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知县期间，对属下衙役要求严格，不准他们横行乡里，搜刮民财，鱼肉百姓，严格按照朝廷的明文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为了防止属下不法之徒巧立名目，额外增收，以饱私囊，他令人把县中应当纳税、服役者的姓名、住址等项，写在纸上，张贴在城门中，公布于众。老百姓见寇准执法公正，为政清廉，体察民情，爱民如子，都深受感动。凡是应该缴纳赋税者，无不如数按时送交，从不拖延时日。
真宗即位以后，寇准不久即得到了升迁，任尚书工部侍郎。后来，又出任地方官，去凤翔做知府，治理一方百姓。当然，寇准又以出众的才能，刚直的个性，方正的为人，赢得了当地民众的一致称赞。有一年，真宗巡察民情来到大名府，听说寇准在民间声望很高，爱民如子，断案如神。就把寇准召到行在，真宗问及当地的政事民情，寇准如数家珍，对答如流，而且很有政治眼光。真宗很满意，就调寇准进京并且权知开封府。
开封府掌管京师的民政、司法、捕盗捉贼、赋役、户口等政务。历来以公正无私闻名。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宋钦宗赵桓三位皇帝登基前均曾执政于开封府;寇准、欧阳修、范仲淹、苏轼、司马光、苏颂、蔡襄、宗泽等一批杰出的宋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及军事家均曾先后主事开封府。他们公正廉洁、不畏权贵，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和传说。在宋代，平民有冤无处申的时候，往往想到开封府。因此，这次让寇准权知开封府，既是对寇准的磨练，以期有更大的作为，更是对寇准的信任。寇准到任以后继续发扬自己的长处，捕盗抓贼，办案如神，公正廉明，被人誉为“寇青天”。
寇准断案故事清水断案一日，寇准像往常一样正在县衙处理公务。忽然，有两个人拉拉扯扯、争吵不休地来到大堂告状，其中一个的手里还拿着一个袋子，里面盛着铜钱。寇准一拍惊堂木，问大堂上跪着的两个人：“你们谁是原告，谁是被告?状告所为何事?快快与本官讲来”。寇准话音还没未落，两人就嚷嚷着说：“青天大老爷，我是原告，他是被告”。寇准再拍惊堂木，呵斥道：“真是岂有此理，怎么你们两人都会是原告呢?你们不要争，一个一个慢慢地说”。
这时，只见其中一个向前走了两步，说：“我是本地一个专卖羊肉的屠夫，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我们两人都是单身汉，同住在一起。我辛辛苦苦卖了一年多羊肉，攒了两千铜钱，让他替我保管，原准备是用这钱娶个老婆的。这几日，媒婆给我说了户人家，我急等着钱用，就让他把钱给我，不料他竟想吞掉这些钱，说钱是他的，还说是我敲诈他。青天大老爷在上，请您为我评评这个理”。
接着另外一个来告状的人忙不迭地说：“大老爷，别停他胡说。我天天上山砍柴卖掉，好不容易才积攒了这么多钱，今天早晨，他硬是要把这些钱全部拿走，说是他的。小人冤枉啊!这确确实实是我卖柴挣来的钱。请大老爷为小人作主”。这时，卖羊肉的与砍柴的两人又在大堂上争吵起来。寇准明白事情的原委了，他又拍惊堂木，转向卖肉人问：“你说钱是你的，可有什么证据”?
卖肉人一听寇准问这样的话，跪在地上又磕头又是作揖，口里说道：“大老爷，我们两人是亲戚，平时吃住都在一起，我每天卖肉的钱都是他替我保管的，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这是实情啊”!砍柴的人大声申辩说：“他是胡说，他挣的钱怎么可能会让我保管呢?他怎么自己不保管呢，大老爷，别听他的，没有这回事”。卖肉的已经气得说不出更多的话，只是喃喃地说：“你，你，你昧了良心……”
寇准看到这里，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他沉思了一会，然后对一个衙役说：“去拿个盆来，里面要盛满清水”。又对另一个衙役说：“你去找个火炉子来”。两个衙役马上出去奉命办事。片刻功夫，他们就把火炉和盛满清水的一个盆弄到了大堂上。众衙役和告状的两个人都很奇怪，猜不透寇准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时只听寇准命令两个衙役：“把钱袋子里的两千铜钱全部放水中，把水盆放到火炉上”。不一会儿，盆里的水冒出了热气。寇准起身离坐到水盆边看了看，扭身又回到座位上。这时他用劲一拍惊堂木，厉声说道：“这些钱是卖肉的钱，大胆刁民，你拿人家的钱，反说是自己的，该当何罪”?砍柴人不理解，还想狡辩，寇准命令一个衙役把他带到水盆边，让他亲眼观看盆里的铜钱。堂上所有人都伸长脖子看盆里的钱。只见盆里的水上浮着一层厚厚的油花，一股羊膳味也从盆里散发出来。
这时真相已经很明白了，砍柴人也不敢说什么了，低下了脑袋，就差没有地缝钻进去了。所有的人都点头称赞寇准聪明，砍柴人再也不敢狡辩了，跪在地上浑身只打哆嗦，口中叫道：“是小人一时贪财，请大老爷饶命!请大老爷饶命”!
最后，为了严肃县风，砍柴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两千铜钱分文不少地归卖肉人。从此寇准机智断案的名声也越传越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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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鼻祖——宋慈
宋慈(1186-1249)，字惠父，汉族，建阳(今属福建南平)人，与理学大师朱熹同乡，祖籍河北邢台市南和县，唐相宋璟后人，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南宋著名法医学家，中外法医界普遍认为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因此宋慈被尊为世界法医学鼻祖。
中文名 宋慈（字：惠父）
别 名 法医学之父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福建建阳（今属福建南平
出生日期 1186年
逝世日期 1249年
职 业 官员（法医学家）
主要成就 开创“法医鉴定学”
代表作品 《洗冤集录》
朝 代 南宋
祖 籍 河北邢台市南和县
赞 誉 世界法医学鼻祖
人物简介宋慈，宋代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曾任广东、湖南等地提点刑狱官，办案著重实地检验。公元一二四七年著有《洗冤集录》五卷，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广传国内外，对于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主要经历其祖上为唐朝著名宰相宋璟。北宋时，宋慈的高祖宋世卿从浙江建德县来建阳任建阳丞而家居此地。父宋巩曾任广州节度推官(节度使幕府掌管刑狱的官员)，家境小康。宋慈从小受学于父，10岁时从学建阳县学者、朱熹的高弟吴稚，并得到吴稚的同窗黄干、李方子等名人指教。他重视实践，力求真知。
南宋开禧元年(1205年)，他进京入太学，深得太学博士真德秀的赏识，遂拜其为师。
嘉定十年(1217年)宋慈中乙科进士，授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市)县尉，遇父病未赴任。
宝庆二年(1226年)始走上仕途，任江西省信丰县主簿(典颁文书，办理事务)。南宋时期的赣闽地区，民贫、地狭、人稠，人民处水深火热中，民反和兵乱频频发生。安抚使郑性之慕其有拨乱反治才，延入幕府参预军事。刘克庄饯别宋慈时写下《满江红·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一词。当时，江西南部三峒里少数民族发生变乱，赣南数百里地方都很混乱，刘克庄在词中不仅希望宋慈尽快平定叛乱，好快点回家。也劝友人不要残酷镇压起义的峒民，而应采取招安的措施，需要妥善处理好这件事，宋慈听后当场允诺。
后来宋慈参与了平定“三峒贼”的战役。他先赈济六堡饥民，又率兵三百大破石门寨，俘获敌酋，因战功卓著而“特授舍人”。任期届满，江西提点刑狱使叶宰聘宋慈为幕僚。
不久，在真德秀推荐下，宋慈又进入福建路招捕使陈韡幕府，参加平定闽中叛乱。宋慈“提孤军从竹洲进，且行且战三百余里”，就连久经锋镝的主帅也对他刮目相看，称赞他“忠勇过武将矣”。在军事谋划方面也多咨访于宋慈。
因得到陈赏识，绍定四年(1231年)，宋慈被任命为长汀知县。宋慈得任长汀县令。县境百姓苦于盐价高昂，从海口溯闽江，盐运至长汀，要隔年才能运到。他莅任之初，改从潮洲沿韩江、汀江而至长汀，往返仅3月，大大节省运费。官府将盐廉价出售，百姓无不讴歌载道。
时值宋理宗(赵昀)即位，南宋欲联蒙古破金，结果兵败于汴，加之贾似道擅权，理宗消极怠政，兵连祸结，境土日蹙，内政愈加腐败。
端平三年(1236年)，同知枢密使魏了翁聘宋慈为幕僚。
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他任职邵武军(今属福建)通判，仅及周年，民有余念。次年，浙西饥荒，宋慈奉诏入境，叹曰："强宗巨室，始去籍以避赋，终闭粜以邀利，吾当其谋尔。"于是实行"济粜法"，将人户分为五等；最富有者出存粮半济半粜；较富有者只粜而济助；中等不济也不粜；次贫者半济助；赤贫者全济，济米由官府拨付，停征一半租税。富户不敢违命，贫者得以度过荒年。
