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清朝外交史，始终纠缠着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洋人见了清朝皇帝，到底要不要磕头？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以给乾隆帝庆祝80大寿为由，千里迢迢地来到中国，打算与清朝最高统治者进行谈判，商议取消清廷在对外贸易中设置的限制和禁令，以此来打开中国门户、开拓中国市场。
虽然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了一批精心挑选的礼物，但他们差点连乾隆皇帝的面都见不了——因为，他们拒绝按照三跪九叩的礼仪，谒见乾隆皇帝。双方就磕头的礼仪问题，激烈争论了很久。直到最后，乾隆皇帝“宽宏大量”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允许马戛尔尼使团不行三跪九叩的礼仪，单膝下跪即可。
这样一来，马戛尔尼使团才能够见到他们此行祝寿的对象——乾隆皇帝。然而，他们尽管在礼仪问题上略胜一筹，可在外交谈判的所有方面都失败了。因为乾隆皇帝拒绝了他们提出的所有要求。
23年后的1816年，英国使臣阿美士德再次带着使团来到中国，继续马戛尔尼未能完成的任务。
阿美士德比马戛尔尼更加傲慢，根本就不愿意在磕头的问题上有所商量，他明确表示，自己在觐见英国国王时也不会磕头。但是，阿美士德比碰到了比乾隆皇帝更不好说话的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知道洋人不肯给自己磕头后，勃然大怒，取消陛见，下令将他们驱逐离京。
在这一段时期，清朝国力比较强盛，在磕头的问题上占据主动权。因此，每一个前往中国的洋人，都对觐见皇帝时的磕头问题十分纠结。但是，1840年，英国用炮舰洞开中国的国门后，中国国力迅速衰败。现在，轮到中国人对磕头问题纠结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人一直想派使者前往京城，觐见道光皇帝。道光皇帝坚决不允许，想尽办法要把洋人堵在外面。原因之一，便是见面时的礼仪问题。
很明显，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道光皇帝再也无法像乾隆皇帝、嘉庆皇帝那样信心满满地要求洋人磕头；洋人恐怕连“单膝下跪”的面子都不会给道光皇帝。如果在见面时，洋人公然与道光皇帝平起平坐，以后道光皇帝还有何脸面接见群臣？有何脸面见列祖列宗？
所以，道光皇帝干脆躲着洋人，打死不肯见他们。
道光皇帝死后，咸丰皇帝继续这种策略，远远地躲着洋人。偏偏洋人是死脑筋，一心一意要来京城觐见皇帝，见不着皇帝誓不回头。于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京城。咸丰皇帝见洋人快要进京城了，干脆带着一帮人离开京城，跑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去“狩猎”了，让英法联军扑了一个空。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按照清朝与英法俄美法等国签订的协议，必须允许各国公使进驻京城。这就是说，洋人不但进了京城，还常驻下来了。这下子，洋人见皇帝的磕头问题，便迫在眉睫了。
当然，“办法总比困难多”，中国人是颇有智慧的。当时，恭亲王奕訢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外交事宜。他向各国公使提出，同治皇帝年幼，你们不必见他，有事来找我就行了。
恭亲王奕訢不是皇帝，各国公使见他自然不需要磕头。于是，磕头问题暂时告一段落。
可是，随着同治皇帝一天天长大，到了亲政的年龄，恭亲王奕訢再也无法用这个办法来忽悠各国公使了。怎么办呢？这时候又有一个聪明人站出来了。
这个人叫吴可读，时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吴可读上了一道奏折，叫《请勿责诸使跪拜疏》。吴可读提出，不必强求洋人磕头。为什么呢？“孟子曰，君子与禽兽何难。”对于禽兽有什么可责难的呢？意思是，不要跟禽兽一般见识。
吴可读继续阐述：“彼本不知仁义礼智信为何物；而我必欲其率五常之性。彼本不知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为何事；而我必欲其强行五伦之礼。是犹聚犬马豕羊于一堂，而令其舞蹈扬尘也。然则得其一跪一拜，岂足为朝廷荣；即任其不跪不拜，亦岂足为朝廷辱。”是说，对于不知三纲五常的洋人，他们哪怕跪拜了，也不是朝廷的荣誉；就算不跪不拜，也不是朝廷的耻辱。
吴可读这番话引用了孟子的话，又满足了朝廷高高在上的虚荣感，从而被朝廷接受了。1873年6月14日，朝廷降谕，允许洋人见同治皇帝，且在觐见时不需下跪磕头，而是行五鞠躬之礼。
6月29日，英、法、荷、美、日、俄等国公使在紫光阁觐见了同治皇帝，除了日本公使行3鞠躬之礼外，其余公使均行了5鞠躬之礼。
这一年，与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刚好相距80年，
【参考资料：《清史稿》《中外历史上礼仪冲突背后的体系之争》《请勿责诸使跪拜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