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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ff]1、“孤独园”
南北朝时期收养穷人和孤幼之人之所。《梁书·武帝纪下》载：“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又于京师置孤独园，孤幼有归，华发不匮。”
2、“病坊”（“济病坊”“疠迁所”“疠人坊”“悲田坊”“养病坊”）
隋唐时期，类似平民医院、养老院、孤儿院之性质。《通鉴正误》载“至德二载（757年），两京市各置济病坊，嗣后各州普遍之，多设于庙宇”；《续高僧传》载“疠人坊专门收养患者，男女分居，四时供承，务令周给”；《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载“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
[color=#6600cc]世界上最早的医院——病坊
中国类似医院的组织最迟在汉朝元始二年(公元2年)就已经有了。那年黄河一带发生旱灾，WEN YI 流行，皇帝刘衍(音看)选了适中的地方，较大的屋子，设置许多医生和药物，免费给老百姓治病。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个公立的临时时疫医院。
到了延熹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规被提升做中朗将的官，率领大队人马，在甘肃陇坻一带作战。适逢着军队里疫病流行，死亡率高达30～40％。皇甫规便租赁大批民房，设置医药，把病员都集中起来一起治疗。他还每天去看士兵们的病，得到全军的热爱。当时军队中的这种医疗组织叫做“庵庐”，也就好比现在的野战医院。
南齐永明九年(公元491年)，吴兴一带大水，疫病流行，竟陵的王萧把自己住宅拿出来，设医置药，收养贫病，这可能是中国私立慈善医院的最早形式。
北魏太和21年(公元497年)，孝文帝(元宏)曾在洛阳设立“别坊”，派遣了四个医生，购备许多药物，凡是贫穷害病无力医疗的，都可以在这里来就医。在永平三年(公元510年)，南安王(拓跋余)命令他的太常官选择适中地方，宽敞房屋，遣派医生，备办药品，凡是有疾病的都住在里面治疗，这可能是公立慈善医院的最初形式。
唐朝的医院都叫做“病坊”，大约在开元20年(公元733年)就开始有病坊的名称了，这时的病坊大多都是设在庙宇里的。不仅是长安、洛阳这样的大城市有，就是其他各州亦设立的有。
因为病坊设在庙宇，主持人多属僧尼，在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李泸)曾—度毁销庙宇，颇影响了病坊的工作。后来由李德裕等的倡议，选举乡里中有声望的人来做病坊的主持人，病坊的制度终于得以保持不变下来，到了五代时，个别病坊曾有改名为“养病院”的，可见唐朝后不仅医院事业有很大的发展，名称亦很接近现代了。
到了宋朝，医院的规模逐渐扩大。在公元1063年，宋仁宗赵祯曾以宝胜、寿圣两座庙宇为基础，各添修50栋房屋，成立两个医院，每个医院病人名额各规定为300人，这样的大规模医院就是现在还是少有的。
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在杭州做官，他捐献50两私帑，和公家的经费合起来办一所病坊，名叫安乐坊，三年医好了一千以上的病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个公私合办医院。以后各州县都各设有医院，叫做“安济坊”。
这时医院里的设置更为完备，由官方派人领导，员工方面有乳母、女使（算不算是最早的护士？^_^），衣被器用一律由医院供给，ZHENG FU要求院里医生要收十全的效果，可见当时院里的医生都是有相当的本领的。
宋朝医院不仅规模空前庞大，数量很多，设备完善，并且还开始成立了门诊部，初叫卖药所，后来改名和剂局，有医有药，便利—般群众治病，甚至外州县的病人也可以通函治疗。现在流传着一部方书，名叫“和剂局方”，也就是这门诊部出版的“处方手册”。这样门诊部形式的治疗机构，群众感到非常方便，在元朝、明朝越是发展了，尤其是明朝几乎各县都成立有一所，通通叫惠民药局，都是官办的。
欧洲最早的医院组织，能相当于我国汉朝元始二年的那种组织，为基督教妇人在第四世纪建立于罗马的疗养所，而与中国相比较，时间就晚得多了。[/color]
