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外战争掠夺及与中原地区互市，迅速地增加了鲜卑部落大人等的财富，促进了内部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鲜卑对边郡的钞掠史不绝书，特别是檀石槐以后更为频繁，掠取财物，抢夺人口，动以千数，使其为鲜卑人从事奴隶式的畜牧业、手工业劳动。而部落大人对战利品有分配权，往往控制了其中的大部分。同时对外互市的大权也控制在大人豪帅手中，他们掌握了大量牲畜和中原地区的商品，从中盘剥一般牧民。
鲜卑与乌植相似，当时社会已逐渐形成部落豪帅、大人等统治、剥削阶级；一般部落成员是被统治、被剥削阶级；处于最下层的是奴隶。随着部落大人权势的增强及部落联盟进一步形成，部落君长往往自尊为单于（“广大”之意，循匈奴之俗），后其臣民又称之为可汗。可汗，一作可寒，原为“神灵”、“上天”之意，初为尊崇神祗上天之称，其后假借为臣民对君主之尊称。拓跋部、乞伏部、慕容部、吐谷浑等首领都有被尊称为可汗的。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则始于402年柔然首领社统一漠北自称丘豆伐可汗。其意逐渐演化为“皇帝”、“君主”。逮至两晋时，鲜卑入居中原，则称主称帝，封臣赐爵，成为封建统治阶级，而鲜卑一般部众也成为封建制度下的臣民。
鲜卑的社会组织也与乌桓相同，即由落、邑落、部构成。邑有小帅，部有大人。到檀石槐时，其军事、政治结合体中的邑，虽与乌桓、鲜卑早期的邑有承袭关系，但性质发生了变化。檀石槐将用武力合并起来的，东起辽东、西至敦煌，南接汉边，北邻敕勒的广大领域，划分为三部六十余邑，各邑辖地广阔，与乌桓、鲜卑早期自然形成的邑落有很大区别。檀石槐死后，其三部六十余邑的体制随之瓦解，大人世袭制也逐渐代替了大人选举制，它标志着鲜卑阶级分化加深和私有制的进一步确立。豪帅虽受汉魏政府封赏，但仍一直保持着部、邑落结构，鲜卑的武装未从邑落结构中分化出来，虽与汉魏军队联合作战，但不受汉魏控制。直至西晋始有“晋鲜卑率善邑长”、“晋鲜卑率善仟长”、“晋鲜卑率善佰长”的出现，而逐渐从邑落结构中分离出来。不过氏族制的遗风至公元3世纪轲比能时依然存在。如史称轲比能“每钞略得财物，均平分付，一决目前，终无所私，故得众死力，余部大人皆敬惮之”。鲜卑诸部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逐渐汉化，依照汉魏典章制度设官置守，统治机构渐趋完备，封建等级制度日益森严。
三、婚姻家庭和文化习俗
鲜卑的婚姻制度大体上与乌桓相似，保留了掠女，以牛羊为聘礼，为妻家服役；父兄死，妻后母执嫂；女子婚嫁前有一定性生活自由。史载：“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讌毕，然后配合”。或说“常以季春月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髡头是鲜卑发式的一个特点，男子娶妇，女子出嫁都要髡发。可能是剃发去周围，留顶发之大部分，垂辫于后。拓跋鲜卑的索头，可能就是辫发。从现象上看，包含了群婚，对偶婚、个体婚的各种形式，但原始群婚只是习俗上的残留和礼仪上的象征。已从对偶婚走向一夫一妻制，随着父系家长制的确立，也出现了一夫多妻制，并保留了一些氏族制的痕迹。因而家庭已脱离了氏族制家庭的同居关系，而进入人口较多的个体家庭生活。在个体婚制中，男性属于统治地位，由于财产的继承关系，要求女方严守贞操，鲜卑也是如此。例如，檀石槐的父亲投鹿侯，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生一子。投鹿侯回来后，大加责怪欲杀之。其妻不得不编造谎言说：“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电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且长之。”投鹿侯仍不相信，其妻不得不把儿子送至娘家收养，号檀石槐。
宗教信仰，鲜卑与乌桓同，初期信崇巫术，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进入中原及西迁关陇河西后，逐渐信仰佛教，有的兼奉道教。寺字林立、石窟遍布，著名的有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石窟、敦煌千佛洞、天水麦积崖、巩县石窟寺、响堂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等等。在雕塑绘画艺术上，既创造了佛、菩萨金刚、梵天王、飞天之类栩栩如生的形象，又展示了鲜卑文化与中原及西域文化交融之璀灿画卷，并对了解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提供了珍贵资料。
丧葬习俗方面，也与乌桓类似，敛尸以棺，殉以狗、乘马、衣物等。一般为土葬，如《宋书》记载拓跋鲜卑的葬俗说：“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枢，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
语言文字，据《后汉书·鲜卑传》和王沈《魏书》载，鲜卑“其言语习俗与乌丸同”，属东胡语分支，一说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认为与蒙古语“相去无几”。初鲜卑无自己文字，刻木为信，邑落传行。入中原后，通行鲜卑语，但逐渐汉化，用汉字，兼说汉话。一说北朝时曾有鲜卑文，后佚。
桓连合强盛，数入塞”。公元45年（建武二十一年），匈奴与鲜卑分兵侵犯北边，匈奴掠上谷、中山，鲜卑扰辽东。辽东太守祭彤以“三虏连和，卒为边害”，乃利用鲜卑的力量以对抗匈奴和乌桓。公元49年（建武二十五年）：乌桓内迁到边郡塞内，鲜卑势力南延至老哈河，与汉“始通驿使”。鲜卑大人偏何至辽东归附，祭彤嗾使其反击匈奴在伊育訾部。从此，匈奴与鲜卑岁岁相攻，势遂衰。公元54年（建武三十年），鲜卑大人于仇贲、满头率种人属汉，被封为王和侯。系鲜卑接受汉朝封号之始。同时，祭彤又赂使偏何出兵袭击徙居渔阳的赤山乌桓。公元58年（水平元年），偏何攻下赤山，斩乌桓大人歆志贲。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鲜卑在塞外渐占优势。
随着鲜卑势力的增长，反抗匈奴奴役的斗争也不断爆发。公元85年（元和二年），鲜卑、丁零、南匈奴以及西域诸族联合起来，对北匈奴进行全面攻击。至公元87年（章和元年），鲜卑又“入左地，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取其[匈奴]皮而还”。公元89—91年（永元元年至三年），北单于从蒙古草原迁出，西走中亚，鲜卑乘机占据匈奴故地。遗留在草原上的匈奴10余万落，皆自称鲜卑，鲜卑由此大盛。公元1世纪末，塞外鲜卑逐渐向辽东、辽西、代郡、上谷四郡内移动，与原居其地的乌桓杂居，以便与汉朝进行互市。公元2世纪初，东汉统治者许在乌桓校尉治所宁城互市，并筑有南北部质馆，使互市顺利进行。此后，鲜卑和汉朝之间，以及与乌桓、匈奴之间，时有冲突发生。
当时，汉朝的政策是依恃乌桓，联合匈奴，共同攻击鲜卑。由于鲜卑内部不统一，经常出现此和彼战的现象。安帝永初中，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邓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缓，令至宁城通互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鲜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质”。120年（永宁元年），辽西鲜卑大人乌伦、其至鞬率众至度辽将军邓遵处归附，汉封乌伦为率众王，其至鞬为率义侯。未几，其至鞬复叛，不断扰边，双方又展开连续10余年的征战。
北匈奴西迁后，鲜卑日益强大。为适应统治蒙古草原的需要，解决各部落生计，协调诸部关系及与汉地互市、军事征伐、掠边抢夺等问题，鲜卑的政治组织也发生了一定变化。至公元2世纪中叶，以檀石槐为首的鲜卑军事联盟应运而生。
檀石槐（约157—181），因被父弃之野外，后为外祖母家收养。自幼勇键有智略。长大后，“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被推举为大人。东汉桓帝时（146—167年），建庭于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北300里之弹汗山（今内蒙古商都县附近）歠仇水（今东洋河），兵强马壮，才智过人，东西部大人皆归附。曾东败夫余，西击乌孙，北逐丁零，南扰汉边，尽有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建立起一个强盛的鲜卑部落大联盟。东汉桓帝永寿、延熹年间，屡扰汉云中、雁门及其它边郡，拒受封王号及和亲之议。他将统辖地分为东、中、西三部约60邑，各置大人为首领，归其统辖。
1.东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与夫余、?貊接壤，共20余邑，其大人为弥加、阙机、素利、槐头（一说即宇文莫槐）。
2.中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10余邑，其大人为柯最、阙居、慕容等，均为大帅。
3.西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20余邑，其大人有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一说即燕荔阳）等，皆为大帅。
各大人“割地统御，各有分界”，皆统属于檀石愧，拥兵10万，较匈奴尤盛。正如蔡邕上疏所云：“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生，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檀石槐军事联盟之所以强盛，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与檀石槐等注意通过洽谈，联合周边诸族，攻击主要目标的策略分不开。如联合?貊攻幽、并二州，联合南匈奴、乌桓分道入扰东汉缘边九郡，联合上郡沈氐与安定先零羌共攻武威、张掖等。又如166年（延熹九年），鲜卑招结南匈奴、乌桓、东羌、氏等分骑数万入缘边9郡杀掠居民。灵帝后，连年扰掠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杀略不可胜数”，177年（熹平六年），再扰三边。汉出兵3万，分三道出击，反为檀石槐所败，汉兵死者十之七八。
联盟另一重要作用就是共同决定贸易事宜。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生活的鲜卑人，在生产和生活上往往仰赖于中原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支援，特别是良铁和缣帛的输入，并且需要输出其牲畜马匹牛羊及皮毛到汉地。而边郡人民也需要依靠周边诸民族畜牧产品作为生活的补充，中原王朝更需要游牧民族的大批战马。因而发展边塞贸易是符合各族人民利益的，双方统治者都以通市或禁市作为制约对方的手段。鲜卑与东汉的和与战，也往往受这种互相依存的经济关系所制约。
此外，在诸民族之间以及各邑落之间，可能与乌桓相似，有许多约法，如违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贼杀者，令部落自相报，或出牛羊以赎死罪等等。
檀石槐统治时期，用汉人谋议，定法律，锻冶兵器、工具，俘倭人“令捕鱼以助粮食”，促进了鲜卑社会发展。但由于当时形势所限，鲜卑尚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檀石槐死后，联盟瓦解，鲜卑又分为许多互不相属的分支。
二、轲比能统一漠南及与曹魏之关系
曹魏文帝初“自高柳以东，?貊以西，鲜卑数十部，比能、弥加、素利、割地统御，各有分界”。亦即漠南自云中郡（治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以东，分裂为三个集团：一是檀石槐后裔步度根集团，拥众数万落，据有云中、雁门一带；二是被称为小种鲜卑的轲比能集团，拥众10余万骑，据有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以东的代郡、上谷边塞内外各地；三是原属于东部大人弥加、素利等所领的若干小集团，分布在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此外，在其西方和北方，还有鲜卑其它部分。
在上述三个集团中，轲比能集团最为强盛。史称其“以勇健，断法平端，不贪财物，众推以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勒御部众，拟则中国、出入弋猎，建立旌麾，以鼓节为进退”。汉化较深，逐渐兼并其它两个集团。
鲜卑诸部与东汉及曹魏之间，既有朝贡、互市、册封等和平往来，又有矛盾冲突，时有掠边、兵戎相见。建安中，曹操定幽州，步度根、轲比能与素利、弥加、厥机等随乌丸校尉阎柔“上贡献，通市”。曹操对东部大人，“皆表宠以为王”。轲比能还曾率3000余骑随阎柔前往镇压河间郡民田银、苏伯起事。220年（曹魏黄初元年），文帝即位，轲比能、步度根遣使献马，封轲比能为附义王，步度根为王。东部大人素利、弥加等各遣使贡马，均被封为归义王。翌年，文帝并以牵招为护鲜卑校尉，田豫为护乌丸校尉，持节屯昌平，进行镇抚。当时，轲比能志在翦灭诸部大人，统一鲜卑，所以对曹魏表示恭顺。此后，轲比能与东部鲜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等部互相攻击。
224年（黄初五年），步度根为轲比能所逼，率众万余落退保太原、雁门塞，“诣阙贡献”，厚受赏赐。
228—233年（太和二年至青龙元年），轲比能先后兼并了“东部大人”所管辖的各小部和步度根部众，统一了漠南地区。从“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但其统治并未能维持多久。鲜卑的复兴对曹魏不利，因而曹魏尽力对柯比能加以离间和征伐。牵招在黄初末年为雁门太守，利用轲比能与步度根的矛盾，命步度根攻袭轲比能，杀其弟直罗侯；并针对轲比能已占领云中故郡，若逾句注山（今太和岭）南下，雁门、太原诸郡岌岌可危，又联络河西鲜卑附头（即蒲头）等10多万家缮治故上馆城，置屯戍以镇内外，主要是防轲比能。继之曹魏借口轲比能“怀贰”，又“数扰幽、并”诸州，于235年（青龙三年），由幽州刺史王雄遣韩龙出塞刺杀之，更立其弟。自此之后，“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漠南少事”。后曹魏邓艾又“招鲜卑数万”，使散居雍、梁二州，以防蜀汉。
轲比能死后，东部鲜卑宇文部、段部、慕容部先后兴起，并乘机南迁，占有乌桓故地。
241年（正始五年），因部分东部鲜卑内附，曹魏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居之。并置东夷校尉，驻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管理东北地区鲜卑及夫余、高句丽事务。拓跋部也逐渐迁居漠南，占有轲比能故地，与曹魏加强了联系。
三、慕容氏兴起及诸燕的建立
慕容部为鲜卑之一支。鲜卑自鲜卑山南迁以后，分布至饶乐水。据王沈《魏书》所载，檀石槐时鲜卑中部大人的所在地，自右北平（治今河北省平泉县）以西至上谷（治今河北省怀来县）塞外之地，慕容为中部大人之一。故慕容部此时的分布当在西拉木伦河上游，即今河北省平泉县北至西拉木伦河西段地区。在向四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汉族、夫余、宇文氏、高句丽等民族成分。
慕容，初为部落大人名，后以为氏。据《晋书·慕容廆载记》，有二说：“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对此二说均加驳斥。后世学者认为慕容是鲜卑语“富”字之音译。
曹魏初年，慕容廆（又作若洛廆、弈洛瓌）曾祖莫护跋率领部落向东南移动，到达沿海之滨的辽西郡。238年（景初二年），从司马懿讨辽东公孙渊有功，被封为率义王。始居于僰城（三国时属昌黎郡，今辽宁省锦县或义县西北）之地。莫护跋二传至涉归（亦作弈洛韩），又迁居于辽东（治今辽宁省辽阳市）之地。284年（太康五年），涉归死。次年，慕容廆继位，灭夫余。越年，攻辽东郡，失利，夫余王因晋军之助，得以复国。当时，宇文、段氏二部渐强，与慕容部常有冲突。慕容廆遂于289年（太康十年），遣使附晋，被封为鲜卑都督。并对段部“卑辞厚币以抚之”，娶单于段阶之女为妻，结成联姻，生皝、仁、昭。又以辽东僻远，由辽东北部南下，迁居于徒何（徒河）之青山（今辽宁省义县东北）。初以游牧为业，倏往忽来，驰骋无定。
294年（元康四年），徙居大棘城（即棘城、僰城），教以农桑，开始农业定居生活，学汉人法制。
永嘉（307—313）初，廆自称鲜卑大单于。西晋愍帝、东晋元帝均遣使封之为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辽东公等。廆表面上尊崇东晋，实则欲借尊王之名，行扩土之实。313年（建兴元年），取得段氏徒何新城（即徒河城或屠河城，今辽宁省锦州市，其新城一说在旧宁远县附近）。319年（太兴二年），打败围攻棘城的数十万宇文、段部及高句丽联军，尽得辽东之地，做了平州刺史。其疆域，位于段部之东，隔辽水（今大凌河）就是慕容部，相当于东汉时的辽东属国及其北徼，包括今辽宁省锦州市、义县、锦西县、阜新市及朝阳市等地。
