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27日，资州城还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当中。
端方的行辕中已是一片喧哗。这位省部级高官如今还兼着鄂军的前敌总指挥，却被自己麾下的官兵从被窝中拖了出来，推到侧屋，说是要借他的房间开个会。
士兵们在统帅的房间中翻箱倒柜，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银子。于是举熗要杀端方。此时，鄂军三十一标标统(团长)曾广大出面制止，说：“端某非诳人者，彼欲行即听其行，何必杀，如赞成者举手。”官兵们表决，举手者极少数，多数赞同杀了端方。
曾广大还要再劝，士兵们已经开始躁动，说曾广大“有异志，当先杀之”。无奈之下，曾广大大哭而出。
众人于是将端方带到行馆大门边的一个小屋内，乱刀砍死。端方的弟弟端锦也在军中，被绑了来，他大声痛骂，不肯下跪，也被乱刀砍死。
士兵们将两人的首级砍下。曾广大准备殓尸，被士兵们阻止。他们找来了一个能密封的木桶，盛满了煤油，将端方的首级浸泡其中，派人飞马送往武昌。
那里，新生的革命政权正需要这样的投名状……
“母病故”
武昌暴动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却一直没收到“母病故”的电报，“革命同志们”决心杀掉端方，“以明心迹”……
端方之死，是四川保路运动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一个新高潮。端方也成为在辛亥革命中少数被杀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
士兵们杀害端方的理由很简单：钱。当时，四川全省糜烂，而部队的根据地武昌也已发生暴动，端方的部队被阻在资州，进退两难，军饷无继，军心不稳。端方通过多方努力，从成都的银行中借到了4万两，并且张榜公布，军心才稍微安定。但左等右等，银子还是没送来，失去耐性的士兵们发生了骚动，于是，端方被杀。而就在端方首级被送往武昌当“投名状”的第二天，4万两银子就到达了军中。
这一图财害命的版本，记录得最为详细的，就是“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的《清代野记》，此外，包括上海《字林西报》等国内中英文媒体，及美国《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都纷纷采信此种解释，并感慨于一代改革者死于贪财的军士之手。
当然，另外一种版本只涉及革命意识的坚定性，而无关金钱与利益。根据“辛亥首义同志会”主编的《辛亥首义史迹》(1946年版)的描述，那位“革命意识”十分薄弱的团长曾广大，其实“是富有革命理想的”，一般官长士兵都与革命“声气相通。”
这些“革命同志们”积极准备在武昌暴动，没想到四川保路运动发展迅猛，成了武装暴动，大清政府便下令端方带领鄂军开赴四川，进行“剿抚”，这令军中密谋者们措手不及。于是，就相约分头起事。武昌暴动如果失败，则给前线发电“母病愈”；如果成功有望，就发电“母病危”；而如果完全得手，电文就是“母病故”。显然，他们都希望得到“母病故”的消息。
军队随着端方到了夔州(万县)，听到了武昌暴动的消息，“革命同志们”就开始抗命不前。端方自然是大做思想政治工作，“甜蜜异常”：“许每人发银质奖牌一面，五品军功札子(委任状)一件”，加上圣旨嘉奖，但“革命同志们”“不为所动”。到达重庆后，“革命同志们”商议起事时机，认为大军尚未集结，再隐忍一段时间。等到了资州，大军云集，而武昌暴动的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却一直没收到“母病故”的电报，于是，认为一定是端方截留了电报。其实，此时电讯到处中断，连端方本人也很难收到电报。
“革命同志们”一合计，决心动手，否则进入四川后，“川省同志不明真相，恐起反抗，必须杀掉端方，响应武汉，以明心迹”——也就是说，端方的脑袋就成为“以明心迹”的工具。
元戎惨死
王国维写下《蜀道难》的长篇悼诗，内有：“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为叵测的人心而叹息……
端方此时似乎也嗅到了危险，与下级军官们结拜，说自己本是汉人，姓陶，原籍浙江，先人在满清入关时入了旗籍。
“革命同志们”开会商量出路，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曾广大率本部出川，北经陕甘至蒙古独立，扼清廷之背”；二是“星夜赶进成都独立，通电响应武昌”；三是“克日返师援鄂，巩固首义根据地”。大家投票表决，大多数愿意回武昌。
于是，众人冲入行辕，将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宫门前。这时，端方向大家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4万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同志们的答复是：“你今天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种下的祸根。你先人当满清入关，投入旗籍，献媚敌人，残害同胞，无非想子子孙孙永做大官，你今天受报是天理循环。你知当满人入关，扬州、嘉定的屠杀，及薙发、文字狱等褪残同胞的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个读书人误写一个字，轻则坐牢，重则被杀；一个老百姓不愿剃头，就格杀勿论。这笔血债，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你待我们的私感固不错，但是公仇不能不报。”
