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3][font=宋体]
《资治通鉴》：
（[b]贞观十七年十一月[/b]）敕选良家女以实东宫；[b]癸巳（十七日）[/b]，太子遣左庶子于志宁辞之。.....上疑太子仁弱，密谓长孙无忌曰：“.......吴王恪英果类我，我欲立之，何如？”.....上乃止。[b]十二月，壬子（初六）[/b]，上谓吴王恪曰：“父子虽至亲，及其有罪，则天下之法不可私也。汉已立昭帝，[b][color=#ff0000]燕王旦[/color][/b]不服，阴图不轨，[b][color=#ff0000]霍光[/color][/b]折简诛之。为人臣子，不要不戒！”
《册府元龟》◎帝王部·诫励：
[b]（贞观十七年）十二月[/b]，帝谓吴王曰：“父之於子，恩爱是常。子能仁孝不骞，父亦恩情自重。若不顺其亲，数有罪恶，刑戮将及，何爱之有？昔汉武立昭帝，[b][color=#ff0000]燕王旦[/color][/b]嚣张不服，[b][color=#ff0000]霍光[/color][/b]遣一折简至，身死国除。为人臣不得不慎。”
《旧唐书·禇遂良列传》：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寝疾，召遂良及长孙无忌入卧内，谓之曰：“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b][color=#ff0000]汉武寄霍光[/color][/b]，刘备托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又顾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仍命遂良草诏。
《册府元龟》◎刑法部 守法正直：
帝因泣谓侍臣曰：朕兄弟不多，荆王是朕长叔，吴王是朕兄，虽犯国经，欲就公等乞叔及兄姊等命。敦礼进曰：昔周公诛管蔡，汉景夷七国，至於孝昭之时，[b][color=#ff0000]燕王[/color][/b]盖主谋逆，皆正刑典，此乃前事不远，陛下岂可屈法申恩？乃从之。
贞观十七年四月皇太子李承乾谋反事泄，唐太宗在废除李承乾的太子之位后为了同时能够保全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第二天果断立了李治为皇太子。
唐太宗立李治时的这一系列动作可谓是雷厉风行，甚至不惜在一干重臣面前以秀自杀为要挟，而反观唐太宗已经立定李治后又过了大半年时间，在心血来潮之下欲立李恪时，竟然只对一个最不可能赞成的人随口说了一句。而且从《资治通鉴》的史料上看，就算李治十一月十七日拒绝纳妾，唐太宗疑其仁弱并立马想到了李恪，但短短的十几天，十二月初六，唐太宗却反过来警告李恪不要学燕王刘旦，并说我已经帮你做准好了霍光。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唐太宗居然在临终前还对着长孙无忌提到了霍光，这其中的奥妙，有些人是永远不愿去想，也不敢去深究的。所以唐高宗在处置李恪等人时为什么会有大臣特意提及燕王刘旦一事，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他们不过是在遵从唐太宗的旨意办事。
当然，也有人声称唐太宗用燕王旦警告李恪是在“保护”李恪，在为李恪“好”，让李恪自己谨慎小心一些，不过这真的是唐太宗在为李恪好吗？
李恪作为亲王，无论是生活在什么时期，他的命都不掌握在他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皇帝手里。何况以李恪提名太子未果这件事，以及他敏感的庶长子身份，新皇登基后会发生什么事，以唐太宗的政治智慧不可能想不到。所以[b][color=#ff0000]唐太宗要是真的在保护李恪，真的为李恪好，就不该是告诫李恪自己要谨言慎行一些，而是应该明确告诉未来的皇帝李治你要善待李恪。[/color][/b]
也正因为明白这样的道理，汉高祖刘邦在改立刘如意失败后，特意留了封手诏给太子刘盈，告诉他一定要照顾好如意这个弟弟；唐太宗也反复强调过立李治就是为了让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能够同时活着——唐太宗既然能明确向自己的接班人李治表示日后一定要善待李承乾、李泰这两个哥哥，为什么不同样强调一下也要善待李恪呢？
所以唐太宗警告李恪，只是警告而已，和所谓的保护李恪无关，更不是在为李恪好。唐太宗若是真的为李恪好，就该告诉未来的皇帝一定要善待李恪。
还有人说警告云云也有记载是在贞观十一年的，但《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在没有确切时间记载的事，司马光通常是很统筒把事情记载在一个大事件后面，而警告别学燕旦，《资治通鉴》里明确记载了是“十七年，十二月，壬子”。司马光与李恪无冤无仇，没理由去捏造一个日期来使得立李恪为太子变得可笑与不真实，所以这个日子就是唐太宗告诫李恪日子，何况《册府元龟》上也同样记载了此事发生在贞观十七年十二月。
