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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相方略之一：殚精竭虑的周公[/color]

      周公，姓姬名旦，亦称叔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弟。他一生经历了文王、武王、成王三代，曾辅佐武王灭掉殷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出师东征，平定叛乱，分封诸侯，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

        辅佐武王灭商

        周公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子。他从小就孝敬父母，诚实忠厚，多才多艺，聪明伶俐，深得文王的喜爱。文王在世的时候，周公和他的哥哥姬发（后来的武王）常在他的左右，帮助处理政务。文王为周代的发展和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他没有来得及灭掉商朝就死去了。

        周武王继位后，周公成为武王的助手。这时候，周公的地位和老臣姜太公相当，都是武王左右最得力的大臣，共同筹划灭商大计，完成文王未完成的大业。

        两年后，周公和武王一起在盟津（今河南省孟津县），和联合伐商的各国诸侯订立盟约，检阅军队。盟津距商朝的首都很近，在这里演武检阅，就是向商朝的试探和示威。盟津会盟后的第二年，武王在周公等人的辅佐下，统率战车300辆，勇士3 000人，士卒4万5千人，渡过盟津，在牧野集众誓师，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

      《牧誓》是周公所作。全文分作两段。第一段痛斥商纣王只听妇人（妲己）的话，不祭祀祖先天地之神；连自己同祖兄弟 都不任用，反而重用四方逃亡的罪人，让他们暴虐百姓，导致天怒人怨，招致殷纣王灭亡；第二段申明自己是躬行天罚，宣作战纪律，鼓励战士勇猛杀敌。

    商纣王派出的兵是一批临时抓来的奴隶和俘虏。这些人对商朝早已心怀怨恨，和武王的联军刚一交战，就掉转熗头，往回冲杀，纣军溃败。武王顺利占领商朝都城朝歌（今河南省淇县）。从此，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灭商后，如何处置殷商奴隶主和上层贵族，武王征求大臣的意见。太公望——姜尚表承：这些人统统杀掉，不留后患。周武王不同意，又找来大臣召公商量。召公说：“有罪的杀，没罪的留下。”武王心里想：举凡有罪者，不分轻重一律杀掉也不行。于是，武王又找来周公。周公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住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争取殷人当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

        周公这种给降者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政策，深得武王的赞许。武王命令召公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和被关押的贵族；修整商容故居，并且设立了标志；让闳夭修整了被纣王残害的大臣比干的坟墓；命令南宫括散发了鹿台的钱财，打开钜桥的粮仓，赈济饥饿的殷民。这一切措施都表明要反殷纣之道而行之，给受殷纣残害的人平反昭雪，大力争取殷人之心。

      出师东征　平息叛乱

      为了统治商朝的遗民，武王把原来商王直接控制的领地分成三个区：原殷都朝歌以北地区（今河南省汤阴县一带）为豳，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一说霍叔居豳）掌管；朝歌以东地区（今河南省郑州市一带）为卫，封给武王的弟弟管叔鲜掌管；朝歌以西地区（今河南省上蔡县一带），封给武王的弟弟蔡叔度掌管。此外，封周公于鲁（今山东省曲阜市）。灭商归来，在
镐京（今陕西省长安县）武王同周公谈起在洛水和伊水之间的平原地带建立新都，以便控制东方。由于日夜操劳，武王身染重病。周公焦虑万分，虔诚地向先祖太王、季王、文王祈祷。他说：“你们的元孙某得了危暴重病，如果你们欠了上天一个孩子，那就让我去代替他。我有仁德，又多才多艺。你们的元孙某不如我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在今天我们看来，觉得这种祈祷是好笑的，可是对三千多年前相信天命鬼神的周人来说，那是十分真诚无私的。尽管周公真诚地愿意代替武王而死，但祈祷是无用的。不久，武王还是病故了。武王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周公，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

        武王死后，周公立武王之子诵继位，这就是成王。成王当时还是个十多岁的小孩子。面对国家初立，形势迫切需要一位既有才干又有威望、能及时处理问题的人来应付复杂的局面，这个责任便落到周公肩上。周公摄政，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然而受封在东方监视武庚的管叔和蔡叔，对周公摄政很不满意。按照兄弟间排行，管叔行三，周公排四，管叔是兄，周公是弟，不论是继位，还是摄政，管叔都比周公有优先权。所以管叔不服。蔡叔虽然行五，但他的态度支持管叔。他们散布谣言，说周公 “将不利于孺子（成王）”，想谋害成王，篡夺他的王位。

