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4][/size][size=4][backcolor=#ffcc00][b]【越剧】[/b][/backcolor][/size]
[size=3]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亦有“全国第二大剧种”(京剧、越剧[1]、黄梅戏、评剧、豫剧)之称。清末起源于浙江 嵊县，即古越国所在地而得名；由当地民间歌曲发展而成。
中国传统戏曲形式。主要流行于浙江、上海、江苏、福建等地，在海外亦有很高的声誉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主，声腔清悠婉丽，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极具江南地方色彩。越剧演员初由男班演出，后改女班或男女混合班，现多由女班来演。
今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size]
[size=4][backcolor=#ffcc00][b]【发展历史】[/b][/backcolor][/size]
[size=3]越剧前身是浙江嵊县一带流行的说唱形式“落地唱书”（主要是马塘村为主，可以说是越剧的起源了，越剧起源应该是在马塘了，因而越剧应该有近150年的历史了）。男子越剧起源于嵊州东王村，女子越剧起源于嵊州施家岙。
1906年（即清朝光绪三十二年）春开始演变为在农村草台演出的戏曲形式，曾称小歌班、的笃班、绍兴文戏等。艺人初始基本上是半农半艺的男性农民，故称男班。1925年(中华民国14年)9月17日上海《新闻报》演出广告中首次以“越剧”称之。
1917年（即民国6年）5月13日，小歌班初次进入上海，在十六铺“新化园”演出，因艺术上粗糙简陋，观众寥寥。以后续有3班艺人来上海，但均告失败。艺人们在学习绍兴大班和京剧的表演技巧后，艺术上有所提高，1919年（即民国8年）小歌班始在上海立足。
1920年（即民国9年）起，小歌班集中了一批较知名的演员，编演了一些引人入胜的新剧目，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碧玉簪》《孟丽君》等。这些剧目，适应了“五四运动”后争取女权和男女平等思潮的兴起，受到观众欢迎。之后，升平歌舞台老板周麟趾，从嵊县请来民间音乐组织“戏客班”的3位乐师组成越剧史上第一支专业伴奏乐队，演奏时以15两音定弦，沿用绍兴大班习惯，称为“正宫调”，简称“正调”，从此“丝弦正调”成了主腔；并借鉴绍兴大班的板式，初步建立起板腔体的音乐框架。
1921年（即民国10年）9月至1922年（即民国11年），男班艺人相继将剧种改称“绍兴文戏”，吸收京剧、绍剧的表演程式，向古装大戏方面发展。剧目则受海派京剧影响，主要编演连台本戏，在“大世界”、“新世界”等游乐场以及茶楼、旅社、小型剧场演出。主要演员有小生王永春、支维永，小旦卫梅朵、白玉梅、金雪芳，老生马潮水，小丑马阿顺、大面金荣水等。
1923年（即民国12年）7月，嵊县籍商人王金水请男班艺人金荣水回乡办起第一个女班，招收13岁以下的女孩二十余人。翌年1月14日，该女班在上海升平歌舞台演出，称“髦儿小歌班”。
1929年（即民国18年），嵊县办起第二个女班，之后续有举办。1931年（即民国20年）底开始，一些女演员如王杏花、陈苗仙、吕福珠以及“东安舞台”、“四季春班”等先后来沪，但仍为男女混合演出的形式。
1928年（即民国17年）1月起，女班蜂拥来沪（上海），1941年（即民国30年）下半年增至36个。女子越剧的所有著名演员几乎都荟萃于上海。报纸评论称“上海的女子越剧风靡一时，到近来竟有凌驾一切之势”。而男班由于演员后继无人，最终被女班取代。
女子越剧在上海立足后，为适应环境和观众需求，以姚水娟为代表的一批越剧从业者进行了变革，当时称为“改良文戏”。各剧团、班社竞相编演新剧目。4年间，编演的新剧目超过了400个，剧目题材广泛，风格、样式多种多样，编剧多半曾从事过“文明戏”，剧目一般采用幕表制，当时主要的编剧有樊篱、闻钟、胡知非、陶贤、刘涛等。剧目内容的多样化，引起演出形式相应的变化，出现纷纷向兄弟剧种学习的趋势。当时有的学海派京剧，如商芳臣曾搬演周信芳的名剧《明末遗恨》；有的学申曲，如施银花、屠杏花移植上演西装旗袍戏《雷雨》；有的则学习电影、话剧，如姚水娟演的《蒋老五殉情记》《大家庭》，采用写实布景，人力车上台。在经营方式方面，破除了封建性陈规，实行经理制，统一掌管前后台。
这时期，最有名的演员旦角为“三花一娟一桂”，即施银花、赵瑞花、王杏花、姚水娟、筱丹桂，小生为屠杏花、竺素娥、马樟花；青年演员如袁雪芬[2]、尹桂芳[8]、范瑞娟[3]、傅全香[6]、徐玉兰[4]等，都已崭露头角。
