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ff3300]第一位妻子蒋碧薇[/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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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的第一位妻子名叫蒋碧薇和徐悲鸿同是江苏宜兴人，蒋家世居宜兴城南门大人巷，蒋碧薇祖父蒋萼举人出身，出任过高邮州学正。丹徒县教谕，诗文俱有名气。凭借老一辈攒下的宜兴最大的私宅，抚育了蒋碧薇的父亲蒋梅笙，蒋梅笙偕妻戴清波，夫唱妇随，把二女一子教育得知书达礼，大女儿榴珍许配给本县名士程肖琴的公子，门当户对；而二女儿棠珍即蒋碧薇的婚姻，却给蒋梅笙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蒋棠珍13岁时，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给了苏州查家一位叫查紫含的，只等读书结束即要成亲，而徐悲鸿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蒋碧薇的命运，也改变了徐悲鸿自己的命运。
1916年，蒋棠珍第二次来到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50号，而这时蒋梅笙任教于复旦大学，宜兴同乡朱了洲把徐悲鸿带进了蒋家，徐悲鸿热情懂礼，兼有非凡的画艺，很快赢得蒋家的欢迎，频频出入蒋家，蒋棠珍少女怀春对这个逃婚的徐先生心生爱慕。当查家提出娶亲的消息传来，心仪棠珍已久的徐悲鸿不失时机，通过朱了洲巧作安排，带蒋棠珍私奔了。
1917年5月14日，戴着刻有“碧薇”两字水晶戒指的蒋棠珍，随徐悲鸿踏上了去东瀛的博爱丸轮船。徐悲鸿的耳边还回响着康有为的声音：“悲鸿，你得争气！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说你，都在其次，只有争气，拿出成绩，才是对自己负责的做法。”船已驶抵日本，怀揣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赠送的1600块大洋，两人度起了别有情调的蜜月。而中了朱了洲计的蒋梅笙夫妇俩，为女儿的失踪大为恼火，找了蒋棠珍的义父吴绂卿商量演了一出双簧，发布消息说蒋棠珍探望义父时得急症猝死，并正儿八经置办棺材，找寺庙祭奠后，择地安葬了；还在《申报》登出蒋棠珍的“遗书”呢！
蒋碧薇、徐悲鸿的日本生活，10个月后结束了。凭借一身本领，徐悲鸿应蔡元培之邀当上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这个两年前为上海哈同花园画《仓颉像》，并获得康有为题赠“写生入神”的年轻画师，偕新妻跻身北京名流圈子。1918年5月14日下午，徐悲鸿发表《中国画改良之方法》，后改名《中国画改良论》，提出“古法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可采入者融之”的观点，可谓有的放矢。
蒋碧薇随夫君踏入高层社交圈，感受了徐悲鸿的成功，又随徐氏来到欧洲。1919年5月8日，抵达伦敦，参观了大英博物馆、皇家画院、皇家画会研究会，后转抵巴黎。是年秋，徐悲鸿进入朱利安画院习素描，创作《三松三马图》、《赠姬觉林》、《岁寒三友》，并全身心地投入艺术世界中，巴黎各艺术宫殿画廊都留下了徐悲鸿的足迹。而蒋碧薇呢？徐悲鸿给她找了个老道的法文教师，专学法文。蒋、徐两口子结识了梁启超、杨仲子、蒋百里，徐悲鸿顺利考入法国巴黎高等学校。1920年秋天，两人拜识法国写实主义大师达仰，徐氏之画融入了“西方绘画可采入者”，长进不小。又到巴黎时，他们认识了从伦敦来到巴黎的张道潘，那是1921年的事情。这次会面，给张道藩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徐悲鸿的妻子张碧薇。几番接触，张道藩向蒋碧薇射出了爱神之箭。
1925年，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留学生官费停发，为了能继续留学，徐悲鸿只身前往新加坡筹款，这时蒋碧薇就靠徐悲鸿的朋友予以照料，张道潘是最热心的一个。张道潘不但有钱，而且是个花花公子，蒋碧薇便成了他的无数个女人中一个，只是他们保持了比较长久的关系。徐悲鸿除了艺术之外，几乎不懂得怎样呵护自己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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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蒋碧薇收到了张道藩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求爱长信。张道藩的这封信使蒋碧薇陷入万分痛苦的境地。最终蒋碧薇十分理智地回了一封长信，劝张道藩忘了她。张道藩在极度失望中与一位名叫苏珊的法国姑娘结了婚。
1928年，徐悲鸿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全家由上海迁居南京丹凤街中央大学宿舍。住的是一幢两层的旧式楼房，共住有四家教授，徐悲鸿居住四间房子，蒋碧薇的父母也与他们住在一起。由于拥挤，徐悲鸿总到艺术系画室去作画。
1929年11月，蒋碧薇生下了女儿徐静斐。
蒋碧薇与张道藩在国内重逢的时候，张道藩已当上了南京市政府的主任秘书。已做了母亲并怀上第二个孩子的蒋碧薇长期缺乏对丈夫的理解，而徐悲鸿醉心于艺术，对妻子也少有体贴，双方性格都很倔强，渐渐产生了感情裂痕。与张道藩的相见，无形中勾起了蒋碧薇曾失落的梦幻。加上花边新闻对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师生关系的渲染，给本来已不和睦的家庭平添了一层阴影。而张道藩也始终未忘对蒋碧薇的恋情，再次成为徐悲鸿家中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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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2月，徐公馆建成。这是由几个朋友资助、筹款，徐悲鸿在傅厚岗6号盖的一幢楼房。这是一座精巧别致的两层小楼，有客厅、餐厅、卧室、画室、浴室、卫生间等，前后还有宽敞的庭院，院内有两棵高大的白杨，四周用篱笆筑成围墙。年底，他家搬进了新居。楼下左边是一间阳光充足的大画室，右边是一间饭厅，一间客厅；楼上两间卧室，徐悲鸿夫妻住一间，徐静斐和哥哥住一间；三层小阁楼上则住着徐静斐的大表姐程静子女士；楼后的一排木平房是男女佣人的住处。
