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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33cc][color=#ff0000][size=5][b]滥觞：先秦时期[/b][/size][/color]
在马克思《资本论》里曾描述了这样一副场景：在原始社会生活的某一时段，一个人甲赶着一群羊正走在前往某地的路上，另外一个人乙手中提着几把石斧恰好迎面走来。他们两人便开始交谈起来。在交谈中，甲得知了乙的母亲因为想吃到羊肉而派乙出来寻找猎物，而甲也正需要几把石斧回去收割茅屋附近的庄稼。于是协议很快达成，甲用一只羊交换乙的两把石斧，各自满意而归。从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广告的影子。甲、乙交易之前必定对对方的交换物有所了解，至少详细看过，而这“了解”就是通过一种最原始的广告形式——实物陈列获得的。上述情景在原始社会里应该是相当普遍的。由此我们推理，中华大地作为人类重要发源地之一，并且通过考古发现我国的原始社会开始时间并不比国外晚，甚至还更早。如果追溯中国广告的历史，绝对是无比漫长的。即使暂时缺少实物见证，我们也敢肯定地说中国广告活动的悠久历史完全可以和其他几大文明相媲美。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我国的商业广告在夏商时期就已产生，而政治广告、公益广告等非商业性广告则产生更早。
[color=#ff0000][size=4][b]★ 华表巍巍悬象魏[/b][/size][/color]
天安门前的几处华表威严气派，尽管历经岁月的沧桑洗礼，仍旧透露出几许皇家的凛凛风范。然而起初的华表，可绝没有今天的华丽壮观。据晋朝崔豹《古今注》记载，尧时在一些大路通衢树立一些类似“桔槔”的木柱。以横木交于柱头，像花朵一样形状，叫做“表木”，又称为“诽谤之木”。其功用是表示王者待贤纳谏或指引路途。类似的还有诸如“进善之旌”（即劝导人们建议的标志性旗子）、“敢谏之鼓”（即方便人们进谏和上诉的大鼓）等等。
象魏，是指上古天子或诸侯宫廷的大门。它巍然高耸，经常用来悬挂或张榜法令布告等。据史书记载，西周时，每到正月，都会悬教令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览，得知国政。后世王朝也把有关国家政教、法令的图象或条文，如安民告示、通缉令、收租公告之类张贴在城门两旁，以便出入城门的人们观看，往往还会引起许多人围观。
夏商周时期，每到初春，朝廷还会派一些官员专门坐着轻便的小车，右手摇着木制的铃铛，嘴里不停地宣讲朝廷的命令，以求政情下达，众所周知。每次行军打仗之前还必要做一些军事动员，例如发布“檄文”之类，当时叫做“诰”或“誓”。商朝末年，武王率领大军开始讨伐残暴无道的纣王。公元前1027年正月，在商都城附近进行决战，即著名的“牧野之战”，结果仓促纠结起来的商朝奴隶倒戈大起义，商王朝顷刻间土崩瓦解，纣王也自焚而死。在这场战役开始前，周武王站在即将参战的各路诸侯和士兵面前，发表讨伐演说（即《周誓》），历数商王朝的腐败堕落，激发出战士无比的斗志，最终一举灭商。周武王的这篇“檄文”，记载于《尚书》里，堪称一次成功的军事广告。
上述的“表木”、“象魏”、“诰誓”等属于政治广告和军事广告的范畴，成为了中国五千年广告史的一个源头。
[color=#ff0000][size=4][b]★ 商人服贾堪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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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有一个王，叫做盘庚，曾把都城迁到“殷”（在今河南安阳附近），所以后人又把商朝人叫做“殷人”。虽然我们仍不敢肯定，今天所说的“商人”是否直接来源于商朝的后裔，但商代社会的商品经济已经很活跃，却是不争的事实。早在商朝兴起之前，作为殷人先祖之一的王亥就是一位著名的商人。他经常驾着自己发明的牛车，载着货物，往来于各部落之间，进行交易。清末曾有人描述赴蒙商贩的活动说：这些人以牛车满载货物，连数百辆为一行，敲“铎”（一种金属响器）前进。铎声振振，传闻数十里，场面很是壮观。当年王亥驾牛车经商，也许就是类似的情景吧。不过，后来有一次，王亥到“有易”（古地名，在今河北境内）去做买卖，结果货物被抢劫一空，连命也丧在“有易”人的手里。
殷人经商的传统一直被延续着，从考古资料看，殷人经商的范围和规模远超出今人的想象。其中一件证据就是，在殷墟发掘出来商朝卜筮用的甲骨，有几块特大的，古生物学家经过分析认为，他们来自今天东南亚附近海洋的大型海龟的遗骨。关于殷人“重商”的原因，还有其他方面的解释。据史学家吴晗先生考证：及至商朝覆亡，西周将商的遗民强迫迁徙到洛阳，集中居住，并派人监视他们的生活。为了生存，这些商朝的后裔只好东跑西跑做些买卖，因为这一行当西周人是不屑于做的。日子一久，商业竟成了商朝遗民的主要行业，也就有了“商人”就是商朝人的说法。
在中国古代“商”又是作为音律的五种音调（宫、商、角、徵、羽）之一而出现的。据近人研究成果表明，“商”起初作为一种乐器，是殷人经商时随身携带、为广泛招徕顾客的一种响器。虽然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商”的具体形制今人已无从得知，但无疑“商“就是当时商人买卖交易的一种响器广告。
[color=#ff0000][size=4][b]★ 陈肆辨物话平市[/b][/size][/color]
西周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为“工商食官”，是指以官府经营商业为主、民间商业为辅的一种状况。当时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大半处于官府的牢牢控制之下，接受官府的严格管理，终日辛勤劳作，苦心经营，都为获得官府的一点微薄报酬。
《周礼·地官》记载，“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日昃，是指太阳偏西，即下午。朝时，意指上午，而夕时是傍晚。百族，自然是当时的贵族阶层。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一天三个时段（上午、下午、傍晚）市场上交易者成份的变化，更可以看出民间商品交易在“工商食官”的体制下，并没有绝迹，“贩夫贩妇”及“商贾”们在市场上也很活跃。
专门负责管理市场的官吏在西周也已经出现，《周礼》就专有一节记述当时的“司市”（司，掌管之意）之官“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的意思是讲，将档次不同、种类各异的商品分别摆放陈列在不同的摊店里，又将不同商品价格写在店外旗幡上，供买者识别、比较和选购，以期做到价格合理、交易公平。这种“陈肆辨物”的商品销售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商品陈列广告。《诗经》中也有记载：“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生动描绘了当时农人物物交易时的热烈场面，属于实物广告之类。大诗人屈原在其名篇《天问》里也曾谈到当年姜子牙本是个杀猪卖肉的，周文王也不认识他。有一次他在市场上“鼓刀扬声”（即操刀叫卖之声）引起周文王的兴趣。经过交谈，周文王发现这人很有治国的本领，后来就请他到朝廷里去作官。后来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文王终于成就灭商建周的伟业。姜子牙就是通过“鼓刀扬声”推销了自己，获得文王的赏识任用。这里的“鼓刀扬声”就是音响广告和叫卖广告的完美结合，其作用还真大。无疑，这是一个成功的广告范例。
