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古的草药书-《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草经》或《本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总结、搜集、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草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药物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合和”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被誉为中药学经典著作。因此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它是医生和药师学习中药学的教科书，也是医学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内在原则和影响
《本经》依循《内经》提出的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也将药物以朝中的君臣地位为例，来表明其主次关系和配伍的法则。《本经》对药物性味也有了详尽的描述，指出寒热温凉四气和酸、苦、甘、辛、咸五味是药物的基本性情，可针对疾病的寒、热、湿、燥性质的不同选择用药。寒病选热药；热病选寒药；湿病选温燥之品；燥病须凉润之流，相互配伍，并参考五行生克的关系，对药物的归经、走势、升降、浮沉都很了解，才能选药组方，配伍用药。
药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药学一大关键，《本经》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药物之间，有的共同使用就能相互辅佐，发挥更大的功效，有的甚至比各自单独使用的效果强上数倍；有的两药相遇则一方会减小另一方的药性，便其难以发挥作用；有的药可以减去另一种药物的毒性，常在炮制毒性药时或者在方中制约一种药的毒性时使用；有的两种药品本身均无毒，但两药相遇则会产生很大的毒性，损害身体等等。这些都是业医者或从事药物学研究的人员必备的基本专业知识，十分重要，甚至操纵着生死之关隘，不可轻忽一分半毫。
相关
《神农本草经》里的药物“独活”
《神农本草经》的作者及成书时代尚无实证加以确定，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即秦汉时期；也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总结、搜集、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此已经是医学史界比较公认的结论。
全书分3(或4)卷，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书中叙述了各种药物的名称、性味、有毒无毒、功效主治、别名、生长环境、采集时节以及部分药物的质量标准、炮炙、真伪鉴别等，所载主治症包括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170多种，并根据养命、养性、治病三类功效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为君，无毒，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如人参、阿胶；中品120种为臣，无毒或有毒，主养性，具补养及治疗疾病之功效，如鹿茸、红花；下品125种为佐使，多有毒，不可久服，多为除寒热、破积聚的药物，主治病，如附子、大黄。书中有200多种药物至今仍常用，其中有158种被收入1977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神农本草经》里的药物“独活”《神农本草经》有序例(或序录)自成l卷，是全书的总论，归纳了13条药学理论，首次提出了“君臣佐使”的方剂理论，一直被后世方剂学所沿用，但在使用过程中，含义已渐渐演变，关于药物的配伍情况，书中概括为“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七种，称为七情，指出了药物的配伍前提条件，认为有的药物合用，可以相互加强作用或抑制药物的毒性，因而宜配合使用，有的药物合用会使原有的药理作用减弱，或产生猛烈的副作用，这样的药应尽量避免同时使用。书中还指出了剂型对药物疗效的影响，丸、散、汤、膏适用于不同的药物或病症，违背了这些，就会影响药物的疗效。
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神农本草经》也存在一些缺陷，为了附会一年365日，书中收载的药物仅365种，而当时人们认识和使用的药物已远远不止这些。这365种药物被分为上、中、下三品，以应天、地、人三界，既不能反应药性，又不便于临床使用，这些明显地受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而且在神仙不死观念的主导下，收入了服石、炼丹、修仙等内容，并把一些剧毒的矿物药如雄黄、水银等列为上品之首，认为长期服用有延年益寿的功效。这显然是荒谬的。此外，《神农本草经》很少涉及药物的具体产地，采收时间，炮制方法，品种鉴定等内容，这一缺陷直到《本草经集注》才得以克服。
