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楷体_GB2312][size=4]医学与成就：三国时期，天下大乱。至西晋而短暂统一，没过多少年又发生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其后南北朝分而治之，攻伐不断，生灵涂炭。频繁的军事行动必然会造成大规模的军士伤亡、疾病。为了尽可能保持战斗力，维持实力，各个军事集团除了竭尽所能地掠夺人口之外，也分外重视行军时候的基本防病、治伤措施。而与之相对应的，三国魏晋时期的乱世又同样刺激了民间医家的兴盛，涌现出了大量流传后世的名医、名著。
[color=#FF0000][b] 一， 华佗与麻沸散[/b][/color]
华佗是东汉末年人，字元华。世人尊其为“外科鼻祖”。与华佗有关的记载，除了五禽戏之外，便是赫赫有名的“麻沸散”。根据考证，麻沸散应该是当时世界上最早得以临床应用的全身麻醉剂：“若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后汉书。华佗传》）
关于麻沸散得药方组成，日本有位学者考证出，华佗麻沸散的配方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南天星一钱。又有一种观点是：羊踯躅三钱、茉莉花根一钱、当归三两、菖蒲三分。
相传华佗曾经建议使用麻沸散给关羽疗伤，“刮骨疗毒”，但倔强的关羽拒绝了他的好意，强忍着进行了无麻醉手术。之后曹操头疼，华佗提议麻醉后做开颅手术，曹操认为华佗心怀不轨，于是将他杀害了。
华佗除了高超的外科手术之外，对于各种民间验方的研究也十分深入。当时民间有一段歌谣唱道：“三月茵陈四月蒿，传于后世切记牢，三月茵陈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就是因为华佗仔细研究之后，使用三月的茵陈蒿嫩叶治疗黄疸病的原因。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仅仅知道麻沸散而没有必要的消毒措施，外科手术仍然是不能进行的。或者说，感染致死的几率会非常大。而史料上有大量有关华佗利用麻沸散进行外科手术的成功案例。可见当时的人们对于消毒的知识掌握的程度已经很高。基本的高温消毒手段必定已被人们了解。
[color=#FF0000][b] 二，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b][/color]
《三国志。曹操传》：“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
《魏书。贾逵传》裴注引《魏略》“又有疾疠，于是军中骚动”。
《晋书。天文志下》：青龙二年，“是年夏及冬，大疫。”
《魏书。钟会传附王弼传》：“（王弼）其秋遇疠疾亡，时年二十四。”
《魏书。文帝纪》：“（魏文帝）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
魏晋时期是疫情大爆发时期，危害大、波及地区广的疫病大规模流行。甚至晋武帝也无法避免，史称“先是，帝不豫，及瘳，群臣上寿”。在疫病被治愈群臣祝寿之际，晋武帝感慨万千，下诏曰：“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
连年战乱以及天灾人祸。死者往往曝尸于野，不得收敛。甚或弃尸江河，随波沉浮。食物、水源、空气三者都被这乱世污染，疫源广布。上至公卿帝王，下至贩夫走卒，无能幸免。这样的残酷环境下，诞生了医圣张仲景，诞生了《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被尊为“医方之祖”，华佗研读之后，拍案叫绝，称之为“此真活人书也。”它开创了望、闻、问、切四诊，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伤寒杂病论》不仅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了伤寒病，更强调了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的原则。整理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例如桂枝与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各三两），即为桂枝汤；若加桂枝三两，则可治奔豚气上冲，若倍芍药，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若桂枝汤加附子、葛根、人参、大黄、茯苓等则可衍化出几十个方剂。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据今人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
另附：《杂五行书》曰：“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麻子二七颗，赤小豆七枚，置井中，辟疫病，甚神验。”这是在饮用水方面防治疫病流行。
[b][color=#FF0000] 三，由道入医的葛洪与《肘后备急方》[/color][/b]
葛洪是一位奇人，《肘后备急方》是一本奇书。相传葛洪为了方便采集高质量丹砂炼丹，请求朝廷让他去南荒的交趾做句漏令，半路上被广州刺史邓岳热情招待，便留在罗浮山，并最后在这里成仙羽化。显然，葛洪是一位求仙问道的方士，《抱朴子》内外二篇是道家经典著作。至今他炼丹地还有葛仙庙、炼丹池、鹿迹石等景致。不过这里我们不是谈他的道教成就，只谈医学。