不久，他调任毗陵郡守。虽频繁调任，但宋慈所到之处均入境问俗，惠爱子民，佳誉鹊起。
嘉熙三年(1239年)升任司农丞知赣州。次年，提点广东刑狱，发现所属官员多不履行职责，有拘押数年的案犯，都未理清曲直。于是制订办案规约，责令所属官员限期执行，仅8个月，就处理了200多个案犯。移任江西提点刑狱，为赣民作主，严办违法的盐贩。
淳佑五年(1245年)，转任常州知州，议重修《毗陵志》，开始编辑洗冤录资料。任满，转任广西提点刑狱，巡行各部，雪冤禁暴，虽偏僻恶溺处所，亦必亲往视察。宋慈廉政爱民，执法严明。尤其是"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
淳佑七年(1247年)，任直秘阁、湖南提点刑狱使。是年冬，撰成《洗冤集录》。
南宋淳佑八年(1248年)，任宝谟阁直学士，奉命巡回四路，掌管刑狱。听讼清明，决事果断。翌年，升任焕章阁直学士、广州知州与广东经略安抚使。他忽患头晕病，仍然参加祭孔典礼。从此委顿不起。同年三月初七逝世于广州官寓，享年64岁。于次年七月十五日，归葬建阳县崇雒里(今崇雒乡)建阳宋氏祖居地昌茂村。
著作宋慈所著《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专著。
学术内容一、证据的首要位置南宋官府为探明案情真相，将证据摆在首要位置：“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人命之案，须查获凶器；凶手定罪，须查获尸体；尸体检验，须查验到致命伤，否则不易结案，便为疑案。“大辟之狱，自检验始。”在“慎刑”的指导思想下，以有无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准则，而犯罪事实又必须以充足的证据作为根据，是所谓“旁求证左，或有伪也；直取证验，斯为实也”。
宋慈在书中一再强调以查找证据为目的的检验勘查工作当慎之又慎，举一例视之。由于致命伤的检验对加害人的定罪量刑关涉甚重，宋慈强调检验中定要仔细勘验，“凡伤处多，只指定一痕系要害致命”；倘若是聚众斗殴，“如死人身上有两痕，皆可致命，此两痕若是一人下手，则无害；若是两人，则一人偿命，一人不偿命，须是两痕内，斟酌得最重者为致命。”然而，如果两个人同时刺杀、同时打击，要定哪个对致命伤负主要责任，就比较困难了。想到这一层，宋慈的考虑才算是完备。
“牢狱用刑以求取口供”，中国传统社会向来重视口供的采集。口供固然重要，但这种获得口供的非法手段早就被世人唾弃，更何况“证以人或容伪焉”，宋慈认为须“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且“告状者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这一方面是因为“证以物必得实焉”，另一方面是不能听从一面之词，以防其中有弊。
不轻信口供在当时律法中亦有体现，即使罪犯招供，也要查出证据；反之，即使罪犯不招供，在物证确凿的情形下，亦可定罪判刑，一切须“据状断之”。
时间不可能穿越到过去，案情不可能“情景再现”，故所谓的“真相”并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还原，但是检验勘察，事关人命，必须将事后检验之事充分做到位，使之不断接近百分之百的真实，还事实以真相。
二、良吏的重要性如何将检验之事做得充分、到位呢?除认识到证据的重要性外，宋慈认为主要取决于为官者。“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这是当时统治阶级一直坚守的执政信念。他给今人的启示是：相对于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而言，司法的组织规则更重要。法官不良，再好的程序和实体法有什么用呢?
法令是如何谨慎的呢?宋慈在书中提及诸多，此处挑选几点言之。
其一，差文官。由于武官“更历未深”，若再碰上“仵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将会使案件变得模糊不清、扑朔迷离，从而难以查究。“如边远小县”，实在缺文官，“复检官权差识字武官”。
其二，事必躬亲，不得专任吏胥。北宋时期太宗曾对宰相说：“颇闻台中鞫狱，御史多不躬亲，垂帘雍容，以自尊大。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无冤滥，岂可得也?”宋慈在《条令》中亦称“不亲临视”者，当“以违制论”。事必躬亲要求检验官必须仔细审察、判别、监督，以防发生误验、漏验之事及仵作、吏胥作弊等，而非仅仅在场遥遥相望，甚至“掩鼻而不屑”。“事必躬亲”就是司法亲历性的古代版本。
其三，“诸验复之类应差官者，差无亲嫌干之人”，这规定了为官者的回避制度。“大狱讼者，所以平曲直，雪冤枉也。若有财者胜，无财者负，有援者伸，无援者屈，豪强得志，贫弱衔冤，岂国家之福耶?愚愿士大夫司听断者，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鉴，天下何患不太平?此句反映宋慈的稳定思想，事事至公，则天下稳定。
另外，律法规定官员三年一易，且不可在家乡任职，这对于防止司法活动中亲嫌、故旧、仇隙关系的干扰起到了很好的防范作用。
宋慈反复强调检验案件，事关人命，“当是任者，切以究之”!他在书中写道，检验官在接到检验公文之后，为防止奸欺，切“不可接见在近官员、秀才、僧道”，因为这些官员、秀才、僧道等在地方上有一定势力，上能通官府，下能聚集民众，一旦参与颠倒案情之事，将对探明案情真相极为不利。
除了对尸、伤及现场进行认真仔细的勘验，检验官要重视对现场周围以及相关人员的调查和访问，只有把各方因素综合思量之后，方能获取正确而有效的证据，以使得自己的检验结果得到印证，探明案件真相。
要成为一个合格、出色的检验官，宋慈认为至少要有两个绝招：一为尸、伤等检验的技术，二为综合素质的考量。且后者更为要紧。
宋慈“博采近世所传诸书”，“会儿粹之，厘而正之”，加上多年实践经验，“增以己见”，终写成《洗冤集录》。他四任提点刑狱司，以身作则，慎重狱事，正如其所言，他真正做到了“独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宋慈提出了一个合格法官的普世标准—洗冤泽物!
临床应用宋氏不泥师教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对待尸体的态度，特别是能否暴露和检验尸体的隐秘部分。按照理学“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教条，在检验尸体之时，都要把隐秘部分遮盖起来，以免“妄思”、“妄动”之嫌。宋慈出于检验的实际需要，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彻底打破尸体检验的禁区。他告诫当检官员：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致命的异物。并特意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如果死者是富家使女，还要把尸体抬到大路上进行检验，“令众人见，一避嫌疑”。如此检验尸体，在当时的理学家即道学家看来，未免太“邪”了。但这对查清案情，防止相关人员利用这种伦理观念掩盖案件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宋氏毅然服从实际，而将道学之气一扫而光，这是难能可贵的。只是由于宋氏出身于朱门，不便像同时期的陈亮、叶适等思想家那样，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的唯心主义。但他用自己的行为和科学著作提倡求实求真的唯物主义思想，此与陈、叶的批判，具有同样的积极意义。
在《洗冤集录》中，有一些检验方法虽属于经验范畴，但却与现代科学相吻合，令人惊叹。如用明油伞检验尸骨伤痕，就是一例：“验尸并骨伤损处，痕迹未现，用糟(酒糟)、醋泼罨尸首，于露天以新油绢或明油雨伞覆欲见处，迎日隔伞看，痕即现。若阴雨，以热炭隔照。此良法也”。“将红油伞遮尸骨验，若骨上有被打处，即有红色路，微荫；骨断处，其拉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骨上若无血荫，纵有损折，乃死后痕。”如此检验尸骨伤损，与现代用紫外线照射一样，都是运用光学原理。只是宋慈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处于尚未自觉的状态，知其然而不知知其所以然。尸骨是不透明的物体，它对阳光是有选择地反射的。当光线通过明油伞或新油绢伞时，其中影响观察的部分光线被吸收了，所以容易看出伤痕。再如书中论述的救缢死法，与当代的人工呼吸法，几乎没有差别。还有用糟、醋、白梅、五倍子等药物拥罨洗盖伤痕，有防止外界感染、消除炎症、固定伤口的作用，也与现代科学原理一致，只是使用的药物不同而已。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作者运用和记载这些方法，目的在于查出真正的死伤原因，无不体现了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