慕容廆在位期间，比较突出的政绩是立侨郡县，安置汉人，注意劝课农桑，发展社会生产。慕容氏据有辽西之后，山东、河北部分汉族世家率领宗族、乡里、部曲、佃客一起投奔慕容氏，有的率众达数千家。辽东一带原来地广人稀，只有1万多户，至公元4世纪初，人口增加10倍左右。慕容廆除了教民稼穑以外，并在江南求得桑种，在辽川发展养蚕业。对于投归的汉人，设置侨郡县进行统治。史称：“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并选拔贤才，委以庶政，充当谋士，职居显要，引为宾友。并以“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库祭酒，其世子皩率领国胄束脩受业焉。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说明慕容廆注意起用汉族士人，实行汉化，以适应日益向内地发展，建立封建政权的需要。后又进一步提出慎刑、选贤、重农、禁酒色、退便佞等，为其子孙进据中原打下了基础。
333年（东晋咸和八年），慕容廆死后，第三子皝继立。337年（咸康三年）称燕王，建宫殿，置百官，立王后、太子。次年，与后赵石虎订盟，击败段部。
341年（七年），迁都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同年，燕军东伐高句丽，拔其都城丸都（今吉林省通化市东南）。
344年（建元二年），以2万骑大败宇文乞得归，占领紫蒙川（今辽宁省朝阳市西北）。从而东灭高句丽，北并宇文部，开地3000里、益民10万户，成为东北地区的一个强国。
350年（永和六年），皩子儁乘后赵内乱，率师分兵三路攻陷后赵幽州治蓟城（今北京市东南），遂迁都于蓟。八年，出兵伐冉魏擒冉闵，灭之，克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称帝，建元天玺，徙都邺，并与东晋脱离了名义上的臣属关系。至此，黄河以南，淮汉以北，除关中为前秦所据外，北部中国尽入并燕之控制。
360年（东晋升平四年），慕容儁卒，子?继位。?年幼，国事多委于太宰慕容恪。屡与东晋交战，363年（建熙四年），遣军攻荥阳、长平，次年破许昌、汝南，败晋军于悬瓠（今河南省汝南县）。365年（六年），取洛阳。次年，破鲁郡、高平。368年（九年），以王公贵戚的荫户多于国有之户，国库空竭，用度不足，遂收荫户20余万，令归郡县。但由于统治集团内争不休，诸郡战乱纷起，前燕政治日益腐败，“人怀嗟怨，遂至奔亡”，“三军莫有斗志”，国力日趋衰落。370年（太和五年），为前秦符坚所败。慕容?以下所属诸州郡及各族部首领皆降于秦。凡得郡157，户246万，口999万。符坚遂徙慕容?及其王公以下并鲜卑部民共4万多户于长安。后来有的远徙河西走廊一带。（太元九年）384年，?乘弟泓及冲起兵之机，在城内密结鲜卑族党，欲在符坚参加?子婚礼时杀之。事泄，慕容?父子宗族以及城内外的鲜卑人不分男女老幼皆被杀。
淝水战后，前秦灭亡，北方又重陷于四分五裂之中。在黄河流域，今河北、山东及山西三省一带，原前燕旧境内，有鲜卑慕容氏先后建立的后燕、西燕和南燕。此外，还有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在后燕迁都龙城后的基础上建立的北燕。
四、段部鲜卑的兴衰
段氏为东部鲜卑之一支。大概于东汉中叶由辽东西迁，分布在辽西一带，世为部落大人。曹魏末晋初势力渐盛，至公元4世纪初，成为东部鲜卑最强盛之部族，辖境西接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东界辽水。
段氏祖先的社会地位很低下。相传段就六眷（疾陆眷）的伯祖日陆眷初因乱世被卖为渔阳乌桓大人库辱官家奴，后渔阳大饥，以劲健奉主命率人至辽西逐食，招纳亡叛在辽西各地的鲜卑人，其中还杂有乌桓人、匈奴人、汉人等，久之形成为段氏鲜卑集团，日趋强盛。日陆眷卒，弟乞珍代立。乞珍卒，子务勿尘（务目尘）嗣为段部首领。以辽西之阳乐（秦治今辽宁省义县西，三国魏移治河北省卢龙县东）、令支（治今河北省迁安县西）为中心向各地扩展。统胡汉之众3万余家，控弦可4—5万骑，称臣于西晋。（太安二年）303年，以遣军助东海王司马越征讨有功，被幽州刺史王浚表荐封为辽西公。304年（永兴元年），随王浚起兵攻皇太弟司马颖。310年（永嘉四年），进为大单于，子段匹碑为左贤王。次年卒，由弟涉复辰扶立子就六眷嗣位。312年（六年），石勒攻打襄州，就六眷受大司马王浚命，随都护王昌攻石勒于襄国（治今河北省邢台市），屡获胜。后以从弟段末彼（末杯或末柸）被俘，应石勒之请，结盟而还。313年（建兴元年），因拒王浚之召，不遣军攻石勒，遭浚攻袭，大败浚所遣鲜卑拓跋猗卢军。其时，匹碑据蓟，领幽州刺史，长期与石勒、抗衡。316年（建兴四年），并州刺史刘琨为石勒所逼奔蓟，依应碑，匹碑被封为渤海公。317年（建武元年），与并州刺史刘琨等180人上表司马睿劝进。同年，匹碑推刘琨为大都督，招就六眷等共讨石勒，就六眷因恐匹砷独揽其功，拒出兵。318年（太兴元年），就六眷卒，其叔涉复辰，以就六眷诸子年幼，自立，出兵拒匹?，防其篡位。不久被段末波所杀，拥从叔羽麟据令支，而匹碑据蓟，分庭抗礼，段部分裂为二。羽麟与匹碑争战不已，并受东部慕容氏威胁，匹碑则南受石勒侵逼，321年（太兴四年）降于勒。称幽州刺史，废羽鳞而自立为单于。325年（太宁三年）卒后传段牙、段辽（一作护辽，日陆眷孙，曾被东晋封为骠骑大将军、幽州刺史、大单于、北平公），屡与宇文部、慕容部、后赵征战，势衰。
公元4世纪20年代，段部和慕容部在大凌河上游修筑了许多城堡进行多次拉锯战，长期相持不下。338年（咸康四年），慕容皝与后赵石虎订盟，东西夹攻段部，慕容氏掠得了令支以北诸城。后赵石虎发舟师及步骑各10万，以伐段辽，攻下蓟城、渔阳等地，占领了段部都城令支，并徒段部的鲜卑、乌桓、汉人2万多户于雍、司、兖、豫四州之地。段辽出奔密云山（今河北省承德市北武烈河上源诸山），为后赵军追击，继投慕容皝。次年，举兵反，被皝所杀，段氏鲜卑余众遂为燕所并。段辽弟兰（一说为郁兰，辽子），初奔宇文部，后为宇文归（宇文逸得归）执送于石虎（一说投奔石虎），虎“以所徙鲜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兰卒，子龛继领其众。
350年（永和六年），龛乘石氏内乱，率部落南徙，先至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陈留城），后南迁广固（今山东省益都县西北），自称齐王。次年，降东晋，被封为镇北将军、齐公。段部另一支末波子勤，原降后赵，被封为建义将军，亦乘石氏之亡，纠集鲜卑、胡羯得万余人，退保枉人山（在今山东省平原县），自称赵王，附于慕容儁。寻为冉闵所败，徒于绎幕（今山东省平原县西北），称尊号。（永和八年）352年，慕容偏遣慕容恪击之，遂降前燕。
356年（十二年），慕容恪进围广固，龛出降，次年，被杀，恪徙居其地的鲜卑、胡羯3000多户于蓟城。至此，段部作为古代民族、政治之实体不复存在。
段部自日陆眷兴起于辽西，至龛为前燕所灭。共历4世11主，大约经历1个世纪。其后裔在诸燕和北朝任官职者为数不少。
五、宇文氏的兴衰
宇文氏的世系出自匈奴。据《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所载：“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匈奴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翦发而留其顶上，似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妇女被长襦及足，而无裳焉。秋收乌头为毒药，以射禽兽”。过着以游牧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
宇文氏始祖葛乌菟为匈奴苗裔，原居阴山。据《周书·文帝纪》载葛乌菟，“雄武多算略，鲜卑慕之，奉以为主，遂为十二部落，世为大人”。实际上，此时宇文部尚在阴山，不与鲜卑杂居，只能是被匈奴奉为主，遂统领匈奴十二部。
至于“宇文”一词的含义，众说不一。《周书·文帝纪》云：“（葛乌菟之）后曰普回，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普回心异之，以为天授。其俗谓天曰字，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为氏。”是“字文”之意为“天君”。宋代邵恩：《姓解》斥为附会之说。何承天《姓苑》则说：“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后以尝草之功，鲜卑呼草为‘俟汾’，遂号为‘俟汾氏’，后世通称俟（侯）汾，盖音讹也。代为鲜卑单于。”亦即“宇文”为“俟汾”之音讹，其意为“草”。
约公元1世纪，匈奴或西迁，或南下，余众10多万落，归附于辽东太守，散处于辽东、辽西塞外（东北长城障塞以外之地），与鲜卑部落杂居。《周书·文帝纪》明云：“普回子莫那（一说邮），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及徒居辽河东西以后，宇文氏始以匈奴酋长的身份统治鲜卑人，加入鲜卑部落联盟，逐渐鲜卑化，遂称鲜卑宇文氏。
东汉桓帝时（146—167年），檀石槐分鲜卑为东、中、西三部，自右北平（治今河北省丰润县东南）至辽东接夫余秽貊20余邑为东部，宇文氏为东部大人。檀石槐军事联盟瓦解后，宇文氏自成一部。
293年（晋元康三年），宇文莫槐因“虐用其民”，为政残暴，被部下所杀，更立其弟普拨为大人。普拨死，子丘不勤（懃）立，娶拓跋绰（平帝）女为妻。丘不勤殆，子莫珪（避拓跋珪讳、改为廆）。莫珪遣弟屈云攻慕容廆，败归。又遣别部素延袭慕容廆于棘城，复败。时莫珪部众日强，自称单于，“塞外诸部咸畏惮之”。疆域不断扩大，西起濡东（今河北省滦河县东），东至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包括今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一带。即今内蒙古的赤峰市、开鲁县、敖汉旗、喀喇沁旗、翁牛特旗以及巴林左右旗之地，均为宇文部领地。初建牙于紫蒙川（今辽宁省朝阳市西北）。
莫珪死，子逊昵延（似即悉独官）立，曾于298年（元康八年），向拓跋部朝贡，取拓跋禄官长女为妻。自公元2世纪20年代开始，字文部、段部、慕容部之间争夺愈演愈烈。
319年（晋太兴二年），平州刺史崔毖自己认为是冀州望族，坐镇辽东，而北方士庶不归于己而归慕容廆，心颇不平，遂嗾使字文部、段部及高句丽联合攻廆。逊昵延率数十万众攻打棘城，他自恃众多，而防备松懈，被慕容廆子翰偷袭其营，遂大败，部众多为廆所俘。
逊昵延死，字文乞得归（或作乞得龟）嗣立，依附后赵石勒。325年（太宁三年），奉勒命，击辽东慕容廆。廆遣子皝出兵击之，乞得归屯保浇水（今西拉木伦河），皝又攻乞得归，乘胜长驱直入，占领柳城，“收资财亿计，徙部民数万户以归”。333年（咸和八年），乞得归为别部大人宇文逸豆归（又作宇文归，一说宇文泰先祖侯豆归）所逐，走死于外（一说被逸豆归所杀）。逸豆归自立。与慕容皝相攻，屡欲反攻柳城，并约辽西段部鲜卑南北夹击，皆未如愿。344年（建元二年）燕以2万骑伐宇文部，乞得归遣南罗城大涉夜干（一作涉奕于）率精兵应战，大败。燕兵乘胜北追，占领字文部的牙帐紫蒙川，乞得归远遁漠北，后奔高句丽（一说走死漠北），部众散亡。慕容皝悉收其畜产、资货，徙其部众5000余落（一说5万余落）于昌黎（今辽宁省义县）。
从此，宇文部众大都归慕容氏统辖，后属北魏拓跋鲜卑，北魏末，宇文泰势盛，专政西魏，子孙取代西魏建立北周。
第三节 拓跋鲜卑的兴起及建国
拓跋鲜卑，应包括建立代、魏的拓跋部，建立南凉的河西鲜卑秃发部等，而习惯上往往仅指北部鲜卑。
一、拓跋鲜卑的发源地及迁徒
拓跋氏初是鲜卑地处最东北的一支，亦称别部鲜卑。原居于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
1980年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侧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焘派李敞祭祖先时刊刻于石壁之上的祝文，全文19行，201字，内容与《魏书·礼志》一所载大致相同。但在石刻祝文中则保留了“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二十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如闻旧墟爰在彼方”、“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等文句。证实了可汗、可敦出于鲜卑，柔然称可汗、可贺敦源于拓跋部，其后突厥、回纥、蒙古等的称呼略同。嘎仙洞石室祝文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拓跋鲜卑的发祥地“大鲜卑山”就是在今阿里河附近的大兴安岭北段。
据《魏书·序纪》载，鲜卑之先“积六十七世”，至拓跋氏远祖成帝毛时（约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至1世纪前期左右，相当西汉武帝在位期间），为“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所谓“国”，当指氏族集团或部落；“大姓”，即指沃族或比氏族较小的家支。毛似是部落联盟的酋长，所称“皇帝”，为拓跋珪时追尊。毛下传五世而至宣帝拓跋推寅（约公元1世纪前期），正值东汉初年，北匈奴西迁，南匈奴保塞，拓跋鲜卑乘隙第一次南迁，至“大泽”，即今呼伦池（达赉湖）。由于地“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指沼泽地带），谋更南徙，未行而崩”。今发现的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完工和新巴尔虎右旗礼赉诺尔发现的古墓群，大约就是拓跋鲜卑南迁过程中的文化遗迹，表明拓跋鲜卑确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居住过。当时拓跋鲜卑还过着“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游牧生活，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
推寅后又经六世，至献皇帝邻时，一方面“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即纥骨氏、普氏、拔拔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俟亥氏，连同拓跋氏形成“鲜卑八国”，后邻又命叔父之胤为乙旃氏，疏属为车焜氏，形成帝室十姓；另一方面因呼伦池附近荒遐，不足以建都邑，再加上随着拓跋氏社会的发展，部落首领为掠夺财富，扩张势力，就必然向南扩展，遂准备第二次南移。由于年老体衰，乃以位授子圣武帝诘汾。诸汾遵命率众南迁，几经险阻，才到达匈奴故地，即今河套北部固阳阴山一带。这里水草丰美，树木繁茂，是牧猎的好场所，并接近了中原文化。由于两次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第二推寅邻命其子诘汾统领部众南迁时，约在公元160至170年之后，即东汉桓、灵二帝之际，当时正是檀石槐部落联盟强盛时期。有学者认为率领族人第二次迁徒的推寅，即是东汉檀石槐统辖的西部大人中的日律推演或律推演，而有的学者则持否定态度，认为无论是时间、地点或事迹都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拓跋鲜卑进入匈奴故地后，与留居故地的匈奴融合。拓跋力微时，在75个异姓部落中，属于匈奴的就有贺赖氏、须卜氏、丘林氏、破六韩氏、宿六斤氏等。匈奴部落加入拓跋鲜卑联盟后，与之杂居共处，相互通婚，逐渐被鲜卑化。据研究，“拓跋”的含义，乃是北人谓鲜卑父、胡（匈奴）母所生后代之意。《魏书·序纪》谈到力微是其父诘汾与匈奴故地之天女结合所生。实际上是给鲜卑与匈奴通婚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此后，有不少晋人和乌桓等部众也成为其“新民”。
始祖神元皇帝力微时（220—277年），拓跋鲜卑开始了第三次迁徒。拓跋诘汾长子秃发匹孤率众从塞北迁居河西。“秃发”或即“拓跋”之异译。由于拓跋部众还梳着辫子，故当时人又称之为“索头”鲜卑或“索虏”，以区别于剃去部分头发的其它鲜卑部。拓跋本支，从力微时起就游牧于上谷（治今河北省怀来县）以西，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一带。由于受西部鲜卑大人蒲头的袭击，部众离散，力微投依于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没鹿回部大人窦宾（纥豆陵宾）之下。与宾共攻西部，宾兵败失马，力微以已所乘骏马与之。宾感相助之恩，准其北居长川（今内蒙古兴和具一带）。经10余年经营，诸旧部民渐往归附。
248年（曹魏正始九年），杀窦宾子，并其众，诸部大人悉款服，势力增强，控弦之士达20余万。258年（甘露三年），力微在位第三十九年，从河套北部迁于汉定襄郡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是年四月，举行祭天大典，诸部君主皆往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召而戮之，使远近震慑，相继归附。在由部落贵族和扈从武士操纵的部落大会上，拓跋部正式取得了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力微也巩固了世袭的大酋长的地位。
