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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fffff][backcolor=#1d1b10]一、林语堂[/backcolor][/color]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后改玉霖、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福建龙溪（现福建漳州）人。著名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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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
1936年，美国纽约举办第一届全美书展，主办者安排林语堂作演讲。时林的《吾国与吾民》正在热销，读者争相一睹其风采。林穿一身蓝缎长袍，风趣幽默地纵谈其作为东方人的人生观和写作经验。听众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正听得入神，林语堂突然收住语气说：“中国哲人的作风是，有话就说，说完就走。”说罢，拾起烟斗，挥了挥长袖，走下讲台，飘然而去。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好几分钟才反应过来，拿着纸片追了出来。
1939年，林语堂在纽约世界笔会上讲演《希特勒与魏忠贤》。他说，当今德国有人把希特勒比为耶稣，让他想起中国明朝一位读书人称颂魏忠贤与孔夫子有相当的地位。那时惟有这样歌功颂德，才能保住差事。魏忠贤当权时与今日德国如出一辙，声势显赫，但到头来免不了自杀身亡。最后，林语堂准确预言道：“自杀乃是独裁者的唯一出路。”
有一次，纽约某林氏宗亲会邀请林语堂演讲，希望借此宣扬林氏祖先的光荣事迹。但凡这种演讲如果不说夸赞祖先的话，同宗就会失望，若是太过吹嘘，又有失学人风范。林说：“我们姓林的始祖，据说是有商朝的比干远相，这在《封神榜》里提到过，英勇的有《水浒传》里的林冲；旅行家有《镜花缘》里的林之洋，才女有《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另外还有美国大总统林肯，独自驾飞机越大西洋的林白，可说人才辈出。”
林语堂常常强调，一篇成功的演讲，必先充分准备，才能得心应手。美国总统林肯最有名的葛底斯堡演讲，短短数百字，却是精心思索、反复推敲的结果。因此，林语堂最反对临时请人演讲。一次，林到一所大学去参观。参观结束后与学生们一起进餐时，校长临时起意请他和学生讲几句话。林就讲了一个笑话：“罗马时代，皇帝常把人投到斗兽场中。一次皇帝把一个人丢进斗兽场里喂狮子。此人走到狮子身旁，对狮子讲了几句话，狮子竟然掉头就走。皇帝极为奇怪，又让人放了一只老虎进去。那人又对老虎讲了几句，老虎也掉头走了。皇帝非常诧异，问那人道：‘你究竟对狮子和老虎说了些什么，竟使它们不吃你呢？’那人答道：‘我只提醒它们，吃我很容易，可吃了以后，你们得演讲！’”全场听罢哄笑，校长却啼笑皆非。
文学
在《生活的艺术》自序中，林语堂写道：“我的理论大都是从下面所说这些人物方面而来。老妈子黄妈，她具有中国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一个随口骂人的苏州船娘；一个上海的电车售票员；厨子的妻子；动物园中的一只小狮子；纽约中央公园里的一只松鼠；一个发过一句妙论的轮船上的管事人；一个在某报天文栏内写文章的记者（已亡故十多年了）；箱子里所收藏的新闻纸；以及任何一个不毁灭我们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或任何一个不毁灭他自己人生好奇意识的作家……”
应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之邀，林语堂将旧小说《四杰传》中的故事“唐伯虎点秋香”改编成电影剧本。为契合西方习惯，把“唐伯虎”更名为“唐伯纳”，并把它作为剧名。
林语堂主张：“作文人而不准备作文妓，就只有一途：就是带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分自会高点。要有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分。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之文，独来独往，存真保诚，有骨气，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
在文学的创作上，林语堂主张文章须以“清楚通顺”为第一，不要求摩登，不要讲洋化，他认为新的八股和抽象的写作都要不得，文字创作必需口语化才能感人，必需跳出传统“做文章”的错误文学观，避免文藻堆砌，才能发挥“自然国语的力量”。外国文学他推崇的是英国文学，而英国文学的特色就是清楚通顺。
对于翻译，林语堂主张科学的翻译应以“精确”为首要，通顺次之；其它外文译成中文则以“清顺”为要。据郑逸梅记载，林语堂身边常带着《牛津字典》，以备不时之需。
林语堂第一个将司马迁的《孔子世家》翻译介绍到欧美。他编译的英文本《大智孔子》于1938年在美国出版，被列入《世界哲学丛书》，后来，这本书又翻译成中文本《孔子的智慧》。
林语堂说：“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
次女林太乙回忆，林语堂写作时，家人都不敢打搅，廖翠凤有事要和他商量时，才会进书房去。林语堂习惯在床上打腹稿，或是熄掉屋子里的灯光，站在窗口，眺望窗外的风景。林太乙能看到他的烟斗在黑暗中亮起的火星，红红地在窗口闪动。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的代表作，被称为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从1938年8月8日至次年8月8日，林语堂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完成了这部著作。此书用英文写就，英文名为“The moment in Peking”。在翻译成中文时，有人译为“北京一刹那”，也有人译为“北京一瞬间”，还有译为“瞬息京华”。虽然和原著词义相合，但并未译出原著的神韵。林语堂对这几个译名都不满意，在作品即将付梓时，他自己译为“京华烟云”。
林语堂说，《京华烟云》“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串之”。
写《京华烟云》时，林太乙每次放学回家，大衣都来不及脱就冲进书房去看林语堂当天写的东西。一次，林太乙没敲门便冲进书房，发现父亲热泪盈眶，问道：“爸，你怎么啦？”林语堂回答：“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这天他写的是红玉之死。
长女林如斯评价父亲的《京华烟云》道：“然此小说实际上的贡献是消极的，而文学上的贡献却是积极的。此书的最大的优点不在性格描写得生动，不在风景形容得宛然如在目前，不在心理描绘得巧妙，而是在其哲学意义。你一翻开来，起初觉得如奔涛，然后觉得幽妙、流动，其次觉得悲哀，最后觉得雷雨前之暗淡风云，到收场雷声霹雳、伟大壮丽、悠然而止。……或可说，‘浮生若梦’是此书之主旨。小说给人以一场大梦的印象时，即成为伟大的小说，直可代表人生，非仅指在二十世纪初叶在北京居住的某两家的生活。包括无涯的人生，就是伟大的小说。”
风靡
1936年8月，林语堂接受赛珍珠邀请去美国。途中，他们乘坐的轮船在夏威夷停泊了一天。林本打算带着妻女好好游览一番，还没下船，就看见岸上二十多人，打着大块的横幅，上面写着“欢迎林语堂”。林家一行甫一露面，欢迎者蜂拥上来，给他们献上鲜花编成的花环。林氏夫妇脖子上各被套了七八个，三个女儿也接受了十来个。记者的镁光灯闪成一片，晃得林睁不开眼。来不及细想，他们就被簇拥着拉去吃午饭，接下来是乘坐透明底的船参观海底世界，晚上则是夏威夷传统的大餐和观看土人表演传统的草裙舞，林玩得很尽兴。临别前，他和类似头领的先生握手，感激对方的款待，然后有些羞赧地问他们是做什么的。那位先生一脸错愕，忙自我介绍：“我们都是南洋的华侨，仰慕林先生的文名，所以特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欢迎仪式。”林赶紧致谢。他们回到船上，发现有人送过来一只螃蟹，足有一尺宽。由于廖翠凤和女儿们吃不惯生鱼，饿了一天肚子，嚷着让林语堂把螃蟹剥开。林用小钳子斯斯文文地折腾了半天，横竖打不开，于是干脆把螃蟹放在衣柜口，用力把衣柜门撞上，螃蟹碎了，门钮也坏了。一家人就着冷螃蟹，终于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
1938年，由《纽约时报》主办的一年一度“全国图书展览会”上，举行了一次“林语堂比赛”，组织者选出十位当代名人，要求参赛者根据《生活的艺术》中所设计的“准科学公式”为十位名人打分，答案与林语堂事先所做的答案最接近者获得一等奖。
美国一位书评家读完《生活的艺术》后说：“读完这本书之后，令我想跑到唐人街，每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深鞠躬。”
巴西有一位贵妇人钦慕林语堂，恰好有人赠给她一匹名马，于是为马取名为林语堂。后来，这匹马参加比赛，巴西各报，都以大幅标题登出“林语堂参加竞赛”。比赛结束，这匹马没有获得名次，于是当日晚报的标题就成了“林语堂名落孙山”，而夺魁的马反倒没有消息。有人将此事告诉林语堂，林微微一笑，说：“并不幽默。”
一次，林家全家在小河上划船，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崇拜者，竟站在岸上，把衣服脱得精光，一丝不挂跳下河，追着林语堂乘的船游过来，吓得他们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林语堂一生曾三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的《生活的艺术》不仅成为全美畅销书冠军，在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更稳居榜首达五十二周，美国印行超过四十版，并被译成法、德、意、荷、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十几种文字，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上书”。
1939年，《京华烟云》出版后，被“每月读书会”选为12月的特别推荐书目，美国《时代周刊》说：“《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40年代，《京华烟云》在美国多次再版，销量达25万册。
1953年3月，台湾传媒大幅报道林语堂将为搜集写作题材访台。到了预告之日，接机团浩浩荡荡在机场等待大师，最后却是乌龙一场。隔天即有亲国民政府的报纸撰文称这是“幽默的预告”，甚至指幽默大师来也只是贩卖“幽默噱头”，因此“不来也罢”。
教学
林语堂到东吴大学法学院兼授英文课，开学第一天，上课铃响了好久，他才来了，夹了一个皮包，装得鼓鼓的，感觉快把皮包撑破了。学生们以为林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谁知，他打开皮包，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但学生们并不敢真吃，只是望着他。林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开宗明义，大讲其吃花生之道：“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接着他将话锋一转：“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学生们哄堂大笑。林微笑着招呼学生：“请吃！请吃！”教室里响起一片剥花生壳的声音。林宣布下课，夹起皮包飘然而去。此后，每逢林语堂讲课时，总是座无虚席。
学生薛光前回忆，林语堂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上课用的课本也不固定，大多是从报章杂志上选来的，谓之“新闻文选”，生动有趣，实用易懂。他也不逐句讲解，而是挑几个似同而异的单词比较。比如他举中文的“笑”为例，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以做比较。学生触类旁通，受益无穷，大感兴趣。他上课从不正襟危坐，有时坐在讲台上，有时坐在椅子上，将双脚放在讲台上，笑语连篇，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学生们也都情绪轻松，乐之不倦。
林语堂从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考试，而是“相面打分”。他记忆力极强，几节课下来，便能记住全班学生的名字，课堂上随时点指学生回答问题，因此，每位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程度，他都了然于胸。到学期结束前，林便坐在讲台上，拿出学生名册，一一唱名，被点到的学生，依次站起，他如相面先生一般，略向站起的学生看一眼，便定下分数。如果没有把握，他就让学生到讲台前，略为谈上几句，然后定分。薛光前说：“林教授打下的分数，其公正程度，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所以在同学们心中，无不佩服。”
幽默
第一个将英文单词“Humour”译成中文的是王国维，翻译为“欧穆亚”，此后，“humour”出现多种译法，李青崖意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林语堂译为“幽默”。最终是林的译法普及开来，林也被称作“幽默大师”。
在上海，林语堂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杂志，提倡幽默文学。他说：“人生在世，还不是有时笑笑人家，有时给人家笑笑。”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除了正经话只有笑话，所以，他提倡：“在高谈学理的书中或是大主笔的社论中不妨夹些不关紧要的玩意儿的话，以免生活太干燥无聊。”
林语堂说：“幽默也有雅俗不同，愈幽而愈雅，愈露而愈俗。幽默固不必皆幽隽典雅，然以艺术论，自是幽隽较显露者为佳。”
林语堂在《一夕话》中写道：“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林语堂的幽默感大概来源于父亲。林父是个牧师，一次下午布道，教堂里的男人困得打瞌睡，女人则在聊天，无人听讲。林父在讲坛上向前弯着身子说：“诸位姊妹如果说话的声音不这么大，这边的弟兄们可以睡得更安稳一点儿了。”
童年时，林语堂和二姐看了林纾翻译的小说，便一起口编长篇小说，讲述一位法国侦探“库尔摩斯”的故事，骗母亲取乐。等母亲发觉孩子们在逗她，才喊道：“根本没有这种事，你们说来逗我乐的。”到厦门上学后，林语堂则和哥哥一起捉弄母亲。一次，他们从厦门回家时，打算由一个人扮成乞丐，到门口向母亲讨水喝，其他人则从背后扑到她身上，吓她一跳。
林语堂在杭州玉泉买一铜雀瓦，付款后对摊主说这是假的。摊主严词诘问：“你为什么要买假古董？”林回答：“我就是专门收藏假古董的。”
法国的公园或街上，常有男女热情拥吻。林语堂见了，便笑嘻嘻地用法语大声叫喊：“1、2、3、4、5、6……”数他们亲吻的时间能维持多久。
一次，林语堂赴美国纽约夜总会，因着长袍、衔烟斗，某美国绅士误以为他是唐人街洗衣店的老板，故问他开什么店。林怒答：“我是林语堂。”然而对方追问：“那么，做点什么买卖？”林幽默答道：“我出卖《吾国与吾民》。”
二战期间，面对法西斯的威胁，林语堂竟异想天开，想以幽默来防止战争。他说：“派遣五六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幽默家，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给予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那么世界便有救了。”
辜鸿铭论男子多妻，曾以一个茶壶可配四个茶杯作比。林语堂以《金瓶梅》中潘金莲之语：“哪有一只碗里放了两把羹匙还不冲撞的么”加以反驳，可谓旗鼓相当。
林语堂有时发刻薄之言：“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林语堂又言：“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
