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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盛
中国历史上常常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一方面熟读孔孟之道，一心报效国家，而另一方面又头脑僵化，教条、机械、片面地去看待问题。在面对复杂问题的时候，他们简单化的做法，虽然出自一片丹心，但却使得国家丧失了以更好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机会，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明朝处理俺答求贡的前后经过，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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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答求贡的失败[/b]
俺答汗是明朝中后期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的首领。他在继承父兄基业的基础上，东征西讨、战功显赫，逐渐成为了蒙古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盟主。自从明朝建立，元帝北逃以来，明朝与北方蒙古族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大稳定，时战时和。南北方之间正常的贸易交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单一的原始畜牧业使靠其为生的蒙古族人民陷于极端困境，再加上生齿日繁，用度日增，手工业极不发达，日用品“必资内地以为用”。在当时，要想得到汉地的物资，只有两个途径。一是贡市贸易这种和平的方式，另一种就是抢掠。在北元朝廷瓦解之后，蒙古人早已丧失了进取中原的雄心，他们对汉地唯一的期盼就是得到那里的物资。对他们来说，朝贡和打仗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哪种成本低而收获高，就用哪种。
俺答明智地作出了选择——求贡，当然，如果求贡不成，还是要来抢的。在他当上“索多汗”并控制了蒙古右翼诸部之后一次又一次地伸出了橄榄枝。然而，答复他的，却不是友谊的拥抱。
嘉靖20年秋(1541)，俺答派使者石天爵“款大同塞”，正式向明廷提出通贡请求。廷议期间，俺答待命塞外，颇作出了一些和好的表示，他邀请明军边防军官一同欢宴，又严惩了以前抢掠过汉人衣粮的部下，并将抢来的东西全部归还。边臣们的意见是：同意俺答通贡的请求有益无损，就算担心俺答事后不讲信用、再来犯境，只要不放松边防就是了。奏章送到北京，兵部倾向于同意边臣的意见。然而，这个廷议的结果却 被嘉靖皇帝打了回来，勒令再议。于是兵部的调子立刻来了个 180度大转弯，大谈“虏多诈，其请贡不可信……唯以大义拒绝之，则彼之奸谋自沮。”皇帝看了之后龙颜大悦，批示说：“务选将练兵，出边追剿，数其侵犯大罪，绝彼通贡。”俺答大怒，“遂大举内犯”，下石岭关，掠太原，杀死了明朝的总兵丁璋等大将，“边患始棘”。
嘉靖21年闰五月，俺答再次宣布停战，派石天爵去大同请求通贡。结果，石天爵被明廷凌迟处死，传首九边。俺答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极其愤怒，“遂不待秋期，即以六月悉众入寇，大掠山西”。
此后类似的故事又重复了好几次，大概都是俺答遣使求贡，被明廷断然拒绝。有的使臣刚到边境，就被明军杀了冒功，有的运气好一点，得到了明朝边臣的支持，但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朝廷那一关。
