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智联招聘发布《2023年职场妈妈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有68.5%职场妈妈认为会比其他人求职、晋升更难，59.2%觉得自己是带娃主力军。而家庭经济负担、自我价值实现等各种原因，又让她们期望重返职场。在今年的就业形势下，这个问题更为复杂。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於嘉近两年在关注这个现象，做了一项关于女性生育后长期就业轨迹变化的研究——用大型人口普查的数据作样本，放进建国后劳动力市场的关键转型期，纵向观察对比。

她发现，随着时代发展，国内全职妈妈数量在持续增加，回归意愿和难度也随之成正比。女性的学历优势逐渐失效，社会对于女性承担生育职责的观念始终是一种束缚。与其探究目前类似广东“妈妈岗”一类政策能否解决困境，不如先回答为何女性会在求职中面临困境。

以下根据於嘉的讲述和论文等资料整理。

文、图｜张宇

编辑｜毛翊君

全职妈妈回归职场越来越难

这两年，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找工作不容易，而且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生育后重返职场变得越来越难。

我们通过历年大数据，把1964年后出生、中国市场转型成熟期就业的职业女性作为当下的参照，与建国初期、市场转型初期就业的两代人做了对比，观察她们从第一个孩子出生到成年，这18年里的就业状态。能看出生育后没能回归职场的妈妈比重在增加。

我最早是在博士期间做性别比较相关的研究，当时研究的是女性生育之后的收入变化，发现女性成为母亲后，如果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收入会下降。后来我们观察到，中国的全职妈妈越来越多，就做了现在这个研究。

从纵向来看，以前的单位制是终生就业，你休完产假回来上班就行。但国企改革之后，年轻世代的全职妈妈不就业的比例很快上升了。

教育对女性就业的保护作用降低，这可能是整个社会文凭贬值和女性教育迅速扩张带来的。高学历的人越来越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不好找工作，同样的教育水平，雇主自然不会选择需要照顾孩子的母亲。

生育后的女性在体力精力上本就处于劣势。产后不太能拉重物、可能会腹直肌分离，很多体力工作做不了。很多妈妈下班后还需要花大量时间照顾孩子，晚上睡不好，白天就很难集中做一些耗费精力的工作。

无法回到原本岗位，是当下全职妈妈重返职场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技能贬值是最直接的原因。程序员掌握的技术会落伍，策划的技能从图片升级到视频，职业中断了几年，全职妈妈们总需要重新学习一些技能。所以在家时间越长，远离社会越久，回归职场的难度就越大。

什么时候回归，这个问题一般和孩子年龄有关。一个集中的时间点是孩子3岁的时候，上幼儿园后不再需要那么密集的照料，大概有一半母亲回归就业。另一个是6岁上小学。有些母亲在家照料得久一些，比如等到孩子上大学，但这种中断了那么久，就很难再就业了。拖的时间越长就越不容易回归。

东亚的年龄歧视观念摆在这儿，全职妈妈回归的时候可能已经30多岁了，哪怕是没当妈的人，到了35都不得不考虑工作的问题。全职妈妈作为竞争力不是特别强的群体，自然是难上加难。

要兼顾母亲身份，就意味着就业面受限。996的工作就不太可能了，工作时间短又稳定的工作最适合，但她们没办法达到门槛，所以很多人选择非正式就业。

我们依据调查数据计算发现，年轻世代的女性在初次生育之后，会越来越多地选择非正式就业或者自雇就业等灵活的就业方式，这个数量有明显增加趋势。而且生育后，回归时间越晚的女性，选择（灵活方式）的比重往往越高。

哪怕全职回归职场，很多妈妈从事的也是一些行政类的文员工作，没有特别大的晋升空间，也不会承担很多繁重的工作。我们通常把这种“善意歧视”叫做“母职惩罚”。意思是说，女性成为母亲后，相比于没成为母亲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待遇会遭遇困境。单位打着“为你好”的幌子“照顾”你，但这会让母亲在职场中的发展受阻。