“越剧十姐妹” 1942年(即民国31年)10月，袁雪芬以话剧为榜样，在大来剧场开始改革。前两年陆续聘请的编导有于吟(姚鲁丁)、韩义、蓝明(流)、萧章、吕仲、南薇、徐进等，大多数是年轻的业余话剧工作者。他们把进行改革的越剧称为“新越剧”。1944年（即民国33年）9月，尹桂芳、竺水招也在龙门戏院进行改革。此后，上海的主要越剧团都投入“新越剧”的行列，越剧的面貌在短短几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越剧改革，首先是编演新剧目，建立剧本制，废除幕表制。即使演出传统剧目，也经过整理改编。新剧目内容比过去有较大变化。许多编导和主要演员们，重视剧目的社会效益，主张给观众以积极有益的影响，编演了大量反封建、揭露社会黑暗和宣扬爱国思想的剧目。1946年(即民国35年)5月雪声剧团将鲁迅小说《祝福》改编为《祥林嫂》，这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对越剧和整个地方戏曲的重视。是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看了雪声剧团的演出，之后又对中共地下组织如何做好地方戏曲界的工作作了指示和部署。中共党员钱英郁、刘厚生等被派到越剧界担任编导。之后，上海文艺界和新闻界的进步人士对袁雪芬被流氓抛粪事件、“越剧十姐妹”（袁雪芬、尹桂芳、筱丹桂、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竺水招、张桂凤、徐天红、吴小楼）联合义演《山河恋》及为筱丹桂申冤的斗争中，也都给予了支持。
唱腔也有重大突破。40年代前期，袁雪芬演出《香妃》和范瑞娟演出《梁祝哀史》时，都与琴师周宝才合作，创造出柔美哀怨的“尺调腔”和“弦下腔”。后来这两种曲调发展成为越剧的主腔，并逐渐形成不同的流派。
在表演方面，越剧一方面向话剧、电影学习刻划人物性格、心理活动的表演方法，另一方面向昆曲、京剧学习优美的舞蹈身段和程式动作，逐渐形成了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的风格。
在舞台美术方面，采用立体布景、五彩灯光、音响和油彩化妆，改革服装式样、色彩，质料柔和谈雅，成为舞台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一系列的改革，逐步建立起正规的编、导、演、音、美综合的艺术机制，并组建剧务部负责舞台综合艺术的机构。越剧改革，促使观众的构成发生了变化，除原来的家庭妇女外，还吸引来大批工厂女工和女中学生。上海解放前夕，从事越剧的几个主要剧团如“雪声”、“东山”、“玉兰”、“云华”、“少壮”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生气勃勃。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950年4月12日成立了上海第一个国家剧团——华东越剧实验剧团。1955年3月24日上海越剧院正式成立。剧院荟萃了越剧界一大批有较高艺术素养的编、导、演、音、美等专门人才，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引下，发挥了国家剧院示范作用。此外，一批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如“芳华”、“云华”、“合作”、“少壮”等也很活跃，在出人出戏方面取得不少成果。
50～60年代前期是越剧的黄金时期，创造出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艺术精品，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等，在国内外都获得巨大声誉，《情探》《李娃传》《追鱼》《春香传》《碧玉簪》《孔雀东南飞》《何文秀》《彩楼记》《打金枝》《血手印》《李秀英》等成为优秀保留剧目，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情探》《追鱼》《碧玉簪》《红楼梦》还被摄成电影，使越剧进一步风靡大江南北。
音乐方面，又创造出新的曲调，如在50年代袁雪芬与作曲家刘如曾合作，吸取男班艺人的唱法，创造了新型的“男调”。1958年、1959年傅全香、袁雪芬分别在《情探》中的“行路”、《双烈记》中的“夸夫”中，创造了崭新的“六字调”。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并传唱。