终于，到了嘉靖29年6月，俺答率领所部数万精兵进犯大同，以伏击战杀死了素以骁勇著称的明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宣大总兵仇鸾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竟以重金贿赂俺答，让他去攻别的地方，不要来打宣大。俺答于是移兵东向，进犯蓟镇，于8月16日大破古北口明军入塞，并于当日进抵密云，次日又进至通州，分兵掠昌平，前锋直抵北京城下。这是明朝自开国以来，北京第二次被围，史称“庚戌之变”。而这次明朝的准备却比“土木之变”时更糟，既没有于谦这样的大臣主持全局，各镇的勤王兵马也只来了 5万，远远赶不上当年北京保卫战时的22万。好在俺答此来只是为了向明朝逼贡，顺便抢些东西，并没有要拿下北京城的打算。著名奸相严嵩对这件事看得很清楚，他说：“败于边可隐，败于郊不可隐，(虏)饱将自去，惟坚壁为上策。”节制诸路兵马的平虏大将军仇鸾对此心领神会，他带兵离着蒙古军远远的，放任蒙古军四处抢掠，自己也派人杀些老百姓来冒功，同时派人和俺答联络，“许贡市以自安”。俺答果然没有攻城，而是将一个俘虏的太监放回北京，让他带回了要求通贡的文书。面对着兵临城下的蒙古骑兵，嘉靖皇帝终于采纳了徐阶的建议，一方面要求俺答退出塞外再进行通贡谈判，另一方面加紧召集勤王兵马，巩固北京防务。俺答饱掠数日之后，感觉心满意足，同时也看到通贡的要求不可能马上实现，便率军撤走。这时仇大将军才集合部队，跟在蒙古军后面假装追击。谁知俺答竟中途改变撤退路线，一掉头恰好碰到明军，蒙古军一个冲锋，明军大败，仇鸾仅以身免。俺答则扬长而去。
俺答返回塞外之后只过了几个月，就在嘉靖29年12月派出使者赴大同塞求贡。有了庚戌的教训，加上仇鸾与严嵩的支持，嘉靖皇帝终于决定开发马市。这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书反对，提出开马市的“十不可，五谬”，遭到皇帝的痛斥，被下狱打了一顿，贬为狄道典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著名的奸臣支持开马市，而著名的忠臣则反对开马市。乍一看仿佛开马市还真是件伤天害理、丧权辱国的大坏事。然而，对待历史不能简单地给以脸谱化的评价，实践才能最终证明真理究竟站在哪一方。
嘉靖30年4月 25日，俺答期待已久的马市终于在大同开市了。此后，明朝又先后在宣府、延宁开放了马市。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从蒙古部落中易马近万匹，而许多汉地生产的生活物资也顺畅地流入蒙古。一时间，和平的曙光出现在北方的地平线上。然而，双方已经互相仇杀了近半个世纪，对于突然来到的和平都有些不太适应。在蒙古方面，有的人还没有彻底抛弃抢掠的恶习，由于政权组织不够严密，俺答也很难立刻约束住所有部众，做到绝对的秋毫无犯。在明朝方面，皇帝和大臣们本来就只是把通贡作为一个缓兵之计，一有风吹草动，随时准备再关闭马市。而且也还有大批杨继盛那样的“忠臣”“直臣”在不住口地反对通贡。这就使得马市很难持续下去。果不其然，在大同马市刚结束的五六月间，俺答的一些部众就在从明朝叛逃的白莲教徒肖芹的诱导下，侵扰了大同左右卫。俺答对此深为愧疚，于7月初将肖芹执送大同，请求继续贸易。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插曲，成为了明朝君臣们“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理论的大论据。皇帝召回了主持马市的史道，宣布拒绝与在大同边外带着大批牛羊准备互市的俺答进行交易。俺答看到马市再次被关闭，于是在11月间又开始了对明朝的侵扰。嘉靖皇帝则于次年下令关闭所有马市，并且严令再有请开马市者斩！一线和平之光终于又被战争的阴云所湮没了。
在此之后，战争又继续了将近20年。双方的仇恨一天比一天加深，死疙瘩越系越紧。和平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呢？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终解开这个戈登结 (Gordian Knot)的，居然是一次桃色事件。
[b] 和平的到来[/b]
关于这次桃色事件的起因，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其中最流行的一种是这样的：俺答平素钟爱的孙子把汉那吉聘了鄂尔多斯部落的三娘子为妻。三娘子“貌美似花，仿佛一个塞外昭君，天然娇艳”，竟然让俺答为之一见钟情，夺了过去。把汉那吉一怒之下，逃奔明朝。这是隆庆四年(1570)九月的事情。
