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长河中，先后出现过几个最好的历史时期，史称“盛世”，例如西汉“文景之治”发展到汉武帝而极盛，唐代“贞观之治”而至开元盛世，明代“永宣之治”称盛与清代“康雍乾盛世”，还有鲜为人知的“战国盛世”。其中，人们多以“盛世”命名的为“开元盛世”和“康乾盛世”。
五大盛世，皆承前代大乱之后，在新兴王朝上升时期推进至极盛。西汉在秦朝废墟上重建一代封建王朝，历170多年“休养生息”后才达到全盛。唐代开元盛世，是在隋末大乱之后，重新走向大治而出现的。其间，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道路。明，削平群雄，驱逐元朝统治者出长城，一统天下，经半个世纪的励精图治，终于开创了一代繁盛的局面即“永宣之治”。自神宗万历中期，乱象环生，经熹宗至崇祯，终酿成大乱，至清军入关前，已持续乱了约半个世纪。清入主中原，剿灭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扫荡南明势力，花费了近20年的时间。清朝就是在明末大乱的基础上再建一代王朝。又经过近70年，终由大乱转为大治。战国时期有些特殊，咋看起来，七国并立呈混乱状态，实际上是经过春秋“礼崩乐坏”、长期兼并而形成的政治新格局，各国保持了长期的相对稳定，最后由秦实现统一，始达大治顶峰。
各个盛世都具有共同特征：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局稳定，社会久安，国力强大，文化昌盛等。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视为“乱世”，然而也表明，旧制度行将崩溃，新制度正在产生。进入战国时期，相继有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实行变法，至中后期，秦国、韩国、齐国、赵国、燕国也都因变法而强大起来，尤其商鞅在秦国变法更为彻底，结果秦国比其它六国更强大。尽管各国变法程度不同，但最终都完成或基本完成社会制度变革，奴隶制被封建制取代。
远在西周时实行诸侯分封，经过春秋时的相互兼并，到战国时只剩下七国。这与此后的国家分裂有本质区别。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还不能算作真正的统一，只是尊夏、商、周天子为中心的宗族联盟，因而不能以“分裂”给战国定性。由春秋“万国”变为战国时的“七国”，是一次重大的进步；由七国最终变为秦国一国，秦始皇建大一统中央集权，乃春秋战国历史继续发展的结果。
秦兼并六国，废分封，行郡县制，统由中央即皇帝一人专制，首次将春秋以来倡导的“大一统”理论变为现实。自此以后，统一与分裂，不能不成为判断社会发展遵循的原则之一。当然不能说凡统一就绝对正确，凡分裂皆属罪过。当一代王朝末期已经腐败透顶，生产力的发展被严重阻碍甚至严重倒退，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候如农民起义“分裂”了它的统一，就成为必要，应当肯定，或者说“是一件好事”，毛泽东主席对中国农民起义之积极作用的肯定正说明了这一点。但分裂之后迟早要重归统一，正所谓“分久必合”。此乃中国历史发展规律。之所以肯定“大一统”，是因为它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这样，对“大一统”的实现程度，就成为认定盛世的重要条件。西汉文帝（前179——前157年）、景帝（前156——前141年）至武帝（前140——前87年），是开疆拓土的时期。向北，击败匈奴，战争持续半个世纪，将匈奴驱逐至漠北以远。原先由匈奴占据的漠南地区，以及河西走廊皆收入汉之版图；向西即玉门关以西、新疆南部，汉时称西域，被臣服而成为汉的疆土；向东，击败卫氏朝鲜，将其统治的部分辽东地区归入汉朝管辖；向南、西南、东南开拓，即今之广东、云南、浙江、福建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成为汉的一部分。主要是在武帝时期，建立了远胜秦朝的“大一统”。
唐至盛所建“大一统”，是继汉之后又一次扩大，历史多“汉唐”并称。唐，在西北击败突厥，设安西都护府；在东北，彻底击败高句丽，设安东都护府，远在黑龙江设黑水都督府，以辖东北地区。开元极盛，疆域之广远超西汉。
汉唐实现了空前的统一，是中国疆域扩大的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明永乐、宣德之时，从北与西北两个方向出击元朝后裔，控制了大漠南北；西南与南部即今云贵川等地行土司制，归中央管辖。在东北即今开原以北远至外兴安岭以北，东至苦兀（即库页岛），广设卫所，在黑龙江特林置奴儿干都司，以辖各卫所。周边的国家，如安南、暹罗、朝鲜等都是明的属国。永宣之后，长城以北和西北又为蒙古控制，与明时战时和，几与明相始终，明的疆域又有所缩小。论疆域之广大，统一之扩大，居汉唐之上者，除元朝外，唯有清康雍乾盛世可比。雍正帝声称：“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今六合成大一统之天下，东西南朔，声教所被，莫不尊亲”。此言尚早，实际上，至乾隆二十四年才最终平定西部准噶尔，青海、新疆南北、西藏地区才完全置于中央统辖之下。西部疆域达巴尔喀什湖以东，北部为漠南漠北，行盟旗制；西南已改土归流，行千余年的土司制被废除。在东北达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东至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包括库页岛在内）；东南至台湾岛以东；最南至南沙群岛，皆隶版图之内。置行省，命官驻军，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当时已有50多个民族共存于一个政权之下。清康乾发展了“大一统”，而且突破了历代“内诸夏外夷狄”的传统观念，自康熙起放弃修长城，这就破除了2000年来的隔阂，使得“中外一家”成为现实，这直接为现代中国版图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然，现在中国版图比清康乾盛世时小了四分之一，比那时有较大倒退）。
每代盛世，都在“大一统”的条件下，实现了长治久安，生产稳步发展，粮食足用，国库充实。汉武帝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又安，府库充实。”唐开元、天宝年间，每家都有数年的粮食储备，“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明永、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上下交足，军民胥裕”。清康熙时，国家储备更充足，自康熙五十年起，三年内分省区普免全国钱粮一周，至于地区性蠲免钱粮每年都有。总计康熙朝蠲免钱粮达白银1.4亿两。乾隆时，国家鼎盛，储备雄厚，先后四次普免全国钱粮，累计达白银1.2亿两；又三次普免全国漕粮1000万石左右。国库存银最高近8000万两，常年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即使打仗，军用浩繁，国库存银少则二三千万两，多则六千万两。
[backcolor=#666600]太康盛世[/backcolor]
太康盛世是指晋武帝统一全国，经济繁荣，在西晋初期出现的太平盛世。
公元265年，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承了相国晋王位，掌握全国军政大权。同年12月，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仿效曹丕代汉的故事，为自己登基做准备。在司马炎接任相国后，就有一些人受司马炎指使劝说魏帝曹奂早点让位。不久，曹奂下诏书说：“晋王，你家世代辅佐皇帝，功勋高过上天，四海蒙受司马家族的恩泽，上天要我把皇帝之位让给你，请顺应天命，不要推辞！”司马炎却假意多次推让。司马炎的心腹太尉何曾、卫将军贾充等人，带领满朝文武官员再三劝谏。司马炎多次推让后，才接受魏帝曹奂禅让，封曹奂为陈留王。司马炎于公元265年，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晋，史称为西晋，晋王司马炎成了晋武帝。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魏王朝从曹丕让汉帝禅位称帝，传了45年，到此结束。司马昭也同样让魏帝以禅让的手段获取了帝位，魏国遂亡。但这时的司马炎心里并不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王位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
从内部看，他的祖父、父亲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帝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操以后的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让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为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动乱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奠定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这种立国精神在国家的各种领域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公元268年，司马炎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5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治国方略。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腐败，曹操当年的风范已不复存在。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往往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长期的战乱更使百姓在惨淡的生计之外，还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最适合不过的。
击灭东吴统一全国
西晋成立之初，晋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大封功臣，许多大家族都被封为公侯。短短几年时间，晋武帝共封了57个王，500多个公侯。蜀汉灭亡不久，晋武帝为了稳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汉供职的官吏为朝官。晋武帝没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用手法，而是采取拉拢、收买人心的办法，稳定各级官吏，以确保社会稳定地过渡。因为晋武帝还看到，蜀汉虽亡，东吴未灭，全国还未统一。于是他开始运筹帷幄，准备击灭东吴，结束全国的分裂局面。
早在三国鼎立之时，魏的势力已超过蜀、吴，如以人口计，魏约占全国人口4/7，蜀、吴合占3/7。公元263年，魏灭蜀之后，三国鼎立变成了南北对峙，魏的力量更加强大。晋武帝代魏之后，雄心勃勃，“密有灭吴之计”，准备出兵灭吴，统一全国。 西晋全国正处于一种积极的态势之中，然而吴国却是在走下坡路。吴主孙皓的荒淫、残暴使吴国丧失了重整旗鼓的机会。孙皓命令大臣的女儿要先经过他的挑选，漂亮的入后宫供他一人享受，剩下的才能谈婚论嫁，这使他丧失了大臣们的支持，自毁根本，最终成了孤家寡人。对他劝谏的中书令贺邵不但没有受到他的表扬，反而被他用烧红的锯条残忍地锯下了舌头，其残暴程度与商纣王没有任何区别。孙皓杀人的方法很多，很残忍，像挖眼、剥脸皮和砍掉双脚等。孙皓的残暴注定了他要灭亡。由于孙皓的残暴使手下的将领们也对他丧失了信心，纷纷投降西晋。西晋的大臣们见吴国国力下降，政局不稳，也纷纷劝说司马炎趁机灭掉吴国。
