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color=#ffffcc][color=#660000][size=2]明思宗，名朱由检(公元1611～1644年)，明光宗朱常洛第5子，明熹宗朱由校弟。熹宗死后继位。在位17年，李自成造反军攻破北京后自缢，终年34岁，葬于思陵(今北京市十三陵)。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李白成起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北京城。朱由检咬破手指写了一道给李自成的血书，说自己所以有今天，都是被臣下所误，现在死了也无脸到地下见祖宗，只有取下皇冠，披发遮面，任你们分割尸身，只是不要去伤害百姓。他将血书藏入衣襟，登上煤山，自缢于寿皇亭。 [/size][/color][/backcolor][backcolor=#ffffcc][color=#660000][size=2][/size][/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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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的境遇
崇祯即位之初，这个16岁的少年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收拾了魏忠贤。民间欢呼不已，称颂他为“圣人出”《五人墓碑记》，然而明朝庞大的文臣集团对君权的限制，使这个末代帝王无能为力。他的一生在不断的为了国家奋斗，也在不断的与文臣集团对抗挣扎。而这批文臣，也是历史上最无耻的文臣。他们毫不介意飞快的投降。李自成或者满清都可以是主人，也都见识了他们的丑态。
在用人方面，崇祯启用了好谈边事的袁崇焕。这件事可以说为明朝灭亡敲响了不幸的钟声。然而崇祯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不会知道袁崇焕会做出什么事来。对于他来说，帝国留下太多浑身污点的臣子，他只能扒拉着选用了。
袁崇焕抗高第命使觉华岛数万军民被杀。又两次抗旨卖粮食给为后金带路的蒙古部落。袁崇焕修筑锦州，使明朝的财政不堪重负。而私杀毛文龙，又使后金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绕路入塞。最终导致了后金兵临北京城下的结局。
清乾隆时期，反清复明的声音在民间仍然没有停止消亡过。乾隆的御用文人编造出明朝杀袁崇焕是中了反间计的谣言，影响极广。但真正的事实从来不怕辩论，这些年历史研究已经有了揭开真相的呼声。网络的普及使历史研究不再是某些人为某些目的服务的专利。
但崇祯不一样。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却说的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所以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了。这样的国家接了手，已无机会可言。
崇祯的品行
即使是对明朝大肆污蔑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他兢兢业业，勤勉勤俭。崇祯下旨停江南织造，自己用的器物都是木头铁器。他把全部的内帑都用来充当军饷，他宠爱的田妃墓葬里的金银器都是铜铁，万年灯只有上面两寸是油。（崇祯连宫里的人参和器具都变卖了凑军饷。
可怜这样一位帝王，因为他的政治意义，而被扣上太多不属于他的罪名。其中有一条就是，他有内帑数千万银子，他宁肯殉国也不肯花钱。造谣的人和谣言传播的人各有各的目的，盲目相信的人懒得去思考，以获得一种自己胜过古人的粗陋快感。
关于崇祯的著名谎言，还有他的“刚愎自用”和“生性多疑”。这些谎言在崇祯离开人世后的一百多年被创造出来。这些御用文人苦心孤诣寻找出的罪证，成为小说家意淫的素材。
但当我们自己翻开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个和现在被妖魔化的崇祯完全不同的少年。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已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
如在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皇帝是如此说的。
“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季北略》卷十三）
崇祯的果断是有据可查的，诛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辉的事情。之后，在用人方面，崇祯启用了好谈边事的袁崇焕。这件事可以说为明朝灭亡敲响了不幸的钟声。然而崇祯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不会知道袁崇焕会做出什么事来。对于他来说，帝国留下太多浑身污点的臣子，他只能扒拉着选用了。
袁崇焕抗高第命使觉华岛数万军民被杀。又两次抗旨卖粮食给为后金带路的蒙古部落。袁崇焕修筑锦州，使明朝的财政不堪重负。而私杀毛文龙，又使后金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绕路入塞。最终导致了后金兵临北京城下，著名女将军秦良玉北京勤王才解了北京之围（北京四川营胡同就是她三次勤王屯兵遗址）。“良玉自京师还，专办蜀贼。 ”（《明史》卷二百七十.。列传第一百五十八）