尽管如此，《神农本草经》的历史地位却是不可低估的，它将东汉以前零散的药学知识进行了系统总结，其中包含了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被历代医家所珍视。而且其作为药物学著作的编撰体例也被长期沿用，作为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学专著。其著作年代及作者问题，由于《帝王世纪》有：“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宜药疗疾，著本草四卷”之说，故使人认为《本经》作者是神农。如北齐颜之推《家训》即谓“本草神农所述”。但神农在历史上是传说中的人物，况神农时代，尚未有文字，因此不能认为是神农所著。据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中谓：“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系仲景、元化等所记”。宋代掌禹锡在《嘉佑补注本草》序中谓：“上世未著文字，师学相传，谓之本草。两汉以来名医益众，张机、华伦辈始因古学，附以新说，通为编述，《本经》由是见于经录”。南宋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谓：“神农作本草非也。三五之世，朴略之风，史氏不繁，纪录无见。斯实后医工知草木之性，托名炎帝耳”。近代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冲说：“此书在东汉三国间已有之，至宋、齐间则已立规模矣。著者之姓名虽不能确指，著者之年代则不出东汉末讫宋、齐之间”。故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本经》为东汉末年（约公元200年）之作品，非一人之手笔，是集体所创作，而托名于神农。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始能人说”，所以《本经》上冠以神农二字，亦即此故。
《本经》载药365种，其中有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此据顾观光辑本统计之数，其他各本，互有出人）。根据药物的性能和使用目的，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一百二十种，无毒。大多属于滋补强壮之品，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可以久服。中品一百二十种，无毒或有毒，其中有的能补虚扶弱，如百合、当归、龙眼、鹿茸等；有的能祛邪抗病，如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品一百二十五种，有毒者多，能祛邪破积，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不可久服。
《本经》对每味药所记载的内容，有性味、主治、异名及生长环境。如“当归味甘温，主咳逆上气，温疟寒热洗洗在皮肤中，妇人漏下，绝子，诸恶疮疡金疮，煮饮之。一名干归。生川谷。”这些内容以当时的水平来衡量，是比较切实的。
《本经》不仅记载着365种药的性味、主治等内容，还在其《序录》中简要地提出：“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各随其所宜”等基本理论及用药原则。并总结了“药有君臣佐使”，“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等药物配伍方法。为了保证药物质量，还指出要注意药物的产地，采集药物的时间、方法、真伪。制成各种剂型，要随药性而定。用毒药应从小剂量开始，随病情的发展而递增。服药时间应按病位所在确定在食前、食后或早晨、睡前服药。如此等等，对临床用药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经》是汉以前劳动人民在实践中所积累的用药经验的总结，它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是中药学按功用分类之始。它所述的药物主治大部分是正确的，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如水银治疥疮，麻黄平喘，常山治疟，黄连治痢，牛膝堕胎，海藻治瘿瘤。不但确有实效，而且有一些还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如用水银治皮肤疾病，要比阿拉伯和印度早500－800年。
《本经》的问世，对我国药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几部《本草》，如《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都渊源于《本经》而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中未免掺杂了少数荒诞不稽之说。如朴消“炼何服之，轻身神仙”，太一余粮“久服轻身飞行千里神仙”，泽泻“久服能行水上”，水银“久服神仙不死”等等。这些唯心之说，与当时迷信方士（僻海》1979年版方士条：“中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有一定的关系。对此，当本着去芜取精的精神，批判地继承其正确的内容。
著作价值
清光绪年间的《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的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它将东汉以前零散的药学知识进行了系统总结，其中包含了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被历代医家所珍视。而且其作为药物学著作的编撰体例也被长期沿用，作为中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影响是极为深远的。《神农本草经》首次提出了“君臣佐使”的方剂理论，一直被后世方剂学所沿用，有序例(或序录)自成l卷，是全书的总论，归纳了13条药学理论。
清光绪年间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的问世，对中国药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几部《本草》，如《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都渊源于《本经》而发展起来的。药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药学一大关键，《本经》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药物之间，有的共同使用就能相互辅佐，发挥更大的功效，有的甚至比各自单独使用的效果强上数倍；有的两药相遇则一方会减小另一方的药性，便其难以发挥作用；有的药可以减去另一种药物的毒性，常在炮制毒性药时或者在方中制约一种药的毒性时使用；有的两种药品本身均无毒，但两药相遇则会产生很大的毒性，损害身体等等。这些都是业医者或从事药物学研究的人员必备的基本专业知识，十分重要，甚至操纵着生死之关隘，不可轻忽一分半毫。