为了培养艺术接班人，1954年秋，华东戏曲研究院设演员训练班后改建为上海市戏曲学校，招收越剧男女学员60人。1959年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越剧院组成男女合演的实验剧团，有计划地从事男女合演探索。他们运用“同调异腔”、“同腔异调”、“同调同腔”等方法，解决了男女对唱的困难。男演员史济华、张国华、刘觉等赢得广大观众的承认。为使越剧事业后继有人，上海市戏曲学校又于1956年开办了越剧音乐班。上海越剧院和虹口、静安等区也分别办了学馆或戏校，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成为业务骨干。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越剧开始从上海走向全国。至60年代初，越剧已流布到二十多个省市，影响日益扩大。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越剧受到严重的摧残。一批著名演员、创作人员和管理干部，受到迫害，越剧被迫停演。
十年动乱结束后，越剧得到复兴。1977年、1978年和1981年，越剧在线相继创作演出了男女合演的《忠魂曲》《三月春潮》《鲁迅在广州》，塑造了现代史上毛泽东、周恩来、鲁迅等历史伟人的形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解体的区级越剧团，也部分得到重建，恢复了艺术活动。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上海越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艺术思想更加解放，艺术观念更加开放。在创作演出上，题材、风格更加多样化，二度创作更致力于吸收现代艺术的成果，进行大胆的探索。《汉文皇后》《魂断铜雀台》等历史剧和根据莎士比亚作品改编的《第十二夜》，在艺术上都有较大的创新。随着电视的普及，《孟丽君》《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孔雀东南飞》《红楼梦》《沙漠王子》等一批优秀剧目，都被摄制成电视片，有的还在全国评奖中获奖。
为了解决“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越剧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从70年代末开始，花大力气培养青年。钱惠丽、单仰萍、赵志刚（男）、方亚芬、萧雅、陈颖、韩婷婷、华怡青、胡敏华、章瑞虹等，已为观众所熟知。上海市青年演员会演以及各种广播、电视大赛等活动，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一些50～60年代已成名的演员如徐玉兰、王文娟、张云霞、吕瑞英、金采风、毕春芳等逐渐被观众承认已形成不同的流派。
越剧在影响遍及全国的同时，还走出国门，在国际上赢得盛誉：
1955年夏，上海越剧院以中国越剧团的名义，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演出；
1959年、1961年上海越剧院分别赴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演出。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1983年上海越剧院青年演员东渡日本演出《红楼梦》；
1986年又去法国巴黎参加巴黎秋季艺术节演出；
1989年5月上海越剧院一批艺术家到美国进行访问演出，都受到各国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从60年代初开始，上海越剧院、卢湾越剧团、静安越剧团还多次到香港、澳门演出，受到港澳同胞热情欢迎。
80年代后期始，随着文化品类的丰富和观众欣赏口味的多样化发展，上海的越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越剧界的有志之士正在积极探索，深化改革，力争使上海越剧事业重新走向辉煌。
老一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有袁雪芬(袁派)、尹桂芳(尹派)、范瑞娟(范派)、徐玉兰(徐派)、毕春芳(毕派)、陆锦花(陆派)、傅全香(傅派)、王文娟(王派)、戚雅仙(戚派)、吕瑞英(吕派)、金采风(金派)、张桂凤(张派 老生)、张云霞(张派 花旦)、竺水招(竺派)等。[/size]
[backcolor=#ffcc00][b][size=4]【经典曲目】 [/size][/b][/backcolor]