        灭商后的第三年，管叔、蔡叔鼓动商朝旧势力的代表、封于豳的武庚禄父一同起来反对周公，发动叛乱。响应的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原来同殷商关系密切的大小方国。这对刚刚建立的周朝来说，是个异常沉重的打击。如果不平息叛乱，
周朝先世经营了几十年才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毁于一旦。周王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然而，周公临危不乱。他首先稳定内部，保持团结，说服太公望和召公。他说：“我之所以不回避困难形势而主持政务，是担心天下背叛周朝。否则我无颜回报太王、季王、文王。三王忧劳天下已经很久了，而今才有所成就。武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成王又如此年幼，我是为了成就周王朝才这么做的。”周公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第二年举行东征，讨伐管、蔡、武庚的叛乱。出征前进行了占卜，周公向臣子们讲了一番话，他说：“殷人刚刚恢复了一点儿力量，就想乘着我们内部混乱，起来造反。重新夺回他们已经失掉的权位，说什么他们‘光复旧业的机会到了！’妄图再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属国。这是白日作梦！我告诉大家，殷人里头有一伙人，愿意出来帮助我们，有了他们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够平定叛乱，一定能保住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又说：“我们小小的周邦，是靠了上天的保佑才兴盛起来的，我们承受的是天命。为了这次出征，我又占卜一次，卜兆表明，上天又要来帮助我们了，这是上天显示的威严，谁都不能违抗，你们应该顺从天意，帮助我成就这个伟大的事业！”这是动员、也是命令，臣子们听了，众志成城，随同周公一起东征。周公的话，史官记载下来，这就是《尚书》里的《大诰》。

        周公东征，是一场很艰苦的战争，是武王代纣之战的继续。这次战争持续了三年，终于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联合的武装叛乱。武庚、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蔡叔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胡品德高尚，为人善良，和他的父亲大不一样。周公听到之后，便提拔他作鲁国卿士。胡把鲁国治理得很好，周公又把他封到新蔡。周公讨平管、蔡之后，乘胜东进，消灭了参加叛乱的五十多个小国。周公东征的胜利，粉碎了以武庚为头子的反动势力的复辟阴谋，把周朝的统治地区延伸到东部沿海地区。

        封国建邦　 拱卫王室

      如何统治被征服的地区，是战争胜利之后的大问题。武庚和奄国、淮夷的叛乱，表明重要地区不能再用旧的氏族首领，必 须分封周族中最可信赖的成员。这和武王分封已经有所不同。周公把弟弟康叔封派到商统治的中心地区，以朝歌为都，建立卫国，为卫侯。分给他殷民七族，大多是些有某种手工艺专长的氏族。康叔封的封地不仅面积大，而且还有八师兵力。以防止殷
民的再度反抗。为了使康叔封强化统治，周公先后给康叔封发布《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这是周公对被征服地区的施政纲领。三篇的主旨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为的是使殷民经过战乱后安定下来，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和商
业活动。

        康叔封上任的时候，周公特别嘱咐他说：“小人是难治理的，你要尽心竭力去作，不要贪图安逸玩乐，那样才能把殷民治好。我听人说；‘民怨不在大，也不在小，在于使不驯服的人驯服。使不努力的人努力。你的职务就是把我们周王的事业发扬
光大，安定殷民成为我们周朝顺从的百姓。”

      如果殷民反抗，周公告诉康叔封，要实行坚决镇压。他说：“假如当政的人不对罪犯实行惩戒，上天给我们的法律就会紊乱和废弃。我们应当依照文王制定的刑罚，去惩处那些不可宽大赦免的人。”但是，“执行刑罚要慎重。人有小罪，如果不是
偶然的过失，而是明知故犯、坚持不改，其罪虽小，不可不杀。人有大罪，如果出于一时过失，不坚持错误，不顽固到底，能自首悔罪，无所隐瞒，其罪虽大，也可不杀。”周公就是这样教导他的兄弟，把他的一套统治办法带到卫国去。

      周公的长子伯禽，封到鲁（今山东省曲阜市）地区，建立了鲁国。分给伯禽殷民六族，也都是具有某种专长的手工业氏族，作为鲁公的奴隶。姜太公原被封为齐侯，都城营丘（今山东省临淄北），这次姜太公平定叛乱有功，封地扩大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建立了齐国。

