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饮不仅是满足生理需求的吃喝，还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政治功能和文化含义。张光直认为“达到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肠胃”。吃什么与如何吃是理解一个民族和文化的重要问题，饮食人类学的研究揭示出饮食对构建权力秩序、塑造政治权威与维系社会运作具有特殊作用。秦汉时期，权贵基于各种目的经常举行宴会，普通百姓也会在皇帝赐酺、婚丧嫁娶和时节祭祀之时举行各种形式的宴饮。可以说，宴饮活动覆盖到国家、社会和家庭生活各个层面，是重要的政治和社会现象，尤其是某些蕴含着丰富政治含义的宴饮活动，在构建政治秩序与维系权力运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值得深入考察。
宴饮作为一种饮食文化和社会习俗，在饮食文化史或社会风俗史类型的论著中均有涉及，但主要是对食物、酒水和宴饮方式的简要概述，对宴饮的功能和意义则挖掘较少。在秦汉宴饮活动的研究方面，余英时、刘德增考释了宴会上的座次问题；王子今、彭卫、孙家洲对汉代的酒、酒徒和酒宴问题做了有趣的解读；也有学者利用简牍和画像资料，对宴会上的乐舞、游戏和酒令等活动做了精细考释。这些研究为我们呈现了秦汉宴饮活动较完整的图景，但对于宴饮活动的社会政治功能与意义，仍有较大的空间和较多的问题有待深入，正如彭卫、杨振红所提示的：“秦汉时期的宴饮活动是在多种心态驱动下展开的，并负载了相应的社会功能。”本文主要探究宴饮活动在政治秩序的形成和维系、权力关系的运作及变化等方面具有的功能和意义。张光直、西嶋定生、黄正建和侯旭东相关研究中的思路和方法，对笔者深有启发：张光直认为中国文化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或在独特的社交或仪式背景下，与饮食相关联的器具、信念、禁忌和礼仪，都有繁琐的要求和特殊的含义，饮食背后有着丰富且复杂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含义有待挖掘；西嶋定生对汉代皇帝赐爵、民间宴饮与帝国构造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指出皇权通过赐宴的方式深入到地方社会，并重构基层秩序；黄正建考察了唐代的皇帝赐宴和官员的宴会，“皇帝始终想把宴会作为操纵、控制臣下，调节君臣关系的一种手段”，官员们则通过宴会调节各种人事关系，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及人际交往的状况密切相关；侯旭东提出“关系论的关系思维”，关注“关系过程”与“关系的关系”，其中“关系过程”考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如何形成、维系、中止与再建。宴饮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交方式，正是人们建立、增进和巩固关系的重要手段，是研究人际关系动态过程的有效视角。
------------------------------- 一 非专为饮食也：先秦时期宴饮政治功能的形成 ------------------------------- 先民们为了庆祝收获或祭祀神灵而聚餐共饮，宴饮承载了氏族所有成员的精神寄托和欢欣愉悦。进入到国家文明阶段后，伴随权力集中和阶层分化，宴饮的功能和意义得到扩展，政治意味逐渐浓重，成为统治集团构建政治秩序、展开权力竞逐、实现有效统治的重要方式。
《诗经》中的宴饮诗体现了西周古典时代贵族阶层的政治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面貌。饮食与礼制关系密切，“夫礼之初，始诸饮食”，贵族的各种仪典都离不开宴饮，无论是朝聘会盟还是婚丧嫁娶，都要举办各种形式的宴饮，“礼终而宴”，宴饮是礼仪不可缺少的因素，是礼典完成的重要标识。在宴饮场上，贵族通过进退容止、酬酢献遗、吟诵诗篇来演行礼仪，宴饮“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宴饮行礼是贵族礼乐素养培育、训练和展演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贵族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宗法封建制度将亲亲与尊尊融为一体，贵族阶层通过宴饮来沟通情感，加强宗族的凝聚力，巩固异姓盟友的拥护，最终实现协调人际关系、化解矛盾、巩固统治的目的。正如《小雅·鹿鸣》“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所表达的那样，宴饮力图通过美酒佳肴、琴瑟和鸣营造出和谐融洽的氛围，以增强统治阶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东周以来，古典礼乐精神衰退，随着统治阶层内部矛盾斗争的加剧，宴饮成为权力博弈和阴谋斗争的重要舞台。季武子欲废年长的公鉏而立少子悼子，访于臧纥。“臧纥曰：‘饮我酒，吾为子立之’。季氏饮大夫酒，臧纥为客。既献，臧孙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与之齿。”臧纥通过在宴饮场合对待悼子和公鉏礼节的厚薄差异，在众卿大夫面前确立了两人新的地位。田乞为立阳生为齐君，召群大夫会饮，“盛阳生橐中，置坐中央，发橐出阳生，曰：‘此乃齐君矣。’大夫皆伏谒”。也是利用了宴饮时主要卿大夫都在场的时机，凭借权势地位操控，戏剧性地完成了政治谋划。信陵君为尊礼侯生而置酒大会宾客，内含丰富的信息：