这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后国难沉重的严冬，徐悲鸿不忘国耻和居安思危，便将新居取为“危巢”。但蒋碧薇认为此名不吉利，不久就取消了。蒋碧薇将公馆布置得一派法国气氛，给人以雍容典雅之感，庭院梅竹扶疏，桃柳掩映，令人赏心悦目。
搬入傅厚岗后，徐悲鸿在家的时间较过去多了，只要不去“中大”上课，便在画室作画，一画就是好几个小时，画的国画将整个画室地面都铺满了。家里人经常等他吃饭，菜热好又凉，凉了又热，他都不出来吃。他的脾气是作画到入神时，谁也不能惊动他，一定要把那幅画画完才罢休。
徐悲鸿在“中大”艺术系当教授，每月薪金300元，蒋碧薇在家料理家务，招待客人，生活优裕而安定。但夫妻两人却常常争吵，起因是徐悲鸿喜爱收藏古董古画及金石图章，一见到好画好古董，爱之如命，不惜重金加以收买；而妻子喜欢过舒适生活，又好请客，双方都要花钱，尽管徐悲鸿的收入很高，仍不免有矛盾，因此发生争吵。由于事业上没有共同语言，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爱抚，徐悲鸿常常处于一种郁郁苦闷之中。在他精心任教之时，对女弟子孙多慈的才能颇为欣赏，常常课外点拨，师生感情甚笃，不久坠入爱河。
[color=#ff3300]徐悲鸿与孙多慈师生恋[/color]
作为我国早期屈指可数的女油画家之一，孙多慈在艺术上的成就曾令世人瞩目，加上当年她与徐悲鸿的特殊关系，这位才女的人生际遇，总使人们缅想而生轻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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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初恋徐悲鸿 [/b]
孙多慈，又名孙韵君，安徽省寿县人，1912年出生于书香门第，祖居寿县城关东大街钟楼巷。其父孙传瑗(1893—1985)字蘧生，号养癯，原是五省联军孙传芳的秘书，后曾任大学教授、教务长，著有《雁后合钞》五种五卷，《中国上古时代刑罚史》、《今雅》等书。母亲汤氏也任过女校校长。孙多慈姐弟三人，其排行老大。由于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文学功底扎实，十七岁毕业于安庆女中。
1930年暑假，孙多慈报考了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却没有考取，于是作为旁听生到艺术系随时任中央大学美术教授的徐悲鸿学画。她一开始作画就获得了徐悲鸿先生的赞赏。有时徐悲鸿还邀请孙多慈到其家中为她画像，有时也一同出去游玩，于是两人慢慢地就产生了感情，当时徐悲鸿已三十五岁，且已有一双儿女，孙多慈与徐悲鸿的交往自然会遭到徐妻蒋碧微的阻挠和反对。尽管徐悲鸿多次向其妻解释，说他只是欣赏孙多慈的才华，但是当时在蒋碧微的眼里以及在旁人的心中，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已远远不止师生关系那么简单。
1931年夏天，孙多慈以图画满分的优异成绩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录取，正式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孙多慈除了随徐悲鸿学习素描，同时选修了宗白华的美学课，胡小石的古诗选，以及徐仲年的法语课。由于孙多慈学习成绩出众，又正式成为了徐悲鸿先生的学生，徐悲鸿对其更加器重和赏识，逢人便宣扬她的天才和智慧。由于徐悲鸿毫不隐讳，好事之徒再加以渲染附会，轰动一时的花边新闻便不胫而走。许多小报也绘声绘色，例如当时的南京《朝报》就不知登了多少有关这桩三角恋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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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间，由于徐悲鸿对孙多慈特别关爱，甚至有时上课时只教她一个人，如此一来使许多同学觉得自己的受教育权利受到了侵占，便经常在暗地里对孙多慈与徐悲鸿进行埋怨、批评、指责，甚至一些难听的话也迅速在同学中流传。孙多慈原先住在中央大学女生宿舍，当时女生宿舍是禁止男士出入的，但是徐悲鸿却经常到宿舍去找孙多慈，也被好事者引为淡资。这些闲言碎语甚至诋毁嘲弄对于当时年仅十九岁的孙多慈来说，其每天的处境可想而知。后来孙多慈只好搬出女生宿舍，在石婆婆巷租了一间房子，由她的母亲从安庆搬来与其同住。
1933年1月，徐悲鸿携中国近代名家绘画赴欧举办巡回展览，孙多慈继续在中大学习。其间孙多慈与徐悲鸿书信往来从未间断，直至1934年8月徐悲鸿回国。
徐悲鸿回国后不久，孙多慈—行几十人便在他的带领下到天目山与黄山等地写生。据说写生期间徐悲鸿与孙多慈可能由于久别重逢之故，很是亲密，一路上根本不在乎别人可能会议论，甚至还被一位云南籍的同学偷偷地拍到了一张二人在某山间僻处接吻的照片。写生回来之后，这些风言风语很快就被蒋碧微获悉，于是她怒不可遏地冲进画室去找孙多慈与徐悲鸿“算账”，甚至把画室里徐悲鸿绘有孙多慈的画也撕破了，当时的激烈程度毋庸赘言。
由于蒋碧微的吵闹与同学们的纷纷议论，孙多慈这位才华横溢的女学生在中央大学再也呆不下去了。未及毕业，孙多慈便不得不匆匆离校，回到安庆女中任教。1937年日本侵华，1938年4月，孙多慈随她的父母避难至长沙，在那里又遇到了徐悲鸿。随后，孙多慈一家就被徐悲鸿接到了桂林。不久，徐悲鸿又设法为孙多慈在广西省府谋了一个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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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多慈爱徐悲鸿，徐悲鸿对孙多慈也很有感情，但是徐悲鸿因与蒋碧微之间的感情纠葛，却迟迟没有决心与其离婚。直到此时(1938年)孙多慈随父母避难至桂林，徐悲鸿才在犹犹豫豫中登报声明与其前妻蒋碧微脱离关系，并随后托其朋友沈宜甲先生去找孙父提亲。不料本来胸有成竹的沈先生却被孙老先生骂了个狗血喷头，给撵了出来。孙家随即便收拾行装，没过几日就离开了桂林，远远地跑到了浙江丽水，在那里定居下来。不久孙多慈便与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结婚，先后在浙江艺专、省立临时联合中学(校址在丽水碧湖)任教。