但是，晋武帝受到了以太尉录尚书事贾充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吴有长江天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以取胜。且近几年来西鲜卑举兵反晋，此时对吴作战，并“非其时”。而羊祜、张华、杜预等人则认为：吴帝孙皓腐化透顶，他不但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镇压，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排除异己，用刑残酷。孙吴目前是“上下离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战而胜”。如果错过机会，“吴人更立令主”，励精图治，再去灭吴就相当不容易了。
两派意见，针锋相对。这样，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摆在了晋武帝面前：是否出兵灭吴，统一全国？晋武帝意识到，自秦汉以来，统一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流，广大平民百姓要求统一，渴望和平。因此，晋武帝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
为了完成灭吴大业，晋武帝在战略上做了充分准备。早在公元269年，他就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荆州与东吴重镇石城(今湖北钟祥县)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连饭也吃不饱。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这样，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有一次，吴将邓香被晋军抓到夏口，羊祜部下坚持要杀掉，羊祜不但不杀邓，而且还亲自为其松绑，把邓送了回去。有时，吴军狩猎打伤的野兽逃到了晋军领地，晋军也把这些野兽送到吴军帐内。正是由于这样的“厚”爱，东吴将领们的心已经一步步趋向晋军。
晋武帝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公元279年，晋军开始向东吴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为了迅速夺取胜利，晋军分5路沿长江北岸，向吴军齐头并发。第6路晋军由巴东、益州出发，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20万晋军直扑东吴。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处用粗大的铁链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用麻油浇灌的火点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够把铁链烧断。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
在第6路晋军进攻东吴时，为了分散、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安东将军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
公元280年，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结束了。晋武帝司马炎终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西晋初的政治繁荣局面
咸宁六年（280）四月改元太康。在以后的10余年间（280—289），西晋政府重视生产，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牛马遍野，余粮委田，出现了四海平一、天下康宁的升平景象。史称“太康繁荣”或“太康盛世”。
[backcolor=#666600]汉武盛世[/backcolor] 公元前140年，年仅16岁的刘彻即位，他就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汉武帝在位54年期间，励精图治，对内广揽人才，创设制度，发展经济；对外征伐四夷、开通西域，从而使汉王朝走向鼎盛。汉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富于进取精神的帝王,在我国历史上，他第一次确立了儒家在国家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第一次实现了中西方大规模文化交流与融合。班固在《汉书·汉武帝》中这样评价，“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在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汉武盛世。
汉武帝刘彻相关事件
大一统措施
汉武帝即位之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相当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潜在威胁还不小。所以，他在继续推行景帝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
政治：在政治方面，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削弱汉初分封的诸侯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监察制度等。汉武帝还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设刺史、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军事：在军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改革兵制。派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使北部边郡得以安定，派张骞出使西域，开括了西北边疆：开通了西汉联系西域以至中亚给地通道
经济：在经济方面，采取重农轻商，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大力打击奸商；又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统一铸造五铢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同时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还有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当时的货币进行统一。
思想：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大力推行儒学，在长安设太学。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统治正统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也有弊端，就是不利于思想多元化的发展。
人事：汉武帝也非常注重人才的开发，他确立了察举制度，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统计。
意义：西汉进入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鼎盛局面。
对外关系 发动对匈奴战争 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李广、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派张骞出使西域
汉武帝在发动对匈奴战争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与西域的联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对东北方和南方用兵，扩充疆土，在东北方，他派兵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北部），置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汉帝国的版图至此基本成形。
同时使南方的夜郎、南越政权归附汉朝，在西南先后设立了七个郡，最南端超过今天越南胡志明市，这也使得今天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归中国版图。
后果 汉武帝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并由于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捐税增高，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但对匈奴的打击使匈奴再无力与西汉政府相对抗，保证了北方边郡乃至全国的安全。
名臣名将
大司马大将军：卫青 霍光
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
丞相：卫绾、窦婴、许昌、田蚡、薛泽、公孙弘、李蔡、庄青翟、赵周、石庆、 公孙贺、刘屈氂、田千秋
太尉：田蚡
御史大夫：庄青翟 韩安国 公孙弘 张汤 石庆 卜式 儿宽 杜周 桑弘羊
列将军： 霍去病 金日磾（di) 上官桀
奉常太常：王臧 孔臧 韩延年
郎中令： 王臧 李广 李敢
卫尉： 李广 韩安国 张骞 路博得
太仆： 灌夫 公孙贺 公孙敬声
廷尉： 张汤 赵禹 杜周 郭居
太行令大鸿胪： 王恢 李息 张骞 田千秋
宗正大农令：韩安国 郑当时 刘受 颜异 桑弘羊
中尉少府执金吾：韩安国 赵禹 李息 王温舒 尹齐 颜异 桑弘羊
都尉： 汲黯 朱买臣 江充
内史：石庆 郑当时 公孙弘 汲黯 儿宽 减宣 还有东方朔 主父偃 司马迁 苏武 董仲舒 司马相如
历史贡献
汉武盛世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创造了数个第一：
一、独尊儒术 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之正统，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者所推崇。这里要说明的是，汉武帝并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致使大力提倡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例如夏侯始昌既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宰相公孙弘兼治儒法两家；主父偃以纵横家起家；耿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以黄老学说起家。