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信陵君为了结交侯嬴，置酒大会宾客，酒宴的供具、酒水、食物和乐舞自然无比精致奢华，宗室将相宾客满堂，宴会实现了双向的身份夸耀：一是信陵君宴请到魏国大多数权势人物赴宴，展示了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声望；二是受邀者以受到信陵君的邀请为荣，能够出席这次宴饮是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征。主人信陵君和主客侯嬴也通过宴会实现了双向的目的：信陵君亲自驾车迎请侯嬴，坐之上坐，宾客皆惊，通过在众多权贵观众面前表现对侯生的礼敬和尊重，提升了侯生的社会地位，使之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侯生在公子迎请时故意态度倨傲，并在市中久立拖延而公子执辔愈恭，导演了以来往市人为观众的剧目，宣扬公子的礼贤下士，“礼贤”正是战国四公子之所以权重一时的关键声名。
周秦之变，君主权力的绝对化及政治对社会的支配程度空前增强，宴饮在构建政治秩序及进行权力博弈上的功能有增无减，这是下文将要探讨的主题。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汉代画像中非常流行的宴饮题材图像，为我们直观了解宴饮场面的样态和细节，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坐席、食案、佳肴、酒樽、酒杯、酒勺，以及饮酒的主人和宾客，是宴饮图的必备要素。盛大宴饮的图像还包括奢华的帷幄供张、侍奉的仆人、鼓吹的乐队、乐舞百戏的倡优，以及忙碌的庖厨。宴饮的规模，有两人的对饮，比如山东嘉祥宋山的一方画像石，主宾两人面对面跪立在食案前，手持刀具，切鱼而食，食案边有酒樽、酒杯和酒勺，两人一边饮酒一边交谈；也有多人的聚饮，如成都市郊出土的宴饮观舞图，主宾分案而坐，左下方有一张食案但未见客人，可能暂时离席，画面中间依次摆放着各种酒具，右侧上下分别有两位艺人在表演乐舞和百戏；河南打虎亭二号汉墓的北壁壁画则表现了盛大宴饮的场景，画面左侧中部设主人席，右侧上下设两列长席、食案，尚席、仆人穿梭其间，众多宾客边饮酒边欣赏乐舞，一派热闹奢华的光景。
图像材料对历史研究的意义越来越得到重视，我们通过画像对汉代宴饮活动有了直接的观感，但图像亦有其局限，对宴饮活动在构建政治秩序、展开权力竞逐、实现常规统治等方面功能和意义的分析，仍需仰赖文献史料及相关理论，其中饮食人类学的理论非常值得历史学借鉴吸收。首先，饮食是一种人际关系纽带和社会交际方式，共食一锅饭或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是人际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次，饮食是社会身份和权力地位的象征，吃的特权，吃什么，怎么吃，都与一个人或一个阶层的社会地位、政治特权有关。宴饮是集中展示权力和地位的“剧场”，宴会的供具、食物、酒水、乐舞等奢华程度的差异，客人身份的高低，主客之间互动方式的不同，背后均表征着不同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关系；最后，饮食是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的表征，不同民族、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饮食观念和习俗，多个民族共同参加的宴饮活动，就掺杂着“食物政治”的复杂内容，通过食物表现权力与征服。总之，“宴饮非专为饮食也”，某些重要的宴饮活动背后关涉到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政治权力，值得深入研究。
------------------------------- 二 莫不振恐肃敬：皇帝宴会中的权威塑造 ------------------------------- 秦汉是皇帝制度形成与确立的时期，秦王政自定名号为“皇帝”，但是皇帝的地位、形象与权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从制度、礼仪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不断地建构和塑造。皇帝的主要政治对象包括官僚、诸侯王、外藩首领和庶民百姓，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径，皇帝与这些对象发生持续性的互动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塑造皇帝的权威。宴饮可以呈现为正式的制度性礼仪活动，展示严格的等级和冰冷的规范，承担“礼别异”的功能；也可以呈现为非制度性的推杯交盏，在宴乐迷醉中达致其乐融融的关系，达到“乐和同”的效果。故而宴饮成为皇帝与其政治对象建构关系时经常采用的形式，官僚、诸侯王、外藩首领和一般庶民在皇帝的宴会上都有其位置，宴饮成为皇帝构建政治秩序的常用手段。
