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从没听见过他们的声音……但是，我可以构想出一张他们来来去去、他们的日常习惯和活动的时间表。他们是我周围的后窗居民。”
　　
　　偷窥这种行为总是与罪恶息息相关，看了希区柯克的《后窗》（或者康奈尔·伍尔里奇的小说《后窗》），总让人想象有无数的偷窥者隐藏于漫漫黑夜之中，在窗帘的背后窥视别人的生活，期待着发现一起谋杀案的蛛丝马迹。偷窥者首先要遭遇到的不利之处，便是对公众传统的道德观的挑战，对一个身体心智正常的人来说，长时间地沉溺于偷窥行为无疑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在《后窗》中，为了照顾观众的“道德正确感”，给出的解释是这位窥视者由于意外事故腿断了，只能呆在家里慢慢恢复，为了打发寂寞无聊的时光，窥视好象就成为一种可以原谅的选择。新版电影《后窗》更是让那位脊椎损伤导致全身瘫痪的“超人”来饰演窥视者，出于对他的病痛的同情，我们容易忘记他其实扮演的是一个“不道德”的角色。

　　偷窥者并非意识不到自身的尴尬处境，他们经常也会有惊人之举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在小说《后窗》中，“我”起初只是一个旁观者，那些邻居们的喜怒哀乐，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静静地坐在窗边，感觉到自己已经被生活所抛弃。这种状况肯定会使他感到非常悲观与失望，当谋杀的疑云突然在沉寂的生活上空浮现时，我想最初使他振奋的想必不会是燃烧的正义感，而是自己终于有可能实现身份的转变——从生活的旁观者到实实在在的参与者。他可以凭借观察的结果与作案者相周旋，他可以影响别人的生活，从而使自身一潭死水般有名无实的生活发生转变。

　　所以，在侦探小说当中，偷窥者都希望成为——也往往会成为“闯入者”，但是这些闯入者常常命运不济，从孤独的旁观者到置身其中的闯入者，这种转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后窗》中的“我”还算是不错，最后终于逃过一劫，森村诚一《残酷的视野》中的志贺邦枝便没有那么幸运了。孑然一身的邦枝在工作岗位的派系斗争中败下阵来，受到电影《后窗》的启发，买了个高倍双筒望远镜，于是住在公寓楼九层的她便“无限风光，尽收眼底”，凭窗远望、观看别人的秘密成了她生活的唯一乐趣。如果邦枝仅仅满足于旁观，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悲剧，但归根结底，所有寂寞的旁观者都有着融入他人生活的内心渴望。在目睹一起谋杀案以后，邦枝自己也成为了牺牲者。

　　在《残酷的视野》中有个细节，警方为了破案，在受害者邦枝所住房间的窗口设置了一架摄像机，而窗帘仍然保持原样，作案者由于对此觉得奇怪，每天经过时便向窗口不停地张望，警方便通过这个聪明的主意抓住了罪犯。在这儿，是摄像机充当了窥视者的角色，机器不会体验到旁观者内心的孤寂，也不会有闯入者的冲动，因此它无情、冷漠而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使我想到了罗布-格里耶的《窥视者》，窥视者于连也象摄像机一样冷漠无情，面对着杀害了自己女友的马弟雅思，他只是象往常一样面无表情地问：“你为什么又把小雅克的毛衣重新拾起来扔到海里去呢？”据说“好色一代男”从九岁起就知道在屋顶上架起望远镜，偷窥远处的女佣人洗澡，好色的同时却也充满活力，不知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窥视者丧失了往昔生命的活力，而越来越显露出他们苍白孤寂的内心世界。

　　在年深日久的观望中，窥视者的视线因为疲劳而变得散乱，对意外事件的急切盼望，有时使他们混淆了现实与虚幻的边界，就象刘照如短篇小说《目击者》中的那位画家，凭空虚构了一起并不曾发生的凶杀案。当然我们也不能总是给窥视者一副悲伤的面孔，否认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虽然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但由于某个若明若暗的目标意味着希望，这种等待反而给窥视者带来了欣慰与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