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1907年10月1日 — 1983年10月30日），江苏扬州市人。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国雷达之父”。
毕生致力于我国教育事业与科学研究，有深厚的数学物理基础，讲课富有思想性和启发性，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物理人才。我国早期从事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研究的物理学家之一，后转向气象科学研究。晚年，为开创我国海洋物理研究做出了贡献。
1907年10月1日 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县九帖洲开沙念四圩（今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安帖村四圩组）。
1913-1914年 入头桥安帖私塾读书，受其伯父同科秀才魏楚翘（1878年生，头桥安帖四圩人）启 蒙。
1916年 入江都县大桥镇小学读书。
1919-1921年9月 入泰州明德中学。1924年7月 转入镇江润州中学高中部就读。
1924年9月 求学于杭州之江大学。
1925年9月 求学于济南齐鲁大学（现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1] 。
1926年2月 求学于美国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
1927年 在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学习。
1927年7月 经日本、朝鲜，过莫斯科、华沙到柏林、汉诺威等欧洲各地游历及工作。在德国期间，曾任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2]
1928年10月-1930年1月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
1930年2月 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研究生。
1930年9月-1931年8月 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兼研究助教，参与研究狄拉克方程。
1931年8月获科学硕士学位，9月辞聘回国，是年与葛楚华女士结婚。
1932年1月-7月 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物理教官。
1932年9月 任浙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1933年研究广义相对论。
1935年8月 任上海暨南大学数学系主任，同时兼任上海交通大学物理教授。
1936年8月-1942年 回浙江大学仍任物理系副教授，1937年晋升为教授。
1944年10月-1945年9月 被重庆军令部技术研究室借聘，
1945年春领导研制成功中国首部雷达。[3] 8月，做《原子弹理论学术报告》。
1945年10月-1952年 仍回浙江大学任教，1946年在之江大学兼职，直至1952年止。
1952-1958年 任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并受聘海洋系气象研究室主任。
1960-1978年 在青岛医学院兼任教员。1964年8月向有关组织提出研究核武器要求。1965年完成我国首部《狭义相对论》。
1978-1983年 任青岛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其中1979年春参加我国首枚洲际弹道导弹试验。
1981-1983年 任山东省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国家海洋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3年10月30日 凌晨3时病逝于青岛。
亲属祖宅
束星北先生乳名“大林子”，其曾祖、祖父、父亲等“束氏一族”，均为头桥镇安帖村历史上著名的“开沙望族”，束家世居于此，现有束星北祖父为头桥《严氏族谱》作的《赞》文存世。
据束星北先生的家谱头桥《束氏族谱》记载，束先生谱名“束传保”，字“星北”，以字行。束星北先生曾祖束履华，祖父束增煦（又名纶，号渭璜、畏皇）曾在当时官府任多职，祖母曹氏。伯父束日琯（字劭直，排行束二），父亲束日璐（字勖俨，排行束三），清末任参领，母亲郭氏（束三娘），弟弟束佺保（束荃保，后为台湾显宦）。
束星北先生的妻子是葛楚华女士。他们夫妻二人生前共育有五子二女。这七位子女中，束越新先生是长子，排老大；束沪新女士是长女，排老二；束孝新先生是二子，排老三；束庆星先生是三子，排老四；束义新先生是四子，排老五；束润新先生是五子，排老六；束美新女士是二女，排老七。
束星北先生出生的头桥“束家老宅”，乡民习惯称之为“束家大瓦房”。该古建筑群坐落在今头桥镇安帖村四圩组，紧临今头桥夹江特大桥和沿江高等级公路头桥段。史上束家老宅倚堤朝西，并排四个大门，前后两进，大小30余间。家塾、书斋单独砌于箍江大岸上。南山头特挑土叠成高地，栽竹种树，蔚成园林，门前则是人工开凿的束家荷塘。新中国建立后，对头桥束家老宅逐年翻修，因此安帖村束家祖屋按当时门牌编号顺序，被编为安帖村四圩组13号至今。
如今，这座现存于束星北先生出生地的扬州头桥镇安帖村“束星北故居”，现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
学习经历
