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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989年8月29日－1052年5月20日），字希文，汉族，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庆历五年（1045年），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知州。皇祐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范仲淹政绩卓著，文学成就突出，他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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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lor=#92d050]早年经历[/color][/b]
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范仲淹高祖范隋，唐懿宗时渡江南下，任丽水县丞，时逢中原兵乱，遂定居吴县（今苏州市）。 五代时，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北宋建国后，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 范仲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官宦家庭出生，时为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
淳化元年（990年），父亲范墉因病卒于任所，母亲谢氏贫困无依，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yuè）。
[b][color=#92d050]苦读及第[/color][/b]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得知家世，伤感不已，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 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 ，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掌管讼狱、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鉴于已有朝廷俸禄，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天禧元年（1017年），范仲淹以治狱廉平、刚正不阿 ，升为文林郎、任集庆军节度推官，便归宗复姓，恢复范仲淹之名（一说，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母丧后方更名）。
[b][color=#92d050]泰州治堰[/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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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西溪濒临黄海之滨，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多处溃决，海潮倒灌、卤水充斥，淹没良田、毁坏盐灶，人民苦难深重。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沿海筑堤，重修捍海堰。
天圣三年（1024年），张纶奏明朝廷，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全面负责修堰工程。天圣四年（1026）八月，母亲谢氏病逝，范仲淹辞官守丧，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
[color=#92d050][b]执教兴学[/b][/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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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为母守丧，居应天府。 时晏殊为南京留守（治今商丘）、知应天府，闻范仲淹有才名，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 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涣然一新，范仲淹声誉日隆。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 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时晏殊在枢府，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 十二月，仁宗征召范仲淹入京，任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b][color=#92d050]秉公直言[/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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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圣七年（1029年），仁宗十九岁，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内廷，没有获得答复。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天圣八年（1030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通判；次年，调任陈州通判。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议停工 ；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 ，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 ；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驾崩，仁宗亲政，召范仲淹入京，拜为右司谏。 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仁宗因刘太后新亡，欲立杨太妃（宋真宗章惠皇后）为皇太后，参与军国大事。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仁宗采纳，罢黜太后册名，但称谓不改。
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仁宗不予理会。范仲淹便质问仁宗：“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 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抚灾民。范仲淹应诏赈灾，开仓济民，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
