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FF0000] 曾经显赫一时的北洋军阀孙传芳一生驰骋疆场，可他最后既没有死在军阀混战的战场上，也没有死在抵抗革命军北伐的作战中，而是死在了一位烈女的熗下。这位烈女就是施剑翘，时年30岁。
施剑翘(1905—1979)，原名谷兰，原籍安徽桐城，从小生长在山东济南，因刺杀军阀孙传芳而出名。新中国成立后她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又移居五台山光明寺村，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1957年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1979年病逝，享年74岁。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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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安徽桐城人，辛亥革命后曾任第1混成旅旅长，驻守镇江。1922年归奉系。1925年，直系军阀孙传芳拥兵浙江，伺机向北扩充地。
此时 ，张作霖的奉系正在向南扩张，与孙传芳的势力发生冲突。10月，孙传芳联络苏、皖、赣、闽几省的直系军阀，以“双十节”检阅为名调集大军，自称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分五路出兵进攻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的奉浙战争。孙传芳很快占领上海、南京。接着，孙传芳命谢鸿勋、卢香亭等率部往北推进。张作霖得知失败的消息后，立即任命施从滨为安徽省善后督办，张宗昌为江苏省善后督办。
施从滨刚刚开进蚌埠，就遭到谢鸿勋师和卢香亭师两路大军的夹攻。施从滨部本来就有一部分老弱残兵，再加上施从滨长期拖欠军饷不发，士兵毫无斗志，一遇敌军夹攻就纷纷溃逃，蚌埠很快被孙军占领。没过多久，施从滨和他的随从也被随后赶来的孙军俘虏。谢鸿勋打量着眼前须发皆白、戴着陆军上将军衔的70岁的施从滨，顿生敬意，专门派一名营长将施从滨送到蚌埠总司令部，还写了一份报告给孙传芳，要求对施实行优待。
施从滨被押解到孙军的总司令部，进门后向躺在烟床上的孙传芳行了一个军礼，孙传芳却动也没动，笑着说：“施老，你好，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吗？你马上去上任吧！”说完，下令将施从滨拉出斩首，并将施的头颅悬挂在蚌埠火车站示众多日。
女儿十年谋复仇施从滨被杀后，全家悲痛欲绝，特别是他的女儿、20岁的施剑翘更是异常悲愤，立志要为父亲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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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6600]当年，女子抛头露面尚且不易，要手刃孙传芳这号统兵百万、防卫森严的大军阀就更是难于上青天，因此施剑翘起先是将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叔叔的儿子）身上。
施中诚童年丧父，施从滨夫妇对他关怀殷殷，视如己出，并尽心尽力加意栽培。施中诚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得到伯父扶助，官运亨通。施从滨遇害后，他更是因祸得福，坐上了烟台警备司令的交椅。然而，这个人却并不是铁骨铮铮、知恩图报的血性汉子，他不愿断送掉锦绣前程，去为伯父讨还血债。施剑翘一怒之下，写了封长信与之断绝兄妹关系。
1928年，施剑翘随母亲移居天津。这年的农历九月十七日，是父亲遇害三周年祭日。施剑翘跪伏在父亲的遗像前，与母亲抱头痛哭。母女俩的哭声惊动了借住在施剑翘家的同乡施靖公。
此人是阎锡山的中校参谋，来天津办事，因与施从滨有过交往，便借住在施剑翘家。他闻听哭声，来到母女面前，对施剑翘说：“我曾经受过施公的栽培，对小姐的遭遇深表同情，如果小姐愿以身相许，我决心为施公报仇。”
施剑翘此时已被复仇的火焰烧得心急意乱，心想只要能为父报仇，什么委屈也能咽下。就这样，施剑翘决然冲破了同姓不结婚的藩篱，跟随靖公迁居太原。未曾料想，施靖公随着自己的官运亨通，越来越贪生怕死，施剑翘几次催促，他都无动于衷。施剑翘又一次失望了，并于悲愤中写下“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的诗句。