    周公的同姓召公被封到燕，召公长子在平叛之后才就封，建都于蓟（今北京一带）。燕是周王朝东北方的屏障。此外，唐叔（成王的弟弟）封在以前夏朝的所在地（今山西省太原市南），建立了晋国；纣王的哥哥微子反对纣王，也反对武庚叛乱，因
此也受了分封，在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建立了宋国。周公还分封了大大小小的同姓国和异姓国。据记载：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公把周朝的同姓兄弟、功臣、贵族安插在全国各个重要据点，这样，周王室就处在一个安全的屏障之中。此外，各诸侯国又在国内把一部分土地分赐给大夫，称为采邑。这一系列大小奴隶主，构成了周朝统治全国的基础，也组成了以王室为中心包括许多诸侯国的统治体系。

      周公还设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央有太师、太保，辅助周王统治天下；有三事大夫：常伯、常任、准人，分别管理地方民事，选任政府官吏，负责司法审判等；有六大：大史、大祝、大卜、大宰、大宗、太大，分别负担诸行政事务和宗教祭祀活动；还有司徒（管农田耕作）、司空（管官职事）、司马（管军事军赋）、司寇（管司法）、虎（管宫廷侍卫）、膳夫（管出纳三命）、趣马（管天子马匹）等等。这些统称“内服”职官，都是专管朝廷事务的。

      此外，还有许多“外服”职官，如侯、甸、男，是处理诸侯国事务的。在诸侯国内和卿、大夫的采邑里，也设立了一套政治军事组织。同姓诸侯除了和周天子保持着从属的政治关系以外，还和周天子保持着严格的宗法关系。宗法关系的中心是确认嫡长子的继承权。嫡长子的继承权有明显的政治性质，他不仅可以继承财产，而且可以继承政治地位。

      周朝实行同姓不婚制度，异姓之间结婚不受限制，这样。周天子和异姓诸侯之间，就有以依靠通婚建立起血缘联系。所以，周天子称同姓诸侯为叔伯，称异姓诸侯为甥舅。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分封制和宗法制，在周公以前就有，但是到周公执政和辅佐成王期间，这些制度更加完备了。周公正是通过这些制度，凭借着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把他对付殷人的那一套政
策贯彻下去。周公实行这套办法是有效果的，经过10年努力，到成王当政时，政令可以下达到各封国的各国官吏。周朝的统治终于巩固了。

        营建洛邑　还政成王

        周朝的都城在丰、镐（在今西安附近），远离中原，偏于西部。周公东征班师以后，决定营建东都洛邑（今洛阳市西），以便有效地控制东方，就近镇压殷族奴隶主的反抗。周公辅政的第5年，正式营建洛邑。这年5月，周公来到洛邑，全面观察了 新邑规划，重新占卜。卜兆表明廛水西、廛水东、洛水之滨营建新都大吉。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内城方1720丈，外城方 7O里。城内宫殿富丽堂皇，新都叫新邑，又称新洛邑。在洛邑营建成之前，周公还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所谓礼，指的是阶 级社会划分等级名分的典章制度。礼非常复杂和烦琐，几乎包括了贵族们衣食住行丧葬婚嫁等一切行为规则。

概括起来有5 类：一为吉礼，用于祭扫鬼神。二是凶礼。用于丧葬凶荒。三为宾礼，用于朝聘接待；四为军礼，用于兴师动众；五为嘉礼， 用于饮宴婚冠。所谓乐，就是音乐。这在当时是少数奴隶主才能享有的特权，什么等级什么场合用什么乐，有严格的区分，不 能滥用。礼和乐相辅相成，是巩固周朝等级制度的手段。

        当东都洛邑建成时，周公的礼乐也制成。这时成王已经长大，周公便把政权交给成王，自己退居辅佐地位。周成王迁都洛邑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在新都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且宣布各项典章制度，也就是所说的“制礼作乐”。

      周成王执政后，周公担心成王年少，贪图安逸，便写了一篇《无逸》，劝勉成王：要懂得勤劳辛苦的好处，不要一味贪图享受。要学习商代几个贤王和周文王的榜样，爱护百姓，励精图治，以便长久地享有王位。反之，不关心百姓疾苦，一味骄奢
淫逸，就不会得到好下场。他举例说：当年殷王中宗在位，作事严肃谨慎，行动瞻前顾后，常常反省自己，不敢纵情享乐，荒废政事，所以做了75年国君。高家也善于治理国家，上下没有怨言，做国君达59年。祖甲长期在下面当下民，懂得民间疾苦， 因此他继位以后，能爱护百姓，施以恩惠，不欺侮鳏寡，治国达33年。此后继位的国王，生下来就只会享受，整天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不晓得耕作的辛苦，不重视小民的劳动，所以，在位时间都很短，或者十年八年，或者五六年，或者三四年。他谆谆告诫成王，教导他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国君，要像文王那样礼贤下土，治理好国家。

