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说：“中国人中最讲究人生艺术的要推北宋的邵康节。”叶朗主编的《中国美学通史》，也认为邵雍大力倡导和竭力践行的“快乐哲学”，“对生命哲学有着独特的理解与体验”。
读邵雍诗文及其史传，深感两位先生之论，确为的评。邵雍的为人、为学、为文，对我们今天生命价值的探索，生活视野的拓展，休闲内涵的升华，乃至人生意趣的体味，人文哲理的表述，以及银发潮中离退休生活的安排，颇多可取鉴处。特别是近年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那句“诗意地栖居”，越来越频繁地挂在国人口头，这时候读读中国的邵康节，也许会倍觉亲切、顿悟，别是一番审美感悟涌心头。
苦读悟道 “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
邵雍（1011—1077），字尧夫，北宋哲学—美学家、诗人，死后朝廷赐谥“康节”，故世称康节公、邵康节。有哲学著作《皇极经世》、诗集《伊川击壤集》传世。
邵雍青少年时期“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想走科举之路，建功扬名，对儒学经典“无所不读”。他学得很刻苦，寒冬顾不得烤火，炎夏顾不得扇扇，连续几年不在床上睡觉。接着又“尚友于古”，出游四方，访问考察。一次夜行晋州山路，跌下马摔入深涧，随行者攀援下涧，才将他救出。《易》学大师李之才被邵雍苦学精神感动，遂将其所学授之。邵雍一学即为之倾心，因绝科举之念，专研《易》学，每天背诵数十遍。
在发愤苦读中，邵雍顿悟：“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他以物观物、以时观时的感悟宇宙自然、社会历史之美的体验，给人类审美体验作出了可贵的示范。
邵雍以“观物”二字概括他的心得，主张在认知过程中，要体悟到“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与人皆物也”。不仅人与人一样，人与物也一样，彼此都是物。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就是善于“反观”，不是“以我观物”，而是“以物观物”，消除“我”对认知的遮蔽，则人、物无别，物、物一体，互相认知，自然会获得“其见至广，其闻至远，其论至高，其乐至大”的审美愉悦。
邵雍对时间的审美感悟，尤为精彩。他说：“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间犹旦暮也。以今观今，则谓之今矣；以后观今，则今亦谓之古矣；以古自观，则古亦谓之今。是知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之也。安知千古之前，万古之后，其人不自我而观之也。”有这样的感悟，古今之隔，非但不会成为认知的障碍，反倒变成审美的津渡，此刻千古，千古此刻，审美愉悦，汹涌而至。
以物观物的自然审美，以时观时的历史审美，令邵雍无往而不见美，宇宙自然，美不胜收，社会历史，自有奇美。落花历来都是一个消极意象，“无可奈何花落去”，晏殊的名句，道出的正是这种普遍的人生之叹。在邵雍眼中，落花体现的却是人生的闲适和安乐：“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缭乱飞。”观赏这样的落花，实为人生难得的享受，悲从何来？叹由何生？伤春逝，似乎是文艺作品普遍而永恒的话题。“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即便雄豪英迈如辛弃疾，也不能免俗。邵雍则不然，看他的《春尽后园闲步》，何等意趣盎然：“绿树成阴日，黄莺对语时，小渠初潋滟，新竹正参差。倚杖疔吟久，携童引步迟，好风知我意，故故向人吹。”
邵雍就这样美着乐着，“乐天四时好，乐地百物备。乐人有美行，乐己能乐事。”快乐地治学，快乐地处世，快乐地做一个睿智的读书人。