公元1627年,玩了一辈子木匠活的熹宗在临去见太祖的前几日,将他的五弟信王由检叫到跟前说:“来,五弟当为尧舜也。”他将一个内困外患的国家,而且还是阉党把持着的朝政的恐怖局面交给了他十七岁的弟弟。
这就是后世称为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之君,为他的朝政和国家奋力挣扎了十几年的明崇祯皇帝。
崇祯是一个优点与缺点都突出的人
崇祯对朝务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简朴在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见的。
把史书里对他评价综合一下就是:“他在位十七年,一直勤政理事，鸡鸣就起床以至夜晚都不睡觉,往往焦劳成疾。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
再顺便举史书上所载的三件小事:
崇祯曾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在集市上买掉,换回数万两银子聊补国用。
某日思宗听讲官给他讲书时,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的把它塞进去遮掩。
崇祯十五年七月初九因为“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到了内阁辅臣的批抨。崇祯感激而又羞愧,特亲 笔写了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了虚心的批抨。
但崇祯性格上的缺点也是强烈和极端的,“刚愎自用，急躁多疑”。
崇祯期间内阁辅臣走马灯似的换了五十个,换了十四个兵部尚书,一直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内阁.所杀大臣不计其数,仅总督就有七人,巡抚十一人。
我认为他还有一个重大性格缺陷,就是极度过于自尊,也就是死要面子。这从三件事就能看出来。这三件事是“南迁”,“与后金议和”,“冤杀袁崇焕”,三件个个都是能置他于死地的重要事件。
1.南迁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明总兵唐通以居庸关降,李自成的农民直接对京城形成包围之势,崇祯明白大势已去,遂谋划南迁。本来南迁之事,直接关系到皇帝本人生命是否能存活,这种事情,只要皇帝一人拍案定夺就可以实行,纵使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也无所谓。但崇祯死要面子,认为南迁就是逃跑,置祖宗宗庙,江山社稷于不顾,恐遭后世耻笑。过于自矜,非要召集群臣商议此事,他的意思希望大臣合力恳请他南迁,他在力辞几次,最后不得不接受群臣好意,体面地写开京城。可这层意思他又不能直接说,那当然大家不明白啦。群臣还以为皇上真的是让他们讨论留京与南迁那种战略好呢,结果就有不少人提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认为不可南迁。三月初四崇祯最后一次提到“南迁”，仍然有些大臣建议固守京师,还说出,让太子监国南京,崇祯无奈在被逼出了一句慷慨之言“国君死社稷”，然后他紧跟着快忍不住哭似地又说了一句:“朕想往哪里去！”。
三月十七日早朝，崇祯懒得再说任何的废话，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看着哭天抹泪的诸臣，这时想跑也来不及了,只是用手指在桌案上写下“文臣个个可杀”，让身边的司礼太监看了看，随手抹去。这明显是针对文臣阻他南迁而有感而发的。崇祯没有南迁,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明末政局中的明朝、农民军和后金三股势力制约相持局面过早崩溃，本来明最基本的是可以划江而治。由于崇祯（包括太子）这个神经中枢自我毁坏，余下力量分散，内部矛盾重重,自相残杀,南明朝廷很快灭亡。
2.与后金议和
因为南宋的岳飞与秦烩事件,导致以后的朝代若与蛮帮议和,“皆背认为卖国”。
到了崇祯十四年年底,洪承孤军困守松山,松山,锦州形式日益吃紧,正月初一，他接受了兵部尚书陈新甲之建议，与后金秘密接触、私下议和，然此事不慎外泄，外廷一时间舆论大哗，所谓“言者皆云，堂堂天朝，何至讲款？”面对如此“朝议”，视面子如生命的崇祯为了表明清白，将一切责任推到陈新甲身上,指责他秘密议和,冤杀了陈新甲。本来己和皇太极达成的友如停战协议就此不了了之。这样一来遂丧失了结束两线作战的机会。以后一直在攘外与安内两手作战,疲于奔命。
3.冤杀袁崇焕
崇祯杀袁崇焕使后世人衍最为迷惑不解的一个如此精励图志的皇帝却自毁长城,大家只好尽力翻找袁崇焕的所有过失和错误来解释这个问题,犹未能令人彻底信服。甚至于还有人从崇祯的心理是否有问题来考虑。我想从崇祯爱面子方面来解释一下。
1.计五年,全辽可复 2.诛杀毛文龙3.彻底摧毁东林党4.与后金议和
擅自诛杀大帅毛文毛,让崇祯的权威与面子何处放?崇祯授袁崇焕于尚方宝剑,也只是让他在紧急时刻能够自作主张,先斩后奏。但诛杀毛文龙,袁在出京前就已在谋划了,处死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居然是在一直瞒上皇上偷偷进行。
崇祯最忌恨党争,手握重兵的总督居然与东林党有些暖味,让崇祯面子何处放?