轶事典故有一天，他在一个已结案的卷牍中看到一桩自杀的命案，死者是一个庄稼汉，他觉得庄稼汉自杀的案例很少，必有万不得已，非死不可的遭遇，才会走上绝路，而且案卷中并无自杀的详细原因，于是他决定趁案发为时不久，重新加以审理。第一步，他先开棺验尸，发现死者腹部的伤口，进刀轻、出刀重，据仵作的说法，案发后，刀子在死者手上，但并非紧握，他更觉得可疑，其中必有曲折。因此他探访了死者的邻居、亲友，终于查出冤情，揭发了一件强掠妇女、杀害无辜的命案真相。
原来地方上有一个名叫吴良的官宦之后，仗恃著做过户部尚书的父亲余荫，贪酒好色，胡作非为，偏巧县知事是他父亲的门生，而且为官不正，往往使作奸犯科者逍遥法外，百姓早已怨声载道。有一天吴良看到一位姿色出众的少妇，意图染指，打听到原来她是庄稼汉的新婚妻子，助纣为虐的管家就献计悄悄将庄稼汉害死，做成自杀的样子掳走新妇。还拿出一笔银子，在衙门上下大通关节，于是一桩命案，就草草了结。吴良不但逍遥法外，还享尽艳福。但宋慈将案子重新整理，拘捕吴良和管家治罪抵命，庄稼汉的冤情，终于平反，赢得当地民众的称赞，轰动一时。
人物评价宋慈在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涯中，为官清廉，生活朴实，一生无其他嗜好，惟爱收藏异书名帖，喜金石刻。晚年更加谦虚谨慎，爱惜人才，虽是后生晚辈，凡有一技之长，皆提拔引荐。他年老有病在身，一切公务，犹亲自审察，一丝不苟，慎之又慎。
民命为重，实事求是。当时州县官府往往把人命关天的刑狱之事委之于没有实际经验的新入选的官员或武人，这些人易于受到欺蒙;加之其中有的人怕苦畏脏，又不对案情进行实地检验，或虽到案发地点，但“遥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因而难免判断失误，以至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冤狱丛生。
身为刑狱之官，宋慈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强烈反对。他在听讼理刑过程中，则以民命为重，实事求是。他说：“慈四叨臬寄(执法官)，他无寸长，独于狱案，不敢萌一毫慢易心。”他尤为重视对案情的实际检验，认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曲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意思是说，“大辟”即杀头是最重的刑罚，这种刑罚则是由犯罪事实决定的，而犯罪事实必须经过检验才能认定，所以检验的结果往往是生死攸关的。唯其如此，对待检验决不能敷衍了事，走走过场，而必须认真负责，“务要从实”，一定要查出案件发生的真实情况，“贵在审之无失”。而要做到这一点，宋氏认为当检官员必须“亲临视”。无论案发于何处，也要“躬亲诣尸首地头”，“免致出脱重伤处”。否则，应以失职罪杖处之。即使案发于暑月，尸味难闻，臭不可近，当检官员也“须在专一，不可避臭恶”。
宋氏的求实求真精神还表现在对尸体的具体检验方面。检验尸体，即给死者诊断死因，技术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难于为活人诊病。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而且必须具备深厚的医药学基础，把握许多科学知识和方法。儒者出身的宋慈，本无医药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为弥补这一不足，他一方面刻苦研读医药著作，把有关的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检验死伤的实际;另一方面，认真总结前人的的经验，以防止“狱情之失”和“定验之误”。
宋慈文而勇武，兼有谋略，由主簿而知县、知州，多所历练，所以清人陆心源作《宋史翼》将宋慈列入《循吏传》，并将其与辛弃疾媲美。
后世影响宋慈在法医学理论上和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却是唯物主义倾向。在对尸体的具体检验方面，即给死者诊断死因，技术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难于为活人诊病。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而且必须具备深厚的医药学基础，把握许多科学知识和方法。儒者出身的宋慈，本无医药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为弥补这一不足，他一方面刻苦研读医药著作，把有关的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检验死伤的实际；另一方面，认真总结前人的的经验，以防止“狱情之失”和“定验之误”。在多年的检验实践中，力求检验方法的多样性和科学性，在此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仅从流传至今的《洗冤集录》一书来看，其中所载检验方法之多样、全面，其精确度之高，都是前无古人的。这也是书中科技含量较高的、最精彩的内容。
断案故事晒镰刀的故事一位男子被人杀死，浑身有伤十余处，都是镰刀斫伤。检官发现财物无损、衣物俱在，断定这是一桩仇杀案。经过调查探访，检官锁定了嫌疑犯。他让附近居民交出家中所有的镰刀，分别排列地上，总共有七八十张镰刀。当时正值盛夏，苍蝇聚集在其中一把镰刀上，停留不去，检官揪出了这把镰刀的主人。检官说，苍蝇嗜血，这把镰刀杀人后血腥气仍在，导致苍蝇聚集，而其他镰刀则无此状况，可以推断这把镰刀的主人曾经杀人的事实。在证据面前，杀人者低头认罪。
鉴别意外还是他杀在某种特定的状况下，一个男人是失足落水还是死后抛尸，取来他的头骨就能得到答案。将头骨弄干净，放在盆中，用热水从头顶浇灌，如果盆中有泥沙，证明落水时曾挣扎呼吸，泥沙进入五官内，又在热水的冲洗下进入盆底。如果盆中没有泥沙，往往是死后抛尸，因为被害人呼吸已停，气息已止，所以泥沙不入。在某个已经火焚的现场，要找到杀人凶手曾经作案的证据，可以将被害人伏尸的地方打扫干净，先用酽米醋浇泼，然后用酒浇泼，土质地面上很快就会显现被害人流淌过的血迹。一个人死于意外还是他杀，在检官的抽死剥茧中会冲破重重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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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伸冤——况钟
况钟（1383－1442）明代官员，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汉族，江西靖安县龙冈洲（今江西省靖安县高湖镇崖口村）人。宣德五年出任苏州知府，任职长达十三年。
况钟是明代一位受百姓尊敬的清官，苏州人民称他“况青天”，和包拯“包青天” 海瑞“海青天”，并称中国民间的三大青天， 昆剧《十五贯》，以歌颂况钟而使其妇孺皆知。其功绩《明史·况钟传》有较详细记述，著述有《况太守集》、《况靖安集》等。
在“仁宣之治”前后，未经科举，由出身低贱的书吏做到知府，并且政绩斐然的官员中，苏州知府况钟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中文名 况钟
别 名 黄钟、况伯律、况龙岗、况如愚
国 籍明朝
民 族 汉
出生地江西省靖安县高湖镇崖口村
出生日期 1383年（癸亥年）
逝世日期 1442
职 业苏州知府
代表作品 《劝农诗》、《又勉子侄诗》
人物简介况钟(1383--1443)，生于江西靖安县龙冈洲（今江西省靖安县高湖镇崖口村）。他一生大部分为黄姓，到41岁时才恢复祖姓况。要清楚这其中的原由，还要追溯到况钟的祖父况渊。
况渊生活在元朝末年。当时恰逢元军和农民起义军在靖安县附近展开激战，况渊一家在战乱中惨遭杀害。在后来况钟所写的《示诸子诗》中他曾含蓄地表明祖父况渊一家似乎是死在农民起义军之手。但是，太祖朱元璋就是农民起义军中的一分子，明代政权也是建立在农民武装的基础上，因此况钟对这次家门不幸说得比较隐晦，而且也很少提及。这一年，况钟的父亲况仲谦刚刚六岁，侥幸死里逃生，但却不幸成了孤儿。况家的邻居黄胜祖没有儿子，就将况仲谦收为养子。况仲谦从此改随黄姓，名黄仲谦。黄家家境富裕，黄仲谦倒也没受什么委屈。后来他育有两子，长子黄钟，即后来的况钟，次子黄镛。
事实上，黄仲谦既是况家的惟一后代，也是黄家惟一继承香火的人。对于归宗的问题上，他曾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曾经想恢复原姓，但又难报黄家的养育之恩，两难境地让他无法选择。既然自己难以两全其美，那么他只能在两个儿子身上想办法了。因此，他在临终时留下遗嘱，要长子黄钟恢复原姓，而次子黄镛继续作为黄家的后代，延续黄家香火。黄钟将父亲的遗嘱记在心上，但却并未立即改姓。直到多年后，黄钟已经官至礼部仪制司郎中，他才向宣宗朱瞻基上了《请复姓奏》，要求恢复况姓。朱瞻基不仅准许了他的请求，还颁发了《赐复姓制词》，称赞了黄钟的做法。与此同时，还颁发了《追赠父复姓制》，将黄钟的父亲黄仲谦也恢复原姓为况仲谦。黄钟恢复旧姓时已经四十七岁了，一生已过大半。黄钟终于认祖归宗，从此称况钟。
况钟小时候家庭贫困，但父母非常善良勤劳。传说有一道士极饿时向他家讨口饭吃，此时他家已无米可炊，况父于是杀掉仅有的一只母鸡给道士果腹。道士为感谢况家的的救助之恩，于是手指崖口处说：你在那个地方建个房子，即使搭个茅棚也是可以，你家就会兴旺起来。况家信以为真，于是移居崖口，果真第二年况母就怀上了况钟。