3、慈幼局
宋·理宗淳佑九年(1249年)给官田五百亩，于临安创建慈幼局，收养遗弃的新生儿，并置乳母喂养，无子女者可来领养。《宋史·理宗本纪》载：“癸亥，诏给官田五百亩，命临安府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初生婴儿，仍置药局疗贫民疾病。”
（慈幼局的相关介绍：[url]http://www.paipai.fm/r5885450_u6997737/[/url]
古人孕妇生产时必备哪些用品，溺杀婴儿风俗习惯，慈幼局）
4、元、明、清，进行了承袭，但已逐渐衰落[/color]
[color=#663366]明清的慈善组织
古代中国认为“贫穷”和道德无关，并不构成一个需要解决的特殊经济问题，对士人的社会形象与文化地位构成不了威胁。世人引以为耻的，是社会身份而非经济身份的低下，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有所谓“贱民”，如乐户、隶户、营户等。国家统治者也未意识到，“贫穷”足以构成一个威胁其统治的社会问题。因此，直至隋、唐，古代中国的慈善行为，一直由追求行善以修来世的宗教机构尤其是寺庙来承担。然而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寺庙，不时会遭到政府的猜忌。历代毁佛、灭佛事件，多与此相关。
到了宋代，士族豪门没落，布衣平民升起。这时发达异常的商业，似乎仍未深入个人道德层面。士人仍以贫士自居，习儒仍是惟一高贵选择。科举制度进一步确认了士的文化地位和仕途潜力：士可能穷，但仍是最值得尊敬的群落。但宋政府首次“发现”了“都市贫民阶层”，创立了安济坊、居养院等官方救济机构，收容都市中贫穷老病及弃婴，多者达上千人。“济贫”在宋代，头一次并非全然出于伦理道德因素，已经颇有近代国家福利政策之风。
直到明中叶以后，历史上另一次经济发展高峰的刺激，才使士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产生了羞愧心理。“笑贫不笑娼”，说明了社会上贫富良贱相对关系的剧烈变化。此时慈善组织转入民间，将“贫人”分别于法律上的“贱民”、道德上的“贱人”，是明清地方精英领导下的慈善组织坚守的一项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善会改善地方风气。善会所济的贫人，一定要符合他们所定的“道德标准”。例如救济寡妇的清节堂，明文规定只收清白之家，曾为娼妓或奴婢者一概不收。
由于明政府并不曾正视贫富差距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地方贤达自然而然地行动起来。明末名士多曾推动地方慈善活动，召集地方百姓创立药局、育婴社等，并定期开会，号召善士捐款。此时的善会，已不似隋唐时期佛教组织以传教为主，也不似宋代处处由中央政府或地方官领导，而主要在于处理俗世社会问题。虽然这些善会旨在协助中央治理地方社会，但顺治九年以后，清政府为了肃清文人反清组织，屡次禁止任何形式的结社，这一趋势被强制性地中止了。
乾隆以后，清政府才恢复了自信心。此时的慈善事业，重点转向具体细碎的行政组织问题，例如财务管理及其来源，设立轮值制与董事制的管理制度等。但同时它所要求的教化目标亦未被完全忽略。比如惜字会讲求“敬惜字纸”，希望通过这一近乎宗教仪式的行为，为参加者累积阴德，以利科举；恤婺堂之救助寡妇，首先要求对方绝对的贞洁与操守。这就凸显了明清慈善组织的基本性格：行善的首要功能，是满足施济者的精神追求与满足；受济者的客观物质需求，只属次要考虑。[/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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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清代苏州育婴堂。至清代，全国至少有育婴组织973个，普济堂（收养贫病）399个，清节堂类（救济青年寡妇）216个，以施棺为主的善会善堂589个，综合性的善会善堂338个，其他难以分类的74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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