热河不仅指挥无能，还为了保存实力不敢用主力抵抗，对东北军失望的心情在那段时间的日记中也多有提及。
当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1939年，日本政府暗中筹划扶植汪精卫政权，并于香港释放消息，指称蒋如愿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孔祥熙主张派人和日本谈判。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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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对苏联:一直缺乏信心[/color]
1943年底，两次安排二战后世界格局(包括东方格局)的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前后召开。蒋介石代表中国出席了“开罗会议”，当时的舆论把中国与美、苏、英并称为“四强”，蒋介石也成了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的“四巨头”之一，蒋介石的个人声誉达到顶峰。不过，吴景平从蒋介石抗战时期的日记中发现，他对其他三国的感情也是复杂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共同的敌人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1932年12月12日，两国恢复了中断几年的外交关系。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终于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不过，各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对苏联一直缺乏信心。吴景平对记者说，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了对苏联的抱怨，抱怨主要集中在苏方提供的援助物资，在兑现时间和货物数量上都跟之前的协议相差甚远。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标志着之前中苏协定的实际失效。吴景平说，这个情况是蒋介石预料之中的，他在之前的日记里已经多次提到中苏协定是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的。
从史料来看，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正式恶化是因为苏联在1944年初春对新疆问题的干涉。吴景平说，蒋介石在这个阶段的日记中多次表现出对是否能保全新疆主权的担忧。
吴景平说，蒋介石对苏联的这些心态都可以看成日后国民党政府一边倒地亲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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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对英美:痛恨与忍耐[/color]
吴景平同时也发现，尽管英国也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盟国，但早年蒋介石的内心对英国则充满仇视。吴景平说，在蒋介石早期的日记中就能看到“英夷不灭非男儿”、“英番不灭能安枕乎”、“英番不灭，焉能解放全人类”等话。吴景平认为，早年英国是侵略中国的头号帝国主义，所以青年蒋介石那时对英国帝国主义很是仇恨。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出嫡系精锐远征缅甸，来挽救英国在当地的败势，但在付出部卒伤亡数万，爱将戴安澜阵亡的惨重代价后，英国对中国的态度依然没有改观，对日本的侵华行为采取绥靖政策，甚至把在天津的租界交给日伪政权。
在吴景平即将整理出版的《蒋介石宋子文战时往来电报选》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在西藏问题上对英国的强烈不满，例如1943年电报显示，当时，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无理指责，对此，宋子文与丘吉尔交涉，强调西藏的领土和主权属于中国。蒋介石闻讯后接连给宋发电报，支持宋的主张，要求他顶住英国的压力。