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神农本草经》都是医生和药师学习中药学的教科书，或者是作为必读书，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书中对于药物性质的定位和对其功能主治的描述十分准确，其中规定的大部分药物学理论和配伍规则，到今天，也仍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理论支柱。对于现代的中医临床，《神农本草经》的论述仍旧具有十分稳固的权威性，同时，它也成为了医学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之一。
学术贡献
《神农本草经》规定了药物的剂型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主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 越。”此处一方面体现了在2000年前中药剂型已有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药物剂型工艺以及对哪些药宜用哪种剂型的研究经验，如消石“炼之如膏”，术 “作煎饵”，茺蔚子“可作浴汤”(外用洗剂)，葡萄“可作酒”，白芷“可作面脂”，牛角、(牛)“胆可丸药”，蝟皮“酒煮杀之”，露蜂房“火熬之良”，当 归治“金创煮饮之”，雷丸“作膏摩，除小儿百病”，蛇蜕“火熬之良”，贝子“烧用之良”等等。此处既讲了药物炮制加工方法，同时也说明了不同药物在具体应 用时要适宜于不同的剂型，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其治疗效果。
《神农本草经》对药物治病取效的客观评价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 过，命将难全。”此处首先告诫人们，有病必须早治；其次强调了疾病的痊愈与否，不能完全依赖药物的作用，主要是机体的防御机能和在药物干预下机体驱邪愈病 的内在能力。
《神农本草经》强调辨证施药
《神农本草经·序录》提出“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疰蛊毒以毒药，痈肿疮疡以疮药，风湿以风湿药，各随其所宜。”此语 不但突出了辨证施治用药的主旨，还提示在辨证施治用药的前提下，务必要辨别疾病的性质(寒、热)用药，辨别病因而审因论治(如“饮食不消”、“风湿”)， 辨别病情轻重并根据病情轻重而施以用药(如“鬼疰蛊毒”均为重危病证)，还要辨别躯体病(如“痈肿疮疡”、“风湿症”)与内脏病(如“鬼疰蛊毒”)的差异 而用药。前者用“疮药”、“风湿药”，后者用“毒药”。若通览365味药物之主治和功效，还可以发现，书中根据内科疾病、妇科疾病、外科疾病、五官科疾 病、皮肤病等等不同病种而施以不同药物予以治疗，这些内容都体现其重视辨证施治的用药思想。
《神农本草经》重视服药时间与疗效的关系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 在夜。”这说明本书作者在认真总结前人用药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服药时间与药物疗效之间的密切关系。
《神农本草经》践行“药有阴阳”理论的价值
《内经》是“药有阴阳”理论的创立者，《神农本草经》对这一理论予以践行。所谓“药有阴阳”，其含义甚广。若仅从植物药与矿物药分阴阳，矿物药 质地沉重而主降，属性为阴，植物药质地轻清而属阳。若就植物药而言，凡药用其花、其叶、其枝者多属阳，若用其根、其干者多为阴。如若对药物深层的内涵分阴 阳，则“阳为气，阴为味……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又 说，“气味辛苦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四气，又称“四性”，药物之寒、热、温、凉是也，四气之中又有阴阳属性之分，具有 温、热之性者为阳，具有寒、凉之性者属阴等等，皆属于经文所言“药有阴阳”之意及其意义。
《神农本草经》“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的意义
《神农本草经·序例》所谓“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其本义是指人们可以品尝到的药物真实滋味。药物真实滋味不止五种，由于受事物五行属 性归类理论的影响，于是自古至今，将药物之滋味统统纳之于五味之中，并将涩味附之于酸，淡味附之于甘，以合药物五味的五行属性归类。
《神农本草经》药物“有寒热温凉四气”的价值述评。
《神农本草经》所言药物有“寒热温凉四气”。四气，即四性，是药物或食物的寒热温凉四种性质，与人们味觉可感知的“有形”五味对言，四气属阳， 五味属阴，此即“阳为气，阴为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之意。而事物之阴阳属性是可分的，“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故属阳的药物寒热温凉之性还可再 分阴阳。温性、热性为阳，凉性、寒性属阴。热甚于温，寒甚于凉，其中只是程度的差异。就温热而言，常又有微温、温、热、大热的不同量级；寒凉又有凉、微 寒、寒、大寒的不同量级，如果在性质上没有寒热温凉明显的性质差异，于是就用“平”标定其性质。
《神农本草经》认为药“有毒无毒，斟酌其宜”
“有毒无毒，斟酌其宜”(《神农本草经·序录》)是指临证用药时，务必要先知道哪些药物有毒，哪些药物无毒。有毒之药，其毒性之大小及程度何如 等等，然后再根据临证实际情况，斟酌用药。
《神农本草经》认为药有“七情和合”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药“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这就是药物配 伍理论中“七情和合”的源头。“七情和合”是指药物配伍中的特殊关系。
