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郭晔旻

近年来，人们对于我国古代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千里江山图》一直热情不减。



但你知道吗？这著名的《千里江山图》作为青绿山水的经典之作，其图中的“青绿”竟然是铜？

金属铜？


没错。铜，以及铜的合金与化合物拥有诸多色彩。铜矿不仅可以提取出我们熟知的金属铜，同样也可以用来当作“颜料”。

早在15000年前，原始人就开始使用颜料来装饰他们的洞穴内壁。最早的颜料都是土系颜料，他们包括了土黄、土红与粉白。当时的人类还利用焚后的动物脂肪来取得炭黑。而相比土系颜料，矿物颜料由天然矿物经过粉碎、研磨、漂洗以及提纯等一系列加工后制成。其化学性质比较稳定，色彩能够长久保持不变、色相纯美，具有很高的亮度，耐光性、耐温性、耐湿性，所以经常被用于绘画创作。最著名的古埃及颜料是“埃及蓝”，生产于约公元前3世纪，也是一种由沙子和铜制成的蓝色粉末。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拥有大量古代壁画、彩塑、漆器、雕刻等艺术品文物传世。这些艺术品文物中也使用了大量天然的无机矿物颜料。其中一种中国古代常见的矿物颜料，名曰“孔雀石”。它因其花纹与孔雀尾羽极为相似而得名。孔雀石的英文名称为“Malachite”，来源于希腊语，其原意为“颜色像冬葵（Mallows）叶一样的石头”（冬葵是一种锦葵科植物，其叶片嫩绿）。这是因为孔雀石的颜色呈深浅不同的绿色，由浅绿色至墨绿色。19 世纪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园里已长成的卷心菜绿意正浓，犹如孔雀石一般。”这句话也是形容得恰到好处。

由于同样的道理，我国古代人则称孔雀石为“绿青”“石绿”“青琅俞”。有趣的是，虽然名字里有个“石”字，孔雀石却几乎没有石头坚硬、稳固的特点。若将其作为宝石，并不耐用，但要是将孔雀石研磨到极细之后混合动物胶，使其容易粘到画面上，就成了容易使用的颜料。


实际上，孔雀石是一种含铜次生矿物，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就说：“石绿生铜坑内，乃铜之祖气也。铜得紫阳之气而绿，绿久则成石，谓之石绿。”其化学分子式为Cu2(OH)2CO3，称作碱式碳酸铜。它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铜锈其实成分相同。诸如铜钱、器皿之类的老铜器，在潮湿的环境下保存或埋藏，铜与水、二氧化碳反应，就会形成碱式碳酸铜。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几处古铜矿遗址。其中，在距今约3300年的江西瑞昌铜岭古铜矿遗址和距今2500多年的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都发现大量孔雀石碎块。



作为绿色颜料，孔雀石的使用时间很长。直到19世纪初，人工合成的替代品出现，孔雀石的使用才逐渐减少。著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是烧制后进行彩绘的。秦俑彩绘的绿色颜料就是孔雀石，其颗粒质地均匀，色泽鲜艳。山西平朔秦汉墓出土的彩绘陶超过8000件，色彩丰富，其颜料经现代原子发射光谱测定，其中使用的绿色颜料同样是孔雀石。至于敦煌莫高窟壁画、新疆克孜尔石窟壁画也都用到了孔雀石，主要用于描绘壁画中的祥云以及植物叶子。






令人感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是，孔雀石其实并不孤独。另一种常见的含铜次生矿物蓝铜矿——化学分子式为Cu3(CO3)2(OH)2——经常与其伴生（或共生）。更有趣的是，当铜矿氧化层处在地下密闭、干燥、二氧化碳丰足的生成环境时，孔雀石会转换为蓝铜矿；如若生成环境不具备上述条件，蓝铜矿就会转变为孔雀石。这种可逆性互生关系，于自然界矿物群体中非常奇异、罕见。有时，在矿层岩石中，还会出现二者的单晶体共生在一起，造就出一半是蓝铜矿晶体、另一半是孔雀石晶体的精美晶簇。



它在中国的使用历史同样非常悠久。秦始皇陵兵马俑彩绘里的蓝色就是蓝铜矿。在显微镜下观察，仍能看到颜色鲜艳、细腻均匀的矿物颗粒。我国近代地质学家章鸿钊在《古矿录》一书中记载，陕西在古时就是孔雀石和蓝铜矿的产地，秦始皇陵兵马俑使用这两种矿物颜料诚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东郊的马王堆1号汉墓也出土一幅保存完整、色彩鲜艳的彩绘帛画。在这幅画中绘有日、月、升龙及蛇身神人等图像，使用了多种彩色颜料，包括辰砂、蓝铜矿和孔雀石。

值得一说的是，《千里江山图》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作之一。层峦起伏的群山、烟波浩渺的江河，北宋画家王希孟用细腻动人的笔触在这幅画中描绘的景象，历经近千年岁月，仍保留着清晰艳丽的色彩。能够实现这一点，不仅归功于天才少年王希孟高超的绘画技巧，也得益于其绘画时所使用的矿物颜料的稳定性质。