《肘后备急方》简称《肘后方》原名《肘后救卒方》，内容系葛氏摘录自著的《玉函方》中可供急救医疗的单方、验方及针灸等疗法编成。在书中，他第一次详细记载了天花和恙虫的发病原因、症状和医治。开了世界先河。由于是“救卒”之方，葛洪特别注重方中药物的易得性和易备性，务求简单、实用。这是以往医家著作中所没有的。
1）关于人工呼吸法
“治自绕死，心下尚微温，久犹可治方”
“徐徐抱解其绳，不得断之，悬其发，令足去地五寸许，塞两鼻孔，以芦管内其口中至咽，令人嘘之。有顷，其腹中碧碧转，或是通气也，其手捞人，当益坚捉持，更递嘘之。”
“救卒自溢死方”
“徐徐抱解，不得截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少挽其发，常弦弦，勿纵之，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持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气从口出，呼吸眼开，而犹引按莫置。”
这些是医学史上口对口人工呼吸抢救的首次记载。
2）关于腹部积水
“若唯腹大，下之不去，使针脐下二寸、入数分、令水出、孔合须腹减乃止。”
是简单的腹腔穿刺放腹水法。
3）关于止血
“葛氏治鼻卒方，苦酒渍棉塞鼻孔”，有压迫止血之意。
“急乱伤舌下，青脉血出不止，便杀人，方可烧纺转铁，以灼此令焦。”是至今仍为外科止血重要手段的烧灼止血法。
此外还有狼芽草茎叶熟捣敷贴，是具有中医特色的药物止血。
4）关于动物抓、咬、踢伤
葛洪很注意防止感染，他认为这些伤口可因“动物毒气”侵人而致肿痈化脓。他主张应先进行熏洗创口，提出了先以“烧青布以熏疮，毒即出”，再“煮葛根令浓以洗疮”的方法治疗被熊虎爪牙所伤后伤口感染。
5）关于骨折
首次提出了小夹板固定治疗骨折的方法：“以竹片裹之，令遍病上，急缚，勿令转动”。
此外，《肘后备急方》的第八卷中，专门记载“治百病备急丸散膏诸要方”，收录了大量急救用成药的制取和应用。尤为可贵。而《外台秘要》卷20“金疮禁忌序”中引葛洪“凡金疮出血，其人若渴，当忍之。常用乾食并肥脂之物以止渴，慎勿咸食，若多饮粥荤，则血溢出杀人，不可救也。又忌嗔怒大言笑，思想阴阳，行动作劳。勿多食酸咸，饮食酒、热羹臛辈，皆使疮肿痛发，甚者即死。现代对创伤休克及出血性休克的处理，仍然采取这些措施。
葛洪认为：“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小肠及五藏之腑输（位于胸背，去脊柱三横指）皆是死处，不可疗也”颅脑损伤、肱或股大动脉出血不止，或内脏破裂，肋骨骨折所致的气血胸等证候，对现代医学来说也是严重的战伤。
[color=#FF0000][b] 四，金疮专著《刘涓子鬼遗方》[/b][/color]
《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神仙遗论》。是史上第一本专门论述痈疮金疮等外科病症的医书。
有关外科痈疽方面的认识，魏晋以后，服石之风渐盛，痈疽的发病率大增。客观上要求提高对痈疽病的认识和改进治疗，《鬼遗方》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基本上是一部痈疽证的专著。此外，还涉及金疮、瘀血、外伤治疗，包括止痛止血，取出箭镞等等，全书计载方140余首，其中治疗金疮外伤跌仆的方子共计34首；对痈疽的辨证论冶，尤其详尽，可称为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外症痈疽及金疮方面的专著。
在《鬼遗方》中，整个第二卷专门收录了大量金疮、痈疽、被打瘀血证治方。其中更将金疮按照不同症状给出了各种专治药方。比如：治金疮，止血散方乌草根（三两） 白芷（一两） 鹿茸（二分，烧灰） 当归（一两） 芎䓖（一两） 干地黄（一两，切蒸焙） 续断（一两）。 上七味捣筛，令调着血出处即止。
治金疮血肉瘘，蝙蝠消血散方蝙蝠（三枚，烧令烟尽，沫下绢筛之）。上以水服方寸匕，一日服令尽，当下如水血消也。
治金疮中腹，肠出不能内之，小麦饮喷疮方取小麦（五升） 水（九升） 煮取四升，去滓，复以绵度滤之，使极冷，旁含喷之，疮肠自上渐入，以冷水喷其背，不中多人见，亦不欲令旁人语，又不可病人知，或晚未入，取病人席四角，令病人举摇须臾，肠便自入。十日之内，不可饱食频食而宜少，勿使病人惊，惊则煞人。
治金疮中筋骨，续断散方芎䓖（一两半） 地黄（二两） 蛇衔（二两） 当归（一两半） 苁蓉（一两半） 干姜（三分，炮） 续断（三两） 附子（三分，炮） 汉椒（三分，出汗，去目） 桂心（三分） 人参（一两） 甘草（一两，炙） 细辛（二分） 白芷（三分） 一本用芍药（一两半）。上十四味捣筛，理令匀，调温酒服之方寸匕，日三服，夜一服。
更有专门针对箭创的专方：治金疮弓弩所中，闷绝无所识，琥碧散方琥碧随多少捣筛，以童子小便服之乃热，不过二服。
治金疮弓弩所中，筋急，屈伸不得，败弩散方干地黄 干枣（三枚） 杜仲（二分） 当归（四分） 附子（四分） 炮故败弩筋（烧灰，取五分）。上七味合捣筛，理令匀，温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夜一增一至三。
治金疮箭肉中不出箭，白蔹散方白蔹（二两） 半夏（三两，汤洗七遍，生姜浸一宿熬过）。上二味为末，调水服方寸匕，日三服。若轻浅疮十日出，深二十日出，终不停住肉中。
至于《鬼遗方》卷五除痈疽方外，尚有疥癣、发颓、瘭疽、热毒，以及竹木刺伤，火伤等药方。可说是集当时外科之大成。