[b]悔嫁许绍棣[/b]
孙多慈嫁给许绍棣之后便十分后悔。孙、许二人从来没有感情，并且许绍棣还比孙多慈大了二三十岁。许绍棣就是那位曾呈请国民党中央要求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党棍。在其前妻生病期间，他看上了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后来公开携王映霞去碧湖同宿。郁达夫痛苦地离开浙江，后来死在苏门答腊，也因此事引起。许绍棣本来答应王映霞和郁达夫离婚后和王结婚，但王映霞和郁达夫离婚后，许又看上了年轻貌美的孙多慈。因为徐悲鸿迟迟未能与蒋碧微离婚，加上父母的坚决反对，孙多慈只能把对徐悲鸿的爱埋在心底。这时许绍棣的原配夫人已病故，孙多慈也已二十六岁，在当时可谓大龄青年，便在许绍棣的追求下与其结了婚。结婚前，孙多慈以为身为教育厅长的许绍棣一定是位很有学问的人，婚后方知其不仅十分无知，还是个好色之徒，仅仅是个党棍而已。1939年8月，孙多慈还在给徐悲鸿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后悔之心以及对徐悲鸿的思念之情。其中有一句大意是：“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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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孙多慈终归是个传统的女性，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1948年，孙多慈便随许绍棣去了台湾，到台湾艺术学院任教，1963年任该院院长。她看不起许绍棣，却又最终未能与其离婚；在一起生活却又经常吵架，于是更加思念徐悲鸿。孙多慈的—生是痛苦、矛盾、后悔的一生，她为了寻求解脱便经常借故去美国。
在美期间孙多慈大多住在吴健雄家里。吴健雄是著名的女物理学家，也喜画。孙多慈每次去美国也必到王少陵先生家。王少陵是一位名震一时的油画家，住在纽约一个不太繁华的街道上。当年他从大陆去美国时去向徐悲鸿告别，当时徐悲鸿正在画室内写诗。王少陵因为赶时间未来得及等徐悲鸿为其作画，他便硬叫徐悲鸿在一幅本来写给孙多慈的诗作上落下了他的款，带到了美国。这幅徐悲鸿手书的诗幅也一直挂在王少陵先生位于纽约的家中，其内容是：
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
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孙多慈每次到王少陵家中见到徐悲鸿的这首诗都会黯然神伤，泪流涟涟，感叹不已。1953年9月，孙多慈又到纽约参加一个艺术研讨会，画友们见了面格外高兴，正在这时，却传来了徐悲鸿突然逝世的消息。孙多慈听了当时就昏厥过去。她一生只爱徐悲鸿，当时就表示要为徐先生戴孝三年，据说后来果然当着许绍棣的面为徐悲鸿戴了三年孝。由于长期悒郁，孙多慈于1975年3月因患癌症病逝于美国洛杉矶，享年六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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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多才且有成 [/b]
孙多慈对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学习勤奋，天分也很高。早在1936年中华书局就出版了这位年轻艺术家的第一本画作《孙多慈素描集》，震惊了当时的画坛，宗白华序曰：“线条雄秀，真气逼人，观察敏锐，笔法实实，清新之气扑人眉宇。”同年在南京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上，她的油画《石子工》被选入展，并收入《第二次全国美展画选》。
1937年11月，在当时的安徽省会安庆举办了“孙多慈画展”。1948年又在上海慈淑大楼举办个人画展。1951年又在台北中山北路举办个人画展。历史学家李则纲先生把参观孙多慈画展誉为“到了艺术之宫”，称其国画“笔法雄俊，气概不凡”，称其油画作品“静态抒写，具肃穆壮丽之长；动态的描绘，擅深纯温雅之美。于布局敷色之外，尤其有一种奇人情志的天才”。“到了她的面前，总能教你始而精神怡悦，一见即发快感，继而教你沉思，教你遐想。”孙多慈的《春去》一画使无数观众神往。一个女子屈身俯首坐在流水落花之间，水的流沫，花的飞红，以及女人之垂头凝思，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她奋斗一生，对艺术精益求精。如她所说：“艺术之广博浩翰诚无涯际，苟吾心神向往，意志坚定，纵有惊涛骇浪、桅折舟覆之危，亦有和风荡漾、鱼跃鸢飞之乐，果欲决心登彼岸者，终不当视为畏途而自辍其志也。”
孙多慈也是多才多艺的，她不仅油画、素描、国画等艺术造诣很深，而且在书法、文学上也具有相当功力。每次画展都有书法作品同展。她的诗文虽鲜为人知，但从赠徐悲鸿的两首诗中可见一斑：
(一)
极目孤帆远，无言上小楼。
寒江沉落日，黄叶不知秋。
风厉防侵体，云行乱入眸。
不知天地外，更有几人愁。
(二)
一片残阳柳万丝，秋风江上挂帆时。
伤心家国无穷恨，红树青山总不知。
[color=#ff3300]徐悲鸿的第二位妻子廖静文[/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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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静文是徐悲鸿的第二位妻子。她与徐悲鸿的女儿徐静斐只大两三岁。她从最初的崇拜到尊敬到挚爱，始终不怨不悔，并为徐悲鸿纪念馆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19岁的廖静文在报考文工团的时候曾唱过一首歌《初恋》，她还没有谈过恋爱，甚至都没有和男人拉过手。但她唱这首歌时很动情，深深地打动了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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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她没有想到，就在唱完这首后不久，她就有了惊天动地的初恋。