私下与后金议和,让崇祯面子何处放?
一开始崇祯默许同意,但后来因为朝臣哗然反对,崇祯就禁止他不许议和,但袁为了能有时间修筑边防,就仍于皇太极私下秘密来往书信,以求得宝贵时间。殊不知,此乃皇太极一计也,在围困北京时,皇太极将这些书信突然公布与众,以至袁崇焕于死地。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袁崇焕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时，最后还落得一个凌迟。经历过袁崇焕的凌迟，以为无论谁投降满清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以袁崇焕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
崇祯在农民军攻城时,他望眼欲穿的吴三桂走了半个多月还没有从宁远赶来，在他上吊前的那一时刻，他是否想起了当年袁崇焕两昼夜急驰三百余里来救他的事呢 ...
崇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置整个国家利益于不顾,置自己的江山与性命不顾。前有宋襄公,后有崇祯帝啊！
崇祯如此一个爱民勤政,自强的人却因为自身许多严重的缺点而落得个亡国下场,实是令人叹息。崇祯的亡国，《明史.流贼传》中说的还是很全面: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且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淫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最后做了违命候，连个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过不了。北宋二帝，徽宗与李煜差不离。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李煜因词而幸免）。
但崇祯不一样。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却说的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事实上，明朝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真是没一个说的过去的，有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真是一蹋胡涂到了极致，整个二十五史，没有这么胡闹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宗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
所以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了。这样的国家接了手，已无机会可言。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他就体现了他高出明朝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但是他随后又继续宠信宦官王承恩，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样的错）。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已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
如在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皇帝是如此说的。
“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明季北略》卷十三）
但就这样一个果断、勤政、爱民的皇帝，为什么会亡在煤山的清风明月下？。
崇祯的果断是有据可查的，诛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辉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断就用错了地方。
怀疑＋果断，是皇帝给所有忠臣良将最大的毒药。袁崇焕，一个打死了努尔哈赤的功臣，一个让所的满州人心惊胆寒的军人，一个赤胆忠心，一心想学岳飞的人，最终与岳飞有了同样的下场，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袭来的反间计上，自毁长城，是崇祯的果断。“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崇祯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大的一人。在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的不信任大臣，在他的任上，究竟杀了多少封疆大吏，罢了多少内阁首相，没数过，但若算算年平均数的话，尤其是他在位的最后几年，可能没有人能比的上他。
如果一个皇帝在政事上是这般的果敢，那么，亡国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至于他的爱民，他的《罪已诏》，他动辄就下的“减膳、撤乐”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誉”，掩人耳目。崇祯年间，边患纷扰，流贼频仍，战事纷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无以为生，已到了易子为食的地步，国库无钱。显而易见。
在崇祯九年，其实就有人提出了解决财政空虚的方案，《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 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 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
其实这个李生也是迂腐，大明朝存在了两百多年，哪有穷皇帝的道理，何况前朝还有好几个小气的把银子放的发了霉的皇帝和好几个特别会搜刮的皇帝。肯不肯拿出来才是关键，要皇帝向臣下要钱，那多没面子，而且他这样说，是不是暗指皇帝也留着私房钱不肯拿出来？他这个折子仅仅就这样处理了，是他的命大。
导致明朝的灭亡，党争、法坏、边患、流贼等等，无一不可写几本专著，这里只是一时之慨。
赞曰：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