同时，拓跋鲜卑在向西南发展过程中，对中原曹魏、西晋政权采取和好政策，亦是使拓跋鲜卑得以强盛的因素之一。力微与曹魏“聘问交市，往来不绝”。曹魏赠给拓跋氏金币缯絮，岁以万计。
261年（魏景元二年），力微还遣其子沙漠汗（文帝）至魏都洛阳“且观风土”，实为质子。接受汉人文化，穿着汉服，掌握弹丸等武艺。魏晋禅代，沙漠汗仍留质于晋，每次北归，晋均具礼护送。
二、代国兴亡及北魏的建立
从力微开始，拓跋部落这个民族共同体有了很大发展，蒙古草原各部落纷纷成为拓跋联盟的新成员。当时除了帝室十姓外，其它异姓诸部加入拓跋联盟的有75个（一说68姓）姓或部落成分。内入诸姓到北魏时，按照原来是否为部落大人和内入后的功绩，分化出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称为“勋臣八姓”。除本部外，四方诸部还有35姓（一说32姓）与拓跋部落经常发生朝贡关系，“凡此诸部，其渠长皆自统众”，只是与拓跋保持岁时朝贡，即政治上交聘或从属，经济上交换的关系。后随着北魏势力强大，兼并的部落日益增多，大都逐渐转为内入诸姓，变成编户齐民。
至295年（晋元廉五年），力微少子禄官统部时，仿匈奴旧制，分国人为中、东、西三部。禄官自为大酋，居上谷之北，濡源（今河北省东北部滦河上源）之西，东接字文部，为东部；以力微长子沙漠汗之子猗统领一部。居代郡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县东北）北，为中部；以猗弟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为西部。禄官继承父业、与晋通好，社会较为安定，“财畜富贵，控弦骑士四十余万”，牧地有所扩展。
298年（元康八年），乘宇文莫廆子逊昵延朝贡之机，将长女嫁之，以示结好。
304年（建武元年），应晋州刺史司马腾之请，与猗率部破匈奴汉王刘渊于西河（今山西省离石县）、上党（今山西省黎城县南）。
307年（永嘉元年）病卒，侄猗卢继位，总摄三部，成为塞北的一支强劲力量。
310年（永嘉四年），猗卢遣侄郁律率骑2万、助晋并州刺史刘琨大败白部鲜卑及铁弗匈奴。猗卢因功受封为大单于、代公，并求晋割让陉岭（今山西省代县西北句注山）以北的马邑、阴馆、楼烦、繁畴、崞五县，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乃徒10万户以充之，疆域扩大，势力益炽。
312年（六年），遣长子六修等为前锋，亲统20万众作为后继，击败匈奴汉国刘聪子粲于晋阳。
313年（建兴元年），以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为南都，并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小平城），令六修镇之，统领以晋人为多的南部。
315年（三年），受晋封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316年（四年），猗卢欲废长立幼，以少子延明为嗣，因与六修有隙，召征不至，遣军讨之失利，乃微服逃匿民间，寻为六修所弑。
拓跋郁律时（317—321年），击败入侵之铁弗匈奴刘虎，以女嫁来附之虎从弟路孤。进而向北部草原发展，“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士兵精强，雄于北方。拒绝前赵刘曜、后赵石勒的请和及东晋的封爵，而有“平南夏之意”。又数传至拓跋什翼犍。什翼犍曾为质子在后赵历10年之久，汉化较深，学会了不少中原的典章制度。
338年（东晋咸康四年），在繁畴（今山西省浑源县西南）北即代王位，年号建国，分国之半与弟孤。次年，“始置百官，分掌众职”，用代郡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其余官职及名号，多仿晋制。又制法律，定反逆、杀人、偷盗、乱伦之刑，史称“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自此，代初具国家规模。 340年（东晋咸康六年，代建国三年），定都于云中盛乐宫（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翌年，又于盛东敌城南8里筑盛乐新城，逐渐开始农业生产。曾多次进攻高车、铁弗匈奴刘卫辰等部，掠取奴隶和牧畜。“东自?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当时实际控制疆域大致跨有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和山西省北部。
376年（太元元年，建国三十九年），前秦苻坚应刘卫辰之请，发幽、冀、并三州兵30万，分数路会攻什翼犍，代国灭。
383年淝水之战后，前秦政权倾覆，慕容垂称帝于中山，建立后燕。386年（东晋太元十一年），什翼犍嫡孙、慕容垂外甥拓跋珪乘机召集旧部，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呼和浩特市东南）召开部落大会，并即代王位。同年四月，改称魏王，建元登国。
398年（天兴元年），正式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或后魏，迁都平城，改元天兴，即皇帝位，是为魏道武帝。
当时，北方形势极为复杂。北魏不仅面临柔然、高车、库莫奚以及后燕、西燕的威胁，而且还有企图拥立其叔窟咄的守旧势力。于是，拓跋珪首先击败窟咄，“悉收其众”，翦除内患。继而向外扩展。
387年（登国二年），拓跋珪率军大破其南边的独狐部，刘库仁之子刘显逃奔西燕。翌年，击败其东边西拉木伦河一带的库莫奚部，获杂畜十余万头；又破嫩江流域解如部，获男女、杂畜10余万。389年（四年），攻高车部落大破之。翌年，袭击高车袁纥部，获生口、马、牛、羊20余万；又讨纥突邻、纥奚、豆陈、贺兰、叱奴等部。六年，西讨黜弗部，北征柔然。又破刘卫辰部，共获名马30余万匹，牛羊400余万头。拓跋珪不仅获得了大量土地、虏获了大批战马和牛羊，而且还收降了不少部落，成为塞外一大强国。395年（十年），与慕容宝会战于参合陂，大破后燕军，俘获士卒4—5万，皆坑杀之。397年（皇始二年），乘慕容垂新死，亲勒六军40余万，进兵中原，先后攻取晋阳、中山、邺等名城重镇，拥有黄河以北之地，隔河与东晋相峙。
至423年（泰常八年），拓跋珪孙、拓跋嗣子焘继位后，凭借鲜卑骁勇的骑兵，四出征伐。428年（神?元年），俘夏主赫连氏，杀之，夏国灭。
436年（太延二年），攻占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燕冯氏灭。439年（五年），兵取凉州，俘北凉沮渠牧犍，收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城内户口20余万，及仓库珍宝无数。
442年（太平真君三年），收服西凉李嵩之孙李宝。并屡次出兵击败柔然、高车，获戎马百万匹，部众数10万落；又遣将袭吐谷浑，使慕利延败走白兰（今青海省黄河源西北）。同时，还采取镇抚兼施的策略，使西域诸族及东北契丹等族遣使朝贡。遂完成统一北方大业，结束了十六国割据局面。继而450年（十一年），率军10万南下进攻刘宋，经略江淮，围悬瓠（今河南省汝南县），直抵瓜步（今江苏省六合县东南）。后遭宋军顽强抵抗，掠淮南5万余户而返，辖区扩至淮河以南，形成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疆域东北起辽西，西至新疆东部，南达秦岭、淮河，北抵蒙古草原。
三、道武帝、孝文帝等的改革及拓跋鲜卑社会制度和经济生活的变化
拓跋鲜卑在进入中原前，基本上处在早期家长奴隶制阶段，以游牧业为主，各部落民在一定牧场上进行游牧；部落民对于部落大人或渠帅交纳一定的畜税及服兵役、徭役；八部和“内入诸部”的大人把一部分畜税再交给盟主。而四方诸部渠长与盟主则保持一种“岁时朝贡”的关系。至拓跋珪建立北魏后，逐渐向封建化过渡，并有相当一部分部落民开始了农业定居生活。
拓跋珪在建立北魏和进取中原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适应中原地区的需要，并促进鲜卑的封建化和向农业定居过渡。
首先，拓跋珪注意延揽人才，吸收汉族士人，制定朝廷典章制度，按照周秦以降中原王朝的规模，建立北魏朝廷。在保存汉人原来的社会制度和采用汉人原有的租税制度的同时，拓跋氏与汉族世家豪强也逐渐相互交融结合。
其次，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变部落民为国家编户。拓跋珪在386年（登国元年）四月，改称魏王后，即下令“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即解散原来参加联盟的四方或内入诸姓部落乃至帝室十姓部落，强迫各部落大人与其部民（牧民）脱离关系，使各部牧民不再成为各部大人的私属，而变成北魏国家的编户，分给土地，以从事农耕或进行定居牧放，不准随便迁徙。在击败后燕之后，于天兴初，第二次下令“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悉令造籍”。并实行“计口受田”的办法，使其逐渐从事农业，转向定居。离散的部落民，仍设大夫或别帅管辖。至457年（高宗太安三年）正月，以诸部护军各为太守，编户齐民才告完成。孝文学时三长制和均田制的推行，进一步促使部落组织解体，有利于拓跋鲜卑与汉民族等错居杂处，共同成长壮大。
再次，实行“计口受田”，“劝课农桑”，扩大屯田，减轻租赋，并徙民以充实京师，发展农业生产。
拓跋珪卒后，拓跋嗣继位仍沿袭封建化的方针，注意简贤任能，劝课农桑。413年（永兴五年），奚斤等破越勤信尼部落，徙2万余家而归，后将新降人置于大宁川（今河北省宣化县一带），给农器，计口受田。
北魏初期，经过“计口受田”及“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农业已成为北魏的社会经济基础，但畜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农业歉收时，还要靠畜牧业接济。国有牧场和私人枚场上的畜牧业都相当繁荣。除了八部牧民从事畜牧业外，还有被拓跋焘迁至漠南的高车、柔然降附之民，从事耕牧，岁致献贡；河西国有牧苑的牧子，养马200余万匹，驼骆100余万头，牛羊无数。此外，如契胡尔朱荣，在北秀容川（今山西省朔县西北一带）就有辽阔的私人牧场，“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讨，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裤军用”。北魏对于畿内及郊甸的农民，采取了封建性的田租户调的剥削方式。对于从事畜牧业的各族牧民，也采取封建性的剥削方法，如421年（明元帝泰常六年）二月，“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三月，“制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此外，还有一些力役之征，如筑城、建宫、造苑、运输、兵役等等皆是。
拓跋鲜卑所建立的北魏，经过近百年，至孝文帝元宏太和年间（471—490），在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冲击下，为了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巩固北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孝文帝及其祖母冯太后在代魏逐步汉化的基础上，大力改革，促进北魏进一步封建集权化，鲜卑人日益汉化。
第一，创颁“均田令”，改革租调力役制，初立三长制，推行百官俸给制，改定礼仪、官制、律令等，加速北魏在政治、经济上实现封建化进程。
485年（太和九年），下诏计口分配空芜土地。凡男年十五以上受露田40亩，女20亩。奴婢同样受田，丁牛1 头受田30亩，以4头为限，由于当时施行休耕法，授田一般是2—3倍。所授之田，不准买卖，年老免课及身亡，须还田于官。此外，初受田男子另给桑田20亩，作为世业，身终不还，可传子孙，不许买卖，但超过20亩者可卖其余，不足者可买，在缴纳麻布为“调”之地区，男授麻田10亩，女5亩，奴婢相同，年老身死，还田。新附民户，每3口加宅田1 亩，奴婢5口1 亩。桑田及宅地为世业、受田后不准迁徙。地方官按级给公田。均田制仅分配无主荒地，未触及地主原有土地。占有奴婢和耕牛的主人，还可按奴婢和牛数多得土地，与之相适应的田租户调制度规定一夫一妻之户，还可按奴婢和牛数多得土地。与之相适应的田租户调制度规定一夫一妻之户，岁出帛1 匹，粟2石，还有力役，而有奴婢8人或耕牛20头，才缴纳同额租调。因而均田制虽授给包括鲜卑人在内的各族农民以一定土地，但获益最多的是鲜卑贵族和中原的世家豪强。嗣后北齐、北周和隋唐皆沿此制，办法略有变更。继而又颁行三长制，即五家立1邻长，五邻立1里长，五里立1党长，校比户口，造户籍。以强化县以下地方组织，更严密地控制人口，限制人民逃亡。同时也是为了检括荫户，与豪强争夺人口，扩大征调赋税的对象，以增加封建王朝的财政收入。
均田制、三长制、租调制三种制度先后颁行，是相辅相成的，通过均田制将包括鲜卑人在内的诸族人民编制于土地上从事生产；通过租调制来剥削农民的剩余产品；通过三长制来检查户口，催督租调。从而进一步打破了原来的氏族部落组织，加速鲜卑的汉化和封建化。再加上483年（太和八年），百官俸给制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吏的贪赃在法，巧取豪夺。同时下诏放松对手工业者的控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减轻手工业者人身束缚的先例，凡此种种，对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增加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方面都起了一定作用。
第二，迁都洛阳，更便于吸收汉族封建文化，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
北魏原都于平城，地处偏北，为了避免柔然的直接攻袭，更好地与汉族地主联合，推行改革，加速封建化，以巩固北魏在中原的统治，孝文帝不顾部分鲜卑贵族的反对，493年（太和十六年）秋，毅然定计迁都洛阳。次年，南徒洛阳。495年（十九年），孝文帝又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使南迁之人永远定居下来，断绝北还之念。但为了照顾旧贵恋土之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
第三，禁鲜卑人着胡服、在朝廷上说鲜卑语，提倡改鲜卑姓为汉姓，定姓族，说汉语，著汉眼，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至495年（太和十九年），又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并云：“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汉语）。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言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渐习，风化可新。”孝文帝还大力提倡著汉服。
在语言、衣冠汉化的同时，孝文帝下诏定姓族，改鲜卑复姓为汉姓。“拓跋”二字，据《魏书·序纪》所载，拓跋氏为黄帝之后裔，而“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改拓跋氏为元氏，以继华夏正统自居。除帝室元氏及长孙、叔孙、奚氏等宗族诸姓及勋臣八姓（见前）之外，又根据各宗族祖宗的官位，分别列入姓或族，并为汉族豪强定姓族。主要目的是为了区别升降，以门第高低来品举人才，即所谓“班镜九流，清一朝轨”，以免“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实际上，就是保证鲜卑贵族的政治地位，逐渐与汉族世家合流，使胡、汉统治者在门阀制度下，进一步消除隔阂，加强联合，并结成姻戚。通过婚姻关系，不仅双方在政治上休戚相关，利害与共，而且使胡、汉在血统上凝为一体，以共同支持北魏的封建政权。
如上所述，道武帝、孝文帝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大力推行汉化，目的是为了使北魏政权进一步封建化，加强鲜卑贵族和汉族世家的融合，以巩固其统治。但通过均田制等的实施，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各项汉化措施，客观上推动了鲜卑本身的发展，也促进鲜卑等族与汉族的融合。
四、北魏末年各民族大起义和东西魏、北齐、北周的更替
鲜卑拓跋氏进入中原后，经北魏太祖拓跋珪和孝文帝元宏采取一系列措施，由原始社会末期奴隶制初期（一说是家长奴役制），迅速向封建制飞跃，几经破坏的北方社会经济也逐渐走向恢复。但由于北魏统治和剥削仍很苛重，对境内少数民族的压迫也极残酷，征兵无度，往往将少数民族充当民族仇杀、争权夺利的牺牲品，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北魏世宗（宣武帝元恪）以后，政治腐败，贵族官僚日益荒淫奢侈。宣武帝本人“好游骋苑囿”、“嬉戏无度”、“不亲视朝”。王公贵族腐化不堪，竟以豪侈相尚。“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夸”。同时，广建佛寺、石窟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贵族世家为了满足其骄奢腐朽的生活，除了经营田业、盐铁、舟车、山泽之利外，朝中权贵还卖官鬻爵，贿赂公行，“纳货用官，皆有定价”。而州郡刺史、太守更是“聚敛无极”，贪黩刻削人民，并用大斗长尺征调。再加上高利贷盘剥，均田制破坏，连年水旱饥荒，民不堪命，天下怨叛，从499—521年（太和末年至正光二年），20余年间，起义或反抗竟达26次之多，至524年（正光五年），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六镇起义。