[backcolor=#ffcccc] [size=3]越剧经过百年的历史发展，在长期的实践演出中，积累了大量的上演剧目。其中有影响而又经常演出的剧目如：
《梁山伯与祝英台》、《王老虎抢亲》、《五女拜寿》、《红楼梦》、《祥林嫂》、《西厢记》、《桃花扇》、《何文秀》、《玉堂春》、《血手印》、《打金枝》、《玉蜻蜓》、《碧玉簪》、《西园记》、《春香传》、《白蛇传》、《孟丽君》、《山河恋》、《李娃传》、《北地王》《九斤姑娘》、《沙漠王子》、《盘妻索妻》、《盘夫索夫》、《送花楼会》、《柳毅传书》、《陆游与唐琬》、《胭脂》、《追鱼》、《情探》、《汉宫怨》、《春江月》、《桐江雨》、《花烛泪》、《孔雀东南飞》等等[/size] [/backcolor]
[size=4][b][backcolor=#ffcc00]【流派艺术】 [/backcolor][/b][/size]
[size=3]1942年10月(即民国31年10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对传统越剧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称为“新越剧”。新越剧改变了以往“小歌班”明快、跳跃的主腔“四工腔”，一变为哀婉舒缓的唱腔曲调，即“尺调腔”和“弦下腔”，把越剧唱腔艺术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越剧的所有流派都是在“尺调腔”和“弦下腔”的基础上发展并丰富起来的。后来这两种曲调成为越剧的主腔，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各自的流派唱腔。
袁派：由袁雪芬[2]创立。在越剧唱腔艺术发展史上，袁雪芬是个重要的代表人物。袁雪芬创立的“袁派”对越剧旦角唱腔的发展、提高和里派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袁派唱腔的风格是质朴平易，委婉细腻，深沉含蓄，韵味醇厚，声情并茂。流派传人：筱水招、方亚芬、陶琪、华怡青、朱东韵等。
尹派：由尹桂芳[8]创立。她的表演朴实而不呆板，聪颖但不轻佻，潇洒而不漂浮，吐字清晰而别有风味。尹派的特点深沉隽永，缠绵柔和。流派传人：尹小芳、茅威涛[10]、赵志刚、王君安、萧雅、齐春雷、王清，张琳等。
范派：由范瑞娟[3]创立。范瑞娟戏路较宽，她的嗓音实、声宏亮、中气足、音域宽、演唱追求刚劲的男性美。她是“弦下腔”的创始人之一。范派的特点是朴素大方，咬字坚实，旋律起伏多变，带男性气质，阳刚之美。流派传人：筱明珠，吴凤花、章瑞虹、孟科娟、方雪雯、徐铭、陈琦、江瑶、邵文娟、史济华、韩婷婷、陈雪萍、丁赛君，王柔桑。
徐派：由徐玉兰[4]创立。她吸收了绍剧粗犷悲壮的特点，京剧刚健、坚实的技巧，又融合了越剧早期小生唱腔中朴实、淳厚的因素，形成了自己华彩俊逸，洒脱流畅，奔放高亢，感情炽热，曲调大起大落，跌宕明显的特点。流派传人：钱惠丽、张小君、郑国凤、陈娜君、刘觉、金美芳、汪秀月、邵雁、杨婷娜。
毕派：由毕春芳[5]创立。毕春芳擅长演喜剧，她发声清脆且富有弹性，音域较宽，善于唱法的变化来塑造人物形象，她吸收了范派和尹派的唱腔精华，袁派的表演技巧，融会贯通自成一格。流派传人：杨童华、杨文蔚、丁小蛙，李晓旭等。
傅派：由傅全香[6]创立。其主要特点是唱腔俏丽多变，跌宕婉转，富有表现力，表演充沛，细腻有神，有感人以形、动之以情的魅力。傅派是越剧花旦唱腔中的重要流派。流派传人：何英、颜佳、陈飞、陈颖、陈艺、陈岚、洪芬飞、张腊娇、薛莺、胡佩娣、张金月、裘丹莉，董鉴鸿等。
金派：由金采风创立。金采风师承袁雪芬，并吸收施银花、范瑞娟、傅全香各家精华，高雅得体。她擅演大家闺秀，唱腔婉转回荡，吐字清晰，运气自然、富于韵味。流派传人：谢群英、黄美菊，樊婷婷等。
陆派：由陆锦花创立。她擅长扮演儒生、穷生、巾生。他的演唱不尚华丽、不喜雕琢、朴实清丽、自然流畅。流派传人：黄慧、曹银娣、夏赛丽、廖琪瑛、徐标新、许杰、张宇峰，裘巧芳等。
竺派：由竺水招创立。其表演细腻妩媚，清新脱俗，唱腔甜润而柔糯，尤为突出的是她的戏路宽广，花旦、青衣、小旦、小生、老生乃至老旦等行当都能应付自如，加上扮相俊美，遂被观众喻为“越剧西施”。 代表剧目有：《柳毅传书》、《三看御妹》、《莫愁女》等。流派传人：夏雯君、竺小招、殷瑞芬、孙静、孙婷涯。
戚派：由戚雅仙[7]创立。特点是感情真挚浓厚，曲调朴实，花腔不多，但组织严密，节奏鲜明，音型简练并经变化反复出现，形成给人印象深刻的特征。流派传人：王杭娟、傅幸文、金静、周雅琴、朱祝芬，周美姣等。
王派：由王文娟[9]创立。她以善于表演人物神态、传达内心感情著称。王文娟博采众长，追求创新，逐步形成了自然流畅、平易质朴、情意真切的风格。流派传人：周云娟、李敏、舒锦霞、单仰萍、陈晓红、王志萍、洪瑛，钱爱玉等。