况钟7岁丧母，从小受到生活磨炼。聪颖好学，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礼仪，处事明敏。况钟对书法很感兴趣，曾经刻苦练习，无论是正楷、隶书、行书，他都写得很好。况钟原本会按照父母的愿望刻苦读书，获取功名。
但在永乐四年（1406），县令俞益却改变了况钟的人生道路。俞益需要一个精通文理、能干练达的书吏，千挑万选，选中了况钟。况钟的父母心里是不愿意的，但俞益对他们说：“自古以来，从书吏起家而成为高官的人很多，且不说汉代的萧何、曹参，位至相国，唐代就有孙伏伽和张元素，前者成为谏议大夫，后者做到金紫光禄大夫，做书吏有什么不好呢？”况钟从此放下功名，跟随俞益作为礼曹吏员。
九年任满后，俞益向当时的礼部尚书吕震介绍况钟，经永乐帝面测抉用为礼部六品主事（正六品）。成祖朱棣虽然广揽人才，但是他对书吏却抱有很大的偏见。他曾说：“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况钟书吏起家，能被皇帝直接任命为正六品的官员，可见况钟很得成祖的赏识。
在九年的任期中，由于他勤谨廉洁，博识干练，又任劳任怨，极得朝廷赏识（仅永乐帝的奖赐就有31次之多），升为仪制司制司郎中（正四品）。
宣德五年（1430年），受当时吏部尚书蹇义的推荐，特选他担任当时“天下第一剧繁难治”、全国最富庶的的苏州知府之职。苏州府的人口和税粮超过当时的全国任何一个府，苏州府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苏州府税粮的征收情况也会直接影响朝廷的财政收入。早在宣德三年（1428），宣宗就曾就苏州府知府的人选关照吏部：“苏州府是大郡，公务繁剧，赶紧物色廉洁奉公、有才能者出任知府，贪污暴虐、残害百姓的人不能任用。”可见苏州府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宣宗选况钟任苏州府知府，说明况钟的能力和才干都得到了皇帝的肯定，况钟为官的操守也让皇帝放心。在况钟等九人赴任前，皇帝亲自设宴为他们送行，并为他们颁发了敕书。在敕书中，皇帝对他们到任后的政务进行了具体的指导，并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奏章可直达御前，也就是说可以越级直接与皇帝联系，表明了皇帝对他们施政的支持。况钟在内的九个知府奉敕书赴任，相当于钦差知府，这是前所未有的恩典。事实证明，宣宗这次直接选拔官吏非常成功。后来这九位知府大多很有政绩，况钟更是声名显赫。
况钟于宣德五年七月到任。况钟本人就是吏员出身，深知吏治积弊。因此，他决定先从整顿吏治入手。苏州府赋役繁重，胥吏多是奸猾之徒，最为难治。况钟到任之初，不动声色，暗中对属吏进行考察。况钟处理政务的时候，这些吏员环立在他周围请判牒。况钟假装对政务不懂，询问左右，大都按照这些属吏的意思进行办理。这些属吏非常高兴，认为新来的知府愚庸无能，糊涂可欺。三天后，况钟召集群吏，责问他们：“先前有事应该做，你们不让我做；有的事不该做，你们强迫我做。你们贪赃枉法，欺上瞒下，罪当死。”同时，他还把皇帝所赐的敕书当众宣读，其中有“属下官员有作恶害民的，你可以逮起来送到京城”的话。这些属吏听了，大惊失色。况钟一一宣布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行，并将情节特别严重的几个人立刻处死。这些属吏看见况钟做事坚决果断，而且很有智谋，没有人再敢冒犯他。随后，况钟又裁撤了一大批平庸无能的属官，还惩治了一批犯有贪污罪的官员。当况钟把贪污犯和赃款押解进京时，宣宗很重视，他对众臣说：“知府是一郡的表率，身体力行必定从廉洁奉公开始。况钟肯定是廉洁的人，廉洁之后才能去贪。知府能去贪，则贪官一定会有所收敛！”果然，通过况钟的整治，苏州府的坏风气得以扭转，吏治逐渐清明，百姓也大多遵纪守法了。
况钟上任后发现，苏州府税粮过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苏州府的税赋繁重是有历史原因的。元末，苏州府、松江府等地都是张士诚的势力范围。在太祖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张士诚以苏州府为根据地，曾与朱元璋展开过激战。所以，朱元璋登上皇位之后，迁怒于苏州府的百姓，加重了这一地区的田赋。当时户部有些官员也认为苏州府的土地较其他地区肥沃，所以也有意让苏州府承担更多的国家财政支出。比如，当时苏州府负担的夏税秋粮有二百八十一万石，而全国的夏税秋粮总数才为三千石左右，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一点一的苏州府，却要承担全国税赋的百分之九点四。百姓经济负担过于沉重，便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逃亡和土地抛荒等现象。虽然朝廷也曾下宽恤诏，减免租税，但苏州府的税粮征收已经困难重重。至况钟到任，苏州府拖欠赋税已有四年。
在工部左侍郎衔巡抚江南诸府、进士出身、同乡周忱的支持下，况钟多次上奏疏请求核减苏州府重赋。一开始，周忱与况钟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和核算，提出核减官田税粮共计七十二万多石的方案。可是户部认为核减数额过大，会对朝廷的财政收支产生影响，没有批准。之后，况钟针对昆山县大面积无人耕种而抛荒的田地请求豁免秋粮；该县沿河滨海的田地已经被水淹灌、无法种植的这部分，况钟也请求豁免，两项合计近十五万石，户部仍是批驳不准。为核减本地的税粮，况钟进行了艰巨的努力。直至宣德七年（1432），宣宗亲自过问核减官田税粮的事，况钟的请求才在户部获得通过。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苏州府百姓的负担，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况钟还为杜绝税粮交纳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他制定了严格而统一的制度，从严管理作为税粮收据的凭证，各仓库用的簿子要编号，还要填明发给的日期，不许涂改，一式三份，便于查核，明确责任。他的建议被朝廷采纳，使税粮征收过程中出现的弄虚作假、侵吞税粮的现象大为减少。
苏州府是个富庶的地方，但苏州府的百姓也因此比别处的百姓承担了更多的苛捐杂税。其中尤以“备倭船只”、“粮运船只”和“借马”三项贻害最大。苏州府距海岸不远，易受倭寇骚扰，附近的卫所就准备了四十多只的备倭船只来防倭。实际上，这些船只已经多年不用了。可是，官军们却以此为由，以修造费用为名，对当地百姓故意刁难，多方勒索。况钟在详细研究之后，上疏朝廷，揭发了官兵的敲诈勒索行为，并请求朝廷停止这种科派。朝廷准许了况钟的请求，苏州府的百姓又得以减去一项沉重的负担。“粮运船只”就是由苏州府七县每年抽调一批船只以供粮运，原本只是个临时性的措施，后来却一直沿袭下来。抽调的船只数目大概是每年五百多艘，实际上抽调不出这么多，于是折成造船费用缴纳，需要粮食十五万余石。况钟上疏指出，原本“不为常例”的事情是不应该每年都有的，应该停止，朝廷批准了。至于“借马”，更是多年前的老问题。洪武、永乐年间，江北诸驿马匹短缺，朝廷下令苏州府暂借马匹给江北饲养，前后有四百多匹，说好三年为期归还，没想到过了三十多年，不但没有还马，马匹如有死亡的，原出借者还要再购买补齐。况钟上奏朝廷要求江北驿站归还苏州府的马匹。直到两年后的宣德七年，这段拖了三十年的差事才算完结。苏州府不仅收回了借出的马匹，也使苏州府的百姓减去了一项沉重的负担。此外，工部曾经征派三梭布八百匹，分配的标准很不公平，浙江省十一府只派布一百匹，而苏州一府却要负担七百匹。况钟对于这些不公平的摊派，都上疏据理力争，为苏州府的百姓讨还公道。
明代在军事要塞上都设有卫所，在苏州府范围内就有多个，每个卫所辖士兵数千人。按照规定，这些士兵都是世籍，子孙相袭。这种做法很不得人心，因此，早在洪武年间就已经出现了士兵陆续逃亡的现象，军籍非常混乱。宣德三年，朝廷派御史李立到苏州府等四府来清理军籍。李立为向朝廷邀功，将很多无辜的百姓定为军籍，甚至闹出了人命。苏州府同知张徽迎合李立，助纣为虐。他们的所作所为激起很大的民怨。况钟到任后，就有一千多人因被枉断军籍而请求况钟伸冤。况钟仔细核查，认真清理，随后将李立、张徽等人的罪行上报给朝廷。宣宗很震动，特命人复查，免除了苏州府内一百六十多人的军籍，并核定一千二百四十人充任军籍只限于自身，其子孙复归民籍。况钟也采取措施，杜绝清理军籍过程中存在的欺瞒现象，使这项工作走上正轨。
况钟任苏州知府尚未满一年，就整顿吏治，核减税粮，废止多项苛捐杂税，为民伸冤，很得民心。苏州府百姓都很爱戴他，称他为“况青天”。面对很多历史难题，况钟没有回避，选择了直接面对和解决。况钟为民请愿的奏疏大多得到了皇帝的准许。这一方面表明了况钟杰出的政治才干和爱护百姓的作为，另一方面，宣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对况钟施政给予了支持，也间接地体现了宣宗还算得上是个有道明君。就在况钟将纷繁复杂的府务刚刚理出头绪，正想大有作为的时候，他的继母何氏在原籍靖安去世。宣德六年（1431）三月，况钟回原籍守制。况钟走后，苏州的百姓怀念他，曾作歌谣唱道：况太守，民父母。愿复来，养童叟。