介直
林父富有正义感。一次，他遇到一个税吏向一个卖柴的穷人收取高额的税便上前干涉，与税吏发生争执，二人恶语相向，几乎打起来，最后林父说要告到县里去，税吏才被迫减低税款。林语堂受父亲的影响，亦不向恶势力低头，他说自己“永远不骑墙而坐”，“不知道怎么趋时尚，看风头”。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
白璧德和施伯因干（J. E. Springarn）派关于文学批评的主张正好相反，一次，林语堂为施氏辩护，与老师白璧德争论起来。廖翠凤听说后，非常担心，皱着眉头对林说：“啊唷，小心点唷！”
1924年，林语堂加入语丝社，他选择《语丝》而不是同为欧美留学回来的胡适等人的《现代评论》，是因为“喜欢《语丝》之放逸，乃天性使然”，而胡适那一派是士大夫派，是能写政论文章、能做官的人。
诗人泰戈尔访华，受到中国文坛的热烈追捧，也受到一些人的激烈抨击。林语堂却说：“我觉得泰戈尔于我的精神生活毫无关系，不曾觉得他有什么意味，他带给我何等的冲动。”他还批评泰戈尔作为一位亡国诗人，不仅不公开批判灭其国家的英国政府，反而“格外受亡其国之优待”。
1925年底，“首都革命”爆发，林语堂和群众一起，拿着棍子、石头等简单防御工具，与警察展开了肉搏战。林早年苦练的棒球技术发挥了威力，他投起石头来，又准又狠。围观的群众不断叫好，源源不断地给他补充“弹药”。搏斗中，林的眉头被击中，鲜血直往外冒，周围的人劝他回家休息，林坚决不肯。廖翠凤看见林语堂满身是血地回来了，很是心疼，她不许林再上街。可她刚怀上了第二胎，行动不便，一不留神，林又偷偷地带了一袋石头出门了。以后，只要一提起“用旗竿和砖石与警察相斗”的经历，林语堂就会眉飞色舞地讲起来，言词之间，满是骄傲和自豪。
“五卅”惨案后，林语堂上了军方的黑名单。廖翠凤生完次女回到家中，居然发现林还在案桌上写要命的文章。接着，她又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自制的绳梯，奋笔疾书的林头都没抬地说，那是必要时用来跳墙逃走的。廖翠凤急了：“要走大家走！我一手抱一个（孩子），一手拖一个（孩子），怎么跳墙！”
1927年，林语堂被陈友仁所感动，到汉口的革命政府担任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但半年后林即离开了武汉。这六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场生涯。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林自认为是“吃植物的”，于是决定再不做政治家。他曾言：“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林语堂说，如果让他去当市长，今天上台，必定也在今天下台。林憎恨小政客，他说：“我不能容忍小政客的那副尊容。在一个机构里有这种人，我是无法与他们斗下去，我一定先开溜。”
《人世间》停刊，林语堂又创办杂志《西北风》。他说：“用西北风并无什么深意，浅一些说，我们认为西北风的尖锐，能使人兴奋；不若东南风，使人感到软绵绵的。”
林语堂在美国留学期间受过胡适的资助。后来胡适任民权同盟北平分会的会长，撰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主张。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权同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适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将他开除出会。
晚年，林语堂选择到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台湾定居，蒋介石对他礼遇有加，宋美龄在林语堂夫妇八十双寿时，写文章赞誉林是一位“十足完美的文明人”，但他始终不愿入仕途，婉辞考试院副院长的职位。
纯厚
不到二十岁的女兵谢冰莹和两个同学冒昧到中央日报社副刊见林语堂和孙伏园，林、孙二人热情接待。之后，孙伏园将谢冰莹的信刊登在副刊上，林将其翻译成英文。谢到上海后，林鼓励其写《从军日记》，引领谢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多年后，谢忆及林，仍心存感激。
林语堂的女儿说：“父亲心目中无恶人，信赖任何人。”在上海时，林语堂雇了一个小瘪三在家里当差，他雇佣那个小瘪三的理由仅仅是因为此人聪明。此人会修理电铃、接保险丝、悬挂镜框、补抽水马桶的浮球，甚至还会修理打字机。林很喜欢他，甚至爱屋及乌地将小瘪三用英语、国语、上海话、厦门话骂人的本领看成语言天赋，并愿意为他出学费，让他去读英语夜校。幸好，此人不成器，没有去读。后来，林家里又雇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佣。此人与女佣相好后，同睡在林氏夫妇床上，林语堂说服夫人原谅了他们。最后二人串通好偷林家的银器到外面去卖，林依然对二人深信不疑，直到二人在外面因偷东西被捕入狱，自己招供之后，林语堂才醒悟过来。
又一次，林语堂夫妇带着孩子们到无锡游玩，本打算第二天回来，但临时改变了行程，当晚就回了上海。到家后，他们发现，厨子和家中的洗衣妇睡在他们床上。林夫人廖翠凤气坏了，执意要赶走二人，林语堂又大发慈悲，他替厨师求情，理由是“他烧的八宝鸭实在好吃”。洗衣妇却没有脸面再留下来，离开了。林语堂还提议，将厨子在乡下的妻子接到上海，顶替了洗衣妇的职务。
郁达夫说：“林语堂实在是一位天性纯厚的真正英美式的绅士，他决不疑心人有意说出的不关紧要的谎言。”鲁迅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之初，外人并不知晓二人的关系。一次，林语堂与郁达夫拜访鲁迅后，林问郁，鲁和许到底有没有关系？郁当时已知二人关系，却摇摇头，说：“我可真看不出什么来。”林自然信以为真，直到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快出生时，他才恍然大悟。郁达夫告诉他真相后，他“满脸泛着好好先生的微笑”说：“你这个人真坏！”
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流行着黄种人就是工人的偏见。一次，林语堂亲自到华尔道夫大饭店给编辑送稿子，女儿在附近的餐馆等他。过了半天他才过来，问他为什么这么久？他有些好笑地说：“看门的不让我进大门，说送货的要走后门，我只好绕个大圈子。”
林语堂的女儿们学钢琴，老师是一位老小姐。她戴着一顶假发，眼睛有点突出，林的女儿们背后便叫她突目金鱼。据说她一次坐黄包车经过白渡桥，一阵大风把她的假发吹掉了，林的女儿们听了哈哈大笑。林语堂说：“不要笑她，老小姐最可怜，现在男女谈自由恋爱，不肯让父母亲为他们做媒，所以才有老小姐。从前，不管一个女人长得怎样，都嫁得出去。”
1938年，林语堂到法国旅行，向法国一家事务所捐款4220法郎，认养了6名中国孤儿。
徐回忆，胡适曾批评林语堂的某本书是拾人牙慧，但林对胡却从未有轻侮的评语。有人说他的英文高于胡适，他也从不承认。
林语堂的学生何容说林天真，对人很真诚，他总是说某某人我很看重他，或我很佩服他，但这某某人却对别人说，林先生就是那么回事。比如，林语堂说很佩服老舍，老舍却当面批评林，说林的功劳就是让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至于文艺，说到此处，老舍便摇摇头。
林语堂曾在赠给赵世洵的书上题了一首英文诗，回到纽约后，他发现诗写错了，又特地另外题写一本，寄给了赵。
真稚
林语堂说：“山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看法。……我是农家的儿子，以此自诩。在山里长大，使我心思和偏好都简朴，令我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观念，而不流为政治的、文艺的、学院的和其他种种式式的骗子。童年时与自然接近，足为我一生在智识与道德上的后盾，使我鄙视社会中的伪善和人情的势利。”
在寻源书院、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林语堂均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他的理由是：不论做什么事，一生都不愿居第一。
林语堂崇拜李香君，称她为奇女子。他托友人重金求得一幅李香君的画像，并在画上提了一首六言打油“歪诗”。这幅画，他挂在书房，使“全室珠光宝气不复有童气”。日后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带着。
林语堂认为《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是他心中的理想女人，为她“终日痴昏”，他曾去苏州万福山寻找《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陈芸夫妇的坟墓，却觅而不得。
在上海居住时，林语堂常带着三个女儿在花园中散步；夏天阵雨过后，他和孩子们到屋后的溪水中去捕小鱼；他为孩子们在花园中开辟了一个小菜园，让她们自己种西红柿、豆子、南瓜等；夏天，林家的花园里开着荷花，秋天则种满了菊花；冬天，他和全家人一起到公园打雪仗，直到公园关门才回家。周末，他会带着全家去看电影，或到附近的城市旅游。
幼女林相如七岁生日那天，林语堂一早起来就跑到厨房，用糖霜在蛋糕上写上女儿的名字，高兴地像个小孩子。大家唱“生日快乐”时，他为女儿们甜美的歌声感动不已，流下泪来，他不停地亲着相如，并送给她一元钱。
林语堂一家常年在国外生活，但他一直教三个女儿学习中文，亲自为她们讲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等。一次，林为女儿们讲授唐诗，讲到崔护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时，他声情并茂地讲述着诗中的故事，哭得涕泗横流，将书都打湿了。和女儿们一起读《红楼梦》，有时他也哭得眼泪汪汪的。
林语堂来到奥地利莫扎特墓前时，忍不住泪下，他说：“我向不喜欢流泪，到此也流了。他的音乐，是那样细腻缠绵，是含泪而作的。”
马星野见过林语堂三次流泪：第一次是到台湾访问时拜谒胡适墓；第二次是向马讲述林的幼年往事，谈及二姐时；第三次是1969年去比利时参加世界笔会，拜托在巴黎的苏秀法到比利时安排接待，结果苏带着长子开车前往比利时的途中发生车祸，苏的长子丧生，林语堂闻讯如遭雷击，泪如雨下。
四十岁生日时，林语堂作自寿诗云：“而今行年虽四十，尚喜未沦士大夫。一点童心犹未泯，半丝白鬓尚且无。”
林语堂游西湖，看见博览会塔，心中大为不满，以为好似美人脸上的一点烂疮。他说：“我由是立志，何时率领军队打入杭州，必先对准其放炮，先把这西子脸上的烂疮，击个粉碎，后人必定有诗为证云：西湖千树影苍苍，独有丑碑陋难当；林子将军气不过，扶来大炮击烂疮。”
1938年，林语堂全家旅欧，适逢慕尼黑事件发生，形势十分紧张。林听完希特勒的广播讲话后，愤怒地喊道：“世界是没有上帝的，假使是有，应当使希特勒在演说中间停止心脏的跳跃，以挽救世界的和平。”由于局势的影响，林停止写作5天。事后他说，他损失5天的工作时间，按每天100元计算，共计500元，要求希特勒赔偿。
为研制出中文打字机的模型，林语堂几乎倾家荡产。一次，林把玩着一个纸型键盘，对女儿林太乙说：“我这个打字机的发明，主要在利用上下形检字法的键盘，其他机械上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林太乙战战兢兢地问父亲：“那么，你假使只把汉字照上下形检字法分类，弄个纸型键盘，像你手里拿的一样，不就可以向人家推销吗？有没有制造模型的必要？”林语堂看看女儿，轻声说：“也许不造模型也可以推销。但是我忍不住，我一定要造一部打字机，使我可以真正地打字。我当然没想到要花那么多钱。”
林语堂天性乐观，他说：“我像一个皮球，你把我压在深水里，我还是会浮到水面。”研制打字机破产后，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但他嫌工作刻板而辞职，寄居在朋友家中。廖翠凤非常担忧，每天都重复说：“我们没钱了，我们欠人家钱。我们从这里搬走之前，一定要把椅套洗干净还人家。”林安慰她说：“凤，我们从头来过。你别担心，我这支邋遢的笔还可以赚两个钱。”
林语堂喜欢吃小馆子，不喜欢吃整桌酒席，他将整桌酒席称为“八股菜”。
林语堂夫妇到伦敦探望女儿林太乙一家，看到外孙女黎至文也来接机，林高兴地大声呼喊：“妞妞！”这时机场的人都扭过头来看，七八岁的黎至文觉得很难为情。
黎至文还回忆，一次，他们在意大利可磨湖的小渔船上钓鱼，林语堂忽然站起来，高声唱意大利歌曲《噢！我的太阳》，惹得附近的渔民大笑不止。
林语堂喜欢和黎至文、黎至怡姐弟一起做花生糖、玩捉迷藏，快乐得像个孩子，称他们三人是“三个小孩”。他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和黎家姐弟的照片拼在一起，拼出一张“三个小孩”的照片。廖翠凤出门买菜时，三个人将鞋子放在饭桌上，躲进藏衣室，等廖回来叫他们，他们不答应，只是躲在藏衣室咯咯地笑，到最后忍不住了，才出来扑到廖身上大笑。
一次，林语堂、林太乙以及两个小外孙去逛菜市场，摸奖得了一只活的大白鹅。回家的时候，林语堂开着车，后座上的大白鹅虽双脚被绑住了，却拼命叫唤，并伸长了脖子要咬他，两个小孩吓得大哭起来。林太乙没法拉住鹅，只能让两个孩子不要哭。林语堂顿时失去了冷静，开车时脸都涨红了，回家他对廖翠凤郁闷地说：“带着一只鹅和两个哭啼的孩子开车，下次我不来了！”
林太乙回忆，一次，林语堂夫妇到台北机场送林太乙返港，因为到得过早，他们就在咖啡室消磨时间。不久，外面有一架飞机降落，一小队士兵过去迎接。林语堂忙跑到窗边去看热闹，兴奋地叫道：“快点来看，什么大人物到了！”
曾跟随林语堂编撰英汉词典的马骥伸说：“他从不矫饰，极少挑剔；对一切新鲜的人、事、物都充满了纯真的好奇，但大都浅尝辄止，并不耽溺。”
黎至怡回忆，儿时，他和外公林语堂躺在公园的草地上，观察一个蚂蚁丘，看着熙熙攘攘的蚂蚁来来往往，林语堂说：“这些蚂蚁在忙什么呢？它们怎么知道应该做什么？他们看起来多么强壮！”黎至怡觉得外公的话正好道出了他心中的疑问，二人一起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找不到答案。
一次，林语堂和黎至怡去香港海边玩，两人大吃冰激凌，在沙滩上找小蟹，在海里游泳，玩得不亦乐乎。后来肚子饿了，林提议去浅水湾大饭店吃饭。小黎至怡觉得两人满身是沙子，便对林说，恐怕人家不会让他们进那样的豪华饭店。林语堂笑着说：“外表不重要，像我们俩这么体面的人怎么不能踏进那个大饭店？”于是两人大大方方进了餐厅，要了张靠窗子的桌子，果然无人拒绝。黎望着二人留下的沙迹，觉得很惊奇。
郁达夫说林语堂：“唯其憨直，唯其浑朴，所以容易上人家的当。”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基金市场颇为混乱。一次，一位基金公司的代表人去找林语堂夫妇，说得天花乱坠，二人信以为真，便拿出钱来交给那人。结果后来这笔钱一分都没拿回来。
黄肇珩回忆，林语堂每天会收到许多信件，有求字的、写序的、求介绍工作的、写书评的、求助的、谈联考的、改正英文的……内容五花八门，林语堂并不是每封都回复，但他看信时，在每封信上都加上批语，用笔在上面划线，或红或蓝或黑，有些是提示他回信的重点，更多的则是指出其中的错误，或引错了典故、或抄错了诗词、或用字不当等。
林语堂收到要求他亲笔签名留念的信件，回信时，他常让10岁的外孙女黎至文代他签上名字。
林语堂曾为自己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自己设计的台北阳明山的房子，用几根西方螺旋圆柱顶着一弯回廊，绕着的却是一个东方式的天井；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
长女自杀身亡后，林语堂的健康每况愈下，便到香港与次女、三女长住。一次，三女儿林相如开车陪林语堂上街散心，从后视镜中看着林憔悴的脸，忽然问道：“爸，人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思？”林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认为生命的目的是要真正享受人生。”
家园
林语堂说：“影响我最深的，一是我的父亲，二是我的二姐，三是漳州西溪的山水。最深的还是西溪的山水。”
在《八十自述》中，林语堂又一次说：“童年之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是山景；二是家父，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者；三是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