[color=#ff0000][size=4][b]★ 春秋战国广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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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剧烈动荡，随着官府对士农工商的控制减弱，整个社会的经济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开始出现，商业也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据史书记载，东方的鱼盐、南方的象牙、北方的皮革、西方的马匹在当时中原地区市场上都可以买到。许多城市，作为经济、政治中心随之兴起。如齐国的临淄，赵国的邯郸，楚国的郢，都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商品集散地。商人的活动日益频繁，商品交换的规模不断扩大，此时出现了有名的“春秋三义商”：范蠡、子贡、白圭。这些大商人或有深厚的政治背景，或有广博的学问，或有雄辩的口才，往来于城乡之间，周游于列国之中，折冲樽俎，合纵连横，塑造了早期中国商人的商业神话。就拿范蠡来说吧，他曾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消灭吴国，实现称霸之业。他虽然居功显赫，被勾践奉为上宾，但是他毅然放弃功名，激流勇退，“泛舟于彭蠡之滨”。弃位从商，三致千金，屡聚屡散，又经常救济穷苦百姓，从而赢得千古美名。后人将他尊称为“陶朱公”，还把他当作“财神”进行顶礼膜拜。而子贡作为一名商人，却在和诸侯“分庭抗礼”之中，大作广告宣传，不仅利用各种政治关系积累起更多财富，还向世人广布了他的老师孔子的光辉思想。
当我们翻阅这一时期史书时，惊奇地发现里面有许多广告实例。《韩非子》里有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一个楚国人在市场上出卖矛和盾的故事。这人首先举起他的矛夸耀一番它无坚不破，接着又举起他的盾称赞它无比坚固。旁边有人问他，用你的矛去戳你的盾，如何？他竟无言以对。这里利用了实物陈列和叫卖两种广告形式，但由于策略不当，明显是失败的广告例子。“挂羊头卖狗肉”是今天的一句成语，而《晏子春秋》和《吕氏春秋》中的记载“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却与之极为类似，也许这就是“迷惑式”标记广告的开始呢。
据《战国策》记载，齐国有一个人想卖他的马，但在集市上一连等了几天也无人问津。后来，他找到以相马闻名的“伯乐”，请他帮忙。实际上，马的主人就是要他在集市上来回走动，不住地回头观望这匹要出售的马。很快这人的马竟以高价卖出。“伯乐相马”属于早期的表演性广告，如此说来，“伯乐”岂不是“托儿”的鼻祖吗。
[color=#ff0000][size=5][b]发展：秦汉至隋唐时期[/b][/size][/color]
秦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建立后采取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措施，加强了各地之间的交流，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继之而来的汉王朝，在秦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对秦朝的制度多有继承和发展。“士农工商”的四民结构基本形成，对内对外经济交流频繁，商人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的阵阵驼铃声响彻寰宇，历经魏晋，远及隋唐。魏晋南北朝历时三百多年的动荡，尽管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但全国各地区的经济交流从没有间断过。紧接着隋唐出现中国历史上一个发展的高潮，政治经济文化空前鼎盛，也带来中国古代广告的一个新阶段。
[color=#ff0000][size=4][b]★ 各“婴”其价看“槐市”[/b][/size][/color]
秦始皇以强大的经济为后盾，依靠无坚不摧的军事实力横扫六国，成就了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统一中国之后，他采取统一货币、度量衡等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又迁徙天下豪富，聚集到都城咸阳，使咸阳不仅是全国政治中心，更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呈现出“市张肆列”的繁华景象。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大批秦简，为研究秦朝历史提供了新的材料，使秦代历史的研究工作取得新进展。这批竹简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秦代法律——《秦律》的。学者从中发现，秦朝时对当时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价格都作了细致的规定，叫做“各婴其价”。根据《辞源》的解释，“婴”有系或戴之意。就是说，秦政府要求商贩要将所卖商品系上价格牌，以利于监督和购买，维持市场的运行秩序。这与先秦的“陈肆辨物”一脉相承，也是较早的有关价格广告的记载。
汉代的商品经济发展比秦代更加兴盛，还出现了“生意经”。司马迁在其名作《史记》里曾单独为商贾作传（即“货殖列传”），可见当时商业活动之一斑。另据《太平御览》记载，在西汉末年，长安城里的太学生们，每到初一、十五就聚在学宫旁边的几排老槐树下，或带着各地的特产、书籍、笙磬等物，互相交易，或雍容儒雅，讨论天下大事。这就是有名的“槐市”。那几排老槐树，无形中起到广告招揽这些太学生的作用。
西汉武帝时期，三次大规模的出击匈奴，扫平了漠北，掀开了与西域交往的新篇章。汉王朝派官吏经营西域，设立西域都护，不仅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也给“丝绸之路”上来来往往的东西方商人提供平安和保障，带来了古“丝绸之路”第一次繁荣时期。中原的大批商人带着长长的马队或骆驼队，携带沉甸甸的货物如丝绸、茶叶等，鱼贯西行。他们穿过河西走廊，越过葱岭、天山，到达西域，与西域商人进行贸易。用带来的货物，换回西域的特产，如良马、金银器物等，然后东返。在这来往贸易中，中国古代商人不仅将中原的商品带出国门，更将中国的商业文化广布开来。
[color=#ff0000][size=4][b]★ 英雄难过美人关[/b][/size][/color]
《史记》中讲到，西汉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见倾心，不顾家庭的反对，一起私奔到成都居住。但不久便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无以为生，只好搬回临邛（今四川境内），开了一家酒店。可是起先的生意并不好，于是司马相如让长相出众的卓文君站在柜台前卖酒，招揽顾客。自己则穿着店小二的服装，给卓文君打下手。人们都听说卓文君的美貌，争相前来观看。每天来酒店的人络绎不绝，酒店的生意也很快好起来。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成为中国古代广告史上的一段佳话，成语“美女当垆”也源于此。垆，原指放酒坛的土台阶，后来将摆放酒坛或卖酒的柜台都称作“垆”。这种利用“美人”吸引顾客，来进行促销的广告手法，后世仿效不衰。