况钟离开后，苏州府百姓都舍不得他。长洲县三万多人联名向朝廷上书，请求朝廷让况钟回到苏州任职。宣宗朱瞻基应百姓的请求，决定对况钟夺情（指官员服丧未满而被朝廷强命任职），让他回任苏州府知府。他对吏部的官员说：“老百姓的请求，就满足了他们吧。让况钟再任苏州府知府，直接赴任就行了，不必来京谢恩。”这是况钟二任苏州府知府。况钟奉旨再任，很感谢皇帝的特殊恩宠，更加鞠躬尽瘁，兢兢业业做个好知府。
况钟是在宣德七年（1432）再任的。就在这一年的四月，苏州府连降暴雨，七千多顷良田被淹，大片的房屋、堤岸倒塌。况钟一面和各县官员组织救灾，一面向朝廷上报苏州府的灾情，同时也要求朝廷派人对苏州地区的水利进行调研疏浚工作。朝廷命令江南巡抚周忱同况钟一起对苏州地区的水利进行疏浚。况钟认真负责，经常亲自到工地察看。他通过细致的调查，提出了解决办法。苏州府区域内，河港湖泊密布，滨河滨湖的圩田地势低洼，而且面积太大，每个圩差不多都有三四千亩到六七千亩的面积，车水灌田十分困难。况钟就命人将圩田都改小到五百亩左右，圩旁开一道水渠，和河道相通，这样在圩田里抗旱排涝就都容易多了。从此，苏州地区的旱涝灾情大大减少。
虽然宣德七年春天苏州府发生了比较大的水灾，但是苏松等地当年的秋粮却取得很好的收成。恰逢朝廷有旨，令各地储粮以备饥荒时赈灾用，况钟就在周忱的支持下，建立了济农仓。济农仓的存粮最多时曾经达到过六百九十万石。宣德八年（1433），苏州府发生了大面积的旱灾，一百三十多万人受灾，济农仓这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宣德九年（1434），苏州府再次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由于济农仓存粮充足，灾民也都得到了救济。济农仓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况钟的有效管理是分不开的。况钟对仓粮支拨的标准、借贷的数目，都有明确的规定。后来苏州府所属各县也都建立了县级的济农仓。况钟在苏州府知府的任上长达十三年，虽然期间苏州地区发生了各种灾情，但是灾民没有饿死的，苏州地区也一直比较安定，这与他建立济农仓并使之充分发挥作用有很大的关系。
苏州民间素有好诉讼的习惯，百姓无论事大事小，动辄赴京告状，还经常一件案子牵连数件，株连几十人上百人。这不仅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还耽误了农事。况钟上疏奏请百姓告状之事都由巡抚审理判处。于是，苏州府赴京告状的老百姓少多了，有了诉讼一般也就由况钟审理。此外，况钟对到府的御史巡按肆意妄为的行为也进行了整治。此后，到苏州府的御史巡按，行为都有所收敛。
况钟虽然是书吏出身，没有读太多的书，但是他却很重视修建学校，培养人才。苏州府所属各县的学校大都狭窄阴暗，容纳不了多少生员。宣德九年，况钟自己筹集经费，没有向百姓摊派任何费用，仅用半年时间，就重新选址将吴县的儒学重建起来。新建后的儒学规模要比原来大得多，共有房间二百三十多间。朝廷重臣杨荣亲自作《吴县儒学重建记》，以示纪念。从正统初年起，况钟又开始大规模地扩建苏州府的儒学，历时三年，建成后的苏州府学很是宏伟壮观，房间数百间。这些学校为府、县的生员们提供了良好的读书条件。况钟对本府儒学的教材也亲自过问。后来很有影响的明代宣德苏州府儒学刻本《四书详说》，就是况钟命人刻的。况钟对读书人也多礼让，从不以高官自居。他对那些家境贫困的书生慷慨资助；对那些才学优长、行为端方的青年儒生，他大力向朝廷推荐。其中有一个叫邹亮的儒生，很有才学，向况钟表达了希望能被其提拔和推荐的意愿。这时，况钟收到了诋毁邹亮的匿名信。况钟认为写匿名信的人是没有真实证据的，否则他完全可以当面对质，因而况钟说：“是欲我速成亮名耳。”他立刻写了奏章，向朝廷推荐邹亮。邹亮果然是个人才，以里巷布衣从九品的吏部司务做起，后来累官至监察御史。况钟慧眼识人，功不可没。
况钟治苏9年任满，例应上调朝廷，而苏州府士民张翰等一万三千人联名向直隶巡抚按察使张文昌上书，恳请转奏朝廷，乞求况钟连任。有儒生为歌谣曰：“况青天，朝命宣。早归来，在明年。”明英宗朱祁镇准奏，况钟为官清廉，三餐佐饭，仅一荤一素；身居简室，未铺设华糜之物。他在饯别苏州父老诗中写道：“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次年正月皇帝下旨，命况钟“升按察使正三品职俸，署苏州府事”。这是自明朝建国七十余年来所没有的规格和礼遇，是皇帝对况钟卓著政绩和良好操守的褒奖。
正统七年（1443）十二月，况钟卒于苏州任所，享年60岁。他死后，苏民痛哭罢市。他的灵柩从运河运回故里时，十里苏堤之上站满了祭送哭奠的人，运载况钟灵柩的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以后，1府7县都建况公祠，百姓家中均立况钟牌位祭祀。后人将其文稿编成《况太守集》。1956年，昆曲《十五贯》上演后，经毛泽东、周恩来推荐观看，况钟的清官之名享誉全国。2014年7月，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长篇历史小说《清官况钟》，全方位刻画了一个刚正不阿、智勇双全、情义兼具、受民爱戴的清官形象，激励国家公职人员树立高尚道德操守。
姓氏之谜况钟被记入《明史》中，有《明史·况钟传》。但是况钟一生大部分时间称为黄钟，直到40多岁时才恢复祖姓，称况钟。
况钟祖上是南宋晚期迁居靖安的况升。况升为南宋末年江西新建西山况坊人（今江西安义县石鼻镇向坊村人）。况升之孙况亮在元代任常州府任知府（今江苏常州），颇有家资，共有七子，其中况懋建为况钟曾祖父，曾出任过县令，但是时局已开始动荡，知难而退，辞职回乡。靖安龙冈况家作为元代统治下政治地位最低等的南人，能够出仕为官极为不容易。况钟祖父况渊，饱读诗书，此时天下已是沸反盈天，并未出仕，诗文自娱。元末红巾军的起义不断，到处屠杀洗劫富室。而靖安龙刚洲况家广有钱粮，在当地树大招风，有一伙红巾起义军窜入靖安龙冈洲况家，阖门几十口尽屠，贼人去后，乡人发现年仅6岁的小少爷况以实（况钟之父）居然劫后孤留。
乡人黄胜，贫无妻，养以续香火，并将况以实改为黄以实，黄家一贫如洗，以实很小就出去做工。以实长大后尽管人才一表，又聪敏勤奋，但是家中贫困，娶妻是个大问题，待碰到况钟的外公，很看重以实，将女许配与他，不收分文。黄以实成家后，更是勤俭，并且善于筹划，家道也渐渐富裕起来。黄以实看着况钟兄弟渐渐长大，感于自己目不识丁，而家境已经很好，请老师教授况钟兄弟二人。待养父黄胜百年后，以实欲以二子钟、镛分挑况、黄两家香火，钟续况家香火，镛续黄家香火以谢养育之恩。但是明代崇朱程理学，礼部专门监督仪制，身为礼部官员的黄钟欲复祖姓无异于登天。待黄钟外放苏州知府之时，才申请复祖姓，因此况钟一生中只有任苏州知府的13年才是况钟。
生平事迹
况钟早年曾在尚书吕震属下为小吏，因有奇才，为吕震所重视，并推荐为仪制司主事。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因荐为礼部郎中。宣德五年（1430）升任苏州知府。当时苏州豪强污吏相互勾结利用，百姓赋税繁重，是全国有名的难治之府。况钟上任后，许多问题者等待他去处理。开初，不少属下和群吏都站在他四周，看他如何理事。他假装不懂，左顾右问，只按群吏的欲望办事，群吏们都很高兴，私下以为这位新任太守是很容易欺侮的。几天后，他召集群吏宣布：前几天某件事是应该做的，是某某不让我做；某件事是不应该做的，是某某强行我做的！你们有些人长期以来玩弄这种手段，罪当死！于是将罪大恶极的数人处以死刑，并训斥那些贪虐庸懦的官吏。因此大震全府，上下都奉法职守。
况钟不仅刚正廉洁，而且孜孜爱民。前后各届苏州知府都不能与他相比。他在任期间，先后为人民办了许多好事。贪官污吏动不动对百姓处以酷刑，他先后酌情予以减免者近一千四百余人。同时，他协同巡抚周忱，悉心筹划，为百姓奏免赋税粮七十余万石。他兴利除弊，不遗余力，锄豪强，扶良善，是明代著名的清官。因此，百姓对他奉之若神。
正统六年（1441），况钟在苏州任期十年已满，当地官民二万多人向上级请求留任。他死后，很多人为他哭泣，悲痛不已，并立祠纪念他。对于他的刚正清廉的思想品格和深入实际的求实精神，优秀传统戏曲《十五贯》作了较深的刻画，至今仍在人们心目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在文化教育方面，他十分重视培养人才。注重开办地方学校，招收学生，以儒教培养学生。还重视招收贫困学生，并给他们一定的救济，使很多单门寒士得以成就学业。有一个叫邹亮的曾经向况钟献诗，请他指点。他看后很高兴，觉得邹亮很有才华，便推荐他当官。有的人为此写匿名信诬陷邹亮，况钟看信后风趣地说：“这不过是想要我更快地提拔邹亮已。”不久，邹亮果然被提任为吏、刑二部司务，后又升为御史，并成为明代“景泰十才子”之一。
他的诗作以规劝诗为主，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对农民，有《劝农诗》二首，其一：“嗟我微材愧牧民，车驱有句向农申。人生务本惟耕凿，世道还醇重蜡豳。粒粒皆从辛苦出，般般无过朴诚遵。迩来弊革应须尽，并戴尧天荷圣仁。”其二：“田歌四起韵悠扬，阡陌循行劝课忙。父老挈觞随旆右，儿童驱犊驻车旁。丰穰有光流亡免，游情无民风俗良。早纳官租多积谷，防饥防盗乐无荒。”这两首诗表现了一个正直清廉的封建官吏一方面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急切愿望，另一方面又希望百姓能安居乐业的爱民心情。这可以说是全面表现作者精神面貌的代表作。尽管他是以封建统治阶级利益为前提，但他力图兴利除弊，寄希望于丰衣足食，在客观上总是符合人民愿望的，而且他懂得农民的艰辛，也是一种爱民的表现，所以当他任满离开苏州时，许多百姓老幼为他送行，而他自己却是“检点行囊一担轻”，“如水襟怀对大江”，“不带江南一寸棉”，这正是他为官清廉的写照。