北魏初都平城，为了拱卫京都，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柔然的威胁，拓跋焘时，“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囿，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并沿平城北边陆续设镇防守，自西向东有沃野（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东）、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县西南）、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怀荒（今河北省张北县北）六镇，此外还有御夷镇（今河北省赤城县北）及远在河套之西的高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薄骨律（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等军事重镇。六镇镇民来源，大都是：鲜卑拓跋部族成员，被迁徒的汉族及其它各民族（如敕勒、吐谷浑、杂胡、江淮诸蛮等）和徙边的罪犯。因而，使留居北镇的鲜卑拓跋部成员的地位逐渐下降，“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与迁洛的“本宗旧类”的“各各荣显”相比，他们丧失了特权，仕宦阻隔，被视同府户，为镇将奴役，“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工，节其食”。六镇府户和中原鲜卑贵族间的矛盾，镇内将官、奸吏与士兵的矛盾日益激化。六镇府兵处于中原贵族官僚和本镇将吏的双重压迫下，于是揭竿而起，拉开了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序幕。
除六镇破六韩拔陵的起义，关陇莫折念生和万俟丑奴的起义，河北杜洛周、鲜于修礼和葛荣的起义，山东邢杲的起义，山西稽胡的起义外，其它各小股的起义，史不胜书。既有北边少数民族的部落起义、牧民起义，又有中原各地的汉族起义，其势如燎原之火，几乎燃遍整个中国北方，使北魏王朝的统治受到了强烈冲击，分崩离析。东西魏的分裂，北齐、北周的出现，可以说是这次大起义的直接或间接后果。
随着北魏政权的衰落，地方势力抬头，在关中以东，自尔朱荣于530年（永安三年）为魏孝武帝所杀后，继之而起的是鲜卑化的汉人高欢和在关中的尔朱氏旧部贺拔岳及宇文泰。高欢灭尔朱氏后，自居于晋阳，遥控洛阳政权，魏帝元脩不甘充当傀儡，与高欢矛盾激化。534年（元熙三年），高欢调集20万大军，分道南下，七月，元脩放弃洛阳，率轻骑入关，投奔宇文泰。北魏12世，历148年而亡。高欢入洛阳，拥立元善见为帝（孝静帝），迁都邺城，史称东魏。是年冬末，宇文泰毒死元脩后，拥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史称西魏。
550年，高欢子高洋废东魏，建立北齐。北齐鲜卑化风气极盛，鲜卑贵族在朝廷仍占重要地位。
西魏大权掌握在丞相字文泰手中。泰知人善任，崇尚儒术，明达政事，擅长方略。历文帝、废帝、恭帝，执掌西魏军国实权20余年，其间，对外与东魏进行沙苑、洛阳、芒山等大战，并遣兵取蜀中，灭萧梁于江陵；对内重用关中汉人，依靠关陇地主集团支持，进行改革。西魏初，即命有司为二十四条新制，颁行之；后又采用苏绰制定的文案程式和计帐户籍之法，裁冗官，置屯田，而以苏绰所提《六条诏书》，即治心身、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为治国方针，推行均田制和赋役制，发展关陇农业，减轻农民负担；设六官、定十八命、罢门资，由朝廷任命刺史府官，以改革官吏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并收编关陇豪族武装，与原来统辖的以鲜卑为主的军团合成二十四军，正式建立了由八柱国分掌禁旅的府兵制度。府兵制是由兵牧合一的部落兵制发展而来的。初置十二军、以诸将分别统率，成员初大多为鲜卑人，后逐渐吸收关陇汉族豪强的地方武装，兵员日增，共组成二十四军，由六柱国分领，下设12大将军，24开府，48仪同，每1仪同领士兵1000人，六柱国合众48000人。军士由各级将领统率，另立户籍，与民户有别，平常牧耕，按规定自备弓刀，参加训练或作战，警昼巡夜。从而相对地提高士卒的身份地位，使六镇军人与关陇大族结合，形成关陇统治集团。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为宇文氏取代西魏，进而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556年（西魏恭帝三年）十月，宇文泰卒，第三子宇文觉继立。次年正月，逼恭帝逊位，觉称周天王，即帝位，史称北周。中经世宗明皇帝宇文毓，及至武帝宇文邕于560年（武成二年）即位后，广开言路，兼听纳谏，延揽人才。以武川镇将为核心，极力笼络关陇、山东、河东的汉族世家，加强中央集权。
572年（天和七年），在诛杀专断国政的堂兄大家宰宇文护后，进行改革。首先，尊儒毁佛，以儒家为正宗，尊儒学为国学。搜集儒家经典，广求儒生，宣扬儒家“王道”、“德政”，以实现大一统。
537年（建德二年）辨三教先后，以儒家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
574年（三年），针对寺院、僧侣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诏禁佛、道二教，毁经像，罢沙门、道士，令还俗为民，纳税服役，“使民役稍稀，祖调年增，兵师日盛”。其次，继续改进府兵制，罢中外府，大选诸军将帅，改军士为侍官，扩充府兵来源，广募汉族子弟等充之，除其县籍，归于兵籍，兵民分治，由皇帝直接控制，负有更番宿卫和作战御侮之责，并日益与均田制结合，由兵牧合一的部落兵向兵农合一的封建兵制转化。府兵达20万人左右，增加北周的军事力量。对外，周武帝北与突厥和亲，娶木杆可汗俟斤女为皇后，连兵伐齐。南与陈朝通好，约中分中国，使南陈进兵淮南，以牵制北齐。575年（建德四年），亲率北周军6万攻拔河阴（今河南省孟津县东），围金墉（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翌年，攻克晋州，乘机进取晋阳。577年（六年），攻邺，追俘北齐幼主于青州，灭北齐，统一北方，拥有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广大领域。下诏统一度量衡，制定《刑书要简》，力行均田制，释放杂户、奴婢为良。进而欲“平突厥、定江南”。578年（宣政元年）三月，遣军攻甫陈，夺淮南之地，擒南陈大将吴明彻，俘斩3万余人。五月，总戎北伐突厥，至云阳宫（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甘泉山上）因病还，卒于途。后继者或昏庸或年幼，大权落入外戚杨坚之手，581年（大定元年），杨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
无论是东部鲜卑，还是拓跋鲜卑及西部鲜卑，经过魏晋南北朝与汉族等错居杂处和通婚，大多被同化于汉族。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入隋、唐以后，拓跋鲜卑也最终完全被汉化。鲜卑等族的汉化，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族地主在政治上的进一步联合，崇尚儒学，采用汉制；内迁鲜卑诸部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农业经济，社会生产水平逐渐接近汉族；鲜卑语与汉语同时并用，而且汉语成为诸部的通用语言；夷夏观念逐渐淡薄，“居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生活习俗方面民族特点逐渐消失，通过杂居通婚，血统上溶为一体。
隋、唐以降，鲜卑作为政治和民族实体，虽已不复存在，但其后裔在两朝中均居于重要地位。隋、唐建国者杨、李二家是鲜卑化的汉人，其母、妻为汉化的鲜卑人。至于两朝的文武达官显宦，鲜卑为数不在少数，位至宰相的就有20余人，其他如尚书、侍郎、都督、刺史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有隋代筑造学家宇文恺、音韵学家陆法言、唐初名相长孙无忌、中唐文学家元结、诗人元稹，直至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等人。无怪乎元代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讽刺坚持“夷夏之分”的人时说：“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说明鲜卑贵族入居中原后，逐渐汉化，后裔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有所建树，对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历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节 西部鲜卑
西部鲜卑主要指河西鲜卑、陇西鲜卑，一说还包括源出于慕容鲜卑的吐谷浑（见后文）。河西鲜卑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金城黄河之西），包括今青海省惶水流域的鲜卑诸部，其中秃发鲜卑最强大，其它可考的部落有乙弗鲜卑（亦称卑和虏）、契翰（契汗、唾契汗）、折掘、意云鲜卑、鲜卑思磐部、车盖鲜卑、麦田鲜卑、北山鲜卑等。陇西鲜卑专指活动于今甘肃省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的鲜卑诸部，除以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外，有史可稽的尚有鲜卑鹿结部、莫侯部、吐赖部、勃寒部、匹兰部、密贵部、裕苟部、提伦部、越质部、豆留輢部、叱豆浑部、叠掘部、悦大坚部、仆浑部及大兜国等。河西鲜卑和陇西鲜卑之名始见于西晋末十六国初，部众大都是曹魏时迁至雍、凉之间，散居于河西、陇右，南凉、西秦盛时统辖之，后归属于北魏，最终多被同化于汉族之中。
一、河西秃发鲜卑
（一）秃发鲜卑迁入河西及树机能的反晋斗争
秃发鲜卑为拓跋鲜卑的一支，始祖与北魏同源。秃发匹孤时率众自塞北迁入河西，故亦称河西鲜卑。
220年（曹魏黄初元年），桔汾卒，次子元皇帝拓跋力微因母为“天女”，有神异，故得立为首领。而匹孤虽为长子不得继位，仅分得部分部众。由于争夺牧场等原因。约于219—256年间，由塞北阴山、河套一带，沿黄河两岸，顺贺兰山脉东麓南下，至河西、陇西以北，即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至宁夏回族自治区北部游牧。后于256—263年间（甘露元年至景元四年间），曹魏镇西将军邓艾都督陇右诸军事时，又迁秃发等部鲜卑数万人至河西陇右雍、凉二州之间，即今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一带，最后聚居于河西走廊东部及青海湖以东，与汉、羌等族杂居共处。主要游牧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即大致东起今甘肃省平凉县西北的牵屯山、靖远县北的麦田城，西至今青海湖东，南至今青海省贵德县，北接今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
秃发鲜卑自迁入雍、凉后，曹魏及西晋统治者以其与羌、胡相似，设“护羌校尉”监领之，各部仍自有部帅。但鲜卑等往往被征发为兵，或被掠沦为奴婢或佃客，同时还要缴纳赋税，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西晋初，终于爆发了以秃发树机能为首的西北诸民族反晋斗争。
269年（泰始五年），西晋为了镇压因灾荒而引起的骚乱，设置秦州，派遣“勇而无谋，强于自用”的胡烈担任秦州刺史，以镇抚河陇鲜卑。但胡烈一上任，即采取高压手段，致“失羌戎之和”，成为爆发反晋斗争的导火线，秃发树机能为寿阗孙，寿阗卒后，继统其部众，活动于安定、陇西一带，史称其“壮果多谋略”。
270年（六年）六月起事后，率众击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今甘肃省皋兰县东北黄河北岸），又拒击尚书石鉴进讨之师。陇右、河西其它诸民族纷纷响应。
271年（七年），联合北地胡攻金城，击杀凉州刺史牵弘于青山（今甘肃省环县西），后又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今甘肃省山丹县南）。及275年（泰始末至咸宁元年），秃发鲜卑的势力由凉州金城郡（治榆中县，今甘肃省榆中县西北黄河南岸）西北更向西发展。高昌以东的一些鲜卑部落也起而反抗晋朝统治。
279年（咸宁五年），树机能攻破凉州，占据主要城镇，阻断西晋与河西之交通，西晋朝廷大震，遣威武太守马隆统军攻之。树机能部碎跋韩、且万能等率众万余落归降，马隆又“前后诛杀及降附者以万计”。是年十二月，隆遣归降的率善戎设骨能等与树机能大战，树机能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杀。秃发部复降于西晋。
（二）秃发氏建立南凉及其盛衰
树机能反晋斗争虽然失败，但秃发鲜卑部落并没有因此而溃散。数传至秃发乌孤立，采取养民务农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礼俊贤，修政刑，对外“循结邻好”，不事争战。十余年间，秃发部在后凉东南广武一带势力渐盛。
394年（太元十九年，后凉麟嘉六年），后凉吕光“遣使署为假节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广武县侯”。次年，破乙弗、折掘等部，筑廉川堡（今青海省民和县西北）以居之。又陆续征服意云鲜卑等部。河西一带汉族豪门士族如广武人赵振等纷纷投奔乌孤，充当谋士，吕光见其日益壮大，遣使拜之为“广武郡公”。
396年（太元二十一年），吕光即天王位，改国号为大凉，遣使拜乌孤为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乌孤决意摆脱吕光控制，谢绝封爵。次年，自称大部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年号太初，建立政权，以弟秃发利鹿孤为骠骑将军，傉檀为车骑将军。继而治兵广武，攻取金城，败吕光将军窦苟于街亭（今甘肃省永登县乌鞘岭）。398年（太初二年），乘后凉衰弱，郭广黁、杨轨反吕氏之机，取得洪池岭南五郡（广武、西平、乐都、浇河、湟河）之地，改称武威王。399年（三年），徙都乐都（今青海省乐都县），专力经营河湟地区，并以利鹿孤镇安夷（治今青海省化隆县南），傉檀镇西平（治今西宁市西），叔素渥镇湟河（今化隆县南），族人分镇各地，又量才叙用汉、夷各族豪门及“杰俊之士”，使南凉政权得以逐渐完善和巩固。
是年（399）八月，乌孤因酒醉坠马受伤死，弟利鹿孤即武威王位，迁都西平，并遣记室监鞠梁明聘于段业，进一步加强与北凉联盟，以对付后凉，南凉开始兴盛。次年正月，改元建和，遣傉檀败后凉兵于三堆（今大通河南），并进围其都城姑臧。401年（建和二年），利鹿孤改称河西王。同年三月，败后凉吕隆军，徙2000余户而还。后又遣兵攻北凉临松，虏6000余户、沮渠蒙逊遣质请和，始还所掠，召军返。十二月，南凉攻围后凉姑臧，又攻昌松郡，执后凉太守孟祎。
402年（建和三年）三月，利鹿孤卒，弟傉檀立，更号为凉王，迁都乐都，改元弘昌，史称南凉。十月，傉檀攻后凉姑臧。十二月，后秦姚兴拜傉檀为车骑将军、广武公。
404年（弘昌三年），因后秦势盛，傉檀去年号，称臣于后秦。
408年（弘始十年），傉檀大败后秦军，复称凉王，改元嘉平，置百官。
414年（嘉平七年），南凉连年不收，上下饥窘，傉檀率军西击乙弗鲜卑，留太子武台（虎台）守乐都。西秦乞伏炽磐乘机袭取乐都，俘武台等及百姓万余迁于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西南），傉檀降西秦，年终被毒死，南凉亡。共历3主，18年。
（三）南凉亡后秃发鲜卑等的去向
南凉亡后，原秃发氏部人大部分为西秦所统治，后西秦为夏所灭，夏又亡于吐谷浑，西秦领域大部分入于吐谷浑，后又为北魏所占有。在陇西、河湟的乞伏、秃发鲜卑最终与北魏拓跋鲜卑同被汉化，至今在青海省西宁市还留存着秃发氏的后代。
秃发鲜卑的另一部分贵族和部民则投归了河西的北凉。如傉檀弟、南凉湟河太守文支、傉檀兄子樊尼等。而傉檀子保周、破羌（即源贺）等在南凉亡后，亦投奔北凉。后北凉亡于北魏，在河西的秃发氏皆归北魏统治，北魏封保周为张掖王，破羌为西平公等。源氏一族在北魏地位显赫，后裔贺乾曜曾相唐玄宗，已完全汉化，与汉官无别。