      周公对成王的教导和辅佐，是有效果的。成王执政后，能按照周公规定下来的典章制度治理国家，重视农业和手工业的 发展，并在中原和沿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使商业走向发达。成王执政37年，继位的康王执政26年，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繁 荣景象，是我国奴隶制发展的鼎盛时期。

        周公为了周王朝的事业，用尽了毕生的精力。到了晚年，他回到封的地方。后来得了病，临终前嘱咐说：“我死后，一 定要把我埋葬在成周地方，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

        周公死后，成王用最隆重的天子礼节，把周公葬在毕原（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那里有文王陵和武王陵。把周公和文 王、武王葬在一起，是表示周公的功劳大，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未竟事业。

[color=#FF0000]名相方略之二：善用计谋的范蠡[/color]
文种识贤

    范蠡，先秦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今河南省南阳县）人，年轻时就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而且聪敏睿智，胸藏韬略，有圣人之资，然而不为世人所识。他便愤世嫉俗，装疯卖傻，佯狂颠痴，浪迹江湖。越国大夫文种曾到宛县访求名士，听到了范蠡的情况后心中诧异，便派了一名小吏前去看他，小吏回来报告说：“范蠡是狂人，生来就有此病。”文种笑着说：“我听说，一个贤俊饱学的能人，肯定会被俗人饥笑为狂人。因为他对世事有独到的见解，智慧超人，非寻常人所能及，所以才被毁谤，这是你们一般人所不懂的。”

    于是，文种亲自乘车前去拜访。范蠡不知文种有否诚意，故一再回避，后来，范蠡看到文种不见到他绝不罢休，为这种求贤若渴的诚心所动，便对他的兄嫂说：“近日有客人来，请借我一套衣服、帽子，我准备见客。”

    不久，文种又扣门拜访，两人竟一见如故，纵论天下大事，商谈富国强兵之道，十分投机。邻里十分惊奇。

    文种认为范蠡是个奇才，回府后推荐给越王勾践。勾践很器重他，封为大夫。

    越王兵败

    到了春秋后期，吴国和越国开始振兴，他们之间不断进行战争。吴国建都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国势先强于越。越国建都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不足以与吴抗衡，只好向吴国年年进贡。但到了越王勾践即位时，越国的力量也逐渐走向强盛，便不甘心屈从于吴国。

    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听说吴国在国王夫差带领下，昼夜操练军队，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大举进犯越国，勾践焦急不安。勾践想：与其坐等吴人来打，莫如先发制人，趁吴国准备得不够充分，胜负之数也许未定。于是召集群臣，商议北上破吴。

    大夫范蠡知道勾践心情急躁，对吴军的实力缺乏清醒的认识，冒然出击，难免要吃败仗，便坦率地规劝道：战争是十分残酷的事情，无端斗杀更是违背德信，这是上天所忌讳的，对于出战者没有好处而且非常不利，应该慎之又慎，万万不可轻举妄动。勾践看了看范蠡，面有愠色，一言未发。

    越王勾践回忆往事，奇怪今天范蠡为何不理解自己的心情，要反对出兵伐吴。范蠡见勾践不语，便进一步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吴王夫差因其父阖庐为我所杀，既耻辱又愤恨，三年来矢志复仇，秣马厉兵，同仇敌忾，其志愤，其力齐，兵精将勇，实力雄厚。我们出击硬拼，肯定不力。明智的选择只能以逸待劳，坚固城防，等待时机再战。”
 
    然而勾践不听，调动全国精兵3万人，北上攻吴，与吴兵战于夫椒（太湖中山名）。结果，勾践大败，仅剩5000残兵，退守会稽山（今浙江中部，主峰在嵊县西北），又被吴军团团围住。勾践身陷绝境，眼望败鳞残甲，亡国之忧，萦绕于怀。他凄然对范蠡说：“我不听先生之言，故有此患。眼下如何收拾危局？”

  献计越王，屈身事吴

  范蠡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对一时的成败看得并不那么严重，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寻找可行方案。因此，范蠡冷静进谏说：“持满而不溢，则与天同道，上天是会保佑的；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才会受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为今之计，只有卑词厚礼，贿赂吴国君臣；倘若不许，可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这是危难之时不得已之计。”勾践无奈，只好派大夫文种前往吴军大营请求议和。

