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药物节育方法及其运用
江浙人民使用药物控制生育，已有长久的历史。早在南朝时代的医书《小品方》中，就已有堕胎和断产的药方。这表明早在宋代以前很久，江浙医学家就已认识到有一些中药能够影响生育功能，并且从经验中总结出了一些配方。不过南朝时代人口控制主要手段是溺婴，而且当时的节育方药效果究竟如何，也难以得知。因此之故，药物节育的运用，可能颇为局限。隋唐时期最重要的几部医籍(如德贞常的《产经》、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都收录了一些“断产方”、“疗妊娠欲去之并断产方”、“妊娠欲去胎方”，以及适用于“胎动安不得须下”、“嬴人欲去胎”、“因得病去胎”等情况的配方。这些配方适用于不同的情况（例如有的堕胎方适用于孕妇体弱不能安全生产，有的则适用于难产），所追求的目的也有差异（例如有的想要流产，有的则想要绝育），但主要都是从保全孕妇出发，并非着眼于减少出生。同时，这些配方是否在江浙一带已得到运用(或广泛运用)，因文献阙如，尚不得而知。
到了南宋时代，情况有颇大变化。当时的妇科权威、建康府医学教授陈自明在其《妇女大全良方》卷十三“妊娠胎动安不得却须下方论第三”中说：“夫妊娠嬴瘦，或挟疾病，脏腑虚损，气血枯竭，既不能养胎，致胎动安不得，终不能安者，则可下之，免害妊妇也”。这仍然是将堕胎作为保全孕妇而不得不使用的手段，并非新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书同卷“断产方论第六”中，他明确地提出：“欲断产者，不易之事。虽曰天地大德曰生，然亦有临产艰难，或生育不已，或不正之属，为尼为娼，不欲受孕，而欲断之者。故录验方以备其用。”这就把药物节育的运用范围，扩展到了那些过去不为社会认可的节育要求（如因生育过多或非婚姻怀孕而需堕胎或绝育等），并且为各种节育提供了医药帮助。此后，这种看法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医药界人士接受，以致成为一种医家共识。到了明末，一个专事打胎的江湖医生公然宣称：“有女眷们为儿女多了要绝孕的，又有因产育艰难不愿保全的，也有那大小妨忌暗行损害的，还有偷情有孕打胎灭迹的”，所以医生以药物为人“堕胎、绝孕”是理所当然的。这种看法的出现与普及标志着：在江浙地区，药物节育的必要性，已逐渐得到医学界的认可。这种认可，对药物节育方法的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使得药物节育不再是一种由非专业医药人士所把持的行当。到了清代中期，药物节育知识在江浙一带民间已非常普及，因此当时著名的江苏人口学者汪士铎，才会在其《汪悔翁乙丙日记》中，提出将“广施不生育之方药”和各种“断胎冷药”，作为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手段之一。
南宋以来江浙人民所使用的节育（即堕胎、避孕和绝育）药物，主要是哪些？其药理机制是什么？应当怎样使用？临床使用效果如何？有何副作用？下面，我们依据各方面的史料，来看看这些药物的主要种类、配方及其使用情况。
（一）堕胎方药及其使用
堕胎，在传统的中医文献中称为打胎或下胎，现称人工流产。根据怀孕时间的长短不同，堕胎也分为两种。在怀孕前中期堕胎，一般称为引产；而在怀孕后期堕胎，则多称为下死胎。其所以称为“下死胎”，是因为此时所堕之胎，通常是已死在母亲腹中的胎儿。从堕胎者的主观目的来说，下死胎与引产并不相同，因为前者意在打下已死之胎，以保全孕妇生命，与节育无关；而后者的目的则是打下活着的胎儿，从而避免生育。这里将下死胎和引产一并谈论，主要是因为二者所使用的药物大体相同，只是在用药量方面有所不同而已。而在宋元明清医书中，关于前者的记载要比后者更多。
１、主要的堕胎方药
有一些中药会导致孕妇流产，宋代医家已知之甚详。北宋末年出版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中已列出会导致流产的药物５５种，而在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录了儒医周鼎所集的孕妇产前药忌歌诀，更包括了能致堕胎的药物六十余种。此歌诀也被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卷十一“孕妇药忌歌第十一”收录，可见关于这些药物的知识，在南宋江浙流传已颇广。在这些药物中，有一些（如牛膝、三棱、干漆、大戟、巴豆、芒硝、牵牛子、芫花、桃仁等），经现代药理实验证实，或为子宫平滑肌兴奋药，或为具有刺激性的强泻药，或为催吐药，孕妇服用后确实可以导致流产。不过有一些（如鸡、鸡子、驴马肉、姜、蒜等），则未必会有堕胎之效。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当时所知的“下死胎”药物进行筛选，将其数量减少到３４种。明代浙江名医张景岳（介宾）的《景岳全书》“妇人规”和清代江苏名医陈勿庵的《胎产金针》中列出的“妊娠药禁”和“胎前禁药”，也都与李氏所言相近，均仅有３６种（二书所列出之药物种类略有不同）。清代光绪初年刊出的《验方新编》（作者不详）卷五“论孕后宜忌药材”中，又对前人所列出的“下死胎”药物进行进一步的筛选，从最常见的中药中，特别挑选出２８种，特别告诫说：“此系妇人胎前忌，常须记念在心胸”。从现代药理学的角度来看，该书所开列的２８种药物（特别是巴豆、大黄、红花、附子、麝香等），大多药性猛烈、大寒大热、攻遂祛下之力强，具有破血、和血的功效，确有诱发或导致流产的作用。不仅如此，该书还指出：在过去医籍中所列出的“下死胎”和“孕妇不宜”的药物中，有一些（如斑毛、水蛭、蛇脱、蜈蚣、水银、信砒等），毒性较大，不宜使用；另外一些（如大豆、姜、蒜、鸡卵等），则未必会引起流产。与此相较，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卷十三“断产方论第六”中虽也指出当时所用的堕胎方药中，“多有用水银、虻虫、水蛭之类，孕不复怀，难免受病”，但所列举的种类较少，而且未谈到不能有效堕胎的药物。因此，上述对妊娠忌药的筛选过程，也表明医学家们对堕胎药物药性的认识，又比过去进了一步。
