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汉书》里给后世留下一个典故：“分为二周，有逃责（债）之台。”说的是周朝天子周赧王，因为国力微弱，他无法偿还向商民们借的巨款，只能迁居到一高台之上躲债，“债台高筑”这个成语便是由此而生。然而，该故事却不见于年代更早的《史记》。最奇怪的是，像《战国策》还频繁提到，周王室一直拥有大量令众诸侯垂涎欲滴的宝物：“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多名器重宝。”周赧王时，国势益弱，分为东周国和西周国，这里的西周指的便是周赧王居住的西周公国。当西周公和东周公发生摩擦时，谋士齐明还对东周公说：“臣恐西周之与楚、韩宝，令之为己求地于东周也。”生怕西周拿奇珍异宝贿赂楚国和韩国，向东周国施压。

如此，史料中其实存在着两个经济状况截然不同的周王室。孰真孰假，孰富孰穷，随着周朝的日渐远去，似乎不可能再考证得清楚。但世事往往就是这么难以预料，20世纪20年代，河南洛阳孟津平乐镇，一个名叫金村的地方，开启了解谜的大门。




要探究金村的过去，有一座博物馆是不可能绕开的。它位于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城市多伦多市中心，即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馆中有来自中国的文物约41000多件（展出的只有2000多件）。这座博物馆始于1912年，是政府与多伦多大学共同出资的，并于1914年对外开放，由加拿大总督亲自剪彩。此后直到1955年，博物馆都由多伦多大学管理。


2000年开始，安大略博物馆启动对馆藏金村文物的调查项目，经过10年时间的整理与核对，共统计出1182件登记在册的金村古董。而金村里的宝物，正是昔日周天子和其余王室成员的收藏。


一个加拿大的博物馆，为什么会有如此多来自金村的收藏？金村又是何时、通过什么方式被发现，至今没有学者找到切实的记载。当地传言是1928年的夏秋之交，下了数日大暴雨之后，村东边的农田忽然垮塌，露出一个大洞。胆大的村民进洞查看，居然发现了编钟，金村从此再现人世。虽然故事传奇，但如今推想起来，却是漏洞百出。至于年份为1928年的说法，学界也有异议。民国“敬亭山房”古董店的老板吴圭洁在20世纪80年代便回忆说金村是1927年始遭盗掘，其《洛阳古玩行史话》称：“1927年冬，挖掘古物之风又移到东乡金村一带。因这一带刚开始发掘，城内古玩商人离这里又远，村人就将金银器拿到郑州卖给银楼。铜器、玉器直到次年正月始以两千多元价钱卖给本村张资美、张锡卿、王道中三人。”