同样的不满表现在香港问题上，吴景平说，他在研究《蒋介石日记》时还发现，1943年1月中英签订的平等新约中，没有中国收回香港的要求。中方为何作这一让步呢？史学界没有形成一致观点。但在蒋的日记中，他发现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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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12月30日的日记里，蒋介石一方面对英国的态度感到“此可忍孰不可忍”，但又写道:“只要正约签订后，则九龙香港必为我军先行进占，造成事实，虽无文字之保留，亦何妨耶。”就是说，蒋介石考虑在盟军反攻时，中国及时派兵进入香港，接受日军投降，造成中国收复香港的既成事实。虽然这一想法最终没实现，但能看出蒋介石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对于自己最重要的盟国美国，蒋介石内心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美国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史迪威身上，虽然美国对华援助在几个重要盟国中是最多的，但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没有对这些援助物资的使用权。同时，蒋介石认为连作战指挥权都要交给史迪威，那会使“中美互信”受到损害。
吴景平认为，从已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来看，他还是颇有民族气节和风骨的，也一直在努力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但由于个人性格的限制与时代的局限性，使这位曾经是神州大地上最有权力的男人，背负着“失去中国大陆”的历史苦果而于1975年在台湾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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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 四大家族密档尽入胡佛研究中心[/color]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馆存中国方面的史料，共有500多种，其中民国史及蒋宋孔陈这些显赫家族的资料，更是“独一无二”。
杨天石教授曾经将上述史料划分为三类:即中国名人档案、美国来华者档案及国民党史料。胡佛方面的分类则略有区别:一、中国的领袖档案，即政治、社会、文化方面的领袖档案；二、与中国历史有关的美国知名人士档案，比如史迪威将军等；三、美国到华人士，其中包括传教士、医生、商人等等；四、政党档案，比如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相关的档案，胡佛研究中心保存有比较完整的中共早期党史的资料，其他还包括不断增加的中国“文革”档案等。
2003年夏，胡佛研究中心的民国史料搜集取得重大收获，该馆与中国国民党达成协议，通过与国民党党史馆合作，以微缩胶片方式，复制并永久保存国民党自1894年兴中会创立以来到2000年的全部党史资料。这一协议产生的马太效应，致使很多民国知名人物的家属主动与胡佛联系，表示捐赠或希望胡佛收藏他们的档案，如阮义成、陈天放的后人等。
2005年2月16日，胡佛研究中心宣布: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的日记，已经由蒋家的后人同意存放于该研究院，但不拥有“所有权”。
蒋氏父子的日记由于是协议“暂存”，不属于捐献，所有权仍归蒋家，但馆方可以永久保存微缩件，因此相对宋子文档案，查阅使用要求更严。吴景平告诉记者，宋氏档案完全公开，可以复印、检索；而蒋氏日记则只能用研究中心提供的纸笔手写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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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除了蒋家档案外，宋子文档案保存较好；孔祥熙档案在移交时，内容已经过初步过滤和分类，但由于长期保存于公共储藏室内，没有温度调节，再加上纽约冬天下雪，夏天湿热，约有40%发霉或粘连，技术处理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其余的60%已经得到整理，很快就可以公开。
据介绍，在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陈氏家族(陈果夫、陈立夫)其实在国民党历史上的作用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尤其抗战之后，他们影响力逐渐式微。陈果夫离世甚早，而陈立夫1953年国民党成立改造委员会时已离台赴美。
胡佛研究中心研究员郭岱君表示，该中心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孟曾与美加州大学的张绪心教授联袂，对陈果夫做过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而且陈也有一部分资料留在胡佛研究中心，算是弥补了这部分资料的缺憾。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档案几乎尽入胡佛研究中心，2005年3月，胡佛研究中心宣布成立近代中国档案和特殊收藏馆，其中包括中华民国从1911年到1949年的资料，台湾从1949年至今的资料以及内地从1949年至今的变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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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33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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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b][size=3][color=#000000]儒家四大家族[/color][/size][/b][/align]