    文种初次赴吴营，受到吴王夫差的骨鲠大臣伍子胥的极力阻挠，结果是徒劳一场。

    勾践闻报，痛不欲生，心想杀妻毁室，然后与吴王决一死战。范蠡、文种劝阻了他。二臣认为硬拼不是办法，他们通过冷静分析，认为吴王夫差好美色，权臣太宰伯贪财，这是可钻缝隙。于是，越国先用美女、宝器买通伯 。使之转献吴王夫差，然后再派文种前去乞和。

    文种见到吴王，说道。“大王如能赦免勾践，越国情愿尽献珍宝，举国上下降为臣民。倘若不许，勾践将尽杀妻子，毁尽宝器。然后率领5000名士兵和大王决一死战。真的厮杀起来难免使大王蒙受损失。杀掉一个勾践，怎能比得上获得整个越国呢？望大王三思。”

    文种的话分析了利害，软中带硬。谗臣伯 也在一旁帮腔说：“越国已经降服为臣民，若能赦免越王，的确对吴国有大利。”

    吴王夫差心有所动，便要许和。这时，大臣伍于胥谏阻说：“树德行善，莫如使之滋蔓；祛病除害，务必断根绝源。现今勾践为贤君，文种、范蠡为良臣，君臣同心，施德惠民，一旦返国，必为吴国大患。吴越两国水上相连，一旦结成世仇，兴亡成败不可不虑之深远，如今既克越国，倘若使他复存，实在是违背天意，养寇留患。”吴王不听，终与越国讲和，罢兵而去。

  随君赴吴　石室忍辱

  越王勾践自从会稽解围后，返回越都，原想让范蠡主持国政，自己亲自去吴国屈事夫差。范蠡说：“对于兵甲之事，文种不如臣；至于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臣又不如文种。臣愿随大王同赴异国。”

  勾践依议，委托文种暂理国政，然后收拾库藏宝物，装成车辆，送往吴都；同时在国内选出330名美女，300人送给夫差，另30人暗送太宰伯。勾践携带妻子和大臣范蠡等前往吴国。

    约在勾践四年（公元前493年），越王君臣数人到达吴都见到夫差，当即进献美女宝物，并低声下气地极力奉承献媚；再经伯一旁帮腔，勉强取得夫差的谅解。夫差派人在阖庐墓侧筑一石室，把勾践夫妇、君臣驱入室中，脱去所穿衣冠换上罪衣罪裙，使其蓬头垢面地从事养马等贱役。每当夫差乘车出游，勾践都要手执马鞭徒步跟在马车左右。路过通行闹市时，吴人指着说：“那个就是打了败仗的越王，快来看呀！”讥讽嘲弄之声不绝于耳。勾践低头急走，把羞辱和仇恨深深地埋在心底。

    勾践居于石室，出入于马厩，范蠡侍奉于左右，寸步不离，并随时开导、出谋划策。

  婉辞夫差

    一天，夫差召见勾践，范蠡侍于身后。夫差对范蠡说：“寡人曾闻：‘贤妇不嫁破落之家，名士不仕灭绝之国’。如今勾践无道，国家将亡，君臣沦为奴仆，羁于一室，先生不觉可耻吗？先生如能改过自新，弃越归吴，寡人必当赦免先生之罪，委以重任。”勾践听了，唯恐范蠡变节，伏在地上暗自落泪。

    这时，范蠡委婉推辞说：“臣闻：亡国之君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贱臣在越不能辅佐勾践行善政，以致得罪大王。今侥幸不死，入吴养马扫地，贱臣已很满足，哪里还敢奢望富贵呢？”

    吴王夫差并不相强，仍使勾践、范蠡回到石室，并派人暗暗探察君臣、夫妇所作所为。但见他们竭力养马、洒扫，昼无怨恨之语，夜无嗟叹之声。夫差满以为他们诚心降服，无心还乡复国，便放松了对他们的警惕。

    有一夭，吴王夫差登姑苏台游嬉，远见勾践夫妇端坐在马粪堆边歇息，范蠡恭敬地守候在一旁。夫差说：“勾践不过小国之君，范蠡无非一介之士，身处危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礼，也觉可敬可怜。”伯在一旁讲情说：“愿大王以圣人之心，哀怜穷困之士。”从此，夫差便有释放勾践回国之心。

    勾践尝粪,夫差中计

    一次，夫差染病。范蠡知道是寻常疾病，不久即愈，便与勾践商定一个计策，让他去尝粪卜疾，取悦于夫差。

    勾践求见吴王，探视他的病情。勾践伸手蘸起夫差的一滴大便，放在口里咂了咂，大声祝贺说：“大王之疾，近期即可痊愈。”

