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早年在凤翔府任判官时，章惇[dūn]在不远的商洛任县令。章惇生性豪放，胆大敢为，而又志向高远，这样的性情很对苏轼的脾气，于是两个年轻人经常同饮同游，交情非比寻常。
然而人生兜兜转转，世事起伏难定。王安石变法引发了残酷的新旧党争，此时的章苏二人却不在一个阵营。章惇是铁腕的改革家，苏轼是温和的保守派。旧党得势时，章惇被贬汝州，苏轼写信予以安慰，信件作为书法作品《致子厚宫使札》流传后世。
后新党得势，章惇东山再起，体验过政治斗争的血腥和残酷以后，章惇性格中凶狠狂放的一面被激发。他对曾经打击过自己的旧党势力疯狂报复，甚至还劝说宋哲宗把去世的司马光掘墓鞭尸。对老朋友苏轼更是“特别关照”，先是将他贬到偏远的惠州，得知苏轼在惠州依然能够苦中作乐，又将他贬到更远的儋州（今海南岛）。将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贬到天涯海角的蛮荒之地，章惇的目标是把老朋友往死里整。
孰料三年后哲宗去世，徽宗继位，章苏二人的处境再次翻转。章惇丢掉相位，被贬雷州，苏轼遇赦放还。当时朝中盛传苏轼将被重新起用，章惇的儿子章援明白父亲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担心苏轼重新上台后会进行报复，于是诚惶诚恐地给苏轼写了一封长信，为父亲求情。
苏轼立刻回信：“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
年轻的章援不会了解，原本智慧出众学识过人的苏轼，在几经宦海沉浮，饱尝人间冷暖以后，对人性的光辉和阴暗早已了然于胸。胜负成败已经看淡，恩怨情仇已经释然，正所谓“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