此外，《新唐书·吐蕃传上》载秃发樊尼后裔为吐蕃王族来源之一，云：“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应为侄），曰傉檀（应为弟）。傉檀嗣，为乞佛（伏）炽盘（磐）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守。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或谓秃发樊尼在北凉亡后，率部进入青海、甘南一带羌族聚居地，被同化于羌，形成党项中的拓跋氏。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究。
秃发鲜卑及其建立的南凉对河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利鹿孤和傉檀时，功课农桑，修筑和扩建城镇，使之成为河陇最为繁荣地区，从苑川至乐都、西平经扁都口至张掖的这段河西路的支线，曾招来了许多中外商人和僧人，在中亚陆路交通上起了一定作用。
二、陇西乞伏鲜卑
（一）乞伏鲜卑的来源和迁徙
乞伏鲜卑为陇西鲜卑最重要而又强大的一支，包括乞伏、斯引、出连、叱卢等部。原居于漠北，东汉中后期南迁至大阴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山脉）。乞伏（如弗）部原为鲜卑人，其余三部中的叱卢部，即高车十二姓中的吐卢氏。乞伏鲜卑是鲜卑与高车融合后的鲜卑部落。原居于今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南北朝时称高车），南下与鲜卑融合而成。西秦上层多有屋引氏、翟氏、叱卢氏等高车人可证。
乞伏等四部，南出大阴山后，住牧于河套北。265年左右（泰始初），乞伏国仁五世祖祐邻（拓邻）时率5000户，又南迁至夏（或夏缘，今河套南），部众稍盛，约5万。由此向西迁至乞伏山，即今贺兰山东北抵黄河的银川一带。后祐邻又率部向南迁徙，与居于高平川（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清水河流域）的鲜卑鹿结部（有众7万余落）“迭相攻击”，鹿结败后，南奔略阳（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南）。于是祐邻等居高平川，势力渐盛。
祐邻曾孙述延在位时，相当于十六国初前赵雄据中原、张轨初有河西之际，北方群雄割据，使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得以进一步发展。述延讨拥有2万余落的鲜卑莫侯部于苑川 （今甘肃省兰州市东，城址在榆中县东北），后迁于土地肥沃的苑川，为“龙马之沃土”。乞伏联盟增至10万余落，一落按5口计算，即有50余万人。同时，由于内部游牧经济的发展和受到邻近封建国家的影响，逐渐向国家政权过渡，建立了简单的官制。如述延“以叔父柯埿为师傅（相当于丞相），委以国政，斯引乌埿为左辅将军，镇蔡园川，出连高胡为右辅将军，镇至便川，叱卢那胡为率义将军。镇牵屯山”。各部落首领分镇一方，而统主（联盟首领）则一直为乞伏氏世袭。
（二）乞伏氏建立西秦及其盛衰
以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迁至苑川后，势力增强，据有苑川、勇士川（苑川东，今甘肃省榆中县大营川地区）、牵屯山（今甘肃省平凉市西北）一带。东晋咸和（326—334）年间，述延死，祁埿子傉大寒立。当时后赵势力已伸入秦陇，使乞伏傉大寒惧而北迁于麦田无孤山（今甘肃省靖远县北）。
傉大寒卒，子司繁立。前秦始皇（351—355）中迁于度坚山（今甘肃省靖远县西）。
371年（建元七年），秦将王统来攻，司繁率3万骑拒统于苑川。统潜袭度坚山，部民5万落悉降于统。司繁归降于前秦苻坚，被封为南单于，留之长安。又以司繁叔吐雷为勇士护军，抚其部众。至373年（建元九年），苻坚令司繁回镇勇士川。次年，前秦击灭前凉张氏，占有河西、陇右。是年，司繁卒，子国仁立。乞伏国仁继承父业，仍为前秦镇西将军，借前秦之威，逐渐发展自己的势力。
383年（建元十九年），苻坚一方面遣吕光征西域，另一方面又征集全国丁壮，南击东晋。以乞伏国仁为前将军，领先锋骑，淝水之战前夕，国仁叔步颓反于陇西，苻坚即遣国仁率军还击。国仁与其叔同谋，欲霸一方。不久，传来苻坚淝水大败的消息。国仁“招集诸部，有不附者，讨而并之，众至十余万”。385年（二十一年）九月，乞伏国仁即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改元建义。并分其地置武城、武阳、安固、武始、汉阳、天水、略阳、川、甘松、匡朋、白马、苑川十二郡，筑勇士城而都之。
388年（西秦建义四年），国仁卒，群臣以国仁子公府年幼，推国仁弟乾归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改元太初，“置百官，仿汉制”，逐渐使用陇右一些汉族豪强。并由勇士城迁都至金城（今兰州市西北），连续出兵降服邻近诸部，“于是秦、凉、鲜卑、羌、胡多附乾归”。疆域西至金城、苑川，东暨南安、平襄，北抵牵屯，南达枹罕。后枹罕虽为后凉吕光所夺，但西秦在东面的势力却有所发展。394年（太初七年），遣凉州牧乞伏轲弹、秦州牧乞伏益州、立州将军越质诘归率3万骑，击败前秦和仇池氏陇西王杨定4万联军，杀杨定及苻崇，斩首17000级，使乾归“尽有陇西、巴西之地”。十二月，乾归改河南王为秦王，史称西秦。中央置尚书省、门下省，进一步汉化。同时，保留大单于号，以便于统治境内众多其它民族；保存大将军号，便于掌握兵权。后屡与后凉发生战争，并联络南凉秃发氏以抗击后凉。又出兵击败南边的吐谷浑视署。
400年（西秦太初十三年）正月，乾归因所居金城南景门崩，还都苑川。五月，后秦姚兴与姚硕德统军5万，从南安峡（今甘肃省秦安县南）向西进攻西秦，乾归兵败，先降后凉，后南奔枹罕归后秦。西秦第一次灭国。至长安，姚兴署为“镇远将军、河州刺史、归义侯，复以其部众配之”。次年，遣乾归还镇苑川。409年（后秦弘治十一年）乾归以炽磐留守枹罕，自收众3万迁往度坚山（今甘肃省靖远县西），旋乘后秦内忧外患，逐渐衰弱之机，重新称秦王复国，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复本职。西秦先后与后秦、南凉、吐谷浑发生争战，并在攻占后将其民众迁于苑川、枹罕一带，以充实劳动力和兵员。
412年（更始四年）二月，乾归迁都谭郊（今甘肃省临夏市西北）。率骑2万败吐谷浑别统阿若干于赤水，又攻夺南凉三河郡。疆域东迄平襄、略阳，西至金城、白土，南抵层城、赤水，北达度坚山以北。
412年（更始四年）六月，乾归及其子10余人为国仁子乞伏公府所杀。驻府苑川的炽磐即帅文武及2万余户迁都枹罕，并击败公府，于八月袭位，改元永康，自称大将军、河南王。承父遗策，笼络陇右汉、羌等，重用汉族豪门、俊杰之士，巩固了政权。对外纵横捭阖，东征西讨，使西秦进入极盛时期。西秦的存在及兴盛，对于陇右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均具有重大意义。
414年（永康三年），炽磐出兵灭南凉，复称秦王。继又逐北凉沮渠氏势力出湟水流域，并不时向河西进攻，掳掠人口。在南部多次击败树洛干，攻取川，将势力伸入今四川省西部羌族之地，在东部扩展至上邦一带。
西秦的强盛并未能维持多久，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迅速走向衰亡。428年（建弘九年），炽磐卒，太子慕末即位，改元永弘。
431年（永弘四年），夏主赫连定杀乞伏慕末及其宗族500人，西秦亡。共历4主，47年。
（三）西秦亡后乞伏鲜卑的去向
431年（永弘四年），夏攻围南安（治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西秦王室乞伏慕末及宗族500余人出降，后均为赫连定所杀。还有一批乞伏族乞伏轲弹、乞伏千年等人投归北凉，跋跋、延祚等投归夏国，而昙达为羌人执送于夏。后夏国赫连定在渡黄河夺北凉河西之地时，为吐谷浑慕璝所灭，所率乞伏鲜卑等西秦降户及赫连部人皆为吐谷浑虏去。因而，乞伏鲜卑有一部分与吐谷浑融合，叶谷浑仆射就有乞伏触扳。后北魏灭北凉，占有河西之地，并逐吐谷浑出陇右，尽有黄河以北之地，散处于河陇地区的乞伏鲜卑为北魏所统治。乞伏氏及出连氏、叱卢氏等，均成为北魏的“内入诸姓”和“四方诸姓”。
原西秦贵族有许多人在北朝政府中任职，如北魏并州刺史乞伏佛成龙、金城伯乞伏凤、泾州刺史乞伏悦、沙州刺史、宁国伯乞伏宝，还有第一领民酋长乞伏周、乞伏纂等；东魏有齐州长史乞伏锐；北齐有骡骑将军乞伏保达；北周有大将军乞伏慧等。乞伏氏贵族在北魏时，籍贯大都改成金城或金城榆中、马邑等，与汉族士大夫、官僚无大区别。不论是在北朝作官为吏的上层，还是一般乞伏鲜卑人，后来大多被同化于汉族。
乞伏鲜卑及其建立的西秦，无论在对陇西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还是在促进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和沟通中西陆路交通方面，均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历史上乞伏鲜卑为建设和开发陇西地区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第五节 吐谷浑
一、吐谷浑的族称、迁徒和建国
吐谷浑又称吐浑、退浑，是我国西北的古代民族之一。原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先祖游牧于徒河青山（今辽宁省义县东北）。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即晋太康四年至十年（283—289年）左右，鲜卑单于涉归庶长子吐谷浑，因与以母贵继单于位的嫡弟若洛廆（慕容廆）不和以及开拓新牧场的需要，率所部1700户从辽东慕容鲜卑中分离出来，西迁到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
313年（西晋永嘉末）左右，又从阴山南下，经河套南，度陇山，至陇西之地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西北的罕原。以此为抿点，子孙相承，向南、北、西三面拓展，统治今甘肃省南部、四川省西北和青海省等地的氏、羌等族。
317年（东晋建武元年），吐谷浑卒，长子吐延嗣位。329年（咸和四年），吐延为昂城（今四川省阿坝境）羌酋姜聪所刺，临终时嘱长子叶延速保白兰（今青海省巴隆河流域布兰山，即柴达木盆地都兰县一带），以巩固其统治。叶延在沙州立总部，仿汉族帝王传统，以其祖吐谷浑之名为氏，“亦为国号”。初步形成了一套简单的管理国家的政治机构。从此，“吐谷浑”由人名转为姓氏、族名乃至国名。由于地处黄河之南，其首领受大夏、刘宋等封为河南王，故又被称为河南国。此外，西北诸民族又以“阿柴虏”或“阿赀虏”、“赀虏”等作为对吐谷浑部众的贱称。疆域东起洮水，西至白兰（今青海省都兰县、巴隆县一带），南抵昂城（今四川省阿坝境）、龙涸（今四川省松潘县），北达青海湖一带。最盛时辖地西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且末县；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毗邻。后期的政治中心在伏俟城（今青海湖西15里，共和县铁卜卡古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原为辽东鲜卑一支的吐谷浑逐渐与羌、氏、汉、匈奴、西域胡、高车等一些民族融合成为新的民族共同体。
二、吐谷浑的发展及与周邻诸民族之关系
在十六国、南北朝群雄割据、政权更迭的情况下，吐谷浑以数千之众立足于强悍的群羌之中，地贫力薄而能周旋于强国之间，延续整整3个世纪，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与吐谷浑统治者善于利用各种矛盾，比较明智地处理与周邻诸民族的关系分不开的。
吐谷浑统治的地区，原是羌族聚居之地，氏、羌为其主要部众。吐谷浑八代主阿豺（阿柴、阿犲）（417—426年在位）时，“兼并羌、氏，地方数千里，号为强国”。慕璝时（426—436年在位），“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可见，羌、氏之向背，直接影响到吐谷浑的盛衰。吐谷浑统治者除用武力加以制服，驱使羌民为其耕牧外，对羌族上层还采取笼络手段，羌人在吐谷浑政权中，官至高位的为数不少，如司马薄洛邻、长史钟恶地、司马乞宿地等，均成为吐谷浑政权中的砥柱。吐谷浑统治者正是联合羌族上层稳定境内统治，进而不断发展与周边诸民族的关系。
从吐延建立政权六传至阿豺，为吐谷浑逐渐发展阶段。其时，北部先后建有前凉、前秦、后凉、西秦、南凉、北凉、夏等政权，虽比吐谷浑要强大，但由于彼此之间争战不休，既无力吞并吐谷浑，又不甘于坐视吐谷浑壮大。其中西秦、后凉与吐谷浑邻近，曾向南扩张，占据了一些原属吐谷浑控制的浇西、涨川、甘松等郡。而吐谷浑根据自身的情况，除对西秦来攻作必要的回击外，采取了周旋于各对立政权之间，与各方都保持政治、经济交往的策略，以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371年（晋咸安元年，前秦建元七年），由于前秦势力向西发展，前燕灭亡，仇池降附，吐谷浑碎奚恐殃及己身，因而遣使献马5000匹、金银500斤于苻坚，坚封之为安远将军、川侯。当时对吐谷浑威胁最大的是西秦，为了确保北境的安宁，碎奚子视连在位时（376—390年），被迫向西秦称臣纳贡。此时吐谷浑的政治中心已由川（今甘肃省甫西倾山东北）西移至沙州（今青海省贵德、贵南两县一带）。西秦一方面多次遣兵击败吐谷浑，限制其向北面发展；另一方面又对吐谷浑统治者封王赐爵，“拜视连沙州牧、白兰王”，以示笼络。吐谷浑对西秦时而称臣纳贡，时而兵戎相见。
视连死后，子视署继位。史称视署“性英果，有雄略”，大力吸收汉文化，“司马、博士皆用儒生”。拒绝西秦乞伏乾归遣使封其为“使持节、都督龙涸已西诸军事、沙州牧、白兰王”的称号。398年（东晋隆安二年），为乞伏益州率军所败，退保白兰，遣使认罪，以子宕岂为质，乾归妻以宗女。
400年（隆安四年），视黑卒，弟乌纥提继立。
405年（义熙元年），为乾归所败，亡走南凉，死。视署子树洛干立，少年英武，率残部数千家保于莫河川（地在今甘肃省西倾山东北），“自称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化行所部，众庶乐业，号为戊寅可汗，沙杂种莫不归附”。不仅从西秦手中收得川之地，而且击败南凉太子秃发虎台（武台），夺回浇河重地。
417年。义熙十三年），乞伏炽磐率军大败树洛干及其弟阿豺，树洛干退保白兰，愤而发疾卒。
阿豺继立，自号骠骑将军、沙州刺史。并乘西秦与北凉不断战争之机，夺回沙州、浇河旧地，继而向西北扩展到弱水（今甘肃省张掖河）南，向南扩展至龙涸、平康（今四川省黑水县芦苑镇北）。
419年（东晋元熙元年），乞伏炽磐遣军击败弱水南吐谷浑别部觅地，阿豺遂于421年（永初二年），遣使降于西秦。为了抵抗来自北边西秦的威胁，遣使至刘宋，欲联宋抗秦。426年（北魏始光三年）阿豺病卒，从弟慕璝立，与北凉卢水胡沮渠蒙逊、夏国铁弗匈奴赫连定及刘宋联合，共同以抗西秦。
431年（神?四年），赫连定灭西秦，旋为慕璝击溃被擒。通过一系列争战，吐谷浑不仅占有西秦大部分故地，大大扩展了统治区域，东北达陇西一带，拥有沙州全部，河州、秦州大部分及凉州的一小部分，而且还获得了西秦、夏两国的大量人口和财物，乞伏氏、赫连氏后成为吐谷浑统治集团的组成部分。从而进入强盛时期，并与南北朝建立了密切联系，遣使往来，接受封爵，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中经慕利延、拾寅、度易侯，至伏连筹时（490—529年），成为吐谷浑鼎盛时期。史称：“伏连筹内修职贡，外并戎狄，塞表之中，号为强富。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称制诸国，以自夸大。”吐谷浑的势力西达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部，控制了鄯善、且末一带。疆域：“东至垒（叠）川，西邻于阗，北接高昌，东北通秦岭，方千余里”。
吐谷浑除与南北朝遣使往还外，由于地处中西交通要道，与柔然与西域诸民族也发生密切联系。在南北对峙的情况下，柔然与西域诸民族正是经青海路、河南道与南朝交往的。吐谷浑充当了中亚陆路交通的中介人、向导和翻译，为丝绸之路的畅通、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促进了本民族自身的发展。
三、隋唐及其以后的吐谷浑
吐谷浑自伏连筹卒后，汗位更迭频繁。591年（隋开皇十一年），夸吕死，子世伏立。596年（十六年），娶隋宗室女光化公主。次年，吐谷浑国内大乱，国人杀世伏，立其弟伏允为可汗，依“兄死妻嫂”之俗，仍尚光化公主。隋炀帝继位后，曾两次征讨吐谷浑，伏允逃往党项。隋军占领吐谷浑领地，吐谷浑政权暂亡。隋在吐谷浑地区设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四郡，发天下轻罪徒居之，大兴屯田。大业末，伏允乘隋内乱尽复故土，并对突厥表示名义上的臣属关系。
从619年（武德二年）至634年（贞观八年），吐谷浑与唐朝：一方面不断遣使至长安，交往密切，并在承风戍（今青海省贵德县北千户庄一带）等地互市；另一方面又乘唐政权初立之机，频繁扰犯唐西边。635年（贞观九年），伏允被唐将李靖击败，西奔至突伦碛（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与于阗县之间），为左右所杀。从此，吐谷浑分成东西两部：西部以鄯善为中心，由伏允次子达延芒波结率领，后降附吐蕃；东部由伏允长子慕容顺继位，居伏俟城，杀权臣天柱王，降唐。唐以其为西平郡王，趉胡吕乌甘豆可汗，旋为部下所杀。唐又抚顺子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勤）豆可汗，从此，吐谷浑用唐历，奉唐国号，并遣子弟入侍，成为唐属国，637年（十一年），诺曷钵向唐献牛羊15000头，640年（十四年），唐大宗以宗室女弘化公主妻诺曷钵，双方结成甥舅之国。后唐高宗封之为驸马都尉。