儒家学派一直有“颜、曾、孔、孟”四大家族之说，指的是孔子、曾子、孟子、颜回这四位对儒家学说做出特殊贡献的先哲，历代帝王均对这四位进行分封，并由其后人世袭领爵。其中孔子的孙子子思，与颜回、曾子、孟子并称“四配”，同时被封为述圣，但孔氏后人以衍圣公世袭，因此不计在内。生平
儒家“四大圣人”指的是衍圣公孔子、复圣颜回、宗圣曾参、亚圣孟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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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孔丘[/color]
（前551～前479），字仲尼。排行老二， 汉族人，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曲阜孔氏家族在尊儒的封建王朝，受到历代帝王的追封和赐礼。唐代追谥孔子为文宣王而尊以王爵，封其嗣褒圣侯为文宣公，宋仁宗至和二年，因不可以祖谥而加后嗣，改孔子四十六世孙孔宗愿文宣公为衍圣公，后一度改为奉圣公，但最终改回衍圣公，之后历代相沿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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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颜回[/color]
（前521 ～ 前481），字子渊，亦称颜渊。春秋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生于鲁昭公二十一年，卒于鲁哀公十四年，少孔子三十岁。家境清寒，处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第六》）的境地。然就其能有暇与父亲颜路“各异时事孔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情况看，亦当有一定家产。颜回当于十六七岁时，在孔子“退而修《诗》、《书》、《礼》、《乐》”、集中授徒前后拜师，从此以后跟随孔子学习生活，终身未仕，直至四十一岁死去。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元文宗又尊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尊为「复圣」。至今，山东曲阜还有「复圣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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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曾参[/color]
（前505 ～ 前432），字子舆。尊称为曾子。南宋时，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名轲，受学于子思之弟子），被尊为“四配”；自东汉明帝十五年起配祭孔子，唐高宗总章元年封为“太子少保”，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封为“郕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为“郕侯”，政和二年改为“武城侯”，宋度宗咸淳三年封为“郕国公”，元至顺元年封为“郕国宗圣公”。 明嘉靖九年改称“宗圣”。在山东嘉祥县南建有曾子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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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孟柯[/color]
（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战国时期鲁国人，鲁国庆父后裔。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将孔子“仁”的观念发展成“仁政”学说，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与孔子合称为「孔孟」。元文宗时，封孟轲为邹国亚圣公； 明世宗时，去其封号，只称亚圣。
[color=#FF3366]家族宗谱[/color]
