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奔马令人叹为观止，让人浮想联翩。这是一匹什么样的马？为何被塑造得如此奇妙？什么样的冠名才能与其相称……欲知究竟，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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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中叶，意外发现于古丝绸之路上的稀世珍宝——铜奔马（见图），以其独特的造型和奇妙的构思引起世人瞩目。１９８４年，铜奔马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意外发现国宝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在甘肃武威雷台发现的一座已遭两次盗掘的东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了铜人、铜车、铜牛、陶器等２２０余件文物（大量钱币及不成形器物残件忽略不计），其中有３９匹神态各异、活灵活现的铜马。１９７０年８月，这批文物被运送到甘肃省博物馆进行修复、处理和保护。
其中的一匹铜奔马，重７．１５公斤，高３４．５厘米，长４５厘米，宽１０．１厘米，马头顶花缨微扬，昂首扬尾，尾打飘结，三足腾空，右后足蹄踏一飞燕，飞燕展翅，惊愕回首，显示了奔马如飞、神速超群的意境。马全身着力点集中在一足之上，既衬托了奔马超越飞燕的快速，又巧妙地以飞燕展开双翅的躯体冲着地平面，稳定重心。整个造型富有生气，静中有动，充满威武奋发、一跃千里之气势。
这匹铜奔马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高超的工艺技术水平，堪称古代艺术登峰造极之作！人们誉其为“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艺术特征的杰作”；具有“深邃的思想内涵和卓越的艺术造诣”；“既有强烈的真实感和生活气息，又有很高的理想和典型性”……
郭老慧眼识宝
１９７１年９月中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陪同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宾努首相率领的代表团访问甘肃。在兰州，郭老参观了甘肃省博物馆的历史文物陈列。当看到武威雷台出土的一组铜车马仪仗队伍，尤其是其中一件三足腾空、一足掠鸟、奔驰向前的奔马时，郭老赞叹不已。他对这件铜马看得很仔细，时间很长，对其艺术造型和构思的独特巧妙、力学平衡原理利用上的高超水平大为赞叹，认为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郭老回京后，向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详细介绍了雷台墓这组铜车马仪仗队和铜奔马，并推荐这组文物及铜奔马充实到正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出土文物展览”中去。时隔不久，郭老又向周恩来总理介绍了铜奔马和雷台汉墓的事。后来，铜奔马和车马组以及其他文物的展出轰动了国内外，来京的许多外国贵宾都参观了展览。１９７２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也目睹了铜奔马的风采。１９７３年，铜奔马参加了古代历史文物出国展，远涉重洋到英国和法国展出。此后，凡有铜奔马参加的文物外展，都以它作为海报和宣传画的主图案。从此铜奔马声名日炽，成为轰动世界的文物精品。
命名众说纷纭
铜奔马和雷台汉墓的材料公布后，在学术界引起争鸣。铜奔马的命名成为最热烈的话题。概括起来有以下诸种说法：“天马——良马”说，“天马——神马”说，“名马式——铜马法”说，“奔马——猎骑”说，“马神——天驷”说，“铜奔马原型即大宛马”说等。总之，学者们或从其所属汉代良马的类型上去分析；或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有关马的传说中去研究。如持“良马”说的，多数认为铜奔马仿效的是汉代河西的侧步走马；持“神马”说者，则是从我国古代对神马的崇拜及文化源流等方面对铜奔马进行考证；马蹄所踩的飞鸟，也有不同的认识，有“飞燕”说、“乌鸦”说、“龙雀”说、“飞隼”说、“飞鹰”说、“鹰鹞”说等等。各家对鸟的分析和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出发点：一是该鸟飞行神速，动作敏捷，是罕见的不俗之鸟；二是该鸟造型奇特，原形来自于西北地区的某种速度极快的鸟；三是该鸟难以确定是哪一种具体的鸟，而是象征意义上的神物。
铜奔马造型的绝妙之处在于马的三足腾空和一蹄踏蹭飞鸟。马与鸟的对应关系是研究其造型艺术的关键，也是解决铜奔马命名问题的关键。学者们对此亦有不同的认识。有“铜舞马”说，“马踏飞燕”说，“马超龙雀”说，“马袭乌鸦”说，“鹰（鹞）掠马”说，“马踏飞隼”说，“凌云奔马”说，“蹄蹭飞鹰奔马”说等。
精品独占鳌头
雷台汉墓出土的阵势浩大的车马仪仗队共有９９件各类器物，其中铜俑４５件，铜马３９件，铜牛１件，铜车１４辆。墓主是一位张姓将军，冀县（属今天水）人，任过张掖长，后升任武威郡左骑个人官，兼张掖长。对墓主具体是哪个人，学界也有张奂、张绣、张骏等不同看法。由于铜奔马与其他车马文物在墓中的具体位置不清楚，因此铜奔马是车马仪仗队中的一匹，还是工匠们一时兴起铸造的一件呢？也引起不同的认识。
我们可以看出，铜奔马的个头、头部和身体的比例结构、眉眼的布局与其他的铜马并无二致。但其构思之精妙，造型之奇特，又的确与其他的马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制作更加精细、传神，比例适当。马体躯壮实，颈如鹤颈卓立，给人以稳定感；张嘴嘶鸣，尾巴上扬，四条腿作飞奔状，以无限的动感和爆发力来感染人。整个空间的布局，在支撑点、重心、平衡、抗阻力等方面的技术处理上也独具匠心。铸造者用一展开的双翅、有长宽尾巴的飞鸟作为马腿着力的支撑点，使马的重心和支撑点垂直于飞鸟承托面的轴线上，因而重心与支撑力的两力方向相反，力大小相等，相互抵消，达到了平衡的效果。
内涵意寓深长
铜奔马是在汉代社会尚马习俗的影响下产生的具有重要价值的青铜工艺品。马是汉代社会的重要交通工具、军事装备和农业生产畜力。汉朝政府给马立“口籍”，武帝作《天马歌》，马在各种场合被神化和奉颂。汉代社会盛行车马冥器随葬，视马为财富的象征。汉代的“车马出行仪仗队”和“出行图”在墓葬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上是常见题材。铜奔马别具一格，与其他车马相互衬托，体现了墓葬随葬冥器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汉代开拓疆域，通西域，设河西四郡，马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根据河西汉简的记载：马被广泛地用于交通驿站、长城防御、军事行动、民族和亲等方面。史料记载，汉武帝曾３次派人到西域求乌孙马，马在汉代可谓战功赫赫，功绩卓著。
在汉通西域的过程中，中原王朝与亚欧大陆其他国家的交往更加频繁，丝绸之路进一步繁荣。铜奔马就是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在中西交往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件代表中华民族艺术成就的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