单独服用上述药物中的某一种，固然可以堕胎；但是如将若干药物配伍使用，效果会更好。因此，以这些药物为基础，宋元明清医生总结前代的和当时的经验，得出了若干以堕胎为目的的配方，即当时医书所收录的各种“打胎方”。根据目的的不同，这些打胎方也分为两类，即引产方和下死胎方。因此，在使用这些配方来堕胎时，医生可以根据孕妇妊娠期的长短和其他情况，选择某种最合适的配方。例如，在怀孕前中期，可以使用引产方药；而到了怀孕后期，则可使用下死胎方药。
宋代以前文献中保存下来的打胎药方，刘静贞从方书中搜寻的结果是：南朝时代有７个，隋朝１个，唐朝１５个。去其重复者，宋以前共有１０个。宋代文献中堕胎药方（即“断产绝育”方剂），有黑神散、催生丹、琥珀黑散、大圣通真丸、二十四味万灵丸、当归川芎水煎方、半夏散、附子汤、桂心汤、地黄汤、牛膝汤、瞿麦穗汤、姜汁酒、佛手散及另外四个下死胎方，共计１８个。但是这些方剂多袭自前代，而且都只是胎死腹中后的处置方剂（即下死胎方），尚非真正意义上的堕胎（引产）专方。
元明清医书中所收录的下死胎方，不仅为数更多，而且配伍比过去亦颇有改进。例如《吾知斋集方》收录的“专治死胎方”，其配伍为“斑毛十三个（云米炒），红娘十三个，附子半个，肉桂二两，归尾一两，赤芍一两，丹皮一两，桃仁一岁一粒，元寸一钱，共为细末，面粉为丸，用白酒蒸土牛膝四两送下”。此方虽然仍然使用了斑毛（斑蝥）这种毒性较大的药物，但从药物配伍来看，该方比宋代以斑蝥（虻虫）为主药的相应得配方，已有相当的改进。以牛膝为主药的堕胎配方，宋代医书《太平圣惠方》和《妇人大全良方》中收录有五个，但或者不安全，或者功效差，都不理想。其一为牛膝汤，配方为：以水煮牛膝，去渣滓得汁，以蜜和水银、朱砂研如膏，二者并服。由于使用了水银、朱砂，毒性太大，服用当然很不安全。其二是将牛膝细捣，以无灰酒煎服。此法作为“医者（堕胎）验方”，一直用到后代。但清代嘉兴医家萧壎在其《女科经纶》卷５“胎前证”下“妊娠死胎用牛膝”条中引用《证治要诀》，指出此法不很灵验，而且颇具危险性。至于其他三个配方，从其配伍药物来看，下胎效果颇为有限。相比之下，清代中期浙江归安人江涵暾编著的《笔花医镜》中记录的“脱花煎”方就好多了。该方是当时颇为有名的下死胎方，也使用牛膝。据该方，用“当归八钱，肉桂二钱，川芎、牛膝各二钱，车前子二钱五分，红花一钱，加朴硝三钱，（胎）即下”。如配合以针灸，效果更佳。这显然比宋代使用牛膝的配方要更好。《女科经纶》卷五“胎前证”下“妊娠作喘属毒药伤胎”条还引用吕沧州所言，用大剂（川）芎（当）归汤加催生药下死胎，其效果肯定也比宋代的相应配方要更好。当然，经时间检验效果较好的前代配方，也沿用了下来。例如“佛手散”，萧壎就因其可以“顺其自然”，“因其势，遂下之”，所以在其《女科经纶》中予以保留。除了正式的医书中的配方外，明清江浙民间还有一些十分简便的验方，如《本草述钩元》所收录的下死胎方，仅用葱白一味药：“胎动，下血痛极抢心，葱白煮浓汁饮之，（胎）未死即安，已死即出”。对于这样的验方，医家也努力去探讨、阐明其其机理。例如对于前一配方，《本草述钩元》认为其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葱白虽通阴分阳，其极轻捷，使邪遂出”。这种努力，表现了医学界对民间节育药物的重视。以上这些都表明：在下死胎方的改进方面，明清时期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对下死胎方稍加调整，便可用来催产引产。例如上述“脱花煎”，如不加朴硝，即可用于催产。因此下死胎方的改进，也就是堕胎方的改进。不过，在宋以后，除了有更多更好的下死胎—引产两用堕胎方外，江浙还出现了许多专门的引产方，标志着药物堕胎的进一步专门化。
元代有关引产方的记载不多。从孔齐的《至正直记》卷四“堕胎当谨”条，我们可知元末江浙民间常用的一个引产方是“桂姜行血之剂”，不过具体的药物配伍不很清楚。到了明代，出现了不少新的引产方。例如万历时宋林皋的《四明宋氏女科秘书》“产后门”后，即收有专为“多子多怨者”开的“疏胎绝产”方５种，其中如四物汤加云苔子、加味升麻葛根汤、棕榈子散，以及用小青萍、水银、虎须、天花粉、地骨皮、归尾合成的药丸，都未见于以前方书。明清江浙较为常见的引产方，有些也相当简单，例如《杂病经验方》所收的“打胎方”，配伍为：“百草霜三两，白芷二两，巴豆二粒。共为末，好酒送下，即时下来，神效。”前引明末小说《禅真后史》第十七回“问肚仙半夜有余，荐医士一字不识”和第十八回“全伯通巧处生情，郁院君梦中显圣”中，提到一种被称为“百发百中”的“秘传通经绝孕堕胎的圣药”，应当也是一个当时广泛使用的堕胎方，所使用的是当归尾、黑牵牛、川山甲、青皮、枳壳、麝香、马兜铃、雪里青、车前草九味药。而我们知道，这九味药中的大多数确实具有引产堕胎之效。这个方子据说十分厉害，“却似一把泼风刀”，“吃下去立刻见效”。
此外，中医医籍中的通经方药，也可作为堕胎方使用，因为通经方药旨在“下淤血，通经脉”。倘若施之于孕妇，就会引起流产。如果有意识地让孕妇服用这类药物，使之流产，那就是药物堕胎。明清江浙中医医籍中通经方，种类颇多，其中较为常用的“通经散”。从后文引述的故事可知，用“通经散”堕胎之法在明末松江府华亭县民间已广泛运用。依照沈金鳌《妇科玉尺》，“通经散”主要用的是大黄、川乌等泻下之药。其堕胎机理，是驱逐攻下，破血和血，作为堕胎方药使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除了口服方药之外，明清江浙还有用外敷方药堕胎的。例如《续广达生篇》说：若死胎不下，十分危急之时，可用巴豆１６枚，蓖麻子４９枚，均去壳，与麝香二钱，合捣如泥，摊于绢帛之上，贴于肚脐上，一时即见效。见效之后取去药并洗净脐部即可。麝香对于堕胎有奇效，早在南宋，人们就已注意到堕胎妇女中，有“因挂麝香而偶至堕者”。巴豆、蓖麻子均是性猛的泻下之药。三者配合使用，效果自然十分显著。此外，将药物直接置入产道来引产的方法，首见于唐代《（开元）广济方》。其法为：“取牛膝六七茎，绵缠捶头令碎，深内子宫头”，从而引起流产。马大正认为：牛膝引血下行，“绵缠”可保证一定的清洁度和避免插入阴道时造成的损伤，而“捶头令碎”是为了使药液渗出，“深内子宫头”则是手术实施的深度，因此此方效果很好。但在元代以前，未见有使用的记载。而据《至正直记》卷４“堕胎当谨”条，此种方法在元末江浙运用已颇为普遍：“今人或以村妇法，用牛膝等草带于产户”，以求下胎。