林语堂在自传体小说《赖柏英》中说：“人若在高山里张大，高山会使他的观点改变，融入他的血液之中……”
林语堂出生在大山中的一个小村，5岁之前，他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他常和五个兄弟、两个姐姐到稻田或河岸，去远望日落的奇景，并互相讲神鬼的故事。儿时林语堂常幻想一个人如何才能走出这四面皆山的深谷。林语堂回忆说：“童时，我对于荏苒的光阴常起一种流连眷恋的感觉。”
林语堂自陈有恋母情节，儿时他喜欢抚摸母亲的乳房，一直到十岁还和母亲同睡。新婚前夜，他要求和母亲同睡，因为那是他能与母亲同睡的最后一夜。
二姐林美宫聪明美丽，成绩优秀，她很想上大学。但林家的经济能力有限，林父供养儿子们上大学已经很困难，再无力负担女儿的学费。二姐出嫁前一天的早晨，掏出四毛钱给林语堂，说：“你要去上大学了。不要糟蹋了这个好机会，要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做个有名气的人。这是姐姐对你的愿望。”第二年林语堂回乡时，二姐已因鼠疫去世，死时怀有八个月的身孕。林语堂总有一种感觉，仿佛自己在替二姐上大学。他说：“我青年时代所流的眼泪，多是为二姐而流的。”晚年，他对外孙们谈及二姐，依旧泪下。
对于第一次离开坂仔村去漳州的夜景，林语堂记忆深刻。是夜，船泊在岸边的竹林下，竹叶飘飘打在船篷上，林盖着条毡子躺在船上听船家讲慈禧太后幼年的故事。对岸船上高悬纸灯，水上灯光掩映可见，人声亦一一可闻，如泣如诉的笛声随风传来……林语堂说：“我在这一幅天然图画之中，年方十二三岁，对着如此美景，如此良辰，将来在年长之时回忆此时岂不充满美感么？”
林语堂喜欢北京，1936年赴美前，他特地从上海北上，到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在太湖石座前方，欣赏朱栏玉砌，芍药圃灿烂盈枝的花朵。
在电影院中，林语堂听到邻座两位女孩用闽南语交谈，“恍如回到家乡，一乐也”；听见临院妇人用不干不净的闽南语骂孩子，“一乐也”。
在美国居住30年，林语堂不喜欢穿西装，也始终没有加入美国国籍。他说：“在美国住了二、三十年公寓式的楼房，游子心与高高在上的住屋一样，老有凌空找不着根的感觉。许多人劝我们入美国籍，我说这儿不是落根的地方；因此，我们宁愿年年月月付房租，不肯去买下一幢房子。”身居异国的高楼大厦，他却愈来愈思念纯朴幽美的闽南故乡，说：“少居漳州和坂仔之乡，高山峻岭，令人梦寐不忘。”
晚年，林语堂在蒋介石的邀请下定居台湾，他说：“我处处听到乡音，我们像回到漳州老家。”
1962年，林语堂只身到香港看望次女林太乙夫妇，林太乙说：“他好像在寻找什么。”女儿女婿带他到新界落马洲。这里有许多游客从山上眺望远处，看看中国大陆，林语堂也眯着眼睛，仔细地看着。女儿问他坂仔的山是什么样子，他说：“高山。香港的山好难看，许多都是光秃秃的。”到了山顶，他看见四面环水，又说：“环绕着坂仔的山是重重叠叠的，我们把坂仔叫做东湖，山中有水，不是水中有山。”林太乙这才知道：“原来他在寻找那些环绕着他的快乐的童年的山陵。”
新式
林语堂的祖母是一位基督教徒，父亲林至诚24岁进入神学院学习，后来成为一名基督教的牧师，林语堂的兄弟们从小都不梳辫子，而留短发。林至诚夫妇经常邀请农人、樵夫到家里喝茶乘凉或吃午饭。这种平等观给林语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后，林语堂也会和小瘪三交朋友，请其到家中做客。
林家中挂着两幅画，因为父亲热心西学和维新，所以其中一幅是彩色的石印光绪皇帝画像；母亲则喜欢一幅外国女孩的画像，满脸笑意，双手拿着一顶破旧的草帽，里面盛着几颗刚捡来的鸡蛋。
暑假，林语堂的父亲在家给孩子们上课，早餐过后，他便摇铃上课，教他们读四书五经、《声律启蒙》、《幼学琼林》之类，一屋子都是咿唔的读书声。父亲还鼓励他们看林琴南翻译的书，如《福尔摩斯》、《天方夜谭》、《茶花女》等。
一次，大嫂在院子里洗衣服，小林语堂准备捉弄一下她，便趁她起身去拿衣服时偷偷撤去凳子，大嫂毫无提防，结果坐了个空。当时大嫂已经怀孕，全家人吓坏了，马上把她送到医院抢救，才母女平安。日后林语堂对大嫂和侄女格外关心，将《宇宙风》的版权赠给大嫂，侄女家中遭劫，他知道后，从美国寄钱给她。
上小学时，一次考试前，林语堂偷偷进入老师的房间，偷看了考卷。老师批改试卷时发现，每个学生都得了高分，他知道肯定有人做了手脚，挨个审问，唯独没有怀疑林语堂。他怎么也想不到，一向聪明好学、成绩优秀的林语堂正是泄题的人。
8岁时，老师给林语堂一篇作文的评语为“如巨蟒行小径”，批评他表达笨拙，林给老师的评语回敬了一个下联：“似小蚓过沙漠。”
儿时，林语堂一次被大人关在屋外，他索性撒起野来，捡起一块石头从窗户扔了进去，叫道：“你们不让和乐进去来，石头替和乐进来！”又一次，他和二姐发生争执后，躺在泥地上，然后爬起来对负责为全家洗衣服的二姐说：“现在你得给我洗衣裳了吧。”
1908年前后，一些敌对基督教的村民在一位落榜儒生的组织下，募捐在林家所在教堂的街上修建了一座佛寺。一个礼拜天，教堂的钟声敲过之后，寺庙里传来了隆隆的鼓声，林家的孩子就用敲钟来回应，一时钟鼓齐鸣，热闹异常。
林语堂从小受基督教的熏陶长大，他回忆说：“我们兄弟姊妹是不许吵架的，实际上我们也没吵过架。理由是：每个人都要‘友好和善’。”林到圣约翰大学读书前，见到人就微笑，到圣约翰后，他坚决改掉了这个习惯，还劝弟弟也改掉。
林父对西学很感兴趣，其好友范礼文牧师常给他寄来许多这方面的书籍，林语堂回忆说：“西学就是这样来到我家。”林父晚上总是挑着油灯，口吸旱烟，向孩子们讲述牛津大学怎样好，柏林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这位每月只有24元大洋收入的牧师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到那里去读书，林说父亲是在做“狂梦”。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就鼓励林语堂说英语，会几个单词就说几个单词。林语堂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教会学校度过的。他受到两位女老师的影响，很喜欢英文，他曾对父亲说，长大后最想当英语教员，其次是物理教员。
因为从小受到教会教育，林语堂无缘接触中国文化，林从小就不知道中国民间传说，连看梁山伯祝英台的戏曲，都是一种罪过。林语堂说自己20岁之前就知道古犹太国约书亚将军吹倒耶利哥城的故事，可到了三十多岁才知道中国古代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他说这是教会中学欠他的一笔债。
林语堂听到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后，他十分愤怒：“我被骗去了民族遗产。这是清教徒教育对一个中国孩子所做的好事。我决心反抗而深入我们民族意识的巨流。”
在林语堂看来，他的中学教育是浪费光阴。他对地理兴趣浓厚，自学了一本十万字的地理书，而在学校每星期只读一页半，全年不过读三万字。他甚至对学校教育产生了逆反心理：“凡是教员所要我读的书我俱不喜欢。”他读了大量的课外书籍，最大的愿望是学校有一座好的图书馆，等他到哈佛就读时，终于得偿所愿。
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林语堂到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员，他这时才深切感觉到国学知识的贫乏。于是他从阅读《红楼梦》开始补课，经常出没于琉璃厂的旧书店，接触到了大批经典著作。
徐回忆，林语堂在对待不速之客方面，如同歌德般不近人情。家中举办宴会，他会很高兴地接待朋友，与朋友闲谈，平常则不喜与朋友随便来往聊天。在美国时，都是胡适去林家中拜访，他从不探访胡适，二人也从来不会无事相约在外面吃个便饭聊聊天。
30年代，林语堂赴美前，退了租住的房子，出售屋中的家具。陶亢德从林家买走了沙发，林的兄弟们也各买了几件旧家具。当时大家都觉得，几件旧家具林还要收自己兄弟的钱，实在太没人情味了。
信仰
儿时，林语堂祈祷时，常常想象上帝必在他的头顶几寸之遥，靠近他的头发。这种想象令他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感觉。
在厦门读小学时，林语堂曾测试上帝是否存在。他每周有一个铜元的零花钱，买一个芝麻饼后还剩下四文，只够买四个糖果。某次，他祈求上帝能让他拾到一个银角子，够他去饭馆吃碗素面。他再三闭目祷告，希望出现奇迹，但结果令他失望。
在厦门鼓浪屿读书时，林语堂发现外国人分为三类，一类是传教士，身穿清洁无暇的白衣，一类是水手，他们喝醉酒后在街上狂歌、乱叫，还有一类是商人，坐着四人轿子，对中国孩子随意拳打脚踢。林看到这些友善的传教士和穷凶极恶的水手、商人都是乘坐停泊在厦门港口的外国战舰一起来到中国的，多少有些失望。一次，他偷偷到外国俱乐部，看见舞会上的“外国男女，半裸其体，互相偎抱，狎亵无耻，行若生番”，林觉得惊骇又丑恶。
入圣约翰大学后，林语堂最先读的是神学班，最让林接受不了的基督教理论一是耶稣为处女所生，二是耶稣肉体升天之论，他向教授们提出疑问，教授也说这两条有问题，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林十分愤怒，他觉得，既然自己的神学家都不相信，那为什么一定要中国的教徒先接受这两条才能受洗，这是伪善。一年后，林语堂离开了神学班。
林语堂回忆：“有一次在假期回家，我在教会登坛讲道，发挥旧约《圣经》应当做各式的文学读，如《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而《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犹太神话和传说。这宣教辞把我父亲吓得惊惶失措。”
但此时林语堂还是无法放弃对上帝的信仰，他说：“我总不能设想一个无神的世界。我只是觉得如果上帝不存在，整个宇宙将至彻底崩溃，而特别是人的生命。”在清华任教时，他还主动承担了一个星期日圣经班的课程，向学生们宣讲基督教知识。
一次，林语堂问清华同事刘大钧：“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同行，行见世界大乱了，对不对呀？”刘答：“为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为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林猛然醒悟，“同基督教之最后一线关系剪断了”。
在哈佛留学时，林语堂对夫人说，基督教最使他不满的是，它注重罪恶，要耶稣替人赎罪，才可以进入天堂。他又说，何必要天天祷告，有什么事都去麻烦上帝，一天叫他多少遍，像个三岁的孩子叫妈妈一样，上帝听了会不会厌烦？廖翠凤听了这话不敢出声，只觉得丈夫在胡说八道，希望千万别被别人听见了。
50年代，林语堂重新皈依基督教。一次，在美国的林语堂陪廖翠凤去做礼拜，林觉得牧师的讲道很有启发性，于是每个星期天都去听讲，觉得心安神乐，就自然地皈依了基督教。
林语堂曾解释他重新皈依基督教的原因：“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乃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了理性指引就什么都不假外求，只要进步，世界就会自动变得更好。可是在观察二十世纪物质主义的进展，和不信上帝的国家里所发生的种种事态之后，我深信人文主义不够，深信人类如果要继续生存，需要接触自身以外，比人类伟大的力量。”
逸闻
8岁时，林语堂说长大后要当作家，他偷偷写了一本教科书，隔一页是课文，一页是插图，后来被大姐发现了，全家的兄弟姐妹都能背诵其中的一首诗：“人自高，终必败；持战甲，靠弓矢。而不知，他人强；他人力，千百倍。”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时，有次林语堂一个人斜倚栏杆，做出沉思状。同班同学见了，以为他想家了，过来安慰他，谁知林皱眉问道：“梁启超为什么成了今天的梁启超？”原来，他刚刚看了《饮冰室文集》，对梁启超的政体改革策略很是佩服，所以在栏杆前回味，同学直呼上当。
林语堂热爱运动，擅长打网球、踢足球、划船、赛跑。他以5分钟一英里的成绩刷新了圣约翰大学该项运动的学校记录；曾任校划船队的队长；一度对棒球兴趣浓厚，一有空闲，就拉上夏威夷来的留学生根耐斯一起练球，一练就是几个小时，不久他就成了一个高水平的垒手，投的上弯球和下坠球很少有人能接住。林语堂甚至被选为中国队的代表，参加了远东运动会，可惜没有获得奖牌。
在大二的结业典礼上，林语堂先后四次走上领奖台，其中三次是个人得奖，剩下一次是以讲演队队长身份领取获胜的银杯，轰动一时。
在美国读书时，一次夫人廖翠凤动手术，林语堂交纳住院费后，只剩下13美元。他只能去买了一大罐老人牌麦片，接下来一个星期，每日三餐餐餐麦片，幸好廖家的汇款即时汇到，方才解脱。从此林的肠胃对麦片产生了抗拒心理，再也不吃麦片了。
从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到德国读博士学位。林快毕业时，廖翠凤正怀着长女，因为没钱，同时也不希望孩子成为德国人，林语堂准备让妻子回国分娩，买了回国的船票，准备等博士考试的第二天就动身。廖担心丈夫不能获得学位，林却信心十足。考试结束，林语堂顺利获得学位，廖翠凤开心地在大街上当众就亲吻了林语堂。
马星野这样回忆在厦大任教时期的林语堂：“林先生只有三十上下。经常穿长袍黑马褂，梳得亮亮的头发，俊秀英慧之态，不但光彩照人，而且慧气逼人。”
林语堂生活上不拘小节，在宴席上，他弄不清自己的酒杯和邻人的酒杯，经常喝错。有一次，他和夫人应邀去一个美国朋友家中吃饭，结果弄错了日子，提前一个星期去了，二人知道弄错后还傻傻地一直坐在朋友家的客厅里，朋友的夫人只好马上准备饭食，胡乱给他们做了点吃的。
章克标回忆，林语堂到上海时，不再着西服，而是穿中式长袍马褂，足登青布鞋子。他说中式服装穿着最舒服，四肢百骸自由自在，穿西服像被绑捆了那样，动弹不得，尤其领带一系，扣住喉咙，气都透不过来，他将系领带称作“狗领”。
叶灵凤回忆，林语堂办《论语》，每期都要由出版社时代公司带着稿费和编辑费去，他才给稿件。当时林住在吉斯菲尔路的一栋洋房内，门口立着写有“内有恶狗”的木牌子，时代公司的职员恨他的态度过于“犹太”，曾提议替他在木牌上续两句：“认钱不认人，见访诸君莫怪。”
林语堂主编的教材《开明英语读本》由开明书店出版后，销量很好。世界书局请大学刚毕业的林汉达模仿林语堂的版本编了《标准英语读本》，《开明英语读本》遂销量大减。开明书店和林语堂请律师向世界书局和林汉达提出警告，世界书局让林汉达去找林语堂解决。林汉达登门拜访林语堂不遇，便留下便条，大意为表示歉意、竭诚求教等等。开明书店将林汉达留下的便条作为抄袭的证据，刊登在报纸上，轰动一时。世界书局马上聘请包打必胜官司的名律师郑毓秀提起诉讼，称开明书店诽谤。
世界书局资金雄厚，聘请的律师极有后台，开庭对开明书店非常不利，开明书店的律师在庭审结束后觉得胜诉无望，退出不干了。开明书店于是直接上书南京教育部，将《标准英语读本》涉嫌抄袭《开明英语读本》之处逐条列出，请教育部裁定是否抄袭。教育部审查后认定《标准英语读本》确有抄袭之处，禁止世界书局发行此书。开明书店马上把教育部的审查结果制成大幅广告，刊登在各大报纸上。广告刊出的第二天，法官迫于舆论压力，又惧怕世界书局和其律师，作出了一个“折衷”判决，判开明书店诽谤成立，罚30元。
世界书局声誉因此大受影响，只能主动向开明书店求和，托人将《标准英语读本》的纸型送到开明书店销毁，才结束了这场纠纷。而林语堂因此家喻户晓，教材大卖，每个月大约可以拿到700大洋的版税，被称为“版税大王”。
林汉达不服，亲自跑到南京去申诉，结果被教育部次长一阵数落：“人家是博士，你不过是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气得林汉达跑到美国去深造，誓雪此辱，但是等他博士学成回国后，林语堂却已移居美国。
林太乙上小学时，学校的英文教材《开明英文读本》《开明英文文法》等都是林语堂编写的。高年级的男生一旦英文考试不及格，就于课间休息时间围着林太乙，跺着脚指着林骂道：“都是林玉如的阿爹勿好！都是林玉如的阿爹勿好！”
林语堂为三个女儿分别起名凤如、玉如、相如，林语堂觉得一般女子的名字俗不可耐，在鼓励女儿们向《西风》杂志投稿时，为凤如、玉如改名如斯、无双（他认为相如的名字不俗，所以未改），他还给妻子起名“凡”。但林太乙觉得自己喜欢叫玉如，无双（繁体）的笔画太多，不好写，林语堂于是从《吕氏春秋·大乐》“万物所出，造于太乙”为她起名太乙。林太乙说：“父亲是主观的，他也许从未想到，我也许宁可叫做玉如。”
30年代在美国，由于版税丰厚，林家生活优渥。1939年，林语堂的收入为四万两千美元，开销为一万七千五百美元，年底，他为廖翠凤买了一枚价值一千美元的3.38克拉的钻石戒指。
