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耕社会。入冬以后，农事渐少，古人称这段时间为“冬闲”。冬闲时古人都会做什么？从古籍记载来看，“冬闲”时，其实古人并不闲着：女性“学做女功”，男性“习射练武”，上不起正规学校的孩子们则选择“冬学”……
冬[b]闲时女性“学做女功”
《女论语》：“针线粗率，为人所攻”[/b]
在古代，尚没有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人们的衣着、鞋袜、巾包什么的，要靠手工缝制，破了也得手工缝补——这个任务，在男耕女织型社会分工中，便落到心灵手巧、吃苦耐劳的女性身上。因此，“冬闲”正是古代女孩学习做针线活儿的好机会。针线活儿又叫“女功”，还有“妇功”、“女工”、“女事”、“女红”等多种叫法，皆是指针线、纺织、刺绣、缝纫等女性做的手工活儿。
“女功”是古代流行的一个概念。《礼记·郊特牲》中就有这么一个说法：“黼黻文绣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唐诗人于鹄《寄卢俨员外秋衣词》中亦称：“箧中有秋帛，裁作远客衣。缝制虽女功，尽度手自持。”
一般情况下，古代女孩子到了10岁左右就要开始学习做针线活了。据《礼记·内则》：“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紝、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大概意思是说，女孩子到了10岁就不能再外出疯玩了，得开始培养自己的淑女品德和性格，习练制作麻绩，养蚕纺丝，织布制帛，学习女功。
古代女子学做女功有很多规矩。明秦淮寓客辑《绿窗女史》一书中收录不少古代“女性须知”，其中张淑英撰《刺绣图》一卷专门谈到学做女功的各种要求，女功集中在“品”、“图”、“法”、“质”、“器”、“供”、“忌”、“候”八个字上，每个字代表一种要求。首先要求女孩有良好的品行，特别是学做工艺要求高的刺绣时，“品”为第一要求：“刺绣须蕙心妙质，静女、文姬及风神萧远，有林下风气者。”这话说得很明白：学刺绣的女孩子，须具有纯美的内心，美好的气质，就像静女、文姬那样，或者是神韵潇洒，心态远逸，有林下风气的人。可见，古人对习女功者的素质要求确是很高的。
西汉女学者班昭在其《女诫》中曾提出“女有四行”观。所谓“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其中的“妇功”，即女功，要学会并掌握做针钱活儿的本事，称为“学作”。唐宋尚宫《女论语·学作章》亦称：“凡为女子，须学女工。”
为什么古人强调女性一定要学会做针线活儿？除了长期修身养性需要外，也是为将来嫁人妻、为人母做准备的。女功是持家过日子所必须的，如果针线活做不好，将来不只会影响家人生活质量，还会被邻居看不起，此即《女论语》中所谓：“针线粗率，为人所攻。嫁为人妇，耻辱门风。”所以说，会做针线活儿是古代女性的一门必备手艺，也是做女人的基本功，顾名“女功”。
[b] 冬闲时男性“习射练武”
《旧唐书》：“居常则皆习射”[/b]
冬闲时女性习女功，那么男子呢？也不能闲着，要习射练武。古代凡学生必须掌握六种基本才能，分别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通称“射礼”，实际上是一种射箭技术，包括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等五种射法。
《礼记·射义》称，“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在中国古代，“射”是一种男人应掌握的技能，系一种“武德”。
先秦时期周朝的射礼有“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四种，乡射是最基层的较射活动，一般在农事结束以后的乡饮酒礼活动中举行，输者饮酒。习射相当于后来的习武健身活动，为了在较射时比出好成绩，人们都要认真练习，掌握真正的射箭本领。
古人习射兴致很高，可能与会得到丰厚的回报有关系。如先秦时，各诸侯国对民间善射者都会给予奖励。《墨子·尚贤》即称：“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意思是，要使国家善于射御之人增多，就必须让善射的人富裕，使他们显贵，尊敬他们，赞誉他们。在这种政策背景下，民间热衷于利用冬闲时间习射也就很好理解了。