综合对比一下上述史料，[b][color=#ff0000]唐太宗为什么要提名李恪为太子也就一目了然了，就是为了让大家把目光从李治的同胞兄弟身上转移到李恪这个庶长子上[/color][/b]，毕竟各处史书上记载得非常明确，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谋反失败后，唐太宗的最高指导思想就是如何能够同时保住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至于这三个儿子之外的其他皇子，都不在唐太宗担心的范围之内。
《旧唐书·李泰列传》：
太宗因谓侍臣曰：“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b]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b]”
《新唐书·李泰列传》：
帝曰：“是也，有如立泰，则副君可诡求而得。[b]使泰也立，承乾、治俱死；治也立，泰、承乾可无它。[/b]”
《册府元龟◎帝王部?英断》：
太宗因谓侍臣曰：“我若立泰，便是储宫之位可经求而得也。[b]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与承乾可无恙也。[/b]”
《册府元龟◎宗室部?谴让》：
太宗因谓侍臣曰：“我若立泰，便是储宫之位，可经营而得也。[b]泰立， 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与承乾可无恙也。[/b]”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
上谓侍臣曰：“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b]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b]”
不要觉得唐太宗偏心，要知道人心天生是偏左的，想要一碗水端平本来就是难事，唐太宗也不是阳光普照大地的圣人圣父，就只是个普通人，会对自己钟爱的儿子有所偏心偏爱再正常不过。这一点看看唐太宗平时是如何对待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的，又是如何对待李恪这些儿子的，就再清楚不过了。
首先根据史书的记载，李恪最迟贞观7年便去了封地，而与李恪同龄的李泰不仅没去封地，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武德殿是极为靠近东宫的宫室，齐王李元吉曾住在武德殿与太子李建成互通有无，唐玄宗即位之初也曾在武德殿听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李治更是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亲自抚养，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等人分别在贞观18年、20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其次贞观7年李恪赴任齐州都督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可见让诸王之藩是因为“家国事殊”，更是为了绝诸皇子的“觊觎之心”。但这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更适合身为太子同母弟的李泰而不是庶出的李恪，毕竟作为太子同母弟，李泰对储位的威胁才是最大的。然而唐太宗在“家国事殊”面前却出于私心，不仅不让李泰之藩，甚至还想让他搬进武德殿居住；李治就更不用说了，唐太宗一直将这个儿子亲自带在身边抚养，绝口不提之藩的事，贞观16年甚至干脆直接让他上朝参政了，却偏偏将没什么威胁的李恪打发到封地上去。
再者贞观12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是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齐王李祐在封地上屡屡犯错时，唐太宗也曾写信“诰诫之”。所以这封信也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警告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而且就在唐太对李恪说“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以避免李恪变得骄奢为由而不肯多给他财物，结果在面对李承乾与李泰时，唐太宗却又是截然相反的态度。唐太宗赏赐李泰时不仅“赐泰物万段”，每个月给李泰的东西甚至“有逾于皇太子”，对李承乾更是干脆直接取消了他出用库物的限制。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事实上李恪在大唐王朝就是一个普通的皇子，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一些电视剧与小说将历史篡改戏说得太厉害了，以至于误导了很大一部分观众，认为李恪是唐太宗最心爱的儿子。但凡愿意认真读一读正史的，看看史书上所记载的唐太宗是如何宠爱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儿子的，就可以知道真正的唐太宗爱子应该是什么样子。