每年正月旦的元会仪，由朝贺与置酒宴饮两部分组成，是皇帝规训群臣服从意识，同时确认和强化其独尊地位的重要仪式。刘邦即皇帝位后，经常与群臣宴饮共乐，但场面不时陷入混乱，“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祖与群臣之间最初是一种任侠性的情义关系，饮酒争功的画面正是这一关系的延续，但此时刘邦已经由任侠集团的首领转变成王朝皇帝，对此既不满又无奈，叔孙通乘机自荐，以秦仪为基础并缘饰古礼而制定汉朝仪。“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叔孙通制定的汉朝仪在正月旦的长乐宫朝会上第一次实践。“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仪仗与护卫隆重而森严，参加朝会者由谒者、行人等司仪人员引领入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群臣就位后皇帝隆重登场，“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奉贺之后置酒宴饮，“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元会仪的参加者包括中央主要权贵、官僚、地方计吏及四夷使者，是皇帝展演权势和规训臣服的最佳场合，我们看到贯穿整个仪式的是皇帝的威势、群臣的慑服、井然的秩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宗教般的肃穆。之前与刘邦称兄道弟的从龙功臣们，经过元会仪的驯化，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在意识中，均成为匍匐在地的臣子。如此仪式在每年第一天都要重复上演，君尊臣卑的根本原则得到淋漓尽致的贯彻，使得刘邦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通过元会仪繁琐而又严格的规矩仪式，皇帝构建了与群臣的尊卑等级关系，规训了臣下的顺从意识，有利于皇帝形象和皇权威势的塑造。
汉朝实行郡国并行体制，皇帝与诸侯王的关系是敏感而重要的，宴饮同样是皇帝处理与诸侯王关系的重要方式。诸侯王朝见天子，从“始到”至“辞去”，皇帝与诸侯王有“四见”，有趣的是这四次相见均是以宴饮的形式开展，“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小见；到正月朔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法见；后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后二日，复入小见，辞去。凡留长安不过二十日”。诸侯王要参加正月旦的元会仪，称为“法见”，如上文所说，这是最隆重最正式的政治仪式，诸侯王与其他文武百官、地方计吏和蛮夷代表一同参加，皇帝与诸侯王并没有超出仪式规定外的更多交流。法见后三日，皇帝专门为诸侯王置酒，除了皇帝和诸侯王之外，朝廷的高官和贵戚都会受邀参加，隆重却不似元会仪那般肃穆。除此之外还有两次“小见”，都是“燕见于禁门内，饮于省中”，在天子起居的禁省之内置酒设宴。诸侯王是皇帝的血缘近亲，两次“小见”更多地体现了亲亲原则，参加者只包括皇室成员及关系亲密的宠臣。当然，以上所述只是制度性的规定，皇帝不需要完全遵循，汉景帝时梁孝王入京觐见，在京城滞留半年，与景帝入同辇、出同车，“小见”的次数恐怕远多于两次，景帝尝对梁王言“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可能就发生在某次“小见”之时。
小见的时候，皇帝可以暂时搁置君臣之礼而叙家人之情，汉惠帝在一次接待齐王的宴饮中，“置齐王上坐，如家人礼”，以家内年齿长幼定宴饮的座次。齐王是刘邦的庶长子，从家内长幼而言，齐王是兄，惠帝是弟，故齐王坐上坐。宴会上的座次位置表征着不同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关系，座次的安排和改变，是确认或改变宴会参与者之间关系的一种特别方式，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信息。皇帝与皇室宗亲的燕宴，是采用君臣礼还是家人礼，在于皇帝的主动选择。惠帝以家人礼待齐王，表示优礼齐王，齐王对这一安排也没有明确拒绝，但是吕后非常介怀，当场就安排鸩酒准备毒杀齐王，察觉端倪的齐王佯醉才逃离宴会。皇帝与诸侯王正式的宴饮，如匡衡所言：“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视之，又观以礼乐，飨醴乃归。”通过展演礼仪建立对诸侯的道德引导，确立皇帝作为大宗的道德尊位和政治权威。两次小见则是展现皇帝“亲亲”慈惠的一面，树立典范的家庭伦理，以此教化和引导帝国的无数“小家”。