把汉那吉的投奔让苦等和平契机已久的明朝君臣如获至宝。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联名上奏，要求接纳把汉那吉，并以此为契机，争取与俺答通贡，实现和平。他们在奏章中根据可能出现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三策。如果俺答以和平方式请求明朝放回把汉那吉，则以此为筹码，要求俺答交出自明朝叛逃的白莲教众赵全等人，放回被掠人口，与明朝通贡，建立长期的和平关系，此为上策。如果俺答兴兵犯境，强行要人，“则明示欲杀，以挠其志”，然后再努力向上策靠拢，此为中策。如果俺答跟把汉那吉已经恩断义绝，不来索要，就让把汉那吉统领蒙古叛众，在边境驻扎，作为明朝的屏藩，如同东汉的南匈奴，待俺答死后，就让把汉那吉回去争夺汗位，引发蒙古内乱，此为下策。然而不管上中下哪一策，对明朝都是有益无损的大好事。
道理虽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朝廷上还是有大把大把的人转不过弯子来。廷议中大臣们吵得不可开交。然而，这已经不是20年前了。当国的不再是严嵩和仇鸾，而是高拱和张居正。这两位明朝后期最著名的政治家早已洞悉了通贡的优越性。张居正详细论述了通贡的“五利”，高拱也将遣返、收叛、封贡和开市这四个环节作为一个全盘的战略考虑。他将遣返和收叛作为事件的上节，将封贡和开市作为下节，指出“然须有下节，则上节方为完美”。另一个不同的是隆庆皇帝虽然谈不上特别贤明，但终究不像他父亲那样刚愎自用。他最终接受了高拱和张居正的建议，一锤定音：“外示羁縻，内修守备”——同意通贡开市。
形势的发展与王崇古设想的中策十分相像。俺答首先在赵全等人的挑唆下兴兵进犯，索要孙子。王崇古和方逢时一面指挥部队坚守各城堡，不给蒙古军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派人与俺答谈判。告诉他：战事一起，把汉那吉就性命难保了，而只要事件和平解决，俺答就可以重新见到自己的孙子。更重要的是，使者表明了明朝希望和平、同意通贡的意愿，只要俺答撤军、交出叛逃的赵全一伙，约束部众，不再犯境，就可以封贡、互市，实现双方多年来和平的梦想。俺答同意了这个建议，敞开了和平的大门。
和平的意向既成，后续步骤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俺答表示对明朝臣服，而明朝则封俺答为“顺义王”，封把汉那吉为昭勇将军、指挥使，送回给俺答，并给其他60多名蒙古贵族加以封赏。俺答交出了赵全等为害明朝北疆多年的叛徒，并承诺约束部众，永不犯境。明朝则同意在边境多处开设马市。一方是实现了数十年来的心愿，另一方是消除了一个心头大患，一时间除了被午门献俘、传首九边的赵全等人外，长城内外的人民皆大欢喜。整个事件从把汉那吉归降到事件解决、和议达成、赵全等被献俘阙下，总共只用了3个月零3天。
当然，事情并不都是这么愉快的，否则俺答求贡也不会遇到这么多的波折了。双方的心中都还有顾忌，留了后手，但也都尽量地维持着和平的局面。明朝虽然开放了马市，但仍坚持对蒙古的“武器禁运”。只有绸缎布匹粮食这些纯民用物资才能无限制的进行交易。为了怕大批入贡的蒙古使者造成事端，明朝甚至不准蒙古人进京朝贡，只准在边境进行贸易。张居正(高拱不久后去职)也丝毫没有放松国防建设，他制定
了东攻中防西抚的战略：西部在不放松防御的同时，尽量维持与俺答部的友好关系，从而腾出力量增援中部与辽东；在中央的蓟镇，用戚继光为总理，深沟高垒，牢牢守住北京的门户；在辽东用李成梁，对土蛮和女真主动出击。不过数年之间，明朝北部的边防形势就出现了决定性的好转。就是在“主抚”的西线，张居正也充分认识到了局势的复杂性。张居正一方面严令将士不得启衅，另一方面对蒙方可能的挑衅行为也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与嘉靖皇帝截然不同的是，张居正指出“夷酋既已悔罪乞哀，宜开其自新之路”，只要对方释出善意，就恢复贸易。他还富有远见的指出要做好其他蒙古族首领的工作，以便在俺答将来去世之后，还能将和平局面继续保持下去。