[b][color=#92d050]伏阁请对[/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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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误伤仁宗 ，宰相吕夷简因与皇后有隙，遂协同内侍阎文应、范讽等人，力主废后。消息传出，群臣议论纷纷，都认为废后不合适，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疏入内廷，不得奏。 范仲淹遂率中丞孔道辅、侍御史蒋堂、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请求召见，仁宗不见，派吕夷简出来解释。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吕夷简理屈词穷，无以为对。
第二天，范仲淹与众人商议，打算早朝之后，将百官留下，再次与宰相谏争。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朝廷诏书下达，外放范仲淹为睦州知州，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河阳签判富弼上书仁宗，建议诏还范仲淹入京，以开言路，未得批复。
[b][color=#92d050]景祐党争[/color][/b]
景祐元年（1034年），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辟所居南园之地，兴建郡学。时苏州发生水灾，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兴修水利，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次年，因治水有功，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判国子监，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70] 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 ，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改知饶州。 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
范吕之争，牵连甚广。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 ；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愿一起降官贬黜 ；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 ，蔡襄亦作《四贤一不肖》诗 ，攻击高若讷，皆牵连遭贬。朝臣畏惧宰相势力，莫敢置言。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
景祐四年（1037年），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双方互相辩驳，朋党争论四起。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下诏禁止互结朋党。
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梅尧臣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
[b][color=#92d050]戍边西北[/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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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元元年（1038年），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定都兴庆（今宁夏银川），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次年，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于三川口大败宋兵（三川口之战），集兵于延州城下，准备攻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边事吃紧，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召回京师，担任天章阁待制、出知永兴军。 七月，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范仲淹请知延州，到任后，更改军队旧制，分部训练，轮流御敌；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作为军事基地，节省边境开支。仁宗诏命这支军队为康定军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 ，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范仲淹上疏，建议加强边防守备，固守郦延，以军威恩信招纳西羌归附（时羌族为元昊向导，为其所用），徐图西夏，仁宗采纳。范仲淹又奏请修筑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
二月，元昊进兵渭州（今甘肃平凉），仁宗批准夏竦反攻计划，韩琦命尹洙谒见范仲淹，联络同时发兵。范仲淹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追，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于好水川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折兵万余（好水川之战）。 四月，仁宗降夏竦为豪州通判，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职责不变。
五月，范仲淹改知庆州，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元昊起兵时，曾联络羌族，约定环庆路酋长六百余人为其向导。范仲淹到任后，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与之签订条约，严明赏罚，羌族遂脱离西夏，为宋效力。为进一步稳固边防，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遏止白豹城、全汤城一带的敌军进犯 ；同时，修葺细腰、胡芦等军塞，切断敌军通路，使明珠、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大宋。
庆历二年（1042年）闰九月，元昊分兵两路，再次大举攻宋。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获知夏军来攻，命副使葛怀敏率军阻击，进抵定川寨，宋夏会战，宋军大败，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丧师9400余人（定川寨之战）。元昊获胜后，挥师南下，进逼潘原，关中震动。十月，范仲淹率领六千军队，从邠州、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西夏军队撤出边塞。仁宗非常欣赏范仲淹军事才能，加封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