二、设立中朝 抑制外朝 在惠文景帝期间，丞相大多主要是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礼遇，武帝和丞相多有不合，为贯彻自己的命令，于是设立中朝，尚书台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三、建立年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六年。
四、太初改历 太初元年（前104）改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
五、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自汉代延续至今，今天盐铁茶主要仍由政府及国企控制。
六、通西域 中国传出了冶铁术、凿井术、丝绸制造、漆器制造等技术，西方（域）传入胡（黄）瓜 胡萝卜 葡萄 汗血马 核桃 天马等 历史意义重大
七、开疆拓土 西北：霍去病、 卫青、 李广利、张骞以及细君解忧等人的前赴后继的努力西域首次与中国联系紧密，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 西南：使者军队的接连出现使西南边陲第一次并入中国版图 北方：卫青霍去病的出击使北疆长时间稳定，保护了京师的稳定。 由此汉武帝也成了和秦始皇并列的千古一帝，后人常用“秦皇汉武”并称。
历史评价
《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
汉武帝创造了六个“第一”；第一：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的皇帝。第二：第一个创立太学培养人才的皇帝。第三：第一个大力拓展中国疆土的皇帝。第四：第一个开通西域的皇帝。第五：第一个用皇帝年号来纪元的皇帝。第六：第一个用罪己诏形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正如历史连续剧《汉武大帝》所云：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伟大民族永远的名字。
汉武帝创立年号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他登基之初，继续他父亲生前推行的养生息民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他设立刺史，监察地方。在军队和经济上则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同时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成为封建正统地位地位铺平了道路。不过事实上汉武帝时期从来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扬儒学的同时汉武帝亦采用法规和刑法来巩固政府的权威和显示皇权的地位，因此汉学家认为这更应该是以法为主以儒为辅，内法外儒的一种体制，对广大百姓宣扬儒道以示政府的怀柔，而对政府内部又施以严酷的刑法来约束大臣。而宣儒并不等于弃法，法依然是汉武帝时期的最终裁决手段，当时积极启用的汲黯和主父偃即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春节始于太初改历，汉武帝改正朔。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漠南无王庭”。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从此西域成为几大文明交汇之地，汉武帝被称为“冠于百王”。
[backcolor=#666600]永乐盛世[/backcolor]
永乐盛世是明成祖统治时期所出现的盛世。明成祖统治期间以永乐作为年号，明成祖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发展经济，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并且宣扬国威，大力开拓海外交流，后世的史学家称其为永乐盛世。
迁都
明成祖朱棣在夺取帝位后，决定迁都北京，就开始建造紫禁城宫殿，到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造完毕。永乐十九年(1421年)年，正式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从此以后，北京就是明代的政治中心。
建造紫禁城 北京紫禁城占地面积724250平方米，还没把护城河与城墙的绿化带计算在内。宫殿建筑总面积达163,000㎡。紫禁城是一座长方形的城池，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四周有高10米多的城墙围绕，城墙的外沿周长为3428米，城墙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是护卫紫禁城的重要设施。城墙四边各有一门，南为午门，北为神武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城墙的四角有四座设计精巧的角楼。紫禁城宫殿都是木结构、黄琉璃瓦顶、青白石底座，饰以金碧辉煌的彩画。其平面布局，立体效果，以及形式上的雄伟、堂皇、庄严、和谐，都可以说世上罕见的。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是中国二千多年专制社会皇权思想的集中体现。与中国历代皇宫一样，故宫的总体规划和建筑形制完全服从并体现了古代宗法礼制的要求，突出了至高无上的帝王权威。
北京紫禁城筹建于明成祖永乐(1404年～1424年)五年，兴建于永乐十五年至十八年。整个营造工程由侯爵陈圭督造，具体负责是规划师吴中。从明永乐五年（1407）年起，明太宗集中全国匠师，征调了二、三十万民工和军工，经过14年的时间，建成了这组规模宏大的宫殿组群，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建筑之一
改革吏治
明太祖时，由于废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事无巨细都要皇帝亲自处理，所以皇帝非常累。明太宗时期，完善了文官制度，在朝廷中逐渐形成了后来内阁制度的雏形。这个内阁制度后来被西方国家所效仿，一直延续到现在。
发展经济
明成祖对各地方官吏要求极为严格，要求凡地方官吏必须深入了解民情，随时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永乐十年(1412年)，朱棣命令入朝觐见的地方官吏五百余人各自陈述当地的民情，还规定“不言者罪之，言有不当者勿问’。之后，永乐帝宣布“谕户部，凡郡县有司及朝使目击民艰不言者，悉逮治。”即地方官或中央派出的民情观察员，如果看到民间疾苦而不实报的，要逮捕法办。对民间发生了灾情，地方上要及时赈济，做到“水旱朝告夕振.无有雍塞”。
文化教育
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至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即《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比十八世纪中叶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和《法国百科全书》要早300多年。
赫赫文治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全书正文22877卷，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对外军事
为了彻底解决大元朝的残余势力，从永乐八年(1410年)开始，朱棣亲自率领明军进行北伐。这次北伐，明军在飞云山大战中击破五万元朝铁骑，蒙古本部的鞑靼向明朝称臣纳贡，永乐帝封鞑靼大汗为和宁王。随后明军一直进入到擒狐山，在巨石上刻字为碑“翰海为镡，天山为锷。”
永乐十年(1414年)，永乐帝举行第二次北伐，击败了蒙古另一部瓦剌，瓦剌遣使谢罪之后，班师回朝。
永乐十七年(1421年)，朱棣举行第三次北伐，大败兀良哈蒙古。元朝势力遭到明朝的连续进攻后，此后数十年没有进攻明朝。
永乐七年(1409年)，明朝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设立了奴儿干都司，管辖今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等地。
对西藏的功绩
河州卫口外的边都沟（今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土司，一直延续到近代，即是十世班禅大师所出身的文都千户家族。该家族原在西藏，与萨迦款氏家族同宗，先祖随八思巴到青海，定居在循化文都，成为当地的藏族首领。明朝初年该家族归附明朝，其首领赏思曾进京朝贡，受到明成祖的封赏。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文都千户家还保存着明成祖赐给赏思的敕书和铜牌，敕书中写道：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俺汉人地面西边，西手里草地里西番各族头目，与俺每近磨道。唯有必里阿卜束，自俺父皇太祖高皇帝得了西边，便来入贡，那意思甚好。有今俺即了大位子，恁阿卜束的儿子结束，不忘俺太祖高皇帝恩德，知天道，便差侄阿卜束来京进贡，十分至诚。俺见这好意思，就将必里千户所升起作卫。中书舍人便将俺的言语诰里面写得仔细回去，升他做明威将军、必里卫指挥佥事，世世子孙做勾当者。本族西番听管领着。若有不听管属者，将大法度治他，尔兵曹如敕勿怠。永乐元年五月初五日 上钤敕命之宝。”
永乐二年诏：“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俺汉人地面西边，西手里草地西番各族头目，与俺每好生磨道。自我太祖高皇帝得了西边时，尔必里阿卜束便来入贡。及俺即了大位子，阿卜束的儿子结束，能知天道，便差人来京进贡。俺见这意思十分至诚，就将必里千户升起作卫，着他做明卫将军本卫指挥佥事。阿哈巴差人来谢恩进贡。告称他兄弟结束病故了，欲要袭他职事。恁中书舍人便将俺的言语诰里写得仔细回去，教他阿哈巴仍做明威将军、必里卫指挥佥事，世世子孙做勾当者，本族西番听管领着。若有不听管属的，将大法度治他，尔兵曹如敕毋怠。”隆务寺原藏明政府敕封必里族头目为百户的诰命一件，录文于后。
永乐四年诏：“奉天承运皇帝敕曰：俺汉人地面西边，西手里草地西番各族头目，与俺每好生近磨道，我皇考太祖高皇帝统一了天下，那汉每好意思，多曾到有。自我即了大位，恁笼班不忘俺太祖皇帝恩德，知天道，向慕朝庭，俺见这好意思，与了名分。中书舍人便将俺的言语敕里写得仔细回去，着他做昭信校尉、必里卫指挥司百户，世世子孙做勾当者。本族西番听管领着。若有不听管属的，将大法度治他，尔兵曹如敕毋怠。”
海外交流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遣宦官郑和为正使，王景和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宝船”六十二艘，远航西洋。明朝舰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到占城(今越南南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苏门答腊及锡兰等地，经印度西岸折回返国。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间，先后七次出海远航，经过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这就是伟大的郑和下西洋。 永乐帝在位期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backcolor=#666600]开元盛世[/backcolor]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比较清明，任用贤能，经济迅速发展，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唐朝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史称“开元盛世”共29年。