此时，端方垂首无言，只喊着：“福田救我！福田救我”(福田是曾广大的字)。寒光一闪，头已经落地了。
无论是“帝国主义者”的记载，还是“革命者”的记载，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端方待下甚宽，他的被杀绝非出于苛刻暴虐。随同其入川的一位士兵回忆：“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的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端方之死的不同记载，关键的区别在于杀人者的动机：为军饷而泄愤，还是为革命而“大义灭亲”？这也是一个历史谜团，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帝国主义者”们为端方之死的惋惜慨叹，肯定不是为了勾结“封建主义”的“统战”需要。一年后，国学大师王国维写下《蜀道难》的长篇悼诗，内有：“朝趋武帐呼元戎，暮叩辕门诟索虏”，为叵测的人心而叹息。
辛亥革命中，罕有清廷高官被杀，包括“瑞澂辈误国殃民，罪魁祸首，竟逃显戮”，一个个平安着陆。时人感慨“独端方不保首领，岂天之欲成其名耶！”。其实，革命党早欲除去端方，因其能力与号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辅，则革命事业，不得成矣。”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讳：满人“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因此“但愿满人多桀纣，不愿见尧舜。满洲果有圣人，革命难矣”。在“壮烈”的革命恐怖行动之中，被列入暗杀对象的，都非贪腐而民愤极大者，却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员。
蜀道难
端方突然“左满舵”，在第一线的赵尔丰就落了个里外不是人，他随即多次弹劾端方“济乱”、“诡谲反复”……
端方一度是朝廷内改革者的先锋，却因在筹办慈禧丧礼时安排了照相机记录盛况，而被双开(详见雪珥著作《国运1909：清帝国的改革突围》)。过了两年的寂寞时光，这对一个年富力强、又有丰富从政经验、并对国际大势知之甚深的人来说，当然是痛苦的。
铁路国有成为他政治翻身的机会，自被任命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后，端方就一头扎进了工作。然而，正如盛宣怀、以及此后的岑春煊一样，这三个人都是久困牢笼的猛虎，放出来后，急于建功，一味燥进。盛宣怀、端方先受理路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这种雷霆手段，本是处理此类乱麻般纠葛的陈年故事的不二法门，广东、湖南、湖北迅速见效，却奈何四川地方官员存了私心，阳奉阴违，导致了湿手抓了面团，成了僵局。而岑春煊一边倒支持商办的主张，也是另一种燥进，只是方向与盛宣怀、端方相反。
原本，端方与盛宣怀一样，都是主张强势贯彻朝廷精神的，但武昌暴动后，朝廷底气丧失，而新生的“资政院”又还在宪政“实习期”，把宪政这辆进口豪华车开得七倒八歪，居然压服了朝廷，拿盛宣怀做了替罪羊，双开之外，还要求处以极刑。端方也是被攻击的靶子，但他毕竟在外手握雄兵，自然无恙。但端方很见机，随风掉头，来了个“左满舵”，从坚决要求镇压闹事者，变成了坚决要求释放无辜者，而“川乱缘起”也被他改为“实由官民交哄而成”，并弹劾了赵尔丰等四川官员，朝廷随即下令将被弹劾者革职拿问。
端方一转舵，在第一线的赵尔丰就落了个里外不是人，他随即多次弹劾端方“济乱”、“诡谲反复”。赵尔丰甚至断言：“端方到省(成都)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
端方大军到了资州后，本可以长驱直入成都，但赵尔丰在半道上陈列重兵，端方狐疑不敢前进。此时，北京失守、朝廷外逃的谣传也传到资州。端方可能的选择是：上策是顺应大势，主导并鼓动四川独立，自己就有了一块巨大的根据地，进退自如；中策是率部退居陕西，伺机勤王；下策则是孤身离军，保全性命。
显然，他选择的是上策，因此派遣了幕僚朱山及刘师培，到成都活动。这刺激了赵尔丰抢先独立。成都独立(11月22日)的消息传到资州，端方发现赵尔丰已着先鞭，遂计划离军回京。这当然是下策，但他的“上策”已经被赵尔丰截断，而所率部队是湖北人，在这乱世都不愿大队入陕实行“中策”，指挥不灵。此时，资州地方绅士们出面，挽留端方说，此时端方如果率军“反正”，成都唾手可得，众人便可推端方为都督。端方不同意，绅士们又说：“公如虑成都不能容，则即于资州树白帜(指‘大汉国旗’)，某等可函至省绅来资州，拥公为主，公幸勿疑。”据“梁溪坐观老人”(张祖翼)记载，此时端方长叹一声：“我果如此，何以对慈禧太后、德宗皇帝(光绪)于地下哉？我计决矣，君等勿为我虑也。”于是，众人“皆太息而散”。
此时，端方如果回京，还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他一方面想等成都的饷银送到，另一方面还要等一名姓周的“土寇”率众来降，结果等到的却是自己的末路。
一个惯用他人脑袋作为“投名状”的新时代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