职业的性别隔离也是存在的。生育前，你可能从事比较需要精力和技能的职业，比如金融行业、医生、律师等，工资和声望都比较高；成为母亲之后，可能就会更多地进入到一些收入和声望比较低的“女性职业”（女性比较集中的职业），比如护士、幼儿园老师。

哪怕很多母亲并不会因为家庭照料影响工作，工作单位也会认为你有很多照料责任，不能把管理类的、经常出差的、需要很多精力和时间投入的工作交给你。但成为父亲后，男性则会获得“父职红利”，更容易就业、晋升，收入也更高。因为老板会觉得他更稳重了，为了养家会更努力工作，不会说辞职就辞职。

这是社会观念带来的歧视：哪怕有能力，但因为你是妈妈，就觉得你“不行”。

“被动的主动”

社会总是要求母亲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照顾孩子上，把孩子交给保姆就说明你不是称职的妈妈。刚生了孩子，如果没有专心照料，或者很早就断了母乳，家人、社会都会对你有些指责，说你怎么刚生了孩子就去工作了？这种要求在社会学里叫做“密集母职”。

在女性解放运动早期，女性不就业会被认为是不好的事情。当时不存在全职妈妈，大家都要去就业，形成了鼓励女性就业的文化。但这种鼓励文化在慢慢衰退，“密集母职”的要求让女性被视作照顾孩子的主力。

有些小学面试的时候会问你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希望父母有一方可以全职照顾孩子，可以陪伴孩子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那一般就是母亲了。甚至很多家庭会竞争，比如你能送孩子去暑假游学，但我可以直接陪着孩子过去，那我可能就是更称职的妈妈，形成家长之间的内卷。

过往的经验研究显示，在中外家庭中，全职妈妈身份都会让女性陷入弱势地位。没有独立收入，在家庭之内就没有话语权。你可以干活，但是你没有决定权。关于主观感受和幸福感的研究也发现，一个曾经优秀的女性被困在家庭中，原本对自我的认知和实际情况不一致，可能就会影响心理健康。也会丧失很多社会连接——朋友没有了，同事没有了，社会网络消失了。这种作用是隐形的，一旦你需要借助社会资本办事，求助于他人，作用才会显现。

之前也有一些机构调研，数据显示有九成的全职妈妈想要重返职场，但同时我们也能从数据上看到，中国全职妈妈的比例还是在持续增加。

一个是经济因素的考虑。很多时候，雇一个育儿嫂的市场价格非常高，支出可能和很多母亲的收入差不多。但如果是母亲自己养育孩子，就不需要付出经济成本。也就是说母亲在家庭中的付出会被贬低，之前也有新闻案例——女性当全职主妇做了很多家务，结果离婚的时候只赔了一万块。

还有精力上的安排。现在很多家庭生的孩子少，母亲愿意投入大量精力在这一个孩子身上，对孩子的要求越来越高，养育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更多。过去单位制的时候，上班可以直接把孩子送到单位的幼儿园。市场化改革之后，国家在育儿照料上的承担也随之撤出了。

那些经济收入不高、工作没那么好、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其实会容易退出劳动力市场。一方面要做经济与就业的考量，看怎么才能对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更划算，毕竟很多家庭只能看到眼前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要承受来自丈夫、公婆、父母的压力，我们之前做过关于居住安排对生育女性影响的研究，会发现和“从夫居”（和男方父母一起住）相比，“从妻居”（和女方父母一起住）对于生育后女性的就业几乎没什么影响。

而且这类女性往往不了解失业后会失去医保、养老保险等福利保障。有学者发现很多从事非脑力劳动的女性怀孕之后会主动辞职，觉得自己胜任不了工作。但她们意识不到自己可以享有生育津贴、产假，这是法律教育的缺失。

权衡之下，女性往往会把全职妈妈看作自己主动的选择，说育儿嫂的市场定价高，所以自己想为了家庭而主动做出牺牲。但所谓的“主动”其实是“被动的主动”，看似自由的个人选择并不自由，背后是社会结构的推动。掌握社会资源少的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在经济和观念的双重压迫下没有选择的余地。