    夫差询问缘故，勾践依照范蠡所嘱，说：“臣曾跟人学过医术，只要亲尝一下病人粪便，可知生死寿夭，大王粪便味酸而苦，与谷味相同，由此知道大王之病不必忧。”

    夫差听其言、见其行，心里十分高兴，立即决定：勾践夫妇搬出石室，可住附近民房，仍然养马。

    不久，夫差病愈。正如范蠡预料的那样，吴王决定释放勾践回国。并命人在文台置办酒席，隆重地欢送勾践还越。伍子胥大怒，对夫差说：“勾践尝大王粪便，是吃大王之心。”夫差不听，如期释放勾践回国。


    勾践归越，不忘雪耻

    约勾践七年（公元前490年），勾践在吴拘役3年后回到越国。勾践不忘会稽之耻，准备将国都从诸暨迁往会稽，命范蠡建造新都城。范蠡观测天文、察看地形，筑造新城，将会稽山包括在内。外筑城墙并修城门，还特在西北方向增修一座城门。范蠡等人宣扬说：“如今越已臣服于吴，不能阻塞通往吴国进贡纳献的道路。”吴国正在会稽城的西北方向，吴王听说，甚为快慰。实际上，越人是为了不忘耻辱，是为出兵伐吴进取之便。

    勾践向范蠡请教振兴越国之道。范蠡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天时、人事都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制定方针、政策要因时和事而定。万物生于地上，地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它总摄万物，是一个整体，禽兽、庄稼等始终不能离开大地。万物不论美恶，地都一视同仁，使之生长，人类也依赖大地以养生。然而万物生长又各有定时，不到一定的时机，是不可能勉强生长；人事的变化也一样，不到最后的转折点，是不可能勉强成功的。因此，应该顺乎自然以处当世，等到机会到来的时候，就会把不利于己的局面扭转过来。”

    范蠡接着说到了对复兴越国内政方面的建议。他强调要调动、保护老百姓的积极性，大力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富国强兵。他规劝越王本人应拿出时间来与老百姓做同样的工作，越王夫人也应从事一些纺织等具体劳动。不要使百姓旷时废业，而应让他们勤于耕作，生活就会日益富足，国家的财政和粮食也就会充实起来。

    怀柔弱国 窥伺灭吴

    关于对外关系，范蠡主张要礼待弱小国家，对于强国，表面上应该采取柔顺的态度，但骨子里不能屈服。至于吴国，要等待或促使他走向衰落，等到时机成熟了，才可一举而灭之。范蠡最后说：“但愿大王时时勿忘石室之苦，则越国可兴，而吴仇可报矣！”

    勾践听了，连连称善。他立刻命文种主持国政，范蠡治理军旅。勾践也苦身劳心，发愤图强，不用床褥，积薪而卧。又悬苦胆在坐卧之处，饮食起居，必先取而尝之。夜里常常暗自流泪，恨恨地哺哺自语：“你忘了会稽之耻吗？”同时，他尊贤礼士，敬老恤贫，以求得百姓拥护。他还奖励生育，积聚财物，演练士卒，修甲厉兵，始终不敢怠懈。

    对吴国表面仍极尽奴颜之事。范蠡亲到民间选了美女西施、郑旦，遣香车送给吴王。同时引诱吴王大兴土木，建造楼台馆所，沉湎于酒色犬马之中。另一方面，暗中亲楚，结齐，附晋，最大限度地孤立吴国。

    勾践十二年（公元前485年），勾践归越5年了。这时越国国库充实，土地垦辟，人民乐为所用。于是勾践便要报复吴国，一雪会稽之耻。范蠡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谏阻说：“我国虽然尽心人事，但时机不成熟，勉强去求成功，对已不利。”

    大夫逢同也劝阻伐吴。勾践接受群臣的意见，只得依旧隐忍不发。

    劝吴伐齐，削弱吴国

    过了一年，吴王夫差准备发兵攻打齐国。越王正希望吴国劳师费饷，便随波助澜，亲率官员前去朝贺，赠送大批礼物。吴国君臣享此荣耀，颐指气使，人人自喜。唯独老臣伍子胥闷闷不乐，劝谏吴王应放弃攻齐，早日击越。

    吴王不听，遂伐齐，败齐于艾陵。吴王凯旋，愈加踌躇满志。他见到伍子胥，深恨此老者反复饶舌，竟然口啐其面，严辞申斥。

    伍子胥忿然说：“大王不听劝阻，过不了三年，吴国必然会被越国攻破。”吴王大怒，赐伍子胥一把宝剑，命他自杀。

    子胥死后。吴王宠信太宰伯，朝政更加腐败昏暗。这时，勾践召见范蠡，问道：“吴王已杀伍子胥，阿谀之徒日众。可否伐吴？”范蠡说：“反常的迹象虽然已经萌芽，但从天地的整体看，吴国灭亡的征兆尚不十分明显，现在还不可伐吴。”