吐蕃兴起后，向甘、青地区扩张。
633年（唐龙朔三年），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叛归吐蕃，吐蕃举兵灭吐谷浑，诺曷钵率领残部投唐凉州。但仍有一部分吐谷浑人留居故地，为吐蕃所灭，成为吐蕃属国，须入贡纳税。666年（乾封元年），唐封诺曷钵为青海国王。
672年（咸亨三年），徙其众于灵州，置安乐州，以诺曷钵为刺史。子孙仍世袭青海国王之号，直至贞元（785—804年）时而亡。
唐肃宗（756—762年）时，吐蕃占据安乐等州，吐谷浑再迁往朔方（治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南白城子）和河东（治今山西省蒲县），部众分散，被称作吐浑、退浑。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后，吐谷浑人居住在湟水和大通河流域，依险屯聚自保。五代时，吐谷浑族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河西、黄河河套南北、山西等地。曾附属于沙陀李氏、后晋石氏。天福初，契丹得燕云十六州后，吐谷浑人附属于契丹，辽设有吐谷浑国王府，并有退欲德、白可久等属部，还多次下令，禁止境内吐谷浑部鬻马于北宋、西夏。12世纪后，部分河东吐谷浑人返回甘、青故地，与湟水流域之吐谷浑人会聚。后多融合于汉族或其它民族之中。元朝时，吐谷浑一名不见于史，而故地出现有西宁州土人，一说与今天土族有渊源关系。
四、吐谷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习俗
（一）政治制度
吐谷浑西迁青海后，逐步确定了部落酋长世袭制，酋长称可汗，有时也称大单于。吐谷浑首领可汗早在西迁前就已出现。据《魏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从辽东向西迁阴山之时，慕容廆遣长史乙那楼等追其返回。乙那楼称吐谷浑为“可汗”，“可汗”乃“官家”或一个部落酋长之意。传至树洛干时称“戊寅可汗”，即指部落酋长而言。及至夸吕称可汗，也许受柔然等影响，可汗为最高首领之称，可汗妻称“恪尊”（音同可敦，皇后）。可汗以下，设丞相、王、公、仆射、尚书、侍郎、郎中、别驾等官。可汗直接统辖青海湖地区；其余各地由可汗分封的子弟或其它诸族首领管理。吐谷浑军队编制和其它游牧民族相同，与部落氏族紧密相连，战士平时放牧牲畜，为部落民；一旦战事发生或戍卫需要，上马为战士。其“兵器有弓、刀、甲、矟”。
吐谷浑的刑罚简略，杀人及盗马者死，其余则征物以赎罪，也有处罚杖刑的。判死刑者，以毡蒙头，从高处用石击死。盗马者与杀人者同判死刑，吐谷浑对马匹的重视，也说明吐谷浑私有财产（主要是牲畜）已有较大发展，受到法律保护。国家也征收赋税，史称“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充用焉”。即需要时向富室、商人抽税，以充国用。
（二）社会经济
吐谷浑初期，过的是游牧生活。《南齐书·河南传》称“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室，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晋书·吐谷浑传》亦称吵谷浑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后期拾寅时，“乃用书契，起城池，筑宫殿，其小王并立宅”。吐谷浑先后所筑的城郭有西强城、浇河城、曼头城、洪和城、伏俟城、吐谷浑城、树敦城、贺真城、鸣鹤城、镇念城、三角城等。其中伏俟城为吐谷浑都城，遗址在今青海省共和县境内铁卜卡古城。吐谷浑统治者在其辖区内还下令开辟道路，建筑桥梁，《沙州记》载：“吐谷浑于河（黄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垒石作基阶，节节相次，大木从横，更镇压，两边俱平，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桥在清水川东。”历史上著名的河厉桥，一说即大母桥，在临津城附近，过河即白土城（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东南），处于南北、东西交通要冲。
吐谷浑地处青海高原，对发展畜牧业而言，自然条件不如北方的蒙古草原，但吐谷浑人善于利用河川、湖泊周围和山谷等地带，从事畜牧业生产。马、牦牛、羊、驼数量很多。养马业尤为发达，良马中有“龙种”马、“青海骢”、蜀马，曾大量输入内地。青海骢产于青海湖一带，系以中亚波斯的马种与当地的种马交配而成。“土出辇牛、马、骡，多鹦鹉”，亦产蜀马，体小，耐高寒，善走山地。吐谷浑经常向北魏贡献牦牛和蜀马。“众好射猎，以肉酪为粮”。
吐谷浑虽以畜牧业为主，但仍兼营农业。史称：“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主要依靠河湟地区羌民及汉人兼营农业，尤以土地肥美的浇河一带农业较发达。洪和郡（治今甘肃省临潭县东新城）民俗“食麦衣皮”，与其它吐谷浑地区以“肉酪为粮”不同。说明农业在洪和等地区有相当发展。
吐谷浑的手工业较为发达，主要有采掘、冶炼、制造兵器及金银制作等。史称吐谷浑“饶铜、铁、朱砂”，白兰山“土出黄金、铜、铁”。冶炼工业比较发达。吐谷浑曾向北周“献犀甲、铁铠”，向南梁“献金装马脑钟二口”等等。金银器皿有一部分来自西城，也有一部分可能为吐谷浑人自己制作。
吐谷浑地处中西陆路交通要道，商业甚为发达。商队曾东至长江和黄河下游，西达波斯，南抵吐蕃、天竺。
（三）风俗与文化
关于吐谷浑的风俗习惯，《魏书》、《北史》、《宋书》、《周书》、《南齐书》、《梁书》有关的传记略同。
服饰《魏书·吐谷浑传》称：“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幂为冠，亦以缯为帽”。即男子“通服长裙”、“著小袖，小口袴，大头长裙帽”，与北方汉族“长帽短靴，合袴袄子”略同。罗幂，是加在帽上遮住脸容的幂面，骑马可避风沙。《魏书·吐谷浑传》还特别提及可汗的服饰，称“夸吕椎髻毦珠，以皂为帽，坐金狮子床”，即将头发挽于顶上成椎形，戴黑色帽。
吐谷浑妇女一般着“裙襦”，与内地汉族妇女相似。但发式上有所不同，史称“妇人皆贯珠贝，束发，以多为贵”，束发，即辫发。或云“披发为辫”，“以金花为首饰，辫发索后，缀以珠贝”。可汗妻恪尊（可敦）则“衣织成裙，披锦大袍，辫发于后，首戴金花冠”。具有北方游牧民族妇女穿戴之遗风。
婚姻史称“富家厚出聘财，贫人窃女而去”。说明吐谷浑内部贫富分化已很显著，但仍留有原始抢婚之遗俗。同时盛行收继婚，即“父卒，妻其庶母；兄亡，妻其诸嫂”）视署死后，弟乌纥堤娶兄妻念氏，世伏死，弟伏允依俗继尚隋光化公主等等即是明证。
丧葬吐谷浑人死后，“皆埋殡”，即行土葬，“丧有服制，葬讫而除”。与鲜卑旧俗大致相同。
语言文字吏称吐谷浑“颇识文字”，或“颇识书记”，“乃用书契”等等。文字很可能是指汉文，故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卷五指出：“其国有文字，况同魏。”《南齐书·河南传》载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尝求星书，朝议不给”。可见吐谷浑上层精通汉族语言文字，一般部众则通用鲜卑语。由于吐谷浑组成族属较复杂，境内既有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及突厥语族，又有汉藏语系羌藏语族及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不少吐谷浑人兼通汉语、嚈哒语和鲜卑语。见于史册的鲜卑语有可汗、恪尊、阿干（兄）、处（是）、莫贺（父）、五期（王）等。
音乐与游牧经济及善于养马有联系，音乐大都是“马上之声”。隋唐所谓“北狄乐”中，就有吐谷浑的“马上乐”，归鼓吹署所辖。唐时“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矩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喻也”。说明隋唐鼓乐中有吐谷浑一部，原为十六国以来的鲜卑歌。其马上乐传入内地，吐谷浑之舞马，也开了唐玄宗训练舞马的先河。
宗教信仰吐谷浑人初崇尚原始巫术，遇事占卜，祭把山川、日月。至慕利延后期，受周围诸民族影响，逐渐信奉佛教。世子琼对从西域返回的高僧慧览极为敬崇，“遣使并资财，令于蜀（成都）立左军寺。览即居之”。拾寅时，“国内有佛法”。514年（梁天监十三年），“表于益州（今成都市），立九层佛寺，诏许焉”。540年（大同六年），夸吕可汗又遣使至梁，“求释迦像并经论十四条，敕付像并制旨涅梁、般若、金光明讲疏一百三卷”。说明佛教传入除西域一路外，尚有南朝佛法的传入。
华夏民族 匈 奴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的重要游牧民族，其诞生的历史摇篮，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大青山一带，是我国第一个建立起奴隶制国家的边疆民族。从其出现于政治历史舞台起，至其消失，前后共经历了近700年，在中国民族史上曾演出过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对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以及汉族的历史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是北方边疆各民族的先民，而且也是汉族先民的成员之一。匈奴的历史，是中国民族历史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第一节 匈奴的来源与兴起
匈奴一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篇》、《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名称由来，据多数学者认为，即鬼方、混夷、獯鬻、荤粥、猃狁、胡等的异译。《史记·匈奴列传》：“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集解》引晋的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又引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周礼·考工记》“胡无弓车”；郑玄注“今匈奴”。《吕览·审为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高诱注：“狄人猃狁，今之匈奴也。”“匈奴”原义，直译汉意为“人”，或“群众”、“居民”、“土民”，义为“天帝之子”，“它起源于原始时期对天神的信仰”。《汉书·匈奴传》记述匈奴单于致汉帝的书信中就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据王国维考证，“匈奴”二字急读为“胡”。而“胡”一词在匈奴人心目中，也以为即“天之骄子也”。所谓“南有大汉，北有强胡”，便是佐证。
匈奴族源，从其名称由来便可看出，他们与殷周以来的鬼方、獯鬻、荤粥、猃狁、胡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但不等于说，前者是后者的翻版，而是说，匈奴族是在上述诸族的基础上，吸收周围各族人民发展起来的。著名民族史专家冯家昇在《匈奴民族及其文化》一文中，曾列举匈奴异名32种，计有鬼方、鬼戎、魃方、方、畏夷、隗国、混夷、混戎、犬戎、玁允、獯鬻、荤粥、荤质等诸名目，虽不完全是确指同一族体，但与匈奴族有关则似无可非议。在匈奴共同体中，见诸记载的就有休屠（屠各）、字文、独孤、贺赖、羌渠等部。其下，还有众多氏族，如挛鞮氏（虚连题氏）、呼延氏（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乔氏、当于氏、韩氏、栗籍氏、沮渠氏等诸姓。因此，完全可以说，它是由戎、狄、胡多种民族成分组成的“民族共同体”。
据现有史料记载及考古发掘证实，匈奴族早在公元前7、8世纪时就已生息和繁衍在中国北方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氏族和部落联盟了。匈奴人最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后始逐步移居漠北。所属各氏族和部落，“自有君长”，“各分散居溪谷”，彼此间并没有永久性的盟约关系，只是根据共同的利害关系随时聚合离散。《史记·匈奴列传》云：“自淳维（传说为匈奴人始祖）以至于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即是当时社会现实的概括反映。
生活在原始氏族制度下，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配，共同享受，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也没有压迫。氏族部落，既是从事畜牧、狩猎生产的组织，同时又是作战的基本单位。每一氏族成员，“力能弯弓，尽为甲骑”。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为战士。
匈奴人的氏族组织，最初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但随着战争的频繁，财富的增加，私有制关系在氏族内部的发展，宗族性质的组织便逐步被打破。氏族中除本族成员外，还渗入了大量的外民族人口，如东胡人、西嗕人、月氏人、楼烦人、白羊人、浑庾人、屈射人、丁令人、鬲昆人、薪犁人、乌孙人、西域人、羌人、汉人等。其中有的为氏族成员所共有，有的为各个家庭所私有，充当奴隶；也有少数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后被吸收为氏族成员。于是，随着氏族财富的增长，势力也不断扩大。氏族组织因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一定的维系作用，有利于唤起共同的感情，故其外壳在相当长时期内，仍一直被保存着。
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人已进入铁器时代，不仅能用铁制作刀、剑、镞等兵器，还能制作铁镰、铁铧、铁马嚼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并学会冶铁和铸铁。铁器的生产和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匈奴人的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随着岁月的流逝，贫富之间的差别也愈益明显，终于促使氏族制度全面趋于瓦解。从蒙古国发掘出属于公元前3—2世纪的匈奴墓葬中，在陪葬品极为丰富的大墓旁边，分布着陪葬品贫乏的小墓的事实，就是当时贫富悬殊及阶级对立的生动反映。
铁器的使用，使匈奴人的军事实力得到相应加强。刘向《说苑》记载，在公元前4世纪末期，匈奴的铁骑，经常驰驱于“楼烦（今山西省宁武县一带）之下”。旋又逐步推进，将势力扩至“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边境，并不时给燕、赵二国以威胁。公元前265年（赵孝成王元年），匈奴骑兵为赵将李牧击败，但不久又卷土重来。直至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赢政派遣蒙恬将兵北击，略取其“河南地”（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自是，匈奴众始“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但至秦末，却又乘机“度河南”，逐渐傍近秦塞。足见其势力当时已相当强盛。
匈奴的兴起，是匈奴国家的创立者头曼统治的结果，《史记·匈奴传》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说明头曼是首称单于者。另据《汉书·匈奴传》，单于姓挛鞮氏，匈奴人称之为“撑犁孤涂单于”。所谓“撑犁”，意谓“天”；“孤涂”，意谓“子”：“单于”，意谓“广大”。“撑犁孤涂单于”，直译即“天之子”，意谓“天宇之下的伟大首领”。充分反映了氏族部落制度已完全为国家所取代，而氏族部落首领也已转变为国家至高无上的领袖的事实。不言而喻，头曼统治时期的匈奴社会，正是原始社会趋向瓦解，奴隶制度形成的时代。因而国家机构的建立，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它是匈奴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头曼统治时，匈奴虽然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势力，但由于旧的所有制关系还没有完全消失，而新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又很不完善，加上“东胡强而月氏盛”，中原地区又处于强大的秦王朝统治之下，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匈奴势力一直被局限在阴山至河套以北一带。及冒顿继位后，始有较大发展，并迅速走向鼎盛。