记述魏晋时期奇闻佚事的名著《世说新语》中也有“美女当垆”的记载。当时晋代的“竹林七贤”以放浪形骸著称。其中之一的阮藉看到邻居卖酒的妇人有美色，就经常和朋友们跟这位妇人饮酒，喝醉后便睡在妇人的旁边。谁知道阮藉在每次酩酊大醉之后可否意识到中了“美人计”呢？
到了唐代，“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人李白，也屡屡把这种“卖酒美人”进行歌咏。其中一首：“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诗人在作品里讲述的是，有一次在金陵（今江苏南京）的某个酒馆里送别，将要离开的和来饯行的人们都禁不住酒店里美女（吴姬，指江苏一带的美女，而非人名。）的劝诱，喝得尽兴而归。正所谓“才子佳人”，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历来和“美女”结下深深的缘分，像上面的例子经常会在诗文里出现。
“美女当垆”，不知后来何时演化成“豆腐西施”的。又见今天的台湾一些地方经常会有“槟榔西施”穿着很是暴露的服装招摇过市，甚至引起交通堵塞，可知这类“美女广告”很容易滑入低俗不入流的境界。这一点，作为今天的广告策划来说，应该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color=#ff0000][size=4][b]★ 悬壶济世哀“零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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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铃与悬壶是中国古代医生的职业标志和广告招揽的工具。在《后汉书·方术传》里曾有最早的“悬壶”记载：“费长房者，汝南人也，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费长房，家住汝南郡（今河南境内），曾经当过管理市场的小官。在他所管理的集市上有位老者开药铺，悬挂一个药壶在药铺房顶伸出的椽子上。后代常以“悬壶问世”或“悬壶济世”比喻某人从事了医生这一行当，通过给人看病来实现经邦济世的理想。而串铃据说是唐代“药王”孙思邈传下的。有一次药王给人看病归来，遇见一只老虎。起初孙思邈很是害怕。但是老虎并没有扑过来，又似在向他求援。仔细一看他发现，原来老虎的嘴里被树枝扎伤了。很硬的一段树枝，仍旧扎在老虎的牙龈上，鲜血直流。孙思邈把随身携带的一个铜圈（串铃）取下来，撑开老虎的大嘴，将树枝取了出来。老虎得救后，向药王频频点头，表示感谢，很快走开了。后来的医生，尤其那些乡间的“赤脚医生”，认为这串铃能保佑自己，并表明自己是药王的弟子，就经常将串铃带在身边。乡间的小道上，城市的街巷里，于是就多了这清脆悦耳的串铃声。
现代人形容一个人孤单悲苦，往往会使用“孤苦零丁”一词。“零丁”在汉代却是寻人启事（招贴）的意思。《后汉书》说时人戴良有“失父零丁”，据清人记载是这样的：“敬白诸路行者，敢告重罪，自为积恶致灾，交天固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良可痛伤。当以重币赠用相偿，请为诸君说事状：我父躯体与众异。脊背伛偻卷如胾，唇吻参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备。请重复陈其面目：鸱头鹄颈獦狗眼，眼泪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纳无牙齿，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骆驼。请重复形骸：为人虽长甚细材，面目茫茫如死灰，眼眶白陷如米羹杯。”这份寻人启事首先表达了作者对“丢失”父亲的负罪感和悲伤心情（“敢告重罪，自为积恶致灾”），又交代了“丢失”的时间（“今月七日”），表示要对能帮助找回父亲的人给予重谢（“当以重币相偿”。），然后详细描述了父亲的躯体形貌等特征（“脊背伛偻卷如胾”、“鸱头鹄颈獦狗眼”等）。此文算是一份要素比较齐全的招贴（寻人）广告。
[color=#ff0000][size=4]★ 求贤罪己张露布[/size][/color]
早在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前，曾“立木为信”：在国都市井南门树立三根大木，悬出赏格：有能从南门搬到北门者，立赏十金。无人信以为真。后来改为赏五十金，真有位壮汉搬过去了，结果马上得到赏金。通过此举，秦孝公表达了变法的决心，为商鞅变法掀开序幕。诸如“立木为信”此类的政治广告还有“求贤诏”、“罪己诏”等。
汉高祖刘邦时期，曾下“求贤诏”，布告天下：“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言外之意是，天下豪杰如果跟我建功立业，我可以使你获得荣华富贵，光宗耀祖。他的这种做法为他的后世子孙频频仿效。公元前178年，文帝诏示诸侯、王、公、卿、郡守等：“举贤良方正，能敢言直谏者，以匡朕之不逮。”与此相反，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诏书——“罪己诏”。西汉武帝时，北伐匈奴，南辟岭越，国势鼎盛。大臣桑弘羊请求在轮台（汉代西北的一个军事地点）附近增加驻军屯田，以图再次进攻匈奴。但是，汉武帝考虑到连年征战，国家财力紧张，老百姓的大半收入都被充作了军费，日子过得很苦，便没有采纳桑弘羊的建议，毅然决定下诏“罪己”，这就是有名的“轮台罪己诏”。在诏书中，他检讨历年征战带来的祸害，表示要与民休息，减免赋税，并告诫后世子孙绝不可穷兵黩武，要以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念。可以说汉武帝的这项措施，为后来帝王树立了一个贤明典范，也成就了西汉两百年功业。而到了清末，发生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也曾发布“罪己诏”，一方面承认错误，奴颜婢膝，主动与列国修好，另一方面，希望获得机会，变革旧法，以图挽回帝国的颜面。不过这已经是封建王朝的垂死挣扎了，根本不能和汉武帝的“轮台诏”同日而语。“求贤诏”与“罪己诏”作为政治广告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
露布，原指不缄封的文书，是为了张功讨逆，需要大力宣传，应该使更多人知道个中消息。后来的檄文和捷报，有人也通称为“露布”。实际上，露布的源头完全可以追溯到武王伐纣时的“周誓”，前文已经介绍，在此不再赘述。秦汉以来，留传下许多檄文名篇，晋代隗嚣《移檄告郡国》、陈琳《为袁绍檄豫州》等文堪为佳构。而到了唐代，“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一篇《讨武瞾檄》更影响非凡，大收政治宣传之功效。骆宾王的生花妙笔，连武则天本人都赞不绝口。
清代军机处值班房的中堂悬挂有四字：“捷报红旌”，现在故宫博物院里仍可以看到。红旌，是指红色的旗帜。原来清代有“红旗报捷”的习惯：每当战场上打了胜仗，就派专人骑上快马，手举红色小旗，向人们传达胜利的消息。近现代历史中各种组织和政权发布的“行军告示”、“安民告示”及各种宣传口号，也都属于“露布”的遗风，只不过宣传手段更加现代化罢了。
[color=#ff0000][size=4][b]★ 水村山郭酒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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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酒旗，又名酒幌、酒旌、酒旆、酒幔等，是我国古代酒家招徕顾客特有的一种招幌广告。宋代洪迈《容斋随笔》载有：“今（指宋代）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幅为之……唐人多咏于诗。然其制盖自古而然。”唐代文人墨客大多喜酒，酬酢唱和，迎来送往，总少不了借酒助兴，因此，在唐诗中屡屡出现“酒旗”、“酒旆”、“青旗”等字样，酒旗成为了唐代诗人借以书怀的重要媒体。像杜牧的《江南春绝句》只能是众多诗作之一。类似的还有：