束星北先生1913 年入故乡头桥安帖念四圩私塾读书，受其伯父同科秀才魏楚翘启蒙。1919年入泰州明德中学。1924年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之江大学。翌年转济南齐鲁大学。1926年4月自费赴美留学，入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三年级。1927年2月转到旧金山加州大学学习。1927年7月，经日本、朝鲜、莫斯科、华沙，去欧洲游历，在爱因斯坦任教的柏林大学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当了一段时间研究助手。1928年10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Whittaker）和C．G．达尔文（Darwine r）。1930年1月获硕士学位，随后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1930年9月返美进麻省理工学院，师从D．J．思特罗克教授（Struik），任研究助教，并继续研究生学习。1931年5月再获理学硕士学位。1931年9月回国探亲。
教学历程
时值“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他投笔从戎，于1932年1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因触犯蒋介石于1932年7月离去。1932年9月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1935年7月物理系全体师生因反对校长独断专行，离校。束星北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数学系主任，并兼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聘请原物理系全体教师、技工回校。束星北也于1936年8月回浙江大学，翌年升为教授。抗战期间，他随校到贵州遵义、湄潭，其间曾被借聘到重庆军令部技术室任技术顾问一年。1946年随校复员回杭州，此后曾兼任齐鲁大学和之江大学教授。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研究。当年，山东大学成立海洋系，物理系气象组转入海洋系，束星北任海洋系气象研究室主任。
肃反停职
1955年“肃反”运动中受停职审查，审查结论为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公开宣布取消政治嫌疑。1957年反右运动中又因对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提出坦率批评并提出遵守法制问题受到批判。1958年10月被错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的处分。1960年转到青岛医学院任教员，继续管制劳动。1965年，撤消管制。1978年5月，被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开展海洋物理研究。
平反与逝世
1979年得到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名誉。1981年起，先后当选为山东省和青岛市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1983年1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在他病重期间，觉得自己虽七十多岁，但大脑仍跟二三十岁一般，要求捐献出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先生不幸病逝于青岛。束先生家属按其遗愿，向有关单位递交了“遗体捐赠申请书”，并完成了遗体交接工作。
束星北的遗体移交形式隆重异常。这期间，青岛医学院各级领导班子都在“大换血”，束星北遗体就被遗忘了。半年以后，有人突然想起束星北，遣人去看时发现遗体已腐烂不堪。有关领导见遗体非但不能解剖，连标本价值也失掉了，便遣了两个学生将其送到医学院院后的“舍林子”里埋掉。去“舍林子”须走医学院的正门，这样一来就得绕一个很大的圈子，两个大学生在处理遗体时，为了省事，打了折扣。他们趁着没有人注意的功夫，就近将束星北的遗体草草地埋葬在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双杠下面。
这样，束星北最后仅有的一点点遗愿也落空了。[4]
教育贡献
束星北回国后，毕生献给教育事业，即使身处逆境，也为培养人才尽心尽力。
他在浙江大学任教19年，教过理论力学、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热力学、电磁学、无线电、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物理讨论乙（与王淦昌合开）等课程。他讲课时物理概念清晰，富于思想性和启发性，引人深思。他着重讲透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凡领受过他的理论启蒙的学生，都会经历到理解了一个基本原理的真谛时那种豁然顿悟的乐趣，欣赏到理论思维的威力和自然界奇妙的统一性。例如，在讲狭义相对论时，他使学生对力学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把难懂的相对论讲得深入浅出，一清二楚。
1952年束星北到山东大学物理系，除讲授物理课程外，还主动要求参加普通物理教研组，亲自辅导提高该组教师水平，对物理系教学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好的作用。
研究贡献