在美国时，林语堂唯一的运动是逛大街，还有就是在警察看不见的时候，在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地上躺一躺。
林语堂胃口好，食量大，爱吃爱喝，就是生病的时候，他也可以吃双倍的东西。他自诩有惊人的消化力：“我的肚子里，除了橡皮以外，什么都能消化的。”又说：“我会医自己的病，就是多吃东西，那样我的病就会好了。”
林语堂最爱在半夜里吃东西。一天夜里，他觉得肚子饿了，起来一口气吃了五只鸡蛋和两片脆饼。又有一次，他吃了四片饼干还觉得不够。为此，他幽默地对家人说：“昨天夜里我觉得很饿，不知道是起来的好，还是不起来的好。我又觉得很惭愧，仅仅为了吃东西，睡了还要起来。不过我若不吃些东西，让肚子空空的，那么，我便更不能入睡了。”挣扎半天，他还是起来到厨房找了些东西填肚子，结果被夫人瞧见，在一旁忍俊不禁。
林语堂最讨厌一件事，就是人家在晚上八点以后请他吃饭，如果有人在这时请他吃饭，他必定先和家人吃过饭才去。
廖翠凤和三女儿林相如著有一本《中国烹饪秘诀》，曾在法兰克福获德国烹饪学会颁发的奖状。林语堂是这本书的策划人。
林语堂在美国从事写作，有时遇到难题，常常到哥伦比亚图书馆查找资料，因不便使用自己名字，便用了女儿替他取的一个名字：“林语珠女士”。
林语堂到美国后，原由他主编的《宇宙风》改由其弟林憾庐主编，不久林憾庐病死，林语堂没赶回送葬，只是寄回两篇文章，将稿费充作葬仪。
廖翠凤告诉郁达夫，在美国时，一次林语堂捧了本《模范绅士约翰·哈里法克斯》向她求爱；第二次，他忘了，又捧了这本书向她求爱。
在武汉主编《中央日报》时，林语堂曾经就男女问题，以“毛驴”为笔名，与一位署名“小鹿”的作者发生笔战。“小鹿”褒女贬男，“毛驴”正好相反，你来我往，极为激烈。该报的副刊编辑孙伏园为了结束这场笔战，特邀“小鹿”与“毛驴”在河口东宴楼会面，冰心也被邀作陪，彼此相谈甚欢，均同意鸣金收兵。第二天，孙伏园在《中央日报》副刊刊登启事曰：“男女之争，已于鹿驴交欢声中化除矣！”“小鹿”是一位年轻女性，看到启事后大怒，发誓再不为该报撰文，而林却获得意外的胜利，喜气洋洋，颇为自得。
章克标回忆，林语堂也在交际场中逢场作戏，会吃花酒、叫条子，也懂得长三堂子的韵味。他还赏识当时的名妓富春楼老六，为她写过捧场、赞美的文字；他穿着长袍马褂和交际花、名妓到高级跳舞厅婆娑起舞或坐听音乐。但林只是偶然为之，“并非耽溺于‘荷花大乐’（腐化大乐）”。
一次，林语堂在上海认识的交际花来访，廖翠凤出去买菜时，此女居然一跃坐在林的书桌上，向他卖弄风情，林极为尴尬。等廖回家时，此女已经碰了一鼻子灰，颓然而去。
林语堂在莱比锡工业展览会期间，曾遭受女房东的“性骚扰”。这位女房东守寡多年，孤独寂寞，烟不离手，就着咸肉大喝啤酒，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她硬拉着林，事无巨细地对林讲述她和情人之间的乐事，说她的情人是媲美歌德的文学天才，还给林看她作的歪诗，实则存心引诱林。一次，林从她的房门口经过，她故意倒在地上，语态暧昧地叫林进去扶她。林语堂吓坏了，赶紧叫廖翠凤代劳，寡妇只好装着刚刚苏醒，自己站了起来。
赵世洵回忆，林语堂亦“好色”。一次南洋大学联欢，临时办事处的几位漂亮女职员都参加了。林多喝了几杯，眼前又是几位美貌的小姐，顿时话就多了起来，惹得一旁的廖翠凤颇为不满，面色不大好看。
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中自剖为“一捆矛盾”，他说自己喜欢看到交通安全宣传车出车祸撞伤人；曾到北平西郊的西山上一个庙里，去看一个太监的儿子；把自己描写成为一个异教徒，其实在内心却是个基督徒；专心致力于文学，但总认为大学一年级不读科学是一项错误；喜欢用胶泥和滴流的洋蜡做成有颜色的景物和人像，摆在玻璃上，借以消遣自娱；喜爱在雨中散步；对于湖边垂柳浓阴幽僻之处兴感伤怀，但对海洋之美却茫然无所感。
嗜好
林语堂嗜烟，据说，广为流传的“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句话，正是他所言，他把夫人允许他在床上抽烟看成是婚姻美满的标准。
次女林太乙回忆，林语堂进百货商店，如果商店不许他抽烟，林语堂马上说，从此他再不上那家铺子买东西了。
林太乙回忆，每次林语堂写作时，都关着门，等他写完进书房一看，空中弥漫着烟雾，烟缸里的烟灰装得满满的，书桌下面满地都是烟灰和燃过的火柴棒。
林语堂曾经戒过一次烟，但后悔不已，视戒烟为背叛。他说：“我有一次，也很欠思量的戒烟三个星期。但后来终究为良心所驱使而重新登上正当的途径。从此我就立誓不再起叛逆之心。”“只要我的自主力和道德观念一日存在，则我一日不做背叛的尝试。”
林语堂离不开他的烟斗，如果烟斗忘了放在哪里了，他便无法工作，在屋子里乱跑，嘴里说着：“我的烟斗！我的烟斗在那里？烟斗，烟斗。”找到后，他便得意得大笑。他喜欢用烟斗温热的圆端擦鼻子，用烟嘴部分作为指挥的工具，他还用烟斗敲椅子上的钉子。有时不小心将烟油碰到嘴边，他感觉如同苦汁，在街道的角隅大吐。
林相如回忆，父亲林语堂“整个吸烟斗的过程，从用铁丝清除烟斗里的烟油，把烟草轻轻地装进去，到用打火机点火使它慢慢地燃烧，都有技术”。烟斗烧得好的时候，父亲会偶尔对她说：“你试试看。”
钱穆回忆，抗战时在成都初次与林语堂见面，林就是两指夹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烟卷积灰渐长，林谈话不停，手边附近又没有烟灰缸。钱穆看着，担心若烟灰掉落，将有损主人地上美丽的地毯。林语堂似乎漫不在意，直到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之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后来他与林语堂相交久了才了解，“我行我素”只是林语堂的外相，“但语堂另有他内心之拘谨不放松处”，“语堂之幽默，在我认为，尚不专在其仅抽烟卷之一面，乃更有其烟灰不落之一面”。
林语堂爱喝茶，他说如果不喝茶他就写不出作品。如果泡茶的水不开，他喝一口便不满意地说是“洗碗水”。他要求泡茶的茶壶是专用的，如果茶里有牛奶味，便立即要求换茶壶。
林语堂喜欢散步，他走路很快，每次全家出门，他总是走在最前面。廖翠凤则相反，总是走得很慢。如果廖穿着水貂大衣，林便愿意和太太并肩走，他解释：“如果我不和你走，人家一定要看不起我。现在我同你走，人家会说：‘他的太太有件水貂大衣，他一定很富裕。’”
林语堂喜欢在乡村中散步，也喜欢穿上雨衣在细雨中漫步，或持着烟斗在林中彷徨。他每次散步回来，都要洗一次脚。他认为自己的脚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因为没有人像他一样，每天要洗三四次脚。
晚饭后，林语堂总是坐在火炉前，熄了灯，就着火炉中荧荧的柴火，静心地享受着喜欢的音乐。如果遇到喜欢的音乐，林一定听了又听。
林语堂没有酒量，却喜欢看人喝酒划拳，他说：“那一定像抽烟一样，使人能享受片刻的愉快。”每次家庭聚餐，他不仅鼓励别人喝酒，还点名叫晚辈们较量一番。
林语堂对饮食很讲究，晚年住在台湾，他觉得台湾的饮食很对他的胃口。中午吃一碗早上刚从山上砍下的笋尖煮成的鲜汤，或是一碗新鲜的蛤蜊汤，都让他赞不绝口。他喜欢到馆子里吃炒羊肚、汤包。他喜欢吃西瓜，吃得咂唇作响，故意让西瓜汁流到下巴上，说这样吃才过瘾。
兴趣
童年时，林语堂惊叹于中医药粉治疗外伤的神奇功效，自己也采了很多不知名的草药，发明了一种草药，并命名为“好四散”。
从小林语堂就热衷于发明创造，梦想当发明家。他知晓了虹吸管原理，就花几个月时间琢磨在自家菜园里搞自流灌溉，准备制造一台抽水机，让井里的水自动流到菜园里；第一次乘轮船，他就盯上轮船的蒸汽机，立定不动，凝神察看，从此对机械着迷；中学时酷爱数学、物理和地理，以至于中文竟不及格。
少年时，林语堂想长大后开一个“辩论”商店，他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行业。就是说你开一个商店，参加论战的一边，向对方挑战，你称一件白东西为黑，或称一件黑东西为白，这样向人挑战”。
读中学时，林语堂很讨厌查字典，一次，他查“川”，却怎么都查不到，后来发现“川”字在“巛”部。他觉得奇怪，“巛”部只有八个字，为什么“巡”不用“辶”部，“巢”不用“木”部；他又查“西”，发现属于“西”部的只有九个字，其中“要”下面还不是“女”，为什么不属于“女”部……诸如此类，他觉得应该有更简单方便的检字法。到圣约翰大学后，林觉得应该对检字的部首进行分类，比如“宀”容易认，凡“宀”的字都应归这部；又如“秋”字，是归“禾”还是“火”部，要看是“禾”重要还是“火”重要，所以归“禾”部；又如“肉”原来归“月”部，学者都知道，但印刷上已经失去了联系，小学生无从得知，所以不应再归“月”部……根据上述想法，他写了《汉字索引制说明》，在《新青年》上发表，得到了蔡元培与钱玄同的声援。
1936年，林语堂举家赴美后，没有佣人，家务都得自己动手。林对擦皮鞋很感兴趣，他站在路上仔细观察擦皮鞋的黑人小童怎样把皮鞋擦得发亮，然后教给孩子们。他先在鞋上抹油，用一条软布劈劈啪啪地擦，手势就和街口小童一样，擦出来的鞋和小童擦的一样光亮，非常得意。林还告诉孩子们，在浴缸里洗澡之后顺手用水抹一下浴缸，便不会留下污垢印子。
30年代初，林语堂希望能发明一种最精巧、最完美的新式中文打字机，经常翻阅英文版的《机械手册》，有时间就画打字机的结构草图。1932年，他到瑞士参加会议时，顺路到英国找工程师研究中文打字机。几个月后，他口袋里装着仅剩的3毛钱，带着一台不完整的打字机模型回到了上海。1947年，林终于研制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中文打字机，只有64个键，每分钟能打50多个汉字，与英文打字机一样大小的打字机，取名“明快”。
打字机研究成功后，协助林语堂解决机械方面问题的意大利籍工程师（此人不认识一个中国字）居然寄信给林说，中文打字机是他发明的，如果林不承认，就和林打官司。林语堂目瞪口呆，只能请律师解决此事。
为了这项发明，林语堂耗费了12万美元，几乎“倾家荡产”。由于战争和造价原因，这种中文打字机虽然1948年就取得专利，但一直无法批量生产。
除了打字机，林语堂还绘制了“自动牙刷”手绘草稿、“自动门锁”草图和自动打桥牌机等，并为夫人设计符合人体力学的舒适座椅，在当时可谓相当前卫。
林语堂每写完一部作品，给自己放一两个月的假，也曾到拉斯维加斯去赌一把。他好轮盘赌，但并不着迷，把口袋里的钱输光，他便安心离去，回家继续工作。
林语堂喜欢钓鱼，在美国时，他会乘坐专供钓鱼的轮船，出海钓鱼，每次都满载而归。他说，垂钓归来，把竹篓子交给太太，看她把鱼放进冰箱或是分送给邻居，是一件快活的事。到台湾后，他不再钓鱼，而是在屋前的游泳池里养了一群鱼，从此便常在池旁喂鱼、观鱼。
黎至怡回忆，林语堂喜欢摆弄钓具和人工做的鱼饵，例如假苍蝇，他对制造这种鱼饵的技术佩服不已，有时，也自己给鱼饵改良，用的是廖翠凤的指甲油，给每只假苍蝇都添上笑容。
晚年，林语堂历时5年改良他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其中采用的“上下形减字法”，在台湾获得发明专利。
婚恋
林语堂的初恋是一个叫“橄榄”的女孩。“橄榄”是山里的女子，其母是林语堂母亲的教女。
在八十自述中，林语堂回忆：“我记得她蹲在小溪里等着蝴蝶落在她的头发上，然后轻轻地走开，居然不会把蝴蝶惊走。”
儿时他们常在山间一起玩，林语堂曾用《圣经》上的一句话形容过橄榄赤足的样子：“她的脚在群山间，是多么美丽！”
由于林语堂想出国留学，而橄榄要照顾双目失明的祖父，不能离开家乡，所以他们分手了。但他从未忘记橄榄，而橄榄赤足奔跑在草地上的情景成了林永不能割舍的“情结”，他曾专门写《论赤足之美》，他说：“要是问我赤足好，革履好，我无疑地说，在热地，赤足好。……赤足是天所赋予的，革履是人工的，人工何可与造物媲美？赤足之快活灵便，童年时快乐自由，大家忘记了吧！步伐轻快，跳动自如，怎样好的轻软皮鞋都办不到，比不上。至于无声无臭，更不必说。”
在圣约翰大学上学时，林语堂和厦门的陈希佐、陈希庆兄弟交好。也由此认识了他心仪的第二位女子，陈氏兄弟的妹妹陈锦端。陈锦端的父亲陈天恩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厦门数一数二的巨富。林语堂对陈锦端一见钟情，而陈锦端也心仪林语堂，二人很快坠入爱河。放暑假时，二人回到了各自的家中。林语堂思念心上人，几次跑到厦门，借口探望陈氏兄弟。林语堂在《八十自述》中说：“我从圣约翰回厦门，总在我好友的家逗留，因为我热爱我好友的妹妹。”
林语堂经常造访陈家，陈天恩早看出来林的来意是为其长女。陈天恩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认为林虽然聪明，但对基督教不够虔诚，家庭出身也不好，爱女不能托付给他。陈天恩对陈锦端表明态度，迫使她同意再也不见林语堂。于是每次林来访，陈锦端都躲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一次，陈天恩对林语堂说，隔壁廖家的二小姐（廖翠凤）贤惠漂亮，他愿意做媒，保准成。林马上明白了陈天恩的意思。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垂头丧气地回到坂仔。大姐林瑞珠知道后大骂林语堂：“你怎么这么笨，偏偏爱上陈天恩的女儿？你打算怎么养她？陈天恩是厦门的巨富，你难道想吃天鹅肉？”大姐的话把林语堂拉回到现实。就这样，林语堂的第二次恋爱还没有步入高潮就戛然而止了。
陈锦端一直占据林语堂心里的某个角落，历久而弥新。据林太乙回忆：“父亲对陈锦端的爱情始终没有熄灭。我们在上海住的时候，有时锦端姨来我们家玩。她要来，好像是一件大事。我虽然只有四五岁，也有这个印象。父母亲因为感情很好，而母亲充满自信，所以不厌其详地、得意地告诉我们，父亲是爱过锦端姨的，但是嫁给他的，不是当时看不起他的陈天恩的女儿，而是说了那句历史性的话：‘没有钱不要紧’的廖翠凤。母亲说着就哈哈大笑。父亲则不自在地微笑，脸色有点涨红。我在上海长大时，这一幕演过很多次。我不免想到，在父亲心灵最深之处，没有人能碰到的地方，锦端永远占一个位置。”
林语堂笔下的少女，总是长长的头发，用一个宽大的发夹别着。林太乙问他，为什么总是这副打扮？林语堂回答，这是他第一次见锦端时她的打扮。
林语堂说：“吾所谓钟情者，是灵魂深处一种爱慕不可得已之情。由爱而慕，慕而达则为美好姻缘，慕而不达，则衷心藏焉，若远若近，若存若亡，而仍不失其为真情。此所谓爱情。”
晚年，林语堂腿脚不便，常年坐在轮椅上。有一回，陈希庆的太太来看他。林语堂问起了陈锦端，陈夫人告诉他，锦端还住在厦门。林语堂激动地站起来，推着轮椅要出门：“你告诉她，我要去看她！”廖翠凤急了：“堂，你在说什么瞎话！你不能走路，怎么去厦门！”数月后，林语堂就溘然长逝了。
廖翠凤是陈天恩邻居廖悦发的次女，廖家也是大富之家，廖悦发脾气很坏，重男轻女，动辄向妻女大吼大叫，对女儿的教育十分严厉，对儿子却百依百顺。廖翠凤是烈性子，看不惯父兄欺负母亲，偶尔也顶上几句。哥哥们都学会了爸爸的坏习惯，对这个妹妹从不看在眼里，打骂相加，只有二哥暗地里还帮帮她。廖翠凤一心想离开家，结婚就成了惟一的出路。
陈天恩提出将廖翠凤介绍给林语堂后，林不能拂却陈天恩的面子，于是到廖家相亲。廖翠凤躲在屏风后面观察他，很是中意。林语堂与廖翠凤的二哥交好，廖翠凤早就知道林，心中也认可他。而林的大姐林瑞珠曾经和廖翠凤是同学，她对廖翠凤的印象很好。林语堂的父母听了大姐的介绍，劝林“娶妻求贤”。林语堂没了陈锦端，觉得天都快塌了，对父母的决定没有异议，于是林至诚就向廖家提亲。
订婚前，母亲担心女儿，劝廖翠凤说，林语堂很聪明，但家里穷，廖翠凤斩钉截铁地对母亲说：“没有钱不要紧！”于是林语堂和廖翠凤就这样订婚了。
林语堂直到四年后才与廖翠凤完婚，当时林准备到哈佛留学，廖翠凤的父亲坚持要林与女儿完婚后，二人同去，林无法再拖延婚期，只好同意结婚。
结婚这日，林语堂到廖家迎亲，按照当地风俗，女方家端上一碗龙眼茶，林只要象征性地喝一口就可以，但他却一饮而尽，连龙眼也吃了，惹得廖家人大笑。
婚礼上，当着众宾客的面，林语堂拿出婚书，对廖翠凤说：“我把它烧了！婚书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有用，我们一定用不到。”举座哗然。这纸婚书果然没有用到。林语堂和廖翠凤相亲相爱，白头偕老，造就了一段半个多世纪的金玉良缘。
结婚后，林语堂和廖翠凤带着廖的一千大洋陪嫁远渡重洋。廖在船上就得了盲肠炎，到美国后不久发作，只能到医院动手术。手术过程竟然长达三个小时，动手术的医生大概没有见过中国女人，将廖的内脏仔细搜索了一番才割除了盲肠。出院后不久，廖由于受了感染，必须动第二次手术，又只能入院。林无奈，只能向廖家求助，廖的二哥汇给他们一千美元，才度过难关。
在林语堂留学的四年中，清华不再向林语堂提供费用后，除了靠胡适的两千美元救急外，廖翠凤只能变卖首饰换钱。为了省钱，林语堂决定到德国读书，在法国时，廖翠凤甚至到古战场上去捡旧靴子穿。
廖翠凤毕业于上海的圣玛利女校，会说英文，颇为摩登，林语堂在北大任教时，廖曾在北大预科任英文教员，二人是当时有名的夫妻教授。廖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会员中极为活跃，是合唱团成员，还曾想学踢踏舞。林却不喜欢这些会打网球、会跟洋人讲笑话、见面时拍人背的青年会员。