“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桨声咿轧满中流。”（刘禹锡《堤上行》）；
“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张籍《江南曲》）；
“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夕时。”（杜牧《杨柳枝词九首》）；
“青帜阔数尺，悬于往来道。多为风所飏，时见酒名号。拂拂野柳幽，翻翻江市好。双眸复何事，终竟望君老。”（皮日休《酒旗》）；
“河桥酒旆风软，侯馆梅花雪娇。宛陵楼上瞪目，我郎何处情饶？”（杜牧《代人寄远》）；
“唤客潜挥远红袖，卖垆高挂小青旗。”（元稹《和乐天重题别东楼》）；
“酒幔高楼一百家，宫前杨柳寺前花。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王建《宫前早春》）；
“小垆低幌还遮掩，酒滴灰香似去年。”（陆龟蒙《和袭美初冬偶作》）；
“诗仙”李白一生嗜酒如命，留下许多关于酒的名篇佳作。“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诗人写得多么大气；“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又是多么洒脱！李白一生与酒结下不解之缘，乃至后来许多酒家经常会在酒馆（楼）的显著位置挂上牌匾写上四个大字：“太白遗风”。实际上，酒家是借李白为自己作了广告。就在鲁迅先生的小说《孔乙己》里，鲁镇一家不太起眼的“咸亨酒店”也高高挂起一块这样的牌子，足见李太白的流风遗韵了。
[color=#ff0000][size=4][b]★ 夜市千灯照碧云[/b][/size][/color]
中国古代早期为防夜间作乱，城市里普遍实行“宵禁”。每到傍晚时分，人们便纷纷回到家里，早早休息。但到了唐朝中后期，随着国内外经济交流的频繁，市场日趋扩大。尤其到了晚唐，城市内“坊市格局”（即住宅区和商业区分割布局）逐渐被打破，更出现了热闹的“夜市”。诗人王建《夜看扬州市》描述当时扬州夜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像这样的夜市还有很多，如写广州夜市“蛮声喧夜市。”（张籍《送郑尚书出镇南海》）；写苏州夜市“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杜荀鹤《送人游吴》）。我们可以想见，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都城长安夜市上，无数高鼻深目的中亚、东欧和北非的商人混迹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操着不同的语言，穿着异彩纷呈的服饰，或开着玩笑，或谈着生意，该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场面！随着夜市出现，可想而知，当时已经有了中国最早的灯饰广告。这在中国古代商业和广告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页。
隋唐广告史上还有几点值得人们记颂。二十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发现一张隋初高昌国（当时西域一个小国）延昌三十四年（公元594年）“告白”残纸。纸上写有：“……自官私……延昌卅四年甲寅，……家有恶狗，行人慎之。”等字样。这是现存我国古代最早的广告实物，带有某种公益的性质。另外，据唐传奇小说《谢小娥传》记载，谢小娥为了报杀父之仇，“为男子服，佣保于江湖间。岁余，至浔阳郡，见竹户上有纸榜子云：‘召佣者’。小娥乃应召诣门……”浔阳，在今江西九江附近。竹户，是竹制的门。纸榜子，类似今天的招贴式招工广告。“诣门”，在文中指前去敲门拜问。谢小娥就是靠这种“纸榜子”广告的指引找到工作，挣钱养活自己，以图终有一日实现复仇的心愿。《太平广记》里说，唐朝时集市上有一个人，经常披着蓑衣，戴着斗笠，腰间系一布囊，手中提着一直惟妙惟肖的木制大老鼠，专门卖老鼠药；也有人卖药时耍弄刀熗，以吸引公众的注意。这两种广告分别属于实物（或拟实物）广告和表演广告，在今天有些城镇市场上也未绝迹，后者更被人们戏称为“卖狗皮膏药的”。
[color=#ff0000][size=5][b]辉煌：宋元时期[/b][/size][/color]
“安史之乱”是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由此也导致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为宋王朝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许多学者一致认为，两宋（北宋、南宋）是我国古代城市经济和商业最为发达的一段时期。蒙古人的金戈铁马纵横驰骋，建立起空前庞大的大元帝国，国内外商品交易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使用为广告事业平添了腾飞的双翼。
[color=#ff0000][size=4][b]★ 雕栏玉砌应犹在[/b][/size][/color]
公元961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王位，建立宋朝。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他和弟弟赵光义指挥军队又不断征伐，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辽、金相继在北部兴起，给北宋王朝造成一定威胁，终于导致公元1227年南宋政权的建立。两宋虽然实际统治疆域有限，却创造了中国古代商业的奇迹。
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今开封和杭州）在当时都已经是人口超百万的大型城市，另外乡村小镇（又名“草市镇”）也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些城镇里，商业繁荣，市肆极为发达。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东京汴梁城“东华门外，市井最盛，……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数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随索目下便有之。其岁时果瓜、蔬茹新上市，并茄瓠（一种葫芦，嫩时可食）之类，新出每对可直三五十千，诸阁纷争以贵价取之”，真是一幅繁荣景象。另外，每天有成千上万头猪被赶入城市中肉市待宰，每日消耗的鱼达数千担。这时的夜市也更加兴盛，往往直到三更方散，市场交易，动辄千万。还有作为说书游艺场所的“瓦肆”，大者可容纳数千人，许多脍炙人口的评书和历史故事就是在这里经过说书艺人的精彩演绎传遍千家万户。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流传至今，更为了解当时汴京市肆的繁荣情况提供了有力而形象的证据。