对于后代的教育，有《又勉子侄诗》：“存心立品贵无差，子孝臣忠两尽嘉。惟有一经堪裕后，任贻多宝总虚花。膏腴竟作儿孙累，珠玉还为妻女瑕。师剑古箴传肖者，取之不竭用无涯。”作为一个封建官吏能如此对待自己和教育后代是难能可贵的。
个人轶事简历况钟家境贫寒，由于他资性颖异，且勤于学，“长而淹贯经史，其为文简要不烦，兼工行楷诸书，器局端凝，言笑不苟，视势利声华澹如也”。而且“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理义，处事明敏”。在靖安县衙任掾时，职内事务，处理快捷，深得知县俞益的赏识，称赞他干练通敏，廉介无私。
太祖为保证封建官吏的铨选与任用，推行三途并用之策，明成祖遵行不悖。永乐十二年（1414），况钟吏期已满九年，按例应允给赴京考职。其时礼部尚书吕震与俞益相友善，俞益竭力推荐，历陈况钟的贤能。恰巧，吕震将扈从朱棣北巡，需简选属员，与况钟交谈，大为器重。次年春，以其才识优长，录为六品礼部仪制司主事，且打破常例，得到了皇帝朱棣的召见。从此况钟更加勤于职守，凡册立后妃、东宫、藩王、帝女下嫁、朝觐贡举等重大典礼，皆动无遗漏，得到朝官的赏识。永乐十五年（1417），朱棣再次北巡，况钟以礼部属员扈从。由于北京初建，四夷朝贡、会试、北征诸事项，都在北京举行。其中诸如祭告、庆赏、封策礼文等，均属仪制司的职掌，况钟筹划安排得当，深受赏识，“简繁轻重，悉中事宜。”（《况太守集》卷一《太守列传编年卷上》）二十一年（1423）况钟九年考满，例升员外郎，又因其贤劳著称加一等，超升礼部仪制司郎中。宣德四年（1429），况钟向皇帝陈明因由，请求恢复况姓，得到允准，颁给改姓诰命。
况钟二十四岁时被靖安县知县俞益选拔为礼曹。九年后，以尚书吕震推荐，明成祖任命他为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升任仪制司郎中。况钟在礼部任职十五年，官声很好，得到首相杨士厅等大臣的器重。
苏州是一个繁华富庶的地方，是江南巡抚的治所。这里主办织造的太监，往来于沿江沿海的卫所军官，地方的乡宦豪富，都是权势显赫、违法害民的豪强。况钟刚正不阿，不向宦官、豪强低头，对欺压人民、横行不法的宦官、豪强，均予以坚决的打击。他到任勤俭州后，忠实地执行了明宣的旨意，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当众处死了六个贪污不法的胥吏。又对苏州府管辖下的官吏进行考核，“出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余人。郡中不寒而栗”。他这种不畏权势，伸张正义的行为为世人所称颂。李贽说：“大抵钟为治，专（）豪狡，抚良善。”《明史》记载：“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周述说他“击锄豪强，赈恒穷困。”连批评他是“轻听躁动之人”的沈德符，也不得不肯定他“能抑豪强”“而得到人民的称誉”。
明朝军人立有军籍，是世袭的。在卫所当兵的死了或逃亡了，要在原籍勾取他子弟或孙子补充。宣德三年，御史李立、同知张徽奉命到苏州清理军籍，人民惨遭残害。《吴江县志》记载：“县民被冤为军者四百七十三名，而被杀者不可胜计。以一府七县计之，则其数愈多矣。”况钟上任后，看到这些受尽冤屈的人民，“扶老携幼，填塞道路，号哭呼天”，问明原由，上奏皇帝，指责“今用事之人舞文法外，不择当否，悉驱罗网而骈驽之。其意以能为国家益数千百辈军，殊不知事体非宜，为国生怨，其失尤大也。”在况钟的奏请下，一百六十人免除了军役，一千二百四十人只本身服役，免除世役。
苏州官田的租非常重，一亩田“科米不等，少者一斗三升至四升止，多者自五斗至三石”。明宣宗虽然下了诏书减官长工租，但没有得到贯彻。况钟上奏请减官租，被户部驳回不准，他一再上疏，指了如果不减，“仍照旧额征粮，有违恩命，抑且失信于民”。经过多次上奏力争，宣德七年（1432年）得到宣宗批准，减去官田租七十二万一千六百石，荒田租十五万石，使被重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苏州人民松了一口气。接着，他率领苏州民众疏浚河道，兴修水利，促进了苏州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还建立济家仓，赈济灾民。
况钟在任苏州知府前，前任知府对讼案“累年莫决，囚多死于淹禁”。况钟上任后，着手处理这些案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苏州府管辖七个县：吴县、吴江、长洲、常熟、嘉定、昆山、崇明，况钟一个县一个县地轮流审问案件，不到一年，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勘部过轻重囚一千一百二十余名，吏不敢为奸，民无冤抑，咸颂包龙图复生。”明冯梦龙《警世通言》有一篇《况太守断死孩儿》，赞扬“况青天折狱似神”，也是一个佐证。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
况钟还有重视学校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他“兴学礼士，苏人至今育之。”对贫穷的读书人给予给予接济，有才学的还向朝廷推荐。儒生邹亮有才学，“钟欲荐其才于朝，会有以匿名书数亮过失，潜揭于府治之门者。钟得书笑曰：‘彼欲沮吾荐，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学可用，召试有验，授吏、弄二部司务，转监察御史。”祝允明说况钟“于庠校师徒加礼……师徒每入郡白事，必延之内室，坐而啜敬谈笑，愉然不衰。如以私事至，则慢之。”可见况钟对学校师生的重视和优待，但不徇私开后门。
况钟为官清廉。他在《示诸子诗》中说他自己“虽无经济才，沿守清白节。”告诫他的儿子“非财不可取，勤俭用无竭。”可以说明他以俭约律己的生活态度。他生前俭省，死后薄葬。十年浩劫时，他的坟墓被挖掘，结果发现墓内除随身几件衣服和一根发簪外，一无所有，足以证明况钟的清白俭朴。
况钟在苏州任内，勤于政事，忠于职守，除奸革弊，为民办事，深得苏州人民的爱戴。宣德六年，况钟的母亲死了，按照礼制，他必须回靖安原籍守丧，这叫“丁忧”，这一去，要三年孝满才能出来做官。于是苏州二千多人向巡按御史请愿，“请求夺情起复”。苏州人民还编了首歌谣：“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并把这首歌谣抄在纸上，占遍了苏州的大街小巷。明政府接受了人民要求，下旨况钟缩短“守孝”期，重回苏州做官。
宣德十年（1435年），况钟进京述职，苏州人民怕他因政绩优异，升官离去。况钟起程时，“士耆民庶咸候上道，且控舆卧辙”，舍不得他走。第二年（正统元年），况钟在苏州人民的一致要求下，终于再次回到苏州。
正统四年（1439年），况钟任苏州知府已九年，要赴北京考绩，朝见皇帝。在明朝，地方官进京朝见，一般都要带搜刮来的金银珍宝，名产土仪，遍送京城里的势宦权贵，明代流行的一首歌谣说：“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斗，布政是驻袋口，都将去京里抖。”而况钟进京朝见，却两袖清风，不带一锱一铢。他赴京临行时，作诗和前来饯行的苏州人民告别，其中二首说：
其一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
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酒注如泉。
其二
检点行囊一坦轻，长安望去几多程。
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
况钟赴京后，因任期满要升官。苏州人民八万人又上书挽留，要求况钟再次回苏州，明英宗接受人民的请求，升了况钟的官，赐正三品，但仍回苏州做知府。
正统七年（1442年）12月，况钟病死苏州任所，终年六十岁。况钟灵柩运回江西时，“民多垂泣送其柩归”。运载况钟灵柩的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苏州府所属七县都为他立了祠堂，作为纪念。
著作况钟的主要著作多收集在《况太守集》中。全书十六卷，卷首、补遗各一卷，为光绪十年（1884）刊本，津河广仁堂所刻，今全国只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甘肃省图书馆有全本藏书。另一《况靖安集》，全书八卷，首尾各一卷，为光绪十七年（1891）刊本，原为靖安县城双溪陈氏藏版，今存江西省图书馆。《四库全书》均不录。他的诗作以规劝诗为主，有一定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在艺术上，他的诗作大多明晓通达，不过多追求形式美，比较质朴自如，热忱奔放。不少语言口语化，接近民众语言，因此能更好地为表现内容服务。
“胜作十年救时宰相”——海瑞
“十年不愧赵清献，七邑重逢张益州。”——杨士奇
“况青天”——苏州人民
“法行民乐，民留任迁。青天之誉，公无愧焉”——苏州沧浪亭五百贤侯祠像赞
太守祠前面女墙，城南犹认况家坊。姑苏逸事乡人道，两字青天万古香。——舒梦兰
纪念况钟园林，位于靖安县城东面，原为靖安县林业科学研究所的林地，1984年开始改建为“靖安县森林公园”，1986年元旦剪彩开园。为纪念靖安县历史名人、明代清官况钟，于1995年改名“况钟园林”。