千里迢迢，廖静文离开故乡湖南，只身来到广西桂林考大学。可是她坐的火车因遭到敌人的轰炸停开了，就耽搁在路上，等她赶到桂林，大学报名的日期已经过了。廖静文只得想办法在桂林找工作以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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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廖静文遇到了正在招募图书管理员的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
她见到徐悲鸿，觉得他当时有一点未老先衰的样子，40多岁的人，就白了头发。但他的眼睛，是闪亮闪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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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静文一开始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和这位大名鼎鼎的院长交流。谈着谈着，她发现眼前的徐悲鸿其实很亲切，没有一点儿架子。她把心底真挚的想法都透露给徐悲鸿：她想一边干活一边读书。
年龄问题一直是阻碍两人发展的绊脚石。因为比徐悲鸿小28岁，廖静文的父亲和姐姐坚决反对，年轻的她也很忧郁彷徨，甚至一度中断了与徐悲鸿情感的联系。
直到那个改变两人一生的画展举办。当时，徐悲鸿在重庆图书馆举行了一个画展，用文人的方式寄托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悲愤情感。廖静文去看了。她读懂了徐悲鸿，她知道，在这以后，便再也放不下对他的爱了。
徐悲鸿必须先和前妻蒋碧薇离婚。为了结束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他被迫答应补偿蒋碧薇100万元和100幅画等苛刻条件。对于月薪不到两万元的徐悲鸿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加之工作上的辛劳，他染上了重病，一度病危。
不顾家人的反对，廖静文放弃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学业，全心全意地照顾徐悲鸿。在廖静文的细心呵护下，徐悲鸿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恢复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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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徐悲鸿患高血压、心脏病和肾炎住医院，出院后回到重庆附近的磐溪，与已订婚的廖静文住在石家祠堂一所简陋的木板房里。有一次，徐悲鸿的女儿徐静斐与生母赌气，带了行李到了父亲这里。开始，她对廖静文有戒心，可在接触中渐渐发现廖静文对她父亲的爱是真诚的，她爱的不是她父亲的钱，况且那时她父亲也没有什么钱，她爱的是她父亲的人品和才华。那时，他们生活十分清贫，徐悲鸿睡在一张单人床上，被子是旧的，女儿和后妈则是打地铺，合盖一床被子，棉絮破得一个洞一个洞的。廖静文那时虽然年轻，却整天厮守着徐悲鸿寸步不离，看待他如同自己的生命一般。
1946年1月14日，廖静文和徐悲鸿正式举行婚礼，结为夫妻。半年后，徐悲鸿担任北平艺专院长一职，廖静文和他一起到了北平，随后产下两子。一家四口的生活慢慢步入正轨。
[color=#ff3300]徐悲鸿因脑溢血去世[/color]
1953年9月23日，全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徐悲鸿从早到晚参加会议。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像往常一样，迈着刚健的步履，目光敏锐，神采奕奕地走上了讲台。全场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徐悲鸿一直坐在主席台上，聚精会神地聆听周总理的报告。中间休息时，他陪着周总理到休息室。周总理担心徐悲鸿身体不好，劝他不必听完，可以先退席回去休息。但徐悲鸿怎能舍弃这样精辟动人的报告呢？而且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自己有密切的联系。当时，周总理还不知道他是从早晨就一直参加大会的。
会后，徐悲鸿又赴国际俱乐部参加欢宴波兰代表团的晚会。在宴会中，他突然感到不适，一位女干部走过来，扶他走到休息室，躺在沙发上。
又是脑溢血！
徐悲鸿的左半边肢体又瘫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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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站的两位大夫赶来了。田汉、洪深等许多人也都来到他身边。
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此时正在家中等待他回来。这是中秋节的前夕，她忙着准备和徐悲鸿一起过节的饭菜。忽然，她得到徐悲鸿患病的通知，慌忙赶去。只见他面色苍白，显出十分疲倦的神色。他深情地望着妻子，问：“孩子们为什么没有来？”
同时，徐悲鸿用右手示意，要她拿纸笔来，他要写遗嘱。但是，当时在场的医生却说，他的脉搏和呼吸很正常，认为没有太大危险，还是让他安静为好，以免加重病情。因此，廖静文又将拿起的笔放下了。
紧接着，北京医院来了急救车，大家将他抬上车，还没有来得及等廖静文上车，急救车就关上了门，飞驰而去。
当时，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洪深便用他的车送廖静文到北京医院，但医生却阻拦她进病房。她心急如焚，等了约半小时，她终于不顾阻拦，冲进了病房。这时，一位外国专家正在给徐悲鸿检查身体，叫他张口同时用一块压舌板伸进口中，大概是检查嗓子红肿了没有。徐悲鸿突然感到恶心，见妻子进来，急忙叫她拿个盘，他便俯身呕吐起来。
“医生，他不是别的病，是脑溢血。请您赶快采取抢救措施吧！”廖静文声音发抖地恳求说。
