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军功立家，通过两汉漫长的世系传承转为以儒术为业的家族不在少数，河内司马氏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司马卬：挥之不去的“武人”底色
司马这个姓氏，与太史一样，均来自官职。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对自己的姓氏源流叙述得比较清晰。据他说，司马氏司天地的重、黎之后。周宣王时期，大臣程伯休甫“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其后“世典周史”。东周惠王、襄王时，司马氏去周奔晋，其后裔分落在东周各国，在秦的一支成为将军世家，有平定蜀地的秦国大将司马错。据司马迁自述，他就是司马错的后裔。不过，司马迁还记述了另一支司马氏家族。这一支流徙在赵国，“以传剑论显”，即成为一支以剑术传家的武人家族。其中比较知名的是战国时期一名叫司马蒯聩的刺客。秦始皇时，司马蒯聩的玄孙（晋司马无忌《司马氏系本》作曾孙）司马卬，起于秦末乱世，初为武信君武臣的部将，后跟随项羽讨秦有功，被项羽割原魏国之地封为殷王，定都朝歌，成为项羽所封十八诸侯王之一。楚汉相争，司马卬在楚汉之间反复。汉二年（前205）三月，汉王刘邦从临晋渡过黄河，攻下河内之地，俘虏司马卬，将其地设为河内郡。不久，刘邦为项羽所败，司马卬战死。
楚汉相争的群英舞台上，司马卬只是一个昙花一现、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但他的子孙在河内郡生息繁衍下去。据《晋书·宣帝纪》，司马懿即司马卬之后。由此可见，从战国至汉初，司马氏家族的起家之人不是舞刀弄剑的剑客，就是征战沙场的将军，“武人”的气息十分浓郁，与儒学似乎没有半分关联。
从地望看，司马氏家族所处的河内郡也颇有尚武之风，与黄河中游其他文化积淀深厚的地域来说有着明显的区别。河内大致是今河南省焦作市一带，北倚太行，南临黄河，与洛阳隔河遥望。西汉著名的游侠郭解便是河内人。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多见酷吏弹压河内“豪奸之家”的事迹，可见河内郡即便宗族势力发达，也多是以武力强宗的形态出现。河内郡的社会环境，与司马氏武人出身的，共同构成了司马氏最初的家族色彩。
如果说以军功见长是西汉初年功勋臣僚的常态，那么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经学日益繁盛，儒学修为与社会声望、地位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两汉帝王的倡导下，明习经学成为乡举里选、入仕当官的重要途径，让儒学渐趋成为一种政治权力，累世通经的家族往往会成为簪缨之族。文儒世家由此站上官场食物链的顶端，并且通过对经学传播权、解释权的控制形成了某种文化垄断，进而形成阶层固化。
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文化底蕴较浅的家族自然会受到冷落，那些缺乏儒学背景的武人也常常会遭遇冷眼。据此可知，带有强烈武人色彩的河内司马氏，在两汉之际相当长的时间处于边缘的位置。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从司马卬之后七世，史籍都付之阙如，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大约是位卑职低，根本没有记下来的必要。这也能看出，这个武人出身的家族，在两汉漫长的300余年间没有找到“转型”的出路。司马钧：凉州战场的败军之将 沉寂300余年的河内司马氏家族，在东汉中叶终于找到重新崛起的契机，那就是凉州羌乱。