吕派：由吕瑞英创立。是越剧流派中最年轻的流派（各流派中创派时间最迟）。吕瑞英的唱腔在质朴细腻、委婉深沉的袁派基础上，增加了其绚丽多彩、雍容花俏的唱腔。她的唱腔乐感强，有越剧界“抒情女高音”的美誉。代表剧目有：《打金枝》、《西厢记》、《花中君子》，《穆桂英》等。流派传人：陈辉玲、赵海英、吴素英、孙智君、黄依群，张咏梅等。
张派：由张云霞创立。工花旦。其唱腔的主要特点是：曲调细腻婉转，深情意浓；音色柔和甜润，韵味足。流派传人：薛桂珍、何赛飞、袁小云，杨学梅等。
张派：由张桂凤创立。工老生。其表演真切，善于刻划人物性格见长；其唱腔刚劲挺拔,顿挫分明,声情并茂。代表剧目：《二堂放子》、《九斤姑娘》。流派传人：董柯娣、郑曼莉、章海灵、吴群、蔡燕、王晓玲、乐彩珍、王金萍、张国华，张承好等。
徐派：由徐天红创立。工老生。唱腔吸收绍剧顿挫跌宕，高亢昂扬的风格。嗓音高亢，吐字注重喷口功夫。发声运用颤音、鼻腔和头腔的共鸣，被称为“抖抖腔”。代表剧目：《红楼梦》、《二堂放子》，《明月重圆夜》等。流派传人：金烨等。
吴派：由吴小楼创立。工老生。表演苍劲凝重，激昂舒展，富有激情，嗓音宽厚宏亮，中低音音质饱满，善于塑造各类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代表剧目：《情探》等。流派传人：金红等。
商派：由商芳臣创立。工老生。商芳臣早年与邢竹琴、竺素娥、赵瑞花、姚水娟等人合作。在原有的老生唱腔基础上尝试改革，借鉴绍兴大班中的尺调，融合到越剧的四工调中，唱腔高亢遒劲，清峻壮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老生唱腔。代表剧目：《柳毅传书》等。流派传人：胡国美等。
周派：由周宝奎创立。工老旦。周宝奎有“老旦王”之称。唱腔质朴真切，塑造人物性格身份各异。戏路较宽。演技老到，塑造人物生动，能根据各种人物性格设计唱腔，使人物形象在唱腔中得以生动体现。代表剧目：《碧玉簪》中的婆婆，《红楼梦》中的贾母等。流派传人：俞会珍、王铧丽、周燕儿等。 [/size]
[b][size=4][backcolor=#ffcc00]【装扮艺术】 [/backcolor][/size][/b]
[size=3]越剧早期演出，男角多不化妆；男演女角时，把脑后的辫子散开，梳成发髻，脸上搽胭脂和铅粉；有些草台班的女角化妆，两颊用红纸沾水搽腮红，不画眉，或用锅底灰画眉，称“清水打扮”。后来演古装戏，仿效绍剧，学水粉化妆法，白粉底，红胭脂，墨膏描眉眼。大花面开脸，小丑画白鼻梁。1942年(民国31年)10月雪声越剧团上演《古庙冤魂》时，韩义首次给袁雪芬试化油彩装，之后，编导于吟又邀请电影明星为该团作化妆指导，全部废除水粉上妆，改用油彩。此后数年间，尹桂芳、竺水招、傅全香、钱妙花、吴小楼等在演出新编剧目时，均改为油彩化妆。1946年(民国35年)化妆师陈绍周在越剧《祥林嫂》中成功地化妆了祥林嫂从青年到残年成为乞婆的舞台造型。越剧界在上海电影界、话剧界化妆师们的大力支持下，不断研究与实践，于50年代初期基本形成具有剧种风格的化妆特点，这就是吸收传统的水粉化妆法色彩鲜明的优点和电影、话剧化妆柔和自然的长处，形成了色彩明快柔和、线条清新、五官分明，既符合生活又有艺术夸张的特色，给观众以柔美抒情的美感。
化妆
在草台班时期非常简陋，称“清水打扮”。进入上海后的初期，采用的是向绍剧、京剧学习的演传统老戏的化妆方法。直至40年代初，上海越剧改革已形成气候，雪声越剧团在上演《古庙冤魂》时，进行化妆改革，由水粉妆改用油彩化妆。由此开始了化妆改革。历经数年，在各越剧团体主要演员带头和电影、话剧界的指导下，逐步形成了越剧自己的特点。传统的水粉化妆，底色为白色水粉，腮红在鼻梁周围，眼睛上下朝外揉开，眼、眉均为黑色，额头、鼻中、下巴均为白色(俗称“三白”)。经过改革，底色为嫩肉色(用肉色油彩)，保留“三白”地位的亮色。腮红涂在两颊，但根据演员的颧骨高低、胖瘦、脸型，变化涂红的面积、深浅。鼻梁改涂棕色，内眼角、外眼角吸收中国画中仕女画的方法，加上红色。嘴唇先用深色勾出轮廓，然后用口红或红油彩涂匀。这样化妆的面部既艳丽夺目，又柔和自然，与越剧的总体风格相协调。70年代末～80年代初，越剧在编演现代题材剧目时，又吸收了美容方法和绘画化妆法、毛发粘贴法，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鲁迅等历史伟人形象。