到了西汉，由于“兵农合一”，朝廷更加鼓励民间冬闲时习射，“教民以应敌”。此时，除了习射，习刀练剑之风亦渐兴起，如当时的名人司马相如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
隋唐时实行府兵制，进一步推动了民间的习射之风。府兵的兵士是从农民中征点的，白居易《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诗中所谓“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说的就是此事。唐朝开考“武举”科，武功好也能中举当官，更刺激了民间的冬闲“习射热”。《旧唐书·职官制二》称，“居常则皆习射。”
两宋时期，民间则出现了“弓箭社”、“忠义巡社”等结社组织，其特点是农忙时忙农事，冬闲时便于“庄井附近便处”，“教习武艺”。明清时兴盛的武术，就是在宋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例外的是元朝，从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四年至元顺帝至正五年，朝廷禁止民间“习武”，持续多年的冬闲“习武热”变冷。直到明初，由于朱元璋十分重视民间武艺训练，习射练武才在民间重新兴起。据《明史·食物志一》，朱元璋在建国之初，“立民兵万户府，简民间武勇之人，编成队伍，以时操练，有事用以征战，无事复还为民。”自明朝起，习武便成为冬闲一景，还出现了一批指导习武的专业书籍，如明程宗猷便著有《耕余剩技》。
需要指出的是，在习射练武的同时，古人还充分利用冬闲时间学习木工、瓦工这类生产劳动技能，民间称为“学艺”，以区别于“习武”。
[b] 闲时孩子上“冬学”
《新元史》：“农隙使子弟入学”[/b]
想学习文化知识的古人，则会利用冬闲时间“冬学”。南宋陆游《秋日郊居》诗中便提到了这种学习形式：“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
但冬学与正规的学校教育不同，它是利用冬闲时间组织起来的短期学习班，目的是启蒙教化。在古代，能进入正规学校读书者少之又少，冬学解决了古人渴望上学的受教育问题，“识字班”、“扫盲班”就属于这一类短期培训。
元朝设立的“社学”也是这种利用冬闲学习。元朝的社学始建于元世祖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朝廷设司农司并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其中便包括有关兴办社学的规定。“社”是元朝的基层组织单位，每五十家为一社，设社长一人。据《新元史·食物志二》，“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社学主要进行一般农桑知识启蒙教育和道德教化管理，以提高公民的素质。
古代的冬学并不是随便学，如元朝的社学便有要求。据《续文献通考·职役考》，有的地方社学，会刻孔子画像，令学员祀之，并“印识文簿，畀社长记其善恶，季月报县，不孝悌，不事生业者，罚其输作”。从这点上看，社学将乡民社区管理和社会教化结合了起来——冬学成了一种社会管理手段。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教师资源有限，“村庄各社请教冬学，多系粗识文字之人，往往读随身宝衣服杂字之类，枉误后人。”意思是说，有的冬学教师连字的读音都拿不准。《通制条格》记载，元朝廷就此要求州县学官处（教育局）对教师进行培训，“将各经校正点读句读，音义归一，不致讹舛，如此庶免传习差误。”
到明朝，经过元末长期战争，各地社学早已停办。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朱元璋始命复设社学，但仍有不少地方的社学未能恢复。据《宣宗实录》，宣德六年（1431年），巡按四川监察御史王翱上疏朝廷称：“四川诸府县社学久废，民不知教，所以争讼多而礼让少。”
明英宗时，社学教育被纳入提学官的管理职责内。《英宗实录》附《景帝实录》记载，当时的礼部仪制司郎中韦纶建议：“乡都社学择良家子弟训诲之，每四季各赴提督官处考校，俾进德修业。”
但古人是否选择参加冬学，也要看自愿，并不强求。成化元年(1465年)，朝廷曾“令民间子弟愿入社学者听，其贫乏不愿者勿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