这里我们也要指出：宋元明清时期江浙人民使用的许多堕胎方药，在可靠性和安全性方面均较差。从一些记载来看，南宋时代的堕胎方药普遍副作用很大，往往致使服用者丧生；即使生命得保全，也常令服用者蒙受巨大的痛苦。有人服药后，“（胎）不能下，痛苦万状，谓为死矣，迫而视之，则又活。如此凡七日，竟不能产而卒”。也有人服药后，“血遂洞下，扶枕者六年，苦痛可谓切矣”。到了明清时期，尽管取得颇大的进步，一些堕胎方药仍不理想。清代前期江苏泰州人徐述夔编纂的短篇小说集《八洞天》卷４《续在原——男分娩恶骗收生妇，鬼产儿幼继本家宗》里，就说讲了一个私下堕胎的故事，由于“不想药味太猛厉了，胎却堕不成，倒送了性命”。元末江浙运用的用牛膝引产的方法，危险性更大，被施术者“不致于殒绝者鲜矣”。因此之故，药物堕胎仍是一件具有风险之事。难怪孔齐虽让其妻常服堕胎之药，但也一再强调“堕胎不可不谨”。萧壎在《女科经纶》卷５“胎前证”下中谈到堕胎时，也说：“妊娠胎伤宜下，下法最谨，不可轻议，…慎之慎之！”因此，要普及药物堕胎，就必须增加药物堕胎的安全性；而要增加药物堕胎的安全性，又必须采取其他一些相关的措施。在堕胎前的验胎与堕胎后的调养两方面，宋元明清江浙医学界也取得了颇大的进步。
２、药物验胎与堕胎后的药物调养
在堕胎方药不断改进的同时，江浙人民对于与堕胎相关的其他问题的认识也有很大进步。首先，及早确定妊娠，是安全堕胎的关键之一。江浙人民对此的认识，也日愈明确。元末孔齐已认识到：“（服用堕胎之药）在三月之间，前两月之间服犹可，若过此则成形难动，动必有伤母之患。”清代江浙民间也知道“堕胎药最厉害，……怀孕过了两月，急切难堕”。因此对想要堕胎的孕妇来说，一旦确定怀孕之后，堕胎愈早，效果愈好。而在南宋江浙，就已发明了妊娠诊断的方法。《妇人大全良方》“胎教门”中收录的“验胎法”为：“如人经脉不行，已经三月，欲验有胎，川芎为末，空心浓煎，艾汤调下二钱，腹内微动则有胎。”严世芸认为：这种方法，与现代运用刺激受孕子宫的药物使之收缩增强以测验胎动的方法，颇有相似之处。这个发明，对药物堕胎具有重大意义。其次，为保堕胎安全，堕胎之后的药物调养是必不可少的。而在宋元明清时期，关于堕胎之后调养方面的知识，也逐渐普遍。例如前引《禅真后史》第十八回中的江湖堕胎医生，给求药者打胎药时也嘱咐说：“这药吃下去立刻见效，单胞胎初落之时，即煎人参荆蕙汤与彼吃，以免血崩眩晕之患，不然血崩不止，母子两命皆倾。”到了清代中期，萧壎在《女科经纶》卷五“胎前证”下和卷六“产后证”上里，将前人有关堕胎的原因、时间、药物、堕胎前后孕妇的保养、治疗等方面的论述作了系统的归纳并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评述。这个总结，标志着江浙医学关于药物堕胎知识已颇为完备。
３、药物堕胎的运用
药物堕胎在民间实际运用的情况到底如何？中医文献中的记载不多，因此我们尚须从宋元明清江浙其他文献中寻找踪迹。
从南宋时期有关损子坏胎的报应传说来看，当时使用“下胎方”堕胎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太上感应篇》卷２７第五“损子堕胎”中，“孕两三月而自毒其胎者”更被列为时人损子堕胎所用各种方法之首。从现存的一些记载中，也可发现一些民间堕胎的实例。例如度宗生母黄氏，湖州德清人，原系同县李姓人家之婢女，作为主家女儿的陪嫁来到山阴赵与苪家后，怀上了与苪的孩子（即度宗）。黄氏自觉在赵家地位低下，怕孩子生出来后受歧视，遂决意服药堕胎。岂知药力不够，未将胎打下，反致使胎孕受损，造成孩子出生后先天发育不良。由此可见，药物堕胎已在南宋江浙民间使用。不过，由于当时堕胎药物的安全性较小，想来会对药物堕胎的普及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到了元代，江浙士人家庭使用堕胎药物，已成为常事。具体的事例如孔齐夫妇，因苦于多产，又在客中不便，“常服堕胎之药”，其亲友李汉杰亦然。不过堕胎的效果看来不很理想。到了明清时期，药物堕胎更加普及，这从本文第三节所引的明清小说中，可见其一斑。正因为已十分普遍，所以清代江苏名医徐大椿在其《女科医案》中，收录了不少民间妇女因为各种原因服用药物堕胎的案例。又，清代《格言联璧》附《焚毁淫书是法》更说道：“堕胎之恶，全由药术。每见郡邑乡镇，辄有匪人于通衢狭巷，遍布招贴，煽惑男女，服之者无不伤胎，兼且害母。且奸民恃此私奔苟合，愈长淫风。”由此可见，江浙民间药物堕胎的运用，到明清时确实已十分普遍。
（二）避孕与绝育方药及其使用
按照中医的理论，子宫寒冷、痰湿阻塞胞宫、子宫内有致病之邪等，都会导致不孕。因此，有意识地选用能够造成这些状况的药物，就可以达到避孕的目的。传统的避孕方药，用药时间一般都在月经后或生产后，因此可能是通过抑制排卵而导致不孕。