晚年，束星北到海洋研究所，通过广泛了解科研人员素质和科研状况，深入阅读有关海洋科学和海洋物理文献，提出首要任务是要培养一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物理队伍。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举办了有28名经过他挑选的科研人员参加的动力海洋学习班。针对多数学员理论基础不牢，他比较系统地讲授了张量分析、流体力学、数学物理方法等课程，还边学边教，讲授了动力海洋学。后来，他所培养的28名学生，大部分成为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他们在各领域研究课题中都是学术带头人。他所创建的研究组，成为我国从事海洋内波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著名事件
用生命维护宪法尊严：束星北被划为反革命集团头目后的讲话
束星北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是李政道先生在浙大时最敬重的老师，一九四九年后束星北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一九五七年四月在中共山东省委鼓励下鸣放，因言获罪。
选自：1957年5月《民主报》第一、二期，后载同年《山东大学右派言论集》
同志们：
我感觉到我们可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文化经济蒸蒸日上光明灿烂的黄金时代，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工作，不能使它流产；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准备前的工作之一，我今天先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能贯彻的障碍和原因揭发检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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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我们一直习惯于“人治”，如“歌颂清官”，“痛恨贪官”。这当然是对的，但直接反映了“人治”风气；我们的命运操纵在掌权者的手里，掌权者如果好，我们就好，掌权者如果坏，我们就坏；而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党在摧毁三大敌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制定“宪法”。人民宪法保证了“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从此以后，我们的命运就不再被“某一个”执政者掌握了，想“坏”也“坏”不了那儿去。人民可以依照宪法罢免任何不称职的官员。但是，几千年的“人治”风气一时扭不转(俄国的沙皇时代和中国宣统时代法治的风气也未养成)，还是习惯于歌颂“人”而不习惯于歌颂“宪法”。“呜”、“放”一定要等毛主席提出来后才引人注意，而忽视1954年与毛主席以及全国人民制定的，称为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英勇奋斗总结的，巩固人民革命成果的“宪法“这样就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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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理论物理研究
1952年前，束星北在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涉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统计力学等多个领域，其主要工作在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方面。
束星北是我国早期从事相对论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定律，开始时只得到球对称静力场的近似解，随后K．史瓦西（Schwarzschild）得到球对称静力场的精确解。20世纪30年代初，束星北曾试图推广到球对称的动力场，得到有质量辐射的近似解。
统一场论是爱因斯坦终身追求的广义相对论的基本问题。爱因斯坦引力场几何化的成功，立即导致用类似的纯几何概念来描述电磁场的愿望。H．韦尔（Weyl）、爱丁顿和爱因斯坦本人都曾经想通过对B．黎曼（Riemann）几何的修正，把用于引力场的广义相对论推广于电磁场，但都没有成功。1930年前后，束星北也试图探索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考虑了引力场与电磁场的根本异同，他提出用质量密度r和虚数电荷密度s之和r+is代替广义相对论中的能量－动量－张量中的质量密度r，从而导出一级近似的复数黎曼线元，实数部分正好代表引力场，虚数部分正好代表电磁场，并由之进一步推导出麦克斯韦方程组和洛仑兹作用力方程。这样得到的理论特别简单，而且使电荷、电流密度和电磁势之间的关系立即变得清楚明了。
1942年，浙江大学迁到湄潭后，他又开始探索任意参考系之间的相对性问题，试图放弃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由等效原理中的时空变化率，进入相对论，只承认洛仑兹变换，将普遍时空变成相对于运动质点的时空，而不是一个唯一的统一的时空。他曾用瞬时微分洛仑兹变换方法，得到任意相对运动的参考系之间的变换，电磁场张量在具有相对加速运动的参考系之间具有相对性：无论是电荷加速运动、观察者静止，还是电荷静止、观察者加速运动，所观察到的电磁场完全一样。
束星北所研究的都是相对论的基本问题。但由于这是一个尚未成熟的课题，更由于战争和其他因素影响，他的研究探索多次中断，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在他受到政治打击之后，他还于1965年写成了《狭义相对论》书稿，很有特色，该书于30年后的1995年12月由青岛出版社正式出版，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先生，为此书写下了序言。
