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们总说我们是中华民族~~~~可你知道吗？？？~~~~~“中华民族”这一家喻户晓的称谓，细算起来也只有103年的历史，而其创始人就是梁启超。

　　在梁启超创立中华民族一词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甚至连“民族 ”一词也没有使用过。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集中反映的也是一种相对狭隘的朴素的种族意识。

　　1 8 4 0 年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救亡图存的热潮迫使先进的思想家去重新思考许多问题。在“保国、保种”的呼声中，严复的《天演论》传递出一种世界民族之间相互竞争的族群理念，从而使国人意识到“合群”的重要性。遗憾的是，严复没有进一步介绍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梁启超则沿着严复“保种”、“合群”的思路，渐渐以现代民族主义理论来思考问题。1898年秋他流亡日本之后，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欧洲的民族主义论著，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在民族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见解。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通过对欧洲世界史著作的评介，破天荒地使用了“民族”一词。随后，他又从民族进化和竞争的理念出发，大胆提出了民族主义是近代史学的灵魂。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这里所谓的人群进化，实质上也就是民族进化。梁启超的民族观念已经开始上升到理论层面。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

　　梁启超在这里反复用了三个“中国民族”，而且从宏观上勾勒出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其云[color=#FF9900]：“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color]

　　接着，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其云[color=#FF9900]：“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color]

　　由“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最早词汇，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不过，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却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其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才清晰地赋予了较为科学的内涵。其称[color=#FF9900]：“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color]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断然下结论说[color=#FF0000]：“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color]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这就是，[color=#FF0000]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color]

　　由于梁启超崇高的地位和影响，“中华民族”一词一经提出，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留日中国学生所办的报刊当中，无论是《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还是《民报》、《国民报》、《童子世界》，都对民族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的含义展开了讨论。杨度这些很有水平的思想理论家也加入到讨论的行列当中，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杨度在1907年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一文，对中华民族的含义进行了详尽的解说。杨度的高明之处在于超越民族的血统意识，提出中华民族与其说是一个种族融合体，不如看作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革命派的重要代表之一的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也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仍指汉族。

　　1924年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提出了他的民族定义，孙中山先生则认为构成民族有“五种巨大的力”，其中最大的力是“血统”，其次是“生活”，第三是“语言”，第四是“宗教”，第五是“风俗习惯”，这五种力，是天然进化而成，不是武力征服得来的。孙中山的理解是正确的符合了日本以及西方对于民族的理解。

　　1926年蔡元培在北京写《说民族学》一文，认为民族的特征是“血系、语言、住所、习惯、宗教、精神体系”。这也是对民族的正确解释。

　　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3月19日，革命派领袖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的影响很大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这里的“中华民族”一词的含义已经不再是专指汉族，而是指当时中国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包括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民族。同时，在上海等地的一些地方官员，还发布《化解种族见解之文告》，禁止商人，报纸广告，公私函使用“大汉”字样，以示民国民族“大同主义”。

　　孙中山、章太炎这些革命党人从“革命排满”的立场出发，本来不大关心民族融合问题，但在梁启超、杨度这些大学问家的影响下，也不得不思考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问题。随着中华民国的创立，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论，进一步将现代民族主义落到了实处。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渐渐深入人心，成为国人的共识。

[size=3][color=#FF0000]中华民族称谓具体考证[/color][/size]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近代以来才有的民族学名称，泛指定居于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但是，这个族体已存在数千年之久，其族称的形成与发展也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

　　大约在5000年前，当中华民族开始形成时，其族称为“华”。汉朝以后，开始出现“中华”的族称。至19世纪末，作为近代民族学术语的“民族”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也应运而生。虽然“华”、“中华”、“中华民族”这些族称之间小有差异，但其内涵却是一致的，即指定居于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

　　“中华民族”的“华”肇始于中国历史上五帝时代之最后一帝舜的名字“华”。“五帝”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部落联盟时代。五帝时代的“帝”即部落联盟首领。“舜”是谥号，即死后所进的尊号。《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有虞氏”最初是舜所在部落的名称。“虞”本是帝尧时掌山之官，即部落联盟中负责管理山林及山林中鸟兽的部落世袭公职名称。中国上古有“以官为氏”的习俗，即以其在部落联盟中所担任的公职名称为部落名称，故称其部落为“虞”或“有虞氏”。在虞帝舜时，部落联盟向民族和国家发展。“虞”或“有虞氏”因此演变为朝代名称，如同夏后氏之称为夏朝。按先秦文献记载，有虞氏是中国历史上先于夏朝的第一个朝代，虽然这个朝代还带有若干部落联盟的痕迹。中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史书《尚书》，即以《虞书》为开篇。

　　舜名“重华”，唐代学者张守节撰《史记正义》，释“重华”为“目重瞳子”，说是舜的眼睛有两个瞳孔，这种解释不合情理，难以置信。如果细究其源，“重华”的“重”，是远古少昊氏部落中的一个氏族名称。这个氏族在帝颛顼高阳氏时代担任过部落联盟世袭公职“句芒”（木正，相当于今之林业部长。见《左传·昭二十九年》）。重亦即舜所在氏族名称。“华”才是舜的名字。