“大凡堕胎、绝孕，事虽一体，用药对络不可雷同，……葫芦提下药，岂不误人性命？”。此虽明末江湖医生之言，道理却不错。药物避孕，其药理机制远比药物堕胎复杂。因此之故，在明代以前，从中医典籍中所见避孕方药不多。到了明清，则明显增加。王旭东《中国传统性医学》附录一收录了１０种中医避孕方药，但未标明各方出处，故难知其详。在明清医籍所收的避孕方中，有些非常简单，例如《本草纲目》卷四所记避孕单方为：“凤仙子，产后吞服二钱，即不受胎。”有些则比较复杂，如《妇人良方》、《景岳全书》、《妇科玉尺》等书收录了用四物汤加芸苔子的配方，即用全当归、生地、熟地、大川芎、炒白芍，各等分，加芸苔子一撮（《景岳全书》加红花），煎水，令妇人月经干净后空腹温服，即可达到避孕的目的。这些药方的效果到底如何，尚有待专家借助现代医学的手段进行验证。从目前的认识水平出发来看，效果可能不是很明显，甚至没有多少效果。除了医书中所收配方外，明清江浙民间还流行着一些避孕验方。据《震川先生集》“先妣事略”，归有光之母结婚之后，每年生育，自言“为多子苦”。于是有老妇“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后妊不数矣’”。归母饮后成了哑巴，一年多以后就死了，年仅２５岁。但在此一年多中，也未再生育。这个例子表明：在明清江浙，民间确实在使用某些药物避孕。不过，在这些药物中，有的副作用很大。
最有意思的是，在明代，已有人尝试制作与女性服用的避孕方药相配合的解除避孕方药，使得避孕妇女在希望生育时恢复生育能力，从而使得妇女可更放心地使用避孕药物。在此方面，赵献可《邯郸遗稿》中记载的“九龙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据该书称，“凡妇人生理不顺怕产者，宜服九龙丹，则不娠。其故何也？此药能令脂膜生满子室，不受孕矣。如以后要嗣而受孕者，以车前子为末，温酒服一钱，数服仍可受孕，极善之法也”。不过，这种药物尚出于试制阶段，所起作用看来不会有多大。
以药物来消除生育能力，就是药物绝育。中医对药物绝育的探讨，很早就已出现，因此在《小品方》中已有妇人服后“终身不产”的“断产方”。隋唐以来的许多医书中，都有绝育之方，从王旭东《中国传统性医学》附录一收集的七个绝育方（无出处），可以略窥中医绝育方药的大概。大体而言，明代以前的方药，可靠性较差。例如《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妇人大全良方》等书，都收录有一个用蚕故纸（即春天孵化幼蚕的空壳纸）来绝育的单方。该方为：将蚕故纸烧成灰，用酒调服，即可终身不孕。这些方书中还记载了其他几种“断子方”，这些方子并为明代名医武之望收录入其《济阴纲目》。其一为：“用白面一升，无灰酒五升，打作糊，煮二升半，用绢帛滤去渣，作三服，候月经将来日，晚下吃一服，天明吃一服，月经即行，终身绝子。”其二为：“用油煎水银，一日方息，空心服枣核一丸，永断孕，不伤人。”不过这些配方是否有效，颇为可疑，而其中最后一种，显然有害于人体健康。明清医家提出了一些较为安全、可能也相对可靠的绝育配方。例如，用零陵香绝育的方法，见于《本草纲目》“百病主治药”，其方为：“零陵香，酒服二钱，尽一两，绝孕。”同书卷十“零陵香”条为对此方的药理机制作了解释，说：“盖血闻香即散也”。零陵香是有阻止生育的作用，因此此法可能有一定效果。另一种以零陵香为主药的绝育方，是将零陵香１.５两，配车前子２两、莲须２两、带子花椒０.５钱，寒水石９钱，共研为末，妇人月经干净后服之，据说也可以收绝育之功。《济阴纲目》则记录了“四物汤五钱，加芸苔子二钱，于经行后空心温服”的绝育药方。清代浙江药学家赵学敏在其《本草纲目拾遗》卷六收录的另一民间验方是：将苦丁茶与十大功劳“和匀同炒，焙成茶，货与尼庵，转售富家妇女。云妇人服之，终身不孕，为断产第一妙药也”。这些方药的实际使用情况，史无明文。但据《清皮鹿门先生锡瑞年谱》，在清代湖南，民间确实使用药物绝育，尽管结果很不理想（例如皮锡瑞的母亲，服药后绝育未成，反而损害了健康）。由此推断，明清江浙人也在尝试使用药物绝育，但是所用方药似乎还不能收到良好效果。
总之，在宋元明清江浙，借助药物来避孕和绝育看来还处于尝试阶段，因此尚未得到普遍而有效的使用。至于堕胎药物，则已逐渐变得比较成熟，因此运用亦较广。
二、非药物节育方法及其运用
非药物节育方法，主要有手术法和非手术法两种。下面主要谈论的是后一种方法。前一种方法虽然在宋元明清江浙运用不广，但鉴于前人对此注意太少，因此我们在此还是作一简略介绍。
（一）手术节育法
所谓手术节育法，就是通过外科手术进行堕胎，或者通过外科手术破坏男女的生殖机能以达到绝育的目的。
有关手术堕胎的记载，始见于清代。清代江苏医家王孟英在其对《沈氏女科辑要》所作的案语说：“今有狡黠稳婆，故为恫吓，要取重价，脔而去之，索谢而去。”他自己的《王氏医存》也说：“稳婆见妇痛减，诳曰早系死胎，乃用钩达儿手足，零割而下，居功索谢”。清代浙江医家王上达在《济生集》中也指出了“稳婆害”。尽管时人对许多稳婆为了赚钱而滥施毁胎术颇多批评，但是这些批评也反映了这种原始的堕胎手术──毁胎术，不仅已运用于临床、而且运用颇为普遍的事实。
以手术破坏生殖机能的方法在中国出现很早，施于男子者通常称为阉割，施于女子者则称为幽闭。民间私阉自宫是违法的，因此这种办法的使用在民间并不多见，但也并非没有其例。清初墨憨斋主人新编小说《十二笑》第三笑《忧愁婿偏成快活》中讲了一个发生在苏州府洞庭山的故事：一对夫妇感情不谐，妻子盛怒之下，与其母商议阉割丈夫。其母赞同之，说：“山上新来一个外科，叫做辛割猪。他原是割猪的出身，在北京学了阉割太监的手段，传得几个禁方，如今到外边来走方卖药。”于是遂请之来施行阉割之术，“辛割猪走方之人，只顾银子，便肯下手，哪管他是非曲直”。其法为：先以蒙汗药将被施手术者灌醉，然后阉割之。由此可见，私阉在明清江浙民间依然有之。所谓幽闭，依照明人徐树丕《识小录》的解释，“乃是剔去其筋，如制马豕极度之类，使欲心消灭”。清代褚人获《坚瓠续集》卷四则解释为：“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其牝户，止能便溺，而人道永废矣，是幽闭之说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外力人为地造成子宫脱垂，从而绝育。