邵雍曾回顾自己的求学之路，深为感慨：“少年贪读两行书，人世乐事都如愚。而今却欲释前憾，奈何意气难如初……”他真诚地告诫弟子：“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的确，一门学问，一种治学方法，都应让求学者、治学者得到快乐，这样的学问才是真学问大学问，这样的学习才是正确的聪明的学习。
乐于歌诗 “平生无苦吟”“成诗为写心”
“已把乐为心事业，更将安作道枢机。”邵雍苦读悟道，一旦坚信自己树立了治学的正确目的，找到了正确的治学方法，作为一个读书人，他也就确定了自己独特的人生目标：走一条审美之路，让生命尽享其应享的安适和快乐。《首尾吟》中这两句诗，宣示的就是邵雍悟道后的人生抉择：诗意地度过一生。落到实处就是：安于山林，乐于歌诗。
邵雍拒绝做官，既安于林泉，又天性好诗，写诗自然就成了他的主事，观物观时，有所乐，必以诗表述之。在《答人吟》中，他颇为自豪地告诉友人：“谁道闲人无事权？事权唯只是诗篇。四时雪月风花景，都与收来入近编。”临终前，还以大笔“大书诗一章”，以庆幸自己得长享生命的快乐：“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生于诗，死于诗，生死于诗的美感快意中，邵雍可谓真正的“诗意地栖居”者。
邵雍在为自己的诗歌总集作序时明确表示，他的诗，乃“自乐之诗也。非谓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不是像一般士人那样，拿诗去向朝廷讨官爵，或向权贵打秋风，或在文坛博声誉，或在市井攒粉丝。邵雍的诗，纯系自乐，目的和用途只有一个：乐自己生命之乐，乐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乐。他的生命是快乐的，他的诗也是快乐的。他在诗中快乐着，诗也在他的生命中快乐着。邵雍六十岁那年，在《首尾吟》这个题目下，写了130多首七律，集中抒发了这种审美快感。
在邵雍这里，诗既然是生命的存在状态，它的文字表述，也理应是生命的本色展现，快乐的生命源泉，铮铮淙淙，自自然然流淌出快乐的诗，不须苦吟，也不能苦吟。凡阻遏诗思诗语自然流出的障碍，邵雍统统将其排除。别人均严格遵守诗固定的声律，他则“不限声律”，只是“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生命在当下是什么状态，诗就是什么状态，合声律当然好，不合声律也没什么不好，自然自在，就一好百好。邵雍专门写了一首《无苦吟》阐明这种写诗主张：“平生无苦吟，书翰不求深。行笔因调性，成诗为写心。诗扬心造化，笔发性园林。”
邵雍正是在这种心态也即诗态，诗态也即心态的审美愉悦中，写出了一些自然天成的好诗。比如他的《清夜吟》：“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这种妙涵天机，深蕴宇宙自然之大美静美和氤氲化育其间生命的自在自得，高远夐渺而又恬适欢愉的诗意诗境，怕是绝对苦吟不出来的。
安于山林 尽享人间“闲富贵”
“造物工夫意自深，从吾所乐是山林。少因多病不干禄，老为无才难动心。花月静时行水际，蕙风午上卧松阴。闲窗一觉从容睡，愿当封侯与赐金。”邵雍这首诗，可谓其一生出处行藏和人生价值取向的准确描述。
打从春秋时期士人登上历史舞台，仕与隐，就成为历代不少士人最难敲定的人生抉择。邵雍既然要走审美的人生之路，更把快乐作为心中事业追求，他就近乎本能地拒绝了仕，而选择了隐，拒绝了庙堂，选择了山林。他把生命的快乐看得高于一切，“不干禄”，自然就成了他快乐的抉择。
“造物”似乎有意成全邵雍，让他在年少时就爱上了山林，自三十岁后，又得以定居洛阳，这里“山水风俗之美”，为邵雍所深爱。邵雍家贫，在那个时代，“不干禄”，对贫穷的读书人，就意味着自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脱贫之路，而选择了终生贫困。但邵雍不悔。初到洛阳，所居甚陋，邵雍一边读书，一边打柴做饭，奉养父母，穷得叮当响，却“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晚年居住条件虽有改善，但清贫依旧，“岁时耕稼，仅给衣食”，邵雍安之乐之，陶陶然直至寿终。