开元之治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比较清明，任用贤能，经济迅速发展，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唐朝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史称“开元盛世”共29年。 注：在大部分历史教材中，均将“开元之治”称作“开元盛世”。
历史背景
唐朝自武则天退位到玄宗即位以前的中宗、睿宗统治期间（705—712年）政局极不稳定。武氏诸王、中宗的韦皇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武后女儿太平公主都参预政权，朝廷大臣也分为几派，相互排挤，因此接连发生政变。开元元年（713年），玄宗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消灭了政敌太平公主一伙，才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此后，为了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许多改良措施。
改革措施
任用贤能
玄宗即位后，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改革吏治
玄宗采纳张九龄的建议，制定官吏的迁调制度。选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调为都督刺史，以训练他们的处事才能及培养唐玄宗李隆基行政经验。同时间，又选取都督刺史中有作为者，将其升为京官。这样内外互调，增进了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玄宗亦将全国分为十五道，於各道置采访使，以监督地方州县的官员，并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而在选拔人材方面，玄宗亦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
发展经济
玄宗於这段时间甚为节俭，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後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後宫的奢靡之风。他并命令宇文融清查全国的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共查得八十多万户，大幅增加唐朝的税收及兵力来源。因为这些措施，唐朝的财政变得丰裕，而且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 具体： 农业方面：①兴修大型水利工程。②农耕技术提高：水稻广泛采用育秧移植。③茶叶生产的发展：唐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作者陆羽被后人称为“茶圣”。饮茶之风开始在唐朝盛兴。④生产工具的改进：出现新的农业工具──曲辕犁；创制新灌溉工具──筒车。 手工业方面：①丝织业：花色品种多，技术高超。②陶瓷业：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唐三彩（世界工艺的珍品）。 商业繁荣：①著名的大都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②长安城：城内分为坊和市，坊是居民宅区，市为繁荣的商业区。唐都长安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
提倡文教
唐玄宗时期，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内容，以及为了撰拔人才，亲自在殿试考核吏部新录取的县令。而且对儒生十分优厚，下令群臣访求历朝遗书，共觅得图书近五万卷，便唐朝的文化事业迈向鼎峰。 文学方面：唐朝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流传至今的有两千多位诗人的近五万首诗歌。 代表诗人： ①李白（盛唐）──“诗仙”（《早发白帝城》、《蜀道难》） ②杜甫（盛－衰）──“诗圣”“诗史”（“三吏”“三别”） ③白居易（中唐）──《秦中吟》《新乐府》，诗歌反映现实。 书法：“颜筋柳骨” 1、颜真卿：创立雄浑敦厚的新书体，称“颜体”，是继王羲之之后我国书法史上最有成就的大书法家，代表作为《颜氏家庙碑》《多宝塔碑》。颜真卿。 2、柳公权：博采众长，别出新意，成“柳体”，其字方折峻丽，骨力劲健。代表作为《玄秘塔碑》。 绘画 1、（唐朝）阎立本：擅长人物画，代表作为《历代帝王图》《步辇图》。 2、（唐朝）吴道子：“画圣”，开后世写意画先河，代表作《天王送子图》。 艺术宝库 代表：甘肃敦煌莫高窟（大部分隋唐开凿，壁画和彩色塑像，堪称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
军事
玄宗采纳张说之提议，实行募兵制，以取代日渐废弛的府兵制。在公元722年，他亲自挑选府兵及壮丁共12万人作为京师的宿卫，并称为「骑」。而他亦於边疆地带设置十大兵镇，以节度使节制，作为统治异族与巩固边防的措施。
内、外交方面
国内 1、7世纪前期，吐蕃（今西藏）杰出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他仰慕中原文明，几次向唐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他，文成公主入吐蕃后，带去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增进了汉藏之间友好关系。8世纪初，唐朝又把金城公主嫁到吐蕃赞普尺带珠丹。至此，吐蕃和唐朝已经成为“和同为一家”了。 2、回纥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8世纪中期，唐玄宗封回纥首领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后来，回纥改名为“回鹘”。 3、7世纪末，粟末靺鞨部首领大祚荣统一了周围各部，建立政权。8世纪前期，唐玄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加授渤海都督。从此，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号。粟末靺鞨有“海东盛国”之称。唐朝管理东北边疆的机构是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 4、诏居民是今天彝族和白族的祖先。南诏首领皮罗阁统一六诏，唐玄宗封他为云南王。 国际 △中日之间 隋唐时，中日两国交往密切。贞观年间，日本有很多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唐学习。遣唐使回国后很受重用，他们以唐朝的制度为模式，进行政治改革，还参照汉字创制了日本文字，在社会生活上至今都保留唐朝人的某些风尚。唐朝赴日本的使节和僧人中，最有影响的是鉴真，曾六次东渡日本，在日本传播唐朝文化。 △唐与新罗的关系 1、方式：①派遣使节和大批留学生到唐朝学习；②新罗商人来中国经商，新罗物产居唐朝进口首位。 2、表现有：仿唐制建立政治制度、采用科举制选官吏、引入了中国的医学、天文、历算等科技成就。 △唐与天竺的关系──玄奘西游 唐朝时中国与天竺交往频繁，最杰出的使者是高僧玄奘。贞观初年，他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回国后，专心翻译佛经，还写成著名的《大唐西域记》。这部书是研究中亚、印度半岛以及我国新疆地区历史和佛学的重要典籍。 思考：根据所学知识，结合教材内容，说说唐朝时期对外交往的特点吗？促使唐朝对外交往活跃的因素有什么呢？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唐朝的对外交往情况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特点：①对外交往比较活跃，与亚洲乃至非洲、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有往来。②唐政府鼓励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允许他们长期居住。③长安、洛阳、广州、扬州等地都有频繁的外贸活动。④唐朝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各国称中国人为“唐人”。 ▲因素：①国家安定统一；②经济文化繁荣；③对外开放政策；④对外交通发达。 ▲启示：第一，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第二，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发展经济文化。第三，学习唐朝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在传播先进文化的同时，要善于吸取其精华，为己所用。
开元之治评价
成绩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开元通宝泰山。米斗至十三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凭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刀。”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7，861，236（最多时逾千万），人口45，431，265，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他如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显著成就。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帜。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严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627—655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唐玄宗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1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于是在开元五年，收复陷于契丹21年的辽西12州，于柳成（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唐朝；西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国镇节度经略使，阻止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河西之西设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不绝。
负面影响