等之后重回职场，她们又会同样面临经济与观念双重枷锁。比如孩子要上补习班，家里开销大，生活所迫，不得不接受低价值工作或者兼职工作，想给家里提供一些经济扶持；社会观念又要求她肩负大量育儿责任，承担“母亲本分”。既工作，又照顾孩子，母亲是非常不容易的。

意愿与现实之间

我们近期在做实验，研究哪种婚育状态的女性在就业中受到的歧视最严重。我们创设了一个虚拟情境，在同样的教育背景、年龄和工作条件下，给应聘者设置了不同婚育状况和不同性别的条件，发现已婚未育的女性最难找到工作。

这就揭露了一个更复杂的困境，生育是影响女性就业最重要的因素。不论是成为全职妈妈，还是重返职场，女性在生育、家庭和职场之间的挣扎，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根本原因是长久以来将育儿视作母亲责任的社会观念。

社会变化非常快，几十年前，女性的教育水平不高。但现在，中国女性的高等教育比例已经超过男性，扯下了教育这块就业不公的遮羞布。人们就会开始质疑：受过很好教育的女性，为什么在就业市场上比不过男性？这就是社会观念塑造的：整个社会都认为育儿是母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在家里，难免遇到内部的观念冲突。很多丈夫会不理解，说我的收入可以承担整个家庭，你为什么要出去工作？在家照顾孩子不就挺好的？其他亲戚可能也会有微词。

在职场上同样如此。哪怕很多女性不想生孩子，但你怎么证明这件事呢？只要你是女性身份，社会就会认为你最终是要生孩子、养孩子的。

不光是育儿责任，结婚之后还要承担很多家务责任。当女性了解到自己结婚和生育之后会面临这些，很多人就会从理性计算的角度出发，选择干脆放弃。这样，整个社会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就会有问题。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欧的女性地位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爸爸带孩子在他们的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事。因为他们很早出现低生育率现象，政府意识到问题后就推行了家庭友好、女性友好的福利政策，再加上北欧没有很强的社会性别分工文化，女性的整体社会经济地位很快提升。

在中国，大家其实已经开始能够接受这种状态了。人的想象力是有局限的，能不能接受新的现象和观念，有时候取决你有没有看到，像《小欢喜》这种包含全职爸爸元素的作品其实会给大众带来更多元的认知。

我们研究了不同女性在生育之后长期的就业轨迹，发现中国女性生育之后的路径越来越复杂和多样，有不少成为自雇就业者，也就是个体户、企业家这种。还有的会找一些兼职工作，一天花个几小时打打零工。或者自己做点小生意，不用坐班，看孩子的时候就可以用手机回复消息，对于妈妈身份来说会更兼容。

国家从政策层面上当然也想改善女性生育后的情况，但有些措施可能会产生意料不到的负效应。比如开放生育之后说要给女性延长产假。但之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刘畅老师研究发现，其实产假越长，雇主成本越高，女性可能越不好找工作。大家找不到工作，缺少稳定的经济基础，自然也不会想要生育了。

最近广东推行“妈妈岗”，本质是好的，想帮助女性平衡家庭和事业，但它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扶持的力度和举措能不能持续？谁来承担平衡企业用人负担的责任？这是我比较关注的点。企业雇佣男性和女性的负担是不同的，毕竟男性不休产假，不需要产检，这是客观事实。我看到广东的妈妈岗政府是给每个月补贴400元，究竟够不够？会不会有企业钻空子申请？这就是政策可持续性的问题。

就政策本身来讲，我觉得不需要单独设置妈妈岗。这仿佛就是说，成为妈妈就天然需要少做一些工作，那长期以往，是不是所有妈妈找工作，单位就自动把你归到妈妈岗？是不是妈妈就只能应聘那些技术含量不高、上升空间不大、工资也不是很高的妈妈岗了？

回归意愿和回归现实之间是存在很大差距的，说明全职妈妈正处于受困的状态。所以个人可以做的其实非常有限，用人单位能做的也很有限，应该从国家层面，在舆论、观念、资金投入上提出举措，问题的解决才会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