“东方药学巨典”-《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明朝医学家李时珍30余年心血的结晶。全书共有190多万字，记载了1892种药物，分成60类。其中374种是李时珍新增加的药物。绘图1100多幅，并附有11000多个药方。它是几千年来祖国药物学的总结。这本药典，不论从它严密的科学分类，或是从它包含药物的数目之多和流畅生动的文笔来看，都远远超过古代任何一部本草著作。
书籍简介
《本草纲目》（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是明朝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为修改古代医书的错误而编,（1518－1593年）以毕生精力，亲历实践，广收博采，实地考察，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9年编成，30余年心血的结晶。共有52卷，载有药物1892种，其中载有新药374种，收集医方11096个，书中还绘制了1160幅精美的插图，约190万字，分为16部、60类。每种药物分列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正误（更正过去文献的错误）、修治（炮制方法）、气味、主治、发明（前三项指分析药物的功能）、附方（收集民间流传的药方）等项。全书收录植物药有881种，附录61种，共942种，再加上具名未用植物153种，共计1095种，占全部药物总数的58%。李时珍把植物分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本部五部，又把草部分为山草、芳草、溼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杂草等九类，是我国医药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是对16世纪以前中医药学的系统总结，在训诂、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植物、动物、矿物、冶金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本书十七世纪末即传播，先后多种文字的译本，对世界自然科学也有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其有关资料曾被达尔文所引。用它是几千年来祖国药物学的总结。这本药典，不论从它严密的科学分类，或是从它包含药物的数目之多和流畅生动的文笔来看，都远远超过古代任何一部本草著作。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对人类近代科学以及医学方面影响最大。
影响
《本草纲目》改进了中国传统的分类方法，格式比较统一，叙述也比较科学和精密，例如：把广义的“虫”药扩充到106种，其中昆虫药为73种，分为“卵生”、“化生”和“湿生”三类。对动物和植物的分类学的发展具有很大意义。
《本草纲目》纠正了前人的许多错误之处，如南星与虎掌，本来是同一种药物，过去却误认为两种药物；以前葳蕤、女萎认为是同药，李氏经过鉴别则确认为两种；苏颂在《图经本草》将天花、括楼分为两处，其实是同一种植物；前人误认“马精入地变为锁阳”、“草子可以变鱼”，一一予以纠正之。并且在本书中还加入了许多新的药物。对某些药物的疗效，李时珍还通过自己的经验作了进一步的描述。本书还载叙了大量宝贵的医学资料，除去大量附方、验方及治验病案外，还有一些有用的医学史料。
本书不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还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书中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在生物、化学、天文、地理、地质、采矿乃至于历史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
《本草纲目》乃是一部集十六世纪以前中国本草学大成的著作，书中所收集的资料广博，“上至坟典，下至传奇，凡有相关，靡不收集”，因此书中不免有些内容与现代的认识不符，甚至有些可能具有迷信的色彩，例如，铅粉辛寒无毒，现代则认为有剧毒的；又如其中人部收录的孝子衣帽、寡妇床头灰、草鞋、男阴毛治蛇咬、女阴毛治“五淋、阴阳易病”、人魄（人吊死后的魂魄）镇惊吓、人肉疗羸瘵（割股疗亲）、人中黄（人粪）治呕血、梁上尘治昏厥等皆可入药。这部分李时珍大多引用《辍耕录》、《本草拾遗》的说法，采以姑妄信之“凡经人用者，皆不可遗”的态度。另外李时珍并驳斥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认为吃人肉疗羸瘵是错误的。不过也正由于巨细靡遗的收录，使得一些已散佚的古代医书及本草借由纲目而保存下来。
作者简介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1518年生于湖北蕲州东门外的瓦硝坝（现今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明以前，这个地方是雨湖和莲市湖的交界处，沿湖人民常遭受湖水上涨的灾难。从明代起，为了阻拦湖水的上涨，在这里筑起了堤坝，后来称它瓦硝坝。临近瓦硝坝有周长二、三十里的雨湖，是蕲州风景区之一。东出瓦硝坝，有大泉山、龙盘山、平顶山，山野里除了花草、树木、竹林之外，还生长着各种野生药材，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好地方。
李时珍出身三代相传的医户人家，祖父是一个医生，父亲李言闻，又名李月池，也是当地有名的医生，曾做过“太医吏目”。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在医学理论上也有相当的修养，后来李时珍称赞自己的父亲在诊断疾病方面的知识是“精诣奥旨，浅学未能窥造”。据记载李言闻著有《四诊发明》、《艾叶传》、《人参传》、《痘疹证治》等。李时珍从小就在这种环境中薰陶着。