在开元之治繁荣强盛的背面，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土地兼并激烈，大量农民逃亡，均田制、府兵和租庸调制都濒于崩溃，特别是节度使统辖的军事力量加强而内地军备废弛，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
与贞观之治之比较
贞观之治时，唐朝百废待兴，虽有所治绩，但距「辉煌」还颇远。但当时唐朝正值方兴未艾之际，因此虽历经政变，仍然应付自如。而到了开元之治时，唐朝经过了百年的发展与积累，已臻於鼎盛，进入了黄金时代。但已处於盛极而衰的边缘，因此已开始出现腐朽的现像，在遇到变乱时，即无力回天，结果走向灭亡。
唐玄宗后期（唐朝的衰亡）
唐玄宗统治后期，他渐渐贪图享乐，宠爱杨贵妃，不理政事。他还任用奸臣，造成朝政混乱，导致以边将安禄山和史思明为首的叛乱。历史上称之为“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我国历史一次重要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唐朝从此日渐衰落。公元9世纪后期，爆发了唐末农民大起义，唐朝瓦解。907年，唐朝灭亡。
[backcolor=#666600]康乾盛世[/backcolor]
1.基本含义
“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是我国封建清王朝前期统治下的繁盛社会。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
关于康乾盛世，历来争议不断，一方认为“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因为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疆域的扩大，经济的繁荣，人口的激增，手工业的发达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特征。另一方则认为康乾时期“思想活跃”、“文化昌盛”、“贸易繁荣”、“科技发达”这几项均不能达标，因此不是盛世：①思想方面 ，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文化高压政策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肆意屠戮文士，流放关外（著名流放地如宁古塔）的士人竟高达数百万之巨，严重制约了社会思想的进步，并彻底扼杀了明末以来的启蒙思想解放进程；②文化方面，满清统治者借修编《四库全书》之名，趁机销毁、篡改了大量不符合统治阶级观念的书籍；③外交方面，闭关锁国，“贸易繁荣”自然也算不上；④科技方面，轻视热兵器与科技，“科技发达”显然不是。西方传统史学界亦提及这种说法。也有些学者指出康乾时期的缺陷，比如马克思曾表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
2.历史评价
我们应以客观实际的态度评价这一时期的功过是非。“康乾盛世”是一个不完美的盛世、平庸的盛世。首先，“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的纵向看，其盛世规模只有量的增加而没有质的改变；其次，从世界的横向看，康乾盛世时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当时的经济生产总量仍高于西方，但是生产技术却相对落后了）、文化科技已经落后于西方，这是文景之治、汉武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当时是世界领先）、仁宗盛治、洪武之治、永乐盛世（当时是世界第一）没有出现的情况。还有，盛世下的清朝有很多弊端：第一，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及恢复农业生产，清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导致明末强大的资本主义发展势头被呃杀；第二，大兴文字狱，残害大量文人学士，严重禁锢了人民的思想，使得明末繁荣的百家争鸣，科技发展彻底消失，中国从此进入一个死气沉沉而昏暗的时代，被欧洲人称为“中国的中世纪”。当“康乾盛世”正在进行时，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
不过康乾时代贡献仍十分卓著，如康熙时代统一台湾，平定三藩，抗击沙俄侵略，三征噶尔丹，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使疆域空前扩大。雍正时代广泛实行“摊丁入亩”税制，使经济、人口迅速发展；还有改土归流，加强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乾隆时代继续改进和完善各项制度，使人丁繁多，国家富庶起来，而且开辟新疆，这时清朝的疆域仅次于元朝，但实际有效控制区域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经康乾百余年的发展，人口已超过3 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2/5，是明朝最多人口数的2倍，比清初人口最少时增长了5倍。 “康乾盛世”的到来，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由于康雍乾三位皇帝的个人素质，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延缓了封建社会衰败的进程但是却改变不了其衰败的命运，“康乾盛世”的繁荣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落日余晖。
（二）“康乾盛世”的疆域
国家统一，社会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这是一个盛世到来的基本条件，而“康乾盛世”之所以叫盛世，很大原因是符合这一条件。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尔葛尔丹一统漠西，即在中亚一带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康熙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的大一统，但不久即被分裂，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一统新疆为标志，才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这时的“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在康乾盛世中，中国的总面积达到过1300多万平方千米。成为当时世界最辽阔的疆域，它西跨葱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达外兴安岭及其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至台湾岛及其附属岛等，南到曾母暗沙。学者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赞扬清廷：“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褆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即是对这种景象的歌颂。然而为了“鼎盛”，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乾隆的“十全武功”也给国家造成了一定的财政压力。
（三）“康乾盛世”的农业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里，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耕地先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就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雍正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农业种植方法的进步，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康熙大帝多亿公斤。
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乾隆年间，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占十之八九。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 人口的大量增加一个重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 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由于地理大发现）。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的推广养活了更多的人口。
（四）“康乾盛世”的人口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是主要因素。康熙时期中国人口重新突破1亿，乾隆五年清查人口时，全国人数1.4亿，到了乾隆二十七年，已经超过２亿人，乾隆五十五年突破３亿大关，人口增长原因有三点：第一，明末引进的高产作物玉米、番薯的大面积种植，使得粮食产量能够养活大量人口。第二，社会长期安定，百姓有了休养生息的时间；第三，“盛世滋丁，永不加赋”，“摊丁入亩”等税收政策的实行，使百姓可以毫无顾忌的生殖繁衍。虽然清朝人丁兴旺是个不争的事实，也客观证明了清朝康乾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但是，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和人口素质提高同步，中国人在清代的黑暗统治中渐渐失去了活力，愚昧和落后开始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人的代名词。并且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饥民、流民现象开始频繁起来。使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人口失去了增长的空间，从而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
（五）康乾盛世的手工业
明末清初，因长期战乱，手工业生产也遭到严重破坏。大约经过五六十年的光景，到康熙中期以后，手工业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丝织业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乾隆很发达。虽然清朝统治者在江宁、苏、杭设有织造衙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南丝织业的正常发展，但清代民间丝织业还是发展很快。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进，“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即使在偏远的贵州，丝织业也得到很大发展。道光时，贵州遵义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招致了秦、晋、闽、粤各省客商竞来购买贩运。但整体而言，清代丝织业已落后于明代。