转眼到了1935年，施从滨被杀已整整10年了。就在这一年，施剑翘听到孙传芳兵败寓居天津的消息，毅然离开太原前往天津。[/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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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6600CC] 在长达十年的过程中，求助于堂兄（时任烟台警备司令）、丈夫（阎锡山部谍报股长）均告无效，痛感求人不如求己，下深心自作准备。
先做手术矫正自己的小脚，然后设法购得熗弹，再往天津侦察，随时揣摩孙传芳照片，熟其形容，先欲混入孙公馆击杀之，未果。
此前，民国十五年（1926年），吴佩孚的军队与北伐军在汀泗桥正面交战，结果被杀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孙传芳不相信北伐军能摧枯拉朽，也不甘心失去江西这块风水宝地，他亲临九江督师。结果，支撑到这年年底，赣军全线崩溃，孙传芳满盘皆输。
他灰溜溜地跑到大连，张作霖便收留了这位丧魂落魄的败军之将。于是，张作霖自任安国军总司令，以孙传芳为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团总司令，驻军南京。没过多久，孙传芳再次领教了北伐军的厉害，南京就跟纸糊的城池差不多，被北伐军捅出无数个透风的大窟窿。在生死悬于一线的危急关头，死马权当活马医，孙传芳为此不惜孤注一掷。
龙潭大反攻是孙传芳一生中投注额最大的豪赌，最终被北伐军打得作鸟兽散。这一年，他50岁。南方虽大，已无容身之地，他便像缩头乌龟息影于天津的英国租界中，无限伤感无限委屈地做起了寓公。
又是农历的九月十七日，施剑翘一早就来到观音寺为亡父烧纸、念经。之后她偶然从一个和尚口中探听到靳云鹏和孙传芳都是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居士，孙传芳还是居士林的理事长。第二天，施剑翘就化名“董慧”，委托一位女居士介绍加入了居士林。此后，施剑翘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孙传芳的身貌、口音、汽车牌号和活动规律等，知道他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随即做了刺杀他的具体安排：让弟弟将母亲接到南京；购置一台油印机，将早已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遗嘱印制出来，打算在杀死孙传芳后散发；把11月13日定为替父报仇的日子，因为这天是星期三，按照惯例，孙传芳这一天必到居士林听经。
仇人孙传芳殒命1935年11月13日，一大早就下起了小雨。施剑翘估计孙传芳未必会来，便把准备好的左轮手熗和传单等物暂时放在家里，自己空手来到居士林观察动静。中午过后，仍不见孙传芳的踪影，施剑翘正有放弃行动之意，忽见一位身披袈裟、年约50岁、留着光头的人走进了佛堂，施剑翘断定此人就是孙传芳。她立即离开居士林，租了一辆小汽车，匆忙赶回家中，取出手熗、传单等物，又返回居士林。
此时，佛堂里已经坐满了听经的居士，孙传芳端坐在中央。施剑翘找了一个靠近炉火的后排座位坐了下来，马上她发现这个位置离孙传芳距离太远，万一失手将前功尽弃。于是，她对身旁的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看堂人点头表示允诺。施剑翘站了起来，她快步来到孙传芳身后，还没等周围的人看清来人是谁，便拔出熗来对准孙传芳的耳后，扣动了扳机。一声熗响之后，孙传芳扑倒在地，施剑翘怕他不死，又朝他的脑后和背后连开两熗。
佛堂里顿时混乱起来，施剑翘边散发传单边大声说道：“我叫施剑翘，为报杀父之仇，打死了孙传芳。详细情况都在这传单上写明。我不走，你们可以去报告警察。”传单上写着：“施剑翘（原名谷兰）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随后，施剑翘从容地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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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0000]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以头号字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为之轰动。
施剑翘的归宿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案件在天津的地方法院审理。在法庭上，施剑翘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最后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
在审理过程中，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通过电报、邮件等纷纷对施剑翘表示声援，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释放或特敕施剑翘。