    熟种欺吴

    越王勾践十四年（公元前483年），吴国遇到天灾，没有粮食，民不聊生。勾践又欲乘机伐吴。范蠡说：“天时已至，人事未尽，大王姑且等待。”

    勾践闻言大怒：“我与你谈人事，你以天时应付我；现今天时已至，你又借口人事来推倭。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范蠡回答说：“大王勿怪。人事必须与天时、地利互相参会。方可大功告成。现在吴国遭灾，人民恐慌，君臣上下反而会同心协力，来抵御内忧外患。大王宜照旧驰骋游猎，歌舞欢饮。吴国见此，必然不修德政，待其百姓财枯力竭，心灰意懒，便可一举成功了。”勾践强压复仇怒火，依然等待时机。

    据文献记载，这年正值越国获得丰收，勾践采用了文种的一条毒计，奉还吴国1万石蒸熟了的粮种。吴国见子粒肥大，认为是良种，留做种子．结果颗粒不收．酿成大灾。

  把握时机　偷袭吴国

  勾践十五年（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不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境况，竟然带精兵北上，到卫国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大会诸侯，国中仅留下太子友及老弱残疾留守。勾践和范蠡认为时机已到，率兵从海路迂回进入淮河，然后登陆直捣吴都姑苏。越兵训练多年，武器精良，范蠡等皆为宿将，双方交锋后，吴军大败，吴太子友被杀。

    夫差在黄池闻此恶讯后，不敢张扬，暗派使臣，一如越国当年兵败椒山一样，卑词厚礼，请求勾践赦免吴国。范蠡对勾践说：“现在还难以使吴国灭亡，大王且准和，待机再给予毁灭性打击。”于是勾践赦吴，班师回国。

    二次伐吴，生擒夫差

    四年后，越王勾践再次北进伐吴。吴军慌忙应战，惨败于笠泽（今太湖附近）。越军继续挥师，将吴都姑苏团团围住。按着范蠡的战略，高筑营垒，围而不歼，竟达三年之久。

    吴王夫差战守俱艰，几番遣使求和。越王勾践一度犹豫不决。这时，范蠡进谏说：“大王想得到的是吴国的宗庙社稷和整个国家，如果不慎在郊外失手，那怎么可以呢？故暂且不可决战。我听说，得到时机，不要疏忽大意，因为时机失去就不会重来；上天给予的却不获取，反而会成为灾祸。如果不能沉着应付，冒然进军，则取舍之间，变化莫测，可能前功尽弃。天道本来如此，我们的策略已经定妥，就不要随便变动了。”

    范蠡继续发挥他的战术思想，对勾践说：“用兵之道，有一定的规律，不能违犯上天的准则。太阳走到尽头，第二天会周而复始；月亮到了盈满之时，就开始一点点亏缺。打仗作战居于被动地位时，固然可以用阴柔之术，但也不宜过于退缩不前，以致屈居人下，无法还手；占上风时，固然可以用阳刚之术，但也不可过于显露，以致被敌人窥破虚实。当采取守势一方的潜在力量尚未耗尽时，看去虽似柔弱。也不可冒然进逼，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以免做无谓的牺牲，付出惨重代价。用兵之道固然没有一成不变的定法，但总是要谨严周密、从容沉着才能稳操胜券，无懈可击。”

    勾践采纳了范蠡的意见，依据双方形势，以我为主，打打停停，久围不懈。

    勾践二十四年（公元前473年），吴王夫差势穷力尽，日暮穷途，不战而自败。吴王派使臣跪行至越军大营，乞求罢兵言和。勾践欲许和议。范蠡在一旁说道：“当年大王兵败会稽。天以越赐吴，吴国不取，致有今日。现在天又以吴赐越，越怎么可以逆天行事？况且，大王早朝晚罢，全是为了一个吴国。难道忘记昔日的耻辱了吗？谋划20年，一旦捐弃前功，伐柯者就在眼前！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勾践露出不忍之色，范蠡当机立断，对吴使说：“越王已任政于我，使者如不尽快离开，我将失礼，有所得罪了。”说着击鼓传令，大张声势，使者无可奈何，涕泣而出。不久，越军灭吴。勾践玩弄假仁假义的权术，封夫差于甬东（会稽以东的海中小岛）一隅之地，使其君临百家，为衣食之费。夫差蒙受此辱，悔恨交加。他深悔当初不听伍子胥之言，才有今日之耻。夫差无脸在黄泉下再见忠良，于是以麻布蒙面，拔剑自杀。随后，勾践诛杀佞臣伯，吴国也蒙受一番洗劫。此后，越国称霸江、淮，成为春秋争雄于天下的一霸。范蠡也因谋划有功，官封上将军。