中国古代的战乱年代必定引发大疫，“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但这样的混乱之下，也客观刺激了医术的大进步。除了上述几位奇医奇书外，与华佗张仲景齐名，留下“杏林春暖”佳话的董奉（平）；华佗的学生，著有《神农本草经》的吴普等都是当时医学界的代表人物。只是团子笔拙才浅，无法一一记述，诸君可自查之。
军医制度浅析：中国古代军队的军医制度有着深厚的历史。大抵从春秋战国年间，就有了军医的设置。
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中已有巫医和方技，当与敌人作战时，便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凡重伤士兵都安顿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由士大夫家派人照料，每日以酒肉补养伤员，并经常派遣官吏巡视。痊愈后即造册上报，以便重行归队。如自行残伤以逃避兵役，罪及家属。
吕望《六韬》中曾提到军中有“方士三人，立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似乎在周初以方士主持军中的医药。 《墨子》书中说：“举巫医人有所长，具药官之，……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证明当时军中有巫医和方技。又说：“伤甚者令归治病，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瘳，辄造事上。诈为自残伤以辟事者，族之。”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在作战时设立临时伤兵医院之始。
齐景公之将军司马穰苴，对士卒“次舍并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疾，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赢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史记。司马穰苴传》）。他所著《司马法。仁本篇》中曾说：“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可见当时部队中已设有掌管医药的人员。
到了西汉，军队的医疗措施愈见成熟。
根据1931年西北考察团在居延附近（张掖西北），敦煌、蒲昌海（敦煌县西阳关西三百里）等地区发现不少有关医药的木简和遗物。在这些木简中，曾记载担任戍役的士卒中有几人“在养”，几人“在病”。在部队中第几队，戍卒某，患什么病，服什么药；或用针，或用灸；治疗结果，或死或愈，都记载得很详细，并有“病书”。
此外，还有“显明药函”（罗振玉，流沙坠简，第十三叶又参释文卷二第四十四叶）和“药盛橐”（居延汉简考释，卷三，器物类云：“药盛橐四” （八六）五，六）等残件，药函为长方覆斗形，有系绳纹和安置泥封的地方，其中所盛即行军必备药品。《汉书。窦田灌韩传》曾载：“灌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也说明当时军队备有战救药品。
居延烽燧遗址中还有疾病统计、医护人员记勤、和军队负伤人员的记录的“折伤薄”等木简，“折伤薄”署有 “天凤元年”（公元前80年）的字样，并有兽医。
以上出土文物及汉简，证明在汉代，屯驻在边防的部队中，确实有专门掌管医药的军医存在，并已略具驻屯医院的雏型。但其具体组织如何，在禁卫军和内地军中是否也同样实行，史书上没有记载。唯在《汉官》中曾记载公元前1世纪时，已置宫医卫士81人，系武职。隶属于光禄寺，可能是掌领军队医药的官员。这种驻屯边疆部队中的军医，是相沿不替的。凡两国交界和军事要冲地带，或彼此防地不同系统的军队中，也都设有军医。
由于对疫病的警惕和初步认识，汉末的人们已经知道了隔离治疗的重要性。这一方法同样被运用到了军队之中。
《后汉书》对此事曾有记载：“延熹四年冬（161），三公举为中郎将。……明年（162），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军士，三军感悦。”设备虽简陋，但它却是史书中记载在军队设立传染病隔离病院之始。
而对于军中疫病的预防，当时的军事决策者主要是通过避免疫病高发季节发动军事行动来进行规避。
在曹植的《说疫气》中，他明确提出了“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认为四时节候导致疫病。所以军事行动通常会选择秋冬，一方面是因为秋收之后仓廪充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考虑到疫病的关系。
既然疫病、伤患不分良贱，那么对于军事指挥者的健康状况就需要格外的关注。因为，到了魏晋时期，随军的太医、侍医就成了必不可少的设置。
《太平御览》载晋朝刘德“官至太医校尉”，《资治通鉴。晋纪》中记有武帝时程据为太医司马，又《晋书。刘曜传》所载刘曜被擒，石勒“使金疮医李永疗之”之事。可见公元五至六世纪时，朝廷已有专职治疗战伤的医生——金疮医。
北魏延昌元年（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世宗下诏说：“亡者不可复追，主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魏书。过宗纪》）。以上太医校尉、太医司马、金疮医和折伤医，可能都是当时的军医。而且有了比较健全的分类：金疮医、折伤医。以及高级医师：太医校尉、太医司马。[/size][/fo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