在封建社会里，医生的地位非常低下，常与“算命”、“卖卦”的人相提并论，有时还遭到官僚、地主和豪绅们的欺压。这股势力在明代更甚，当时还规定“医户”人家不能改行，这种轻视医生的社会风气，促使李言闻产生了改换医户地位的想法，决定让李时珍走科举道路，这样可以取得一官半职，荣宗耀祖，因此，要求李时珍每天背诵《四书》、《五经》，准备迎接科举考试。
李时珍从小爱好读书，在14岁那年考中秀才，后来参加乡试考举人，三次都失败了。有一年，蕲州一带，河水上涨，淹没了田地，又淹没了市巷，农田荒芜，疫情严重，肠胃病到处流行。蕲州官府举办的“药局”，不替穷人看病，穷人有病，都来找李时珍的父亲医治，临走时，个个都道谢不绝。这一切都被李时珍看在眼里。李时珍20岁的那年，身患“骨蒸病”(肺结核)，连续不断地咳嗽和发烧，几乎把命送掉，幸得父亲的精心诊治，用一味黄芩汤把病治好了。李时珍愈想愈不愿走科举道路，向父亲表示，立志学医，做一个为病人解除痛苦的好医生，父亲看他态度坚决，也只好答应了。
李时珍24岁开始学医，白天跟父亲到“玄妙观”去看病，晚上，在油灯下熟读《内经》、《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脉经》等古典医学著作。李时珍的读书精神是令人钦佩的，“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由于他刻苦学习，掌握了治病方法。他曾用“延胡索”治愈了荆穆王妃胡氏的胃痛病，又用杀虫药治愈了富顺王之孙的嗜食灯花病，后来又以附子和气汤治愈富顾王适于的病症而被聘为楚王奉伺正。
多年的临床实践，使李时珍懂得，做一个医生，不仅要懂医理，也要懂药理。如把药物的形态和性能摘错了，就会闹出人命来。他在阅读《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再仔细地阅读了南朝齐梁时期陶弘景著的《本草经集注》，唐代的《新修本草》，宋代的《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本草衍义》等。李时珍发现古代的本草书存在不少问题，首先在药物分类上是“草木不分，虫鱼互混”。比如“生姜”和“薯蓣”应列菜部，古代的本草书列入草部；“萎蕤”与“女萎”本是两种药材，而有的本草书说成是一种；“兰花”只能供观赏，不能入药用，而有的本草书将“兰花”当作药用的“兰草”；更严重的是竟将有毒的“钩藤”当作补益的“黄精”。李时珍认为古代本草书上那么多的错误，主要是对药物缺乏实地调查的结果。
宋代以来，我国的药物学有很大发展，尤其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外来药物不断地增加，但均未载入本草书。李时珍认为有必要在以前本草书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和补充。这时，李时珍已经35岁了。
过了五年，朝廷下了一道诏书，要在全国选拔一批有经验的医生，填补太医院的缺额，武昌的楚王朱英燎，推荐了李时珍。李时珍认为北京是明王朝的京都，那里不仅聚集了全国重要的医药书籍，还可看到更多的药材，这对修改本草书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李时珍接受了楚王的推荐，4l岁进入北京太医院，并担任了太医院院判的职务。
明世宗朱厚熜是一个昏庸透顶的皇帝。他一心追求长生不老的仙丹药，还想做神仙。太医院中的医官们，为了迎合朱厚熜的需要，不仅向全国各地收集“仙方”和“丹方”，同时又翻遍了历代本草书，企图从中获得长生不老之药。有的医官说“久服水银，可以长生不死”，有的医官说“炼食硫黄，可以长肌肤益气力”；有的说“灵芝是仙草，久食可以延年益寿”。李时珍听到这些无稽之谈，更下定决心准备修改本草书。
李时珍利用太医院良好的学习环境，不但阅读了大量医书，而且对经史百家、方志类书、稗官野史，也都广泛参考。同时仔细观察了国外进口的以及国内贵重药材，对它们的形态、特性、产地都一一加以记录。过了一年左右，为了修改本草书，他再也不愿耽下去了，借故辞职。
在回家的路上，一天，李时珍投宿在一个驿站，遇见几个替官府赶车的马夫，围着一个小锅，煮着连根带叶的野草，李时珍上前询问，马夫告诉说：“我们赶车人，整年累月地在外奔跑，损伤筋骨是常有之事，如将这药草煮汤喝了，就能舒筋活血”。这药草原名叫“鼓子花”，又叫“旋花”，李时珍将马夫介绍的经验记录了下来。写道：旋花有“益气续筋”之用。此事使李时珍意识到修改本草书要到实践中去，才能有所发现。
李时珍为了修改本草书，对各种医书上的不同记载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搞清形态相似的苹、水萍和萍逢草，曾到家门口的雨湖，还到较远的马口湖、沿市湖、赤东湖进行采集，耐心观察比较，终于纠正了本草书上的长期混乱。
为了搞清白花蛇的形态，验证书本记载，李时珍来到了蕲州城北的龙蜂山捕蛇（白花蛇为蕲州特产），只听得有人唱道：“白花蛇，谁叫尔能辟风邪，上司索尔急如火，州中大夫只逼我，一时不得皮肉破”。随着歌谣而来的是几个肩背竹篓的捕蛇人，他们正朝着几棵石楠藤走去，据说白花蛇爱吃石楠藤的叶，所以石楠藤也就成了白花蛇的“家”，日夜盘缠在石楠藤上。捕蛇人发现白花蛇后，立即从地上捞起一把沙土，对准白花蛇撒去，说来也奇，白花蛇遇到沙土，真象面粉遇水一样，缩成了一团，捕蛇人立即上前用木叉往白花蛇的颈部叉去，另一手抓住蛇体的后部，这时白花蛇再也施不出威力来了。李时珍定前去仔细观察了白花蛇的形态，只见蛇头大似三角形，嘴里长着4只长牙，背上有24块斜方格，腹部还有斑纹，与一般的蛇，确实不一样。接着，捕蛇人格蛇挂在路旁的小树上，用刀剖其腹，去其内脏，盘曲后装进了竹篓筐，据说，将蛇烘干后，才能当药用。李时珍记录了捕蛇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活动，不仅补充了本草书，也为后来编写《白花蛇传》，提供了重要材料。几年后，李时珍又根据白花蛇的祛风特性，制成了专治半身不遂和中风的“白花蛇酒”。据现代药理分析，证明白花蛇的提取物，具有镇静、镇痛，扩张血管和降压作用。
穿山甲又叫鲮鲤，根据陶弘景著《本草经集注》的记载，穿山甲是一种食蚁动物，它“能陆能水，日中出岸，张开鳞甲如死状，诱蚁入甲，即闭而入水，开甲蚁皆浮出，围接而食之。”穿山甲的生活习性果真是这样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李时珍跟随猎人进入深山老林，进行穿山甲解剖，发现该动物的胃里确实装满了未消化的蚂蚁，证明了本草书的记载是正确的。但李时珍发现穿山甲不是由鳞片诱蚁的，而是“常吐舌诱蚁食之”。他修订了本草书上关于这一点的错误记载。同时他又在民间收集了穿山甲的药用价值，记载了一段“穿山甲、王不留，妇人食了乳长流”的顺口溜。