这位从未给徐悲鸿看过病的外国专家是被医院临时从西郊的友谊宾馆接来的。自徐悲鸿送进医院后，医院没有采取任何抢救措施。接来这位外国专家对徐悲鸿的病史一无所知，他不仅未重视廖静文的话，反而不耐烦地说：“治病是我的事，你不必管。”
眼看徐悲鸿的生命垂危，廖静文的全身猛烈地颤抖起来，感到烧灼一般的痛苦。
徐悲鸿的呼吸急促，发出了痛苦的呻吟，不多时，就陷入了昏迷状态。
医生终于开始了抢救，从手臂上放血，用冰袋放在头部，注射强心针......
但是，得救的希望已经很微小了，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
整整三天三夜，廖静文守在徐悲鸿的床侧。他一直睁着眼睛，在痛苦地挣扎，但眼珠是呆滞的，他已经听不到妻子的呼唤声。
9月26日清晨2时52分，徐悲鸿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徐悲鸿逝世后，廖静文便将他的全部作品和收藏品一件未留地捐给了国家，并亲自担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廖静文曾去北大中文系学习，其目的是为了写好《徐悲鸿一生》这本书。
如今，已是80高龄的廖静文每天都会到徐悲鸿纪念馆上班，默默地在徐悲鸿的画像前守望。
附录
人物简介:
徐悲鸿（1895—1953年），江苏宜兴人，原名寿康。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徐悲鸿父亲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自幼承袭家学，研习中国水墨画。
1918年，他接受蔡元培聘请，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9年留学法国，后又转往柏林、比利时研习素描和油画。学习画画、素描，观摩、研究西方美术。1927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新中国建立后，任首届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
徐悲鸿坚持现实主义艺术道路，创作了《田横五百士》、《九方皋》、《巴人汲水》、《愚公移山》等一系列对现代中国画、油画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的优秀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是我国伟大的爱国画家。
生平年表
1895年（光绪年间二十一年 乙未）1岁
7月19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屺（qǐ）亭桥镇。父亲徐达章是私塾先生，能诗文，善书画。母亲鲁氏从事家务。徐悲鸿为家中长子，原名寿康。
1901年（光绪年间二十七年 辛丑）6岁
从父识文断句。
徐悲鸿1902年（光绪年间二十八年 壬寅）7岁
开始执笔学书，每日挥毫涂写，兴趣盎然。
1904年（光绪年间三十年 甲辰）9岁
已读完《诗》、《书》、《易》、《礼》和《左氏传》等书目。正式从父习画，每日临摹晚清名家吴友如的画作一幅，并且开始学习调色、设色等绘画技能。
1905年（光绪年间三十一年 乙巳）10岁
帮父亲在不重要的画面上填彩敷色。岁末时，能够帮乡里人写春联。
1908年（光绪年间三十四年 戊申）13岁
随父辗转于邻近的乡村镇里，卖画为生。
1912年（民国年间元年 壬子）17岁
独自到上海卖画，并想借机学习西画，以提高自身的绘画水平。
1914年（民国年间三年 甲寅）19岁
父亲病故。为养家糊口，返回故乡并开始在彭城中学担任图画教员，同时在始齐女子学校及宜兴女子学校教习图画。
1915年（民国四年 乙卯）20岁
再次到上海。在黄警顽、黄震之的扶助下研习法、德文。结识画家周湘、高奇峰、高剑父等人。
1916年（民国五年 丙辰）21岁
考入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震旦大学。为犹太人哈同的“哈同花园”创作仓颉像，获得高额报酬。结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并在书画上深受康氏影响。
1917年（民国六年 丁巳）22岁
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回国后应蔡元培之邀受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结识著名文人陈师曾。
1918年（民国七年 戊午）23岁
争取到公派赴法留学的机会。与鲁迅会晤。
1919年（民国八年 己未）24岁
3月，携夫人蒋碧薇赴法留学。5月抵巴黎，入徐梁画院进修。后考入巴黎美术学校，受教于弗拉芒格先生，接受正规的西画教育。
1920年（民国九年 庚申）25岁
拜法国著名画家达仰为师。
1921年（民国十年 辛酉）26岁
离开巴黎，转至经济萧条的德国柏林，问学于画家康普。
1922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27岁
从学于康普的同时，到博物馆临摹著名画家伦勃朗的画作，并常去动物园画各种动物，以提高写生能力。
1923年（民国十二年 癸亥）28岁
返回法国巴黎继续学习。5月，作品《老妇》入选法国国家美术展览会（沙龙）。
徐悲虹-雄狮
1924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29岁
未接到北洋政府发放的学费，生活窘迫，胃病复发。绘画技法日臻成熟。
1925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30岁
与游历法国的黄孟圭结伴，途经新加坡回国。田汉在上海举行“消寒会”，向文化界人士介绍和举荐徐氏及其作品。
1926年（民国十五年 丙寅）31岁
春日，返回法国。夏季，至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并在此临摹艺术大师约斯坦的《丰盛》，受益匪浅。自感这一年是创作最多的一年，其中不乏得意之作，如油画《箫声》、《睡》等。
1927年（民国十六年 丁卯）32岁
先后游历了瑞士及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等地，观赏到众多名家画作。5月，法国国家美术展览会展出其作品9件。秋，抵达上海，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1928年（民国十七年 戊辰）33岁