外藩首领或使者来朝见时，皇帝置酒设宴，涉及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以及夷夏关系问题。招待外藩的宴会具有内外两方面的功能：对外而言，既是向周边部族展示王朝强盛以行震慑，也是待以殊礼以抚绥拉拢；对内而言，向王朝臣民展示万邦来朝、四夷宾服，强化臣民的王朝自豪感、荣誉感和认同感。西域使者来朝，汉武帝“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刻意在“外国客”面前展示大汉富厚。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汉廷的接待规格非常高，待以殊礼。迎接单于时“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夹道陈”。招待的宴会在建章宫举行，“飨赐单于，观以珍宝”，可知蛮夷君长王侯都是这次宴会的参加者。匈奴是汉朝周边最强大的部族，其单于来朝称臣，既是向其他蛮夷部族进行夸耀和规训，也是向王朝百姓展现王朝强盛的极好时机，汉宣帝通过飨赐呼韩邪单于的宴饮，一举实现了对内和对外两方面的政治目的。
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饮食习俗，食物问题同时也是文化和民族的认同问题。历次宴飨匈奴单于，对宴会的食物安排，史书均未记载。我们大致可以推想，宴会上的食物安排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考虑到单于和其他蛮夷君长的饮食习俗，给予特殊的安排，二是故意忽视他们的饮食习惯，而一律供以汉人的食物。不管怎样，食物蕴含着民族、文化和政治含义，如果是尊重来朝蛮夷的饮食习俗，可以认为是汉朝待以优礼的特殊考虑；如果一律供以汉食，则可以从食物政治的角度理解为要求单于、蛮夷君长以食用汉朝食物的方式表示臣服。
“赐酺”是皇帝构建与庶民百姓关系的主要方式。秦王二十五年(前222)王翦遂定荆江南地，统一的形势完全明朗，“五月，天下大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完成统一，在更名号为皇帝、定水德、确定郡县制、更名民为黔首之后“大酺”。汉代的皇帝在即位、立皇后、立太子、封禅、祥瑞及军事胜利之时，往往大赦、赐爵并“赐酺”。所谓“酺”，《说文》解为“王德布，大饮酒也”。赐酺的对象是“天下民”，以基层社区“里”为单位进行赏赐，即“赐民百户牛酒”“女子百户牛酒”。为什么秦汉的皇帝会热衷于“赐酺”呢?皇帝进行统治，除了要具备暴力基础，还需要通过各种软性的手段，使百姓崇拜皇帝、认同统治，心悦诚服地接受被统治的地位，如此才能长治久安。皇帝的赐酺发生在王朝的重要时刻，在皇帝的恩典下，所有基层社区都开展持续数日的宴饮，感受着皇恩浩荡，宴饮实质上就成为一场政治仪式，参与者在欢聚畅饮中对宴饮起因的政治事件表示接受和认可，在更深层次上对皇帝的统治表示承认和接受，对皇权的崇拜、对秩序的认同，潜移默化地作用到庶民的意识深层。
由聚落全体居民参加的宴饮活动，并不是毫无秩序的觥筹交错，宴饮活动中有各种体现尊卑长幼秩序的规矩，是演习“乡党之礼”的重要场合。杨宽指出古老氏族社会举行聚餐宴饮时，注重对长老和宾客的尊敬，乡饮酒礼即由此产生。后来乡饮酒礼越来越趋于繁琐，成为贵族阶层维护宗法制度和特权的手段。在庶民阶层举行的集体宴饮活动中，通过座次位置、菜肴数量、敬酒次序等规矩礼节的践行，以齿为尊的伦理观念和长幼尊卑的社会秩序得到维系。西嶋定生对“赐爵”与“大酺”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揭示：以齿为尊的民间秩序是原生性的，皇权并没有介入其中。秦汉时期皇帝对百姓普遍赐爵，以爵位作为身份高低的新依据，重爵的观念逐渐深入基层。皇帝赐爵的同时赐酺，在宴饮中按照新的爵位确立礼仪地位，使爵的身份秩序得到民众的接受和认可。西嶋定生非常敏锐地指出，皇帝将爵位普遍赐予天下男子，年龄越高者遇到皇帝赐爵的次数越多，“由于民爵赐与而产生的有爵者的爵位的差等，结果与齿位并不矛盾而趋于一致了”。也就是说，爵的秩序和齿的秩序某种程度上是重合的。即使如此，皇帝的赐爵与大酺并不是多此一举，实质上是通过基层社区集体宴饮的仪式，以某种狂欢的形式将皇权的影响深深植入到基层社会之中，实现对基层秩序的政治性重构。
------------------------------- 三 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宴饮中的权力游戏 ------------------------------- 统治阶层为了权势和利益，时常通过相互团结或争斗以实现力量的分化组合。宴饮作为一种社交形式，正是权贵们展开政治博弈、玩弄政治手段的重要舞台，既可以通过宴饮来实现怀柔和拉拢，也可以在宴会中展示力量进行威慑，还可以利用宴会来巧妙地传达信息，表明态度和立场。
对于皇帝而言，大多数宴饮是礼仪性的，用以强调政治身份的差异，构建尊卑有序的政治秩序。皇帝也时常需要协调与统治阶层其他成员的关系，加强团结，由美食佳肴、艳姬乐舞构成的宴饮，无疑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洛阳南宫落成，高祖置酒，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战胜项羽是刘邦君臣共同奋斗的结果，在宴会上谈论这个话题，君臣共同回忆峥嵘岁月，分享胜利的喜悦，有利于集体身份的认同和统治阶层的团结，这次宴会的气氛无疑是轻松愉悦的。在另一次宴会上，刘邦重提太公当初认为他不如刘仲能置产业的旧话，引得“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与群臣分享旧事，也是为了巩固关系，加深感情。王太后交出传国玺之后，王莽“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这是完成改朝换代的新莽君臣的庆功欢饮。王莽在平定三辅赵明、霍鸿的叛乱后，“置酒白虎殿，劳飨将帅，大封拜”。光武帝征伐山东，获董宪、庞萌，“诸将还京师，置酒赏赐”，都是军事胜利后对有功之臣的赏劳宴赐，有利于统治阶层的团结和君臣关系的和谐。