十一月，仁宗采纳范仲淹建议，恢复设置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让范仲淹、韩琦、庞籍分领职事。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将文彦博调到秦州做统帅，滕宗谅调到庆州做统帅，张亢担任渭州的统帅。 范仲淹作将领，号令清楚，爱护士兵，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诚恳接纳，信任不疑，因而，至元昊向北宋称臣（庆历和议），西夏军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
[b][color=#92d050]庆历新政[/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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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召范仲淹回京，授枢密副使 ，又擢拔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俗称“四谏”） ，锐意进取。六月，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辅之才，仁宗欲拜为参知政事，范仲淹推辞不就；八月，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
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多次召见富弼、范仲淹等人，征询天下大事。范仲淹虽感谢皇恩，却认为事有先后，朝廷陈弊积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仁宗遂亲笔诏书，开天章阁、陈设笔砚、赐坐以待。范仲淹惶恐不安，退朝后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 仁宗采纳，诏书统一颁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辅臣反对而作罢。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又上疏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 ，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 ，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再度兴起。 六月，边事再起，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反对声愈加激烈，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改为资政殿学士、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冬十一月，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出任邓州，以避边塞严寒，仁宗升为给事中、知邓州。随着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b][color=#92d050]高风亮节[/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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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重修览秀亭、构筑春风阁、营造百花洲，并设立花洲书院，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邓州文运大振。时尹洙被贬筠州，疾病缠身，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邓州养病。
庆历八年（1048年），有诏调范仲淹知荆南府，邓州人民殷切挽留，范仲淹也喜欢邓州，就奏请朝廷，得以留任。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其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
皇祐元年（1049年），范仲淹调任杭州。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范仲淹严词拒绝。十月，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让其弟找贤人经营，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义庄，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升为户部侍郎，调往青州，因冬寒病重，求为颍州。
皇祐四年（1052年），调任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行至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 ，仁宗亲书“褒贤之碑”，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追封楚国公。
[b][color=#92d050]政治贡献[/color][/b]
地方治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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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出任泰州时，征调民众4万多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1021年）至天圣四年（1026年）完成，新堤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约200华里，不仅当时人民的生活、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还在后世“捍患御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人民将所修之堤命名为“范公堤”，遗址迄今犹存。
景祐元年（1034年），苏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滥，积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弃，农耕失收，黎民饥馑困苦，范仲淹出知苏州后，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提出开浚昆山、常熟间的“五河”，将积水导流太湖，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范仲淹以“修围、浚河、置闸”为主的治水经画，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还泽被后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两浙职守，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