1月，与田汉、欧阳予倩组织“南国社”。在上海成立南国艺术学院，担任绘画科主任。2月，应南京中央大学的聘请任艺术系教授。10月，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年底辞职。
1929年（民国十八年 己巳）34岁
专职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美展汇刊》上连续发表《惑》、《惑之不解》等文章，批判了欧洲美术界的现代形式主义艺术流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提倡绘画的写实性、创新性。
1930年（民国十九年 庚午）35岁
完成油画《田横五百士》。夏，在江西南昌走访民间木雕艺人范振华。
1931年（民国二十年 辛未）36岁
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个人画展。完成《九方皋》第七稿。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37岁
在参照南齐谢赫提出的中国画“六法”论的基础上，根据西洋绘画的艺术法则提出了在素描创作上应遵循的“七法”。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癸酉）38岁
完成油画《徯我后》。应法国国立美术馆之邀前往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39岁
游历意大利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等历史文化名城。至德国柏林、前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举办中国近代画展，宣传中国传统绘画。此次欧洲之行，在法、比、德、意、苏共举办展览7次，在各大博物馆、大学中成立四处“中国近代美术展览室”。这次中国近代绘画的欧洲巡礼引起了各国的普遍重视，宣传了中国绘画艺术。8月，返回南京。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40岁
捐献作品及收藏，拟在广西桂林独秀峰下建一美术馆，由于全国抗战爆发，未能实现。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 丙子）41岁
与汪亚尘、颜文梁等人组织画会“默社”。创作《逆风》、《沉吟》、《柳鹊》等画作。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42岁
在香港、广州、长沙等地举办画展。在香港购得视为自己生命的宋人画《八十七神仙图》卷。10月，随中央大学内迁赴重庆。创作《巴人汲水》。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43岁
继续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接受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邀请筹备赴印办展览。10月，携大批作品离开重庆。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44岁
在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在印度国际大学举办中国近代画展。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庚辰）45岁
继续在印度逗留，与泰戈尔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加尔各答举行作品展。完成中国画《愚公移山》。
1941年（民国三十年 辛巳）46岁
由印度回国，途经槟城、怡保、吉隆坡等地，举办画展，并将几年来卖画所得近10万元美金全部捐出用于抗战救灾。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47岁
在云南保山、昆明举办画展。至重庆，继续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在重庆磐溪筹备成立中国美术学院。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48岁
继续主持筹办中国美术学院。在重庆举办画展。
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49岁
因长期过度疲劳，患严重的高血压及慢性肾炎，在中央医院治疗7个月，作品锐减。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50岁
与蒋碧微女士离婚。大病未愈，仍坚持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在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主张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51岁
1月，与廖静文女士结婚。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招纳吴作人、李桦、叶浅予、冯法祀等一批有才华的进步美术家执教。担任北平美术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52岁
发表《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等重要文章。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53岁
与夫人廖静文拒绝随国民党南迁，团结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全体师生员工保护学校。与吴作人、艾中信、董希文、冯法祀等人成立综合性艺术团体“一二七艺术学会”。
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 己丑）54岁
出席在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举行的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的全国委员、文联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和北京市人民政协委员。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1950年（庚寅）55岁