一般而言，这些绝育的方法危险性很大，徐树丕也很明白地说：“国初（明初）常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但是江浙大户人家的主妇对婢妾采用某种方法，使之不能与主人发生性行为并为之生育后代的情况，则一直存在。例如，据张明弼《萤芝全集》卷四“削鼻班记”所载，在明末江苏金坛县的奴变中，造反的奴仆在声讨其主人罪行的檄文中，就说道：“主妇妒，则有锻椓阴私，薙毛缝皮，丑痛之声，流闻于外。”到了清代，据褚人获《坚瓠续集》卷四说，仍有官绅人家中的妒妇，以类似方法虐待婢女，“捣蒜纳婢阴中，而以绳缝之”，或“以锥钻其阴而锁之，弃其钥匙于井”。他并且也提供了一个顺治时常州官宦人家使用这种方法的具体例子。但是这种方法的使用并不限于明清之际，也不限于官绅之家。例如道光时湖州归安人朱翊清在其《埋忧集》卷五“锁阴”中，就记述了一个湖州竹墩乡下无赖沈某，对其妻采用这种方法的故事。不过总的来说，这些做法因为过于残忍野蛮，容易激起社会舆论的反对，因此在江浙运用也很有限。
（二）非手术节育法
宋元明清时期人们所普遍知道的非药物节育方法，大体来说，主要是使用针灸来堕胎与绝育，以及通过食用某些食物来避孕。此外，通过调节房事的日期和方式，或延长哺乳的时期，也可收到节育的效果。后一种方法，宋元明清江浙人也可能已经知道并使用。
１、针灸与推拿
通过针灸进行堕胎，从今日医学的立场来看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据一些临床统计来看效果也还不错。马王堆出土的《胎产书》，已警告孕妇在妊娠的某月不可针某穴，说明早在先秦时代医家已经知道针某些穴位可能导致流产。到了南朝时代，有记载表明当时的医生已经掌握针灸下死胎的方法，例如据《针灸大成》，“（徐）文伯见一妇人临产症危，视之，乃子死在腹中，刺足三阴交二穴，又泻足太冲二穴，其子随手而下”。唐代《千金翼方》则说：“明云怀胎必不针开元，若针而落胎，胎多不出，针外昆仑立出。”但是尽管如此，在明代以前，针灸堕胎的具体情况仍不很清楚。到了明清，有关堕胎的处方颇见于针灸学著作。例如在针灸下死胎方面，《医宗金鉴》说：“胎不出，子死腹中，宜刺子户。”《杨敬斋针灸全书》说：“死胎不出，取中极、合谷、昆仑（穴）。”《续广达生篇》则载：“凡子死腹中，…宜灸独阴穴，凡三次即下。独阴穴在二指节第一节宛中。”事实上，只要作出一些手法的调整，这种方法也可用于引产，因为二者常用处方都以合谷、三阴交为主穴。这种针灸流产术自宋代以后一直有人使用，据今人刘喆的报道，在使用此法的２００余例临床手术的结果来看，成功率约在三分之二左右，应当说相当的不错。
此外，在绝育方面，早在明清以前很久，《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就已谈到针灸石门穴会导致妇女绝育。宋代《针灸资生经》又引《千金方》、《千金翼方》重申：“妇人欲断产，灸踝上一寸三壮，即断”，“石门忌灸，铜云针之绝子。…阴交灸多绝孕。又云石门、开元，相去一寸，针开元治妇人无子，针石门则终身绝嗣，其道幽隐，岂可轻侮哉！”可见宋人对此知悉已详。这些知识反复为后代医书引用。明代《普济方》卷四二四说：“治妇人欲断产，右踝上一寸，灸三壮即断”，“石门忌灸，绝孕，针之绝子。”《针灸大成》说：“石门……妇人禁针禁灸，犯者绝子”。《医学入门》也说：“妇人针灸石门，终身孕不成。”清代《针灸集成》在讨论针灸禁忌时，仍然告诫人们：“石门针灸应须忌，女子终身孕不成。”可见，使用针灸石门穴的方法来绝育，是宋以来的针灸绝育的主要手段。此法是否真有效？近代针灸专家承淡安在其所著《中国针灸学》中予以肯定的回答：“石门，妇人禁针灸，因能使卵巢受伤而不孕。凡子女过多而有绝育要求者，可针灸石门，但行针时应按准穴位。针石门的同时也可针中极、关元、三阴交、合谷，和右足内踝上一寸，均针后加灸，确可绝孕。”此外，据《针灸大成》，亦可用灸法绝育：“欲断产，灸右足内踝上一寸，合谷。又一法：灸脐下二寸二分，三壮，肩并。”但是，这些方法在宋元明清江浙究竟运用情况到底如何？现尚不清楚，因此还有待从史籍中去发掘证据。
此外，使用中医的按摩推拿之法也可堕胎。这一点，宋人可能已知之。南宋时按摩术颇为流行，而且也运用于妇产科治疗。据《夷坚志》，当时名医庞安常即用按摩术为难产孕妇助产，“令家人以汤温其腰腹间，安常以手上下推摩之，孕妇觉肠胃微痛，呻吟间生一男子，母子皆无恙。”这种助产按摩术，倘若施于怀孕早期的孕妇并用力较大，即可造成流产。推拿堕胎的方法在清代江南民间使用很普遍。例如朱翊清《埋忧集》卷四“堕胎”说：嘉庆时湖州归安县农村的收生妇，“能堕胎，以此渔利”，每次为人堕胎，收费“番钱五枚”。其法为：“以沸汤渍草鞋”，取而用力按摩孕妇之腹，俾胎堕下。不过从这则记述所讲情况来看，这种方法具有相当的危险性。
２、食物避孕
某些食物对人的生育机能会发生一定影响。这一点，宋元明清人知之甚多，所以医书和其他文献中每每有“食疗”之法。不过，这些“食疗”方法，大都是“食补”法，着眼于改善男女的生育机能，以增加受孕机率。至于在避孕方面，宋元明清人已知道忌食肉食和葱、蒜、韭菜等食品可抑制性欲（从而减少受孕机会）。但从我们所见的史料来看，对江浙人民的避孕有直接影响的食物，只有棉籽油一种。然而，正是这种避孕食物，对江浙人民的生育情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棉籽油，即从棉花种籽（棉籽）榨出来的油。经现代科学检测，棉籽油中所含的棉酚，具有抑制男子生育功能的作用。棉酚在高温强碱条件下会分解消失，但用旧法榨油，不能彻底清除棉酚。因此长期食用旧法榨制的棉籽油，会造成不育。我国现在还有一些农村的居民，因一直食用棉籽油而造成多年不育的。但是如果停止食用，过一段时间后，生育能力仍有可能恢复。因此之故，有人称棉籽油为“安全可靠”的“强力避孕药”。