1928年狄拉克提出电子的相对论运动方程，奠定了相对论性的量子力学基础。这一伟大理论立即引起了很大轰动。达尔文曾对狄拉克方程求得严格解。在这期间，束星北正好师从达尔文，还到狄拉克所在的剑桥大学学习，因而对狄拉克方程也曾有过很大兴趣。狄拉克方程提出后，许多学者曾就该方程的数学基础和表示形式的进一步完善进行了研究。束星北于193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硕士论文也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探索。他利用广义超复数系，通过对黎曼空间度规的线性化推导了一些黎曼几何中类似的结果，主要是在四维情况下写出了狄拉克方程，从而在狄拉克方程的数学基础和表现形式的进一步完善方面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束星北在该工作快结束时，看到R．A．福克（Fock）和D．伊凡宁柯（Iwanenko）做了类似工作。他们的基本思想相同，但处理方法不同。束星北所研究与应用的广义超复数系，其性质与克里福特群类似。20世纪80年代，克里福特群被引入量子场论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束星北在狄拉克方程方面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但写完论文即回国探亲，该工作没有再继续下去，这篇硕士论文也没有正式发表。
大气动力学研究
1952年院系调整，束星北到山东大学物理系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面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束星北毅然放弃相对论研究，决心献身气象科学。在他主持下的气象研究室，从开始只有几个人，迅速发展成为20多人的研究室。他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工作，加之雄厚的数理基础，研究工作很快上手。短短两年（1953—1954），写出气象研究论著近10篇，从物理学角度对大气动力学作了理论探讨。
在气象研究中，对于干空气绝热运动一般视作等熵变化。从等熵运动中，束星北得出决定温度直减率七变化的因素有：空气压力变化、水平辐合和冷暖平流切变等三种。理论上比S．彼得逊（Petterssen）和B．赫尔维茨（Haurwitz）等所得结果更完善。在大气骚动和空气运动学方面，束星北得到的波速方程比C．G．罗思必（Rossby）的结果在形式上更为广泛，理论上较为完整。他还从大气骚动导出温压结构的槽脊方位和倾度关系，提出倾向与强度相互消长变化等结论，有助于对西风波的认识。束星北在“高空变压计算法的建议”中导出的高空变压公式与罗思必的公式大致相同，而理论上更严格些。关于基培尔学说，束星北曾发表两篇文章，为基培尔的假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从基本假设出发导出预报方程，避免了基培尔学说中不合理的设想和简化。
正当束星北对我国气象研究开始有贡献时，1955年“肃反”开始。从此，他被迫停止了刚刚有了一个良好开端的事业。
动力海洋学研究
束星北晚年为开创我国动力海洋学研究鞠躬尽瘁。大约在1978年初夏，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曾容三次请束星北到海洋研究所工作。束星北为这位所长的诚心所动，于1978年盛夏正式到海洋研究所工作。在他古稀之年，又抱病投身于我国海洋科学事业。
1980年春，在动力海洋学习班上，他与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汪德昭所长共同倡导，在我国近海开展海洋内波的观察研究，在海洋研究所组建了由他领导的海洋内波研究组进行内波理论的探索研究和现场观察。为此，展开了测温链的研制，1981年完成了由12个铂电阻探头构成以单板机控制、取样、记录的测温链，并在黄海进行了内波测量试验。接着又开始研究16个热敏电阻探头构成的微机控制、取样、记录的测温链。正当他满腔热情为我国海洋科学事业不遗余力地刻苦工作的时候，不幸于1983年10月病逝。1984年他所创建的内波研究组研制成了第二代热敏电阻测温链，并用于海洋内波的正式现场测量。1985年发表了由他的学生执笔，以他为第一作者的两篇有关海洋内波的论文。这些虽是初步的工作，然而是我国海洋学界公开发表的有关海洋内波的最早的研究论文。
人物评价
学术思想治学态度
凡与束星北共过事，受过他教益的人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虔诚好学，思想敏锐，理解深刻，好穷根究源。20世纪30年代量子力学和核物理是引人瞩目的前沿领域，他回国后一直关注着这些研究领域。因爱因斯坦与玻尔在原理上有尖锐的分歧，1937年5月N．玻尔来中国讲学时，束星北对此曾多次向玻尔请教，两人讨论十分热烈，给玻尔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认为幻数对核结构有重要意义，曾让他的学生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还强调群论在核物理中的应用。1942年暑假，他在湄潭专门组织了群论讨论班，讲韦尔的《群论》，重点是讲在原子光谱和核谱方面的应用。这在国内是比较早的介绍。