孔氏被封为世袭衍圣公后，明王朝钦赐八个排行字：公、彦、承、弘、闻、贞、尚、胤。行辈从五十八代排到六十五代。明末，第六十五代孙孔胤植再次编定十个字，并上奏崇祯帝，获准启用。这十个字辈是：“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可从六十六代排至七十五代。
清代同治年间，第七十五代孙衍圣公孔祥珂又奏请同治帝恩准另外十字，可以从七十六代排到八十五代。同治恩准的行辈十字为：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年间，孔氏自拟二十行辈字，咨请北洋政府内务部备案。这二十字自八十六代起，可以排至第一百零五代。二十字为：建、道、敦、安、定，懋、修、肇、懿、长，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有记载的孔氏行辈字总共60个，成为孔氏家族族谱排行，这60辈排列为：宗若端玉手，元之水思克。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肇懿长。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颜、曾、孔、孟同时封圣，并被历代帝王允许共享圣人后裔宗族排行谱。因此，颜、曾、孔、孟这四大家族都共用孔氏族谱排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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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66]崔世安（右）与何厚铧[/color][/align]
[color=#000000][align=center][b][size=3]澳门四大家族[/size][/b][/align][/color]
澳门四大家族是指何贤、马万祺、崔德祺、何鸿燊四大家族，但在澳门没有包括何鸿燊。何鸿燊和何贤没有任何关系。何鸿燊原姓并不姓何，何鸿燊来澳门以后才改姓何，他是葡萄牙、伊朗等国的混血儿。是何东的孙子。是何世光的儿子。
何贤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卸任行政长官何厚铧的父亲，澳门特别行政区亲北京社团之一。1983年12月6日在澳门病逝，享年75岁。何添是何贤的胞弟。何添是何厚铧的亲叔叔。2004年11月6日逝世，享年95岁。在1966年12月3日澳葡政府的群众运动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马万祺是澳门第二大家族，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崔德祺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现任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的亲叔叔。是崔世安父亲崔德胜的亲胞弟。是亲北京社团之一。建筑商人出身。崔世安的祖父崔殿明，有两个儿子长子名曰：崔德胜；次子名曰崔德祺；崔德胜两子：长子崔世昌、次子崔世安。次子崔德祺两子一女；长子崔世平；次子崔世业；女崔筱瑜。崔德祺2007年10月25日逝世，享年95岁。崔德祺参与澳葡政府1966年12月3日的群众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崔世安夫人霍慧芬，是霍震霆的亲堂妹，是霍启山的亲堂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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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3366]扎根澳门[/color]
在澳门，建筑世家崔家、现任澳门特首何厚铧出生的何家，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的马家广为人知。三大世家在澳门根深叶茂，可以说澳门的发展离不开这三大家族。
崔世安的叔父崔德祺是最早参与澳葡建制的中国人之一，1974年，当时的澳督嘉乐庇邀请多位社会贤达组成临时政务会议，崔德祺是其中一员，稍后崔德祺与何厚铧父亲何贤等人参与了《澳门组织章程》的起草。崔德祺是澳葡第一、二、三届立法会间选议员，更出任第一和第三届立法会副主席。其间同时出任澳门市政厅市政委员、副主席10多年。
1987年4月，中葡两国签署澳门问题联合声明，根据联合声明，中国成立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1988年，崔德祺参加《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被推举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马万祺就任起草委员会副主任。