清代的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进。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进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以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清代，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制瓷业的最大中心。到乾、嘉时，不说官窑，单“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除景德镇外其他各地的制瓷业也都发展起来。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制糖业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都很发达。康熙至乾、嘉之际，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每岁产蔗糖“六十余万篓”，“篓一百七八十斤”，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此外，浙江、江西、江苏等省的甘蔗种植和制糖行业，也日益发展起来。
矿冶业在清代也有进一步发展。云南的铜矿，贵州的铅矿，广东、山西、河南、山东的铁矿，开采的规模都比较大。如云南的铜矿，至乾、嘉极盛时，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从前大厂（砂丁）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百十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那里有铸锅业、炒铁业、制铁线业、制钉业和制针业等行业，而尤以铸锅业最为有名。所铸铁锅不仅行销国内各地，而且也大量输出国外。
清代前期，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更加密切。如河南、东北的棉花供销各地，而棉花却又仰给于外省。广东佛山镇的各种铁器，行销全国，当时有“佛山之冶遍天下”的说法，其他如苏州的丝、棉织品，南京的绸缎，景德镇的瓷器，广东、台湾的蔗糖，安徽、福建、湖南的茶，也都行销各地。特别是江南丝织品，清代比明代有更广大的国内外市场。例如南京所产的绸缎，几乎行销遍全国。当时中国的手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手工业产值的30%。 棉桑等经济作物只准种在“不可以种植五谷之处”。粮食以外的作物尚且要禁，何况工商。清朝皇帝认为“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多次表示“招商开厂……断不可行”，“矿厂除严禁之外，无二议也”（中国历代君主都是这样认为的，主要是由于当时生产力所决定） 。
（六）“康乾盛世”的文化
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浚、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禛、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禛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的摧残人才，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它虽采用夸张的手法，却体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深刻的现实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朴素的语言艺术，也能做到“戚而能谐，惋而多讽”，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气氛浓郁，语言优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康乾时期清朝统治者汇集众多专家、学者编修了《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典籍，成为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然而清统治者毁书亦多，则是一大罪过。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发达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清廷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连“清风明月”四字都可以导致文字狱，想象力倒是很丰富）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七）“康乾盛世”的吏治
1.悲剧之源
“盛世”表象下的危机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带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文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就是不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2.腐败愈演愈烈
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清朝入关初期任用大量明末官吏，政风一直不好。康熙时代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提高官员的道德素质，涌现出以于成龙为代表的一批清官。但是康熙帝本人以仁爱著称，对一些腐败的官员的处罚较轻，导致康熙末年腐败成风。雍正帝时一方面加大反腐力度，严惩贪官污吏绝不留情，另一方面采取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措施以减少腐败。火耗归公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一些官员的贪污钱路，养廉银措施给官员以可观的经济收入（即高薪养廉），让他们不要为贪钱而失去现在的俸禄。 所以雍正一朝吏治较好。但是到了乾隆后期，吏治又坏，特别到了乾隆晚年，一个和珅的家产竟能达到8亿两（实际现在学术界估算应在2000~3000万两之间）白银，可见当时官员贪污达到了什么样个状况。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却几十年来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申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时期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此外，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八）“康乾盛世”的政治制度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然而清朝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例如，清初“圈地运动”破坏了生产力；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极大地加强了君权；“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资本主义的萌芽。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清代政治和中国传统政治不同，因它背后有一批特别拥护皇帝的，这便是皇帝的同部族，就是满洲人；照理皇帝是一国元首，他该获到全国民众之拥护，不该在全国民众里另有一批专门拥护此政权的,这样的政权，便是私政权，基础便不稳固。钱穆旗帜鲜明地提出，“清承明制”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满清政府是倒退的。中国自唐宋以来，政治哲学不断发展，到明末，已经产生反思儒学、批判儒教的思潮。宋明社会的发展，已经有了重构政治哲学的逻辑要求，宋明社会对汉唐以来的思想哲学进行了消解，消解孕育新的文明高度。明末腐朽的封建官僚体系逐渐没落，社会思想的逐渐解放极大地冲击了明代专制统治，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人着力发展一种更为顺应资本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正在中华文明如蛹化蝶时，满清入主中原，落后的统治阶级根本无力理解和实践这新产生的思想，反而觉得已被汉族士人扬弃的汉唐儒学很是先进，于是大力尊孔读经八股取士，这等于在政治上中国又重走了一回唐宋之路，这是历史的停滞、倒退。另外，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得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
所谓“清承明制”，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然其基本制度措施，都是效法明朝的。康雍乾时期完善和确定了清代的政治制度。在中央，明朝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内阁，内阁大学士有票拟之权，虽然票拟作用的大小决定于皇帝是否采纳，然而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大多怠政，导致了内阁作用突出。而清朝也有内阁，但是由于皇帝大多勤政，又推崇乾纲独断，导致内阁形同虚设。清朝雍正时设有军机处，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而军机大臣虽然有一定权力，但是在皇帝大权独揽又勤政的情况下，也常常是“跪受笔录”。明清虽然不设宰相，但是明代内阁大学士就有宰相之实，而清朝只有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宰相之实，可见清代对大臣的管制之严。清朝在地方每省设巡抚（有的一省或几省还设总督），这种制度在雍正时期确立。总督、巡抚的权力很大，手握一省或几省的军政大权，但是清代有严密的监察体系和措施（包括御史制度和密折制度），所清代地方权力虽大，但是一直是效忠中央。
清代的政治制度，单从中国历代相比，可以说较为完善，所以清政府一直保持着高效的办事效率，中央有决策，地方马上就可以执行，而且没有出现过地方督抚做大叛乱的情况，在晚清虽然多次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但是国家没有分裂，可以看出康雍乾制定的政治制度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中国加紧封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政时，西方国家却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政体不是君主立宪就是走向共和，从这点可以看出康雍乾的政治制度虽卓有成效，但却不合时宜，大开倒车，越有成效，危害越大。
（九）“康乾盛世”的弊政