羌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汉初，诸羌臣服于强大的匈奴。汉武帝逐走匈奴，拓地河西，将势力延展至河湟一带，汉羌之间的冲突开始不断爆发。到东汉，陇西太守马援在平定先零羌乱后，将降服的羌人迁徙到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安置，此后羌人被多次内徙，分布在凉州诸郡及三辅、河东等地，与汉人杂居。羌人内徙不仅没有改善汉羌之间的关系，反而因为地方官员、豪族对内迁羌人的剥削和奴役，使羌人对汉朝更生敌意。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开始，内徙羌人与域外羌人多次联合发动叛乱，让东汉的西境陷入永无宁日的战火之中。东汉历朝皇帝将大量兵力、钱财、物资投入平定西羌的叛乱上，但收效甚微。不少史家认为，连绵不绝的凉州羌乱是东汉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的历次汉羌战事中，一个叫司马钧的将领两次出场。
司马钧，字叔平，是司马卬的八世孙。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冬，滇零羌、钟羌等部族在凉州大为寇掠，断陇道，朝廷派出车骑将军邓骘合兵五万人，屯汉阳讨羌乱。但次年春天，羌人趁汉军集结未成，率先攻击，将邓骘击败于冀城西郊，杀汉军千余人。邓骘不甘心失败，于是年冬天遣征西校尉任尚、从事中郎司马钧率军万人与羌人再战于平襄。结果汉军再次遭遇大败，死者8000余人。这两次败仗导致羌人气焰更盛，甚至公开自称“天子”，入侵的范围也外溢到三辅、汉中，“百姓死亡不可胜数”。
按理说，用兵失当导致凉州羌乱进一步恶化，邓骘应负重要责任。然而，邓骘是当朝太后邓绥之兄，此时正是邓氏权倾朝野之际，朝廷非但没有问他的罪，反而调他回京，升他为大将军。邓骘到达洛阳以后，大鸿胪亲自出迎，中常侍前往慰劳，群臣在路旁迎候。朝廷赐予束帛乘马，邓骘恩宠一时，声震京师内外。
这一场讳败为胜的闹剧，凸显了东汉外戚专权背景下政治生态的恶化，也为后来邓骘一族的败亡埋下伏笔。史书中虽然没有记载司马钧在战后的赏罚情况，但从后来他的职位来看，他应当与邓骘一样，也凭着败仗而升迁。这背后唯一的解释是，司马钧攀上了邓骘这棵大树，成了邓骘的心腹之人。
从事中郎（亦简称中郎）为洛阳官署中郎官的一种，秩比六百石，属光禄勋。虽然职级不高，但为帝王近侍，接近核心权力，从而拥有更为通达的上升空间。到元初二年（115），司马钧再次出现在史书中，他的职务已经是两千石的左冯翊。
左冯翊位于三辅，毗邻前汉故都长安，是对西北羌胡的前沿阵地。凉州有军情，朝廷往往要从三辅调兵西援。是年秋，因零昌羌屡次袭扰武都、汉中，汉廷遣司马钧代理征西将军，督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风都尉皇甫旗等，合兵8000余人，与汉阳太守庞参分道出击零昌羌。如果说7年前的司马钧还是任尚身边的一个副手，那么此次司马钧已经担当起统帅之职，与他平级的几位太守都成了他的手下。不用说，这显然依旧来自邓骘的宠信和提拔。
若是司马钧斩获全功，其家族在东汉的显达可能要被提前许多。然而，此次讨伐出师不利，先是友军庞参被击败退走，留下司马钧孤军奋战。司马钧一路攻拔丁奚城（今宁夏灵武南），命部将就地收割羌人谷麦以补充军粮，但仲光等部将违令擅自出击，被羌人伏兵击破。司马钧怒而不救，导致仲光等军队全军覆没，死者3000多人。
这次，司马钧再也没有得到邓骘的庇护。他被朝廷征调还朝论罪，最终以自杀结束了性命。
司马氏家族试图通过攀附外戚、创立军功而崛起的计划失败了。因为司马钧并不光彩的人生，《晋书·宣帝纪》在叙述司马懿先辈时只将他的名字和官职草草提及，对他的事迹只字不提。
司马儁：由武入文，吃上“颍川”红利
同样在史籍中失其行事的还有司马钧的儿子司马量，我们只知道他字公度，曾任豫章太守。郡太守是文官，这标志着司马氏家族已经开始摒弃“武人”路线，向另一个方向寻求突破。
司马量之子司马儁，字元异，他倒是在司马氏后人司马彪的《序传》中有一些形象描述，说他身高八尺三寸（约合今192厘米），腰长十围，体态十分魁梧伟岸，可以说是鹤立鸡群。同乡和族中的不少人都争相归附他。从这段叙述来看，司马儁已经在河内郡颇有人望了。