除了在政治方面影响深远，澳门三大世家的产业也涉足澳门经济的方方面面。崔德祺在1949年联同业内知名人士创建澳门建筑置业商会，使建筑业成为澳门四大经济支柱之一。何家则靠金融起步，控股大丰银行，何厚铧父亲何贤先后开办过印染厂、纸厂、火柴厂、石粉厂、酒店、地产公司、公共汽车公司、自来水公司、石油公司等，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企业集团。马万祺先后组建以经销中国轻工业品、粮油产品为主的新中行，经销中国建筑材料、水泥、工艺品、抽纱刺绣及农副畜产品的大华商行、中国国华公司等，涉足产业非常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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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66]何厚铧的父亲何贤1956受到毛泽东的接见[/color][/align]
[color=#FF3366]沟通内地[/color]
澳门三大世家在澳门回归前后始终十分关注内地的发展，与内地不少政治经济界人士保持了良好关系。以马万祺为例，周总理曾亲切地称马万祺为“我们党的忠实老朋友”。叶剑英还是马万祺次子的媒人，为马有恒介绍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女儿荣智婉认识，最终马、荣二人结为秦晋之好。
在支持国家发展方面，三大世家的当家人作出了积极贡献。在解放初期及改革开放初期，马万祺多次向中央领导人提议“应该发动侨胞投资祖国”。在深圳特区成立之初，马万祺与霍英东、何贤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资，兴建了国内第一家合资的星级宾馆中山温泉宾馆、兴建了从澳门到广州的4座大桥，让澳门与广州之间的交通状况得到改善。
此外，马万祺还与何贤和旅港南海商会捐资350万港元复办南海中学，独资捐建南海医院门诊大楼，捐资380万港元建造佛山市文化中心。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时任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崔世安专责协调及跟进澳门在四川地震灾区开展的跨部门工作，多次赴川访问，并组织澳门为四川地震灾区筹款55亿澳门元。
值得一提的是，三大世家中还有在全国政协或者地方政协任职的传统。全国政协副主席马万祺正是马家当家人，马万祺长子马有建现任北京市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委，而次子马有恒曾任湖北省政协常委，三子马有礼现任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崔世安的兄长崔世昌曾连任全国政协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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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6666]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崔世安[/color][/align]
[color=#FF3366]枝叶相连[/color]
作为澳门的望族和名流，澳门三大世家之间交集颇多。
从老一辈起，三大世家就有交情。中日战争期间，澳门成为惟一不受战争侵害的经济大后方，何贤决定扎根澳门，并逐步发挥出货币和有价证券买卖的才干，当时马万祺正以总经理的身份经营着颇具规模的大丰银号，十分欣赏何贤的能力，聘请他到大丰担任司理。马万祺当时因肺病不能正常工作，大丰基本由何贤主理。马万祺还将自己的好友中共党员柯麟介绍给何贤，给何贤带来一位精神益友。崔德祺与马万祺共同参加过《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崔、马、何三家的世交一直延续下来，崔世安与哥哥崔世昌、堂弟崔世平幼年时就与何厚铧常在一起玩耍。1999年5月澳门特区政府“组阁”时崔世安就被何厚铧提名，经中央任命，成为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2004年获得连任。崔世安在10年司长任期中一展身手，领导团队推行了15年免费教育、为“澳门历史城区”成功申报世遗等，成绩斐然。
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任职期间多次率澳门代表团访问内地省份，而代表团名单中，总有马万祺之子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马有礼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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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33CC][table=90%][tr][td][size=2]
[align=center][b][size=3][color=#000000]香港四大家族[/color][/size][/b][/align]
所谓几大家族基本由社会上定义，跟其影响力有关
赌王在澳门开赌场发迹 当然算澳门赌王
但其家族确实是香港四大家族之首 另外其实港澳也不必分太清楚
下面是香港望族
[color=#FF3366]现香港四大家族是[/color]
李嘉诚家族（祖籍广东潮州）
郭炳湘家族（祖籍广东中山）
李兆基家族（祖籍广东佛山）
郑裕彤家族（祖籍广东佛山）
[color=#FF3366]前香港四大家族是 [/color]