相比李承乾、李泰、李治数不胜数的得宠事迹，仅凭唐太宗心血来潮之下的“欲立吴王恪”，以及立储这种环境下的一句“类己”（在立太子这种情况下，不说类己难道要说这个儿子不类己？），便要妄图证明李恪的受宠，显然是不成立的。何况《旧唐书》中是“太宗常称其类己”，《唐会要》记载为“太宗尝称其类己”，可见这里的常是通假字，通尝，意思是唐太宗曾经说过李恪类己，而不是经常说李恪类己——如果唐太宗经常说李恪类己却又不给他任何保护措施，那么此举根本不是在爱李恪而是在害李恪。
特别是贞观2年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李恪受封益州都督，封地只有8州，李泰却不仅是扬州大都督兼越州都督，封地更是多达22州！
且先不说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几乎是李恪的两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蜀地“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而扬州的富庶则不必多言，更何况封地里还包括了苏杭一带。
更不用说李恪受封的不过是益州都督，而不是和李泰一样都是大都督。根据《唐会要》的记载，益州的大都督府于“贞观二年二月二十日，去‘大’字”，直到唐高宗龙朔2年才由都督府升级为大都督府——就在李恪受封前三个月，唐太宗就将益州由大都督府降级为了都督府。所以贞观二年五月李恪与李泰虽然同时受封，但是李恪只被封为了益州都督——不仅都督府的规模远不及李泰的大都督府，封地更是比李泰少了近三分之二。
后来李恪在贞观11年的时候，不过是因为打猎时踩坏了庄稼，就由安州都督降职为安州刺史，还被削户300（当时亲王实封只有800户）。看上去封地还是在一个地方，但实际上所管辖的地方却大大减少了，因为作为都督时，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然而作为刺史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州之地。后来李恪又因为和乳母的儿子赌博，再次被罢官，削户300，自此一直到贞观23年共12年的时间里，李恪再也没有官复原职过。这样严厉的惩罚，除了李恪，也就只有他那个被唐太宗斥为“不如禽兽铁石”的胞弟李愔同样享有了。
唐太宗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在面对自己的爱子时，仍旧只能如同普通人一般，寻常人家是怎么疼爱儿子的，唐太宗就是怎么做的。
所以李承乾就算犯下了谋逆这等杀头大罪，唐太宗也要想方设法保住他的性命；所以李泰夺嫡失败后，唐太宗仍旧说他是“朕之爱子，实所钟心”，甚至被贬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又重新晋封为濮王；所以李治虽然一直和唐太宗住在一起，褚遂良、刘洎为了这事上谏过多少次，也没见唐太宗以“家国事殊”为理由，把李治打发出宫去住。
对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些爱子们宠溺至极，以至于一次又一次招来了魏征这些朝臣的上疏与进谏，偏偏对李恪这些儿子该罚的罚，该杀的杀，一个都没手软。唐太宗的偏心偏爱，实在再明显不过了。
不过光有李治当太子并不能让唐太宗彻底放下心来，毕竟[b][color=#ff0000]新皇登基后，他的同胞兄弟处境是最危险的[/color][/b]，西晋的齐王司马攸、隋朝的杨勇杨秀等人正是前车之鉴，所以唐太宗临终前为了以防万一，坚决不让李泰回京奔丧，以免被人趁机找借口加以处置。更甚至[b][color=#ff0000]为了转移大家的视线，唐太宗还特地把自己的庶长子、宗室中排行仅次于荆王李元景的吴王李恪推出来当做挡箭牌[/color][/b]——庶长子的名分竟有多少分量，看看唐高祖的庶长子荆王李元景就知道了。
《唐會要卷第九十食實封數》：
荊王元景。二千五百戶。武德九年十月八日敕。
《旧唐书·高祖诸子列传》：
荆王元景……贞观初，历迁雍州牧、右骁卫大将军。
唐太宗登基时李元景才几岁，对大唐更没有任何功劳可言，就这样，唐太宗一下子就给了他实封2500户的超高待遇（当时亲王实封一般600户到800户），后来又是雍州牧又是右骁卫大将军，就是因为李元景这个唐高祖的庶长子、宗室头号亲王的头衔太过扎眼，唐太宗必须予以一定的安抚。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唐高宗登基后，又进一步加封了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这两个宗室排前两号的人物分别为司徒与司空，虽然三公的头衔不过是个虚职，但也象征了唐高宗对宗室的安抚。