不过让司马儁拥有如此高威望的不仅是他出众的外貌，还因为他“博学好古，倜傥有大度”。博学好古，这说明司马儁已经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儒生，能够以经学成就来折服时人，而“倜傥”一词，又显露出他身上带有的属于文人的洒脱与率性。史书中常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境界修为较高的儒林高士。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三国志》称阮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
由此可见，到司马儁这一代，司马氏家族已经在努力实现“由武入文”的转变。
司马儁对于司马氏家族最为重要的影响，是他曾经担任颍川太守。颍川郡（治所在今河南禹州）在东汉时期拥有独特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它人口稠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多产文化名流，有“多士”之称。东汉后期在党人中拥有极大影响力的李膺、杜密、荀淑、陈寔等人均为颍川人。
汉末三国之际，颍川人士成群结队地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被纳入曹操麾下，为曹魏政权建立立下卓越的贡献，如荀彧、荀攸、钟繇、郭嘉、陈群、赵俨、杜袭、辛毗等，“颍川集团”几乎支撑起曹魏的半壁江山。而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是，司马懿与颍川出身的曹魏名臣之间似乎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荀彧是司马懿的推荐人，司马懿的长女嫁给了荀彧之孙；司马懿与陈群同为“太子四友”；司马懿的二子司马师、司马昭与陈群之子陈泰、钟繇之子钟会往来频繁，感情甚笃，甚至熟络到可以互相开玩笑的程度。凡此种种，都能看出司马师父子在颍川人士的交游圈子里毫无违和感，形同乡党。
河内郡与颍川郡并不毗邻，司马懿何以融入颍川人的交游圈呢？学者朱子彦推断，将司马氏家族与颍川诸世家大族联系在一起很可能是从司马儁担任颍川太守时打下的基础。东汉郡守的权力相比西汉有着显著的膨胀，他们在任时往往自行辟除掾佐、僚属，而出于实际治理的需要，出任这些职位的往往都是本郡极具名望的世家大族子弟。他们在太守府中积累了一定的施政经验，有利于个人声望的提升，并将助力他们在仕途上进一步攀升。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征辟这些世家子弟的太守是他们仕途上第一个“恩人”，而东汉政治生态所形成的独特的“二重君主观”，让府主与故吏之间的关系尤胜君臣。在东汉历史中，不乏故吏为府主服丧戴孝之事。
因此不难推测，司马儁在颍川太守任上征辟了众多颍川本地的世家大族子弟，而这种人际网络的建立让司马氏家族在今后得以持续享受“颍川集团”于曹魏政权中产出的政治红利。
司马防：曹操入仕的举荐人
如果说司马儁的个人影响力还仅限于一郡之地，那么到了他儿子司马防时，司马氏家族已经由地方官晋升为京官，进一步向政治权力核心靠拢。
司马防，字建公，司马防早年在州郡担任掾吏，累迁至尚书右丞。尚书台在东汉一朝地位渐趋提升，已经由初期上传下达文书的“办事处”升格为行政中枢，故而有“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之称。尚书右丞作为尚书台长官尚书令的副手，掌钱谷等事，虽然官秩不高，却是掌握实权的京官，让司马氏家族的人际网络进一步连向京畿之地。
正是在尚书右丞任上，司马防举荐了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出任洛阳北部尉。这个年轻人在任上造五色大棒，严明法度，不避豪强。“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洛阳北部尉成为他此后踏上政治生涯的第一步。他就是沛国谯县人曹操。当时的司马防决然想不到，自己对这个年轻人的无心栽培，会对日后产生重大的影响。