临安与汴京相比，真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所谓：“花阵酒地，香山药海。别有幽房小巷、宴馆歌楼，举之数万”。据《武林旧事》（武林，即今杭州）记载：临安人口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消耗米粮，近二千余石，酒店菜肴名目达三四百种。整个临安城“名物康阜，过京师（指汴京）十倍。”各式酒楼、茶坊、食店、瓦舍、妓院等散布于大街小巷。真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柳永《望海潮》）无怪乎有诗人吟道：“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统治者沉醉于奢华的生活当中，早已消磨了北定中原的意志。
元代都城大都，即今天的北京，是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全国各地以及外国的许多商人和货物云集。元朝时，大都城内著名商业区有两处，一个在钟鼓楼周围，属于市中心；另一个在城西的“羊角市”。各区内分布着缎子市、皮帽市、鹅鸭市、珠子市、铁器市、米市、面市等，鳞次栉比，好不热闹。元代大都（北京）的繁荣为明清两朝奠定了基础。
[color=#ff0000][size=4][b]★ 楼台高耸迷津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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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一般大型酒楼称为“正店”，“前店后坊”，既造酒又卖酒，还出售菜肴食品，而小酒店的称呼较多，如“脚店”、“鸡毛店”、“野店”、“茅店”等等。据史书记载，在北宋时期东京的“正店”就有七十二家，而小店更超出三百家。酒店门口，排设杈子及栀子灯等，据说是五代时茶楼酒肆都如此装饰，约定俗成，到宋元也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因规模不同而形制大小不同而已。高档酒楼，多装饰豪华，张灯结彩，名曰“彩楼欢门”，大肆铺张，向世人显示酒店的实力雄厚，生意兴旺。名画《清明上河图》里就有一家孙姓开的“正店”，门前高筑彩楼，十分气派。如遇年节，酒楼装饰更为别致，中秋“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旆”，而逢重阳节，流行花下赏菊，有的酒家则将菊花扎在门窗之上，号称“秋菊洞户”。至于小酒店也别具特色，一般挂着葫芦、银马勺、银大碗等作为标志，光顾者也多半是下层百姓。《水浒传》里武松路过景阳冈下的山村小酒店，酒店外立一杆酒旗，上书“三碗不过冈”，暗示店家酒香浓烈，任何人喝上三碗必醉倒。而武二爷却连喝十八大碗，乘酒性过冈，结果演绎出“武松打虎”的传奇故事。宋代豪放派词人辛弃疾有句“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头忽见。”在山村中行进，羊肠小路，曲折蜿蜒，人烟稀少。也一定是“茅店”的酒旗首先映入眼帘，给词人带来一阵惊喜，肯定近处必有人家可以投住。
商标广告在宋元时期也得到很大发展。当时，人们只需见到铺户在门前挂个“花栲栲儿”、“松柯儿”一类的物件，便会知道店家是做胭脂绒生意或卖村酒的。“花栲栲儿”，又叫“栲栲”，一般是用柳条或竹篾编成的，有点像今天有些地区的小花篮，当时人们专门用来盛胭脂绒或针头线脑一类的东西。宋代话本《志诚张主管》说道：当年张胜穷苦不堪，无以为生。他的母亲便叫他打开一个包裹，里面装的就是“花栲栲儿”。张胜就遵照母亲的嘱咐，把这“花栲栲儿”挂在门前，卖些胭脂绒线，后来终于摆脱窘境。另外《能改斋漫录》记载，宋代的浴室都挂一水壶在门前作为标志。而《析津志》记载元朝时“酒槽坊”（酿酒兼卖酒的）的门面广告装饰也极为讲究：“酒槽坊，门首多画四公子：春申君、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注：都是春秋战国时人物）。以红漆栏杆护之，上仍盖巧细升斗，若宫室之状；两旁大壁，并画车马，驺从伞杖俱全。又间画汉钟离、唐吕洞宾为门额。正门前起立金子牌，如山字样，三层云‘黄公垆’。”真可谓“勾栏瓦肆，雕梁画栋”，极尽修饰装璜之能事。无疑人们从这样的店前经过，即使不喝上几杯美酒，也会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的“花栲栲儿”和水壶还有那门首的绘画已经与今天的商标具有类似的功能。
[color=#ff0000][size=4][b]★ 贩夫走卒声声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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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将商人分为“行商”和“坐贾”。坐贾，又叫坐商，一般指有比较固定的经营场所，从外进货或自己造作然后出卖、从中渔利的商人。而行商，多指那些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们。由于中国长期形成贱视商人的风气，所以有人又把行商贬称“贩夫走卒”。然而，就是这些贩夫走卒的经营活动，扩大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交流，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大人民的消费需要。
中国的小商小贩们在销售商品过程中，形成各具特色，多姿多彩的广告形式。宋代学者高承《事物纪原》里说：“京师（指都城）凡卖一物，必有声音，其吟哦俱不同。”另据《梦梁录》记载，在杭州的夜市上，有的小贩唱曲儿卖冰糖，有的头顶着盘子沿街叫卖“姜鼓”，有的担着架子卖“香辣罐肺”、“香辣素粉羹”和腊肉，还有的沿街叫卖小儿用的玩具什物等等（姜鼓、香辣罐肺、香辣素粉羹都是当时有名食品）。
今天叫“收破烂儿”的收买旧货的小贩，在宋代叫作“常卖”，因为他们成天走街串巷收买旧货，嘴里不停地喊着“常卖！常卖!”，因而得此名。他们每人还有一件拿手工具——“惊闺”，实际上就是坏旧的铙钹、拨浪鼓、铜锣之类，最简单的是两块金属片。“惊闺”，言外之意就是通过敲击，发出独特的声响，惊动了闺房里的人们，引起她们的购买欲望。因此，“惊闺”的实质就是一种音响广告。
贩夫走卒的音响广告和叫卖广告，经过人民群众的长期口耳相传，加上智慧创造，逐渐趋于定型和艺术化。宋代还把叫卖声经过加工，谱曲吟唱，甚至在“瓦肆”等游艺场所进行表演。《都城纪胜》记载，“叫声，自京师起撰，因市井诸色歌吟卖物之声，采合宫调而成也。”说明当时人们将市场叫卖之声和宫调（比较高雅庄重的音乐）结合，形成一种既能登“大雅之堂”又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表演内容。到了元代，杂剧比较兴盛。在元曲里有许多市井俚语，就包括小商小贩的叫卖广告。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逞风流王焕百花亭杂剧》，此剧第三折写主人公王焕仿效洛阳一带卖果品的小贩叫卖道：
“查梨条卖也！查梨条卖也！……这果是家园制造，道地收来也！有福州府甜津津、香喷喷、红馥馥带浆儿新剥的圆眼荔枝也！有平江路酸溜溜、凉荫荫、美甘甘连叶整下的黄橙绿桔也！有松阳县软柔柔、白璞璞、蜜煎煎、带粉压扁的凝霜柿饼也！有婺州府脆松松、鲜润润、明晃晃拌糖儿捏就的龙缠枣头也！有蜜和成、糖制就、细切的新建姜丝也！有日晒皱、风吹干、去壳的高邮菱米也！有黑的
卖者运用连续的排比和大量的叠词加强了广告语的气势，抑扬顿挫，一气呵成。如果再加上叫卖者洪亮的嗓门，绘声绘色的表演，那才叫绝！即使不买，也的确是一种艺术享受。
[color=#ff0000][size=4][b]★ 东坡神笔留佳话[/b][/size][/color]
苏轼，号东坡居士，是宋代大文豪，人们都知道他在宋词上开“豪放派”先河，书法也堪称一绝。可是许多人不知道他与广告也曾结下不解之缘。