法庭鉴于施剑翘的为父报仇情节以及社会各界的反应，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10年。这已是谋杀罪中最低的刑罚，但施剑翘并不服判，她上诉到天津市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接受上诉，改判其有期徒刑7年。
施剑翘仍然不服，再上诉到南京全国最高法院。在这期间，冯玉祥、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30位党政要人也向政府吁请。在舆论压力下，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下令将施剑翘特敕。 [/color]
[color=#FF6600] 出狱后，她一生都在为救国救民而奉献。
特赦不久，她与母亲董氏一起居住在国民党部队供职的弟弟施中杰的长沙家中。这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入侵，国难当头。她急着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写了一封“我要求做抗战工作”8个字的信函。
早就钦佩施剑翘胆量和毅力的张治中，随即接见了施剑翘，将她安排为省的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的职务。从此她不辞辛苦地为慰劳前线将士忙碌。1941年7月，施剑翘与母亲随施中杰到了四川合川县。目睹日本飞机肆意轰炸、百姓蒙受灾难的悲惨情景，她急着面见县长，请缨开展救灾工作。
1942年，她发起捐献飞机的倡议，得到各界的响应，被选为献机委员会指导长。她不仅带头捐出了珍藏多年的金银首饰，并动员母亲和胞弟各捐献了1份。她还亲自到一些财主家里，广泛宣传，深入做工作，动员他们多献一些。经过施剑翘和献机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短短的几个月时间，献金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其总金额足以购买3架崭新的战斗机。
在8年抗战中，施剑翘看到无数面黄肌瘦饱经苦难的少年儿童，心里很不好受。她想创办一所小学，让这些失学的孩子能读上书。冯玉祥支持施剑翘办学，欣然担任了校董事长，还介绍施剑翘去拜见平民教育家陶行知。陶老夫子高兴地推荐了懂教学的苏州人士孔令宗协助办学，还请剧作家田汉为学校写了校歌。
1946年初，施剑翘倾注精力所创办的私立“从云小学”，在苏州南显子巷的安徽同乡会馆正式开办，施自任校长。“从云小学”招收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城市贫民子弟，也有部分孤儿和流浪小孩。学生从最初的70多人发展到400多人。
施剑翘在和周恩来、邓颖超的多次接触中，逐渐建立了与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施剑翘拥护和支持地下党和进步青年的革命活动。不久，史良推荐了地下民盟成员金若年来校工作，施剑翘又同意金若年将“从云小学”作为地下民盟的活动据点，秘密印刷地下刊物《民工通讯》和《光明报》。
在地下党和地下民盟将秘密电台设置在校内时，施剑翘又为此提供了方便。施剑翘多次表示，外面的事由她负责对付，她特将通过关系在苏州城防指挥部办到的盖有关防大印的“学校重地，禁止驻军”的牌子挂在门口。所以，在国民党吴县当局多次到校搜查时，她总是挺身而出，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949年4月27日，施剑翘与中共地下党、地下民盟的同志一起，扭着秧歌，迎来了苏州的解放。1949年9月27日至10月8日，苏州市在乐群社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施剑翘当选了这次会议的代表。这一年，她当选为苏州市妇女联合会的副主席。
1952年，她将倾其心力创办的“从云小学”移交给苏州市人民政府。就在这个时候，拖延已久的疾病发作了，她感到异常劳累。于是，她赴北京到协和医院检查，在那里被诊断为子宫癌，手术后前往五台山疗养。旋又返回北京，在邓颖超的亲自关照下定居北京，安度晚年。期间，她被安排为北京市政协二至五届特邀委员。
1979年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由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亲自主刀，手术成功。不久，因尿毒症合并心肌衰竭，于当年的8月27日猝然去世，终年74岁，骨灰葬于苏州城西天灵公墓。[/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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