发式和头饰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形制和特点。男班初期，男演员解开自己头上的辫子梳上发髻，插朵花，这是最早的发式与头饰。之后演古装戏，仿照绍剧。用小玻璃管串成排须，装饰发髻，在发髻上用顶花装饰。20年代学京剧，包大头，但最初没有条件制备全套“头面”，改用木质或铁皮做成定型水片，很少使用全副头面来装饰演出。自女班诞生后，因女演员留有辫子，就用作“包头”的“发帘子”和顶级假发，并与服装的“私彩行头”相配合，学习京剧使用“铜泡包头”(如《别窑》中的王宝钏)、“水钻包头”(如《盘夫索夫》中的严兰贞)、“点彩包头”(如《碧玉簪》中李夫人)所使用的头饰。40年代初，袁雪芬在演出《恒娘》时，改为用自己的头发梳成古装头，把头面饰件按需要选择使用。之后，演员们也在服装改革的同时，纷纷改革头饰，从古装仕女画中找根据，开始创造越剧旦角特有的古装发式和头饰，头饰改繁为简，改华丽为清丽，头上以戴珠凤为主，装饰花不多，具有简洁明快的特点。50年代，为了发式的需要和化妆省时，开始做假发头套。1950年初，华东越剧实验剧团建立后，首先设置了“化妆管理”专业人员，并相继配备了造型设计人员，专门绘制按导演要求设计的发式和头饰设计图。有了专业设计人员后，对头饰进行专门设计，然后送样稿到戏剧服装厂定制，从而打破了传统头面饰物的固定模式，把古代生活中的簪、钗、步摇、帼、巾帼、钮、花钿等巧妙地运用到舞台人物形象中去，为皇后、公主、官宦女眷设计出九尾凤、七尾凤、双头凤、对凤；对一般书香门第家眷设计了偏凤、单凤、凤头钗、中凤；为贫寒人家妇女设计了云头、如意、百吉、小珠凤等。头上戴的花也很讲究，不能随便戴，注意从人物性格出发，注意花与头上其它装饰物的平衡感、层次感。花的色彩一般不戴特别鲜艳的，大都以间色为主，保持与服装色调的和谐。上海越剧的这种创意受到艺术界的重视，上海越剧院的化妆师陈利华、孙志贤等，还曾被邀为上海戏剧学院的专业学生、戏剧导演进修班授课。
髯口
越剧《红楼梦》交响版何英饰贾元春(头饰) 在小歌班初期，演古装戏中男角，有的用庙里泥塑神像的髯口，亦有用黑白纱线制成一排当髯口。开始租用演出行头后，即采用绍剧的髯口。1917年(即民国6年)男班进入上海后，采用京剧的髯口，如老生、大面的“黑满”、“苍满”、“白满”，小丑的“八字”、“吊搭”等等。30年代初期女班演出，仍然沿袭京剧髯口。30年代末，越剧兴起改革，髯口也开始改良。先是将髯须改短、改轻。40年代初，老生不用传统挂须，学习话剧的“粘胡”。后因“粘胡”化妆法既不方便又化时间较多，遂改为用铜丝作架子，制作各种胡须。大面需用满腮胡须时，不再用“虬髯”，改用“套胡”，小丑不再用“八字胡”、“吊搭”，而用“夹鼻胡”、“翘胡”，被统称为“改良胡”。传统的“满口”不见嘴唇，改良胡用粗铜丝弯曲成型，嘴唇外露可见，有五绺胡、三绺胡等。60年代上海越剧演古装剧时，全部用改良胡，胡须原料以人发和牦牛毛为主，掺入羊毛，然后将毛发勾在肉色丝绢或网眼纱上。演现代剧目：少数民族剧目及外国题材剧目时，一般均采用粘贴的办法。 [/size]
[b] [size=4][backcolor=#FFCC00]【服装】[/backcolor][/size] [/b]
[size=3] 越剧在小歌班初期，戏中角色的穿戴大多数借用生活中的衣衫、长袍、马褂，扮官宦的也有用庙里的神像蟒袍。后来向绍兴大班行头主租用戏装，放在篾篓里，挑着走村跑镇，这是越剧最早出现的衣箱形式。租赁行头多以袄、衫、蟒、靠、箭衣为主，行头样式，基本上是绍剧、京剧传统样式。
20世纪20～30年代绍兴文戏时期，受上海京剧衣箱制度影响，主要演员和群众演员的服装开始分开。主要演员穿“私彩行头”(又称私房行头)，由主要演员负责添置；一般演员及龙套、宫女等群众演员，穿“堂中行头”，这类行头由班主或香衣班头出资租借。由于当时观众既要看演员又要看行头，促使一些名演员竞相炫耀私彩行头，有的小旦演出时，在一个晚上连换10多套服装。有人称这时的越剧服装是“杂乱无章”时期。
越剧服装设计开始于1943年(即民国32年)。专业舞美设计韩义在《雨夜惊梦》中，对剧中魔王及4个小鬼的服装作了设计；是年11月，袁雪芬主演《香妃》时，因剧中人物有兄弟民族及出场人物身份较多，力求艺术上的统一，全部服装由韩义统盘设计，由演员自己置办，戏院老板根据角色主次贴一部分置办费。这是越剧服装的一大改革。
40年代后期，越剧服装改革通过不断艺术实践，总结成败经验教训，才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并成长起了一批专业设计师，如幸熙、苏石风、韩义、张坚安以及新中国诞生后成长的陈利华等。
越剧服装在配色上，突破衣箱常用的“上五色”和“下五色”的规范，增加了大量的中间色，具有淡雅、柔美、简洁、清新的特色，加强了优美、柔和的感觉。在衣料上，不再用传统服装反光较强的软缎，而主要用无反光的绉缎作面料，兼用丝绒、乔其纱、珠罗纱等，水袖则用无光纺。服装的款式和佩饰，从中国传统人物画(特别是仕女画)和民间美术中借鉴，创造了自己的新式样，然后按人物不同需要，配上云肩、项链、飘带、丝绦、玉佩等，使服装变化丰富起来，并且带有历史时代感，但以明代款式居多。60年代以后，衣料试用了新颖的产品，使设计的天地更为广阔。有些利用古色古香的绸缎纹饰代替绣花，收到了很好的舞台效果。