《苕溪渔隐丛话》说：“邵尧夫居洛四十年，安贫乐道，自云未尝皱眉。”他把自己睡觉的房间叫做“安乐窝”，并常以之代称自己整个住所，又给自己起个雅号叫做“安乐先生”。耕稼余暇，读书燕居，生活过得既闲适又科学，一切以身体舒泰，心灵愉悦为准。他对此颇为得意，写诗自赞曰：“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
无论古今，对于读书人，这种生活状态，应该是最理想的状态了。且看安乐先生邵雍乐何如哉：“安乐窝中快活人，闲来四物幸相亲。一编诗逸收花月，一部书严惊鬼神。一炷香清冲宇泰，一樽酒美湛天真。”真是乐不可支呢。
的确，在这种状态下读书写书，最惬意，也最会有创获，且是大创获。邵雍的哲学—美学成果，就是在安乐窝中最后集结为《皇极经世》一书，被宋儒奉为道学经典，也是我国不朽的美学经典。
的确，在这种状态下读诗写诗，最畅神，也最多妙悟，不经意间就吟出逸品神品。邵雍《伊川击壤集》大部分诗作，都是在安乐窝中吟就，影响宋代诗坛两百多年的“邵康节体”，也是在安乐窝中铸就。
的确，在这种状态下观时观景，尤能见人所未尝见，悟人所不能悟，收获独特的审美愉悦。独具只眼，独享美感，诗人美学家邵雍好不快活。
邵雍把这种状态称作“闲富贵”，为自己得以拥有“闲富贵”而欣慰，而自豪：“林下一般闲富贵，何尝更肯让公卿！”拥有这种“闲富贵”，“水竹清闲先据了，莺花富贵又兼之”。清雅之趣，视听之乐，皆可先人得之，兼而有之。
纵观千古，横觑当今，人人多爱富贵。但人们醒梦萦心，苦求不已的富贵，非高官贵爵，亦非物质财富。圣贤如孔子，也坦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旷达如苏轼，虽“长恨此身非我有”，想“忘却营营”，逃离官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也仅是笔头写写而已，不管仕途如何潦倒，也不离不弃。邵雍却真心爱慕没钱没权的“闲富贵”，真诚践行之。“自问此身何所用？此身唯称老林泉。”他说到做到，矢志不渝，终老林泉，决不“干禄”，以尽享“没人争”的“闲富贵”。
如朱熹所言，邵雍“腹里有这个学，能包括宇宙，终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邵雍既然作出了一番大学问，声闻朝野，朝廷就要将他这样优秀的士子囊入自己的臣属队列中。然而，邵雍先后三次婉拒朝廷任命，最后索性长着隐者装，“乌帽缁褐，见卿相不易也”。见邵雍态度如此坚决，朝廷只得不再征召他。
邵雍绝非不识时务的腐儒，不知生活的艰辛，不懂禄位的重要。他睿智超群，朱熹将之比作汉朝的张良。邵雍之所以一再辞官辞禄，因为在他心中，“闲”高于一切，对于他的审美人生，“闲”既是审美本体，也是生命本体。论富贵，就要看拥有“闲”的多少，“闲富贵”才是真富贵。邵雍很清楚，“卿相一岁俸，寒儒一生费”。但从来官身不自由，卿相虽禄位居人臣之首，得闲却因之最少，是“闲”的贫贱者。而他这样的“三军莫凌，万钟莫致”的“不干禄”者，才是“闲富贵”者，是“安乐窝中万户侯”。
《中国美学通史》指出：“宋人在一种文化内转的时代背景下，把‘闲’作为了人生之本体。休闲不再是无所事事微不足道，而是蕴涵了深刻的本体价值。”邵雍对“闲富贵”的体认和倡导，他为“闲富贵”所确定的唯一的终极关怀的目标——生命快乐，对我们民族审美价值观的拓展和升华，无疑超出了与他同时代的宋人，对当今哲学—美学也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启迪意义，特别是对当下热闹非凡却又杂乱无章，常令人匪夷所思的休闲文化，更有着迫切的矫正和指导意义。闲来读读邵康节，将我们的精神及审美升华一番，岂不快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