    激流勇退　务农经商

    灭吴之后，越国君臣设宴庆功。群臣皆乐，勾践却面无喜色。范蠡观察到这一细节，立刻引起深深思索：勾践为了灭吴兴越，不惜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如今如愿以偿，低俗作品请删除名就，他便不想归功于臣下，猜疑嫉妒之心已见端倪。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如不及早激流勇退，日后恐无葬身之地。

    一个昏暗又微露月光的晚上，范蠡不辞而别，带领家属徒隶，驾扁舟，泛东海，浪迹天涯，隐于江湖。后来，他辗转来到齐国。

    范蠡跳出是非之地，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遂投书一封，劝说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先生何不速速出走？”

    文种见书，如梦初醒，便假托有病，不复上朝理政。然而樊笼已下，岂容远飞。后勾践诬说文种图谋作乱。赐剑一把，令其引颈自杀。

    范蠡在齐，变名更姓，称为之夷子皮。他与儿子们耕作于海边，齐心合力，同治产业。由于经营有方，没有多久，产业竟然达数十万钱。”

    齐人见范蠡贤明，欲委以大任。范蠡却喟然叹道：“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久受尊名，终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他散其家财，分给亲友乡邻，然后怀带少数珠宝，离开齐都市到了陶，再次变易姓名，自称为陶朱公。

    范蠡早年曾师事计然，研习理财之道。这次范蠡再操经商之业，自然驾轻就熟，是个行家。他每日买贱卖贵，与时逐利，没过多久，又积聚资财巨万，成了富翁。朱公的经商聚财之道，一是掌握好供求关系；二是掌握好物价贵贱的幅度；三是加快资金的周转率，所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范蠡老死于陶。一生三次迁徙，皆有英名。名播天下，垂于后世。

[color=#FF0000]名相方略之三：一生利国利民的孙叔敖[/color]
    楚庄王在接受伍举的巧妙劝谏之后，决定要"一鸣惊人"，做出些惊人的业绩，不再贪图享乐。他拜孙叔敖为令尹，即相国，帮助他来治理国家，以图霸业。

    当时的楚国通行贝壳形状的铜币，叫做"蚁鼻钱"。庄王却嫌它重量太轻，下令将小币铸成大币，老百姓却觉得不方便，特别是商人们更是蒙受了巨大损失，纷纷放弃商业经营，这使得市场非常萧条。更严重的是，市民们都不愿意在城市里居住谋生了，这就影响了社会的安定。

    孙叔敖知道后，就去见庄王，请求他恢复原来的币制。庄王答应了，结果三天后，市场又恢复到原来繁荣的局面。

    当时，淮水流域常常会闹水灾，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孙叔敖为使百姓富足，国家强盛，就去亲自调查，主持兴修水利设施。最著名的就是芍陂。芍陂原来是一片低洼地，孙叔敖就发动农民数十万人，修筑堤堰连接东西的山岭，开凿水渠引来河水，造出了一个人工大湖。有水闸可以调节水量，既防水患又可以灌溉浇田，从而振兴了楚国的经济。由于隋唐以后芍陂在安丰境内，所以又叫安丰塘。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在安丰塘北边修建了一个祠堂，即孙叔敖祠。北宋时，王安石还为祠堂写了诗句"楚相祠堂仍好在"。

    孙叔敖抚民富国的业绩不但得到人民拥戴，也深得庄王的信赖。他将许多国家的重要事务都交给了孙叔敖去办理。孙叔敖为国为民，励精图治，使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的楚国日渐强盛，开始与晋国争雄。最终，使陈、郑、鲁、宋等国放弃晋国，而与楚国结盟。楚庄王在孙叔敖的全力辅佐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孙叔敖不但政治业绩突出，他还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做出了贡献。不但重视农业，还注重牧业和渔业的发展。他劝导百姓利用秋冬农闲季节上山采伐竹木，再在春夏多水季节通过河道运出去卖掉。这样使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也利于国家富足和百姓生活的改善。孙叔敖这种因势利导的经济观点比司马迁早了五百年，但却和司马迁的观点相近。其经济思想，发展经济的措施也是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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