据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苏东坡因反对王安石的变法，被皇帝贬官到琼州，即今天的海南岛。人们都知道苏东坡的名气大，纷纷前来求他的墨宝，以求门庭增辉。但是他并不是什么人来求都给写，以致许多贪图小利的奸猾之辈只得无功而返。然而有一天，他发现邻居一家卖馓子（一种油炸面食，细条相连拧成花样）的老妇人生意冷淡，便主动为她写一首广告诗：
“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
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
在诗里，诗人既将馓子的色、香、味、形描绘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又夸赞了妇人的精湛手艺。这首诗经老妇人精心装裱后就挂在店里，日夜来观看此诗的人们络绎不绝，使老妇人的生意日渐红火起来。
在苏东坡的笔下也留下了不少善做广告的小商贩形象。比如《东坡志林》中，苏东坡记载了一个精于做广告卖方子的江湖道人。“绍圣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国寺，卖诸禁方。缄题其一曰：‘卖赌钱不输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归，发视其方，曰：‘但止乞头’。道人亦善鬻术矣。”这段文字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五月九日，在汴梁相国寺旁边坐着一位道士，专门卖一些稀奇古怪的方子。其中有一个方子封着口，上面写着“卖赌钱不输方”。有一个喜欢赌博的年轻人，花“千金”买下此方。回到家后，打开一看，里面写着：“只要防止别人抽头”。苏轼感叹道：这位道士真是会做生意啊！
另外还有许多类似关于苏东坡与广告牌的传说故事，再举一例。说是苏东坡被贬惠州时，邻居住着一位林行婆，她的酿酒手艺不凡，东坡也经常到她那里买酒、喝酒。可是有一次苏轼打完酒，却才发现忘记带钱了。林行婆看见他的窘态，就说：“东坡先生，您是否忘记带钱了？没有关系，您尽管拿回去喝吧。老妇正有一事相求。”东坡问：“是什么事？”林行婆说：“你看我家酒店生意不错，可是一直没有店名。希望请您给写一个。”东坡爽快答应，林行婆便将预先备好的酒旗用布交给了他。没过几天，东坡叫人送来写好的酒旗，上书“万户春”三个苍劲遒润的大字。很快张挂在酒店外面，格外醒目，人们纷纷过来观看，并进店喝酒休息。林行婆的生意自然是蒸蒸日上。
[color=#ff0000][size=4][b]★ 工匠书商等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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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故乡。早在西汉，我国人民以无比的勤劳和智慧就发明了造纸术。到了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改进了造纸术，用树皮、麻线、旧渔网、碎布头等造出精良的纸张。造纸术的改进使人们逐渐从原来沉重的竹简中解脱出来，极大地方便了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纸一发明，便进入商品领域，为经济事业服务。印刷术也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据历史学家考证，最早出现的印刷术——雕版印刷来源于古老的“印章”。秦汉时期的印章制作已经很成熟，字体或精雕细刻，或草草而就，富于变化，艺术性很强，但字数一般有限。后来人们从中受到启发，将更多的文字反刻在大块石头或木头上，连续去做，就可以印制出长篇大论来，还可以在上面配上精美图案，这就是雕版印刷。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作品是在我国唐朝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制的《金刚经》，是在20世纪在敦煌出土的。虽然到了宋代，平民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雕版印刷作为一种传统手艺被很好继承下来，并且一直在商品的纸质印刷广告和包装中占据主导地位。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商人在制作纸类广告时，特别注重形式的美观，讲究书画结合，这样雕版印刷比起活字印刷更显示出优越性。不过，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对古老中国的文明演进所起的作用相当深远。乃至造纸和印刷术西传后，对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西汉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将纸作为商品的包装材料来使用。在1990年甘肃敦煌考古中，与大批竹简同时出土的还有若干纸片，其中一张纸片上写有九个字：“巨扬左利上缣皂五匹”。据有的学者考证，这就是后来的“仿单”。仿单，又有叫“裹贴”的，就是在出售某些商品时随带的纸单，或作为外包装，或夹在商品包里面，相当类似今天的“产品说明书”。像这样的“仿单”广告，还有几例。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北宋“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广告铜版，历来为研究印刷史和广告史的人们引证，不过多数研究者忽略了一点，就是这块铜版本身并不是什么广告，而只是用这块铜版（实际就是铜雕版）来印制无数的“仿单”广告，夹在售出的针包里，随着“刘家功夫针”的行销，让“仿单”来无声传扬济南刘家的美名。另外，德国皇家考察队于20世纪初在新疆吐鲁番考察发现一块元代残纸，也是用雕版印成，五行文字之外有双线边框，其文字为：“信实徐铺，打造南柜佛金诸般金箔，不误使用，住杭州官巷，在崔家巷口开铺。”明显也是一张商品仿单广告。
仿单广告在宋元时期很是普遍，不仅商家为了宣传商品、招徕顾客，经常将仿单随附商品一起出售，手工艺人也经常在制品上加上字号标记，比如银铺会在自己制作的银锭上打上本银铺的名字，制作铜镜的会在铜镜背后刻上一些说明性文字，酿蜜的或造酒的也会在瓶瓶罐罐写上“茴香橘核丸”、“上洋小东门内童涵春堂监制”等字样。实际上已经是道地的商标了。另外，通过考古发现，在许多出土青铜器或陶器上面刻有造作工匠的名字或者产地名称。古书将这称作“物勒工名”，后代如东汉马王堆遗址出土的漆盘上也有此类标记。有学者认为，这应该就是商标的源头。由此追溯到西安半坡出土“人面网纹盆”上的刻符，中国商标广告的历史，起码有几千年，岂不更久？
宋话本《碾玉观音》中，咸安郡王的“碾玉待诏”崔宁往往在所造玉观音底下碾上“崔宁造”字样。小说《醒世恒言》里的冉贵也是根据藏在皮靴衬里的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宣和三年三月五日铺户任一郎造”）确认了皮靴是正宗。这藏在皮靴里的纸条不仅具有一般广告的作用，简直是防伪的法宝！正因为这种仿单使用数量日增，印刷很成问题，于是又出现了专门生产仿单的印刷作坊，南宋《梦梁录》记载临安城内的作坊时，就明明有“裹贴作”一类。