不论真相如何，金村现身之后立即遭到洗劫和盗卖则是公认的。民国军阀混战的局面，令政府根本无暇对国家文物进行妥善的保护。在这样的背景下，金村这一宝库想毫发无伤，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吴圭洁口中的张资美，就是跟文物贩子合伙的当地豪强。金村出土的宝物，被张资美带到周围的大城市，如郑州、开封销售。张资美等人从中获取
安大略博物馆现藏的金村文物，自然也是这一时段内出资在河南盗买的。这里面的中间人，便是大名鼎鼎的传教士怀履光（William Charles White，1873—1960）。他出生于英国西南部的德文郡，1881年随家人移居到加拿大。因为父母都是圣公会的信徒，所以怀履光从小也接受基督信仰，18岁时就加入渥太华青年基督教协会。晚清时候，列强进入中国传教是常态，怀履光同样受派遣，在1897年乘坐邮轮来到福建。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07年。怀履光被选为代表，参加上海举办的“中国百年传教大会”。加拿大圣公会很快决定，将怀履光派往还未建立分支机构的河南创建教区。1909年11月30日，怀履光在多伦多市圣詹姆斯大教堂被立为主教，次年3月他来到开封，吸纳了河南第一批圣公会教徒。不得不说，怀履光的传教成绩相当“优异”。到1934年怀履光退休时，河南圣公会主教区共有传教士30多人，包含开封、郑州、洛阳、商丘、新郑等17个牧区，吸收教徒1000多名。
圣公会势力能扩展得如此之快，跟怀履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民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脱不开。1911年河南灾荒，怀履光出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向民间分发后来被称为“圣公会青豆”的东北豆。无独有偶，1920年河南再次受灾，又是怀履光任“河南救灾基金会”会长，他从加拿大政府和民间，共募集了60万加元、8000多吨土豆和谷物。此外，怀履光还做过“河南公共卫生协会”会长、开封“红十字会”会长、“国际反鸦片协会河南分会”会长。民国政府从袁世凯开始，前后给怀履光颁发15枚勋章作为表彰。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传教士，却同样也是金村文物流散异域的推手，人性之复杂实在令人难发一言。事情源自1924年，怀履光回多伦多休假期间，他结识了查尔斯•柯雷利（Charles Currelly），即安大略考古博物馆馆长（安大略博物馆“世界文化和艺术部”前身）。此前，怀履光已经从美国学者福开森（John CalvinFerguson）和齐鲁大学教授、传教士明义士（Menzies James Mellon）那里学到不少关于中国文物的知识。所以他和柯雷利可谓一拍即合。第二年，他接替天津永福洋行的主人乔治•克劳佛斯（George Crofts），成为长期为安大略博物馆收购中国文物的代理人。从此之后，怀履光就成了安大略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中介”。我国的大量艺术品经其遴选，从此远离故土，踏上一条几乎无法回头的路。


自从怀履光跟安大略博物馆搭上线，利用自己庞大的社交关系网和丰厚的财力，他在接下来的10年里，至少搜集8000多件中国文物。金村宝物正是其中名头最响的一部分。
错金银虎头车马器，现藏安大略博物馆。洛阳金村的宝物中存在诸多制作精美的错金银器，昔日周王室的奢侈跟后世人的印象相差极大

也就是说，不止金村的宝物，怀履光送至安大略博物馆的文物还有很多，这里展出的中国宝藏中最为宏大的壁画《弥勒佛说法图》，同样是他的“业绩”之一。《弥勒佛说法图》长11.11米，高5.22米，极其壮观，原本是山西稷山县兴化寺内的壁画。画中共有23个人物以及2只迦陵频伽（妙音鸟）。中间主尊为弥勒佛，其余6位是无著菩萨、世亲菩萨，法华林菩萨、大妙相菩萨，还有两尊供养菩萨。壁画的左右两侧都是剃度出家的场景。左侧7人组成弥勒母亲梵摩越的剃度画面。右侧9人的主角是法王儴佉，一样也在剃度。


如此宏大精美的壁画，难怪被媒体称作“唐代以后中国古代寺观壁画最好的作品之一”。它会不会出自某位名家之手呢？这个猜想在学者们的努力下，找到了有力的证据。1926 年，考古学家李济考察兴化寺时，意外发现后殿北墙上的部分画工题记：“时大元国岁次戊戌仲秋蓂生十四叶工毕。”元世祖忽必烈是1271年才定国号为“大元”的，故而学者们认定，这里的“戊戌”年指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1935 年，怀履光回加拿大任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主任。1938 年夏，他派遣自己的两名中国学生前往兴化寺，他们不仅在现场拍摄了照片，还完整抄录了后殿的题记，因此这幅画作的作者“襄陵绘画待诏朱好古、门徒张伯渊”才被揭露于世。

怀履光的学生还另外抄录下一条“时大元国岁次庆申仲秋蓂生十四叶工毕”的题记。庆申应该是庚申的笔误。壁画如何能有两个完成时间？据推测，这和元代时候山西频发地震有关。元代山西共有28年发生地震，尤其是大德七年（1303）的洪洞大地震：“太原、平阳尤甚。坏官民庐舍十万计。”这次地震的死者超过20万人。很可能兴化寺也在地震中破坏严重，之后大兴土木重修过一次，壁画也被补过，因此多了一条完工题记。如此，庚申年指的或许就是1320年，元仁宗延祐七年。


