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了中华古文明的起源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古国之一,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玉器。考古发掘表明,我国发现玉石和使用玉器有上万年的历史。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我国第一个玉器高峰时代,即东汉时袁康所说的“玉兵时代”,他在《越绝书》中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1]。在这个时代人们使用当地所产玉石制成了大量玉器。当时有三个产玉中心:一是南方江浙一带以良渚为文化中心；一是北方辽宁一带以红山文化为中心；一是西北以昆仑山和田玉为中心。据考古学家研究,这个时代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时代。
1、玉的概念及玉的意识
玉是什么,什么是玉?玉和玉器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是中国玉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出的问题。《礼记·聘义》载孔子曰: “夫昔者, 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 仁也； 缜密以栗, 知也； 廉而不刿, 义也； 垂之如队, 礼也； 叩之其声清越以长, 其终诎然, 乐也； 瑕不掩瑜, 瑜不掩瑕, 忠也； 孚尹旁达, 信也；气如白虹, 天也； 精神见于山川, 地也； 圭璋特达, 德也； 天下莫不贵者, 道也。诗云: 言念君子, 温其如玉, 故君子贵之也。”这是孔夫子从儒学理论的角度、用拟人手法阐释的玉概念。许慎《说文解字》: “玉, 石之美, 有五德: 润泽以温, 仁之方也； 理自外, 可以知中, 义之方也； 其声舒扬, 专以远闻, 智之方也；不挠而折, 勇之方也； 锐廉而不忮, 洁之方也。”基本上承袭了孔夫子的观点。《周礼·春官·大宗伯》: “以玉作六瑞, 以等邦国”,“以玉作六器, 以礼天地四方”,说的则是用自然玉石做成的器物, 以及玉器的社会功能。
《周礼》中对君王和公侯大臣用玉作了规定,以用玉表示不同等级和权力,并用玉作六器。春秋战国时期,管子、孔子“比德于玉”,把玉的物理性质同道德相联系,提出了九德、十一德之说,如《礼记》中,孔子说,玉之贵是“夫昔者,君子德于玉”,提出玉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等十一德。这些观念逐步为社会所接受,成为大家为人处世的标准,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玉是高贵、纯洁、友谊、吉祥、平和、美丽的象征。自古言之“黄金有价玉无价”。如果说美而不朽是玉的特色,那么坚贞温润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这些玉文化精神包含着“宁为玉碎”的爱国主义民族气节、“化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精神、“瑕不掩瑜”的清正廉洁气魄、“锐廉不挠”的开拓进取精神。维吾尔谚语说:“宁做高山上的白玉,勿作巴依堂上的地毯”,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古人以玉为代表,创立了物质、社会、精神三合一的玉意识,这个玉意识是玉文化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华夏民族的伟大思想建树。
2、历代玉雕的特点
玉器是从玉工具发展而来的，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从玉器形成到成熟，都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工艺。1958年在南阳黄山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圭形玉铲可以看作是玉器诞生的标志。殷商时代，玉雕大量制作礼仪用具和各种佩饰。西周玉器的特色是出现了琮、璧、璜、圭等礼器。春秋战国时期，琢玉工具得到了改善，雕刻工艺也不断提高，出现了浮雕、半浮雕和精湛的透雕技法。玉器成品常见有玉璜、玉琮、玉璧、玉镯、玉环、玉剑饰、龙形佩、成对器形玉件等。采用的玉材多为青玉和黄玉，白玉少见，亦有采用“独山玉”的。
西汉继承了春秋战国器形特点，同时增加了新品种，新疆软玉源源流入中原。东汉除出现了白玉料的玉璧、玉环、鸡心佩、剑佩、带钩外，用于殉葬的“明器”和各式容器、玩赏品种也大量出现。玉质有青玉、黄玉、墨玉和白玉。白玉成为玉中上品。
魏、晋和南北朝时，石刻的风行使玉器制作少被重视。传世的器物很少，但图案清晰，十分秀丽。玉材有青玉、黄玉，白玉很少。
唐代玉器出现了花鸟、人物饰纹，器物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并增加了有实用价值的杯、碗、盅等。玉器图案大量采用缠枝花卉、瓜果鸟兽、人物飞天、虫鱼为主要题材。刀法不乱、布局均匀、细而厚重是唐代玉雕的独特的时代风格。
宋代在玉器制作上也反映出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玉器以花、鸟、兽类为主，以龙凤呈祥图案为多。实用品有杯、洗、带板，陈设品主要有兽、鱼。当时，盛行做古玉器。仿古器形有青铜器、佩件，如剑饰、带板、佩饰等，玉材主要有白玉、墨玉、青玉，其中最多的是青玉和白玉。
元、明、清是我国玉雕工艺的繁盛时期。元代的雕工既没有唐代器物的遗韵，也突破了宋代琢工。雕琢有粗有细，但粗犷的刀法深厚, 颇有古风，细致得出奇，兽件上雕刻的毛发, 刀法流畅，刻出的云纹上下翻腾，气势磅礴。这时期出现了“凸雕法”和“透雕法”，尤其凸雕的细工碾磨技法，更是前所未有。
