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源起何时？不好明确定论，大约总在城市经济的出现之后吧。在此之前，交换均采用实物，以货易货，于娼妓营生的操作不能不是一个阻碍。况且民众以渔耕为业，少有闲人，从卖淫为生一面来说，是无迫切需要；而从寻欢作乐者方面而言，想必也不能构成一个群体。至于那些沦为奴隶的女性，可以任由主人凌辱，与本文所要阐说的娼妓，又在另外一类情形——我们此处是并不把她们列入娼妓来讨论的。

　　那么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金属钱币的出现，城市人口大量增多，想必也就诞生了娼妓衍生的土壤。《战国策》上说，当时齐国的都城临淄“甚富而实”，道路上“车毂击，人肩摩”，“其民无不吹箫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甚至夸张形容那城市居民的人数，可以“联袂成风，挥汗成雨。如此鼎盛繁华的都市生活，大约是少不了娼妓这道风景线的。

　　但这只能说是分析后得出的推测，而真正见诸文字的娼妓活动，是来自《史记·货殖传》中的两段记载：

　　“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

　　“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可见卖淫求财，原是十分古老的行业。你看那位郑姬，完全是近代职业娼妓的模样。为富贵而四出奔走，地域远近，容貌年龄，都不是问题，只要有人付钱，均可提供特殊服务。考虑到吸引嫖客的眼球，还美容艳妆，眉目传情，弹奏音乐，也是费尽心机。

　　不过这种流动性的娼妓，抑或说在城市里独立谋生的娼妓，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似乎并不发达昌盛。这一时期的娼妓，大多由官方组织，或作营妓，或为官妓。前者如《万物原始说》：“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但仔细考证起来，这种类似后代的“随军妓女”，远在春秋时期便已出现。《吴越春秋》上说：“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志。”

　　汉武帝莫过是仍旧袭用勾践故事而已。

　　后者是政府蓄养的官奴婢，也即官方娼妓。这些官奴婢的来源，大约总是所谓罪人的妻女，经训练后专门从事伺候官员的服务。但凡政府要员在禁中值班，便选容貌端正的女子，“执香炉熏从，入台護衣”。说是护衣，想必性服务也是其内容之一。清人俞正燮说得更为明白，汉代官奴婢的职务，实际是“事同妓妾而无常夫”。（《癸巳类稿·除乐户考》）

　　另有一类妓女，属达官贵人私人包养，称为“家妓”，很有点类似今天的包养“二奶”，却又区别于今人的偷偷摸摸而公开进行。最著名者如那位坠楼的绿珠，便是石崇蓄养的家妓。据称这位石崇有妓妾美人千余，绿珠“美而工舞”，号为魁首。像这样大张旗鼓的包养二奶，是两晋时期的一大特色。

　　娼妓后来之走向繁盛，是在唐宋两朝，至明代中晚期更达到它的巅峰状态。

　　唐宋娼妓是官府经营的事业，娼妓在唐代或隶属教坊，或隶属军营；宋代则分属“州郡”和“军营”。其身份列入另册，统称官妓。如欲脱离娼妓名籍，可由本人提出申请。据《东坡志林》记载：苏轼在钱塘做地方官时，“有妓号九尾狐者，一日上状解籍。东坡判云：‘五日京兆，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又一名妓亦据例乞求落籍，东坡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不允。’”

　　一判从良，脱离娼籍；一判不允，仍操旧业。可见地方官员有随意处置娼妓的权力。

　　至少在唐宋时，妓女便已分化为不同档次。我们估计，在更为早期的汉代营妓中，其实便已有上下等级的区分。伺候将军们的营妓固然要比普通士兵的美艳婀娜，就是中下级军官的营妓，也必然比较普通士兵的漂亮。

　　当营妓由军队扩大而为社会，嫖娼阶级便由单纯的武夫，更融入文化层面的官员乃至士大夫之流，则妓女中的一部分，就必然迎合他们的需求而向文化方面流动。我国古代的名妓大都是文化妓，其中最著名者当数薛涛、柳如是，董小宛、李香君等人。这些名妓一般不会与嫖客肉身相搏，大体是在品茶饮酒、吟诗作画、抚琴弈棋中，把原本纯粹的淫荡变化出几分高雅来。较之底层野妓与嫖客的兽行肉搏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而付费也高下悬殊。

　　原因是文化妓的培养周期长，成本高。余怀《板桥杂记》记述说：董小宛“天资巧慧，容貌娟艳。七八岁时，阿母教以书翰了了。少长，顾影自怜，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慕吴门山水，徙居半塘，小筑河滨，竹篱茅舍。经其户者，则时闻咏诗声或鼓琴声”。依照按质论价的市场原则，自然索费便高，亦属情理之中。

　　而普通妓女培养成本较低，收费也就相对低廉。至于最底层的野妓，根本无须培养成本，则收费又等而下之了。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于官妓之外，已大量出现私妓。其营业场所，可谓名目繁多。有“茶饭店”、“包子店”、“散酒店”、“菴酒店”……云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其他大酒店只伴坐而已，要买欢则多往其居。（《都城纪胜》）

　　私妓中之著名人物，是北宋的李师师，在她的嫖客名单中，竟然有皇帝宋徽宗的大名，是私妓中价格顶尖的妓女。

　　娼妓的来源范围似乎也有所扩大，除罪人的家属（妻女）沦为娼妓外，人贩子的买卖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南宋已有专门从事买卖娼妓的“娼侩”。一般人家的女子，或因动乱，或因贫苦无告，为生计所迫，常经娼侩之手流入娼门。三是误堕风尘。《北里志》上说：某女“为人所聘，一客云入京赴调选，及挈至京，置之于此，客绐而去。初，是家以亲情，优待甚厚，累月后乃逼令学歌，渐遣见宾客”。这便是被骗后无以脱身，强逼卖淫的证据。

　　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娼妓事业在明朝中叶步入鼎盛时期，且政府公然介入，对娼妓施以课税制度。谢肇淛的《五杂俎》说：“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如后世之“花捐”）。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另有家居而卖淫者，俗谓之私窼子。”由谢氏所言证实，明代京师有教坊，郡县有乐户，官妓之外尚有私娼。国家对妓院征收娼妓税号为“脂粉钱”。

　　谢肇淛系万历进士，他的记叙应该是可信的。

　　另据《梅圃余谈》上说：“近世风俗ym，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遝，外城小民度日艰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室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作种种淫秽之态。屋外浮梁子弟，过其处，就小洞窥视，情不自禁，则叩门而入，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历一时而出。”

　　可知明代社会风气之糜烂，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研究古代娼妓发展的走向，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越是城市经济发达的地区，娼妓事业越是兴旺。早期北方经济超过南方，娼妓便以北方为盛；其后经济中心南移，南方即取代北方地位，成为烟柳繁华之乡，像南宋时期的苏杭扬州一带，更是高档妓女麇集的都会。明清两代商品经济，远较前代繁荣，但繁荣背后的贫富悬殊，也加速了妓女队伍的扩大。而妓女队伍的扩大，也从另一层面说明嫖客人数的众多。达官贵人豪门巨商富家子弟固可以在娼门一掷千金，即便如一般市民，也不妨“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满足其性欲。

　　如此再往深入一层分析，我们说妓女的出现，其实具有商品经济的特点。既然存在卖方市场，必然有买方市场与之呼应，否则所卖为何？而买方市场的雄壮，必然刺激卖方市场的快速增长。证之近日的珠海，一群日本人跨海嫖娼，某某振臂一呼，居然啸聚拢来数百烟花女子。推知古代秦淮河上张灯结彩的繁盛，实在是嫖客后继有人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