和平就这样在双方疑惑的眼神中开始，并继续下去了。后来也出过好几次类似嘉靖三十年那样的杂音，但双方都明白和平的可贵，采取自我克制、互相谅解的态度，终于没有再像上次那样开和平的倒车。万历十年(1581)，张居正与俺答先后去世。但他们的后来者——桃色事件的主角三娘子和明朝的万历皇帝与大学士们还是勉力将和平的局面继续维持了下去，一直持续了40多年。通过近40年的求贡，终于换来了40多年的和平。这40多年的和平成为了明朝270多年历史，甚至是中国2000多年历史上，汉族与游牧民族关系史中最灿烂的乐章。
俺答求贡的故事到这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我们的思考却不能就此止步。一件好事为何如此多磨？40年的和平竟然要用40年的战争去换取？高拱和张居正是如何的苦心积虑，要通过把汉那吉事件达到和俺答通贡和平的目的，然而，四十年前，这样的机会曾经多少次就摆在他们的先辈面前，唾手可得，却被白白丢弃。这是为什么？难道和平真的就不能早一天来到吗？
[b] 杨继盛们的战争和平观[/b]
嘉靖30年开放马市的时候，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书坚决反对，提出开马市的“十不可，五谬”。这位杨继盛是明代著名的敢谏忠臣，他的意见可以比较典型的反映出明朝士大夫们反对通贡的原因，而较少受到个人私利的影响。
杨继盛的奏章大体归纳起来是这样的：俺答是个恶棍，蒙古是劣等民族，我们堂堂中国不能跟他们交往；俺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不可以相信的；而且既然已经开打了、断绝了来往，就不能和谈、恢复来往，否则就是朝廷失信，会很没有面子；另外，和平会打击大家的打仗积极性，会荒废国防建设；不可七说互市会显示朝廷胆怯，引发盗贼；还有，马市开放时间长了，会因为买马而耗尽国家的财富。除此之外，杨继盛还提出了反驳赞成开市派的“五谬”。一谬说要巩固国防就不要和谈，既然要准备硬的一手，就不必搞软的了；二谬说既然不打，要马何用？而且俺答这种狡猾的鞑虏也断断不会卖好马给我们的；三谬说开贡市要花很多钱，是一大损失；四谬说贡市不能让所有蒙古人都满足，总会有不满足的鞑虏再来抢劫；五谬说我们打击鞑靼侵略者是正义战争，是应战，不是求战，没有啥不祥的。
无独有偶，20年之后，张居正又专门论述了通贡的“五利”。我们不妨再将这篇开市派的代表著作拿出来，与杨继盛的比较一下，看看究竟谁是谁非。
张居正说“且此事有五利焉：虏既通贡，边鄙不耸，穑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复屯田，蓄吾士马之力。岁无调援，可省行粮数十百万，二利也。土蛮、吉能，每借俺答以为声势，俺酋既服，则二虏不敢轻动，东可以制土蛮，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赵全等既戮，板升众心已离。吾因与虏约，有愿还者，必勿阻之。彼既无勾引之利，而又知虏之不足恃，则数万之众，皆可渐次招来，曹州之地可虚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孙，情乖意阻，虏运将衰，其兆已现。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顿、呼韩之变。我得其机而行吾之计，五利也。”(板升即指叛逃蒙古的白莲教徒)
比较杨继盛和张居正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的核心分歧就是要战还是要和的问题。杨继盛认为只要“发明诏选将练兵”，就可以战而必胜，“竿俺答之首于藁街”，比之在他看来“丧权辱国”、“劳民伤财”的互市要好得多。张居正则大力突出了和平的诸多好处，虽未明确进行比较，但显然认为和比战要好得多。其实，自明朝开国，元顺帝北逃以来，蒙古就一直是明朝北边的心腹大患。想要一劳永逸、一网打尽，谈何容易？明军北伐，兴师动众，补给线长达数千里，后勤极为困难，常常是粮草已尽而尚未看到敌人的踪影。而一朝班师，蒙古人就跟了回来，说不定明年就会再来袭扰。在俺答与明朝的多次交锋之中，明军败多胜少，北京城都一度被包围，何谈“竿俺答之首于藁街”？