他讲课从不照本宣读，不作面面俱到的讲解。但对根本性原理却不厌其烦地从日常所见的自然现象出发，以各种生动的实例，从不同侧面深入浅出地反复论证，使学生一通百通地理解、掌握、运用基本原理概念。例如，他讲热力学时，用大量实例证明第一类和第二类永动机是不可能的，进而阐明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阐明热力学熵的原理，并把熵的概念描述成可捉摸的物理量，使学生对难以理解的物理概念变得清楚、明了。他讲基本原理和重大发现时，几乎都按认识演变的历史，从黑体辐射到量子力学，从以太到相对论等等，讲清讲透。在历史地阐明和论证完毕物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或定理之后，他总爱说“物理学是逼上梁山的”，以形容人们认识物理规律的过程。
他特别着重引导学生抓住物理学的一些本质问题。在讲量子力学时，他强调统计性和测不准关系，用大量事例着重阐明测不准关系原理。在讲狭义相对论时，他特别强调相对论的核心问题是同时性问题，在狭义相对论中，同时性只有相对的意义，只有时空的点才是绝对的。在讨论经典统计物理时，他强调指出统计物理的核心问题是玻耳兹曼的H定理。
束星北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他要求学生对学过的东西一定要消化，不赞成死记硬背。他经常讲应该吸收那些对的部分，摈弃那些错的部分，反对盲目引述文献和专家权威的话，认为如果不变成自己的东西，即使说对了也无用。他所出试题相当部分要求灵活运用讲授内容，靠死记硬背是答不出来的。如讲力学轨道运动时，他向学生提出“月球与太阳之间引力大于月球与地球之间引力，为什么月球绕着地球转”。为使学生接触物理学最新进展，他与王淦昌合开了“物理讨论乙”，介绍物理学的前沿领域，当时出现的一些重要进展他们都讲过。例如，王淦昌讲过中微子和β衰变实验，束星北讲过费米的β衰变理论和达尔文的狄喇克方程严格解。他也让四年级学生作文献研究报告，培养他们阅读文献和独立思考能力。
在青岛医学院期间，束星北精神上、生活上极其痛苦与艰难，为提高青年教师数理基础，他仍非常认真、尽心尽力地讲授电动力学、傅里叶级数、普通物理学、微分方程、矩阵、医学生物统计等课程。
启发教育
束星北是一位严师，又平易近人，关心爱护学生。浙江大学物理系培养出了相当一批理论物理人才，与他的启发教育是分不开的。李政道的成长曾得益于束星北对他的精心培养。李政道1943年在湄潭、永兴浙江大学一年级念书时，与束星北的侄子同班，常到束星北家中去玩。通过提问题，他发现李政道是个天才，便格外培养。这一年，束星北每两周去永兴场一次作普通物理辅导。几乎每次去都和李政道在楚馆（一年级教室地点）物理实验演示室热烈地讨论问题。李政道原是化工学院学生，到二年级，束星北亲自帮助他转入理学院物理系。到湄潭后，李政道经常睡在双修寺物理实验室，束星北晚上也常去双修寺，两人往往谈到深夜。1944年底日本侵略军进犯黔南后，浙江大学出现从军热，李政道激于爱国义愤，决心去重庆报名参加青年军，因路上翻车受重伤而作罢。他写信告诉在重庆的束星北，束星北派车把他送回湄潭。后来，束星北利用接眷车把李政道接到重庆，随后介绍他去昆明找吴大猷，转学西南联合大学。李政道念念不忘束星北对他的关心培养。1972年12月4日，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期间，就给当时在青岛医学院劳动的束星北写信，信中提到“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的物理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富有洞察力
束星北富有洞察力。1939年他讲授数学物理方法时，主要讲正交函数和希尔伯特空间、格林函数和积分方程，提出应用特异点解微分方程的方法来处理物理问题。早在1941年，束星北针对量子电磁场高次微扰计算中的发散困难，提出将发散上项切断（cut－off），继续计算下去，可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接近贝特于1947年计算兰姆效应的观点，他对氦的电子能级计算得到与贝特相同的修正值。可惜当时这些工作都没有进行到底或写成文章。他认为测不准关系是基本原理，对于单粒子系统，测不准关系应该能直接给出体系的基态能量。根据这一观点，他成功地推导了谐振子、氢原子和类氢原子基态的能级，结果刊登于英国《哲学杂志》。
从不盲目接受
束星北从来不人云亦云，盲目接受前人观点。在电动力学中，麦克斯韦方程组既有一个推迟解，又有一个超前解，通常认为超前解不符合因果律而被舍弃。束星北却认为，如方程式数学上正确，就不应舍去合乎一般物理要求的解。经过钻研，他论证了当恰当注意边界条件时，这个超前解与推迟解等同，都不违反因果律，而通常在人们感兴趣的外向辐射的边界条件下，舍去超前解又是正确的。1945年，J．A．惠勒（Wheeler）和R．P．费因曼（Feymann）曾把辐射的原因归因于吸收体的存在。束星北对此发表一篇文章，根据他对波动方程的超前解与推迟解等同的证明，论证了“吸收体的反作用”不存在，认为他们所说的“吸收体”无任何物理真实性。
重视实际
束星北精通理论又十分重视实际。他在无线电方面既熟悉理论又能动手。抗战时期，在湄潭他同工人一起修好报废的发电机和冰箱各一台。他与实验室技师任仲英合作研制成功在铜铁上涂镍，获当时国家奖。1944年，因国防需要他主持雷达研制，探测地面约10公里远的目标获得成功。束星北认为气象研究是一门应用科学，他的工作不满足于理论推导，必须联系实际以验证，进而探讨用于天气预报的可行性与方式方法。在青岛医学院劳动期间，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科学，做了大量技术工作，修好和研制了一批当时国内难以修理的精密电子仪器。1972年底完成了中国科学院委托的冲击功对金属胶粘剂的破坏因素研究。1978年又为航天工业部计算了洲际导弹弹头接收和打捞的最佳时限，确认在3分钟内可以立即打捞。束星北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科学家。1931年回国后，他始终关心抗日，想为此做出一些贡献。1932年在国民政府军官学校时，因主张抗日而触怒了蒋介石。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时，受到日机疯狂轰炸，他十分气愤，开始考虑研制一种能追击飞机的国防武器。到1944年，日本侵略军进犯黔南，形势危急，他放下教学、科研，应聘去重庆参加雷达研制。