皇帝时常驾幸臣下宅邸宴饮，以表达对臣下的宠信。汉文帝“常燕饮通家”;汉武帝祓霸上，还过平阳主家，在招待的宴饮上看中讴者卫子夫；郭况是郭后弟，郭后虽被废为沛太后，但光武帝对郭况仍很信任，“迁大鸿胪。帝数幸其第，会公卿诸侯亲家饮燕，赏赐金钱缣帛，丰盛莫比”，以此表示对郭氏外戚的安抚；冯石为汉安帝所宠，“帝尝幸其府，留饮十许日”，皇帝在臣僚府邸留饮十多日，恐怕是非常罕见的宠遇了。
皇帝驾临臣下私邸是宠信的象征，故而臣子会刻意策划宴侍皇帝的机会，借以实现自身目的，窦太主、董偃邀宴汉武帝，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窦太主是武帝之姑，在寡居之后宠幸美少年董偃，但私侍公主之罪令董偃惴惴不安。为了使这份关系得到汉武帝的认可，好友爰叔为董偃策划了“求见上之策”。首先让窦太主称病不朝，在汉武帝问疾时，邀请武帝驾临宴饮：“愿陛下时忘万事，养精游神，从中掖庭回舆，枉路临妾山林，得献觞上寿，娱乐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几天后武帝驾临，“主自执宰敝膝，道入登阶就坐”。对窦太主与董偃的关系，汉武帝自然是早有耳闻，故提出要见董偃，窦太主乘此机会主动请罪，武帝本就不介意此事，也明白窦太主宴请就是为此。窦太主顿首谢罪，武帝“有诏谢”，于是窦太主引董偃入见，叩头谢，“上为之起。有诏赐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进觞……饮大欢乐”。这场谋划让武帝驾临的宴饮，成功地使窦太主与董偃的关系得到汉武帝的正式认可，并使董偃得以觐见天子，蒙受恩赏，“饮大欢乐”，实现了“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的效果，董偃在京城权贵圈的地位，陡然提高。
皇帝的宴饮也是政治博弈的场合，通过宴会上的表演来展现实力或传达信息。在刘邦登上帝位后，诸将由于没有及时得到封赏，不满和怨怒逐渐蕴积，刘邦在张良的建议下先封与自己有宿怨的雍齿，“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通过宴会向诸将传达了信息，巧妙地化解危机。当刘邦意欲废太子时，吕后得到张良的支持和建议，请得商山四皓，“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刘邦只得对戚夫人说：“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刘邦多次延请而不得的商山四皓肯从太子，背后有吕后、张良、叔孙通等众多势力的努力，在宴会的时机展示出来，打消了刘邦更换太子的心思。刘章在吕后的酒宴上，先言以军法行酒，后竟然真的将亡酒的诸吕一人斩杀，吕后亦无可奈何，在当时吕、刘相争的形势下，提高了自己的声威，“自是之后，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大将寇恂与贾复有矛盾，光武帝招寇恂入见，“时复先在座，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分之。’于是受赐，极欢宴，遂同载车出，相与结厚”。皇帝设宴和解了大臣间的矛盾。
在秦汉帝国的官场上，官僚权贵经常举行宴饮活动，通过宴会场上的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以实现炫耀权势、联络同党、攀附当道或是刺杀政敌的目的。李斯曾大宴宾客，十分轰动，“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廷车骑以千数”。因长子告假归家团聚而大宴宾客，颇为奇怪，或许除了炫耀家门权势外，也是为了推介长子，加强李由与百官的联系，以提高他在官僚集团中的地位，为家门权势延续打下基础。李斯当时感叹“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可见他已经在思考家门权势的延续问题了。李斯的宴会发生在咸阳高层，吕太公的宴会则发生在地方基层，当他迁居到沛地，由于与沛令是好友，“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故举办了盛大酒宴。吕太公的酒宴具有三层含义：首先，通过这次宴饮，吕太公与沛中豪杰们正式结交，是吕家进入沛县政治关系网络的一个仪式；其次，沛中豪杰吏来贺，很大程度上是看在沛令的面子上，借着吕家宴饮的场合，沛令与其属吏之间，以及豪杰吏之间，联络了情感，加强了关系；最后，萧何任宴会主事，令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身份地位高或家境殷实而贺金重厚的人物坐在堂上，其他人则坐在堂下，身份的秩序就在酒宴中得到确认和展演。无论是李斯的宴会还是吕太公的宴饮，在秦朝都不是例外，高层权贵和地方基层的官吏豪杰，都普遍采用宴饮的形式来展示权势地位、构建人脉关系网络。