林氏夫妇到雅典卫城参观，林为庄严肃穆的古城墙、深蓝幽静的爱琴海高唱颂歌，廖却捶捶酸疼的小腿，不屑一顾地说：“我才不要住在这里！买一块肥皂还要下山，多不方便！”林哑然失笑。
林语堂讨厌束缚，如领带、裤腰带、鞋带。廖翠凤每次出门却非得打扮齐整，胸针、手表、耳环，连衣服边脚的皱褶也得熨贴，一丝不苟。她也如此要求林语堂。林语堂的一个美国朋友曾问林道：“林博士，你们婚姻上没有什么问题吧？”林回答没有，朋友很是诧异。
林语堂时时出怪主意，作弄老实的廖翠凤。林语堂把烟斗藏起来，叫着：“凤，我的烟斗不见了！”廖翠凤急忙放下手中的活，满屋子地找，林语堂则燃起烟斗，欣赏妻子忙乱的神情。
有女儿后，林语堂就随着女儿管廖翠凤叫“妈”。他从书房出来，总是像小孩子般地问：“妈在哪里？”有时腻烦廖翠凤的管教，林也会说：“我认为我早就小学毕业了。”廖翠凤不说话，笑眯眯地看着林语堂，林就乖乖地做廖翠凤交代的事。
廖翠凤是家中的总司令，她管理家政，指挥所有人的行动。不爱做家务的林语堂也必须负责饭后的洗碗碟工作。不过，林每次洗碗都是大阵势，打碎碗碟的声浪不绝于耳。廖翠凤算算账，发现让林洗碗实在不合算，就不再让他洗了。林语堂于是高兴地去捏廖翠凤的鼻子，廖也笑起来，可看见林兴高采烈地样子，又不禁狐疑，他是不是故意打碎的。
廖翠凤喜欢谈论家事，回忆过去，林语堂就坐在椅子上，点燃烟斗，不出任何声音，静静地听妻子的唠叨。他笑称：“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当时的文化名人大多抛弃了发妻，另找时髦的知识女性。林语堂成名以后，廖翠凤担心他也会喜新厌旧。林安慰她：“凤啊，你放心，我才不要什么才女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他很讨厌矫揉造作、故作娇弱的女性。一次看见当时的红明星林黛，林说：“东方美丽的标准是板面、无胸、无臀、无趾的动物——一个无曲线的神偶，我要拿她来做木工的神尺。”
林语堂对女人爱穿着打扮，表现得很大度，他知道太太讲究穿鞋，每次经过鞋店，总是鼓励太太进去选购，自己则带着孩子打发时间。
林语堂对朋友说：“我像个氢气球，要不是凤拉住，我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廖翠凤也点头说：“要不是我拉住他，他不知道要飘到哪里去！”
1969年，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半个世纪，亲朋好友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金婚纪念晚会。林送给廖一个手镯，说是为了表彰她这么多年来坚定不移守护着家，以及多次的自我牺牲。廖翠凤想起结婚伊始，林语堂撕婚书时的坚决，百感交集。手镯上刻着林翻译的雪莱的《老情人》（An Old Sweet heart）：“同心如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林语堂过世后，廖翠凤一直住在香港小女儿家中，用心整理出《京华烟云》和《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等巨著的手稿，存放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直到1985年阳明山故居原址改为“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这些著作和遗物才捐给台北市政府供公开展示。1987年，廖翠凤于香港去世。
恩怨
林语堂一生和两位好友反目，一是鲁迅，一是美国作家赛珍珠。
林语堂和鲁迅因在女师大任教而结识，在“女师大事件”发生后的1925年12月5日，鲁迅主动给林写信，开始了二人的交往。林后来公开表示，当时北大教授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派，一派是以周氏兄弟为首的语丝派，而他“是属于后一派的”。林还为鲁迅绘过一张《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
张宗昌上台后，没有报纸敢发表林语堂写的文章，军人打扮的人还时不时地在林家门口溜达一圈，美其名曰“保护”。报纸上还流传着一张北洋政府准备第二批通缉的名单，其中，林名列17位，鲁迅排在21位。林在友人家中藏匿三个星期后，接受了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邀请，到厦大任教。临行前，林语堂还特地去向鲁迅告别。之后，林语堂将鲁迅、孙伏园、沈兼士、章川岛等在京受到迫害的一干好友邀到厦大。
厦大靠理科起家，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林语堂到校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遭到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的忌恨。刘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三次让鲁迅更换住所，最后竟让鲁迅搬到了理学院大厦的地下室。更过分的是，鲁迅的屋子里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让人摘下一个。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子都立了起来。鲁迅又是一个人在厦门生活，无人照料日常起居，有时只能在火炉上用水煮火腿度日。但鲁迅为了林语堂还是留了下来，他说：“只怕我一走，玉堂要立即被攻击。所以有些彷徨。”
由于在厦大备受排挤，最后鲁迅决定去中山大学任教，他说林语堂“太老实”，劝他也离开厦门，同往广州。厦门是林的家乡，况且此地还有其他朋友兄弟，林没有随鲁迅离开。他翻译了尼采的《走过去》，送别鲁迅。
林语堂曾以“白象”称呼鲁迅，意为鲁迅的可贵。许广平此后以“小白象”作为对鲁迅的爱称，周海婴出生后，鲁迅和许广平称呼他为“小红象”。
据说，鲁迅与林语堂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了林语堂的帐门下，将林的蚊帐烧掉了一角，林心中十分不悦，厉声责怪了鲁迅。鲁迅觉得林小题大做，因为一床蚊帐这么大火气，便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了起来。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为二人调解。此后，李小峰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也被邀请参加。席间，林提到鲁迅的北大学生张友松请客之事（张曾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承诺决不拖欠作者的稿酬），并说“奸人”在跟他捣乱（指张友松传播他在汉口发洋财一事）。李小峰便怀疑自己和鲁迅起纠纷是张从中作梗。鲁迅听罢，则疑心林讥讽自己受了张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站起来大声喊道：“我要声明！我要声明！”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辩解道：“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上火，互相瞪着对方，如斗鸡般足足对视了一两分钟。郁达夫见势不妙，赶紧按鲁迅坐下，又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离开。宴席不欢而散。
川岛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提及，二人的冲突极为厉害，发展到彼此以“畜生”相互对骂。
郁达夫回忆说，鲁迅后来也明白了这次是误会，但二人之间已经产生了裂痕，之后，大约有三年时间，二人没有往来。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林语堂和鲁迅都加入其中，二人又开始交往。次年，杨杏佛被暗杀，举行入殓仪式这天，林语堂因正被严密监控，无法出门，未去参加。鲁迅去后没有见到林，非常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事实上，林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这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办《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熗”。
1933年底，鲁迅曾写信给《论语》的主编陶亢德，推荐青年作者王志之的稿子，陶回复鲁迅说，留下“少许”，余则退还。鲁迅又写信给林语堂，说明此事，让林将王的稿子退还，林不明白鲁迅的意思，退回了稿子。两个多月后，林语堂和陶亢德先后致信鲁迅约稿，并让鲁迅提供照片，鲁迅断然拒绝，并附信说，以后他要看《论语》，也自己花钱购买，不劳寄赠。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据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林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二人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林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也走的是谈幽默的老路子，遭到左翼文人的攻击。鲁迅也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林、鲁两人关于翻译究竟应该“信达雅”还是“直译”发生争执，惹得鲁迅十分不快，林语堂批评鲁迅是“左倾急进主义”，是想“做偶像”。
鲁迅曾写信劝告林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译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林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林说此语并非有意，但在鲁迅听来却以为林有意嘲笑，因为鲁迅比林大14岁，彼时已经53岁。
陈望道回忆，一次饭桌上，林语堂谈及在香港时，几个广东人兀自讲粤语，其他人听不懂，林便故意对他们讲英语，将他们吓住。不料，鲁迅怒不可遏，拍着桌子站起来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尴尬无比。
徐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
鲁迅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鲁迅将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此时的鄙夷之情可想而知。
1935年，胡风发表《林语堂论》《张天翼论》等文章，林语堂认为是鲁迅化名批评他，鲁迅说：“要是我写，不会写得那么长！”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四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在《忆鲁迅》一文中，林语堂说：“鲁迅这个人，我始终没有跟他闹翻。”
赵世洵回忆，在新加坡时，他曾问林语堂与鲁迅的那段不快经历，出乎他意料的是，林绝口不谈鲁迅的坏话，而且言语中多有推崇。林含着烟斗，吐出一口烟雾，左手略微摆动一下，若有所思地说：“过去的事别提了。不过，世洵，我可以告诉你，《中国小说史》到今天为止，还是他写的那一本最为完备。”后林语堂的女婿将《中国小说史》翻译成英文，林语堂为之作序。
除夫人廖翠凤外，与林语堂交往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女性，莫过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
赛珍珠是在中国布道的美国牧师的女儿，出生于中国，后回到美国学习，毕业后仍回到中国，在南京大学担任英语老师。赛珍珠致力于向西方介绍中国，想写一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因自知对中国的了解还不透彻，想找一个合适的中国人来写。与林语堂结识后，赛珍珠便认定林语堂为撰写此书的最佳人选。
1934年，林语堂用英文写就《吾国与吾民》。赛珍珠读完书稿，拍案叫绝，惊呼是“伟大著作”。此时赛珍珠已与美国出版商约翰·黛公司的老板R·沃尔结婚，《吾国与吾民》由约翰·黛公司出版。
林语堂到美国后，就住在赛珍珠夫妇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乡间别墅。两个家庭中西合璧，像是一个大家庭，经常在一起聚餐。林夫人廖翠凤与赛珍珠经常用汉语聊天，廖翠凤给她讲中国故事，为她朗诵《水浒传》，赛珍珠一边听，一边用笔译成英文。两家的孩子也在一起玩耍，关系十分亲密。
林语堂的次女太乙上学时，美国同学常问她：“你为什么不裹小脚？”“你身后怎么不拖一条辫子？”“你吸鸦片吗？”“你吃鸽子白窠（指燕窝）吗？”“你不戴碗形的帽子（指瓜皮帽）吗？”等等。太乙回家说给父母听，林语堂感到西方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偏见颇深，于是决定写一本书，以东方文明的悠闲哲学来批评美国高度工业机械化下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为西方文化人生价值取向的弊端寻找疗救的药方。在赛珍珠夫妇的建议下，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的基础上，将该书第九章“生活的艺术”进行扩展，用半年的时间，写成了《生活的艺术》一书。
1938年，赛珍珠反映中国生活的长篇小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激励起林语堂创作长篇小说的兴趣。一年后，林完成了70万字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仍由赛珍珠夫妇的约翰·黛公司出版。《京华烟云》一出版就被译成多种文字，仅抗战期间在美国就热销25万部。
林语堂在美国住了30年，用英文写了近30部作品，由约翰·黛公司出版的还有小说《风声鹤唳》《朱门》《啼笑皆非》（1943年版）、传记文学《苏东坡传》（1947年版）《美国的智慧》（1950年版）等。
林语堂为研制打字机投入了十多万美元，因为打字机没有投入生产，成本无法收回，连家庭的日常生活也无法维持。不得已，林只好硬着头皮向赛珍珠告贷。但赛珍珠断然拒绝。
赛珍珠夫妇为林语堂出版作品，海外版和翻译版都拿百分之五十的版税，而且版权还归约翰·黛公司所有，而一般情况下，出版公司的海外版和翻译版只拿百分之十的版税。1953年，林语堂才得知此事，他非常恼火，立即聘请律师向赛珍珠清算版税，并要求收回作品的版权。赛珍珠打电话给林太乙说：“你父亲是不是疯了！”后经朋友调解，约翰·黛公司才将林著作的版权归还。
1954年10月，林语堂应邀去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校长，曾打电报告知赛珍珠行期，赛珍珠不仅没有前来送行，连电报也没回。林语堂说：“我看穿了一个美国人！”
1955年，林语堂的《远景》一书交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从此，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关系完全破裂。
攻伐
1928年，林语堂在鲁迅、郁达夫合编的《奔流》月刊，发表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质疑南子的礼与孔子的礼不相同，“触怒孔子六十户族人”，引起轩然大波；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在孔庙附近排演《子见南子》，立即遭到孔子后代孔传堉等人的抗议，六十户孔室族人联名向教育部控告学校校长宋还吾“侮辱宗祖孔子”，虽经查“尚无侮辱孔子情事”，校长仍未能免除池鱼之殃，遭调任处分。
