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检察官
“正宇，你来我办公室一下”，南科长的声音从电话听筒那头传来，我只好乖乖从我舒服的大班椅起身，走了十多米的距离进去科长室。谁叫他是正科，我是副科呢。科长室里南科陪着几个公安的队长在会客的沙发坐着，一个是刑侦大队的大队长张展，一个是他手下的业务骨干叶明深。张展是一个专业军人，据说在新江市的边防支队当上了副团之后转业，一般来讲，军转干部到地方要降级使用，并且一般拿不到实职，只有一个级别。比如向张展，他是军职是副团，到地方后一般给个正科或者副处的待遇，也就是级别，但要当上某个主要业务部门的领导就比较困难了，象他那样一转业就可以当上新江市刑侦支队一大队大队长正科级职务的人确实比较少见，在与他合作办过几个案子后，我发现此人不但在新江市有一定的关系，主要是业务能力也十分了得。一般的犯人顶不住他3天审。据说有一次，一个连续抢劫杀人的牛人在抵挡住刑侦支队10多人轮训后,依然屹立不招，张展过去和他目光对峙了20多分中后，此牛人主动坦白。如此几次逼迫嫌疑人坦白之后，支队里的年轻大学生纷纷称张大为“樱木花道”，张展以前不知道该外号的来历，和我熟悉后，我送他一套《篮球飞人》（我们这边称之为“男儿当入樽”）的动漫光盘，此前38年没有看过动画片的张展为了搞清出自己外号的来历，居然在一个国庆长假将此片看完，然后长出一口气道“原来用眼神可以杀人”。之后，他居然与队里的年轻人熟络不少。据说张展以前在部队是负责情报工作，审讯、问供是他的强项，但他与其他70年代出生的业务骨干一样，存在重口供，轻证据的缺点，特别是军人出生的他，对客观证据收集更加不重视，所以他刚到刑侦队办的几个大案都出现很多证据收集不全的问题，比如，该检验的指纹不去检验、该鉴定的笔迹不作鉴定、甚至缴获的作案工具都没有相应的痕迹检验，被我一一指出，使用检察官的退回补充侦查权，要他补充侦查，这人一见这样就和我较劲，说犯人都认罪了，你们检察院这样搞不是多此一举、脱裤子放屁吗？以前严打的时候，这样的人老子直接在看守所打死了。我也不动气，这样的场面我当小科员的时候见多了，公安人大哥的架子端惯了，总喜欢对人就放炮，也不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可是法治社会啊，光靠口供你就要我起诉，你想让我办第二件佘祥林案件啊。当然对于这样的大道理，公安大哥是听不进去的。以前做小科员我人微言轻，当了副科长后，虽然只升了一级，但地位高了很多。我在公检法三家定时举行的联席会议上直接要求公安主要办案人员要去法院旁观庭审（以前当科员是没有资格参加这样的会议的），以达到公检法三家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的目的。主持会议的政法委书记是俺老爹，当然拍板同意。张展去听了几个庭审，发现好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的时候交代的内容，到了法庭上居然全部翻供，还振振有词说公安人员如何如何对他进行殴打、虐待。老实说以前我们的公安人员确实有这样的毛病，但自从广州除了著名的“孙志刚事件”后，几个涉案公安人员被判处极刑，这样的情况在珠三角地区已经极少出现了，再加上现在的法治环境改变、社会舆论的监督，公安人员办案已经不敢再打人了，甚至好多侦查人员都自备香烟，供嫌疑人享用，以此获取他们开口。嫌疑人翻供当然是无理的，但如果没有铁一般的证据，法院也不敢随便相信他们以前供述的真实性，因此一些客观证据就开始发挥他们应有的威力。指纹可以证明嫌疑人曾经在现场出现，砍刀上的指纹可以证实嫌疑人曾经使用过砍刀，砍刀上血迹的DNA鉴定可以证实该砍刀砍中过死者，有这样的证据做保障，即使没有嫌疑人的口供，法官也能够判定他有罪。张展看完后，观念有很大转变，对我的态度也越来越好。但那时我一直觉得，他是知道政法委袁书记是我老爹，才主动和我套近乎的，直到我们合力办成了一个案件后，我们才真正成为朋友。
见我进来，南科叫我坐下，然后说：“这个案子由袁科长提前介入，张大没有什么问题吧。”这里我要向不熟悉检察业务的朋友罗索几句内行的情况，介绍一下什么叫检察院的提前介入。一般来讲，刑事案件发生后，第一时间接触案件实行侦查的是公安人员，检察人员没有必要也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去介入的，检察机关接触到案件的内容，一般都是在公安人员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以后，之前公安人员如何侦查、如何办案，检察人员一般是不予过问的。这个与国外，检察院领导侦查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但随着法治制度的完善，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列入刑诉法，公安机关以前的办案方式受到极大的挑战，他们侦查终结的案件不批准逮捕、不予起诉越来越多，在上级破案压力与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公安机关终于认识到要与检察院合作，才能更好的办案。于是一些重大案件，他们都积极邀请检察人员与他们一起看现场、加入侦查行动。当然这个制度目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也仅仅是个别地方的做法，并且公安机关处于主动地位。当然，这样做之后，新江市的刑事案件的质量得很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