束星北秉性耿直，富有正义感。在1935年浙江大学物理系反对校长郭任远的斗争中，他是一个积极分子。有一次郭任远为拉拢教授们宴请全校教授，束星北当面质问郭任远，问他宴请经费从哪儿开支，弄得郭下不了台。中华民国时期他不了解共产党，也不同情学生运动，反对学生罢课。但是，在浙江大学于子三事件后，出于强烈的正义感，他第一个出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以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学生的罪行。1949年初，有人不小心在实验室丢了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他拾到后秘密保存起来，保护了进步学生。他在青岛医学院期间，曾修复一台从国外进口不久的脑电图机。当时对这台贵重先进设备，谁也不会使用，也不敢插手修理。束星北却主动愿修。考虑他当时所处的政治处境，好心人劝他不必多事。他则说：“看到国家贵重仪器的损坏，而我袖手旁观，是我良心所不允”，“如果我修不好，就是批斗我也心甘情愿。”
爱国精神
头桥乡贤束星北先生是位忠实的爱国主义者，他对祖国有一颗强烈的赤子之心。青年时代学成后，怀着一片爱国热忱毅然回国，为祖国科学教育事业流汗出力，身处逆境时，曾有人劝他到国外去，而束星北先生却说：“为什么要到国外去呢？要到国外去，当年我就不回来了。”
束先生曾对子女定下了一条严格的规矩：“外出学习可以，学成后必须回国。不下这个保证，不准放出。”，从中足见束星北先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而他的爱国意识，均源至于束氏先贤一贯爱国敬业的优良祖风，束星北先生的家谱头桥《束氏族谱》所载“家训”二十条，其中最为独特之处便是“共御外侮”条，这条祖训对束先生一生的影响，显然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这便是1937年“七七事变”时，已是浙江大学著名教授的束星北先生，面对外敌入侵顿时热血沸腾，毅然投笔从戎，成为当地招募的第一批抗日义勇军战士的历史原因之一。
束星北先生家乡的史料中，记载了他在头桥老家“束家大场”（位于安帖四圩“束家老宅”），目睹日军飞机在扬州上空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的入侵场景时，束先生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对天痛骂：“强盗！日本强盗！”，然后到圩中私塾给家乡儿童讲话，教育他们：“日本鬼子不好，我们要一起打日本强盗！”，这一席爱国主义的肺腑之言，深刻地影响了那一代头桥人，使他们能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并从此代代相传。
面临国破家亡，山河破碎，具有强烈爱国心的束星北先生，为打击日寇拯救民族，防范日军飞机空袭，于1944年10月应当时国民政府之邀，领导研制中国首部雷达，同时指导装制特工发报机等军用器材，并于1945年春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为民族抗战事业，作出了一个爱国者所应有的贡献。抗战胜利后，头桥乡贤束星北先生被时任民国元首的蒋介石亲自授予“抗战英雄”称号。[5] 而束星北先生对当年研制雷达时的初衷曾回忆道：“我造雷达完全是为了防日本飞机的空袭，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前途或爬升。”足见乡贤束星北大公无私的爱国主义情感。
对于束星北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不能为国效劳那种精神上的痛苦。1964年当束星北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他不禁在家嚎啕大哭。他为自己有力不能出，有志不能酬而痛心，为不能与王淦昌在现场并肩战斗而伤心。他哭得如此伤心，全家为之震动，因为家人从来没有见他流过眼泪。即使在自己遭到错误对待的境遇下，束星北仍然对祖国的日益昌盛感到由衷的高兴。1972年10月20日，他在给李政道的信中写道：“你这次回国，当能看到祖国经历的惊天动地的变化，28年前那种国内卑污，国际受辱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还矣！”表达了他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声。
据《头桥镇志》和《头桥诗辞•开沙文萃》记载，1979年3月8日，我军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攻克谅山，给越军以沉重打击，束星北先生心情激动，赋诗一首以表达他的爱国情怀：
【七律•对越反击战感怀】
束星北（1979）
过眼烟云往事迁，奔腾澎湃寄华年。
喜闻捷报传佳讯，夜读经书不肯眠。
鲸吞蚕食由来久，虎踞龙蟠更胜前。
激荡中原人未死，愿为四化补余篇。
晚年的束星北先生，始终不忘爱国敬业，他曾用一席肺腑之言以示心怀：“我做的事是不值一谈的，但我爱国，也爱共产党，因为我束星北经历过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国内外的事情见的多了，心里明白中国共产党最好，这一点可以告诉任何人。”
他是一个纯粹的爱国者，一个纯粹的科学家。
束星北先生是我国早期的一位杰出理论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是孜孜追求真理、辛勤耕耘播种的一生，也是坎坷不屈、自强执着的一生，他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爱国科学家。国家海洋局局长孙志辉先生高度盛赞束星北先生道：“中国曾有过这样一位科学家，是中华民族的自豪。”