宴饮是权贵们相互联络，巩固或改善关系的重要方式。平定诸吕之乱，周勃和陈平的密切合作是功臣集团取胜的关键。周勃是沛县元从，陈平是从项羽阵营中转投而来的，当初陈平任典护军监察诸将时，引发周勃不满，两人关系一度紧张。为了应对诸吕的威胁，陈平主动改善与周勃的关系，“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周勃积极回应，“亦报如之”，在相互的宴请乐饮中“此两人深相结”，实现了功臣集团内部的团结。田生为刘泽谋求封王时，先令其子交好吕后宠臣张卿，接着宴请张卿，“田生盛帷帐共具，譬如列侯。张卿惊。酒酣，乃屏人说张卿曰……”，在推杯交盏的融洽气氛中，将张卿引入为己所用的谋划中。窦婴权势极盛时，“蚡为诸郎，未贵，往来侍酒魏其，跪起如子侄”，田蚡以低下的姿态实现了对权势的攀附。后来田蚡任丞相而窦婴失势，窦婴通过灌夫宴请田蚡，好不容易得到许诺，“魏其与其夫人益市牛酒，夜洒埽，早帐具至旦。平明，令门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来”。权势一方和攀附一方戏剧性地逆转，但是通过酒宴进行逢迎讨好则是相同的。
地方官吏或致仕官员时常会宴请乡里父老进行宴饮。薛宣任左冯翊时，每逢休日，贼曹掾张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斯亦可矣。”当然，对于地方掾史而言，并不是每逢休日就一定要设酒肴宴请邻里，但从薛宣的话可知此类宴饮为数不少。基层官吏在休日回到自己居住的社区，与邻里宴饮共乐，对于协调官民关系，塑造政权的亲民形象，会有一定的帮助。西汉时颍川多豪强，难治，太守韩延寿欲“教以礼让，恐百姓不从，乃历召郡中长老为乡里所信向者数十人，设酒具食，亲与相对，接以礼意，人人问以谣俗，民所疾苦，为陈和睦亲爱销除怨咎之路”。两汉之际的凉州，“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当然，这种“上下通焉”的酒宴，只是邀请民众中德高望重的父老，范围有限，但目的是营造吏民的亲和关系。疏广致仕，宣帝赐金二十斤，皇太子赐五十金，回乡里之后，“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疏广耗尽资财宴饮，不留赐金给子孙，考虑的是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疏广当然是特例，但一般官员致仕回乡后，都会宴请乡里的父老子弟，作为乡里对自己仕宦生涯支持的感谢，也作为自己重回乡里地方的一个仪式，以加强自己在乡里的地位。汉代的致仕制度对保持乡里的活力，维护乡里基层的秩序具有积极意义。
------------------------------- 四 酒之败：宴饮中的冲突、挫折与流血 ------------------------------- 宴饮是重要的社交手段，是否曾一起宴饮过，甚至成为判断相互关系的一个标尺。司马迁为了说明他为李陵辩护是出于公心而非私人关系，言“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从来没有一起喝过酒可作为相互之间并没有亲密关系的证明。有时候刻意回避与某人一同宴饮，甚至会被视为一种敌意。桓彬与中常侍曹节的女婿冯方同时担任尚书郎，桓彬“与左丞刘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尝与方共酒食之会，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为酒党”。桓彬等被诬为“酒党”，可见这几人经常一起置酒宴饮，而冯方因被排斥在这个圈子之外，未曾“共酒食之会”而心生怨恨。可见宴会并不总是欢乐和团结的，有时候充满着冲突、挫折和流血。
凡宴饮必须有酒，酒能够激发人的情绪和能量，酒酣的状态有助于情感的交流和认同的产生，但酒也能使人丧失理智、冲动发狂。大多数宴饮能起到协调人际关系的作用，但在一些宴饮活动中，人际之间的矛盾却被激化，引发冲突和斗争，乐极生悲，此即《淮南子》所言“酒之败”:“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飨，卑体婉辞以接之，欲以合欢，争盈爵之间反生斗，斗而相伤，三族结怨，反其所憎，此酒之败也。”秦汉有很多使酒逞强的“酒徒”，轻则失礼，重则惹上杀身之祸，灌夫是最著名的一个，他曾“与长乐卫尉窦甫饮，轻重不得，夫醉，搏甫”。窦甫是窦太后昆弟，人们讨好巴结唯恐不及，但灌夫具有一种凌贵扶贫的任侠气质，一旦醉酒使气则鲁莽冲动，不顾后果，这次他幸得景帝保护才得以免祸。后来在窦婴家的宴会上，因为不满田蚡的傲慢，“从坐上语侵之”，在窦婴及时制止和谢罪下才勉强化解。最后灌夫惹得杀身之祸是在田蚡的婚宴上，田蚡为丞相，娶燕王女为夫人，宗室外戚百官皆来庆贺，“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众人的势利令灌夫忿恨不已，接着灌夫“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因嘻笑曰：‘将军贵人也，属之?’”，将杯中酒喝尽被视为是给敬酒者面子，田蚡并没有把灌夫放在眼里，没有尽饮，灌夫恼怒但又无可奈何，于是将气撒在临汝侯和程不识头上，“行酒次至临汝侯，临汝侯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临汝侯曰：‘生平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儿呫嗫耳语！’”灌夫在酒宴上对其他宾客使酒醉骂，极大地伤害了主人田蚡的面子，田蚡终于发作，“劾灌夫骂坐不敬，系居室”，最后陷之死罪。宴饮本是协调关系的场合，但是由于很多场外的因素，使得宴饮酒酣之时成为一个平时被压抑情绪的爆发口，从而造成人际关系的破裂，酿成事端。