《春香传》郑国凤饰李梦龙 王志萍饰春香 由于不懈地探索和积累，越剧服装的轻柔、淡雅、清丽的独特风格，不断巩固和发展，并在国内外演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而成为我国戏曲服装中另一种服装风格样式。
古装衣
古装衣是越剧的特色服装，在剧中年轻女子和中年妇女经常穿戴。上衣有水袖或本色连袖，外加云肩或飘带；长裙上搭配有短裙、或中裙、佩、腰带、玉饰。短、中、长裙又有折裥和无折裥之分。按身份不同，古装衣又分为仕女衣、民间衣、宫装衣。其特点是裙长衣短，胸腰收紧，形体分明。
越剧蟒
越剧蟒首先在色彩上，不再按传统的上五色的蟒，分阶、分身份严格穿戴的衣箱制，而是下五色、间色的都有，但又参照上五色色阶等级制的习俗，在间色中选择。如《打金枝》中蟒的色彩、纹样更简炼更随意，《孟丽君》中用了许多的间色蟒袍。另一种方法是参照历史典律和官阶运用色彩，如《长乐宫》中老皇帝穿黑衣，用“黼”、“黻”、“粉米”、“日”、“月”、“宗彝”、“藻”、“山”、“星”、“华虫”、“火”等象征性图案。越剧有时把传统的“蟒”改为袍制，叫蟒袍。在制作上和传统的“蟒”有很大的区别。蟒不再是整件夹里，而前后是麻衬，使前后挺括硬撑，以显官风十足。发展到后来，蟒的前后内衬有的干脆不用麻衬，用布刮浆代替。
越剧靠
越剧男班早期都用传统大靠，女班也沿用传统大靠(硬靠)。改革后，武生很少用靠旗、靠肚，小生串演武生更不用靠旗。“靠身”、“靠脚”、“靠肩”，不再用“网子穗”或“排须”、搂带，一般也不用双层靠肩。靠肚不再是传统的平面一大块，改为围腰的“腰包”再束虎头腰带。靠衣不绣花，都用甲片。民国33年春，袁雪芬饰演《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所穿戎装，甲片开始用铜片，上甲、下甲都用，以后，纹样有“鱼鳞甲”、“丁字甲”、“人字甲”、“龟背甲”等，有金绣，也有用金缎、银缎剪贴，或金银宽边花版线缝纫上去。护心镜有用克罗米铜泡，或盘金、盘银。
越剧裙
越剧的裙主要是花旦的百裥裙。最早穿的都是传统大裥裙，前后有“马面”，俗称“马面裙”，以后去掉后“马面”，改为单马面裙，经常用于老旦。传统的“鱼鳞百裥裙”往往作衬裙使用。以后大裥改成五分宽的百裥裙。40年代雪声剧团受清末仕女画的影响，设计了“褙裙”。这种褙裙，罩在大裥裙外，正面用佩，佩长及脚面，很简洁。这种“褙裙”在《梁祝哀史》、《嫦娥奔月》等剧中反复使用。短裙，行话称“包屁股”，有折裥的，有不打折裥的，有网眼雕花的，有绣花、贴花、斜裁、平裁的，花样繁多。
越剧云肩
最早用的都是传统大云肩,以后发展到百多种,如:对开云肩、珠云肩(白珠或金、银珠穿成的)、有领云肩、无领云肩，如意云肩、花形云肩、网眼云肩等。
褶子与帔
越剧小生穿的褶子是不开门襟的，有圆领、斜领、对开领，开门襟的是“帔”。这种“帔”往往在剧中有夫妻俩出场时，运用相同色彩，称“对帔”。越剧帔在领口上又变化出多种样式，如斜襟帔、直襟帔、翻领帔、如意领帔等。小生褶子与帔，多用间色，花纹偏一边，有四君子花纹(梅、兰、竹、菊)，也有用牡丹、玉兰等花纹，领边也越改越窄，约二寸，朝秀美的方向发展。越剧所有衣服在服装的“夹窝”里都挖“裉袋”(夹窝裁剪成圆形)，所以越剧的戏服，双肩挥洒自如、平稳服贴而且舒服。
越剧盔帽
越剧早期男班演传统戏时的盔帽，是借用生活中的秀才帽或有额玉的瓜皮帽，有的是在拆除破旧小庙时从菩萨神像头上取下的盔帽。以后租用绍剧、京剧的服装和盔帽。女班进入上海后，主要演员有了“私彩行头”，身上穿的戏服、头上戴的盔帽都是到南恒泰彩靴店或广东路戏服店买的。而其他穿“堂中行头”的演员，则是穿戴租来的戏服、盔帽。这些盔帽基本上是承袭了京剧或昆剧的帽箱制，如《香笺泪》、《梁祝》中小生戴的盔帽，都是京剧的文生巾。
越剧《血染深宫》赵志刚饰赵构 (盔帽) 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盔帽上，用较多的泡珠和亮片。由于越剧开始进行改革，向盔帽工艺师傅们提出了改良盔帽的要求。新文艺工作者参加了越剧改革后，提出越剧盔帽应在传统的基础上加以革新。通过几十年改革实践，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帽箱制束缚，吸收古代人物绘画的养料和历史生活习俗资料，不断加以创制。改革后的越剧盔帽，主要在制作、式样、纹样、配色和用料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在用料上不采用反光性较强的软缎，而多用丝绒、利亚绒、绉缎或绸类。