束星北一生在青岛医学院的时间是最长的，虽然他干的活不符他的身份，可以说是发配到医学院，但他对青岛医学院是有感情的。《束星北档案》一书的作者刘海军先生曾到青岛大学医学院作过报告，我作为青医的学生，有幸听了这一报告，对于这一报告我记忆犹新。今天看到这么些朋友支持束星北，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没有被忘记，我很高兴，由于在听刘海军先生的报告时，我没做笔录，因此记得不全，我现在仅将脑中所记的奉献给大家（下面我写的这些绝对是刘海军先生所说，没有我个人看法，我的看法最后我会说）
刘海军先生是一位记者，为了写这本书，他历经了十多年，采访了许许多多与束星北有关的人，收集到许多可靠的信息，甚至写信给束星北的学生李政道，写了《束星北档案》这样一本纪念束星北的书，我认为这本书不但是纪念束星北，也想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样一位伟人，这样一位让那个时代埋没的伟大科学家，更是想激发我们对那一过去时代深深的思索……
我记得当时刘海军先生是用一种很平和，略带哀伤的口吻给我们讲束星北的故事，为了条理清晰，我下面分条回忆当时报告的内容：
1，束星北青年时代在国外留学（哪个国家我不记得了，在国外留学这断历史刘先生介绍得不是很详细。至于他当时是不是和爱因斯坦有没有什么关系，不可考证，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不过当时他对相对论的确很感兴趣），留学回来在浙江大学任教授，当时他已经很有名，这段辉煌的历史，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不敢乱说，好像和当时许多科学家及当时浙大校长关系都很不错，总之，当时的他在学术上已经相当厉害。
2，有一段时间，为摆脱日本侵略，成立西南联大（好像在云南吧）。束星北便跟随学生和其他教授一起到去南，条件虽然艰苦，但无论学生，老师都是很投入的，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国家，他们受虽是高材生，虽是科学泰斗，但他们完全肩负了时代的使命，没有放弃学术，没有放弃科学救国，他们甘心吃苦。这都值得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深思…………
3，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是束星北的学生，当时李政道学的是化学，物理是选修，而当时束星北正好教授物理，因此便认识了李政道，并发现他有物理天赋，因此说服了李政道主修物理，并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师生关系，同时也是密友，据刘海军介绍，李政道和束星北有时睡在同一床上，晚上探讨物理问题，由于李政道家境不太好，束星北当时还经常在物质上给李政道帮助。并且刘海军先生给李政道写信时，并没指望着他能回信，因为像李政道这样的大人物，每天不知要收到多少信，每个都会就不用干别的了，但李政道回信了，并写得很认真，好像有二十多页，把刘海军先生原稿中很多地方做了仔细的修改，原稿有一句是“束星北步行去上课”，被改为“束星北乘着滑秆上课”（滑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云南的一种交通工具吧），可见李政道对这封信是非常重视，也说明了李政道对束星北这位教师及好友的怀念与尊敬，关于这封信在《束星北档案》上有。
4，束星北绝对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期间，束星北应国民政府（注意，是国民党政府，也可能这就是悲剧的一个原因）邀请赴重庆研制雷达，于1945年冬研究成功我国第一部雷达，为抗击日本侵略作出应有的贡献。 好像还研究过熗炮，不过这绝对是为民族大义，与谁执政无关！！！！并且，有一次学校里学生和老师都找不到他了，最后得知他在和新兵一起训练，准备亲自上阵，这样一位知识分子，有这样一份爱国的勇气与激情，我们能说知识分子都是懦弱的吗？！！在大学任教期间，他听说了原子弹的爆发，便识意到，中国如果没有原子弹，便不能在世界上立足，于是他和当时几位教授一起开了一门课，把他在国外学到的核物理方面的知识教给了当时的学生，当时听课的学生好多都为中国原子弹的爆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5，束星北在学术上是很认真的，他敢说真话，有一次他去山大听报告，当时中国一位顶尖科学家在讲热学知识，他听的过程中感觉不对，便在中途一段休息时，走上讲台，用粉笔从黑板一头到另一头打了一个大叉子，说讲的不对，他开始讲这部分内容，事后同事说他这样做很让人下不了台，他说在浙大就是这样的，谁讲的不对就要直接反对，真理在争论中产生，学术是自由的。并且他在浙大时经常和其他教授在某些学术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
6，１９５５年的“肃反”运动便是他悲剧的开始，他从此的生活大都在痛苦中度过。就因为他为国民党做过事，就因为他是知识分子，难道知识分子有错吗？难道爱国有错吗？其实当时许多科学家都为国民党做过事（当然是为民族大义），只要承认错误都好像没事了，但束星北生性固执，他绝对不会屈服，没错就是没错。
7，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被分配到青岛崂山附近进行劳动改造，当时条件极为艰苦，并且他那时已年过半百，无法承常受那么大的劳动压力，经常昏倒，那种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一般人难以想象。他有一次饿得受不了了，到一个农田里去偷地瓜吃，被农民发现，当时他头发蓬乱，泪流满面，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的样子。我听到这里，鼻子酸酸的。一个科学家，竟沦落如此地步，可见当时对科学是多么不尊重……