在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为战斗英雄画像。为创作《毛主席在人民中》画了大量速写和构图。
1951年（辛卯）56岁
抱病到山东导沭整沂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为劳模、民工画像，搜集反映新中国建设的素材。7月，患脑溢血，半身不遂。
1952年（壬辰）57岁
抱病卧床一年有余，脑溢血病症尚未完全消除。自9月起，加强身体锻炼。
1953年（癸巳）58岁
抱病指导中央美术学院教学工作，为结业班的学生讲课，为教员油画和素描进修小组上课。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画《奔马》。9月23日，担任第二次文代会执行主席，脑溢血症复发。26日晨，逝世于北京医院。周恩来总理前往吊唁。入葬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主要作品
徐悲鸿擅长以马喻人、托物抒怀，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徐悲鸿笔下的马是"一洗万古凡马空"，独有一种精神抖擞、豪气勃发的意态。
《奔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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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幅画的题跋上看，此《奔马图》作于1941年秋季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此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力量相持阶段，日军想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彻底打败中国，使国民党政府俯首称臣，故而他们倾尽全力屡次发动长沙会战，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之咽喉重庆。二次会战中我方一度失利，长沙为日寇所占，正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办艺展募捐的徐悲鸿听闻国难当头，心急如焚。他连夜画出《奔马图》以抒发自己的忧急之情。
在此幅画中，徐悲鸿运用饱酣奔放的墨色勾勒头、颈、胸、腿等大转折部位，并以干笔扫出鬃尾，使浓淡干湿的变化浑然天成。马腿的直线细劲有力，犹如钢刀，力透纸背，而腹部、臀部及鬃尾的弧线很有弹性，富于动感。整体上看，画面前大后小，透视感较强，前伸的双腿和马头有很强的冲击力，似乎要冲破画面。
《群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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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早期的马颇有一种文人的淡然诗意，显出"踯躅回顾，萧然寡俦"之态。至抗战爆发后，徐悲鸿认识到艺术家不应局限于艺术的自我陶醉中，而应该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将艺术创作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所以他的马成为正在觉醒的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建国后，他的马又变"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的象征，仍然是奔腾驰骋的样子，只是少了焦虑悲怆，多了欢快振奋。
《九方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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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耶辙。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与其担缠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骊。穆公不说。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马，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田横五百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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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田横五百士》是徐悲鸿的成名大作。故事出自《史记•田儋列传》。田横是秦末齐国旧王族，继田儋之后为齐王。刘邦消灭群雄后，田横和他的五百壮士逃亡到一个海岛上。刘邦听说田横深得人心，恐日后有患，所以派使者赦田横的罪，召他回来。《史记•田儋列传》原文这样记载："……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遂自刭。……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文末司马迁感慨地写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可见徐悲鸿作此画是受太史公的感召。
正是有感于田横等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节"，画家着意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惜别的戏剧性场景来表现。这幅巨大的历史画渗透着一种悲壮的气概，撼人心魄。画中把穿绯红衣袍的田横置于右边作拱手诀别状，他昂首挺胸，表情严肃，眼望苍天，似乎对茫茫天地发出诘问，横贯画幅三分之二的人物组群，则以密集的阵形传达出群众的合力。