明代，扬州出现了大型玉器和以苏州为中心雕琢各种精巧的玉器，又由于新疆玉材的大量入关，玉雕技法不断提高，作坊林立、人才辈出，名作极多，在我国制玉史上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玉雕刀法出现了“三层透雕法”，镂雕十分精细，艺术性很高。题材也多，常见有松竹梅、花果、松鹿、人物、鸟兽、缠枝花卉等。
清代，特别是中期，玉雕工艺达到了新的高峰。乾隆年间北京城为全国的制玉中心，并召集各路能工巧匠献艺，出现了“俏色做法”、“半浮雕”、“透雕”等各种琢法。清代玉器雕琢得十分可爱，大小器件玲珑精致形象逼真。玉料选用也相当严格，但只要符合要求的玉材，无论是白玉、碧玉、墨玉、黄玉等都被采用。故宫博物院“珍宝馆”珍藏的精品展现了明、清两代玉雕精华，其中大型玉雕“大禹治水图”特别引人注目。流传民间的小件玉器，无论山水、花卉、人物、花鸟、飞禽、走兽，都雕得活灵活现。
3、玉石之路成为东西方沟通的第一媒介
昆仑山下的先民们把发现的美玉向东西方传送,开拓一条运输玉石之路,这就是古代玉石之路。在甘肃、陕西、河南等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玉器至商代的和田玉玉器,表明了和田玉的东运；乌兹别克史记载,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和田玉就在那里出现,表明了和田玉的西运。周穆王西巡的路线,可能就是古老的玉石之路,这条路从陕西入河南,经山西、宁夏、甘肃,到达昆仑山。春秋战国之时仍走这条路,《史记》记载公元前期283年苏厉给赵惠文王的信中说,如秦国出兵攻下山西北部,控制住雁门关一带,昆山之玉不复为赵王所有。这条玉石之路是后来丝绸之路的前身,所以说东西交易会交流第一媒介是和田玉,而不是丝绸、瓷器,玉在东西交流和各民族往来中的意义是很大的。
4、玉文化的分期
文物典章制度的发展是随社会生产力和人文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玉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与自然交互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通过玉材的特殊自然属性,寄托和展现人类思想意识、社会伦理和价值形态的一种文化现象。虽然玉器的某些功能,如作为装饰品、作为神灵表象、作为阶级标志、作为财富象征和作为赏玩弄玉的现象在不同时代都有一定的表现,但其主要的社会功能却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由此构成了玉文化发展阶段的不同。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玉文化大致可分为孕育、初始、发展、成熟、完善、嬗变和世俗等七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孕育期 玉质石器出现至广义玉概念形成之前, 相对年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们在打制石器和选择装饰品的过程中,逐渐觉察出玉质石器与其他石器在亮度、色泽、硬度、质感等方面的差异。玉概念有如待产的胎儿,呼之欲出。可以说,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的产生和发展,是玉文化得以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始诱因。
第二阶段: 初始期 主要标志是广义玉概念的初步形成和广义玉器的出现,相对年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确切的证据, 但是根据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如后李文化(距今约8500 年)、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200年) [ 2 ]的发现玉凿、玉锛和玉推测,广义玉器出现在这一时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处于萌芽状态的磨制技术日趋成熟,石器制作工艺的进步导致了生产力的提高和新石器时代的到来。磨制工艺的推广,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美石制品光洁、润泽的魅力。旧石器时代早已出现的原始宗教观念找到了更为合适的物质载体, “美石”开始有了灵气,广义的玉概念初步形成。这是玉文化得以产生的哲学因素。
第三阶段: 发展期 主要标志是种种非实用玉制品迅速增多,玉器的制作工艺和社会功能进一步提高,相对年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至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见于后李文化、兴隆洼文化、河姆渡文化和新乐文化。某些源于工具或兵器类的玉器在形制上与同类石器尚无明显的区别,但磨制程度一般较精,基本不见使用痕迹。随着石器磨制工艺的广泛应用和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初露端倪。原始宗教的进一步发展、祭祀活动的多样化和爱美欲望的增强, 导致制玉工艺的进步和玉器数量的增多,这是玉文化得以发展的社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与兴隆洼文化年代相当,大致属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后李文化出土两件玉质工具的刃锋,在放大镜下可见较清楚的使用磨蚀痕迹, 表明在不同地区或不同考古学文化中,玉石分化发生的时间和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这应是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的表现。