有人说，北方有一种药物，名叫蔓陀罗花，吃了以后会使人手舞足蹈，严重的还会麻醉。李时珍为了寻找曼陀罗花，离开了家乡，来到北方。终于发现了独茎直上高有四、五尺，叶象茄子叶，花象牵牛花，早开夜合的蔓陀罗花，他又为了掌握蔓陀罗花的性能，亲自尝试“乃验也。”并记下了“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据现代药理分析，蔓陀罗花含有东莨菪碱，对中枢神经有兴奋大脑和延髓作用，对末梢都有对抗或麻痹副交感神经作用。
李时珍在做蔓陀罗花毒性试验时，联想到本草书上关于大豆有解百药毒的记载，也进行了多次试验，证实了单独使用大豆是不可能起解毒作用的，如果再加上一味甘草，就有良好的效果，并说：“如此之事，不可不知”。
李时珍不仅对植物药、动物药进行仔细的调查、观察，对矿物药也做了不少调查工作。他曾到过铜矿、铅矿、石灰窑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根据本草书的记载，铅是无毒的物质。李时珍为了了解铅的性能，深入矿区，见到矿工们的艰苦工作条件，写道：“铅生山穴石间，人挟油灯入至数里，随矿脉上下曲折砍取之”通过对矿工们的健康调查，认识到铅是有毒物质，“性带阴毒，不可多服”。同时又掌握了铅中毒会引起中毒性肝炎而出现黄疸症状。“若连月不出，则皮肤萎黄，腹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死”。
“水银”据以前本草书记载，言无其毒；言其久服神仙；言为长生不老之药。确有其事吗?李时珍通过调查，认识到水银是由丹砂加热后分解出来的（“汞出于丹砂”）；水银和硫磺一起加热，可以变成银朱（硫化汞）；水银加盐等，又可以变成另一种物质，名叫轻粉（氯化汞）。由此，他记述水银是一种“温燥有毒”的物质。“若服之过剂”“则毒被蒸窜入经络筋骨”，“变为筋挛骨痛，发为痈肿疳漏，或手足破裂，虫癣顽痹，经年累月，遂成疾癌，其害无穷。”李时珍又根据六朝以来久服水银而造成终身残废的历史事实，驳斥了久服水银可以长生不老的无稽之谈，并写道："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
李时珍是一个富有求实精神的医药家；为了完成修改本草书的艰巨任务，他几乎走遍了湖北省、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的名川大山，行程不下万里。同时，他又参阅了800多家书籍，经过3次修改稿，终于在61岁（公元1578年）的那年，编成了《本草纲目》。后来又在他的学生、儿子、孙子的帮助下，使《本草纲目》更加完整，更加精美。《本草纲目》包含着李时珍将近30年的心血，记录着李时珍饱尝苦辛的艰难历程。
李时珍对人类的贡献是伟大的，因此深受后世人的尊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医药学家，《明史》、《白茅堂集》都为他写下了传记。清光绪年间在李时珍墓立碑纪念。解放后，在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李时珍墓所在地竹林湖村建立了李时珍纪念馆，整个纪念馆占地面积50000平方米，由本草碑廊、纪念展览、药物馆、百草药园、墓园五大部分组成，邓小平于1987年7月8日亲笔题写的馆名。1956年科学家郭沫若以题词作纪念，写道：“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1892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三十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
我国最大的一部方书-《普济方》
《普济方》是由明太祖第五子周定王主持，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人执笔汇编而成，刊于1406年，初刻本已散佚。几百年来除少数藏书家藏有一些残卷，如永乐刻本存19卷，明抄本存35卷等外，惟《四库全书》收有全文。原作168卷。
本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全书大致分为12部分，卷1～5为方脉，卷6～12为运气，卷13～43为脏腑，卷44～86为五官，卷87～250为内科杂病，卷251～267为杂治，卷268～272为杂录和符禁，卷271～315为外伤科，卷316～357为妇科，卷358～408为儿科，卷409～424为针灸，卷425～426为本草。编次条理清晰，内容十分丰富。自古经方，本书最为完备。资料除取之历代方书外，还兼收史传、杂说、道藏、佛典中的有关内容。
《普济方》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方剂书籍，它载方竟达61739首。
公元1406年定稿出书,为中国历史上的明朝皇帝朱棣收集编写。《普济方》，收集了大量资料。除了收录明以前各家方书以外，还收集其他方面的材料，如传记、杂志等，所以内容十分丰富，编得也很详细。由于出版的数量比较少，而该书又比较实用，所以不少人辗转传抄。物以稀为贵，《普济方》一书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后来经过一些年代，《普济方》原来的刻本已经散失。
《普济方》原作168卷，后来改为426卷，分成217类，共788法。全书有图239幅。内容包括总论、脏腑身形、伤寒杂病、外科、妇科、儿科、针灸等。书中记载了许多疾病的治法，如汤药、按摩、针灸等。《普济方》是一本十分实用的方书。它在所列的每一病证之下，列了一些方子，学者或医生只要依病查方，再在各个方子之间选择一下即可。而这本书也是十分宝贵的医学文献资料。
中国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以《普济方》为主，并参考以前的一些残卷残本，一一进行校勘、重印出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普济方》共分10册。第一份为方脉运气脏腑，第二册为身形，第三册到第六册为诸疾，第七册为诸疮肿，第八册为妇人，第九册为婴孩，第十册为针灸。这样使原书变得简明有章。