在酒宴上闯祸的例子，既会发生在长安权贵圈，也会发生在边境地区中下层军营中，王子今讨论了居延军营中一场由醉酒争斗引发的逃亡事件：
一位名叫让的客民持酒拜会甲渠候，甲渠候邀请恰因公务在此的第四守候长原宪、主官夏侯谭一起饮酒。几人将让带来的酒喝完后，本准备各自散去，甲渠候觉得还未尽兴，又取酒出来与几人继续豪饮，当再次酒尽，宴会行将结束时，原宪与夏侯谭发生口角争执，持剑重伤夏侯谭，最后原宪畏罪，偷盗一批禁物逃往匈奴。宴饮本是促进人们关系的方式，但是因饮酒过量而引发的酒后争斗并不少见，居延汉简记载的这类事件，可能在各个地方、各个阶层都并不罕见，只不过此次事件引发了当事人畏罪叛逃的严重后果，从而被记录下来。
在宴饮场合中，参与者以相互尊重、给面子、卖人情为惯常规则，如果在宴饮场合丢失了面子，特别会引起当事人的情感挫折和过激反应。翟义二十岁即担任南阳都尉，年少气盛、得志一时。当时的宛令刘立与曲阳侯有婚姻关系，著名州郡。“义行太守事，行县至宛，丞相史在传舍。立持酒肴谒丞相史，对饮未讫，会义亦往。”刘立在传舍设宴招待前来的丞相史，以此加强自己与京城官僚圈的关系，此乃地方官吏的惯常做法。恰好翟义行县，也来到宛县传舍，翟义是代理郡守，刘立只是其辖下的县令，当门外吏员通报郡守到来时，“立语言自若，须臾义至，内谒径入，立乃走下”。刘立一向“轻义年少”，如果此时在丞相史面前对这位年轻的上官表现得太殷勤卑下，可能有损自己著名州郡的形象，所以对翟义较为轻慢，遭遇轻慢的翟义丢失了面子，之后借它事将刘立下狱。名儒王式被征为博士，“既至，止舍中，会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劳式”。儒林中人的宴饮尚有古礼遗韵，置歌吹，诸生唱诵诗经篇章，断章取义。博士江公嫉式，令歌《骊驹》，此乃客人欲去之歌。这场宴会王式为客，江公暗含逐客之意。王式当即根据《曲礼》记载反驳江公，不料江公骂曰“何狗曲也”，宴饮不欢而散，王式感到受辱，谢病免归，拒绝了博士之职。东汉时，蔡邕遇赦从流放地五原返回中原时，“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蔡邕著名当世，王智是中常侍王甫弟，他大宴宾客为蔡邕饯行，意在借蔡邕提升自己的声望。宴席上王智起舞属蔡邕，作为客人的蔡邕必须做出积极的回应才算是给主人面子，但蔡邕不齿阉宦浊流，冷漠应对，王智“惭于宾客，诟邕曰：‘徒敢轻我!’”。王智面子受到极大挫伤，反应过激，直接在宴会上大骂蔡邕，蔡邕拂衣而去，宴会不欢而散。在众宾客面前大丢颜面的王智报复，密告蔡邕怨于囚放，谤讪朝廷，导致了蔡邕亡命江海。
------------------------------- 五 余论：宴饮与关系社会 ------------------------------- 宴饮活动的主要功能在于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宴会是人际关系的具象化。古代中国的主要人际关系，包括君臣关系、同僚关系、家人关系、同乡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都是经周秦之变在秦汉时代确立并一直延续的。从秦汉开始，中国社会特别重视人际关系和人情面子的特征就已形成，关系、人情、面子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人们相互之间通过做人情、看面子，寻求关系的协调和情感的交流，进而实现各种目标。宴饮不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唯一方式，但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通过醇酒佳肴的催化发酵，宴饮成为建立、维持和增进人际关系的有效方式。
在关系社会中，公与私的冲突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困境。中国古代官僚体制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性化特征，按照规章制度办事，考虑事情的合理性和效率。但官僚体制的运作必然会受到两方面的冲击和干扰，一方面是皇权的专制意志，难免会对官僚体制的理性行政产生阻碍或破坏，所以马克斯·韦伯将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定义为家产制官制或家产官僚制；另一方面是会受到人情关系的影响，官僚体制中的官员们，作为个体都生存在一个重视人情关系的社会中，各种人情、面子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对日常的行政运作产生冲击。