历史的车轮进入汉末乱世，董卓进京操持国柄，擅行废立，引发天下震怒。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董卓有意识地笼络结好一些朝臣，对他们委以重用，如荀爽、蔡邕、王允等皆得高位。司马防也在其中。董卓迁都长安，司马防时为治书御史，也随御驾西迁。大约是司马防对董卓虚与委蛇，显得比较恭顺，董卓也对司马防给予重任。西迁后，司马防就当上京兆尹。京兆尹管辖着国都长安及近郊，其职级相较其他郡太守要高出不少。司马防随圣驾在长安6年，直到建安元年（196）献帝东归洛阳，司马防才随同离开。
司马防在长安的这段时光，史籍上并没有什么记载，但传世碑文却补充了许多珍贵的信息。
《司马芳残碑》出现在西安，当与司马防曾在长安任职有密切关联。而据碑额所载，司马防除担任京兆尹，还出任过更高一级的司隶校尉一职。司隶校尉不仅拥有三辅、三河等京畿重地的行政管辖权，更兼领监察大权，朝会时常与尚书令、御史中丞享有专席，时称“三独坐”。东汉时司隶校尉常常劾奏三公等尊官，故为百僚所畏惮。
《司马芳残碑》的碑阴文字揭开了司马防在长安的事迹之谜。碑阴刻有14行衔名，前13人均以“故吏”开头，其职位有功曹史、主簿、五官、西曹等，是东汉郡太守常见的僚属配备，且其籍贯所出均为左冯翊所辖诸县。据此可知，司马防在长安任职京兆尹、司隶校尉时，征辟了众多本地士人为僚属。司马防去世时，已经离开长安超过20年，但这些故吏仍然为其刻立颂德碑以表怀念，可见司马防在长安的政德与声望。
这13名故吏中，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前两位的韦诞和杜畿，此二人均出身京兆大族，后皆为曹魏名臣。韦诞历任魏武都太守、侍中、大鸿胪、中书监，以光禄大夫致仕。杜畿为荀彧举荐，历任司空司直、护羌校尉，魏受禅后官至尚书仆射。察两人传记，并未记载与司马防之交集。《司马芳残碑》补充了韦诞、杜畿曾为司马防故吏的这一层身份。
韦诞、杜畿所属的京兆韦氏、杜氏两大家族为中古时期三辅著姓，其兴旺自两汉一直持续至唐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统计，唐朝京兆杜氏出宰相11人，韦氏出宰相14人。时有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魏晋之际，韦氏与杜氏都成为支持司马氏禅代的家族之一，在两晋地位优崇。杜氏更是涌现出杜预（杜畿之孙）这样参与灭蜀平吴之战、为司马氏的一统大业建立卓越功勋之人。由《司马芳残碑》可知，京兆韦氏、杜氏与司马氏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司马防时期。司马防利用征辟之权进一步为司马氏家族扩张了交游网络。
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后，汉室旧臣多遭排斥，司马防因为年岁已高，顺势而为，领了个骑都尉的闲职，“养志闾巷，阖门自守”，淡出了政坛。多年以后，曹操已经成为魏王，在邺城大摆筵席，与司马防饮酒。回想起当年司马防举荐自己当北部尉的事情，带着些傲气说：“您看我今天还能够做尉官吗？”司马防的回答不卑不亢：“当年我举荐大王时，您正可做尉官。”曹操听罢大笑。
在汉末群臣中，司马防并不算一个能力出众的人，也并没有赶上好的运气。一生辗转庸碌，虽官居高位，但无所建树。他所能做的只有悉心教育好自己的儿子们。司马防生了八个儿子，因为他们表字里都有一个“达”字，时人称他们为“八达”。司马防对儿子们的教育十分严苛，家风堪称严峻。
只是，司马防决然想不到，他用儒家纲常伦理教育出来的儿子司马懿，未来将会以血腥的手段，成为这些纲常伦理的悖逆者。而他屠刀所向，正是他父亲所提携的曹操的后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