明朝还有个战与和的利害权衡问题，俺答那里同样有这个问题。只是在抢掠的成本高而收益少的情况下，俺答才会数十年对和平通贡孜孜以求。如果明朝真的边防尽驰了，那么俺答说不定也就要改主意了。而且蒙古部落并非只有俺答一家，其他人是否也能够自我约束、以和平取代战争，甚至于俺答的部众是否都能为俺答所约束，放弃抢掠，这都是尚未确定的问题。因此，在“外示羁縻”的同时，必须“内修守备”。这个问题其实杨继盛和张居正都注意到了。然而，他们所给出的答案却截然不同。在杨继盛看来，战与和是完全矛盾的，只能取其一，要么就打到底，要么就彻底投降。而张居正却不这么看，他并没有将战与和完全对立起来。在空间上，他实行东攻中防西抚的战略，对不同的蒙古部落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待。在时间上，当蒙古人违约时，他立刻停市绝赏，严厉以对。而当蒙古首领“悔罪乞哀”之后，他就予以宽大，重开贸易，恢复和平。战与和这两个矛盾的事物在张居正手里实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而杨继盛的观念则被事实所驳倒，显得那么僵化迂腐。
杨继盛担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长期的和平会不会自然的导致“驰懈兵事”，放松国防。应该说这个疑虑虽然看起来有其道理，但在事实和逻辑面前也是站不住脚的。张居正时代的经验表明，和平并不一定导致国防的松懈。一方面，东线仍然战事频频，从西线节约下来的物资被送到那里，加强了的明军在李成梁的指挥下主动出击、屡战屡胜，打出国威和军威。另一方面，基本上也平安无事的中线在戚继光的统领下，也在不断加强边防，使得明军在蓟镇一线的防御固若金汤。这充分说明了和平的条件下也是可以搞好国防建设的。总的来说，相对太平的张居正主政期间，明朝的国防建设较之烽火连天的嘉靖年间要好得多。搞好国防并不一定需要不停的打仗，而不断打仗的时候，国防也不见得就能搞得好。而且，从逻辑上来讲，国防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可杨继盛却主张为了国防而放弃和平。这不是本末倒置了么？居安思危是没有错的，但是为了“思危”而放弃“安”，那就荒唐了。
[b] 杨继盛们的经济观和民族观[/b]
除前文所提，杨继盛的其他观点也反映出了他的迂腐和短视。他认为既然已经下诏打仗就不能再讲和，否则就是有失体面和威信。可是，难道国家的政策是制定了之后就永远不再更改了的么？说和平就是示弱，难道要显示不“畏怯”，就要把战争无休止的打下去？何况当时明军在军事上并不占优势，莫非屡战屡败的朝廷更能让“盗贼”“慑国威”么？至于他提出的两条经济上的反对意见，更说明了他根本不懂经济。他认定了贡市就是给俺答送钱，就是拿中国的民脂民膏去填鞑靼的无厌之欲，以苟且偷安。在他看来，蒙古得到的，就是明朝失去的，从来就没有想过世界上还会有“汉鞑两利”这样的事情存在。朝贡贸易，由于明朝采用“厚往薄来”的政策，给与赏赐的价值常常高于贡物的价值，明朝是会吃点亏。但这样的朝贡通常数年才有一次，每次也只允许十几、几十个使者来贡，贸易额是很小的，远远谈不上什么大损。更何况后来隆庆通贡时，明朝还不准俺答派人进京进贡，只准在边境交易，则连这笔小开支也可省下了。但同时，和平的到来，使得明朝的边民再无战乱之苦，可以专心发展生产，军费开支也可大大削减，这个好处是极大的，张居正将其列为“五利”中的第一和第二位，可杨继盛却视而不见。至于边境上的马市交易，乃是你情我愿之事，交易的价格必然是会使双方都得利的公允价格。若真是由于交易额过大，闹得明朝布帛都不够用了，交易价格必然会变化以反应这种供需变化的情况，布帛价格会上涨而马价下降，交易额也会随之变化，怎么可能会出现“十年以后，帛将不继”的情况呢？时人记载万全马市中“贾店鳞比；各有名称”，“南京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漳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很明显，这些商铺大都是私人经营的，有利即来，无利即走。这更说明了马市交易是一种能够让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公平交易，而不是给鞑靼送钱的一边倒买卖。杨继盛出身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接受儒家正统“重本抑末”的教育，以农为本，视工商为末，因而不懂得商业创造价值的道理，所以就曲解了马市。值得一提的是，力主开马市的宣大总督王崇古和他的外甥吏部侍郎张四维都出自山西商人家庭，其家庭参与过边境贸易，也许正是这一背景，帮助他们正确的理解马市在经济上的意义。