沿海迁界，使中国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但沿海迁界的过程不是象现在的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沿海迁界的过程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屠杀和掠夺。按照当时人的记载“勒期仅三日，远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骑即至，一时跄踉，富人尽弃其赀，贫人夫荷釜，妻襁儿，携斗米，挟束稿，望门依栖。起江浙，抵闽粤，数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尽流移。” 翻成白话，就是限期三天迁移，距离远的人根本来不及知道消息，距离近的人就算知道了消息，也不相信。过了两天，军队骑兵就到，于是富人全部抛弃自己财富，贫穷的人拿着锅子带着妻子儿女，全部流离失所，从江浙到广东福建，沿海数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变成了荒野蓬蒿。可以想象，就算现代的人从筹划搬家到实施，具体运作准备，也绝对不是三天里就能完成。然而当时中国的沿海居民，就是在这样没有任何预兆准备的情况下，在清廷统治者的淫威逼迫下，迁离故土，凄惨悲苦的情状不问可知。
清廷入关之后，清廷为了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抗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的东宁国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殖民统治，曾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康熙元年（1662年）、五年（1666年）禁止人民出海贸易。
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而且此时日本的德川幕府为了防止中国产品对日本的冲击，对与清廷的贸易也采取严格的限制。因此，此时的海外贸易与明末相比，已经大为衰弱。到了乾隆（1757年）以后，清廷开始实行全面的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阻碍了清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使清国丧失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佳时期，为后来清国百年积弱落后埋下伏笔，而清廷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了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国为首的东方世界。清初的海禁从清朝入关(1644)多尔衮时期就开始发生，在康熙八年（1669）开放海禁，广东一省对外贸易骤涨。一直到1757年，乾隆皇帝颁布禁海令，使清朝长达83年的再次断绝了与世界的往来。一直到1840年再次开放海禁。
（十）“康乾盛世”的对外关系
清朝因沿袭了汉族王朝的天下观，将西方国家视为夷狄，着眼于怀柔远人和外夷归附，但又严加防范。清朝承袭了明朝的朝贡体制，以天朝上邦自居，在康乾时期向其朝贡的国家有朝鲜、琉球，安南、南掌（老挝）、暹罗（泰国）、缅甸，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浩罕、哈萨克、布鲁特、布哈尔、巴达山克、爱乌罕（阿富汗）、苏禄、博罗尔、玛尔噶朗、坎巨提、安集延、那木干、兰芳共和国等。
康乾时期中国还与沙皇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恰克图条约》等条约划清了中俄两国的疆界，阻止的沙皇俄国南侵的势头。但是康乾时期国际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而清迁“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但是，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危险，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对分裂势力的支持，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道采取措施加强对陆疆的防御。而对海上殖民势力的威胁，清朝也缺乏准备。面对海上殖民势力的不断进逼，却不知道好好整军备战，而忙于修圆明园，安于享乐。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并且须遵守种种限制。清朝中期，清政府对外商来华实施更为严格的限制，国门关闭得更加紧密。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它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十一）“康乾盛世”研究汇编
学术界关于康乾是否为盛世一直存在争议。阎崇年曾与港大一教授拟合作一篇论文，题目叫《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但最后专家委员会没通过，因为委员会多数是西方人，他们认为康乾是黑暗时代而非黄金时代。
1.古人的记载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在康熙四十年的盛世是这样概括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 (根据日本学者研究，康熙中期是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从此以后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人均GDP开始一路下滑) 清兴五十余年矣。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贱而艰于食，布帛贱而艰于衣，舟转市集而货折赀，居官者去官而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金钱，所以通有无也。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不见缗钱，无以通之。故农民冻馁，百货皆死，丰年如凶，良贾无筹。行于都市，列肆琨耀，冠服华腆，入其家室，朝则熄无烟，寒则蜷体不申。吴中之民，多鬻男女于远方，男之美为优，恶者为奴。女之美为妾，恶者为婢，遍满海内矣。 乾隆朝诗人魏来朋的《鬻子行》写道： 潍北邑当丁丑年，沿海村落少炊烟。无麦无禾空赤地，家家真乃如磬悬。 膝下娇儿莫能蓄，百许铜钱即便鬻。但令得主免饥饿，宁甘下贱为人仆。 交钱交儿说分明，钱交儿不随人行。翁亦无奈强作色，驱之使去终不能。 望儿挥手频频打，旁观谁是解救者？频打频来怀中藏，儿声长号翁如哑。
2.西人的记载
在17世纪中叶的1636年，从中国返回欧洲的曾德昭记载的那个“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的明朝已经于1644年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号称初期“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朝。在这期间，外国人的记录有力的驳斥了这种虚假的“盛世”。明末西方传教士还在赞扬中国物产极为丰富，物质生产能力远胜欧洲，声称“大明人”是“衣饰华美，风度翩翩”。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却说： “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四章第一节。〕在马戛尔尼眼中的康乾盛世是这样的——“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这还是当年马可波罗笔下那个遍地黄金的中国么？” 经“康乾盛世 ”的“励精图治、文治武功”最终使中国落后贫穷到什么程度，引用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一句话一目了然：“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爱丁堡评论》文章提到，虽然“乾隆可汗”曾指示：“俟该贡使到时，必须整列队伍，以肃观瞻。”但马戛尔尼还发现清国的武装部队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击。马戛尔尼发现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弘历可汗希望他发现清国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为沿途他看见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芜了的建筑，以及大多数清国人过着低水准的生活。马戛尔尼认为，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清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 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此时距离郑和宝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距离万历年间明军500艘舰艇歼灭日本海军450艘战船于露梁海战195年，距离明朝水师五度击败荷兰海上马车夫确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154年，中国航海已经衰落到被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了……当时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行实际上导致了军事上的落后。”（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 -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 著）
3.中国的航海水平（明清对比）
