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和上校夫妇之间的对话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直接说出来的，但彼此之间能够懂得其中的意思。里面用了一种潜对话的方式，大量的对话是埋藏在文本之下的。
这对上校夫妇我不喜欢，他们是一对蠢货。以前可能是贵族，过着讲究的生活，但是时代发生了大变化。他们所谓的贵族的外表、做派，一切的教育都是教给他们如何来吻合自己身份。时代发生了大变化，他们的身份随之也发生了改变。外在所有的东西不必架着，内在先不提，所以他们不会找到工作。
另一个画家看到以上校他们为模特的画说里面有一套僵硬的东西。画插图需要画出一个贵族，可是按他们画，味道总是不对。这种不对的感觉，我完全能理解。这个外在僵硬的东西画家画的时候没法抹掉，流露在画纸上。
在《拜占庭的黄昏》里面讲到一个过气的老演员，时代不同了，后浪都翻上前了。他跑到戛纳电影节上去，想碰碰运气。但是不可能了，他做些了什么了呢。他曾是名演员的这个架子，外在上依然保持着。这个时代跟你已经拜拜了，你必须接受这个现实，而不是你自以为的做着符合身份的事。
如果你内在是高贵的，你会自然而然，抹杀不掉，也掩饰不掉。关键在于你内心深处的高贵是不是真的？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内心的高贵是真的话，就不会执着于外在。什么工作不能做？内心所固有的这份高贵是对待生活，看待生活或者说如何看待自己。
作品里真东西是一句反话。从一开始就自报家门我们是真东西的这对上校夫妇，从来没有哪怕一分钟是过真东西——贵族，从来不是。
作者写“一个一表堂堂的人才几乎从来不会是一个社会名流”。一个像什么什么的人从来不是什么什么。一个是什么什么的人是什么样的呢？这不在这部作品的讨论范围中。这部作品说的是一个像什么什么的人把自己骗了。有谁信了吗？
当上校他们在别人面前强调他们是真东西的时候，恰恰他们不是真东西。如果你是真东西，你不必做给别人看，不必用嘴说。比如喊着“申花是]冠军”的，申花现在快降级了好嘛。不管在亨利詹姆斯时代还是当下，总是有一个实际悖论的存在。
上校夫妇以前的生活可以想象无所事事，游走于沙龙之间，用今天流行的说法就是四处蹭饭。不是今天时代变了他们落魄，而是他们从来没有高贵过。他们也许出生于曾经高贵的一个家庭，他们可能在意识到我的家庭是怎么一回事之前就进入了那些个沙龙。然后呢，日子就应该是这样的吗？问题就出在这，没有应该。应该有一个来源，应该有一个根基，由根基长出的果子叫自然而然。而他们过得日子叫应该。应该是错误的，他们一直生活在应该中。我应该是这个姿态，我应该怎么怎么样。
没有应该。他们从来没有表现于他们和生活真实打交道的状态，他们总是和应该打着交道。可是没有一个应该管用的。他们以前过着那样的日子，见过那样的果子，然后有一个天大的误会，以为和他们是一样的。往前追溯，他们曾经出生贵族家庭，他们也许以为那是根基，然而显然不是的。时代变迁使他们不再具有原有的条件，当一个树折断的时候，没有理由假装它没断。可以想象他们已经走了很长的一段路，才来敲画家的门。前面的一段路，当他们有机会受邀请喝下午茶再继续吃晚餐，小住几天，和男主人一起打猎，就已经有问题了。
画家始终体会到这对夫妇从来没有和他平等相处过，不是老板和雇员，而是以贵族的方式去俯瞰一个小画家。开什么玩笑。作品的结尾，那么槽糕的一对，表现出了他们的无可奈何，能力有限。画家说即便他们给了我长远的损害，误入了歧途，就算留个纪念。 这个画家在和这对夫妇打交道的时候，有一个逐渐明白的过程。如果下次又遇到了这类人上门，画家可能马上觉察出，然后客气的送出门。
这样体面的一对人儿进门的一瞬间，画家有一个愿望，他们是来请我画肖像的，他们会给我钱，他们是我的客户，而不是我要雇佣的人，这个梦不知道画家醒了没？
插图画家和肖像画家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个画家一开始没明白的，另一个画家一眼看穿）。这种区别将使一个人辨别什么是真东西。
作者当然很清楚，他很微妙的写道，夫人那样静止的坐在那里，就像是被拍摄照片，而当我画下来的时候，总是像一张照片，或者是对着照片画的画。这也是对真东西究竟是什么的暗示。
真东西一定有一个曾经吻合于他们以为自己是那种人的环境，至少他们的父辈有过。比如地方戏剧。要保护的意思是指出他们是真东西。不可能保护的，原因很简单，地方戏剧还有人提及是因为他们曾经在大家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今天这个重要的角色被一个很明显的东西占据了。这个东西不退场，这个位置就没有空，占据位置的名字叫电脑、手机、kindle（当然往后是其他的）。那么明显的实际情况，所有被指认为真东西的，或者说指认真东西的人，没有理由说自己不知道。
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大概就是让我们拥有指认真东西的眼睛。当我们听到美好的措辞的时候，马上会知道这是“真东西”的台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