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漫长的奴隶社会中，青铜器似乎成了奴隶时代的代名词。它不仅成了一个国家权力的象征，更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体的经济实力。我国的青铜器时代开始于原始社会末期，盛行于商周时期。秦汉时期，由于铁器的普及，青铜器的地位渐渐衰落。
我国的青铜器种类繁多，既有生活用器，也有用于祭祀的礼器。但由于青铜器仅限于奴隶主或封建贵族使用，所以传世稀少。大多的青铜器都刻有铭文，记录该器物的来历，这种文字也称为金文。中原的青铜器的种类有以下几类：
鼎 相当于现在的锅，煮或盛放鱼肉用。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也有四足的方鼎。
鬲(li，音历) 煮饭用：一般为侈口、三空足。
甗(yan，音演) 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全器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甑与鬲之间有一铜片，叫做箄。上有通蒸气的十字孔或直线孔。
角 饮酒器。形似爵，前后都有尾，无两柱。有的有盖。角与爵之容量为四与一之比。角的造型与无柱的爵很像，只是流与尾同为尖状。自宋以来，定爵形器无流而具两翼若尾者为角。
斝(jia，音甲) 温酒器。形状像爵，有三足，两柱，一鋬。
觚(gu，音姑) 饮酒器。长身、侈口、口和底均呈喇叭状。觚的形制为一具圈足的喇叭形容器，觚身下腹部常有一段凸起，于近圈足处用两段扉棱作为装饰。商早中期器形较矮，圈足有“十字孔”。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造型修长，外撇的口、足线条非常优美，纹饰繁复而华贵。
觯(zhi，音志) 饮酒器。圆腹、侈口、圈足、形似小瓶，大多数有盖。
兕觥(sigong，音四公) 盛酒或饮酒器。椭圆形腹或方形腹， 圈足或四足，有流和鋬，盖作成兽头或象头形。
尊 盛酒器。形似觚，中部较粗，口径较小，也有方形的。尊为高体的大型或中型的容酒器。尊与彝一样，是祭祀的礼器之共名，是指一组祭器，而不是指某种礼器的专名。尊彝各有其用，但又相互连称，既表示它们是礼器中特别重要的盛酒器，也代表一套相应的礼制。《周礼·寿宫》记载了裸礼(古代酌酒灌地的祭礼)用彝、朝践用尊的事宜。尊流行于商周，因其特殊地位，不仅汉代沿用，甚至到宋代徽宗年间仍制作有“宣和三年尊”。
卣(you，音有) 盛酒器(是盛酒器中的主要一种)。一般形状为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腹或圆或椭或方，也有作圆筒形、鸱鸮形或虎食人形。
盉(he，音和) 盛酒器，或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一般是深圆口、有盖、前有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或四足，盖与鋬之间有链相连接。
方彝 盛酒器。高方身，有盖，盖形似屋顶，且有钮。有的方彝上还带有觚棱。腹有曲的，有直的，有的在腹旁还有两耳。
勺 取酒器。一般作短圆筒形，旁有柄。
罍 盛酒或盛水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形式。方形罍宽肩、两耳，有盖；圆形罍大腹、圈足、两耳。两种形状的罍一般在一侧的下部都有一个穿系用的鼻。
壶 盛酒或盛水器。如《诗经》上说：“清酒百壶”，《孟子》上说：“簟食壶浆”。壶有圆形、方形、扁形和瓠形等多种形状。
盘 盛水或承接水。多是圆形、浅腹，有圈足或三足，有的还有流。
匜(yi，音仪) 《左传》有“奉匜沃盥”，沃的意思是浇水， 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说明是古代盥洗时浇水的用具。形椭圆，三足或四足，前有流，后有鋬，有的带盖。
盂 盛水或盛饭的器皿。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很像有附耳的簋，但比簋大。
簋(gui，音轨) 铜器铭文作“毁”，相当于现在的大碗，盛饭用。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有二耳。
簠(fu, 音甫) 古书里写作“胡”或“瑚”。盛食物用。长方形，口外侈，四短足，有盖。
盨(xu, 音须) 盛黍，稷，稻，粱用。椭圆形，敛口，二耳，圈足，有盖。
敦(dui，音对) 盛黍、稷、稻、粱用。三短足、圆腹、二环耳、有盖。也有球形的敦。
豆 盛肉酱一类食物用的。上有盘，下有长握，有圈足，多有盖。
爵(jue, 音决) 饮酒器。相当于后世的酒杯。圆腹前有倾酒用的流，后有
尾，旁有鋬（把手），口有两柱，下有三个尖高足。
钟(包括甬钟、钮钟与镈)、鼓等。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达65件的青铜编钟，音域宽广、音色优美，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及音乐的高度水平。
从朝代来看，我国最早的青铜器发现于河南的二里头夏代遗址。当时的青铜器造型和文饰都很简单。进入商代以后，青铜器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
商代中期的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无论是器型上还是文饰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很著名的青铜器，如司母戊鼎、四羊方尊等。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商代的成都地区，出现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蜀文化。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跟同一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有很大不同。三星堆的器型主要一青铜人像、青铜面具和青铜神树为主。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体现了典型的蜀文化特色。
到了周代，虽然已经出现了铁器，但青铜器还是作为国家重器而继续存在着。这一时期，由于礼制的制定，出现了礼器在使用上的一些规定，如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等。
周代的青铜器同商代相比等精致一些，同时，铭文也多了起来。从纹饰上看，周代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在继承商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西周早期和商代晚期一样进入了纹饰发展的鼎盛期，这是同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分不开的，青铜礼器发展的大环境没有改变，这样青铜上的纹饰还是按照为礼器服务的思想不断发展，商代的许多纹饰在周代仍然在使用，如，商代晚期兽面纹的变化的形式“环柱角形、牛角形、外卷角形、羊角形、内卷角形、曲折角形、双龙角形、长颈鹿角形、虎头形、熊头形兽面纹”等纹饰，而在西周中后期形成了西周时期特有的纹饰特征，如环带纹、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波曲纹、凤鸟纹、瓦纹等，另外，还出现了许多无纹饰的素器，在这些素器当中有的也有饰几道纹的。周代的青铜器，有时候用雷纹为地，这实际上是延续了青铜器礼器化的进程
秦汉时期铁器更加流行，青铜器铸造的地位逐渐退后，特别是失去了在礼器、兵器方面的特殊地位。但是，青铜的日常用具的生产量仍然很大。西汉前期，贵族使用的铜器，装饰还很华丽，但素面已大为增多。西汉后期以后，除了南方流行的细密的线刻纹饰外，基本上都是素面的。汉代青铜器在解放后出土很多，有些享有极高的声誉。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了大量铜器，最引人注目的有错金银鸟篆花纹壶、错金博山炉、鎏金长信宫灯、鎏金镶嵌乳丁纹壶等，均达到了极高的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平。1969年甘肃武威发现一座东汉大型砖室墓，出土的铜器中最突出的是一套铸造精致的武装车马出行行列，和一件昂首扬尾、三足腾空、一足踏在飞燕上的奔马(俗称“马踏飞燕”)，奔放生动，别具匠心，现在已被定为中国旅游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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