园林大门系宫殿式砖石结构门楼。况钟园林总面积47.36平方公里，其中山丘面积38平方公里，湖泊面积1.67平方公里，建筑面积0.87平方公里，园内有景点10处，亭阁8个，湖泊2个，儿童游乐园1个，森林宾馆1个，旱冰场兼露天舞池1处，电视塔1处，绿色长廊1条，大佛1尊，况钟铜像1座。园内有250多种珍贵和观赏树种，松、杉、竹林挺拔葱茏，垂柳、龙柏婀娜多姿，腊梅、含笑、樱花等400多种花卉绚丽多彩，山风过处，竹浪涌动，松涛阵阵，四处芳香，丛峦密林中，画眉、黄莺、斑鸠、八哥叫声悠扬动听，好一派花香鸟语、山峦耸翠的森林景观。在绿茵下、湖水边，又建设了狮子仰贤、湖心赏月、双龙喷泉、金猴跳涧、仙洞揽胜、竹林留梦、龙潭观鱼、踏雪寻梅、松林听鹤、叶底藏春10个景点。园内石级起伏，小径曲折，既有森林公园的野趣，又有江南园林的韵味。况钟墓在此重建，又丰富了人文内容，因此况钟园林是靖安城郊一处美好的休憩娱乐场所，是寓教于游的理想课堂，是三爪仑风景名胜区的一个富有特色的景区。
近600年来，况钟的遗体一直安葬在江西省靖安县高湖镇崖口村的神仙山上。然而“文化大革命”浩劫难逃，“法行民乐，民留任迁。青天之誉，公无愧焉”（苏州沧浪亭五百贤侯祠像赞）的况钟也被掘墓暴尸剖腹。1983年，在他诞辰600周年之际，县人民政府又在县城东郊风景秀丽的登高山上（今况钟园林内）重新为况钟造墓、塑像并建“清风亭”于墓后，彰其业绩，激励来者。
是纪念况钟的专祠，1963年被列为江苏省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况公祠祠门东向，砖细门楼上有况公祠横额。入内，硬山式享堂坐北朝南，扁作梁架，有前翻轩，面阔三间13米，进深11米。堂南有戏台相对，前台5米见方，高出地面约08米，三面敞开，顶作歇山式，南与三间后台相连，前后台总平面作凸字形。享堂西有院落两重，内有楼两进和船厅一座，南部尚有东向房屋三进。况公祠享堂、戏台、船厅、两进楼已先后于1993年、1994年大修，现由沧浪区图书馆使用。
《明史》原文况钟，字伯律，靖安人。初以吏事尚书吕震，奇其才，荐授仪制司主事。迁郎中。宣德五年，帝以郡守多不称职，会苏州等九府缺，皆雄剧地，命部、院臣举其属之 廉能者补之。钟用尚书蹇义、胡濙等荐，擢知苏州，赐敕以遣之。
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号难治。钟乘传至府。初视事，群吏环立请判牒。钟佯不省，左右顾问，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谓太守暗，易欺。越三日，召诘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行；若辈舞文久，罪当死。”立捶杀数人，尽斥属僚之贪虐庸懦者。一府大震，皆奉法。钟乃蠲烦苛，立条教，事不便民者，立上书言之。
清军御史李立勾军暴，同知张徽承风指，动以酷刑抑配平人。钟疏免百六十人，役止终本身者千二百四十人。属县逋赋四年，凡七百六十余万石。钟请量折以钞，为部议所格，然自是颇蠲减。又言：“近奉诏募人佃官民荒田，官田准民田起科，无人种者除赋额。昆山诸县民以死徙从军除籍者，凡三万三千四百余户，所遗官田二千九百八十余顷，应减税十四万九千余石。其他官田没海者，赋额犹存，宜皆如诏书从事。臣所领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石有奇。其中民粮止十五万三千余石，而官粮乃至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余石，有亩征至三石者，轻重不均如此。洪、永间，令出马役于北方诸驿，前后四百余匹，期三岁遣还，今已三十余岁矣。马死则补，未有休时。工部征三梭阔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匹，而苏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处置。”帝悉报许。
当是时，屡诏减苏、松重赋。钟与巡抚周忱悉心计画，奏免七十余万石。凡忱所行善政，钟皆协力成之。所积济农仓粟岁数十万石，振荒之外，以代民间杂办及逋租。其为政，韱悉周密。尝置二簿识民善恶，以行劝惩。又置通关勘合簿，防出纳奸伪。置纲运簿，防运夫侵盗。置馆夫簿，防非理需求。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
先是，中使织造采办及购花木禽鸟者踵至。郡佐以下，动遭笞缚。而卫所将卒，时凌虐小民。钟在，敛迹不敢肆。虽上官及他省吏过其地者，咸心惮之。
钟虽起刀笔，然重学校，礼文儒，单门寒士多见振赡。有邹亮者，献诗于钟。钟欲荐之，或为匿名书毁亮。钟曰：“是欲我速成亮名耳。”立奏之朝。召授吏、刑二部司务。迁御史。
初，钟为吏时，吴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为吏部司务，遇钟有恩。至是钟数延见，执礼甚恭，且令二子给侍，曰：“非无仆隶，欲籍是报公耳。”思忠家素贫，未尝缘故谊有所干。人两贤之。
钟尝丁母忧，郡民诣阙乞留。诏起复。正统六年，秩满当迁，部民二万余人，走诉巡按御史张文昌，乞再任。诏进正三品俸，仍视府事。吏民聚哭，为立祠。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前后守苏者莫能及。钟之后李从智、朱胜相继知苏州，咸奉敕从事，然敕书委寄不如钟矣。
断案故事顺藤摸瓜断“偷梁换柱”假冒知县案大明宣德年间，况钟奉来吴江县调查案件。到吴江县便发现这里县衙和当地的鸿泰客栈发生许多离奇的事件。况钟在居住鸿泰客栈的时候，屡次被刺客行刺。根据刺客所遗留的线索顺藤摸瓜，悬疑贯穿，最终发现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有一位臭名昭著的县令，成天只顾着鱼肉百姓，冷落了自己的夫人莫遇春，这位夫人忍受不了寂寞，终于红杏出墙，与一位商人相好。没有不透风的墙，终于一日被县令发现了夫人与商人的奸情。于是，心生歹念想除掉商人。就在危急的时刻，夫人出手相救，帮助商人逃到吴江县，拿着贪官的一笔赃款开了一个客栈。从此生意红红火火。谁想到没过几年，县令因贪得无厌，东窗事发，被降职调任。没想到世上真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县令被调到吴江县，此时，这夫人再次与情人相遇，旧情复燃。二人怕再次被发现奸情，于是密谋除掉县令。夫人为了保全自己的身份能继续搜刮民脂，于是就想出了一招“偷梁换柱”。可是到哪里去找和县令如此相似的人呢?
正在二人一筹莫展之时。天降奇福，发现一穷书生常住自己客栈。经一打听，这穷书生是外地人士，多年参加科举考试从未考中，虽然书生家境贫寒，但自幼志向远大，立志为官，为百姓谋福，此人实在是长相与知县极其相似。二人大喜，于是密谋决定找此书生顶替县令……于是夫人找到他，说自己虽为知县夫人，但经历凄惨，骗得了书生的同情。夫人说知县突然患了疯病，提出让书生假冒知县。因为朝廷要是知道知县已疯，肯定会派人来接替县令，没准是一个更贪的官，百姓的生活仍然会处于水深火热。其实真正打动书生的原因是，吴江县连年水灾，书生可以利用知县的身份修堤筑坝，解一方百姓的疾苦，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心。于是这个“假冒知县”的阴谋就在真正的知县上任一个月之后开始了，其实那位知县没疯，他一直被关在县府后院的一个小屋里。
最后，一切真相大白，这时莫遇春后悔已经晚了，而假的知县本意善良得到了圣上开恩，既往不咎，考取功名。
对联破案话说旧时苏州城中苏家有一位小姐，名叫丹娘，自小喜欢读书和对句。一日，她听说《醒世恒言》中载“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后，心有所动，决心结婚时也模仿来个“联难新郎”。果然，新婚之夜，她也向新郎出了一则古怪的上联：点灯登阁各攻书
新郎是个姓徐的教书先生，当晚因对不上来，只好独自回私塾中休息。可是第二天，苏丹娘竟莫名其妙地投河自尽了。
苏丹娘的娘家闻讯后，咬定是徐先生逼女儿跳河的，一纸状子告到县府，那县官一味逼供，可怜的新郎官被屈打成招，定了个死罪，只待秋后开刀问斩。徐先生的母亲闻讯后，气得自尽了。徐父心中不服，告到州府。知府况钟得知后，觉得此事蹊跷，决心要弄个水落石出。据徐先生在狱中交待，洞房中的新娘出了那个上联后，他因对不出，回私塾后曾向同事卜秀才讲过此事，其他一无所知。眼见离开刀问斩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可案件还是没有任何头绪，况钟十分着急。
当时，正值七月十五，夜深人静，皓月当空，又白又亮的银光直映书房，照得况钟毫无睡意，他索性对随从说：“睡不着，咱们到院里去赏月吧。”
随从当即端来一把椅子，靠在院内的一株梧桐树下，请况钟小坐。况钟移了移椅子，正准备坐下去时，突然大声说：“好，有办法了!”说完，径直奔回书房，随从被弄得莫名其妙。
原来况钟刚才在移动椅子时，想起了包公昔日巧用对联断案的故事。
传说宋仁宗时期，开封西郊张家庄的张雪凤与溪西村的徐公子成亲，新婚之夜，那张雪凤出对考新郎，并说：“对不出来，就不准进洞房。”她出的上联是则同韵联：溪西鸡齐啼
联中的“溪西”，是徐公子所在的村名，而联中这五个字又同属“i”韵，那徐公子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越急越对不上来，只好赌气回学堂去了。同学堂的瘦书生问明情况后默不作声，各自分别安寝。
次日清晨，张小姐见徐公子还在愁眉不展，不解地问：“夫君为何闷闷不乐?”
