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医生的称谓有很多，其中以大夫与郎中最为普遍，即便现在也还在沿袭使用。二者主要是地域性差异，北方习称大夫，而南方多以郎中为名。其实不管是郎中，还是大夫，都本来是官职名，特别是大夫，还是医官系列的最高职位，所以用以称呼医生，其实有表敬重之意。

一般认为自北宋时开始将医生称之为“大夫”，但其实在南北朝时，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夫—名医姚僧垣，他曾被授予“太医下大夫”之职，故此后人亦称其为“姚大夫”，其著作《集验方》也被称为《姚大夫集验方》。

姚僧垣，字法卫，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其一生历经南齐、梁、北魏、北周、隋五个朝代，主要生活于北周，故此在《周书》、《北史》中均有其传记。虽然名字中有“僧”，但并非僧侣，而是出身于仕宦之家。其父姚菩提曾在梁为官，从二人名字来看，其家族或笃信佛教。姚僧垣医术系家传，因为其父曾患病多年，于是姚僧垣究心医药，颇有医名。梁武帝也喜欢医药，因此常常召见姚菩提切磋讨论，颇为相得。

姚僧垣自幼学习医术，20多岁开始正式继承父业。梁武帝曾召其入宫当面加以考核，姚僧垣应答如流，令梁武帝大为惊奇。而且姚僧垣做事认真，心思非常缜密，他曾经奉梁武帝之命探视某患者。回来后，姚僧垣详细陈述了患者的各种症状，并记录下了病情轻重变化的时刻。梁武帝不由赞叹：“你的用心详细周密，竟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拿这种态度来治病，还有什么病治不好呢?”

医学之外，姚僧垣爱好文史，知识广博，但并不耽于章句之学，对于时事也很有自己的见解，颇有才干与政治眼光。因此，虽然遭遇乱世，历经多个政权的更迭，但姚僧垣在仕途上总体上都较为顺利，官位越来越高，地位也日益显贵，被加爵至长寿县公、北绛郡公，所以又被称为“姚公”。

姚僧垣在当时医名极盛，史书记载其“诊候精审，名冠于一代”，“医术高妙，为当时所推”，从其传记中记录的一些医疗事例来看，确实称得上其效如神。

刺史伊娄穆因病回京，请姚僧垣为其诊治。其自述症状非常奇特：从腰部到腹部好像被三道绳子绑着，双脚也痿痹无知觉。姚僧垣仔细诊脉后，开了三剂药。伊娄穆服下第一剂，感觉最上面的绳子解开了;服了第二剂，感觉中间的一道绳也解开了;又服一剂，则感到三道绳全部解开。但是两脚依然孱弱疼痛，不能屈伸。姚僧垣又为其合一剂散，服用之后，两脚稍能屈伸。姚僧垣说：“要等到霜降，此病方能痊愈。”果然，到了九月霜降前后，伊娄穆果真能够起身行走，恢复如常。

周高祖宇文邕某次行军途中，在河阴(今河南孟津)染上了怪病：口不能言，眼睑下垂连眼睛都被遮住无法视物，一只脚蜷缩无法行走。姚僧垣诊断后判断，此系诸藏俱病引起，没有办法一下子全治好，只能分别治疗。由于行军之中，没有比能说话更急迫的事，于是开方进药，高祖服用后便能开口说话。然后针对眼疾开方，目疾即刻痊愈。最后治脚，足疾也迅速痊愈。周高祖痊愈时，大军正好到达华州，于是立刻加封姚僧垣为华州刺史。

如果说上述事例足可见出姚僧垣的医术之高，那么下面姚僧垣使用大黄的事例则可看出其胆大心细的一面。众所周知，大黄是一味苦寒攻下的要药，具有攻积滞、清湿热、泻火解毒等功效，由于泻下力强，医家往往以“将军”称之来形容其猛。由于其药力较猛，因此医生通常在使用时也都很慎重，因为如果不顾患者的病情和体质，贸然使用，会适得其反而使病情加重。

梁武帝萧衍曾因发烧，准备服用大黄。姚僧垣劝阻说：“大黄确实见效快，但陛下年事已高，不宜轻易服用。”梁武帝自己略知医药，觉得大黄清火，针对自己的发烧而言很对症，而且当时姚僧垣年纪尚轻，因此并未听从姚僧垣的劝告，坚持服用。结果导致大泻，病情加重，差点一命呜呼。

后来，梁武帝之子梁元帝萧绎在位时，患有胸腹胀满的宿疾，于是召集众太医商讨治疗方案。众太医对于当年萧衍差点因大黄丢性命之事记忆犹新，因此纷纷主张皇帝龙体至尊至贵，不可轻率用猛药，应当用一些药力平和之药，让其逐渐疏通。而姚僧垣又一次力排众议，认为元帝的脉象洪而实，疾病是积食导致，大黄最为对症。如果不用大黄无法痊愈。梁元帝对于姚僧垣素来信任，于是听信其言。元帝服完大黄汤之后，果然积食排出，疾病痊愈。梁元帝大喜，重赏姚僧垣十万钱，当时的新铸钱以一当十，因此相当于百万巨资。

同样是药材大黄，患者同样是尊贵的天子，姚僧垣却均能力排众议，作出合适的判断，主要是其对于病情的准确把握。梁武帝虽然表现的症状是热证，然而当时年纪已高，体质虚弱，确实不宜使用大黄。而梁元帝则年富力强，体内又是宿食郁积，也只有用大黄这样的“将军”方能攻克。其实，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其他太医都是通医理者，难道想不到吗?恐怕并非如此，主要还是不敢忤逆君主之意，更怕承担医疗风险吧。

由于姚僧垣医术高妙，活人无数，声望所及，甚至连藩属国、异域都有闻名求诊者。姚僧垣晚年曾采掇诸家，结合自己的临床诊疗经验，编纂了《集验方》十二卷，多为简要易得、疗效可靠的经验方，流传非常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古代最重要的方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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