人群右下角有一老妪和少妇拥着幼小的女孩仰视田横，眼神满含哀婉凄凉，其雕塑般的体积，金字塔般的构架无疑使我们想起普桑、大卫的绘画。普桑喜用的红、黄、蓝三原亦在徐的画面中占主导地位，突出了田横与青年壮士之间的对答交流。背影衬以明朗素净的天空，给人以澄澈肃穆的感觉。"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正是德国古典病态学家温克尔曼所提倡的艺术格调。
欣赏徐悲鸿的画时，会发觉画中人物伸展的手臂、踮起的脚尖、前跨的腿、支立着的木棍、阴森锋利的长剑构成了一种画面节奏，寓动于静，透出一种英雄主义气慨。在当时流行现代主义艺术之风的中国，徐悲鸿坚持关注生活、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立场，借历史画来表达他对社会正义的呼唤，这些犹如黑夜中的闪电划亮天际，透出黎明的曙光。
《负伤之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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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于1938年，当时日寇侵占了我大半个中国，国土沦丧，生灵涂炭，徐悲鸿怨愤难忍。他画的负伤雄狮，回首跷望，含着无限的深意。他在画上题写：“国难孔亟时与麟若先生同客重庆相顾不怿写此以聊抒怀。”表现了作者爱国忧时的思想。这是一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杰作。中国被称作东方的“睡狮”，现在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大部分国土，“睡狮”已成了负伤雄狮。这头双目怒视的负伤雄狮在不堪回首的神情中，准备战斗、拼搏，蕴藏着坚强与力量。
《愚公移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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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幅《愚公移山图》极具现实意义。它作于1940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的危急时刻，画家意在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鼓舞人民大众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抗战中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局势紧张，物资匮乏，徐悲鸿奔走于香港、新加坡等地，举办画展募集资金捐给祖国以赈济灾民。1939至1940年，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之邀，徐悲鸿赴印度举办画展宣传抗日，这期间他创作了不少油画写生，但最重要的成果却是这幅《愚公移山图》》国画。其故事取材于《列子·汤问》中的一个神话传说：愚公因太行、王屋两山阻碍出入，想把山铲平。有人因此取笑他，他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结果终于感动上天，两座山被天神搬走了。
画家在处理这个故事时，着重以宏大的气势，震人心魄的力度来传达一个古老民族的决心与毅力。就空间布局，他作了数十幅小稿反复修改，最终以从右至左，从前往后的格局展开画面。画面右端有几个高大健壮、魁梧结实的壮年男子，手持钉耙奋力砸向黑土。其姿势表情不一，或膛目，或呐喊，或蹲地，或挺腹，然动态均呈蓄力待发之状，有雷霆万钧之势。这群呈弧形分布的人物占据画面大部分空间，人物顶天立地，有撑破画面之感。根据构图需要，左侧画面的人物排列较为松散，人物或高或低，树丛小景置于其间。一挑筐大汉和倚锄老者背对观众以加强空间纵深感，拉开与右半段紧张劳作者之间的距离，造成右半部是前线而左半部是后方的感觉。老翁似乎正在语重心长地对下一代人叙述自己的愿望和信心，描绘着未来的美好景象。这组人物显得神情自然逼真，姿态生动自如。背景青山横卧，高天淡远，翠叶修篁。
在绘画笔法和色彩方面，这幅画充分体现了作者在中国传统技法和西方传统技法方面所具有的深厚功底。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白描勾勒手法被运用于人物外形轮廓、衣纹处理和树草等植物的表现上，而西方传统绘画强调的透视关系、解剖比例、明暗关系等，在构图、人物动态、肌肉表现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人物造型方面，作者借用了不少印度男模特形象，并直接用全裸体人物进行中国画创作，这是徐悲鸿的首创，也是这幅作品另一颇为独特之处。可以说，徐悲鸿在这幅作品中将中西两大传统技法有机地融会贯通成一体，独创了自己"中西合璧"的写实艺术风格。
后记
蒋碧微在19岁时勇敢地与徐悲鸿私奔出逃，此后同居多年，辗转各地，生儿育女，最后终因人生志趣不同而在28年后分道扬飙，与徐悲鸿分手之后的蒋碧薇，在签字分手的当天，便拿着徐悲鸿支付的100万元和100幅画，去好朋友家里过除夕，打了通宵麻将，结束了和徐悲鸿的一切关系。
1948年，蒋碧薇跟随张道藩去了台湾，成为张道藩公开同居的情人，直到1958年分手。同居的10年间，虽然二人同进同出，但蒋碧薇从未曾以张太太的名义出席过任何活动，身居要职的张道藩自然也无任何离婚的打算。1958年，张道藩原本在法国的妻女回到台湾，暮年的他也开始希望回归家庭。蒋碧薇选择了勇敢放手，开始一个人在台湾的整整20年的孤苦生活，直到1978年去世。
曾跟随徐悲鸿出国留学的蒋碧微，学过小提琴也学过法语，是否成功不敢说，但与中国传统妇女总把孩子放在首位不同，蒋碧微反其道而行之，绝不因孩子而放弃个人幸福，颇有西方新潮思想。
而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爱得死去活来的蒋碧微，并没抓住她最后的幸福。步入晚年的蒋碧微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大概与任何一个寂寞的老妇人无异。回想从1917年跟随徐悲鸿私奔开始，几十年来的烦恼、痛苦夹杂着甜蜜的生活，潮水一般的回忆，此时就像大梦一场，而男人们都已四散离去。
蒋碧薇去世的时候，房间里还挂着当年徐悲鸿在巴黎为她画的拉琴照。而徐悲鸿辞世的时候，衣袋里还放着当年与蒋碧薇一起在法国购买的旧怀表。
[ 此贴被lxshrain在2009-10-22 20:03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