纵观《千里江山图》整幅绘画，青绿山水山巅上那抹艳丽的蓝色，来自蓝铜矿研磨出来的粉末（“石青”），而山腰上的绿色来自孔雀石（“石绿”）。它们共生在一起时，蓝绿两种矿石交相辉映，来到画上则如遇旧邻，相得益彰，一如宋人陆游在《旅游》诗云“螺青点出暮山色，石绿染成春浦潮”。




除直接作为颜料外，铜也能用作“染料”。现在世界上的印染业仍旧用硫酸铜作染媒剂，以改善色泽的牢固性和耐蚀性。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想提一提陶瓷中的“铜”了。在瓷器的釉料中添加过渡元素氧化物或天然矿石为原料，在一定的温度与气氛下烧成，釉面会出现某种固有的色泽，就叫作“颜色釉”。陶瓷收藏家和爱好者推崇备至的“铜红釉”就是一种以氧化铜为发色剂的高温色釉。氧化铜在不同的烧制气氛下，呈色不同。正常的铜红是在还原气氛下的呈色，但是古代的窑火、窑温、气氛等控制并不是很精密，常常会烧制失败，如果气氛控制失误，使窑内呈氧化气氛，氧化铜就会出现层次不同的青绿色。可以说，在高温状态下，铜离子的发色对于温度和气氛都非常敏感，要想烧制出美丽的红色，必须既要掌握好恰当的温度，又要控制好窑炉的还原气氛，不然就会功亏一篑。


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宋代的钧窑首创可以用人工控制的铜红釉烧制工艺技术。从类型上看，钧窑可以划入青瓷系统，它的最大特色是“釉具五色，艳丽绝伦”。其“多彩”的奥秘就在于釉的配方上改变了青瓷那种单纯的显色传统，创造性地加入了铜、磷等元素，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制成功铜红釉，从而打破了青白瓷一统天下的格局，开创了瓷器釉色斑斓多彩的新局面。


在工艺上，将钧瓷在窑中烧制而呈现出的颜色变化叫作“窑变”，它与其他瓷器的装饰手法截然不同。“窑变”并不是采用绘画、雕刻等表现形式，而是靠严格地控制胎和釉的化学成分，并通过烧制过程中温度、冷却等因素，使瓷器表面釉料涂层的颜色和纹理千变万化，产生出“五光十色润如玉”的天然效果。不同的施釉工艺会使钧瓷铜红釉呈现出迥异的釉色。大体上分蓝、紫两大类，如天青、天蓝、玫瑰紫、海棠红、胭脂红、茄皮紫、朱砂红、丁香紫、火焰红等多种色彩。这些漂亮的颜色同具有微弱透光性的乳光状态结合在一起，就会呈现出一种莹润幽雅的含蓄光泽了。

钧瓷“窑变”现象是复杂的工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烧成过程中每一个细小环节的微妙变化，都会影响到钧瓷的窑变效果。装窑时钧瓷摆放窑位的不同、装窑产品的稠密与稀少、烧窑时所用燃料质量的优劣、还原气氛的轻重、止火温度的高低、烧成时间的长短、冷却速度的快慢、天气的变化以及烧窑工技术水平的高低等等，都会使钧瓷产生不同的“窑变”效果。也正是因为“窑变”的效果如此难以把控，稍有偏离规定要求，就得不到理想的颜色。所以过去有“十窑九不成”和“生在成型，死在烧成”的说法，为要达到控制釉色，掌握烧成的目的，需要下一番苦功。但反过来，若是如愿烧成，那便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瓷无对，窑变无双”了。

继钧窑后，大名鼎鼎的景徳镇在明代初年也成功烧制出高温祭红釉。“祭红”原名鲜红，因皇帝祭祀之用故后人称为祭红。祭红色泽深沉安定，属于难烧制的名贵品种，被视为铜红釉中的极品。清代康熙年间烧造出的“桃花片”也是铜红釉中一个非常名贵的品种。桃花片又称桃花红、豇豆红、娃娃脸、美人醉。它的外观特征是局部呈现浓淡相映的仙桃红色，其间散布着一些绿色苔点；某些部位红中泛绿、甚至出现苹果绿，色泽柔和清雅、莹润秀丽。由于烧制甚难，故传世制品不多。绿苔点是“桃花片”这个瓷器品种所特有的，有人认为它是釉中的一种缺陷，另一些人则把其看作是“桃花片”中不可多得的“美靥”。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与铜的存在有关。现代研究发现，“桃花片”上的泛绿区是由许多含有硫化铜的微粒所引起的，无论如何，铜作为颜料与染料，在人类生活中的确扮演着低调而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武金勇：《先秦两汉绘画颜料研究》
万吉欣：《西方铜着色技艺历史研究》
陈坤和：《铜红釉的科学研究——由钧窑说起》
章西焕：《中国传统颜料矿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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