有意思的是，1950年，永乐宫纯阳殿南壁的画工题记被发现，此处壁画的创作团队依旧是朱好古及其门人。翻看山西各版地方志，提及朱好古的不在少数。清代刊本《平阳府志》卷二十七“方技”称朱好古出身襄陵（今临汾襄汾）：“善画山水，于人物尤工，宛然有生态。与同邑张茂卿、杨云瑞俱以画名家，人有得者若拱璧，号襄陵三画。”原来，朱好古最为拿手的是人物画，《弥勒佛说法图》的质量又怎么会不超然于世？


《弥勒佛说法图》从寺中流失的时间不明。据说1920年，有军阀看上兴化寺壁画，想将其出售换取军资。寺中僧人遂赶忙将壁画割下运走，自此下落不明。兴化寺早就荡然无存。不过通过怀履光留下的信件，可知寺中另一幅壁画《七佛说法图》在1924年就已经被剥离。而《弥勒佛说法图》只知道离寺之后被藏匿于太原。


1928年，怀履光得知这幅《弥勒佛说法图》的消息，赶忙将照片发给查尔斯•柯雷利，并建议他立刻筹集资金，不要错过这一精美的艺术品。当年11月，由北京宝珍斋的古董商葛春华出面。双方以5000元的价格成交。1929年1月，已被分割成63份的《弥勒佛说法图》从太原出发，由火车送到正定、天津，随即从天津漂洋过海，2月29日抵达美国波士顿，之后再经火车来到多伦多。柯雷利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仅凭几张照片就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


怎么修复这幅遭到严重破坏的壁画，却成了一个老大难问题。柯雷利几经周折，最终找到毕业于哈佛大学、在福格艺术博物馆工作的乔治·斯托特设计方案。经过小心翼翼地五年复原工程，壁画终于向公众展出。而在《弥勒佛说法图》两侧，还有相对而立的两幅壁画，被命名为《神仙赴会图》，计65平方米。跟《弥勒佛说法图》清楚的来源不同，《神仙赴会图》的所属寺院、被盗时间都无法确证，有说它来自山西龙门寺，有说则是平阳万圣观。此图描绘了道教万神朝拜的场景，众神分东西朝向中央神坛。西制31位神祇，为天、黑杀、三台、南斗六星、老子、东华帝君、金母、十二元辰。东壁28位，依次是天蓬、真武、北斗七星、北极大帝、玉皇大帝、后土、五星、五老。这一绘画与永乐宫三清殿壁画在风格和图像上相似。两者应该同出一个祖本，但绘制于不同时代。


推测大约是1928年，《神仙赴会图》被运到日本并遭到切割。几年后，壁画整体再被运输至美国纽约。1936年，商人打算将已经切割成几十份的壁画一块块卖出。柯雷利再次大手笔将所有壁画一并买走。第二年，分为两份的《神仙赴会图》修复完成，其后便与《弥勒佛说法图》一道在怀履光主教大厅中展出。


1930年，国民政府首次颁布《古物保护法》。次年，《古物保护法施行细则》实施。这一法案使得能够合法运送出境的我国文物数量大减，购买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于是，1934年，怀履光彻底结束了为安大略博物馆代购的使命。他归国后在多伦多大学担任教授，创建该校的中国研究系（今为东亚研究系）。


怀履光与中国文物的故事说完了，可是又何止怀履光呢？安大略博物馆的这些文物，离开祖国已近百年。但它们以及其他流失海外的文物在国内的研究不会就此停止。

我覺得應該有些是因為戰爭才流落到外國的吧
屬於我們的國宝却待在他國博物館想想就心痛
他國實在無耻
也不知何時才能物歸原主
那些可都是我們的歷史

谢谢楼主的知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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