棉籽油可食用，但迄今我们尚未发现有明代江浙有将棉籽油作为食用油的记载，故推测当时食用棉籽油尚未普遍。到了清代，棉籽油的食用在江浙已经很普遍，以至在不产棉花的湖州，棉籽油（被称为“青油”）也被地方志列为当地主要食用油之一，而且“市肆每以掺入菜油”出售。为什么要将棉籽油掺入菜油出售？主要是因为棉籽油价格较菜油低廉，商家借掺假以牟利之故。因此，褚华《木棉谱》说：“木棉子……榨为油，……色紫而浑，以之注灯则不明，以之和蔬则味酵，但其值颇贱，市肆间私买之，以为菜油、豆油之兰亭赝本。”杨光辅《淞南乐府》也说：“棉花核榨油，用以照夜，若煮食不及菜、豆油，故价值亦贱。”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录》卷六“棉花价”条则说：“棉籽为油，（价）不足计。”可见确实是一种最廉价的食用油。因此，尽管清代江浙人民可能尚未明确认识到棉籽油的避孕作用，但是由于他们经常食用之，所以实际上可以说已经在不自觉地服用这种“强力避孕药”了。当然，由于棉籽油在清代江浙食用油结构中所占比重不高（更多食用的是菜油和豆油），人们一年内食用棉籽油的总量不会太高，而且如上所述，棉籽油常常是搀在菜油中食用，每次摄取数量有限，因此它抑制生育的效果，可能不像在那些长期主要食用棉籽油的地方得那么明显。不过，由于经常食用，肯定对男性生育能力会有一定的抑制。由于棉籽油味道不佳，而且价格便宜，食用者自然主要是贫苦民众，这使得这些民众在无意中也采用了一种最廉价的节育手段。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与比较富裕和受过教育的阶层相比，贫苦民众对于节育的愿望比较微弱，而可采用的手段也比较欠缺。
３、调节房事和延长哺乳
江浙医家对房事与生育之间关系的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深入。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卷九“求嗣门”·“褚尚书求男论第二”中，归纳前人所论，提出了“交会禁忌”和“男子受胎时日法”，认为避开禁忌，遵循正确日子，就容易受孕得子。反之则否。到了明清时代，江浙医家对房事与生育之间关系的一些方面，已有正确的认识。例如，《万病回春》卷四说：房事之后，倘若女方排小便，易使精液流出，从而减少受孕的机会，因此若要增加受孕的机会，就应当“交合毕，令女人稳睡不动，……顿饮时节，不可动身”。又，张介宾在《景岳全书》卷三九子嗣类. 人事部. 十机篇中，指出妇女怀孕早期，倘若丈夫不节制房事，就会导致“暗产”。《仁寿镜》“宜男集”解释“暗产”说：“大抵一月之胎即坠，人皆不知有胎。人但知纵欲，岂料其已受胎而坠也，此名暗产。”《金丹秘诀》则说得更为明白：“妇人觉有孕，男即不宜与接。若不忌，生半产。盖女与男接，欲动情胜，亦必有所输泄；而子宫又开，故多致半产。”很明显，上述医书都告诫人们不应如何如何，否则会引起受孕困难或流产。但是倘若人们意在节育，他们自然也可以自觉地逆之而行。科学知识本来就是一把双刃的剑，既可顺其道而行之，以收正面之效，亦可反其道而行之，以求相反结果。关键在于使用者是抱着何目的来使用这些知识的。
有趣的是，江浙医家对于房事与生育关系的一个错误看法，对生育控制也起到了积极的影响。我们知道，妇女只有在每个月的排卵期内才会受孕。妇女的排卵期是在什么日子呢？以往的医家认为在妇女月经刚净之日，这当然不正确。但是一直到明清时代，江浙的医学家们仍然坚持错误的旧说，认为妇女最佳受孕时间是在月经干净后三数日内。即使是著名医家如洪基，在其《摄生总要秘剖》“种子方”中，也认为“宜种子之时”是在“妇人行经过后凡六日”。这个错误，使得许多虔心求子的夫妇，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追求最佳受孕时间，结果反而错过了真正的最佳时间，从而难以受孕。这对于节制生育来说，不能不说是“因祸得福”。此外，自宋以来江浙医家对人们的性生活提出了许多禁忌，也使得男女交合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而减少了妇女受孕的机会。典型的例子如南宋周守忠的《养生类纂》卷下“人事部”·“交合”中关于男女交合的禁忌。这些禁忌无所不有，使得男女交合非常受限制。他还说：“凡月二、三日、五日、九日、二十日，此生日也，交会令人无疾病”。据此，一个月中仅有５日是适合交合的日子。如再除去各种禁忌所认为不宜的情况，那么夫妇间就几乎没有什么合适的日子进行性生活了。这些禁忌，大多无科学根据。明代浙江钱塘医家高濂在其《遵生八笺》卷１０〈色欲当知所戒论〉中引用了孙思邈关于行房避忌的论述之后，指出这些禁忌的“立教之意”，实际上是“戒人节欲，借时日以惧之耳”。房事减少，受孕机会自然也随之降低。
掌握妇女生理特点而采用的另一种非药物避孕方法，是延长母亲为婴儿哺乳的时期。现代科学证明：这是一种有效、安全、低成本的节育良法。这种方法在江浙的使用情况如何，因史料阙如，难以具知。不过，延长哺乳在江浙相当普遍，尽管人们运用此法往往是出于别的目的。明初医书《普济方》卷三六“婴孩”从健康育儿的角度出发指出：“所谓哺乳二周三岁，则益其体”，并批评“今人未周夺其乳，入月恣肥甘，岂不致疾？”而更多的则是从亲情的角度出发要求延长哺乳。元末孔齐就已提出：“凡生子以自乳最好，所以母子有相爱之情。……或无乳而用乳母，必不得已而后可也。”他提倡自乳的出发点是母子感情，但此外更重要的一个因素却是儒家的孝道。中国自古就有哺乳三年的礼俗，并把哺乳三年视为为父母服丧三年的礼俗依据。在礼教盛行的时代（特别是明清），这应当是很普遍的，所以清代江南劝善书《几希录》“父母”条载陈成卿文引时谚说：“十月怀胎娘辛苦，三年哺乳母勤劳”。由此可知此法在宋元明清江浙运用亦很广。
三、堕胎、避孕与绝育方法的传播途径
从以上所述可见，宋元明清江浙人民所知道和使用的堕胎、避孕和绝育方法，是相当多样化的。这种多样化，使得他们有可能根据各自的具体条件，来选择适合自己情况的节育方法。这里我们要谈的是：宋元明清江浙民众是如何获得这些方法的？很明显，如果不能获得这些方法，他们也就不会去运用这些方法去进行节育。因此，了解他们获取这些方法的途径，对于判断这些方法的使用到底有多普遍，是非常必要的。