许爱周家族（祖籍广东吴川）
罗文锦家族（祖籍广东番禺）
利希慎家族（祖籍广东新会）
何启东家族（祖籍广东宝安）
高可宁家族也曾列入前四大家族
[color=#FF3366]银行家族：[/color]
李佩材家族
伍宜孙家族
廖宝珊家族
马锦灿家族
[color=#FF3366]航运家族：[/color]
包玉刚家族
董浩云家族
赵从衍家族
曹文锦家族
[color=#FF3366]地产家族：[/color]
郭得胜家族
罗鹰石家族
李嘉诚家族
郑裕彤家族
李兆基家族
[color=#FF3366]商人家族：[/color]
张椿锦家族
霍英东家族
邱德根家族
林百欣家族
胡忠家族
田元灏家族
嘉道理家族 (犹太裔Kadoorie家族)
夏利里拉家族 (印裔Harilela家族)
[color=#FF3366]其它家族：[/color]
周永泰家族
周寿臣家族
邓志昂家族
简东浦家族
冯平山家族
谭焕堂家族
许爱周家族
方振武家族
雷亮家族
邵逸夫家族
[color=#000000][align=center][b][size=3]香港黑帮四大家族[/size][/b][/align][/color]
香港：黑社会活动近似公开化、国际化香港黑社会组织作为国际化黑社会势力之一，历史较为悠久。
最早追溯到明末清初，洪门天地会、三合会、青红帮等历史帮会，都在香港没有分支堂口，在反清复明、反英国殖民地统治乃至辛亥革命中，都有重大举动，早在1845年，港英政府就颁布了《压制黑社会及其他秘密会社之条例》。
新中国成立後，大陆的黑社会组织纷纷逃往台湾、东南亚地区，香港便成了黑社会组织最大的集散地，曾一度发展到30O多个组织。警方虽经30多年“扫黑”，黑社会势力却依然此消彼长，而且跨地区、跨海跨国发展，犯罪活动更加国际化。
据香港警方90年代初公布的资料显示：依据社团条例或公司条例注册的三合会、14K、新义安、和字系等组织近60个，成员20多万人，但实际数字还不知超过多少倍！
当今活跃在香港乃至国际黑社会舞台上的黑帮，主要有“四大家族”——
[color=#FF3366]1、三合会 -- 大家族经久不衰[/color]
香港现代黑社会，追根溯源大部归属在三合会门下。警方资料显示：依据社团条例注册的三合会组织5O多个，包括14K合会各个独立分支，80年代中期，香港《中报》曾连载一篇特稿，题为《香港三合会及有组织罪案内幕》，比较详细准确地披露了三合会的真面目。
三合会大部份成员组织部在数千人以上，也有少部份组织会员仅百余名。传统的洪门入会仪式仍为众多三合会组织所采用，也有少数三合会人会资格简单的，诸如由资深的老会员介绍并念诵一些普通三合会诗句即为会员的。组织规模较大的三合会大都遵循洪门规矩，组织完善，会员俗守36条誓词中的主要条款。会中通常没有一个有影响力和高层职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设主席、司库等职；主席即堂主，司库负责全会财政，收取各分支会员的利是钱和应付各项开支。中央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对下属有组织的犯罪行动进行指挥与控制，并在各分支会员牵扯诸如地盘利益等纠纷对出面调停，各三合会组织通常一年或两年举行一次“合法”选举，选出主席、司库、中央委员会有关职位。三合会成员的来源，主要由街头帮匪中的人升充的，而街头帮匪前身大都来自青少年帮匪。青少年帮匪通常由十六七岁以下的青少年组成，并由年纪较大的学生或退学学生所控制，采取一些与三合会无关的称号，诸如“麦当劳帮”、“北角帮”等。青少年帮匪首领通常由三合会成员担任，部份青少年成年或找到好职业後，活动渐少并脱离帮匪，而自愿追随首领者，便参与三合会活动，成为马前卒，这便是三合会所称的“挂蓝灯笼”，相当于见习三合会员，这些人经过简单入会仪式即加入街头帮匪，通常由一些老会员统领，受有组织罪案集团所利用，参与集体打斗，欺凌弱小，踢青少年入会、恐吓、敲诈、勒索他人金钱等。他们在靠“拳头”暴力打出“天下”後，便升充为三合会骨干成员，步入职业化黑帮，从而使三合会“人才”来源源源不断。
[color=#FF3366]2、14K 新潮一族独占鳖头[/color]
有关14K的传闻颇多，比较详细确切的报导当属新加坡《联合晚报》1984年11月发表的李林题为《九龙城之瘤——香港大黑帮“14K”》。14K的崛起，早在1949年春。当时，中共大军即将攻入华南，两广地区风声鹤呖，国民党军统局长毛人凤密令第二处加紧联络两广各洪门组织联合抵抗，并委派大特务、黑道角头葛绍皇在广州设“洪发山”，重建“内八堂”，为14K崛起奠下了初基。 1949年4月下旬，14K在广州市西关宝华路“开堂立舵”，正式取名14K，一是开堂地点在宝华路14K号，二是加一K字，意为纯正坚硬，K是KARAT的缩写，自视为“洪门正统”，招牌响亮可与金比。14K以“洪发山、忠义堂、珠江水、白云香”作山头诀，以附合洪门开堂传统“山”、“堂”、“水”、“香”之规，同时，将洪门原宗旨“反清复明”改为“反共复国”，使该帮一开堂便充满著依厚的政治色彩。葛绍皇开堂不久，中共大军攻入华南，他便率各堂香主及骨干逃往香港，以“猛龙过江”之势强压“地头蛇”。於是，14K同当地洪门各帮展开了长达40多年的磨擦和厮杀，葛绍皇于50年代初归台湾不久去世，但国民党当局一直暗中支持14K，使该帮肆无忌惮，活动猖獗，终於导致了1956年10月8日，14K在控制的数千个居民点组织庆祝国民党10月10日国庆“双十节”，把一批“青天白日满地红”纸旗和浆糊强行摊派到各居民手中，要求在双十节全张挂起来。因这种行动历来被港英政府所禁止，所以，10月9日上午，当政府职员李某在清除纸旗垃圾时，与14K成员发生了纠纷。