医方著作。一百六十八卷。明·朱棣（周定王）、滕硕、刘醇等编。刊于15世纪初。系明初编修的一部大型医学方书。书中广泛辑集明以前的医籍和其他有关著作分类整理而成。原书今仅存残本，清初编《四库全书》时将本书改编四百二十六卷。其中有方脉总论、运气、脏腑（包括脏象及脏腑诸病候）、身形（包括头、面、耳等部位所属及身形诸病）、诸疾（包括伤寒、杂病、疮疡、外科、骨科以及各种治法）、妇人（包括妇、产科）、婴儿、针灸、本草等共100余门。据《四库提要》记载：“凡一千九百六十论，二千一百七十五类，七百七十八法，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方，二百三十九图。”对于所述病证均有论有方，资料非常宏富。所涉范围广泛，叙述系统完善。现存永乐等明刻本及1949年后排印本。
普济方四百二十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明周定王 橚撰。橚有《救荒本草》，已著录。是书取古今方剂，汇辑成编，橚自订定。又命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同考论之。李时珍《本草纲目》所附方，采於是书者至多。然时珍称为周宪王，则以为橚子有炖所作，误矣。元本一百六十八卷，《明史·艺文志》作六十八卷，盖脱一百二十字也。凡一千九百六十论，二千一百七十五类，七百七十八法，六万一千七百三十九方，二百三十九图，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片，无更赅备於是者。其书蒐罗务广，颇不免重复牴牾。医家病其杂糅，罕能卒业。叉卷帙浩博，久无刊板，好事家转相传写，舛谬滋多，故行於世者颇罕，善本尤稀。然宋、元以来名医著述，今散佚十之七八，橚当明之初造，旧籍多存，今以《永乐大典》所载诸秘方勘验是书，往往多相出入。是古之专门秘术，实藉此以有传。後人能参考其异同，而推求其正变，博收约取，应用不穷。是亦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矣，又乌可以繁芜病哉！
世界第一部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业医者必修的经典著作，历代医家对之推崇备至，赞誉有加，至今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仍是中医学习的源泉。去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在西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不可能有哪本19世纪的解剖学著作可以作为今天的教科书，现在西医的治疗也不可能到几百年前的老祖先那里找根据。
在这部著作中，张仲景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首次记载了人工呼吸、药物灌肠和胆道蛔虫治疗方法。
《伤寒杂病论》成书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拥有很强的生命力，它被公认为中国医学方书的鼻祖，并被学术界誉为讲究辨证论治而又自成一家的最有影响的临床经典著作。书中所列药方，大都配伍精当，有不少已经现代科学证实，后世医家按法施用，每能取得很好疗效。历史上曾有四五百位学者对其理论方药进行探索，留下了近千种专著、专论，从而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甚为辉煌独特的伤寒学派。据统计，截至2002年，光是为研究《伤寒杂病论》而出版的书就近2000种。
《伤寒杂病论》不仅成为我国历代医家必读之书，而且还广泛流传到海外，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特别在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到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在日本一些著名的中药制药工厂中，伤寒方一般占到60%以上。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一）
公元2世纪以前，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更由于当时传染病不断流行，据《后汉书》记载，在光武建成13-26年(公元 37-50年)之间，曾有7次大疫，灵帝建宁4年到中平2年(公元17l一185年)之间，曾有5次大疫，因此也就促进了医学家们对疾病防治的认识，在从事医疗实践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其中最具价值的要推医学家张仲景的著作--《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二）
总之，三阳经证多为热症、实症，三阴经证多为寒症、虚症；六经论治在指导临床实践方面，使人们有了规矩可循。
通过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采用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方法。因为疾病的来由，都是人体抗病能力的正气同致病因素的邪气作斗争的表现，其结果不是邪盛就是正衰，或者是正胜则邪退。所以在治疗上就要运用扶正祛邪，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方法。这些都是按照扶正祛邪的原则而制定的。
此外，张仲景还提出“舍脉从证，舍证从脉”的灵活辨证方法，在讨论治疗中要根据病情的标本缓急，运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以及表里兼治的方法，并对治疗的禁忌，以及针灸综合疗法，都有所论述。
今天读到的《伤寒论》和《金匿要略》
《伤寒论》中制定了22篇、397法，立113方；《金匿要略》则制定了25篇，立262方。从其记载的内容，可以知道，祖国医学早在公元2世纪时，经过医学家张仲景的实践和总结，已能正确使用解热药、导泻药、利尿药、催吐药、镇静药、兴奋药、健胃药、截疟药、止痢药等等，其中极大多数方药，已由现代科学证实它的疗效可靠。