实施新政-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针对内忧（官僚队伍庞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的现状，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朋党”，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败告终。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b][color=#92d050]军事思想[/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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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针对西北地区地广人稀、山谷交错、地势险要的特点，范仲淹提出“积极防御”的守边方略，即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加强防御工事，训练边塞军队，以达到以守为攻的目的。
军队制度上，取缔按官职带兵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使军队面貌一新，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 防御工事方面，构筑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 对沿边少数民族，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使其安心归宋。同时，范仲淹精选将帅、大力提拔军队将领，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种世衡等名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范仲淹利用筑城修寨进行积极防御的思想，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
[b][color=#92d050]文学成就[/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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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
宋自建国至仁宗七十多年来，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范仲淹洞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散文创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苏轼曾评价《上政事书》“天下传诵” ；《灵乌赋》一文，“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
诗歌
诗歌上，范仲淹主张“范围一气”、“与时消息”。范仲淹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又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感物说”和“天人合一”的诗学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范仲淹的“与时消息”则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文”观和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有机结合起来，范仲淹批判宋初诗坛的盲目模仿之风和无病呻吟之态，主张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现实，符合时事，不为空言。
范仲淹诗歌存世305首，内容非常广泛，或言志感怀，抒写伟大的政治抱负；或关注民生，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或纪游山水，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或咏物寄兴，展现自己的人格操守。诗意淳语真，艺术手法多样，以清为美的特点尤为突出，以文为诗、议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注意白描手法和叠字的运用，与当时的白体、晚唐体及西昆体相比，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
词
范仲淹词作存世共五首，虽然数量较少，但首首脍炙人口，在宋词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国至宋仁宗，生活享乐渐成风尚，以艳情为主要创作话题的歌词亦趋向繁荣。范仲淹于仁宗年间登上词坛，其词作内容和风格丰富多样，有直接写艳情者，也有跳出艳情之外者，正是过渡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刻痕迹。
《渔家傲·秋思》一词，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表达了作者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描写边塞生活，唐人韦应物的《调笑令·胡马》虽有“边草无穷日暮”之句，但没有展开，且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因而，范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不仅如此，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和爱国词的创作，为词世界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和《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两词，读史、咏风景，题材宽泛，与艳情无关，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格合拍，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坛衰变的一个过程。
范仲淹的艳情之作（《苏幕遮·怀旧》、《御街行·秋日怀旧》），总是写出一种宏大的时空背景，与同时代其他词人“小圆香径”、“庭院深深”的狭深环境迥然不同。而沉挚真切、婉丽动人的风格，也极大地改变了宋人的创作观念，引导着词坛创作风气的转移，对后世词坛产生着深刻影响。
教育方略
范仲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是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在《上执政书》中，范仲淹明确提出“重名器”（慎选举、敦教育），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而不在考试之先育人，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主张“劝学育才”，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 庆历年间主政时，范仲淹再次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亦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