林语堂编《论语》《人世间》，以幽默的笔调，直指社会现实，表达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诸多不满和讥讽。1934年7月，国民党上海党部组织的微风社专门讨论如何声讨鲁迅和林语堂，函请出版界、报界“在鲁迅林语堂作风未改变前”拒绝出版、刊登二人作品，并“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林语堂两文妖”，警告二人“迅即改变文风，否则誓与周旋”。
1935年，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刊登了周作人的两首《五十自寿诗》，蔡元培、胡适等人纷纷唱和，引起了左翼作家的攻击。野容发表文章说看到《人间世》上刊登的周作人的照片以为是讣告，《人间世》和《论语》一样，是“俏皮埋煞了正经，肉麻当作有趣”。胡风讥讽林语堂：“他站在中央，在他的周围站着成群的知书识礼的读者，有的面孔苍白，有的肚满肠肥，有的‘满身书香’，各各从林氏那里分得了‘轻松’，发泄了由现实生活的来的或浓或淡的不快活苦闷，安慰了不满于现实生活而又要安于现实生活的‘良心’。”
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在西方引起轰动的消息传到国内后，许多人认为林一定发了大财，一些不了解书内容的人认为此书如此受西方追捧，一定是卖国书籍，所以将“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译成“卖Country和卖People”。
孟孔武写《幽默诗人》时杜撰了林语堂死后与孔子对话。孔子说：“我为《论语》主编，你也不过曾为《论语》主编；我周游列国，你也周游列国；何以我一贫如洗，而足下能豪富至此？其术可闻欤？”林莞尔而笑：“此无他，我不过出卖了一些《吾国与吾民》。”
抗战期间，林语堂发现西方文化中存在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等症结，他希望用中国的人文主义传统，来为建立世界和平提供根本依据。林希望沟通中西文化的想法引起了左派文人的讥讽，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纷纷发文批判，林语堂认为左派文人相轻、完全不讲理。
郭沫若说林语堂“东方既未通，西方也不懂，只靠懂得一点洋泾浜的外国文，便拾一些皮毛来，在那里东骗骗西骗骗”。又说林“叫青年读古书，而他自己连《易经》也读不懂。非但中文不好，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林反驳说：“英语好不好，得让英国人或美国人，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你郭沫若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至于《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我与他的区别就是这一点。”
林语堂不止一次在媒体上发表对佛教的评论，常引发卫道人士不满。他在一篇文章《论色即是空》中，把吃迷幻药和佛家“色即是空”的顿悟境界关连在一起。又有一次，林语堂公开表示，在红楼梦中他唯独不爱怀春的妙玉，说妙玉是“色情狂的小尼姑”。此言一出，引发争议。
1968年10月，林语堂在中央日报发表《尼姑思凡英译》，将戏曲《尼姑思凡》译成英文。此次，林语堂再次触怒台湾的佛教界与卫道人士，佛教团体不断致函林表示抗议，质疑《尼姑思凡》含有黄色毒素，以中英对照宣扬广播，是在诋毁佛教，有害社会人心，要求林语堂为妄言道歉。
风波不了了之后，林语堂还是不改利笔，说“在台湾写文章真不容易”，又说：“无意伤及思凡的尼姑，看见一群和尚起来替尼姑抱不平，不亦快哉。”
爱国
西安事变发生后，林语堂撰文向美国人说明“张”和“蒋”两个读音的差别，讲述张学良和蒋介石二人政治主张的差别，他说，张软禁蒋的目的是为了逼蒋抗日，按中国人的智慧，西安事变的结果是喜剧，而不是悲剧，张最后不仅会放了蒋，而且会陪着蒋去南京。最后事件的结果果然如林所说。
1937年8月，林语堂在《时代周刊》发表《日本征服不了中国》一文，分析了1931年以来日本逐步侵略中国的过程，预言“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的”。
1940年5月，林语堂偕夫人与女儿由美返国，在重庆北碚购置了一幢四室一厅的五间居室作为住家。他再次出国时，毅然将该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的儿子舒乙回忆，抗战期间，老舍一家就借住在林的这所房子内，而今这里已经挂上了“老舍旧居”的牌子。
为了响应爱国行动，林语堂将著作所得二万三千美元存款，改以银元法币存在中国银行，但抗战后遭遇通货膨胀、币值狂贬，这笔钱形同废纸。
抗战期间，林语堂利用自己在美国的影响力，积极宣传抗日，许多美国民众发起抵制日货行动，史密斯大学的女学生发起不穿日本丝袜运动，罗切斯特书院的数百名女生在礼堂前排队将自己的丝袜扔进垃圾桶，男生们则宣称，不与穿丝袜的女生跳舞。
林语堂经常撰文宣传抗日，指出日本的困境，并指责美国两面手法，不愿援助中国，反而卖废铁、汽油等物资给日本，间接协助危害中国。几十年后，林语堂忆及抗战时的情形，仍动情地说：“我看见中国的驴由中国西北甘肃的油田，驮着宝贵的石油到西南的昆明，我真要为中国哭起来。”
林语堂曾问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过去几年中，史迪威给了中国什么，何说只有够装备一个师的熗弹而已。林十分愤怒，他说史迪威粗暴而傲慢，就像个独裁暴君，“他来不是帮助中国，他是破坏中美的团结”。
林语堂甚至开始为当年他嘲讽过的国民政府宣传，他在美国的电台上说：“现在重庆的那批人，正是以前在南京的那批人，他们正在撸胳膊，挽袖子，为现代的中国而奋斗。”第二天，赛珍珠的丈夫就警告他不能再说这样的话。
林语堂还积极争取美国中立者的支持，他对许多美国人事不关己的态度十分愤怒，1943年，他发表《啼笑皆非》一文，对英美官方对华的所作所为进行清算，嘲笑他们所谓“中立”态度的愚蠢，他说：“在我国与日本作殊死战时，谁打中国的耳光就同有人伸手打我一样。”
对美国的批评和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也导致了美国人对林语堂的反感。1944年，他的亲国民政府的政论集《枕戈待旦》销路不佳。甚至有人传闻他拿了何应钦两万美元，才如此卖力为国民党宣传。赛珍珠当面问林是否有此事，林回答自己没有拿过中国政府一文钱，仅仅是办了一个“官员签证”，这样就免于用“旅游签证”须每六个月离开美国一次再回去的麻烦。
林语堂对美国政界兴起“两个中国”的说法相当不以为然，多次激烈批判，称美国观念错误，不了解中国人。陈纪滢回忆，林曾对他说，美国人想搞两个中国，不但“不了解蒋介石”，“也不了解毛泽东”。多年后，陈还记得林说话时的神情：“他说这段话时，是站着说的，浑身用力，双拳并举，两眼要迸出火星似的。”
立场
北洋政府将在“三·一八惨案”中遇难的学生定性为“暴徒”，时为北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在第一时间发表文章悼念“最熟识也最佩服嘉许”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说她们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赞扬她们“死的光荣”，“死的可爱”。
林语堂曾说：“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的风格，完全拜国民党之赐”，“如果民权不被取缔，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因此在创作初期，林语堂的文风中间偏左，与国民党、军阀势力敌对的倾向鲜明。
1939年，林语堂应邀参加在纽约举办的第17届国际笔会，他是三个发表演讲的作家之一（另外二人为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和法国作家莫洛亚）。他说：“著作界应该永久是个反对党。站在永久反对党的立场上，他们愈使执政者看来觉得不顺眼，则他们对国家与世界的贡献也便愈大。”
在《吾国与吾民》第十三版中，林语堂加入《中日战争之我见》，称誉张学良借由西安事变迫蒋介石联共抗日，立下伟大功绩；他认为中共不但是最早坚持抗日的中国政党，毛泽东与朱德能放下党派仇恨，不计前嫌地在西安事变后释放蒋介石，是争取全民抗日的积极表现。
因为不遗余力宣传抗日，宣传国民党政府，林语堂受到国民党高层的重视。1940年在日军猛烈轰炸时，林访问重庆，不仅拜访蒋介石夫妇，也接受蒋介石侍从室顾问的职务，以国府官员身份常驻美国。他虽未支薪，但从此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日益密切，1943年归国访问，他随宋子文搭机返国，备受外界质疑。
林语堂访问重庆不久便宣布将返美，当时有不少人批评他国难当头还要离开，是图安逸，或批评他舍不得在美国的家产。连其长女如斯也认为应当留在国内，与同胞们一起抗战到底。唯郁达夫力排众议，说林在美国积极为中国宣传功不可没，才平息这场纷争。而返美后的林语堂立即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纽约时报》以“林语堂认为日本处于绝境”为标题，进行了报道。
抗战末期，林语堂与蒋介石关系趋于密切，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能接受蒋介石的专政，使林饱受质疑，无论在中国与美国皆树敌，评价也日渐下滑，甚至传言他遭蒋介石收买。林语堂在字里行间、在演讲时，毫不掩饰他认为是美国背弃了国民党，是美国帮中共战胜了蒋介石。
国民政府来台初期，林语堂对到台湾访问似乎缺乏兴趣。1954年，国民党政府将林语堂列入联合国第九届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八位顾问名单内，即使有任务在身，林也没有到台湾。直到1958年秋他才首度访台。
1958年10月，林语堂夫妇应《中央日报》社长、昔日厦门大学学生马星野之邀，首度赴台湾“认识祖国的情况”。为表示对林的推崇，蒋介石当天派何应钦、蒋梦麟、罗家伦等政界、学术界人士数百人接机，另有厦门大学校友会、圣约翰大学同学会与林亲友多人，场面过于热烈，廖翠凤还一度遭人潮冲散。第二天的报纸形容，林语堂接机是继胡适之后，欢迎学术界人士“归国”最热烈的一次。此次台湾之行，让林产生了落叶归根、希望在阳明山觅地终老的想法。
1966年，蒋介石发动文化复兴运动，敦促各文学大家、学界大师来台定居。林语堂终于决定由香港迁居台湾。蒋请林担任考试院副院长，林谢绝了。蒋介石夫妇出资在阳明山为他建了一栋别墅，林接受了，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接受官方的资助。
1975年秋，蒋介石去世，听到消息的林语堂跌倒在地上，起来之后，半天无语，之后，又由人搀扶到蒋灵前吊唁，涕泗滂沱。
伤怀
林太乙回忆，1938年，林语堂总共收入三万八千美元，全家开支及接济国内难民、亲戚花去一万二千美元。林语堂对中国货币有信心，1939年初，他用一万六千美金兑换了十万银元，存在中国银行；后又用两万三千美金兑换十三万银元，分别存七年、十年、十四年，预备每个女儿22岁时，都可以领得十万银元。谁知随着抗战的深入，国内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林语堂的几万美金变成废纸。
1943年，林语堂到西安孤儿院看孤儿们的歌舞表演，其中一位会跳舞又会弹钢琴的12岁女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当即认养了这个叫金玉华的小女孩，并于抗战胜利后，几经周折将她带到美国。但因为金玉华哥哥及廖翠凤的反对，他未能收养金，只能任她回国。为此，林语堂伤心不已。
1947年，林语堂终于将“明快”中文打字机研发成功，他因此花去十几万美元。然而，由于打印机造价昂贵，且中国正进行内战，没有一个商人愿意生产。林只好卖掉了纽约的公寓和家具，用于偿还债务。此时，他准备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就在准备离美时，他收到了美国税务局发来的信函，要求他缴清历年欠缴的个人所得税3万多美元，否则不能离境。幸好好友借给他一笔钱，再加上及时收到的《苏东坡传》的版税，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1954年，林语堂应新加坡华侨的邀请，出任筹建中的南洋大学校长。林语堂带着次女林太乙夫妇协助其办校，雄心勃勃。但到新加坡不久，林就发现学校的工程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进行，而且，经费严重不足，发起人、橡胶业巨富陈六使承诺认捐的170万美元变成了40万美元，其他人则不愿支付认捐的款项。接着，有小报造谣说林是美国特务，浪费大学的钱，甚至说他英文蹩脚。林收到匿名信，声称他不辞职就要他的命。林家只能从为校长提供的独立住所搬进了公寓，林太乙告诉幼儿园的老师，除非她亲自去接女儿，不能让孩子跟其他人走，廖翠凤吓得精神差点崩溃。英国政府只能派一名便衣保镖跟着林语堂。接着，董事会拒绝林参加会议，并对林经费的使用提出质疑，甚至要求他开列准备购买的九万本图书的书名和作者清单。林对此忍无可忍，一周后与随其而来的11名教职员提出辞职，离开了新加坡。
黎东方回忆，他和林庆年奔走几天，促使林语堂与新加坡华侨会主席陈六使坐下将事情谈开来。不料，刚开始谈话，林语堂便用一连串的“我问你”，将陈吓得由客厅退至厨房，从厨房由后门悄悄溜走了。黎说，这是林语堂的“真”，这种真是人格上的成功，但从事业上来说又当别论。
由于报纸歪曲事实，林语堂对新加坡的报纸耿耿于怀，尤其是《南洋商报》。林离开新加坡时，《南洋商报》的采访主任余敬豪在机场采访他，林问余是哪家报社的，听余回答是《南洋商报》，他顿时怒火中烧，双方紧握成拳，在余面前挥舞着喊道：“好！《南洋商报》，看这个！”
抗战期间，林语堂的长女林如斯回到国内参加抗战，与军医汪熙凯相识相恋。抗战胜利后，二人准备结婚。不料，就在订婚的前一天，林如斯与一个美国同学的哥哥狄克私奔。当时，林家已经广发请柬，请亲友来参加长女的订婚宴，林颇为难堪。狄克是一个广告公司老板的儿子，初中便被学校开除，没有工作，长相平凡，但颇有口才。林语堂认为狄克靠不住，很为女儿担忧。果然，日后林如斯生活极不安定，常常迁居。1955年，林如斯与狄克离婚，两年后，生病入院。据林太乙回忆，这种病大概是官能性的毛病，由于脑部构造损坏所致。此后，林如斯“徘徊在接受现实与脱离现实之间”，好的时候便去工作，坏的时候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论林语堂夫妇如何劝解都无济于事。后来，年迈的林语堂夫妇只能让女儿住在身边，便于照顾。1971年，林如斯投环自尽，林语堂伤心不已，五年后，他亦撒手人寰。林太乙说：“姐姐掏去了他的心灵。”
1933年，萧伯纳到上海，在宋庆龄的住宅与史沫特莱、蔡元培、鲁迅、宋庆龄、伊罗生、林语堂合影。这张照片多次刊于报端，但林语堂与伊罗生都被抹去了。直到宋庆龄去世，新华社重新发布这张照片时，才恢复了照片的原貌。
离尘
1971年，77岁的林语堂出现中风初期征兆；三年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长女林如斯自杀，这对林语堂夫妇的打击甚大，廖翠凤精神几近崩溃，从此只说厦门话，常呢喃着“我活着干什么？”她不再信任林语堂，也不信任林太乙，认为出了嫁的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唯独尚是单身的小女儿林相如能给她安慰，所以便赴港与女儿同住。原本健步如飞的林语堂自此急速衰老，记忆也开始衰退，但他仍安慰二女儿，“活着要快乐”；他也在文章里讲到，故旧多半去世了，回顾一生无论是成是败，他“都有权休息”。
1975年5月，林语堂在一篇序中写道：“我的笔写出我胸中的话。我的话说完了，我就要告辞。”林太乙吓了一跳，觉得父亲好像有死亡的预感。
林语堂变得常常爱掉眼泪，遇到风和日丽的时候，他流泪；听见山上鸟声，他流泪；圣诞节的时候，林太乙带他到百货公司，这里到处充满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摆满了各式各样漂亮的装饰品，圣诞乐曲欢快地响着，大家高兴地选购礼物。林语堂从柜台上抓起一串假的珠链，泣不成声。林太乙觉得，这个世界太美了，父亲舍不得走。
这一年，林语堂因身心过于疲劳引起十二指肠下垂、溃疡，健康更走下坡，他开始坐轮椅，从林相如公寓的卧室到客厅都要坐轮椅。他甚至忘了怎么系睡袍上的腰带，家人只能教他，他很耐心地学。有时睡觉会从床上掉下来，自己爬不起来，但他怕吵到孩子们，就在地上躺到天亮。他坐在轮椅上对林太乙说：“我真羡慕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1976年3月23日，林语堂因胃出血送入香港玛丽医院，后因并发肺炎、心脏病突发，于3月26日晚间病逝于香港。4月1日移灵台北，一部《圣经》伴随，长眠于阳明山故居“有不为斋”后园中，享年八十二岁，墓碑由好友钱穆题字。
