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本质在于人类关于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思维，并且因此形成的习惯。中、西文化存在差异，原因则是各自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追述久远，即在远古的那一场因为大气候变化引起的大水灾。
在洪水滔滔之时，生活在现代中国地域上的各个部落聚合在尧、舜、禹三代之英的周围，经过“堵”的失败的考验，成功地使用了“导”的方法。这里不仅仅有尧、舜的仁德，后来中国优秀文化的基因则出现在大禹的身上，它表现为父亡子继的不屈不挠，表现为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公无私，表现为“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的平民观。
同样的，面对这一场洪水，西方人则沉迷于制造方舟，为一家一室及于所畜之鸡犬的守卫，圣经所描述的就是这一个惊惶失措的逃难。这就是西方社会至今维系的七零八落、四分五裂之特色的起因，美之曰“尊重个性自由”。方舟所承载的是个人主义和生存竞争。
从这一个差别出发看：
中国文明是强势文明，社会的主导可以保持一个超稳定的机制，除了自身结构性的矛盾可以触发震荡，它能够沿着自身的逻辑、遵循着兴衰的规律，制约着一个亿万人口的社会平衡地发展。中国文化三千年，始终遵循周文化的家庭观，即表现出整体主义和亲和文化的基本特点。周文化则继承了尧、舜、禹三代之英的治水文化；而其发展则是以“仁”和“礼”作为内、外核，规范了周文化的家庭观，从原始状态上升为理性状态，这就是孔子学说。近代中国的变革，在文化上也出现了质疑和否定，但是当我们的社会逐步稳定，我们发现我们又重新认识了自己文化的基本特性，也同时因应时代的变化重构和谐文化。
西方的文明是一个弱势文明，所以它可以轻易地被摧毁而有另外一种新型的文明的产生。但是，这一个新文明显然也不稳定，强烈的竞争和必然导致的战争本身就说明这种稳定的脆弱性。阅读西方文化史，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基本的路径：天主教产生于犹太教和古希腊游牧文化；基督教否定了犹太教，也否定了天主教，与基督教成为孪生兄弟的是东正教；后来的伊斯兰教否定了上述宗教而自以为有了新的更具平民性的特色；再进一步的是马丁－路德开创的新教，把所有的旧势力都抛弃在大洋彼岸，在美洲大陆自得其乐。当然，西方的新老文明之间也有着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尽管相互之间的斗争是如此残酷，例如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现代恐佈战争。。。这种联系说明西方文明无法走出它脆弱的状态。
还可以做这样的进一步的比较：
中国哲学注重人――社会（仁即人从二人，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对这个规律的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和把握。中国历史证明中国人的哲学是有效，是成功。
西方哲学则注重物的理解。在西方哲学之中，人的社会也是物化的，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客观世界在西方人的眼里是冷酷无情的，蔑视发展规律是要受到惩罚的。
中国哲学体现为天人合一，主张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又延伸出造化、大化等意义。并由造化（自然万物）的生成、变易而引申出伦理德行的化成。“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于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遵循自然规律（造化），顺理成章。
西方哲学则在所谓唯物的、科学理性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前行，迎来残酷的竞争和自我毁灭的战争，虽然时时呼唤出上帝缓解社会的不安，但是上帝的声音却越来越虚弱。终于西方人明白了“谈判”和“妥协”的作用，知道了悬崖勒马，否则只有同归于尽的道理。其实这个道理就是中国人的“中庸”――选择最佳的，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法。
《论语》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文”与“质”之间选择一个最佳的点，是中国人二千多年的追求，看来也将是西方人的追求。做一个君子，君子之风范是文明的最高境界吧。
除了近百年前中华文化沉沦于蛮族政权满清的奴化统治而文明沦落，中国文化一直得到西方的尊敬。即使是现代，一些西方对人类历史有所研究的人们，这种崇敬的表达依然不绝于书，例如大历史学家汤因比，而更多的人则表现出一种恐慌的无奈，例如美国的享廷顿以及种种“中国威胁”的论者。
中国哲学关注人文，导出稳定；西方哲学关注科学，导出发展。两者各有侧重，也说明两者具有哲学层面上的互补。这就导出了墨子的兼爱理论――合二为一论，难怪墨学中社会与自然两科学兼得。世界走向一统，其理论应该就是墨子的兼爱理论――合二为一。尽管还遥远，可是我们每迈出一步，就向前一步，只要方向正确。
当然，这种比较也是辩证的，因为稳定带来固化；因为更生带来新生。中、西文化在近代的比较，也就显现了固化和新生的冲突。中国文化的凤凰湼槃，是自身的新生，并不是自身的否定。第一，强调新生，这是我们文化之中本来就有的特性；第二，强调自身文化的新生，因为盲目追随西方文化而脱胎换骨是违反自然法则的，事实上是对中国文化在认识上的不足。应该学习的是西方文化的这一种自信：“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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