李中清的研究表明：在清代中国，各个社会阶层对于节制生育的态度颇有差别：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不仅节制生育的愿望较为强烈，而且可采取的方法也较为充分。斯通（Lawrence Stone）的研究则证明十六—十八世纪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这看来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本文所谈到的大多数节育方法，为宋元明清江浙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采用的可能性较大，因为他们大多受过教育，可以从医书中获得有关信息，同时由于经济条件较佳，也能够享受较好的医疗服务。与此相反，大多数普通民众，因识字不多或根本不识字，加上家境贫寒，因此较少可能从医书中获得有关的节育知识或求助于医生。此外，在宋元明清时期，由于儒家礼教盛行，这类与性有关的生育知识，往往被道学人士斥为下流，其传播往往也受到官方的限制或禁止。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下层民众较少直接从医书中获得节育知识，又很难从社会“正规”的信息传播渠道得到有关资讯，那么，这些知识是怎样在他们当中传播的呢？此外，他们又是如何获得必要的节育药物和服务的呢？
我们认为：节育知识最主要的传播渠道，是当时民间俗文化的传播网络。在宋元明清时期的江浙，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民间俗文化与高度发达的商业贸易网络相结合，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民间俗文化传播网络，即使是不识字的下层民众，也无不通过这个网络受到俗文化的熏陶或获取有关知识。我们在上文中说到的那些节育知识，大多也属于当时民间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关生育的知识很容易通过这个网络传布，特别是通过由母女、姊妹、亲友、街坊，以及所谓“三姑六婆”者流所组成的女性信息传播网络，到达众所周知。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那些“三姑六婆”在这些知识的传播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
三姑六婆，按照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二的解释，即尼姑、道姑、卦姑和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此外还有绣花娘、插带婆、瞎先生等。她们是当日中国社会中最活跃的女性，见多识广，神通广大。由于职业的需要，她们社会联系面很广。用《鼓掌绝尘》第二五回《闹街头媒婆争娶，捱鬼病小姐相思》和《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形容媒婆、卖婆的语言来说，就是“走千家，踏万户”，“能言快语，况且逐日串街走巷，哪一家不认得？”而《古今小说》卷二五《李秀卿义结黄贞女》中更引用明代江南民谚说媒婆“东家走，西家走，两脚奔波气常吼；牵三带四有商量，走进人家不怕狗。前街某，后街某，家家户户皆朋友；相逢先把笑颜开，惯报新闻不待扣。说也有，话也有，指常话短舒开手；一家有事百家知，何曾留下隔宿口。要驱茶，要吃酒，脸皮三寸三分厚；若还羡他说作高，拌干涎沫七八斗”。所以她们在传播信息和知识方面，能力非常之大，堪称女性信息传播网络的中坚。有关性、生育（包括节育）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她们来传布的。
在“三姑六婆”中，稳婆、医婆和药婆，实际上就是民间的专业妇产科医生。其中稳婆（即接生婆）最为常见。即使是上层社会，也离不开她们所提供的专业服务。据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二，明代宫廷里的稳婆，就是从民间挑选的。她们除了接生之外，还在宫廷选奶妈和选嫔妃时负责体检，看被检对象是否健康以及是否宜子。可见她们对于妇女生理与生育特点的了解颇为全面。从清代前期江苏泰州人徐述夔编纂的短篇小说集《八洞天》卷八《醒败类——两决疑假儿再反真，三诚相真金亦是假》中的故事来看，民间稳婆的技能是母女相传的，可谓相当的专业化。明代宫廷还有医婆，也选自民间。医婆对于性与生育亦具有相当广泛的专业知识，故常常要为嫔妃宫女治疗各种不可告人的隐疾，帮助她们压抑或激发性欲，为她们打胎，等等。药婆在明清江浙也被称为“女医”，在李渔笔下，她们往往身背药箱（或有一女伴当相随为之背药箱），往来各家为妇女治病。褚人获《坚瓠六集》卷四中，也谈到有药婆“卖安胎、堕胎药”，并记述了妇人为人堕胎渔利的故事。
稳婆、医婆和药婆之外的“三姑六婆”，也大多懂得一些有关生育的知识。有的如《水浒传》中的王婆，兼营接生（即“收小的”）等业务，可称“非专业的民间妇产科医生”。从前引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关于药物绝育验方的文字可见，甚至尼姑也在销售绝育药物，因而我们不妨称之为“非专业的节育药物及其使用知识推销员”。还有一些“三姑六婆”中的迷信职业者，本人未必具有节育方面的知识，但为牟利起见，她们常常与江湖医生相勾结，利用人们的迷信心理，诱导和帮助妇女堕胎。在前引明末小说《禅真后史》第十七回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巫婆徐妈，对来求教的妇女说：“你们一心要除那祸胎，必须神药之力。……神是神道，药是药饵，二者并用，庶可收功。