1985年，廖翠凤将阳明山的住宅及林语堂生前的藏书、作品、一部分手稿、代表性遗物捐赠给台北市政府。
评价
林语堂曾自我评价：“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1935年6月，赛珍珠在上海为《吾国与吾民》作序，她写道：“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个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1936年5月，斯诺请鲁迅写出中国当代最好的五名杂文家，鲁迅当即写下林语堂的名字，并且位序排在自己前面。
林语堂的小说都用英文写就。赵毅堂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指出：“应当说，林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译成中文。”
李敖说，他在台大曾听过林语堂讲授《红楼梦的考证》，林语堂的“玩世不恭之态，溢于言表”，笑嘻嘻的颇可爱、甚可法，因此李敖从此摇身一变，决定以幽默大师的面目面对世人。
林语堂的“烟斗”同志、美食作家唐鲁孙说，林语堂虽然爱笑谈，细细咀嚼他的话，都有高深哲理，而且言行表里如一。
林语堂介绍中国和印度古代经典作品的著作《中国印度之智能》（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被美国的大学广泛列为教科用书。
林语堂曾与胡适一同被美国文坛列为“二十世纪智能人物”。
美国《纽约时报》在报导林语堂逝世消息时说：“林博士以渊博的西方知识，导引他的国家和人民旧有观念现代化。”
日本《每日新闻》说：林语堂“对于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超越十名大使的价值”。
林语堂曾被西方社会誉为除孔夫子外，另一位最广为西方人认识的中国文人。
美国总统老布什于1989年在美国国会上说，林语堂作品所反映中国文化的观点，至今仍在影响美国政府。
《中国时报》社论说：“林氏可能是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熏染极深而对国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与学人。其《吾国与吾民》及《生活的艺术》以各种文字的版本风行于世。若干浅识的西方人知有林语堂而后知有中国，知有中国而后知有中国的灿烂文化。尤可贵者，其一生沉潜于英语英文，而绝不成为‘西化’的俘虏，其重返中国文化的知识勇气，及其接物处世的雍容谦和皆不失为一典型的中国学者。”
《本真的自由——林语堂评传》的作者说：“林语堂以中国的生活经验和中国思维方式为资源的近情思想，给我们提示的是一条中国知识分子获得精神自由的可能途径。”
竹如记载：“美国一家出版商塔普林格在遴选亚洲作家时曾说，‘我想提出五位为西方所公认的现代远东作家，但我竟无法提出；除去林语堂博士以外，真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可以入选。’”
郁达夫说：“林语堂生性憨直，浑朴天真，假令生在美国，不但在文字上可以成功，就是从事事业，也可以睥睨一世，气吞小罗斯福之流。《剪拂集》时代的真诚勇猛，是书生本色，至于近来的耽溺风雅，提倡性灵，亦是时势使然，或可视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欢外国人所说的隐士和叛逆者混处在一道的话，来作解嘲；这话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语堂身上，尤其是用得着。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气的，并不是中国历来所固有的《笑林广记》。他的文章，虽说是模仿语录的体裁，但奔放处，也赶得上那位疯狂致死的超人尼采。”
[backcolor=#1d1b10][color=#ffffff]二、梁实秋[/color][/back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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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1903～1987年），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祖籍浙江杭县（今余杭），出生于北京。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
温润
抗战期间，梁实秋的一次生日聚会上，梁要求好友冰心为他题字。冰心那天喝了点酒，略一思索便挥笔而成：“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围在书桌旁边的其他男士看后大为不满，叫道：“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冰心说：“稍安毋躁。我还没有写完。”接着笔锋急转，继续写道：“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需努力！”
童年时，一年临近春节，梁实秋随父亲去逛厂甸。那天厂甸游人特别多，有人还故意对着游客中的大姑娘、小媳妇起哄。父亲抱了好几包书，生怕顾不上他，被人踩踏，找了个身材高大的警察抱着他挤了出来。这次游厂甸虽有惊无险，但却让梁实秋心惊胆战，很长时间，他都谈厂甸色变。
六岁时，梁实秋随父亲到自己家经营的饭馆吃饭，看着父亲饮酒，他也喝了起来，父亲未加以制止。几杯落肚，小梁实秋便醉眼朦胧，父亲禁止他再喝，他一声不响站到椅子上，舀了一匙高汤，泼在父亲身上，然后倒在旁边的小木炕上呼呼大睡，回家后才醒来。梁深为此次乱饮酒而懊悔，长大后，他饮酒从不过量，以《菜根谭》的“花看半开，酒饮微醺”为箴言，认为这“才是最令人低徊的境界”。
每年榆荚成雨时，梁家都要做榆钱糕，全家在院中分而食之，吃完仆人们请安道谢而退。一次，梁的哥哥心血来潮，吃完后走到祖母跟前，学着仆人的样子屈膝请安道：“谢谢您！”祖母勃然大怒，气得几乎昏厥过去。梁父无奈，只能取下马鞭，对哥哥家法伺候。虽然父亲的马鞭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却将一旁的梁吓得半死。原来，他当时也准备学哥哥，跟进请安。从此，他看见榆钱就觉得恶心。
儿时，躺在炕上的小梁实秋一睁眼看见窗户上最高的一格有了阳光，就急得哭起来，母亲忙给他梳好小辫，打发他去上学，结果出门不久，他又泪眼婆娑地回家了。母亲问何故，他低着头嗫嚅道：“学校还没开门哩！”
梁实秋开蒙的五福学堂后院有一棵合欢树（马缨花树），每当落花满地时，孩子们都去拣来玩，早晨谁到得早就可以拣到最好的花。梁习惯早起，所以每次总拾得最多最好。
梁实秋并不喜欢新式学堂，他回忆，有一个绰号“小炸丸子”的同学，仅因为长相不讨喜就成为同学们欺负的对象，常“被抬到讲台桌上，手脚被人按住，有人扯下他的裤子，大家轮流在他裤裆里吐一口痰”。一些同学“不只是《三字经》常挂在嘴边，高谈阔论起来其内容往往涉及《素女经》，而且有几位特别大胆的还不惜把他在家中所见闻的实例不厌其详地描写出来……性教育在一群孩子们中间自由传播，这种情形当时在公立小学为尤甚，我是深深拜受其赐了”。
梁实秋小学毕业考试的题目是“诸生试各言尔志”，他们之前曾做过这个题目，许多学生都写将来要“效命疆场，马革裹尸”。梁“其实并无意步武马援”，但“也摭给了这两句豪语”。阅卷结束后主考说：“第三小学的一班学生有一半要‘马革裹尸’。”
清华学校的规章制度极为严格，梁实秋14岁考入清华，因自小家中规矩极严，对清华严厉的纪律倒能安之若素，数十年后还认为，“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
在清华就读时，梁实秋曾选修生物课。但他怕触及蚯蚓、田鸡之类的活物，最怕将蛤蟆四肢钉在木板上开膛破肚，一到解剖小动物，总让同学代劳。
一次清华的手工课上，老师周永德让每个同学做一个木制的方锥体。梁实秋不善手工，实在做不好，就借用同学徐宗沛的成品交了上去。徐的手工做得很好，周先生给他打了90分。梁的交上去，先生只给了70分。梁对此极为不满，找周说明了实情。周大怒，说他不该借用别人的作品。梁说：“我情愿受罚，但先生判分不公，怎么办呢？”周被他逗笑了。
一年暑假，梁实秋送母亲回杭州，路过上海时，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晤面。他们引着梁从四马路的一端，吃大碗的黄酒，一直吃到另一端，在大世界追野鸡，在堂子里打花围，这种颓唐的生活让梁大觉恐怖。后来郁达夫到清华看望梁，要求梁带他去访圆明园旧址、逛北京的四等窑子，前者梁欣然应允，后者则敬谢不敏。
因自小家教甚严，及至读书，梁实秋方知世上有麻将这种玩具。有次他向父亲问起麻将的玩法，梁父正色说：“想打麻将吗？到八大胡同去！”吓得他再不敢提“麻将”二字，从此对麻将再无好印象。
1927年，梁实秋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的副刊《青光》。当时一家小报连载《乡下人到上海》，对外地人极尽挖苦之能事。梁看到后，用化名写了《上海人到纽约》，以彼之道反制彼身，每日在《青光》上连载，直至《乡下人到上海》偃旗息鼓为止。
一年中秋节前后，徐志摩到梁家，对梁实秋说胡大哥（指胡适）请喝花酒，让梁也去捧场。梁得到夫人程季淑的同意后，随徐前往。入席后，胡适让每人写字条召唤平素相好的姑娘来陪酒。梁无此嗜好，一时大窘。胡适便为他约来了一位，坐在梁身后陪酒，梁感到很不自在。饭后又安排打牌，梁无心参与，立即告辞回家。到家里，程季淑笑着问他：“怎么样？有什么感想？”梁感慨：“买笑是痛苦的经验，因为侮辱女性，亦即是侮辱人性，亦即是侮辱自己。”这是梁在上海期间唯一的一次体验，以后再未涉足欢场。
抗战胜利后，梁实秋、李长之同在北师大执教，同住一院。某个夏日，李妻买菜归来，将菜筐往桌上一抛，正抛在李的稿纸上，弄湿了稿纸。李大怒，遂起争端。梁闻声赶来对李说：“太太冒暑热买菜是辛苦事，你若陪她上菜市，回来一同洗弄菜蔬，便是人生难得的快乐事。做学问要专心致志，夫妻间也需一分体贴。”李默然良久，以后很少对太太发脾气了。
梁实秋到台湾初期，生活很是困难。其女梁文蔷回忆，一次，某人送来一大包现金，请梁收下，梁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某人只能回去了。过了一日，某人又来，恳请梁收下，梁严词拒绝，某人才没有再送来。
又一次，另一人来访，与梁在客厅谈话，声音越来越高，最后竟拍桌对骂。梁文蔷大骇，幸好客人不久便忿忿离去。梁文蔷忙进客厅去看，只见梁实秋脸色铁青，骂道：“此人无耻！我不拿这笔脏钱！”
到台湾后，梁实秋曾代杭立武任编译馆馆长。就职后，大大小小的机关首长纷纷折简邀宴，梁不堪其扰。一次宴会上，一位老友拍着梁的肩膀笑着说：“你现在是杭立武的人了！”梁自觉生平独来独往，不向任何人低头，闻此一言，顿觉乃奇耻大辱。回家告诉夫人，夫人说：“你忘记在四川时你的一位朋友蒋子奇给你相面，说你‘一身傲骨，断难仕进’？”遂劝梁辞职。梁于是去职。
余光中回忆，他20多岁出版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时，请老师梁实秋为其作序。梁写了一首三段的格律诗，余不满意，将老师写的诗送了回去，抱怨道：“你的诗，似乎没有特别针对我的集子而写。”余说，如果换成今日的自己，一定会一声狮子吼，将狂妄的青年逐出师门。然而梁只是一抬眉，淡淡一笑，将诗放下，答应诗集出版后再写文章。余的诗集出版后不久，梁果然写就了一篇一千余字的评论文章。
梁实秋说：“你走的时候，我不去送你；但是你来的时候，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都去接你。”
笔战
1927年11月，梁实秋应《复旦旬刊》之请，在该刊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对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梁实秋认为，文学所要求的只是真实，忠于人性。当时，景仰卢梭的鲁迅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对梁文极为不满。一个月后，他在语丝发表《卢梭与胃口》一文，对梁的观点进行驳斥。
梁实秋与鲁迅曾有一面之缘，在清华读书时的梁到八道湾周家找周作人时，遇到过鲁迅。在鲁迅发文驳斥其观点后，作为文学界后辈的梁毅然提笔应战。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这一服药太冷，那一服药太热，这一服药太猛，那一服药太慢。把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使得他们矛盾向纵深化发展的，是二人对翻译的不同看法。1929年秋，鲁迅编译的《文艺批评》一书出版后，梁实秋很快就在《新月》上发表文章《论鲁迅先生的“硬译”》，批评鲁迅的翻译文风。尔后，鲁迅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进行反批评。
此时，左翼作家开始出来帮忙，创造社的冯乃超著文称：“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梁实秋还击道：“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我不知道是谁家的走狗？”
有人回忆，鲁迅读到梁文后，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说：“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实秋诘问鲁迅：“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贬得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
在这场论争中，梁实秋常常受到骚扰。他回忆：“有人写文章说亲眼看见我坐自用汽车到大学去授课，也有人捏造小说描写我锒铛入狱向杜某乞援才得开释”，“有人三更半夜打电话到我寓所，说有急事对我谈话，于问清我的身份之后便破口大骂一声儿把电话挂断。”
梁实秋说：“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1964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提及这段旧事，他回忆说，他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曾注销过数十册“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的黄色书刊”，“鲁迅的若干册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报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假情报，派做为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
梁实秋坦然地说：“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
梁实秋生前不大向女儿梁文蔷提起他与鲁迅的是是非非，加上台湾将鲁迅的书列为禁书，所以梁文蔷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直到后来梁文蔷到了美国，才陆陆续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有一次，梁文蔷问父亲：“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梁实秋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文学的。
梁实秋对鲁迅的作品很是熟悉。70年代，年过古稀的梁与韩菁清热恋遭到台湾各界反对时，梁在给韩的信中几次重复了鲁迅小说《伤逝》中子君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自由