看到普通的工匠如此进行标榜，书商们也别出心裁。由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节约印书成本，提高了印书效率，更大规模印刷和发行书籍成为可能。书商们为了扩大图书销售，在图书印刷上大做文章，这应属一种特殊的文化广告。宋本书籍在目录或序文之后一般都会跟着印上“牌子”或“刊语”，将书坊的字号、刻书年月、地点告诉读者。既表明刻书坊的信用，又起到了宣传本书坊的广告作用。有的书坊还直接刊印广告，进行张贴宣传。如南宋杭州沈二郎“经坊”广告：“本铺将古本《莲经》一一点句，请名师校正重刊。选拣道山场抄造细白上等纸札，志诚制造。见住杭州大街棚前南钞库相对‘沈二郎经坊新雕印行’。望四远主顾，寻认本铺匾额，请赎。谨白。”（《武林藏书录》）不仅如此，元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征稿广告。大元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雕版印刷的《元诗》附有一则广告：“本堂今求名公诗篇，随得即刊，难以人品齿爵为序。四方吟坛多友，幸勿责其错综之编。倘有文章，毋惜附示，庶无沧海遗珠之叹云。李氏建安书堂谨咨。”
[color=#ff0000][size=5][b]繁盛：明清时期[/b][/size][/color]
明清两朝，中国古代社会也基本走到了尽头。虽然有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在这段时期里，产生了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毕竟在后来没有也不可能发展成资本主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古代广告在这“末世”竟异彩纷呈，但也只能是落日的余辉，随着中国社会的痛变，艰难地走向近代，迎接那无法逃避的新挑战。
[b][color=#ff0000][size=4]★ 帝王公案谈对联[/size][/color][/b]
对联，又有楹联、桃符、对子等名称。逢年过节时许多人家都会在自家的门框上贴上大红的对联，为节日平添欢乐吉祥的气氛。在古代下至平民百姓，上至帝王君主都曾与对联发生关系。而其中最富浪漫声名的当数明洪武帝朱元璋和清乾隆帝弘历了。
据传说公元1368年，朱元璋登基称帝。为显示新王朝的繁荣景象，太平盛世，这年春节，他传谕旨，每家门上必须张贴春联一副。旨令下达后，朱元璋便率领群臣出巡，检视各家贴对联情况。此时金陵城内店铺大都已经贴出对联，条条街道红彤彤一片，再加上满街人头攒动，好不热闹。后来，当他来到城门口一家阉猪户的门口，没看见贴出对联，便命手下人将主人叫出来，当面讯问他为什么没贴对联。阉猪户回答说，因为他家人都目不识丁，更不会写对联了，而大年将近，各家都很忙，也没来及叫人替写，而正在发愁，哪知皇帝就前来查看，真是罪过。旁边有官员介绍说这家姓苗，祖宗三代以阉猪为业，手艺很好，也很有人缘，可就是没出一个识字的。朱元璋得知这一情况，原谅了他的过错，并提笔为阉猪户写下一副对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横披：“祖传技艺”。没过多久，皇帝为苗家写对联的消息不胫而走，远近人们争相前来参观，于是苗家的生意更加兴旺起来，成为南京城里有名大屠户。朱元璋一副对联，就使苗家生意兴隆，可见名人广告的巨大魅力。
无独有偶，清代乾隆皇帝喜欢微服私访，查看民情。一日一个身材高大、面貌清秀的美少年走到一家皮靴店，看到这家店里靴子质量上乘，可生意冷清，显得有些死气。于是便叫随从拿来笔墨纸砚，挥笔写就一副长联：“大鎯头小锤子打出穷鬼去，粗麻绳细皮线捆进财神来”。横披：“越做越好”。写完，交给店家，告诉他将对联裱起来，挂在店口，很快就会有很多顾客临门的。说完这人就走了。店家半信半疑地按来人的指示照办了。结果，没出几天，门前挤满了人，都说是为观看对联而来，还有些人买了他的靴子。有人告诉他，那对联是乾隆皇帝的御笔。这时店家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天的美少年就是当今皇上，赶忙跪在地上向北叩头。这家皮靴店有了皇帝的手书墨宝作广告，生意真是“越做越好”。
另外。像北京的“六必居”、天津的“狗不理”等许多传统老字号，据说也都曾和皇家发生关系，不一而足，因为众所周知，且不赘述。
[color=#ff0000][size=4][b]★ 头插草标说辛酸[/b][/size][/color]
草标，实际就是一绺稻草。而在中国古代如果有人将一绺稻草竖直插在头上，站在集市的某个角落，就表明他（或她）将要被作为商品像牲畜一样出卖。今天有谁还会记得草标呢？殊不知这小小草标，阅尽人间几多辛酸故事。
古时候贫苦人家，每逢饥荒年月，为了活口，往往在自己孩子的头上插上草标，送到集市出卖，甚至有时父母也和自己的孩子一样插上草标出卖。而人口贩子看到插有草标的人，就会将之买下，转运到别地，男子卖作苦力，女的就卖作妓女、奴婢或童养媳，有的还会被转手卖给二道贩子，从中渔利的是人口贩子，而这些穷苦人家的子女却要受尽非人的虐待。明朝王象春“竹枝词”《济南百咏》中《鬻女》词就满含悲痛心情写道：“委巷低门立小鬟，青衫竖草惨愁颜。惯收瘦马临清客，鬒法成云又卖还。”作者又加小注：“济城民贫，素有鬻女之俗。……排门竖草，靦面求售。临清客子每至，则鲜衣盛从，一人而收罗数百，畜以射利……”原来，明朝时济南一带老百姓普遍贫困，经常会将自己的儿女出卖。多的时候，在城门口排起长队，人人头上插着草标作为标识，苦苦乞求过往的人们买下他们。而临清的商人（也就是人口贩子），穿着鲜艳的服装，带着众多的随从，一人会买上数百，带回去先收养起来，等待出售营利。草标，俨然成为人口买卖中的最鲜明的“广告”标志！
清代时，这样的事情也很普遍。清人蒯德模在他的《带耕堂遗诗》卷五《仆女吟》里更对人口买卖进行控诉：
“生南赁作佣，生女卖作仆。作佣有时归，作仆永不复。
犹是父母心，胡为弃不鞠。上天不降康，零落田中谷。
一米如一珠，万千才一斛。饔飱已不继，旦夕且谋续。
有女十二龄，鬻钱可籴粟。携女出门去，但云往戚属。
母避不忍送，泪滴血盈掬。女哭不肯行，伤心坠幽谷。
托生寄天地，无知非草木。生长贫贱家，役使富贵族。
富贵人多骄，詈骂继鞭扑。身无完肌肤，体无完衣服。
毒楚将谁诉，举目无骨肉。天下无告民，不仅孤寡独。
顾此蚩蚩氓，谁非父母育。愿告买仆者，驱遣毋太酷。
……”
诗中描绘了这样一副场景：由于发生了饥荒，父母为了生存，只好狠心将年满十二岁的女儿卖掉，希望换些救命的粮食。父亲骗女儿说带她去见远方的亲戚，但女儿的心里知道将要被卖掉，万分伤心，哭着不肯出门。母亲不忍见这样痛苦场面，只好躲开了。作为诗人也无可奈何，只好希望买这女孩的人家能够发些善心，少用点儿鞭子抽打她那较弱的身躯。
草标啊，草标，你究竟看过多少这样的人间悲剧？！
[color=#ff0000][size=4][b]★ 天南海北风景异[/b][/size][/color]
我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正所谓“一方水土养活一方人”，自然条件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形成了全国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和人文环境。再加上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影响了广告文化的发展，使商业广告文化也呈现出丰富的地区性。
明清两朝，前后五百余年，北京（当时称为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时商业也相当繁盛，以北京为中心形成了独具特征的北方广告文化带。清代夏仁虎《旧京琐记》里说：“旧日都门市肆亦颇留心广告之术……如黑猴公之帽铺，柜上踞（蹲着）一大黑猴。雷万春之鹿角胶，门上挂大鹿角。某扇铺之檐际悬一大扇。皆是引人注意。他若刀剪铺之王麻子、眼药铺之马应龙则转相仿效，各不下数十字，互称老铺……”另佚名著《燕京杂记》也言：“京师市店素讲局面，雕红刻翠，锦窗绣户，招牌至有高三丈者。夜则燃灯数十。纱笼角灯照耀如同白日。其在东西牌楼及正阳门大栅栏者，尤为卓越。中有茶叶店高甍（屋脊）巨桷（方形椽子），细槅（格门）宏窗，刻以人物，辅以黄金，绚云映月，洵是伟观。”《道光都门纪略》中：“京师最尚繁华，市廛铺户，装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壁辉煌，令人目迷五色。”“招牌至有高三丈者”，又叫“冲天招牌”，往往在门旁当街树立：用两片长条石深埋地下，露出地面的两石之间则夹竖一个很长很长的黑漆金字招牌。石条有洞，可以把招牌栓紧。很高很高，远远就能望见。招牌上写着：“德爱堂沈家，祖传七代小儿七珍丹。只此一家，并无二处”，或“同春堂遵古（法）炮炙饮剂咀片诸般应症丸散膏丹”，或“脱衣认号，临行看箱；公文财物，交明柜上；如若不交，失物不管”（澡堂）等等。