所以永徽四年高阳公主等人谋反时，为什么要推举荆王李元景上台，就是因为他这个唐高祖庶长子的身份是宗室之首，占了名分的先机，不然按照远近亲疏甚至才望来看，韩王李元嘉的王妃是高阳公主的驸马房遗爱的嫡亲姐妹，而且在宗室中更是才名远播比李元景好多了。高阳公主却压根没搭理跟自己关系同样亲近且有着贤王之名的李元嘉，而是直接推了宗室之首的李元景上台，庶长子的名分有多重要，也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唐高宗也没有辜负父亲的这番苦心安排，于是永徽四年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幕：年轻的新皇唐高宗李治为了震慑宗室中那群辈分高而又蠢蠢欲动的皇叔皇兄，在高阳公主、房遗爱等人谋反事泄后干脆借题发挥，将宗室的两个大头李元景与李恪一网打尽。不过也有人认为想要除掉李元景、李恪的是长孙无忌，而不是唐高宗，但事实上通观整件事的始末，就可以知道唐高宗才是真正的主使者。
《册府元龟》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唐高宗曾召见房遗爱，并责备他：“你身为皇亲国戚，为什么要谋反？”房遗爱则回答道：“我的行为罪该万死，但请陛下看在我告发了吴王李恪的份上饶恕我一命。”唐高宗闻言便直接回了一句：“你现在才告发李恪，不是太晚了吗？”
甚至就在李恪等人被赐死后没过几天，唐高宗就在观德殿里将这帮谋逆之人的财物分成五垛陈列出来，令诸位亲王大臣们举行射礼，然后又将刚空出来的司徒、司空的头衔分别封给了徐王李元礼（李元景、李恪死后宗室中辈分最高者）与功臣李绩，以此给宗室立威。
不过李恪虽然是冤死，史官也称其是“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但实际上所谓的“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言罢了。比如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比如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比如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再比如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又比如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而且当时的人真的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吗？我们可以来看看唐人在提及此事时是怎样的态度。
睦州刺史夏侯绚的墓志在提及永徽四年的谋反案时就明确写道“荆吴构逆”，认为荆王李元景与吴王李恪都是大逆不道的谋反，这样的态度与史官所说的“海内冤之”完全截然相反。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夏侯绚的身份，夏侯绚曾是蜀王李愔的长史，而李愔不是别人，正是李恪的同母弟弟，李恪谋反被杀后，李愔也因此被废为庶人。所以按照夏侯绚这样的身份，在提及顶头上司的胞兄被诬陷谋反时理应是为之喊冤，而不是直言他就是“构逆”。连原本最该为李恪喊冤的人都认为李恪就是谋反，当时能有多少人认为李恪是冤枉的可想而知。
而且虽然有后世的史官拼命地为李恪挣同情分，又是说他“地亲望高，中外所向”，又是说他的死“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但就史实而言却并非如此。
李恪曾在安州一地担任了十多年的最高行政长官，结果就在李恪被诬陷谋反后，且不说同样出身安州的许圉师与郝处俊这两位朝中重臣对此是未发一言；也不说安州境内著名的富商彭志筠，明明富有到都能够为朝廷的军队捐助大量的绢布了，却没想到要为自己“海内冤之”的父母官上表求情或出资减罪；单说事过境迁多少年后，朝中根本没有一人想过要请求皇帝将李恪被流放的儿子和幽禁的女儿给赦免了。
从民间地方到朝廷中央，都不见有人为这位“中外所向”“海内冤之”的吴王求过什么情，更没有人打着李恪的名号揭竿而起——就在李恪被杀的这一年，民间有位陈硕贞起义，却压根提都没提要为冤死的吴王李恪复仇；而章怀太子李贤死后，徐敬业举兵时就特地打出了李贤的旗号。
李恪死后过了7年，显庆五年时，唐高宗想要显示一下皇恩浩荡，于是追封了当年谋反案的几个主谋，其中就包括李恪。虽然追封的只是从一品的郁林郡王，比原先正一品亲王降了整整两个档次，但好歹也算是有个爵位可以留给儿孙了。只不过李恪死后，他的4个儿子被流放岭南，女儿被幽禁献陵，所以继承李恪香火和郁林县侯一爵的，是与之毫无关系的河间郡王李孝恭的孙子李荣。直到又过了24年，光宅元年的时候，李恪的长子李千里遇到武则天的大赦终于能够重返京城，正好这时李荣因罪被贬，李千里作为李恪的长子，这才捞到了机会继承回这个从三品的郁林县侯。
等到李唐王室复辟后，唐中宗在神龙年间大肆追封这些宗室时，只赠了一个司空的头衔给李恪，然后改葬一下就完事了，并没有将他陪葬昭陵。至于李恪是否恢复了正一品亲王爵位，《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同样没有记载，而且因为李元景等人均有“复官爵”的明确记载，唯独李恪却完全无此一提，所以欧阳修在《新唐书》中提到李恪时，只称其为“郁林王恪”，而不是“吴王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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