至于杨继盛说的明朝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是鞑靼在袭扰明朝而不是相反，因此明朝进行的是被迫的、正义的战争，“何佳也”。这条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理。在整个战和过程中，明朝基本上都是扮演着一个被动的角色，来打的是鞑靼，要通贡的也是鞑靼。战争并不是明朝挑起的，从明朝的角度来看，自己是多么的无辜啊。然而，杨继盛有没有试着从俺答、从蒙古人民的角度来看过这个问题呢？他们迫切的需要汉地的物资，可明朝却拒绝和他们交易，那他们该怎么办？除了抢掠，还有别的出路吗？当然，从道德上来说，需要汉地的物资并不能成为对汉地进行抢掠的正当理由。但是，“国”际政治并不是由这些高调的道德来决定的，当蒙古人民落到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做那种宁可饿死也不掠略的君子的。所以，战争实际上可以说是明朝绝贡的政策逼出来的。可是，杨继盛的双眼却看不到这些，他大概根本就不屑去看看长城北面人们的情形……
杨继盛是明代有名的忠臣，也是才华横溢的才子，他的意见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私利，也不能说是由于愚蠢所致。他的缺点和错误，第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士大夫所存在的普遍的缺陷与偏见。这些偏见的影响之深之广是惊人的，文人们就连写小说的时候都不忘要讽刺一下那些靠做买卖来祈求和平的“奸臣”们。他们将爱国主义曲解为一味的强硬政策。认为战才是爱国，和就是卖国，任何形式的妥协让步都是屈辱。第二，机械式的简单逻辑。他们认为战与和互相矛盾，只能选择其一，而不能折中，也不能软硬兼施，搞两手抓。对手要么是完全可信的，要么就是完全不可信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被他们当作“贼寇之性诈变无常”的论据，彻底否定整个和局。第三，零和定式。在他们看来，鞑靼所得就是大明所失，从而认定“互市者，和亲别名也”，将互利互惠的马市看成是给俺答送钱而求苟且偷安。以他们的逻辑来看，在战争中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若是得到了，那么必定是付出了别的更大的代价。他们不能够理解什么是互利互惠、什么是“汉鞑两利”―或者用今天的时髦词汇来说，就是“双赢(win- win solution)”。第四、自我中心主义。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只会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他们不愿意去认真地研究对方、了解对方、理解对方有什么样的需要，其利益与己方有什么交集，有什么可以达成共识、实现双赢的机会。恰恰相反，他们非常起劲地给对方画上“夷狄之性”的脸谱，试图以此证明对方的“其心必异”。好在当时还没有什么“民族性”之类的理论，不然他们就更可以拿来论证与俺答之绝对不可合作了。就是这些缺点和局限性，使得杨继盛和许多其他的士大夫们怀着拳拳的爱国之心，却提出了将同时损害汉蒙双方利益的建议来。直到几十年后，高拱和张居正才以务实、理智的态度找回了和平的机会。
在激扬文字、品评前人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也反省一下自己。前人的缺点和局限，我们是否也有？李光耀说：中国的青年，必须要有正确的历史观才能保证中国的和平崛起。我们要扪心自问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了正确的历史观和其他的观念呢？如果俺答再次来求贡，我们会不会再让他等四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