章宗祥的儿子和梁实秋同一宿舍，“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后，章的儿子就悄悄避走了。但还是有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拥进了寝室，把他的床铺捣烂，衣箱里的东西也扔得狼藉满地。梁实秋回到宿舍，看到此情景，很是反感。不久，章的儿子因病去世，每念及此，梁就心有余痛。
1919年5月19日，梁实秋跟随学生队伍到前门外的珠市口进行演讲。他们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便开始演讲。人越聚越多，讲演者情绪越来越激昂。这时有两三辆汽车因无法通过，不停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有人一声喊打，众人便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捣毁了一部汽车。这件事使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有所反思：“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五四”运动后，学生会要求学校给予其自治的权利，选举评议会过问学校事务。梁实秋在清华的最后几年一直担任评议员。他后来回忆说：“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的。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罗忠诒，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梁感叹道：“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
梁实秋评价“五四”运动道：“五四往好处一变而为新文化运动，往坏处一变而为闹风潮。”他说：“因为探求新知过于热心，对于学校的正常的功课反倒轻视疏忽了”，“追逐时尚，皇皇然不知其所届，这是五四以后一窝蜂的现象，表面上轰轰烈烈，如花团锦簇，实际上不能免于浅薄幼稚。”
梁实秋信仰自由主义。1924年之后，孙中山排斥个人自由，梁曾撰文批评孙，要求国民党给予民众“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身体自由”。他还批判行政院长胡汉民口是心非，质问胡道：“打了五六个月的苦仗，死伤几十万人民，耗费几千万金钱……今日中国武人割据的局面消灭了没有？军阀的根株铲除了没有？”
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申报》上发表了两句格言，其中有一句：“要人人牺牲自由，然后国家得自由。”梁实秋直斥为“不通”。
1929年到1930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无视人权、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蔡元培、张元济等人都为之击节叫好。
梁实秋曾批评左翼的“普罗文学”，嘲讽某些左翼作家一贯对苏联马首是瞻；但当国民党查禁“普罗书籍”时，梁却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政策，他说：“这一会普罗文学之又将遭受取缔，我的同情却在普罗这一面。这并非是示惠于人，亦非故作公证之态。凡是赞成思想自由文艺自由的人，对于暴力（无论出自何方）是都要反对的。”
梁实秋对国民党无好感，但他亦不赞成共产党，他在《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中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
1938年12月1日，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平明》发表《编者的话》中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段话发表后遭到许多人，特别是左翼作家的炮轰。
有人批评梁实秋为“抗战无关论”，梁自辩道：“人在情急的时候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
1940年，梁实秋本想随“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发电报说，我们不欢迎梁实秋来。梁只好打消此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梁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国民党全面退败之际，梁选择去了台湾，之后，他的作品在大陆被禁。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出版社出版他的散文。
梁实秋到台湾后，翻译了古罗马作品《沉思录》，作者为玛克斯·奥瑞利阿斯，因译音与马克思相同，触动了台湾当局的神经，故而引起不小轰动。
梁实秋曾对李敖说起他家被搜查之事：“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梁实秋后来才明白，因其与罗隆基有旧交，引起了台湾当局的监控。
1968年，台湾文化学院上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警备司令部却横加干涉，说剧中有兵变的描写，上演恐怕影响军心。几经交涉后，学院被迫修改剧本，把奥赛罗改为文职，不称将军称大人，副官改称秘书，才勉强通过。梁实秋得知此事后说：“莎氏有知，怕要气炸了肺！”
雅文
梁实秋的雅舍非常简陋，“蓖墙不固，门窗不严”，梁“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破其岑寂。“入夜则鼠子噉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使得人不得安枕。……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格外猖撅，来客偶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蜀黍……”
然而“‘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
梁实秋一生坚持文学应反映最基本的人性，他的《雅舍小品》便是如此。当《雅舍小品》最初发表在报刊上时，朱光潜便致函祝贺说：“大作《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
最初，梁实秋以笔名“子佳”发表《雅舍小品》。刘士英告诉梁，他在重庆沙坪坝的一家餐馆吃饭，听见邻桌几位教授在讨论梁的《雅舍小品》，其中一位叫徐仲年的教授大声说：“你们说子佳是梁实秋，这如何可能？看他译的莎士比亚，文字总嫌有点别扭，他怎能写得出《雅舍小品》那样的文章？”
自1949年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在台湾出版后，一版再版，到1975年，已经达到三十二版，至今已经有五六十版次，创造了散文出版的神话。
梁实秋自陈：“我的数学不好，理工科无法念，必须学文史。”而最终选择文学的原因有二：当时正谈恋爱，因感情的关系对文学特别感兴趣；朋友都知道他爱写新诗和散文，也鼓励他学文。
梁实秋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年，到70年代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
胡适曾物色五个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和叶公超，只有梁坚持了下来。梁说，他能完成这项工作，应感谢三个人，“第一是胡适之先生的倡导。他说俟全部译完他将为我举行盛大酒会以为庆祝。可惜的是译未完而先生遽归道山。第二是我父亲的期许。抗战胜利后，我回北京，有一天父亲拄着拐杖走到我的书房，问我莎剧译成多少？我很惭愧这八年中缴了白卷。父亲勉励我说：‘无论如何要译完它。’我闻命，不敢忘。最后但非最小的支持，来自我的故妻程季淑，若非她40多年和我安贫守素，我不可能完成此一工作”。
到台湾后，梁实秋坚持译莎士比亚全集，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程季淑装订。程用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
梁实秋说：“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没有学问。如果有学问，他就去做研究、考证的工作了；第二，他必须没有天才。如果有天才，他就去做研究、写小说、诗和戏剧等创作性工作了；第三，他必须能活得相当久，否则就无法译完。很侥幸，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所以我才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
弟子余光中谈及老师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功绩时说：“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竟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梁实秋的贡献，无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译绩。他的水准始终在那里，梁实秋的文章与他的前额并高。”
余光中在《梁翁传莎翁》一文中说：“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次大战之前译到二次大战之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
晚年，梁实秋用7年时间写成百万言的《英国文学史》。他每天伏案，笔耕不辍，夫人韩菁清发现，梁椅子的坐垫上，常留着一摊鲜血。因伏案太久，以致痔疮出血，而他专心于著述，竟不自知。
逸事
儿子梁文骐回忆，梁实秋教学数十年，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迭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他却毫不在意。在师大授课时，一次讲英格兰诗人彭斯（Burns）的一首诗，某女生听到动情处，竟泪下如雨，伏案放声大哭起来。梁文骐问父亲：“您是否觉得很抱歉？”他回答：“不，彭斯才应该觉得抱歉。”
梁实秋上课，一度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
林斤澜回忆，抗战时期，梁实秋每天坐着滑竿到学校上课。他微胖，穿皮袍，戴绒帽，围可以绕三圈的长围巾，仰在竹躺椅上。竹竿一步一颤一悠，一颤是抬前头的一步，一悠是抬后头的步子。到学校，梁下得滑竿，直奔教室，脸上带着微笑，可见不把坐滑竿当做苦差使。他不看学生，从长袍兜里掏出一张长条小纸条，扫一眼便开讲。他讲的是西洋戏剧史、希腊悲剧、中世纪、文艺复兴。顺流而下，不假思索，只摆事实，不重观点，如一条没有滩、没有漩涡、平静且清楚的河流。一会儿法国，一会儿英国德国，提到人名书名，便写板书，讲到法国写法文，讲到英国写英文，讲到德国写德文……抗战时期，学生中多半是“流亡学生”，学过点外语也耽误了。他全不管，从不提问，和学生不过话，更不交流。下课铃一响，揣纸条，戴帽子，围三绕围巾，立刻上滑竿走人。和别的老师，“进步”的和不见得“进步”的名流，都不招呼。他的课知识丰富，条理清晰，叙述娴熟又动听，因此经常满座。
儿时，梁实秋特别憎恨他的小辫子，觉得像猪尾巴一样难看不说，早上起来梳辫子也实在恼人。年岁稍长，听父亲读《扬州十日记》《大义觉迷录》等书，又听父亲讲清军入关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故事，梁对辫子愈加反感。辛亥革命后，他马上跑到理发店剪辫子，虽然“连揪带剪，相当痛，而且头发渣顺着脖子掉下去”，但内心“十分快意”。
梁实秋儿时顽皮，对读书不感兴趣，每当此时，母亲就高举笤帚疙瘩进行威吓，但每次都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一次，母亲监督他读书，读到“一老人，入市中，买鱼两尾，步行回家”时，梁大惑不解，问母亲：“为什么买鱼两尾就不许他回家？”全家大笑。
上小学时，梁实秋各门课程都应付裕如，唯独畏惧“算术”，他说：“像‘鸡兔同笼’一类的题目我认为是专门用来折磨孩子的，因为我当时想鸡兔是不会同笼的，即使同笼也无需又数头又数脚，一眼看上去就会知道是几只鸡几只兔。”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对梁实秋来说，最难过的一关是游泳。考试那天，梁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两位同学只能用竹竿把他挑起来。他当然不及格，一个月后需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但补考时，刚入池中，他便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逗得一旁的体育老师马约翰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
梁实秋的体育成绩很差，他平时不练习，一到临考就紧张万分，马约翰对他的体育成绩只能是摇头叹息。他的一百码（一百码等于91.44米）成绩是十九秒。四百码成绩是九十六秒，跑完人几乎昏厥过去。
在清华读书时，梁实秋不喜欢数学，其同学孙筱孟对数学更是惧怕，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一看题目就尿裤子，然后匆匆忙忙回寝室换，屡试不爽。后来梁实秋和同学赵敏恒去美国留学，清华的分数单上数学都是勉强及格。二人到美国后拼命用功，结果在班上占了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参加，成绩为甲等。
赵太侔平日寡言笑，一次，他到上海看望梁实秋，进门一言不发，梁亦耐着性子，一言不发，两人相对抽烟，几乎抽完一包后，赵即起身离去。二人交往，颇有魏晋之风。
有一次，梁实秋想倾阮囊之所有在饮茶上豪华一下，便走进一家茶店，索买上好龙井。店主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后，取出八元一斤的龙井茶，梁表示不满意。店主又取出十二元的龙井，梁仍不满意。这时店主勃然色变，厉声说：“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先生奈何不察？”梁实秋如遭棒喝。
1930年夏的一天，徐志摩打电话给梁实秋，大声说道：“你干得好事，现在惹出祸事来了！”梁莫名其妙，忙问何事。徐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受朋友某君之托，替其妹做媒，对象是梁实秋，请他问梁意下如何。梁更觉蹊跷，徐问：“你有没有一个女学生叫×××？”梁答有，徐说：“那就对了。现在黄警顽先生来信要给你做媒。并且要我先探听你的口气。”梁实秋说：“这简直是胡闹。这个学生在我班上是不错的，我知道她的名字，她的身材面貌我也记得，只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和任何男女生谈话。”徐在电话中说：“好啦，你现在告诉我，要我怎样回复黄先生？”梁不假思索地说：“请你转告对方，在下现有一妻三子。”
初到台湾，梁实秋一家三口住在荒僻的德惠街，街中心是一条死水沟，野草与人同高，偶尔有车经过，尘土飞扬入室。当时他们睡的是榻榻米，躺下后，顿觉天花板高得出奇，起身时很是吃力。几个月后，他们忍无可忍，终于买了三张木床。一天，齐如山来访，进门看见室内有床，惊呼道：“吓！混上床了！”
梁实秋最初在台湾师大任教，台湾大学为了请梁到校任教，许诺分给他“一栋相当宽敞的宿舍”，师大得知风声，立即挽留，分给梁一处庭院宽大的房屋。一位师大同事见后望门兴叹道：“是乃豪门！”
梁实秋对火腿品质要求甚高，对台湾熏制火腿很是不满，常说“有死尸味”，视为下品。逢年过节，有人送礼，常有火腿一包，打开一看，或有蛆虫蠕动，或有恶臭扑鼻，无法忍受，弃之又觉可惜。梁百般思索，顿生妙计，将火腿挂在墙外电线杆上，谓之“挂高杆”。片刻工夫，即被人取去，如是者数次。夫人程季淑非常反对，梁却认为愿者上钩，不伤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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