第四阶段: 成熟期 主要标志是圭、璧、琮、璜、璇玑、玉衡等主要礼器基本形成,各种社会功能日臻完善,制玉工艺日趋成熟。源于工具、兵器类的玉器,在形制上与同类石器已有明显的区别,如造型美观,形体变薄,做工极为细致。源于装饰类和少数源于工具的器类已脱离其祖型的制约,演化出全新的形态, 如瑞圭[ 3 ]、权杖、玉琮、玉龙凤、玉牌、玉人等。相对年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金石并用时代,以仰韶、大汶口、红山、良渚、凌家滩和龙山文化各重要遗址为代表,这一阶段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文明初期。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城址的出现,龙山时代各考古学文化城址的普遍存在,标志着“城邦式”古国已初步形成,社会剩余财富增多,社会分化加剧。部落酋长、军事盟主或“古国君主”出于显示财富、宣示权力和渲染王权神授的需要,极力地强化玉器的社会伦理功能和祭祀功能,表示首领或王权身份的权杖和瑞圭相继出现,这是玉文化得以飞速发展的政治因素。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玉材本身的条件限制,如数量少、体积小、脆不可塑和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原因,难以加工成容器而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社会和礼制发展的需要。作为一种替代和补充, 以可塑性能良好的陶土制作的陶礼器, 如大汶口文化的陶尊、陶鬶,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成组的陶鼎、瓦足皿等开始出现。
第五阶段: 完善期 主要标志是玉礼器及其他品种的玉器形制、社会功能进一步完善, 相对年代约为夏代至两周时期,以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西安张家坡、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三门峡虢国墓地、天马—曲村晋国墓地和同期各重要方国的重要遗址、大墓为代表。随着社会的分裂和中央王朝的出现,用玉制度更加完备, 使用范围更加广泛,普遍见于吉、凶、喜、丧、会、盟、宾、嘉、军、兵等各种场合,等级制度、礼乐制度的形成和玉器社会功能的持续加强,体现了当时的政治需要。随着用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青铜铸造技术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青铜礼器迅速取代了当时并未得到充分发展的陶礼器,且常常作为祭祀、宴会、典礼等大型场合及殡葬礼仪的主要道具,充当显示权贵身份地位的标识物,大有同玉礼器并驾齐驱的态势。在其后段,玉佩饰增多,玉器的世俗化倾向已经显现。
第六阶段: 嬗变期 主要标志是玉礼器的数量明显减少,礼仪功能逐渐减弱或消退, 玉佩饰、特别是组佩及玉器皿、玉陈设、玉生肖和人物、动物等世俗类玉器明显增多,玉礼器的社会功能加速世俗化,相对年代约为战国至两汉。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由礼崩乐坏、群雄争长的混乱局面到中央集权的确立,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礼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政治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反映到礼仪制度上,就是玉礼器和青铜礼器的世俗化。此外,由于玉玺的出现和发展, 权贵们不再以圭、璋和佩饰作为宣示身份地位的主要表征,汉代大墓中出土的裹尸玉衣、玉璧、玉枕等虽然还有表示身份地位的象征作用,但主要的却是出于防止精气泄散、保护尸身不腐的愿望,九窍玉塞的出现就是很好的例证；汉代墓葬有关陶楼、仓、猪圈、鸡舍乃至于厕所的设置,也反映出礼仪制度的世俗化倾向。在表现方式上,玉雕作品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日趋浓郁。漆器、金银器以及瓷器制作工艺的出现和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玉器惟我独尊的地位,玉器所蕴含的神奇功能和礼仪概念,逐步被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冲淡。
第七阶段: 世俗期 主要的标志是玉制品的功能完全世俗化,玉器的礼仪功能几乎完全消失,包括东汉末年以后的全部历史时期。东汉末年到隋统一前,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 数百年的战争使民生凋敝,玉文化的发展也随之步入历史上的低潮期。隋唐时期玉文化又再度兴起, 但是在选题、创意和风格上, 受到业已相当发达的绘画、雕塑和金银器创作风格的影响,玉雕人物、花卉、动物的造型在浪漫的情调中力求逼真。到明清时期, 玉器基本上完全成为艺术、财富和弄玩的代名词, 尽管这一时期的王墓中还有用玉圭随葬的现象[ 4 ],《红楼梦》中的“通灵宝玉”也具有某些神奇的功效, 今人也有以玉佩辟邪护身的现象,但这只是上古用玉概念的孓遗和回光反照,与现实社会和玉文化发展的主流及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信仰相去甚远。玉器这种古老、历久不衰的艺术瑰宝终于摘下了其高贵、圣洁、无所不能的神秘面纱,走出神权、王权的殿堂,回到普通的世俗世界,还原为芸芸众生共鉴共赏的美丽石头。这是思想、技术进步和社会综合发展的必然结果。
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玉崇拜远非一般的灵物崇拜,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关哲学、美学、神学和社会政治、伦理观念的综合体现,涉及到社会不同领域的各个层面,在中华文明史中的地位、影响、作用及其流行时间是其他任何文化都难以比拟的,包含着极其深刻的精神理念和文化底蕴,是中国传统礼制和儒家思想的最高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