第二节 匈奴的鼎盛及衰落
冒顿是头曼长子，初被质于月氏。头曼爱其异母弟，曾阴谋借月氏之手杀之。冒顿得悉，盗取月氏善马逃回。他的英勇行动，使头曼受到感动，遂授之为“万骑长”。冒顿为洗雪前耻，刻苦练习骑射，严格训练士卒，于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杀死头曼，自立为单于。
冒顿雄心勃勃，取得政权后，首先着手巩固内部，“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接着，乘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之机，开疆拓土，扩大牧地，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收秦前所夺匈奴地。又积极整顿内部，对国家机构进行全面的调整与改革，于匈奴中部地区建立“单于庭”，管辖代郡（今河北省蔚县一带）、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直北方向广大地区，并规定把军政和对外权力由单于掌握，卑于由左、右骨都侯辅政。骨都侯由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等异姓贵族担任。呼衍氏居左，兰氏和须卜氏居右，主断狱讼，将已裁决案件禀报单于。无文书簿领、记录诸事。单于以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左、右贤王是地方最高长官。俗尚左，左贤王地位和权力均高于右贤王，通常由太子充任。左、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俱置庭于驻牧地。左贤王庭管辖匈奴东部，位于汉上谷郡（今河北省怀来县一带）直北方向；右贤王庭管辖匈奴西部，位于汉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县一带）以西地区，与月氏和氏、羌相接。自单于、左右贤王，直至大当户，分别统军，指挥作战。其余各级官吏，也是各大小军事首长。除单于外，各级长官，大者统万骑，小者数千，共24万骑；每万骑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都尉、当户、且渠等各依部众多少以区分权力大小和地位高下，形成强有力的统治网络。
为了强化统治，冒顿还根据匈奴族传统，规定每年正月，各部首领小会于单于庭，举行春祭；五月，大会龙城，祭祀祖先、天地、鬼神；八月，大会滞林，课校人畜。又实行保护私有财产措施，禁止偷盗，严厉申明“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推行奖励攻战办法，宣布“斩首虏赐一巵酒”，并将所得卤获归本人所有，得人“为奴婢”，使“人人自为趣利”。
上述诸措施，为新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的巩固提供了有利条件，因而势力不断增强，不久又北服浑庾、屈射、丁令、鬲昆、薪犁诸族；率精骑围刘邦于白登，迫献宗室女与之和亲、答允开放“关市”、结为兄弟、定以长城为界；西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傍26国；控地东尽辽河，西达葱岭，北至贝加尔湖，南抵长城，将“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皆以为匈奴”，从而结束了中国北部边疆各民族长期不相统属的分散状态，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是以匈奴贵族大臣皆帖服，“以冒顿为贤”。
公元前174年（汉文帝前元6年），冒顿病卒。子老上单于（稽粥）、孙军臣单于（前161—126）相继嗣位。在老上和军臣统治时期，因继续奉行冒顿时制定的政策，仍与汉“约和亲”；又似中行说为师，学会计算和登记方法，实施计课人口和牲畜，故其政治、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仍比较稳定。但是，随着统治阶级的不断对外用兵、内部权力斗争的加剧，以及匈、汉关系的恶化，势力逐步减弱。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军臣单于死，其弟伊稚斜单于继位。军臣单于太子於丹耻屈其下，逃奔于汉。汉封之为陟安侯。伊稚斜单于因怨汉收纳放丹，屡遣兵至代郡、雁门、定襄、上郡等地寇掠。而有贤王又以汉略其“河南地”，也屡将兵侵袭汉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南）。时汉方强盛，兵精将广，遂决定出兵反击，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元朔五年），汉使卫青、苏建、李沮、公孙贺等将兵10余万人击右贤王，右贤王败，损失男女15000余人，裨王10余人，牲畜“数千百万”。次年，汉复乘胜发兵出定襄北征。双方发生鏖战。汉军虽取得了斩杀19000千余人的战绩，但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所率3000余骑，几乎全军覆没。赵信被迫投降匈奴。
赵信原是匈奴人，后因投奔汉朝，被封为翕侯。伊稚斜单于得到赵信后，以其在汉军久，熟悉汉地军情，遂封之为“自次王”，又妻以己姊，企图利用他共同对付汉军。赵信教伊稚斜离开阴山地区，徙居漠北，以诱疲汉兵。接着，于次年又发兵侵犯上谷。时汉正亟欲摧毁匈奴贵族势力，故于公元前121年（武帝元狩二年），又令骠骑将军霍去病、合骑侯公孙敖、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分别自陇西、北地、右北平出击。霍去病于焉支山、居延、祁连等地与浑邪王、休屠王军相遇，大败其众，俘斩38000余人，又擒获单桓、酋涂王、稽沮王、单于阏氏、王母、王子、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百数十人。伊稚斜怒，欲召诛浑邪王和休屠王。浑邪王、休屠王惧，谋共归附于汉。但不久休屠王后悔，浑邪王将其杀死，将众4万余人降汉。汉封之为瀑阴侯，置其众于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设“五属国”。 伊稚斜单于遭此连续打击，更加恼怒，于前120年（武帝元狩三年）各遣兵数万，分道进攻右北平和定襄。次年（前119年，武帝元狩四年），汉令卫青、霍去病分别领5万骑北越沙漠出击。伊稚斜遵照赵信计谋，置精兵于漠北，以逸待劳。卫青出定襄千余里，与单于兵相遇。汉军以武刚车环阵结营，纵兵5000击单于。时值日暮，飞沙扬尘，汉军遂横张两翼合围。单于见汉兵精马壮，自度不能胜，率亲随数百名溃围遁。汉军追杀200余里，直抵真颜山赵信城（位于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麓）而返。霍去病则自代郡出塞，奔驰2000余里，与左贤王接战，亦获全胜，击杀7万余人，封狼居胥山（约在今克什克腾旗西北），禅于姑衍（山）（约在狼居胥山附近），登临瀚海（一说指令蒙古高原东北呼伦湖与贝尔湖，一说指杭爱山）而返。
经过这次失败，匈奴势力从此退出河套及其以西一带。史称“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
匈奴人由于远离水草茂盛的阴山地区，畜牧业生产发展从此受到严重限制。而汉王朝利用夺得的“匈奴左地”，令原为其附属的乌桓族（原住于辽河流域及老哈河一带）徒居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为汉侦匈奴动静；又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大宛，以公主妻乌孙昆莫（王），拆散匈奴与乌孙的联盟；复于浑邪王故地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切断其与羌族的交通。于是匈奴势力日削。
公元前114年（汉元鼎三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单于（前114—105）、孙乌师庐单于（前105—102）相继立。乌师庐年少，“好杀伐，国人多不安”。其左大都尉使人潜告汉，阴谋将乌师庐杀死。汉遣因杅将军公孙敖筑塞外受降城（故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后旗东）备应援。汉帝以其地距匈奴远，遣浞野侯赵破奴将2万骑出朔方郡西北2000里，约期至浚稽山（今蒙古国南部鄂洛克泊南）候动静。事将发而被发觉，左大都尉被杀，破奴为其左方兵击败被擒，全军没入匈奴。乌师庐不久死，子年幼，季父右贤王呴犁湖继立。但呴犁湖在位仅一年又死，匈奴贵族立其弟且鞮侯为单于（前101—96）。
且鞮侯单于初立时，因恐汉兵乘机进袭，将从前所拘汉使路充国等人释归，企图与汉和解。汉为缓和彼此关系，令中郎将苏武携带大量财物馈单于。时值浑邪王姊子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事泄，牵连苏武。单于使卫律治其事。苏武引刀自杀，卫律召巫医救治，徒于北海（今贝加尔湖）。会贰师将军李广利破大宛回师，威震西域，西域诸国多遣使献贡。汉因欲藉其势慑服匈奴，于公元前99年（武帝天汉二年）遣广利将兵3万出酒泉击右贤王。广利虽获斩杀万余人的战果，却险遭活捉，为配合广利出征的骑都尉李陵则被击败而投降匈奴。汉帝不甘，于前77年（武帝天汉二年），复使广利领骑兵6万、步兵10万出朔方，令游击将军韩说将步骑3万出五原，公孙敖将步骑4万出雁门，企图重振骠骑将军霍去病雄威。且鞮侯单于袭用伊稚斜故技，移辎重于余吾水（今蒙古国土拉河）北，自统兵10万列阵水南，以待汉军。双方战10余日，不分胜负。但战争结束后不久，且鞮侯单于即病死，子狐鹿姑单于继其位。
狐鹿姑单于在位（前96—85）时，匈奴内部由于奴隶制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已日趋腐败，而内部矛盾最初是由单于为传位己子废左贤王合法继承人先贤掸为日逐王引起；继之，又因单于母阏氏以其异母弟左大都尉贤为族人所重，恐单于不立己子而立左大都尉，派人杀之，致使左大都尉同母兄拒绝按时前往会盟。及单于将死时，却又嘱诸贵人立其弟右谷蠡王继为单于。而卫律及其妻颛渠阏氏则于其死后矫令更立左谷蠡王。公元前85年（汉昭帝始元二年），左谷蠡王在卫律等支持下继位，称壶衍鞮单于。左贤王和右谷蠡王极为愤慨，阴谋投附汉朝，但恐不能达到目的，遂谋胁卢屠王共走乌孙。卢屠王不从，告知单于。单于使人验问。右谷蠡王不服，反嫁罪于卢屠王，致使二王俱离开旧游牧地，不往龙城会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不断加剧，给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发展带来了巨大障碍。
早在狐鹿姑单于时，匈奴贵族因连年征战，就渴望与汉朝恢复和亲。后因单于拘留汉使，及壶衍鞮单于继位，“母阏氏不正、国内乖离”，常恐汉兵乘机往袭。于是采用卫律建议，“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以防汉军突然袭击。旋因听说“胡人不能守城”又中止，改与汉通好，并释苏武、马宏等归。不久，又发左、右部2万骑掠汉塞。兵败，瓯脱王与西祁王被俘。因惧瓯脱王导汉军追击，率众走西北。
公元前78年（汉昭帝无风三年），右贤王、犁汙王将兵4000骑分道侵日勒（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屋兰（今山丹县西北）、番和（今甘肃省永昌县境），为汉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击败，犁汗王为属国千长义渠王部下射死。次年，单于发兵3000余进犯五原，杀略数千人；继遣数万骑傍汉塞围猎，攻袭亭障。时乌桓渐强，派人掘前“单于冢墓”。壶衍鞮单于怒，发兵2万驰击。汉授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欲随后跟踪堵截。会匈奴已收兵，明友遂乘乌桓新败，挥师蹴之，斩杀6000余人。匈奴贵族惊惧，不敢出兵，遣使往乌孙，阴谋索汉解忧公主，又连发兵侵掠乌孙，夺其车延、恶师之地，公主及昆弥求汉出兵救援。
乌孙是汉朝在西域的重要盟邦，公元前2世纪末期就与汉朝“结为昆弟”。因此保乌孙就是保西域。公元前71年（汉宣帝本始三年），汉朝统治阶级遣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蒲类将军赵充国等分别领兵出塞，偕乌孙对匈奴进行夹击。匈奴人民闻汉兵至，纷纷远徙。汉兵因未按预定期限到达目的地，校尉常惠乃与乌孙合兵击右谷蠡王庭。俘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公主）、名王、犁汗都尉、千长、将以下39000余人，牛、羊、马、驼、驴、骡等70余万头。单于怨怒，于当年冬自统兵击乌孙，颇有俘获。但当要返回时，恰值天气骤冷，突降大雪，深丈余，人畜多冻死。于是丁灵乘势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给壶衍鞮单于以沉重打击。
公元68年（汉宣帝地节二年），壶衍鞮单于死，其弟左贤王继位，称虚闾权渠单于（前68—60）。虚闾权渠由于不满颛渠阏氏擅权，废黜之。颛渠阏氏父左大且渠怀怨。会第二年灾荒，人民、畜产死者无数，遂发两屯人众各万骑往防汉兵，致使阶级矛盾又迅速尖锐化，附属各部落俱纷起反抗。西嗕部乘机叛附汉，而西域各国则相约攻取直接受其庇护的车师国，俘其王及人众。汉朝为联合西域各国与匈奴奴隶主贵族相抗衡，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熹将兵至渠犁一带屯田，命郑吉为护鄯善以西使者，使匈奴势力进一步受削弱。
第三节 匈奴国家的分裂和衰亡
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虚闾权渠单于病死，郝宿王刑未央召诸王议立嗣。颛渠阏氏因前与右贤王屠耆堂私通，遂与弟左大且渠都隆奇密谋，擅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
握衍朐鞮单于屠耆堂性酷虐，即单于位后，重用颛渠阏氏弟都隆奇，尽诛虚闾权渠时用事大臣刑未央等，又贬斥前单于子弟近亲。虚闾权渠子稽侯珊被迫投附妻父乌禅幕。日逐王先贤掸与单于有隙，将众数万骑归附于汉。汉封之为归德侯。单于立从兄薄胥堂为日逐王，欲杀先贤掸两弟。乌禅幕谏阻之，不听。旋左奥鞬王死，单于自立幼子为王，留于单于庭。奥鞬贵人不从，拥立奥鞬子为王，东向游牧。握衍朐鞮单于遣右丞相将万骑往追，被击败。以其滥施杀伐，暴虐无道，族人多不服其号令。其太子、左贤王因数谗左地贵人，也深为左地贵人所怨。公元前58年（汉宣帝神爵四年），以东边姑夕王受乌桓进攻，略有损失，握衍朐鞮怒。姑夕王俱，与乌禅幕、左地贵人拥立稽侯珊为呼韩邪单于，发左地兵4—5万人，往攻握衍朐鞮。握衍朐鞮败走，请援于右贤王。右贤王怨其残虐，不理。握衍朐鞮惭愤自杀，部众尽归呼韩邪单于。
呼韩邪虽然据有握衍朐鞮部众，攫取统治全匈奴的权力，但由于不注意分清敌友，即位后不久，社会便陷入动乱状态，出现“五单于”争立的混乱局面，从而成为匈奴族走向分裂的重要转折点。
史载呼韩邪在迫使握衍朐鞮单于自杀后，即收兵返回单于庭，令“罢兵使各归故地”。又将流落为民的兄弟呼屠吾斯立为左谷蠡王，嗾右地贵人往杀右贤王。右贤王闻之，便与前单于亲信都隆奇等共议立日逐王薄胥堂为屠耆单于，发兵攻呼韩邪。呼韩邪败走，屠耆单于夺取单于庭，立长子都涂吾西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楼头为右谷蠡王。屠耆单于在统治地位获得初步巩固后，即于次年早秋令先贤掸兄右奥鞬王与乌藉都尉各将2万骑屯东方，备御呼韩邪。时居住于西北地区的呼揭王与唯犁当户，欲构陷右贤王（握衍胸鞮弟），捏称他谋为乌藉单于。屠耆单于不审虚实，杀之。后知其冤，又杀唯犁当户，呼揭王惧而叛，自立为乌揭单于。右奥鞬王得报，自立为车犁单于。而乌藉都尉亦称乌藉单于。屠耆堂为讨平叛乱，使都隆奇击乌藉单于，亲统兵进击车犁单于，乌藉、车犁败，奔窜于西北地区，谋与乌揭单于会合，约共尊车犁为单于。屠耆单于遣左大将、都尉统兵拒呼韩邪，自率军击车犁。车犁单于败，远遁。
公元前56年（汉宣帝五凤二年），呼韩邪单于遣弟右谷蠡王等将兵击屠耆单于屯兵，杀略万余人。屠耆单于得报，统兵6万骑击呼韩邪。兵败自杀。都隆奇与屠耆单于少子姑瞀楼头投奔汉朝，而车犁单于亦东返降于呼韩邪。呼韩邪左大将乌厉屈与父呼遫累乌厉温敦，见内乱迭起，又率众降汉。不久，季陵子复立乌藉都尉为单于，屠耆单于从弟休旬王于西部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单于兄呼屠吾斯于东部自称郅支骨都侯单于。呼韩邪单于击杀乌藉都尉后返回单于庭。但闰振单于与郅支单于又互相攻杀。公元前54年，那支单于击杀闰振单于，尽有其众，发兵攻呼韩邪。呼韩邪败走，单于庭为郅支所据。