我们敝道中产育司有两个神道，一名催生娘娘，极是良善的，人家有孕，许了愿心，必然降福，管取临盆有庆；一名堕胎使者，极是凶恶的，人家不愿孕育，或是暗行妒害的，许了良愿，准拟降祸，稳取喜事成空。”求神许愿，其实就是要钱：“堕胎爷爷的盔甲、袍靴、帐幔并那福礼、香烛、灯油等费，共用纹银三两。待事妥贴之后，谢仪任凭尊赐”。及至求教者许了神愿之后，她即她们推荐堕胎医生，说：“有一位医士与老身极是相知，只消一帖药唾手成功。”该医生明知这是家产争夺战中的一方“用计堕胎，总为着那谋财肥己”，是“十分损天理的勾当”，但敲诈了一笔钱之后，依然“开箱撮药”。其实，该医生的发迹，本来就是与迷信职业者相互勾结的结果。此人“原靠卖老鼠药度日”，穷愁潦倒，巫婆徐妈教他挂牌自称“神医堕胎通经”，同时“办些礼物，到那占卦的詹师长、卜龟的吴先生、城隍庙孙道士、观音庵洪长老四处吹嘘”。于是“一二年之间行起时来，好比生意茂盛哩！”可见，三姑六婆以及其他迷信职业者同江湖游医相互结合，使得有关堕胎的服务变得十分容易获得。由于这些人无处不有，无处不在（以至田艺蘅称“三姑六婆之害，处处有之”），所以她们在堕胎药物及其使用知识的传播方面，确实起了重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宋元明清的江浙，节育知识通过民间俗文化传播网络（特别是“三姑六婆”之流），可以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使得这些知识差不多家喻户晓。即使未受到过教育的下层社会妇女，也知道应当使用药物堕胎或避孕。不仅如此，她们对堕胎药物的了解也是相当普遍和全面的。由于这些知识的广泛传播，如果节育药物不难获得的话，那么实行药物节育当然也就不是一件难事。而恰好就是在宋元明清时期的江浙，商业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使得节育药物乃至服务随处可得。
早在南宋，据吴自牧《梦梁录》，行在临安（杭州）已有专门的“郭医产药铺”。虽然所售“产药”的具体内容不详，但堕胎药物一向被列在产科药物中，从此可推知在江浙（至少是在大城市中），此类药物的商业销售可能已达到相当的程度。不过，从南宋医人张杲的《医说》和李昌龄为《太上感应篇》作传引用的《真武灵应纂记》中关于货卖打胎药物会受报应的故事来看，当时人民对出售此类药物的行为，在心理上仍然是有所顾忌的。因此之故，堕胎药物的商业化程度看来不会很高。到了元代，堕胎药物进一步商业化，已引起政府的焦虑，因此《元典章》特制专文以禁贩卖堕胎药物。虽然这条法令并非特指江浙，但是参诸孔齐所说江浙士人家庭使用堕胎药物普遍的情况，我们可以认为江浙是此条禁令所针对的重要对象之一。在明代，堕胎药物的商业化又有更大的发展。据《妙一斋医学正印种子编》自序载：“杭城中有标榜通衢，鬻打胎绝产之方为业者。”到了清代，从前引《格言联璧》附《焚毁淫书是法》所说情况来看，堕胎药物的销售更深入到了城乡各地。为方便运销，商人还将堕胎药物大量制成丸药。例如明代昆山进士方范家发明并制作出催生良药“回春丸”，用治难产。子死母腹中，服一丸，死胎立下，是一种十分有效的下死胎方药。入清之后，此方广泛传布。康熙时，苏州人马禹深依方炮制六百余丸贩卖54，可见已进入较大规模的商业化制作阶段。徐大椿的《女科医案》中，也谈到一种堕胎成药“煎红丸”。此种丸药十分有效，五个月的胎孕可立打而下，不过而孕妇也往往因此而重伤脾胃。这里还要补充一句：宋元明清（特别是明清）江浙中医所使用的主要节育药物，大多数都是常见中药，价格也不甚昂贵。这更使得节育药物的获得成为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此外，由于商业化的发展和医学界对节育看法的改变，以牟利为目的的堕胎医生或业余堕胎医生，也随处可见，因此一般民众要获得有关服务，也是颇为容易的。
节育知识的普及和节育药物及服务的商业化，导致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结果：一旦有需要，人们就会去求助于节育药物和服务（特别是前者）。因此之故，在宋代文献中，妇女通奸怀孕，多数是产后私自溺婴；而到了明清时期，她们却大多私下到药店买药服用打胎。这类故事，颇见于当时江浙地区的小说。例如，明末嘉兴烟水散人编次的小说《合浦珠》说：苏州钱兰生，私通婢女秋兰有孕，另一婢绣琴诬称秋兰通家奴得孕，兰生母大怒，“买堕胎药三剂”，令服之。冯梦龙编辑的《警世通言》卷三五《况太守断死孩儿》，则讲宣德年间扬州府仪真县，寡妇邵氏与家仆得贵通奸怀孕，“恐人知觉不便，将银与得贵，教他悄悄地赎帖坠胎的药来，打下私胎，免得日后出丑。”另外一部明代后期的短篇小说集《贪欢报》第一回《花二嫂巧智认情郎》，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在明末松江府华亭县八团川沙地方，有一个未嫁女子张氏通奸怀孕，本人及其母亲均十分焦急。当地一小户人家主妇花二娘得知此事后对丈夫花二说：“（张氏身孕）想不过是三四个月的光景，何不赎一服‘通经散’，下了此胎？……若是妥当，那（谢金）十两银子都是你的。”花二大以为然，“竟往生药铺中，赎了一服下药”，送至张家。张氏“把药服了，一时间，一阵肚痛，骨碌碌滚将下来，都是血块，后来落下一阵东西，在马桶内了”。明代艳情小说《欢喜缘》第八回写侨居苏州的杭州富户公子崔隆，荒淫无度，与多人淫乱取乐。“公子恐怕生养，致误玩耍，遂买了防免作胎之药，命依依、可儿、姑娘三人各都服用”。前引清代小说《八洞天》卷八《醒败类──两决疑假儿再反真，三诚相真金亦是假》中，也讲有一男子毕思复，本欲娶妾生子，及至买到一妾，发现其已有身孕，对毕妻说：“若要留她，须赎些堕胎药来与她吃了，出空肚子，方好重新受胎。”这些例子表明了一点：在节育知识十分普及和节育药物十分商业化的明清江浙，普通民众在节药物育方面，已走了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