8，之后，有好人帮助他，他被调往青岛医学院，不像网上有些资料上说的那样他是讲师，当时他的政治身分是不可能登上讲台的。他条件比在崂山那里好一些，有了一个破烂不堪的住房。不过干的是扫厕所这样的活，一个人扫二十几个，但他干的很认真。当时的他并没忘记科学，写了与狭义相对论有关的几个论文，但当时他的文章是绝对不许发表的。由于科学论文无法发表，他无耐之下竟写了一篇两万字的与冲厕所有关的论文，这真是时代的悲哀，科学的悲哀。
9，束星北有几段事我感触很深，当时听报告时差点流泪。他当时与他一个女儿住在一起，好像还有一个外甥，有一次他女儿为了让父亲高兴，一家人玩一个智力题，就是小羊过桥那种，对岸有老虎。一家人想了一会儿，最后女儿告诉了他答案。谁知为了这样一个题，束星北一晚上都在柜橱（当时条件困难，他可能只能睡在柜橱里）里点蜡烛演算，第二天一大早，他便高兴得大喊大叫，告诉他女儿答案不对，应该是怎样过桥……他女儿后来发展柜橱里演算纸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和论证过程……还有一件事是冬天下大雪束星北在门口扫雪，她一个女儿去看他，发现他拿着扫帚在雪地上画着什么，束星北一看女儿来了，赶忙胡乱弄掉。后来知道他在写着数学公式，怕长时间不回忆忘掉。他那时已经很老了，可还是忘不了科学，依然想为我们民族的科学事业做点什么，但那个时代不给他机会……
10，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前，束星北发现他以前的许多学生和故友没有消息了，也不给他写信了，对科学敏感的他已经意识到他们可能在研制原子弹，由于这是国家机密项目，所以研究者不能给外界通信。束星北非常渴望参加这个项目，但他当时的身分是绝对不可能的，于是他想让医学院的领导给他弄个实验室之类的，他想单独搞。当时这是国家重点项目，可想而知，医学院想筹备简直比登天还难……后来第一颗原子弹爆发了，举国欢庆，但在周总理宣布这一举世瞩目的消息时，谁也想不到在青岛医学院的一个小破屋里，一位苍老的科学家正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嚎啕大哭，声音撕心裂肺……这是怎样一种痛苦，我想象不到，是被埋没？是遗憾？令人深思……
11，有一次，医学院的一个从丹麦进口的高级仪器坏了，从北京请来的专家都没能修好，这时束星北想试试，由于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让他试，于是他关上门，把议器一点点拆开，在地上摆开，一个个小螺丝都拆下来了，然后挨个仔细看，最后再凭他难以想象的记忆力装好，结果修好了，自此他在医学院地位无形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受时代限制，他主要工作仍是打杂，只是有时给医学院的老师讲一些物理方面的东西，给学生讲课他还没资格。并且此后医学院和医院的什么仪器坏了修不好，都是他弄好的，可见他的科学造旨的确很深……
12，后来，国家搞洲际导弹研究，有个数据极为复杂，课题负责人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竟没能解决，出门时，一位扫地老人用扫帚拦住了负责人，说：你们可以到青岛去找束星北。（这位老人是谁，无从考证）后来负责人来到了青岛医学院，想斥资一百万让束星北弄这个数据，结果束星北说他什么也不要，只要一叠纸，一支笔和一间教室，什么计算机，仪器他都不要。这时束星北患有严重哮喘，咳嗽极为频繁，但自从他在那间小教室里演算数据，哮喘竟一次也没发作。由于他仍是劳改犯，每隔一段时间要向党组织上交检讨书，这时他的检讨书是这样写的（不是原文，我大概回忆的。《束星北档案》上有原文，如果你看原文，一定会泪流满面）：这段时间我的哮喘不知怎么不发作了，我想可能是党的教育改造了我，是党的光芒谱照，使我肉体不再痛苦……我想演算数据那段时间是他这几十年来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吧，也就是凭着这一叠纸，一支笔，他又为我国的国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当时，又有几人知道呢！！
13，李政道回国前并不知道他老师的惨痛遭遇。李政道回国后，会见周总理时，周总理对他说，中国科学事业不够发达，能不能从国外请一些教授来中国，李政道说，为什么要从国外请，我以前的许多老师，他们的科学造诣不亚于国外的著名科学家，像束星北…………
14，束星北有一个儿子，束星北还是教授时，他儿子在部队，很有发展前途，束星北落难后，由于当时“株连九族”，他儿子正要被提拔，却直接被赶回了家，当时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不能想象，他儿子回来是什么工作都不让干，也就是毫无生活来源，可能要饭都没人敢给……他儿子一直不肯原谅束星北，他的大好前程就这样被毁了，是束星北的错吗！！！
15，四人帮被打倒后，１９７８年５月，被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开展海洋物理研究１９７９年得到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名誉。但当时他已七十岁，科学家的大好年华已经被时代消磨……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３０日病逝于青岛。逝世前在病床上，他立遗嘱将尸体捐给青岛医学院，但他死后，由于青岛医学院内部出了点问题没有妥善处理尸体，结果尸体腐烂，被医学院两位学生埋在了操场的单杠下面……（学校内部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作为青医的学生我也不知道，但我很想知道，关于这件事这认为学校应该交待一下）
16，束星北晚年，大脑仍很清醒，许多问题都算得极快，和年轻时的活跃程度没什么区别，因此他死前要求医生在他死后解剖他的大脑，看看大脑与常人有何不同，作为他为科学做的最后一丝贡献
。他死后，医生解剖他的大脑，“发现他的大脑已经萎缩了30%”…… 这就是刘海军先生的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