为了摆脱危局，左伊秩訾王建议呼韩邪“称臣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单于近臣极力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匈奴人之所以能显威名于世，全赖“马上战斗为国”，是壮士所为；“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子孙常长诸国”；若“臣事于汉”，则“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针对诸大臣们的鼓譟，左伊秩訾王根据当时的形势指出：“强弱有时，今汉方盛，乌孙城郭诸国皆为臣妾。自且鞮侯单于以来，匈奴日削，不能取复，虽屈强于此，未尝一日安也。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计何以过此”。据理力争。终于使呼韩邪单于采纳其建议，引众傍近汉塞，并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公元前51年（汉甘露三年），又亲至长安朝觐汉宣帝刘询。刘询授予玺绶、冠带、黄金、锦绣、缯絮等物，使驻漠南光禄塞（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北），又拨运米谷34000斛供食用。呼韩邪单于附汉，是匈奴历史上的一件重大事件。既是匈奴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汉、匈关系发展的结果。它不仅宣告了匈、汉两大民族战争状态的结束，并代之以匈、汉合作的新局面，打破自“三代”以降“胡、越不与受正朔”的旧传统，开辟了北方民族政权接受统治中原王朝领导的先例，与此同时，还促进了塞北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加强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与内聚力，并为尔后的进一步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呼韩邪单于附汉时，郅支单于为取得汉朝的支持与帮助，亦遣子驹于利受入侍汉廷，并不时令人至长安贡献。汉朝虽待以厚礼，但每次赏赐俱薄于呼韩邪单于。
郅支初以为呼韩邪降汉，兵弱不能再归单于庭，遂引众西向，谋攻夺定右地。不料屠耆单于弟已居其地，自立为伊利目单于。那支并有其众。后自度无力统一匈奴，率众继续西徙，企图与乌孙昆弥乌就屠联合。乌就屠见呼韩邪附汉，杀其使，发兵佯往迎。郅支知觉，勒兵破其众。复乘势败乌揭、坚昆、丁令三国、建庭于坚昆。
郅支自以距汉地远，又怨汉助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44年（汉元帝初元五年），困辱汉使者江乃始等，复索还侍子，杀汉使司马谷吉。后知呼韩邪势渐强，率众西迁康居（今哈萨克斯坦联邦东南部一带）。中道适天气骤寒，人多冻死。及至康居，仅存3000人。康居王时欲倚之以威胁邻国，招为婿。郅支于是借康居兵，数击乌孙，深入赤谷城（今伊塞克湖南面伊什提克），杀略人民，驱掠牲畜。公元前36年（汉元帝建昭三年），为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所击杀。
呼韩邪单于获悉郅支被杀，既喜且惧。公元前33年（汉元帝竟宁元年），又至长安朝觐汉元帝刘奭，请“婿汉氏以自亲”。刘奭以后宫女王嬉（字昭君）赐单于。单于号王嬉为宁胡阏氏，并表示愿保上谷至敦煌一带边塞。但仅过两年，单于病死。尔后，其子复株累若鞮单于（雕陶莫皋，前31—20年），搜谐若鞮单于（且糜胥，前20—12年）、车牙若鞮单于（且莫车，前12—8年）、乌珠留若鞮单于（囊知牙斯，前8—公元13年）、乌累若鞮单于（咸，公元13—18年）等相继嗣位。
在复株累若鞮单于等统治期间，因各单于都恪守“传国与弟”“约令”，又能与汉朝保持较密切的和平友好关系，因此，其政治、经济一般都比较稳定。只是在王莽篡汉（公元9—21年）后，由于实行歧视压迫匈奴政策，并从中进行挑拨离间，致使表面平静而实际存在的矛盾又不断加剧。
公元18年（新莽天凤五年）乌累若鞮单于死，其弟舆继立，称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他性贪婪，又刚愎自用，掌权后，为了改变兄终弟及的传位制度为父子继承制，便废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斯承袭左贤王位，复杀知牙斯。于是引起了右奥鞬王比的不满，乃出怨言：“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当立；以子言之，我前单于长子，我当立”。单于知比不服，心怀疑贰，遣两骨都侯监领比所部官兵。公元46年（东汉建武二十二年），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死，子左贤王乌达鞮侯立。又死，其弟左贤王继之，称蒲奴单于。右奥鞬王比因不得立，怨恨交加。时值匈奴“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蒲奴单于畏汉伺其隙，遣使至渔阳求和亲。比于是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向西河太守求内附。事为两骨都侯知觉，劝单于于五月龙城会盟时杀比。比惊惧，集所辖南边8部众4—5万人谋杀两骨都侯。两骨都侯知信，奔告单于。单于发兵驰击。后因见比兵众多，未敢妄动。比知难以继续共事，于公元48年（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在8部大人拥戴下，袭用其祖稽侯珊号，称呼韩邪单于，并于当年款五原塞（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示“愿永为蕃蔽”。公元50年（建武二十六年），复遣子入侍。东汉政府仿照西汉对待稽侯珊旧例，颁给黄金质玺绶、冠带、衣服、车马、黄金、锦绣、缯絮等物；又米糒25000斛，牛羊36000头接济。此外，又于五原塞西80里，为之建立单于庭，旋徒云中。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
南匈奴的内附，既是匈奴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因为自公元18年以后，呼韩邪单于比一直驻牧于匈奴南边，所领八部牧民，长期析居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上谷等郡地，受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颇深，因而要求与汉族人民和好的愿望也较强烈。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一种进步现象。
南、北匈奴的分裂，使匈奴势力再次受到削弱，并成为其走向衰微的新的转折点。
匈奴二部，虽然分居大漠南北，但纷争并未因此中止。为了争夺地盘，扩张势力，彼此之间仍不时互伺嫌隙，控弦抗戈。公元50年冬，呼韩邪单于因五骨都侯叛乱，为蒲奴单于击败，徒居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西北），汉使中郎将段彬及副校尉王郁为之卫护。南单于（呼韩邪单于）令韩氏骨都侯屯北地郡，右贤王驻朔方郡，当于骨都侯戍五原，呼衍骨都侯守云中，郎氏骨都侯、左南将军、栗籍骨都侯分别屯定襄、雁门和代郡，各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北单于（蒲奴单于）惧，将部分被俘汉人送还，复数遣使请和亲。汉从司徒掾班彪计议，依照从前待呼韩邪稽侯珊、那支单于行事。
公元56年（东汉中元元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比死。丘浮尤鞮单于（莫，公元56—57年）、伊伐於虑鞮单于（汗，公元57—59年）、醞僮尸逐侯鞮单于（适，公元59—63年）、丘除车林鞮单于（苏，公元63年）、湖邪尸逐侯鞮单于（长，公元63—85年）等相继嗣位。“时北匈奴犹盛”，不时出兵犯汉塞，汉廷每以为忧。会北单于请“合市”，致和亲，汉廷令越骑司马郑众往使。南匈奴须卜骨都侯知汉与北匈奴通款，谋往附。汉察其情状，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又遣副校尉来苗等屯五原曼柏，骑都尉秦彭将兵屯美稷。不久，北匈奴果遣骑2000谋迎骨都侯。因见汉兵严备，始退走。但此后又经常出没于汉边郡一带。
东汉王朝为维护北部边境安宁，公元73年（东汉永平十六年）发缘边兵分道北征。南单于遣左贤王信随太仆祭彤等出朔方高阙击皋林温禺犊王；窦固、耿忠出酒泉击呼衍王；耿秉、秦彭出张掖、居延击句林王；来苗、文穆出平城塞（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北击。但除窦固一路外，余俱无功而还。北匈奴众纷纷远徙。公元76年，皋林温禺犊王率众返居涿涂山（今蒙古国满达勒戈壁附近），南单于率轻骑偕乌桓及缘边兵出击，杀数百人，降三四千人。
北匈奴统治集团由于经常对外掠夺，部分人众逐渐产生厌战情绪，并想摆脱其羁绊南下附汉，经上述两次战役后，遂不时有人从中脱出南投。例如公元83年至五原塞的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38000人，公元85年陆续进塞的车利、涿兵等“七十三辈”内附，就是明证。由于逃亡人数不断增加，势力受到严重削弱，被奴役的各族人民乘机奋起反抗，蒲奴单于内外交困，被迫率众远徒。
公元87年（东汉章和元年）；鲜卑进入匈奴左地击北匈奴，斩优留单于，“北庭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58部、20万人分别至云中、五原、朔方、北地郡投附东汉。会南匈奴休兰尸逐侯鞮单于屯屠何（公元89—93年）不久立，上书东汉王朝，请“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东汉王朝允其请，命窦宪为车骑将军，执金吾耿秉为副将军，合南单于兵北击。双方鏖战于稽落山（今蒙古国乌布苏泊）等地。北匈奴败，被杀万余人，20余万人降附。公元90年，屯屠何复请出塞。左谷蠡王师子率左、右部8000骑出鸡鹿塞，再次败北单于，斩杀8000人。窦宪以北单于微弱，欲乘势灭之，于公元91年又令耿夔出居延，围北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破其众。北单于被迫逃奔康居（后复西徙，与从前西迁的匈奴人会合）。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为单于，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以下数千人至蒲类海，请内附于汉。汉令耿夔颁给印绶，使中郎将任尚持节卫护屯伊吾，值窦宪罹罪被诛，故放除鞬旋又叛去。汉遣长史王辅与任尚击杀之，灭其众。北匈奴亡，地为鲜卑所据，余众10余万落皆自号为鲜卑。
在北匈奴走向衰落时，南匈奴由于得到东汉的支持，接纳了北匈奴部分降众，故史称其“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六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政治危机也日趋严重。
公元93年（东汉和帝永元五年），南单于屯屠何死，前单于伊屠於闾鞮单于宣弟安国立。安国初为左贤王，“无称誉”。左谷蠡王师子“勇黠多知”，向为单于宣及屯屠何器重，数将兵出塞，屡有建树。既为族人推重，亦颇得汉帝宠遇。安国心常怀妒忌，曾阴谋偕北匈奴降众袭杀之。师子觉察，徙居于五原附近一带驻牧，不往单于庭会盟。时使匈奴中郎将杜崇与安国不睦，崇乃偕度辽将军朱徽集西河郡等兵讨之。安国畏惧，其舅喜为惧祸及己，遂杀安国，立师子为亭独尸逐侯鞮单于。
师子初立时，北匈奴降众即有五六百人来袭，为汉安集椽王恬等击败。北匈奴降众15部20余万人胁屯屠何子奥鞬日逐王逢侯为单于，杀略吏民。焚烧邮亭庐帐，谋渡漠北。为汉朝光禄勋邓鸿、护羌校尉任尚及师子等兵击败，部众分解为左、右两部。左部屯朔方西北，右部驻涿涂山下，相距数百里。旋左部复自相猜疑，叛而降汉，逢侯所领右部则由于鲜卑进攻，加上饥饿困迫，多为鲜卑所并，只有少部分归附于东汉。
公元98年（东汉永元十年）师子死后，万氏尸逐鞮单于檀、乌稽侯尸逐鞮单于拔、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先后嗣位。在檀、拔、休利等统治期间，因东汉政治黑暗，政局动荡，民变不断发生，起义农民劫官府，攻城略邑，居住于边境的氏、羌等族人民也不时聚众反抗。在各族人民反抗斗争影响下，140年（东汉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也聚众暴动，引兵进攻西河郡，并诱右贤王合兵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度辽将军马续与中郎将梁并破之。吾斯聚集亡叛，继续驰驱于边塞。中郎将陈龟以单于休利不能制部众，“外顺内畔，促令自杀”。吾斯等怒，立车纽为单于，引乌桓、羌胡等数万攻破京兆虎牙营，侵掠并、凉、幽、冀四州。中郎将张耽将兵败之，车纽被迫降，吾斯与薁鞮台香、且渠伯德等继续进行顽强斗争。东汉虑战火日炽，于公元143年扶立久居于洛阳的南匈奴贵族兜楼储为单于，使人将其护送南单于庭，又令马寔继续围攻吾斯。马皇先募人杀吾斯，然后乘势出击，败之。乌桓70余万人相继降。暴动以失败告终。
公元147年（东汉建元元年），兜楼储死，伊陵尸逐就单于居车儿继位。居车儿对东汉虽极忠诚，但为人平庸，少威望。155年（东汉永寿元年），左薁鞮台耆、且渠伯德等7000人再度暴动，攻略美稷、安定等地，为属国都尉张奂击破。公元158年，南匈奴休屠各部与乌桓、鲜卑又举行暴动，亦以失败告终。
居车儿在位25年。其子孙屠特若尸逐就单于、呼徵单于、羌渠单于相继立。羌渠单于在位时，由于东汉统治阶级更加腐朽，各地农民起义已风起云涌，而地方势力也纷纷割地自雄。公元187年（东汉中平四年），前中山大守张纯联合乌桓进攻青、徐、幽、冀四州，自称弥天安定王。东汉命单于遣兵助幽州牧刘虞往讨。羌渠令左贤王将兵出征。匈奴人民恐单于“发兵无已”，右部落遂与屠各部联合，杀羌渠。
羌渠单于被杀后，子右贤王於扶罗立，称持至尸逐侯单于。於扶罗继位时，因反叛者惧其报杀父之仇，别立须卜骨都侯为单于。放扶罗怒，谋亲往洛阳请东汉帮助，适值汉灵帝刘宏病逝，局势混乱，遂被迫率数千骑与农民起义军的中一支——白波军结合，进攻河南（今河南省黄河以北一带）、太原（今山西省南部一带）。时各地封建主为了对付起义军，纷纷结营自保。放扶罗在战争中遭受很大损失。为保存实力，旋决定退兵返回单于庭，但遭驱逐。他在河东郡平阳县驻了一段时间后，又卷入袁绍和袁术等的割据斗争之中。
须卜骨都侯立一年而死，单于庭虚其位，以氏族首领权行其事。公元194年，於扶罗亦死，弟呼厨泉继为单于。扶罗子刘豹为左贤王。据传刘豹即是4世纪初年建立“汉”国的刘渊之父。
呼厨泉是南匈奴最后的一位单于，掌权后，曾多次受到鲜卑的袭击。公元216年，呼厨泉投靠曹操。曹操为了削弱势力，分其众为5部，每部选尊贵者为帅，别令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令左部居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省汾阳东南）、右部居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东南）、南部居蒲子县（今山西省隰县）、北部居新兴县（今山西省忻县）、中部居大陵县（今山西省文水县东北）。匈奴部落组织虽然名义上虽还被继续保存着，但权力却已全部落入曹魏政权的手中，单于只是徒有虚名的称号，南匈奴国家政权亡。
第四节 4至5世纪的匈奴
公元3世纪初期，由于社会危机的发展，东汉王朝内部经过军阀混战，最后形成了魏、蜀、吴三个封建割据集团，历史上称之为“三国”。三国之间，为了扩充地盘，掠夺财富，又进行了长期战争。3世纪中期，吴、蜀二国先后为魏吞并，而魏国政权实际上已掌握在司马氏手中。公元265年（魏咸熙二年），司马炎废曹矣，建立晋朝，史称“西晋”。
西晋建立初期，虽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恢复的措施，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但由于司马氏政权是一个以士族门阀集团为核心的封建政权，其贪婪、荒淫、奢侈和残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阶级，故此后不久，社会又再度陷入危机，并导致了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促使西晋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趋于白热化。各族人民被迫离乡背井，纷纷流亡，形成大规模的流民浪潮。西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顾广大流民的死活，勒令他们返回本土，终于激起了广大流民的反抗，形成波澜壮阔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在中原地区政治、经济的影响下，当时迁居塞内的匈奴人也发生很大变化。除南匈奴外，又先后分解出屠各胡、临松卢水胡、铁弗匈奴三个重要分支集团。屠各胡与南匈奴散居于今甘肃、陕西、山西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一带，其中以居住于山西省的部分为最多、最强。两部分匈奴人，在公元4世纪前30年间，曾联合在今山西和陕西二省建立“汉—前赵”政权。“临松卢水胡”居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与青海省之间，5世纪前期于河西一带建立“北凉”。“铁弗匈奴”是鲜卑人与匈奴人融合后产生的一个分支群体，原居于今内蒙古河套一带，5世纪初年，在今陕北一带建立“大夏”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