人们还可以在《金厦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篇中看到：“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今九窍闭塞……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有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保养谨慎，勿使致病的邪风侵犯经络，要是刚中经络，还未流传到脏腑，就给予治疗，四肢一感到不方便，就用调整呼吸，施用针灸、推拿，使得耳目口鼻以及大小便都畅通……穿衣服要调节冷热，饮食要注意甜酸苦辣，勿使人体有所衰退，疾病就不可能侵入肌肉皮肤。这是指导人们对疾病作斗争的认识和方法，要求人们做到末病先防、有病早治。
一千七百年前的张仲景，在祖国医学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巨大的。《伤寒论》和《金医要略》总结了我国在公元3世纪以前的医学经验，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严密选择疗效可靠的方药，对掌握疾病的防治以及推动医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承先启后作用。此后，历代很多医家对张仲景学说作了进--步的探讨，他们从不同角度进行钻研，有所发挥、有所前进，从而形成了祖国医学中的伤寒学派。
据有关记载，除《伤寒杂病论》外，张仲景尚著有如下著作：《张仲景疗妇人方》二卷；《张仲景方》十五卷；《张仲景口齿论》；《张仲景评病要方》一卷等等。上述各种书目，可能是《伤寒杂病论》分解出来的部分内容的单行本，未必是另有所述。
张仲景生平的历史考证
张仲景，名机，南阳(相当现在河南省西南部一带)人，汉灵帝时(公元168一189年)，考中了举人，做过长沙太守。至于张仲景曾否做过长沙太守的事，是有争论的，有的学者肯定，有的学者否定，现在还没有确实的证据可查。但是确有不少文字记载，说是张仲景在“汉灵帝时，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
东汉末年天下乱离、兵戈扰攘，张仲景看到腐朽的政治局面，加上疫病流行，自己宗族中的人多死亡于疫病，因此他抛弃仕途，开始发愤钻研医学，拜同乡张伯祖为老师，当时的人都说，张仲景的学识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老师，因此写成《伤寒杂病论》这部杰出著作，决不是偶然的事。
张仲景的著作，不仅是《伤寒杂病论》一部书，还有《疗妇人方》、《五脏论》、《口齿论》等，可惜只有《伤寒杂病论》流传下来，内容包括“伤寒”和“杂病” 两大部分。由于当时局势混乱，《伤寒杂病论》亦有散失，到了公元3世纪时，经过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的整理，把伤寒和杂病划分开来加以编排。到了北宋时代又经过医官孙奇、林亿等人的校正，成为今天我们可以读到的《伤寒论》和《金匿要略》两部书。
《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
在我国医学上，医生问病情的时候，首先要了解病人有些什么症状，比如头疼、发热、伯冷、咳嗽等等以及病人的表情，还要按一下病人的脉搏，这一系列的症状称做为症候群，综合在一起的症候群，中医就称它为“证”。通过对“证”的仔细辨别，就可以讨论治疗，然后处方用药。这样的全过程，叫做“辨证论治”。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自己写的序言里说道：“……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说明他是在继承了古代已有成就的理论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更有新的发展，才写成《伤寒杂病论》的。
东汉末年期间，社会上巫术治病、迷信鬼神有一定的市场，所以一旦患病，往往因得不到救治而威胁着病人的生命健康，张仲景看在眼里，心中非常感慨。所以在他著作的自序中写着“……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末十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天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来众方……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傈，降志屈节，钦望巫祝，告穷归天，束手受败……痛夫，举世昏迷，莫能觉悟，不借其命，若是轻生”。张仲景如此大声疾呼，破除迷信，所以以正确的观点写成《伤寒杂病论》，决不是偶然的事情。
张仲景著作的精神和他所掌握的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八纲辨证”和“六经论治”。
八纲辨证是书中贯彻辨证论治的具体原则。所谓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通过运用四诊--望、闻、问、切来分析和检查疾病的部位和性质而归纳出来的。在辨证时还联系病人体质以及致病因素的强弱。
六经论治是从《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六经理论引出，而通过张仲景的运用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所谓六经，就是三阳经(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和三阴经(太阴经、少阴经、厥阴经)。
张仲景把疾病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人体质的强弱，引起病理生理的变化现象，以及病势进退缓急等变化，加以综合、分析，用三阳经、三阴经的名词，归纳成为六个证候类型。
[ 此贴被雨落涵烟在2010-08-12 21:30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