　　按照氏族部落传统，氏族首领的名称即全体氏族成员及其后裔共有的名称。在舜建立国家政权后，人们沿袭古老的习俗，以舜的名字称呼有虞氏朝族裔及有虞氏朝治理下的人民为“华”。“华”作为族称见之于《尚书·周书·武成》，意思是指先圣王的后代，即远古社会的贵族。这是初始的、狭义的内涵。而后来的“华”作为族称见于《北史·西域传》，意思是指所有的中国人。这是广义的内涵。以后，“华”作为族称从此流传下来，直到现在，成为约定俗成的对全体中国人的称呼。即使迁徙到海外，也叫海外华人。如果拥有其他国籍，也叫外籍华裔。

　　在“华”的族称形成之后，历史上一些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朝代名称，也曾经作为华人的别称流传，如秦人，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唐人，见于《明史·外国真腊传》；甚至于契丹在北方声名远播后，也成了华人的别称。

　　“中华”一词，见于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其源可溯自“中国诸华”。“中国诸华”一语见于汉朝高诱注《吕氏春秋·简选》。意思是“中国诸圣人的后代”。在公元3—6世纪，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纷纷向中原汇聚，建立政权。当时，中原的中心地位备受尊重。内迁各族都表现出对中原传统的强烈认同意识。“中华”一词作为一个超越当时汉族、兼容当时内迁边疆各族的概念被响亮提出。能否居中华正统，在当时成为一个政权是否能在社会舆论面前取得合法存在资格的潜在标准。因此，内迁各族所建政权均从血统、地缘及文化制度方面找到自己是圣人后代、理当居中华正统的根据。例如，鲜卑拓跋氏自述为黄帝之裔，见载于《魏书·纪序》；鲜卑宇文氏自述为炎帝之裔，见载于《周书·帝纪》；铁弗匈奴刘（赫连）勃勃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强调自己的夏王室血统而称所建政权为夏等。甚至于远在漠北的柔然，当其强盛之时，也曾自号“皇芮”，宣称以“光复中华”为己任，见载于《南齐书·芮芮传》。同时，“舜为东夷之人”、“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西夷”等语，亦常出于诸君王之口，以明中华圣人本身也多有出自边疆族的先例。此外，也有的政权强调中华的地理内涵。居中华之地，居先王之国，理所当然为中华正统。

　　唐代在法律中正式出现“中华”一词。见于唐朝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由长孙无忌领衔撰文的《律疏》（后称《唐律疏议》）。其中，对其卷三〈名例〉的“中华”一词释文如下：“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意思是说，凡行政区划及文化制度自属于中国的，都称为中华。

　　当代学者普遍认为，“民族”一词，作为近代以来民族学的一个术语，是一个外来词汇，是在19世纪末叶从日本传入中国的。此前，在中国古代汉文献中，指称人们共同体的词汇，有“人”、“民”、“族”、“家”等。这些词都单独使用。偶然也有把民族两个字连起来使用的，但那是指称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种社会组织和群体的复数概念，如唐代李筌著《太白阴经》序中有“愚人得之（心术）以倾宗社灭民族”之言。“宗社民族”则指古代社会的各种社会组织。宗是指祭祀共同祖先的社会组织，社是指祭祀土地的社会组织，在宗社聚会祭祀时，特别注意等级秩序。民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群体，如古代称士农工商为“四民”（见《谷梁传·成元年》），今尚存“农民”称呼。族是指有共同地缘的社会群体，如“四闾为族”（见《周礼·地官》），闾是相邻的二十五家，则相邻百家为族；族也指有共同血缘的社会群体，如父子孙为三族（见《周礼·春官》），自高祖至玄孙为九族。在《太白阴经》序言中，“民族”二字虽然连用，但与近代以来的“民族”一词有明显差别。
　　在“民族”一词传入中国后，产生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学词汇。“中华民族”是一个在近代出现的、相对于外国民族而言的概念。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言：“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但如前所述，中华民族实体则是远在“中华民族”这个族称出现以前数千年就形成了。

　　此外，中华民族还有两个"别称"，一是"中华儿女"，二是"炎黄子孙"（炎帝与黄帝的子孙，或者只说"黄帝子孙"）。这两种称呼有时候可以通用，都是指的中华民族。但是大同之中又有小异，"中华儿女"之称是近代才出现的，其含义偏重于文化（是共同接受中华文化的群体）；"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称古已有之，其含义偏重于血缘（有共同的祖先）。因此，有些少数民族可以接受"中华儿女"之说，不愿接受"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说。

    从中华民族内部结构来看，数千年来，内部各族族称在不断变化，大约数百年一易。族称的演变显示出其中历史内涵的变化；一些族兴起了，一些族哀亡了，一些族迁徙了，一些族与别的族融合后改换族称了。尽管中华民族的内部结构在不断变化，特别是中原政权的更迭，常常导致一些族群向边疆乃至海外迁徙；而另一些边疆族则向中原汇聚，并建立政权。但不管其内部怎样变化，中华民族本身始终是一个数千年以来包容中国各族共同发展的恒久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