师资选材上，范仲淹提倡明师执教、经实并重。范仲淹注重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把“师道”确立为教育的重心，他推荐的名师胡瑗、李觏等，皆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教学内容上，范仲淹提倡“宗经”，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六经”、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 ；同时注意兼授诸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培养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实用人才。
范仲淹亦身体力行，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晚年又设义田、建义学，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激劝“读书之美”，范氏义学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
书法成就
范仲淹善书。宋黄庭坚《山谷题跋》中云：“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又云：“范文正公书《伯夷颂》极得前人笔意，盖正书易俗，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朱长文《续书断》谓仲淹晚年学王羲之《乐毅论》，亦一代之墨宝也。明唐锦《龙江梦余录》评范仲淹书极端劲秀丽，无毫鋩纵逸之态。”清高士奇也称范仲淹书法“挺劲秀特，肖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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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评
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 ，无沦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他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
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为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b][color=#92d050]历代评价[/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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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
姜遵：朱学究（范仲淹）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惟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
欧阳修：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
叶清臣：为社稷之固者，莫知范仲淹。...至于帅领偏裨，贵能坐运筹策，不必亲当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练军政，庞籍久经边任，皆其选也。
蔡襄：公薨之后，独无余资。君国以忠，亲友以义，进退安危，不易其志。立身大节，明白如是。
朱长文：范文正公置义田、义宅，至今四十年，而丞相、侍郎兄弟（仲淹次子、三子）继承其志，近益增广。九族之间，莫不被其惠。
王安石：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
苏轼：①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经天纬地，阙谥宜然，贤哉斯诣，轶后空前。②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予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
苏辙：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
王十朋：堂堂范公，人中之龙。正色立朝，奸邪不容。材兼文武，永履仁义。
刘珙：此五君子（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踈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
楼钥：文正公奋身孤藐，未尝赖宗人毫发之力。既达，则阖族受解衣推食之恩。
孙应时：若吴范氏之有义庄也，然后能仁其族於无穷，非文正公新意欤？盖公平生所立不待称赞，此其一事已足为百世师矣。
朱熹：①范文正杰出之才。②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
吕中：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罗大经：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
罗璧：陈平为宰相，不问钱、谷、讼狱，丙吉为宰相，不问横道死人，但以镇国家、理阴阳、亲诸侯、附百姓为事，汲黯为九卿，拾遗补过，范文正公所至为政，敦礼教、厚风俗，皆识其大者也。
元好问：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概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
王恽：堂堂范公，三代之佐。致君泽民，尽夫在我……笃信力行，曾不易虑，受知裕陵，千载一遇。
张起岩：有际天人之学，斯可以服天下之望，有扩宇宙之量，斯可以成天下之务，有坚金石之操，斯可以任天下之重。隆然晔然震耀于世道者，则范文正公其人也。
徐琰：致君之志，动物之诚，放诸四海而准，百世而下，闻者莫不兴起也。是岂区区富贵利达，以炫耀于须臾者，可同日而语哉？。
方孝孺：古之至人，忘己徇民……孰若先生，唯民之忧。饮食梦寐，四海九州。
马中锡：夫范公一代奇才也……宜其见诸事为者，彪炳轰烈，撑扶天地。
毕瑜：先天下忧，后天下乐，出则泽被生民，入则风生台阁，侃侃封章，天子动容，凛凛甲兵，西贼胆落。呜呼！休哉，千百世之下，闻公之风，诚足以廉顽而敦薄。
王鏊：昔在有宋，吾苏入参大政者，有两范公（范仲淹、范成大）。文正公当仁宗朝，开天章阁求治，更张庶治，将大有为焉。未一年，以小人不悦罢。文穆当孝宗朝，在政府两月，未及有焉，以言者罢。前宋之治，莫盛仁宗；南渡后，莫盛孝宗，皆锐意太平。二公皆以身许国，可谓千载之遇，而皆不能少其志。呜呼，道之难行其已久矣！忠良不可容于时，自昔然矣！文正子孙，今在吴中最盛，所谓岁寒堂者，有司春秋享祀不绝；而文穆之后无闻焉。文正为宋人物第一流，文穆其流亚欤。观其使金受书之仪，举朝皆悚，有苏子卿（苏武）啮雪之操；缴还阁门张说词头，有阳城裂麻之忠；奏罢明洲海物之献，盖与孔戡之政同；其在成都，演武修文，奖用名节，间与陆务观诸人赓唱，流风余韵，渐被岷峨；而吴中民风士俗，人情物态，尽悉备见其时。
归有光：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佑、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
王夫之：（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
李光地：范文正事业不必胜人，而为第一流者，功在推奖人才，故陈止斋谓“百年用其余”也。
陆以湉：此四人者（范仲淹、诸葛亮、陆贽、文天祥），皆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
钱君倚：范文正公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