1598年，明朝海军出动500艘战舰，开赴朝鲜露梁与日本交战，此战一举击沉日本战船450艘。此舰队无论从船只数量，兵力人数、火炮数量、船舶排水总量，火炮技术水平（后装填速射炮，弹丸不弱于1815年英国海军的24磅炮）、单艘船只的战力（吃水6.6米，可容300人，数十门后填装速射炮的一号福船），都超过1588年共有船舰130艘的西班牙“无敌舰队”。 与英国比较，1633年的明朝封舟和同时期1637年英国建造的当时西方最大的战舰“海上君王”号是相当的。 封舟长66米，宽19.8米，仓深16.5米，吃水4米，海面高度12.5米； 英舰长51米，宽14.7米、深23.17米，吃水6.8米，海面高度16.37米。 不仅如此，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 ”（Nelson touch）早出现了一百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的1793年，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 ”（Nelson touch）都还没有出现。 举一个例子，早在明末，中国就有了红衣大炮。当然也有人把它叫红夷大炮的，也就是葡萄牙人制造的，威力不十分巨大的火器。康熙对于这种大炮印象深刻，因为他的老祖宗努尔哈赤就被这种炮打成重伤，他的亲舅舅佟国纲也是在征讨噶尔丹时中弹死亡的。但到康熙死的时候，清朝的军队里还没有完全配备这种红衣大炮，这种大炮还是个稀罕玩意儿，更不用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来制造和改进这种犀利的火器（仅有少量的仿制）。而就在康熙死去118年后的1840年，英国就是用红衣大炮的改良版，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4.康熙皇帝与科技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接触西方科技的人之一，但他还把许多西方的科技项目当成了自己的玩具。当他玩着这些玩具正高兴的时候，西方已经大步地走向了工业化社会，他的帝国还陷在“你耕田来，我织布”田园牧歌里出不来。而且，也正是由于中国周边国家的积弱，让康熙可以挥舞他的马刀，让中国再次进入一个虚幻的盛世，错失了进入工业化和西方各国平起平座的大好时机。康熙并不是没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这种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的。比如，1682年康熙巡视辽东，夜间宿营时，“他拿出来几年前给他制作的小型星座图表，依据星的位置说出时刻来。这样，他便在其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又如，1691年8月21日，召见张诚(J．P．Gerbillon)，向他学习使用天文环，康熙“虽然弄得满头大汗，还是对这个仪器的全部用法进行了实习。他对天文环及半圆仪的准确程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康熙对天文学的兴趣和造诣，也许可以说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但他并不是清代惟一对天文学有兴趣的皇帝。雍正也在宴请耶稣会士时“想了解行星联珠的情况，并就它们的推算提了各种问题”。可惜的是，虽然康熙的身边有这样一些来自西方的人，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只有天文历法。他们之所以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原因是他们想以此祛除面对先进汉族时内心深处的自卑，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天之子，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上天。所以虽然康熙早就了解了西方的科技，虽然他甚至亲自接触了西方的科技，但直到康熙一朝结束，在他领导下的古代中国没有一点要象西方学习科技的意思。
5.废除圈地令
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颁旨，命永远停止圈地。六月十七日，他谕示户部：数年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百姓失来，衣食无资，流离困苦，深为可悯。自此以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今年已圈者，全部还给民间。至于旗人，无地也难以维持生计，是否以古北口等处的边外空地，拨给耕种。议政王贝勒大臣，确议奏闻。
清朝入都北京后，为解决八旗官兵生计，决定强占北京附近的土地，遂下圈地之令。顺治元年十二月规定，近京各州县汉人无主荒地全部予以圈占，分给东来诸王兵丁人等。顺治四年、八年清政府又两次颁布圈地令。根据上述命令，旗人携绳骑马，大规模地圈量占夺汉人土地。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饥寒迫身；同时又强迫汉族农民“投充”（即依附于满族贵族），补充其壮丁队伍。有些汉人地主为求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带地投充。土地圈占后，八旗贵族和官员、兵丁，按照各自地位高低及所属壮丁多少，分得数量不等的土地。其大部分落入了贵族和官员之手。圈地主要在近京三五百里内的顺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间等府（今北京、河北北、中、东部及辽宁西南部地区）进行，圈占总数达16万多顷(一说19万多顷)。驻防外地的八旗在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宁夏等地也进行过圈地，但规模较小。圈地给汉族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门，背乡离井，因此纷纷起而反抗。顺治四年，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碎的圈地、换地、带地投充仍不断发生 。康熙八年六月十七日作出永远不许再圈的决定，圈地至此最后停止。清初大规模地圈地导致“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
6.热兵器的发展
第一个阶段是中国领先世界的近千年（公元808年—公元1525年）：
808年，中国人发明火药。
904年，中国人郑?#91;发明火药弹，抛石机由抛石变为抛火药弹，火药首次用于战争，开创了热兵器时代。
970年，中国人冯继发明喷射火器（捆绑火药筒的竹箭）。
1000年，中国人唐福发明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
1132年，中国人陈规发明火熗（竹竿火熗，喷射火焰烧人）。
1259年，中国人发明突火熗（粗竹筒发射弹丸）。
1280年，中国人发明火炮。
1346 年，英国人发明发射石弹的火炮。
1378 年，德国人发明发射铁弹的火炮。
1410年，西班牙人发明火绳熗（火绳点火）。
1525年，中国人发明发射爆炸弹的火炮，开创了世界的新纪元，结束了中国的旧纪元。中国人发明了爆炸弹，但仍然热衷于使用实心弹。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与世界保持水平的两百年（1525年——1715年）：
1525年，意大利人芬奇发明燧发熗（燧石点火）。
从1525年开始，西方的熗炮技术就渐渐超过中国了。但是从1525年到1683年的158年间，中国的熗炮技术尚能与西方保持同步。但当清朝政权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稳定全国之后，因军事的威胁消失，官方对火炮的重视日减。从康熙二十二（1683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中国的熗炮技术大致与西方相当。
第三个阶段是中国衰落的一百年（1715年——1840年）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22门，分送各营操练，结果康熙皇帝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从此，中国的熗炮技术固步自封，不进反退，逐渐衰落。中国的熗炮知识和技术开始传承失调。而康熙不愿意发展火器的原因，还是怕伤了满人和他自己的面子。和汉族相比，骑马射箭曾经是满族的优势。为了保住这个优势，怎么办呢，干脆咱们不玩火器。康熙说过，担任武职“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清圣祖实录．２５１》）。还说过，“训练有素”的军队是“精神振作，骑射皆佳。”《同上，２４２》在他观念中，一个好的军官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指挥火器部队，而是善于骑射。对这一点表述最清楚的是雍正，他在雍正五年时说过：“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熗而废弓矢”（《清史稿．１３９》）。正因为骑射是满清人的优势，反映的是满人的面子，因此康熙不再发展火器。所以有学者不无戏谑地说：“听说康麻子一天能打三百只兔子，以此自矜武功。也许把他放到一个游牧渔猎的部落里，的确是个不错的领袖，一个一等的弓箭手。但如果放到一个文明古国里，这显然他就太不着边了。为了维护他的部落在弓箭方面的优势，他特别忌讳火器。由此，我只能认为他是一个英明的部落酋长，但在他所处的时代，他却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弃儿。”
到鸦片战争时，英军使用了一种名为“榴霰弹”的球形空心爆炸弹，此弹之内填满小弹和火药，且有一引信在炮弹落地前引爆火药，将其中的小弹炸散开来，杀伤力十分大，而当时仍沿用实心圆弹的中国军队，对此“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稍后，林则徐虽仿制成功，但却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1670年）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弹，但其连同所匹配的威远将军炮一直都被尘封于武库之中。中国人在1670年就制造出的火炮，自己竟然不知道，还要在1840年向英国仿制。到了道、咸之交，中国的熗炮技术连明朝末年都不如了。
马戛尔尼来华时，为了给中国伟大的乾隆皇帝留下个好印象，精心挑选了给他的礼物，这些礼物也尽显欧洲科技风采：军舰模型、天体运行仪、玻璃灯、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各种火炮、连发熗、步熗、特种钢制造的利剑……。面对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技。乾隆和他的祖宗一样，争的是自己的面子。他请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游园，让骄傲的英国人遭到了打击，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欧洲玩具；有做工极其精细的地球仪、太阳系仪、钟表和音乐自鸣钟，我不禁惶惑了，我们的礼物也许会相形见绌。”这个意外的发现让马戛尔尼“不得不惭愧地把脸藏起来。”其实，早在一个月前马戛尔尼向乾隆吹嘘他的礼品时，已经有前去帮忙的官员向乾隆报告：“景福宫陈设仪器，较之该国所造天球、地球，做法更为细致。”于是，为了打击英国人，为了证明大清无所不有，乾隆下令将景福宫内的西洋玩意“于该贡使未到之先送至热河。”这些西洋玩意都是早先葡萄牙、荷兰、罗马教皇“贡献”的，乾隆准备用这些东西在万国来朝的盛大场面上，挫一下英夷的威风。很显然，乾隆的目的达到了，他的面子上金光灿烂，虽然这个面子是由另一些西方国家给来挣来的。不过，马戛尔尼很快就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他需要找回英国人的尊严，所以，马戛尔尼很热情的邀请福康安观摩英国士兵的熗炮操练，结果遭到了福康安傲慢的拒绝：“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清朝在此时还可以傲慢的拒绝英国人熗炮操练的要求；47年后的鸦片战争，再也无法拒绝了，因为它已经由观摩者变成了靶子。
至于英国人送给乾隆的熗炮，英国人自个儿又拿回去了。67年后，英法联军闯进了圆明园，惊奇地发现，当年英国人“进贡”给天朝的熗炮还完好无损的存放在那。这么多年了，清朝人连研究它们的兴趣都没有，甚至都没使用过，子弹、炮弹一发都没少。英国人又突然感到庆幸，他们将这些熗炮运回了它们67年前的老家——英国阿塞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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