几十名14K成员聚集起来围攻追打李某，致使围观闹事者越聚越多，14K混水摸鱼，乘机制造骚乱，到处随手打人，砸东西，洗劫焚烧车辆、商店、工厂、学校、工会等。国民党局抓住这一时机，立即派人到港九现场鼓动，指挥14K挂起注目臂章，公开制造动乱，致使全港到处出现一帮帮红了眼的14K分子，四处袭击政府机构，烧杀掳掠，奸抢殴斗，连瑞士领事夫人也未幸免。暴乱第二天，港英警方向伦敦求救，英政府颁布了紧急戒严令，并派出陆军进港镇压，才平息了暴乱。尽管“双十节”暴动“导致死伤400多人，300多家工厂、商店、学校被捣毁，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美元，且港英政府紧急成立了“反黑调查科”，但14K却由此一举扬名天下。14K声威大振後，大肆招兵买马，扩展阵容，发展到60年代初，其党徒包括“挂蓝灯笼”在内，已达8万之众。从70年代开始，14K开始向海外进军，将势力□围扩展到欧美各国的唐人街及东南亚各地。1973年後，日本发现了14K组织；在澳门黑帮中，14K成为最强硬派；在荷兰、南韩及东南亚毒品市场上，14K成了重要操纵力量，14K内部也发展为45个分支，又称“堆”；主要的有信字堆，意为忠信；孝子堆，意为孝道；德字堆，意为道德；毅字堆，意为坚毅；健字堆，意为坚毅强健；义胜堂，意为正义胜利堂口等。同时，与国际黑社会“杀手党”相呼应，成立了由沙胆雄领导的“杀手党”。1978年6月，沙胆雄指使“杀手党”利用港澳两宗寻仇，制造了又一起震惊中外的“澳门葡京大血案”。另外，14K还专门训练了一支“12K金钗”女子别动队，由女枭陈燕率领11名“美女蛇”杀手，巧使美人计“钓鱼”，曾大闹九龙城，截劫毒枭毒品，陷害某社团长等，打杀劫掠，无所不为，被誉为世界黑社会大舞台上的“一大景观”。
[color=#FF3366]3、新义安成为後来居上之劲旅[/color]
一新义安又叫潮州帮，源自1866年在万安成立的潮州鹤佬帮。1919年万安帮分裂，义安帮另开山堂，并于1921年用“义安工商总会”名义在香港华民政务司注册，1947年注册被取消後，改为新义安至今。1953年，新义安大龙头向前因涉嫌政治问题被解出香港，该帮一度涣散，又成立起敬义、义群、大好彩等分支。後经新龙头力撮，发展到80年代，组织结构相当完善，设有4虎10杰，并在各主要地区设有坐馆”等。
1980年4月1日，香港《华侨日报》披露：警方于3月29日开始，在长期侦查的基础上，调集大批警员，采取了号称自1956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扫黑”行动，将50余名新义安“坐馆”、“红棍”、“白纸扇”一类头领及骨干拘捕，并缴获一批现代化武器及黑帮文件。据警方审查分析，原次于14K的新义安，近年势力已发展到与其争雄地步，成员近8万人。1994年1月8日，香港警方再次发动庞大的“扫黑”行动，一举逮捕新义安14名头领。警方由此推测出：新义安已发展到8至10万会员，超过14K而执黑社会牛耳。在香港700O多问食肆、娱乐所乃至1050余辆小巴士中，均有新义安会员插手，每年从这里榨取不义之财至少1亿港元。由此可见，新义安已成为一支後来居上之劲旅。
[color=#FF3366]4、和字系发展如雨后春笋[/color]
和字系原成立於1846年。当时，部份洪门散兵游勇弟子聚集在香港中环的和记客栈，以此为据点成立起和字系帮会。此後，广拉落魄失意黑帮街痞入会，形成一个较松散的帮会，有本事的角头便另开山堂，自立门户，到60年代初，已扩展为30多个堂口，人员达5万之众。比较有影响的组织有：和合图，又叫合桃、硬壳，于1908年从和字系分离出来的；和胜和，也叫胜和，系1930年从和合图中分离出来的一支少壮派，後来发展为香港黑社会中一支强悍力量；和安乐，又叫汽水、水房，于1934年自立门户，取名于30年代香港一种名气较大的汽水，垄断汽水行业至60年代；和胜义，由和字系中儿个角头开山堂，拢罗建□、打铁工人，于1937年成立的；和胜堂，由和字系分支1933年在香港西区、海傍、上环一带，召集失业工人成立的；和义堂，由和字系中角头1940年在香港坚尼地城组织小商贩成立的；和利群，由和字系分支收拢地痞、无业游民于1940年成立的。另外，成立较晚的和合桃、胜和百等帮会，成员大都来自青少年帮匪和街头帮匪，训练有素，无所不为，发展到80年代，均成为和字系中之劲旅。
现在，和字系分支机构遍布全港，且入会仪式简单，新会员只需交出一部份利是钱给保家，并发誓跟随角头大佬卖命即可成为会员，因此，该帮具有大众化，发展既普及又迅猛，往往一夜之间生出几个分支来，可谓雨后春笋。
[color=#FF3366]结语：[/color]
除上述四大家族外，在香港黑社会舞台上不时显山露水的，还有同字系，包括同新和、同群英、联乐堂、联公乐等10余个分支；全字系，有全一志、全合群、全叙英等10多个分会；联英社，有联飞英、联鸿英、联桃英、联顺堂等分支；广字系，有广盛、广洪、广联盛等分支；以及粤东、东联社、义同天等黑帮组织。许多帮会组织都不按社团条例注册，连警方也搞不清全港究竟有多少个帮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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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贴被mylord在2010-12-03 20:24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