全祖望：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仲鹤庆：茫茫潮汐中，矶矶沙堤起，智勇敌洪涛，胼胝生赤子，西塍发稻花，东火煎海水，海水有时枯，公恩何日已。
纪昀：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
陈去病：独范文正以矫厉特异之才……盖惟心无所偏私，用能绝人之贪，而宇宙亦以清宁。
张寿镛：道学气节则文正范公为之魁。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蔡东藩：若夫韩琦、范仲淹二人，亦不过一文治才耳。主战主守，彼此异议，主战者有好水川之败，虽咎由任福之违制，然所任非人，琦究不得辞责。主守者遭元昊之谩侮，微杜衍，仲淹几不免杀身。史虽称韩、范善防，然卒无以制元昊，使之帖然归命，非皆武略不足之明证耶？
毛泽东：①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②（范仲淹词）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
江泽民：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b][color=#92d050]主要作品[/color][/b]
据《宋史》载，范仲淹作品有《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尺牍》二卷，《奏议》十五卷，《丹阳编》八卷。 北宋有刻本《范文正公文集》，南宋时有乾道刻递修本、范氏家塾岁寒堂刻本，皆二十卷。
诗歌
《江上渔者》《鹤联句》《登表海楼》《河朔吟》《游庐山》《春日游湖》《新定感兴五首》
《酬和黄太博》《绛州园池》《送魏介之江西提点》《归雁》《登表海楼》《过馀杭白塔寺》
《访陕郊魏疏处士》《出守桐庐道中十绝》《和葛闳寺丞接花歌》《怀庆朔堂》《春日游湖》
《祠风师酬提刑赵学士见贻》《古鉴》《过太清宫》《送石曼卿》《阅古堂诗》《赠张先生》
《上汉谣》《野色》《河朔吟》《纪送太傅相公归阙》《石子涧二首》《答梅圣俞灵乌赋》
词
《苏幕遮·怀旧》《渔家傲·秋思》《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御街行·秋日怀旧》
《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
散文
《岳阳楼记》《与唐处士书》《答手诏条陈十事》《与韩琦书》《灵乌赋》《上执政书》
《严先生祠堂记》《上攻守二策状》《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邠州建学记》
书法
《道服赞》《师鲁帖》《远行帖》《边事帖》
[b][color=#92d050]文献记载[/color][/b]
史书
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一十四
毕沅 《续资治通鉴》卷三十八——卷五十二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卷一百七十二
碑铭
富弼 《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
欧阳修《范公神道碑》
传记
楼钥 《范文正公年谱》
范成大《范仲淹传略》
张唐英《范仲淹传》
曾巩 《隆平集·卷八·范仲淹传》
王称 《东都事略·范仲淹传》
[b][color=#92d050]轶事典故[/colo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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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齑画粥
范仲淹幼年丧父，四岁时随继父迁至长山 ，励志苦读于醴泉寺。因家境贫寒，便用两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切为四块，早晚各食两块，再切一些腌菜佐食。 成年后，范仲淹又到应天书院刻苦攻读，冬天读书疲倦发困时，就用冷水洗脸，没有东西吃时，就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却从不叫苦。经过苦读，范仲淹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官至参知政事。
龙图老子
1038-1043年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改革军事制度、调整战略部署，构筑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防御体系，西北战线固若金汤，夏人不敢犯。西北边陲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 ；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宽厚仁爱
范仲淹担任邠州知州时，有一次登楼饮酒，尚未举杯，就看到几个人披麻戴孝地营造葬具。范仲淹急忙派人询问，得知是一名书生客死邠州，准备就近埋葬，但墓穴、棺材和治丧用具尚未制备。范仲淹听后非常悲伤，立即撤去酒席，并赠以钱财，使其得办丧事。
庆历年间，张海（一说王伦[209] ）率领人马攻打淮南，路过高邮，高邮知军晁仲约料想无法抵挡，就昭示当地富人捐钱献酒，前去慰劳，“盗寇”很高兴，没有施暴就离开了高邮。事情传开后，朝廷非常愤怒，富弼提议处死晁仲约。范仲淹说：“若郡县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遭遇贼兵不抵御而去贿赂，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但实际情况是高邮兵力不足，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或防守；这种情况下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仁宗听后，接受范仲淹的意见，赦免了晁仲约。
范仲淹治理国家崇尚忠厚，勤政爱民，深得百姓爱戴。范仲淹戍边西北时，邠州、庆州的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在其生前就悬挂他的画像以祭拜。范仲淹去世后，闻知消息的人无不扼腕叹息，羌部族的数百首领，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
严谨治学
范仲淹替人写墓志铭，写毕封好刚要发送时，忽然想到：“这篇铭记不能不让尹洙看。”第二天，范仲淹就把铭文交给尹洙过目，尹洙看后说：“你的文章已经很出名，后代人会以你的文章为典范，不能够不谨慎啊。现在你把转运使写作刺史，知州写成太守，固然清雅古隽，但现在却没有这些官职名称，后人必然心生疑惑，这正是引起庸俗文人争论的原因啊。”范仲淹听后，感叹地说：“多亏请你看了，否则，我差一点要失误啊。”
只弹履霜
范仲淹素爱弹琴，曾于琴中思古，又向志于琴道的崔遵度请教“琴何为是”，并问还有谁与他志同道合，崔公说是唐处士，于是范仲淹“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将师其一二。”他为自己寻到能学琴与琴道的老师快乐如孺子。据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
教子扶危
范仲淹熟治家甚严，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范氏家风清廉俭朴、乐善好施。一次，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自苏州运麦至四川。范纯仁回来时碰见熟人石曼卿，得知他逢亲之丧，无钱运柩返乡，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他，助其还乡。范纯仁回到家中，没敢提及此事。范仲淹问他在苏州遇到朋友了没有，范纯仁回答说：“路过丹阳时，碰到了石曼卿，他因亲人丧事，没钱运柩回乡，而被困在那里。”范仲淹立刻说道：“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范纯仁回答说：“我已经送给他了。”范仲淹听后，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并夸奖他做的对。