近年来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也采用了乔其绒、光明绒等具有吸光性的面料，所以在舞台上的色彩比较稳定，逐步形成了轻、巧、美和多样化的特点。越剧盔帽在改革中注意运用传统色彩和兼顾生活风俗习惯。如帝王、皇族常用明黄色、杏黄色，婚庆喜事常用红色，丧葬戴孝常用白色。纹样色彩多以点翠为主，兼用其他色彩，强调素净、简洁。盔帽上贴银盘金要求和服装一致。纹样用法，帝王、王族都用“行龙”、“正龙”、“夔龙”；皇妃、公主都用“凤鸟牡丹”；老年角色都用“八宝”、“福禄寿”字样；武行角色都采用动物变形图案；文行角色都采用花草变形图案，并兼用装饰性的回纹、云纹和几何纹，但形态已变化，装饰的位置不同。传统盔帽上常用不同颜色的绒球进行装饰，而越剧盔帽却用得很少，这是越剧盔帽区别于京昆盔帽的重要标志。在新编历史剧中，越剧把历史生活中的“进贤冠”、“方山冠”、“通天冠”、“束发冠”、“法冠”、“巧士冠”、“缁布冠”等加以改良，运用到舞台人物中来。传统凤冠是皇后、嫔妃和公主所戴，女子在婚礼大典时也戴这种凤冠。越剧除了传统剧目中仍戴凤冠外，一般在其他剧目中不再戴这种装满绒球的凤冠了。如《打金枝》中的公主、皇后，《长乐宫》中的皇后，《孟丽君》中的孟丽君，都改凤冠为额形，或装插，头上露出髻发，采用正凤为主，边凤插戴两旁，或对凤为主，边凤插戴两旁，然后再把“如意”、“单凤”、“步摇”等头饰进行装戴。
越剧靴鞋
越剧男班在“草台班”时期，演员已穿租借的靴鞋。女班进上海后，学京剧、绍剧穿高靴，特别是大面、老生，官带装扮穿高靴居多。女班小生穿的靴鞋都不高，穿云鞋，有平底的鞋，有一寸左右的鞋。小旦为弥补身材过矮，在鞋内垫高二三寸。30年代末“高升舞台”演出《彩姨娘》，筱丹桂饰彩姨娘，为了增高身材曾用过“踩跷”。直到1944年(即民国33年)演《新梁祝哀史》的男角小生才穿一寸左右的薄高靴。解放后，小生穿三套云高靴居多，一般都要二三寸左右，个别演员还要再加内高。1955年，拍《梁山伯与祝英台》电影后，靴鞋改革，不但穿高靴，在靴头上也改成有云饰纹的花样或绣花，色彩套成强烈和谐的三色，俗称三套云高靴。 [/size]
[b][size=4][backcolor=#FFCC00]【曲调发展】 [/backcolor][/size][/b]
[size=3] 1920年(即民国9年)，升平歌舞台老板周麟趾，从嵊县请来民间音乐组织“戏客班”的3位乐师组成越剧史上第一支专业伴奏乐队。演奏时以15两音定弦，沿用绍兴大班习惯，称为“正宫调”，简称“正调”，从此“丝弦正调”成了主腔；并借鉴绍兴大班的板式，初步建立起“板腔体”的音乐框架。
1942年10月(即民国31年10月)，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在进步话剧的影响下，对传统越剧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史称“新越剧”。新越剧改变了以往“小歌班”明快、跳跃的主腔四工腔，一变为哀婉舒缓的唱腔曲调。
1943年11月，袁雪芬演出《香妃》和范瑞娟演出《梁祝哀史》时，与琴师周宝财合作，创造了柔美哀怨的“尺调腔”和“弦下腔”，后被其他越剧演员吸收、不断丰富，发展成越剧的主腔，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衍化出不同的流派。
1944年9月(即民国33年9月)，尹桂芳、竺水招也在龙门戏院进行改革。尹桂芳努力学习，多次观摩了京剧、话剧的演出，看的电影也不少，眼界逐渐开阔。此后，上海的主要越剧团都投入“新越剧”的行列，越剧的面貌在短短几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1950年初，袁雪芬拍摄16毫米彩色越剧影片《相思树》，与作曲家刘如曾合作，吸取男班艺人的唱法，并创造了新的“男调腔”。
1958年&1959年傅全香&袁雪芬分别在《情探》中的“行路”、《双烈记》中的“夸夫”中，创造了崭新的“六字调”。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并传唱。
1959年由“华东戏曲研究院”设演员训练班（后改建为上海市戏曲学校）培养的学员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越剧院组成男女合演的实验剧团，有计划地从事男女合演探索。他们运用“同调异腔”、“同腔异调”、“同调同腔”等方法，解决了男女对唱的困难。
1965年，袁雪芬演出《火椰村》时与琴师周柏龄合作创造了“降B调”唱腔。[/size]
话说某生老家就是越剧的发源地……从小就听过越剧……不过现在喜欢且从事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