虽然明成祖从他的侄子手里抢到江山不久，便把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然而，以南京为中心形成的江南地区，却不改繁华盛景，仍旧是王朝的财富之区。尤其在当时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很是活跃，以致出现了后来学者极力称道的资本主义萌芽生产方式。明朝作家冯梦龙笔下记载说，当时苏州附近的农村劳力已经有一部分人以受雇佣劳动谋生。他们一大早就赶到城里，站在桥头，等待雇主找他们做纺织或泥瓦匠一类的活。如果找不到活干，那就要饿肚子。据此人们认为，这就是早期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形式，美其名曰“资本主义萌芽”。其实这种雇佣劳动方式在个别地方早已出现，只是到了明清更加普遍。总之，这都与商品经济的扩展分不开，再加上江南人文鼎盛，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促成了广告业的繁荣。
清代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丰富记载了当时扬州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其中也包括许多独到的广告文化。本书卷七记载，城里有一屠夫杨氏学会了绝妙的熏肉之法，他家的熏肉远近闻名。然而他在自家店牌上写道：“丝竹何如”。很多人表示不解。实际是借用了孔子的一段故事。《论语》说孔子有一次听到美妙的“丝竹之声”（即音乐），结果陶醉其中，“三月不知肉味”。而屠夫的意思是说，任你听过再美妙动听的丝竹之声，也挡不住我家熏肉的诱惑。像这样的牌匾广告满含文化成分，绝非目不识丁之辈所能理解。又当时天下香料，以扬州“张元书”所制为上乘。这家香料店每逢科举开始，就会不惜重金以上等香料制作“汉瓦奎璧”等形状的特制香几块，作为礼品送给拔得头筹的举子，名曰“状元红”。也是文化味儿极浓的商业广告，一点儿不亚于今天的“文化广告”。
还有人收集了当时江南地区的几张“仿单”广告。如：“祖传李世英按律法制太古琴弦、缠弦，各式名弦，一应俱全，发客。老铺历百余年，并无分出。凡士商赐顾者，请认杭省回回堂下首，积善坊巷口老三泰图记，庶不致误。”（杭州老三泰琴弦店）；“其砚全以沙漆，制法得宜，方能传久下墨。创自先祖，迄今一百余年，并无他人仿制。近有市卖者假冒，不得其法，未能漆沙经久，倘蒙鉴赏，必须认明砚记图章、住址不误。住扬州钞关门埂子街达士巷南首古榆书屋卢氏。”（扬州卢葵生漆器店）
另外，武汉，自古有“九省通衢”之称，由“三镇”汉口、汉阳、武昌组成，襟江带汉，交通便利，经济发达。而汉口早在明清就跻身于全国“四大镇”（景德镇、佛山镇、汉口镇、朱仙镇）。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评述当时汉口的药铺广告：“玻璃八盏夜灯明，药店全凭铺面精。市井也知仁者寿，招牌一半借山名。”当时的药铺老板们，喜欢用带山的店名，诸如香山、春山、乐山、南山等等。大概是源于《论语》里一句：“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吧。《成都通览》载，清代的成都市面上，卖蚊香的肩扛板凳式扁担，扁担头悬着灯笼，上写“药料蚊烟”或“卫生蚊烟”等，手里摇着铃号；换首饰的，身背小木箱，沿街叫唤；修脚的，手边带一个四五寸的方几为招牌，累时也可用作休息之具。而据《清稗类钞》记载，清末广州商人所开的店铺规模较大，品种也很齐全，国货、绸缎、洋货诸类商品广为陈列，随便人们进去观看，已经有似今天的超市了。福建盛产荔枝，《闽杂记》载，每当荔枝成熟，荔枝园的主人一般都要发布“开园”广告，欢迎人们前来购买品尝。
[color=#ff0000][size=4][b]★ 叫卖之声数京华[/b][/size][/color]
明清时的音响广告和叫卖广告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发展得更为成熟，而以京师一带为代表。
明代人记载北京小商贩的唱卖活动云：京城三月时桃花初开，满街唱卖，声音悦耳艳丽，而数日后花将谢尽，叫卖之声也转入悠长低哀。而五月时分，各类时鲜的瓜果蔬菜齐集，小贩们“随声唱卖，听唱一声而辨其何物品者、何人担市”。唱卖稻麸的，旧有四句，带着韵律，活像今天的“打油诗”。
据人统计，清代北京地区的小商小贩及各类手艺人有近五百种。这么多的小贩和手艺人几乎各有自己的叫卖方式。清人富察、郭崇所著的《燕京岁时记》载：京师伏暑以后，“寒贱之子担冰叫卖道：“冰胡儿！”；七月，有人卖菱芡，沿街叫卖“老鸡头，才下河！”而自署“闲园鞠农”的另一位清朝人记载了北京地区大量的唱卖声，其中记卖鲜果和小吃的有：
五月中卖桃者唱：樱桃嘴的桃呕嗷噎啊……
七月中卖枣的唱：枣儿来，糖的渍哒喽，尝一个再买来。哎，一个光板喽。
十月卖海棠的唱：秋的来红海棠来，没有虫儿来；黑的来糖枣儿，没有核来。又有的唱：栗子味的白薯来，是栗子味的白薯来……
卖花生的唱：脆瓤的落花生啊，芝麻酱的一个味来，抓半个空的——多给。
卖面饽饽的唱：硬面唵，饽啊饽……
上面句中小点并不表示一般省略，而是小贩为引起买者的购买兴趣而故意拉长语调或重读其音。这样的叫卖广告，长篇大段的也有。北平俗曲里就记载很多，像《杂银嵌换钱》里描写当时京师一个杂活小贩的吆喝是这样的：
“杂银换钱，有那破坛子、烂罐子、马勺和盖垫，还有那酒漏子、酒壶、雨衣、褐衫、鸟熗和腰刀、撒带、号箭，有那夹剪和法码、戥子、算盘，有那使不着的旧秤、天平和钱盘，还有那厨房里的油裙、打破了的鼓板、拨破的铙钹、法衣、偏衫，有那道士木鱼、鱼鼓、简板，有那打卦的竿子、算命的铁板，铜盆和衣架，使不着的案板、桌椅和板凳，摆坏了的佛龛，有那杉槁木垛、买卖人儿的扁担，有那车上煞绳、打牛的皮鞭，木匠的铁锯、铁匠的风扇，有那裱糊匠的刀尺、画匠的图传，锡活的砧剪、棚匠的席竿，有那厨房的刀勺、庄稼人的锄镰、瓦匠的瓦刀，还有铁锨，安不着的门框、竹筒子、炕沿，有那古铜玩器、字帖手卷，这些个东西，都拿来换钱。旧靴子、旧袜子、旧褂子、旧帽子、旧袍子、旧罩子、凉席子、马褥子、套裤、口袋、破裤子，银簪子、铜镯子，待客使不得的火锅子，破笼子、烂罩子，员外戴不着的扎巾子，胰子盒、手炉，待客使不得的锡壶子，金冠子和银扇子，吊破了的纱灯、旧钿子，蒜罐子、醋坛子，打破了的雨伞、竹帘子，破铺陈、乱毡子，裁缝赚下的破湾资，破琵琶、烂弦子、胡琴、星儿、托盘子，腊阡子、灯坠子，剃头使不得的那破柜子，破纱橱、烂箱子，使不得的酒篓、小缸子，旧盆子、烂桶子，使不得的荷缸、小罐子、小刀子、手帕尖上的铜卡子，简妆子、镜架子，阿哥们穿不着的马褂子、平口子，旧袋子、烂条子、荷包、顺带子，旧剪子、坏簪子，奶奶们戴不着的耳环子，铁钉子、铁镊子，灯台、香炉、蜡夹子，铜钮子、潮银子、宣卷，使不着的旧棉子，花棒槌、叉头子，小阿哥们玩的皮猴子、零绸子、碎缎子，姑娘们打带子剩下的绒辫子，马鞍子、透抽鞍、摔胸、肚带、鍊金镫、扯手、秋辔共嚼环，这些个东西全都要，拿将出来看一看。”
从这一长套的吆喝广告里可以看出，此人真是无所不收，想把各类旧货杂货网罗殆尽！像这样的广告，已经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成为中国民间艺术的一件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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