举贤任能
范仲淹特别善于识人，当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尔。”狄青从此折节读书，精通兵法，后以武官任枢密使，成为一代名将。
张载少年时，喜欢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岁时，谒见范仲淹，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后成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一代大儒。
富弼少年时，好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说：“王佐之才也”，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晏殊看，晏殊就把女儿嫁给了富弼。宋仁宗恢复制科后，范仲淹告诉富弼说：“你应该由制科步入仕途”，并推举他为茂材异等，富弼从此进入官场，成为一代名相。
相传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时，城中文武官员，大多得到过他的推荐，惟有苏麟，因在外县担任巡检，不在城里，未得提拔。于是，苏麟就向范仲淹献诗一首，其中有两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范仲淹理解他的心情，便为他写了一封推举信，后来苏麟也得到升迁。
性情中人
历史上，人们给以范仲淹特别高的评价，“才其量其忠，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其实，范仲淹并没有把自己看成完人，反而是喜欢袒露自己的真实性情。他也发过牢骚：“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宋人吴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范仲淹任饶州知州时，官妓 中有一位小歌妓（“小鬟”），范仲淹颇为看中。后来范仲淹被调回京师，因小鬟年纪太小，不便携行，就给他的朋友魏介寄了一首诗（《怀庆朔堂》），在诗中说道：“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魏介心领神会，就把小鬟买来转送范仲淹。 南宋姚宽还记载范仲淹曾以胭脂寄小鬟，并题诗“江南有美人，别后常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 明人朱有炖据此改编为杂剧《甄月娥春风庆朔堂》，剧前引言亦详述此事。
三光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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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忧国忧民，不图个人荣华富贵，从二十七岁进士及第到五十五岁主持新政，在漫长的官宦生涯中，范仲淹关心政治，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由于他直言敢为，曾在八九年间里三次被贬：1029年，范仲淹因谏言太后还政，被贬；接着又在废郭皇后上二次被贬；1035年，范仲淹上《百官图》第三次被贬。
在这几次事件中，范仲淹都是重要的策动者，尤其后两次，成为影响庆历士风构建的两个重要事件，获得了北宋士人的人格认同。据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光”（光耀）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
[b][color=#92d050]后世纪念[/color][/b]
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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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墓，位于洛阳城东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分前后两域。前域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由欧阳修撰，王洙书，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
2006年,，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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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苏州天平山风景区，内塑范文正公坐像、铜像，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石牌楼。2006年，在原祠堂西侧，又建有范仲淹纪念馆新馆，采用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附房展示有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
泰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江苏泰州兴化市宋县署两庑，始建于2000年，馆区分为文正流风、重教兴城、廉政为民、景范遗风四个部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另外，在山东滨州、河南商丘等地也有范仲淹纪念馆。
花洲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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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洲书院，位于邓州古城东南隅。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任邓州知州时，始建书院学堂—春风堂、藏书楼、斋舍，并在书院东侧营造百花洲，花洲书院因此得名。自南宋至清，历任知州均重视整修花洲书院，办学规模也越来越大。
2002至2005年，邓州市政府对花洲书院进行了全面修复，重修后的花洲书院，占地126亩，分五进四院，主要建筑有春风堂（传为《岳阳楼记》诞生处）、春风阁、先圣殿、万卷阁、览秀亭、景范亭、思范亭、百花洲、范文正公祠、范仲淹纪念馆、范仲淹诗文碑廊等。
2006年，花洲书院被列入河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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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小说《水浒传》的第一回（金圣叹本为“楔子”部分）中，讲述宋仁宗嘉佑三年，京师出现瘟疫，范仲淹提议派人去龙虎山请张天师禳除瘟疫。于是太尉洪信被派去龙虎山。后来洪信在龙虎山打开了伏魔之殿的封印，放出了天罡地煞，引出梁山泊一百单八将聚义的故事。
根据史料，范仲淹并未活到嘉佑三年。《水浒传》中涉及历史人物却又与历史稍有偏差处不少，这是典型的一例。