在宴饮活动中，关系、人情、面子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西汉后期，何寿任郡守时，遇属吏何武甚厚，后来何武任扬州刺史，何寿升任大司农。当何武入京奏事时，何寿宴请了何武之弟显和故人杨覆众，“酒酣，见其兄子，曰：‘此子扬州长史，材能驽下，未尝省见’。显等甚惭，退以谓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职在进善退恶。吏治行有茂异，民有隐逸，乃当召见，不可有所私问。’显、覆众强之，不得已召见，赐卮酒。岁中，庐江太守举之”。在关系社会中，人们以“做人情”和“还人情”的方式进行交往，“报”构成社会运转的重要规则。何寿当初厚遇何武，自然会期待出任扬州刺史的何武会对自己的侄子有所关照，但何武没有遵守人情运作的规则，何寿的宴会因此而起。颇值玩味的是，何寿并没有直接宴请何武，这是由人情关系的特征决定的，当人们“做人情”时，对对方的回报期待不能过于直接和急迫，不求回报反而是值得称赞的态度，换句话说，虽然人情关系的实质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但却不能以赤裸裸的交易形式表现，必须披上温情脉脉的面纱。如果何寿直接宴请何武并提出回报的要求，则会对自己和何武的面子都造成伤害，所以才通过宴请与何武关系密切的何显和杨覆众，委婉表达其意。何显和杨覆众“甚惭”，说明大多数人都认同应该对接受的人情做出积极回报。后来，虽然何武重申了“不可有所私问”的公正原则，但“显、覆众强之”，何武看在弟弟和朋友的面子上，宴请了何寿的侄子。显然，这次宴饮公开传达了某些信息，并很快被庐江太守领会，何寿的侄子得到举荐提拔。我们看到，官僚体系运作“不可有所私问”的理性原则，就在人情关系的交织作用下被破坏，说明在很多情况下人情能够战胜制度。
平恩侯许广汉迁居新邸，“丞相、御史、将军、中二千石皆贺，宽饶不行。许伯请之，乃往，从西阶上，东乡特坐”。司隶校尉盖宽饶为人峻刻，这一品性正适宜于司隶监察权贵高官不法之职责。当朝中官员“皆贺”许伯的时候，盖宽饶不行，尽可能避免参与社交宴饮，保持与监察对象的距离。但当许广汉亲自上门邀请时，迫于情面又不得不前往。宴会上“酒酣乐作，长信少府檀长卿起舞，为沐猴与狗斗，坐皆大笑。宽饶不说，卬视屋而叹曰：‘美哉！然富贵无常，忽则易人，此如传舍，所阅多矣。唯谨慎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趋出，劾奏长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礼不敬。上欲罪少府，许伯为谢，良久，上乃解”。秦汉时期的宴饮活动中，主人和客人经常会亲自离席或歌或舞，娱乐助兴。在平恩侯的宴会上，长信少府起舞为沐猴与狗斗，“坐皆大笑”，将宴会的气氛推向高潮，但是盖宽饶却发表了富贵无常的感叹，趋出离宴，显得非常扫兴，之后他甚至举劾长信少府“失礼”，就显得更加“不通人情”了。许广汉极力为长信少府谢罪，因为他是宴会的主人，如果客人由于酒宴上的事情遭受责罚，他的面子就会受到极大损害。朱博与盖宽饶类似，“不好酒色游宴”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权贵官僚都热衷于宴饮的娱乐和社交，而一旦陷入宴会交际的关系网络中，私情不免会干扰公法的执行，像盖宽饶那样“不近情理”的人显然是异类，而且这类人也很难在当时的政治生态圈中长存。
周雪光指出，在中国国家治理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即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共生并存，它们互为依赖、相互转化。在中国国家运作的过程中，非正式过程运作比比皆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秦汉时期的宴饮活动，有的属于正式的制度安排，比如元会仪或皇帝赐酺；但是官场和民间举行的大多数宴饮，都属于非制度性的安排。我们通过对宴饮政治功能的分析，发现在协调人际关系、构建政治秩序、开展权力斗争及在运作人事和政务的过程中，宴饮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非制度性层面的运作，与制度层面的运作一起，共同支撑着古代国家的日常运转。邓小南指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除了要关注制度外，还应该更加重视对“制度文化”的分析。制度文化不是单纯指某种规范体系，而是指制度实施的环境，是多种因素互动积淀的综合状态。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和官场文化是交叉迭合的，与官僚生存状态相关的惯例习俗和潜规则，都是影响制度文化的重要因素。从本文的视角来看，古代中国社会由于重视人际关系、人情面子而积淀形成的观念和风习，在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可能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从“非正式制度”及“制度文化”这两个视角出发，我们或可对宴饮在古代政治世界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产生新的定位和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