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的古人总认为音乐歌舞非良家女子所应为，于是女子要发展这方面的才能，只有在教坊(高级妓院)之中了。
        例如，唐玄宗是个十分喜爱音乐歌舞的皇帝，他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梨园”班子，对几千人施加严格的音乐与歌舞训练。有时他还参加乐队，亲自击鼓，杨贵妃和一些贵族、大臣，有时也来凑热闹。五代时的南唐后主李煜多才多艺，纵情声色，即位后曾“大展教坊，广开第宅”，终日和妃嫔宫妓在一起排练歌舞，填词作乐，甚至在国破家亡之时还写词：“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恋恋不舍。此外，像西晋石崇那样的豪门巨富，舍得下大本钱训练家妓的也为数不少。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实在没有别的行业有这样的训练条件，所以，这些家妓、宫妓的音乐歌舞水平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水平，也就不奇怪了。

         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文学造诣很好的妓女，唐代的薛涛和鱼玄机是两个代表人物，她们的文学造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唐代封建社会盛世文化的发展。
        唐代名妓薛涛，字洪度，本来是长安良家女，随父宦游，流落蜀中，遂入乐籍。她的口才、文才都好，诗笔艳荡而工，七绝尤长，著称于世。她15岁时被镇将韦皋召令侍酒赋诗，韦皋十分赏识她，特以校书郎奏请，虽然由于“护军未及应”而罢，但“薛校书”之名已远近流传了。当时的著名文人、士大夫都乐于与她来往唱和。她暮年退居浣花溪，着女冠服，制纸为笺，时称“薛涛笺”，今日尚存她的《洪度集》一卷。她的诗多反映妓女的生活与感情、男女的欢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等。

        还有一个名妓叫鱼玄机。她是长安女子，字幼微，一字蕙兰，喜读书，有才思，补阙李亿纳为妾，后来失宠了，就入咸宜观为女道士。唐代的女道士在性方面是很自由的，她多与士大夫交往，实际上是一个变相的高级妓女。她的名句“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为千古传诵。后以笞杀婢女绿翘事，为京兆尹温璋所戮。
       在中国古代，几乎每个朝代的诗词精华都有妓女占一席之地。例如《全唐诗》收录有21位妓女作家的诗篇136首。同时，还有不少诗词是歌咏妓女生涯的，如在《全唐诗》中收集的49430首诗歌中，有关妓女的就有2000多首，可见，妓女题材已成为一些文人雅士的创作源泉。

嫖妓不一定要“上 床” 
       在中国古代，去嫖娼的大致有三种人：一是没有妻妾或远离妻妾在外，性欲得不到发泄，那么就去妓院发泄一下，他们和妓女的关系主要就是“上床”。二是虽有娇妻美妾，但感到不满足，在性好奇心理的驱使下，要去妓院“尝鲜”，感到“家花哪有野花香”。明人江盈科在《雪涛小说》中所说的“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不着”，正是这种心理的写照。拥有三宫六院、万千嫔妃的皇帝，有些也要微服出宫嫖妓，主要也是出自这种心理。三是一些文人雅士具有较高的精神生活需要，他们虽拥有妻妾，满足性欲、生儿育女都没有问题，但由于是包办婚姻或政治婚姻，双方缺乏共同兴趣和共同语言(像宋代的李清照和赵明诚那样的夫妻真是少有)，于是他们就渴望和某些异性建立一种平等的、思想感情交流的关系，而这只有去妓院才能做到。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男子除妓院外，没有和除自己妻妾之外的女子自由交往的机会，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些文人雅士狎妓的主要目的就不是“上床”了。

        当然，以上情况只发生在高级妓女中间，而多数中、下等妓女遭受着性压迫与性剥削，被人们蹂躏、虐待、贩卖甚至任意杀害，过着非人的生活，充满了血和泪。
        不过，即使是高级妓女，日子也并不好过。她们总是感到身世飘零，身份低贱，十分自卑。唐代有一首敦煌曲子词《望江南》，十分深刻地描写了妓女内心的苦楚：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因此，妓女们最盼望的就是落籍从良，从而终身有靠。唐代的江淮名妓徐月英写过一首《叙怀》诗，充分地表达了这种心情：
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乐，常羡荆钗与布裙。
       这就是说，她宁可粗茶淡饭地做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也不愿在妓院中锦衣玉食，日逐笙歌。南宋绍兴年间，全州司户单符郎见官妓杨玉哭泣而问曰：“汝今鲜衣美食，时为爱重，有何不足耶？”杨玉回答说：“妾为女子，愿为有家。若嫁小民，布裙短衾，啜菽饮水，亦是良妇。今在此迎新送故，是何情绪!”
中国现代社会也有卖淫现象，而且颇为蔓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曾取缔卖淫业，并见显著成效，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又死灰复燃了。这是因为，卖淫业的产生有其经济、文化、社会的原因，如果这些根源未予铲除，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解决不了的。

       中国现代的妓女与历史相比，有两个特点：一是都是暗娼，因为政府是严格禁止卖淫的；二是自愿者多，而旧社会的妓女大都是被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