[b][color=#92d050]范仲淹的经济头脑[/color][/b]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文学家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的。其实，他不但有文学才华，还很有经济头脑，他在杭州太守任上，曾运用现代经济学手段化解了两次经济危机，显示出了非凡的经济才能。
提起范仲淹，人们首先会想到他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确，在人们的心目中，范仲淹是以文学家的形象为人们所熟知的。但其实，范仲淹不但有文学才华，还很有经济头脑，他在杭州太守任上，曾运用现代经济学手段化解了两次经济危机，显示出了非凡的经济才能。
范仲淹主政杭州时，适逢浙江地区发生饥荒，谷价飞涨、百姓叫苦不迭。按常理，作为官府来说，这个时候就应该运用行政手段平抑物价，然而，范仲淹的举动却很令人费解，他不但不去平抑物价，反而张榜要求商贩将谷价增加到每斗一百八十钱。众人都不理解范仲淹的所作所为，但也不敢多问。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意料：杭州谷价提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四面八方，许多外地粮商一见有利可图，就不分昼夜地纷纷将谷米运往杭州；市场饱和之后，价格自然就回落了，使杭州百姓平安度过了荒年。原来，这正是范仲淹的高明之处，因为他懂得：什么东西少了，价格就会高；一旦量多了，价格就会走低。范仲淹发现的这种规律，在经济学上叫“完全竞争”，又叫“纯粹竞争”，是一种不受任何阻碍和干扰的市场结构，商品的价格完全受市场调节，量少了价格就走高；量大了价格就走低。范仲淹当然说不出“完全竞争”这个名词，但显然他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宋神宗时期，江浙一带再次发生大饥荒，百姓流离失所、到处逃荒。按理说，作为太守的范仲淹应该多方筹集钱粮、加大救济力度才对，可是，范仲淹却又做出了一些让人想不通的事情：大灾当前，他竟然组织起了各种形式的划船比赛，举行盛大的仪式，他自己还天天乘船来往于江河湖海之间，观看赛事。在他的组织、提倡下，划船比赛搞得热火朝天，从春到夏，江河湖海上热热闹闹，赛事不断；很多富商大户信佛，范仲淹就召集各寺庙的主持，动员他们修葺寺庙，他说：“灾荒之年，工价便宜，有利于搞工程，兴土木。”于是，各地的寺庙便开始大规模搞工程建设，翻修寺庙。有些大户见工价如此便宜，便也开始修粮仓、房屋……
范仲淹的做法，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认为他在大灾之年，置百姓疾苦于不顾，却大搞赛事、大兴土木……有一些人更上奏朝廷，弹劾范仲淹。
朝廷接到奏折后，让范仲淹做出解释。范仲淹说：“大灾之年，流民遍地，为长久计，必须为灾民找出路，想办法让他们有活做，能自己赚来一份糊口钱，这才是上上策。我提倡、鼓动划船比赛，是因为比赛中要用到船，主办比赛的商家就要拿出钱来造船，造船就需要用工，而灾民就有活做了。比赛过程中，也需要人工，这样又能给灾民找到一份工作。我大兴土木，也是这个道理，通过工程建设，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这样一来，那些没饭吃的灾民就有工可做，不就解决了吃饭问题了吗？”
朝廷接此奏报后，才明白了范仲淹的良苦用心，于是，不但没有责罚他，反而表扬了他。范仲淹的这种做法，用现代经济学来概括，就是“拉动内需”，在那个时代，就懂得通过拉动内需这种现代经济学理念来救灾，即使在千年之后的今天，也是十分前卫的。
先生幼孤家贫，即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他曾遇到一位相士，问道：“你看我以后能做宰相吗？”相士说：“小小年纪，口气不小。”范仲淹又说：“那你看我能否做医生？”相士惊讶地说：“怎么相差那么大？”范仲淹回答说：“唯有良相与良医可以救人。”相士赞叹道：“君仁心如此，真宰相也！”
[b][color=#92d050]范仲淹的一生佛缘[/color][/b]
先生年少时在山东长白山礼泉寺勤苦读书，每日煮粥两升，冷却后切为四块，撒上盐和菜末，早晚各食两块，以此果腹。后来，先生游学于河南应天府书院，“五年之中未曾解衣就枕，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仲淹不苦也。”
范仲淹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考取进士，从此步入仕途，逐步实现他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人们对先生一生的事迹颇为熟悉，而对他与佛教的渊源可能不甚了解。
范仲淹先生自始崇信佛法，与佛教颇有渊源。起初，先生在礼泉寺读书时，偶然间发现寺中地窖内藏有金子，等到后来贵显时，才对僧人言及此事，取金修寺。先生之高尚品格，犹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此时已自与众不同。先生事亲至孝，母亲去世后，请僧人诵经，孝心感应观世音菩萨助念。藉菩萨之力，母亲得以超升天界。
范仲淹先生一生莅任所到之地，必造寺度僧，兴崇三宝。晚年时曾舍宅为寺，名为天平寺，并延请浮山法远禅师住持。先生留心佛典，诵《金刚经》“辄有冥契”。值得一提的是，据《角虎集》载，先生“常修净业，以养圣胎”。
庆历初年，先生奉命宣抚河东，于旅途间，得故经一卷，名曰《十六阿罗汉因果识见颂》，内容乃是诸阿罗汉诵佛所说善恶因果，识心达本之法(因者，因缘；果者，果报；识者，诸自本心；见者，见其本性)。先生阅读过后，法喜充满，特作序赞叹，流通于世。序文中写道：
“余尝览释教大藏经，究诸善之理。见诸佛菩萨，施广大慈悲力，启利益方便门。大自天地山河，细及昆虫草木，种种善谕，开悟迷途。奈何业结障蔽深高，著恶昧善者多，见性识心者少。故佛佛留训，祖祖垂言，以济群生，以成大愿。”足见先生是深知佛家真谛的。他的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生还说过‘以万灵为心，以万物为体”、“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先生“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爱持众同，乐与人共”，这些可以说都是菩萨境界，深获佛法之益。先生善写诗文，他的诗文颇有与佛法相通之处。而且他已经开始从佛法中汲取营养，壮大儒学。
范仲淹先生一如历代士大大一样，喜与佛门高僧大德交游。先生曾问道于琅琊慧觉禅师，且有偈赠予禅师：
“连朝共话释疑团，岂谓浮生半日闲；
直欲与师闲到老，尽取识性入玄关。”
宋仁宗景祜四年，范仲淹出守鄱阳，仰慕古禅师道风，多次拜访问道。古禅师曾寄偈相勉：
“丈夫各负冲天气，莫认虚名污自身；
撒手直须千圣外，纤尘不尽眼中翳。”
先生还与圆悟禅师相善，并且勉其参方行脚。圆悟禅师在先生的劝勉下，遍参诸方，卒成大器。先生还曾屡次为文表赞佛门高德。仁宗皇祜元年，天竺山日观庵善升禅师入寂，先生为其撰写塔记，表彰德行。浮山法远禅师，曾住持天平寺，入寂后，先生为其撰写碑铭。在碑铭中，先生赞道：“呜呼远公，释子之雄；禅林甘泽，法海真龙；寿龄有限，慧命无穷；寒岩脊骨，千载清风。”
先生曾与起居舍人尹洙为莫逆之交，尹洙临终之日，先以书信与先生告别，先生速来看望，恸哭不已。尹洙忽然又睁开眼说道：“已与公别，何用复来？且死生常理，希文岂不晓乎？”说完后端坐而逝。
先生得到众多良师益友警醒与提携，道业日进，深得佛法实益。纵观范仲淹先生的一生，确实始终是立身行道，真正践履了儒家兼济天下和佛家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令人钦佩不已。先生为官则勤政爱民、奖掖人才，居乡则自奉俭约、乐善好施。修水利、举人才、置义田、兴义学、济贫困，先生一生的善行义举，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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