徐公子以为她明知故问，没好气地回答说：“还不是为了你那副刁钻的对子!”
新娘听后，“扑哧”一下笑开：“真是个夫子，昨晚你不是对得很好吗，何必再二再三呢!”
徐公子一听，大惊失色地说：“什么，什么?我昨晚明明是在学堂里过的夜呀！”
新娘子听到这里，犹如五雷轰顶，说了声“啊也，相公”，就昏了过去，醒来之后，她觉得愧对徐公子，竟投井自尽了。其娘家闻讯，哪里肯罢休！定说是徐公子逼得她跳井的，一纸状子告到官府，徐公子被定了死罪。徐公子的父母不服，告到开封府，包公听后觉得蹊跷，左思右想，为避免打草惊蛇，最后与女儿一起，定下了一个出联择婿的主意来。
听说包公的女儿出联择婿，时间定为半个时辰，不少秀才跃跃欲试。良辰一到，但见鼓乐大作，包公端坐在太师椅上，那些应试者们比参加殿试还要紧张，一齐等待包公出联。一声高呼“肃静”之后，只听包公大声念的上联是：岸南船伴还
联中虽只有五个字，但这五个字皆为“an”韵，且字字重似千钧。应试者们一个个绞尽脑汁，不料那个瘦书生迅速站出来，抢对道：屋北鹿独宿
“对得好，真是珠联璧合!”
“妙极了，可谓妙手天成!”
正当众人连连叫好之际，包公吩咐张龙、赵虎：“将这个瘦书生给我绑起来!”
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事后，包公向大家介绍道：半个时辰能对出这则上联，确属不易，本官判断，瘦书生就是凭着这则联坑害了张雪凤的。在场的人听后，无不佩服包公的高明。
况钟也是对联高手，决定依葫芦画瓢。第二天，他便出了一个告示，说是要招聘一位幕僚，前提条件是必须要对出一则下联来。而上联，正是昨夜况钟移椅时想出来的：移椅倚桐同赏月
告示贴出没多久，那个卜秀才上前揭榜，并对出了新娘子洞房之夜出的那则上联来：点灯登阁各攻书
况钟一听，当即命人将其拿下。卜秀才开始还狡辩，一再高呼“冤枉”，后来只好如实招供了如何偷梁换柱奸污丹娘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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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直不阿——海瑞
海瑞（1514年－1587年），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海瑞参加乡试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得到提升，历任州判官、户部主事、兵部主事、尚宝丞、两京左右通政、右佥都御史等职。他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
1587年（万历十五年），海瑞病死于南京官邸。赠太子太保，谥忠介。海瑞死后，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广为流传。
中文名 海瑞
别 名 海汝贤，海刚峰，海青天
国 籍 中国（明朝）
出生地 海南琼山（今海口市）
出生日期 1514年
逝世日期 1587年
职 业 官吏
代表作品 《治安疏》
人物生平家世出身
海瑞的祖先原籍福建，南宋时有个名叫海俅的人，从福建迁移到了广州，海俅的重孙海逊子在明朝开国之初是广州卫指挥（正四品武官名）。海逊子的儿子海答儿于1383年（洪武十六年）从军来到海南岛，就在琼山县落了户籍。海答儿的儿子海宽，中举后曾任福建松溪县知县。有子侄海澄、海澜、海翰、海鹏、海迈五人，其中海澄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其他还有三人中过举人。唯独海瑞的父亲海翰无所作为，只是个廪生（享受政府膳食补助的在学生员）。
海翰娶妻谢氏，谢氏于1514年（正德九年）生下海瑞。海瑞出生4年后，父亲海翰便死去了。从此孤儿寡母相依为命，靠祖上留下的几十亩田，勉强维持生活。谢氏性格刚强，对海瑞要求很严格，不让他像一般儿童那样嬉戏玩耍。海瑞自幼攻读诗书经传，他立志日后如果做官，就要做一个不谋取私利，不谄媚权贵，刚直不阿的好官，因此他自号“刚峰”，取其做人要刚强正直，不畏邪恶的意思。
海瑞读书时，正是王守仁学说盛行的时期，王学的要点除了主要方面是唯心主义以外，还有提倡知行合一、理论和行动一致的积极方面。王阳明还提倡“立诚”，反对伪君子式的“乡愿”作风。这些对海瑞日后的为人产生了很大影响。
中举教学
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海瑞参加乡试，写了一篇《治黎策》，在这篇策论中，海瑞正对海南黎患不绝的现状，提出开通十字道路，设县所城池，中峙参将府兵备道的见解。海瑞得中举人。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海瑞上京城参加会试。在此期间，海瑞向中央朝廷上《平黎策》，再次重申了他的治黎策略。这一建议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这次会试海瑞落榜了。1554年（嘉靖三十三年），两次会试都没考中的海瑞决定放弃科举考试，同年闰三月，海南承宣布政使司（等于现代省级最高行政长官）指派海瑞到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当教谕（中国古代的正式教师）。
海瑞教育学生道德和文章不可分割，主张读书人应该尊重自己的身份，不该对上官随便下跪。他执教期间，有朝廷的御史到县学（中国古代秀才读书的学校）视察，其他教师都跪在地上地通报姓名，唯独海瑞长揖行礼，说：“到御史所在的衙门当行部属礼仪，这个学堂，是老师教育学生的地方，不应屈身行礼。”
初入官场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海瑞被任命为淳安知县，看到这里“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户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的“不均之事”，决定重新清丈土地，规定赋税负担。这样，淳安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不少逃亡民户又回到故乡。
淳安县的案件很多，海瑞明断疑难案件，深得民心。海瑞生活节俭，他穿布袍、吃粗粮糙米，让老仆人种菜自给。浙江总督胡宗宪曾告诉别人说：“昨天听说海县令为老母祝寿，才买了二斤肉啊。”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向驿吏发怒，把驿吏倒挂起来。海瑞说：“过去胡总督考察巡视各部门，命令所路过的地方不要供应太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丰盛，一定不是胡公的儿子。”打开胡公子的袋子，有金子数千两，海瑞把金子没收到县库中，派人乘马报告胡宗宪，胡宗宪因此没有把海瑞治罪。
严嵩的党羽、都御史鄢懋卿出巡两浙、两淮盐政，一路上威风凛凛，到处贪污勒索，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巡查路过淳安县，酒饭供应的十分简陋，海瑞高声宣言县衙狭小不能容纳众多的车马。鄢懋卿十分气愤，然而他早就听说过海瑞的名字，只得收敛威风而离开。
鄢懋卿嘱咐巡盐御史袁淳治海瑞和慈溪县霍与瑕的罪。霍与瑕，是礼部尚书霍韬的儿子，也是坦率正直不谄媚鄢懋卿的人。当时，海瑞已提拔为嘉兴通判，因此事贬为兴国州判官，任职期间屡平冤假错案。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吏部尚书陆光祖主张文官选举，于是海瑞被选拔为户部云南司主事。
上疏入狱明世宗朱厚熜晚年，不去朝堂处理政务，深居在西苑，专心致志地设坛求福。总督、巡抚等边关大吏争着向皇帝贡献有祥瑞征兆的物品，礼官总是上表致贺。朝廷大臣自杨最、杨爵获罪以后，没有人敢说时政。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农历二月，海瑞在棺材铺里买好了棺材，并且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一个朋友。然后向明世宗呈上《治安疏》，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
明世宗读了海瑞的《治安疏》，十分愤怒，把《治安疏》扔在地上，对左右侍从说：“快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旁边说：“这个人向来有傻名。听说他上疏之前，自己知道冒犯该死，买了一个棺材，和妻子诀别，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他自己是不会逃跑的。”明世宗听了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又读海瑞的上疏，一天里反复读了多次，感到叹息，只得把《治安疏》留在宫中数月。曾说：“这个人可和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
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秋季，明世宗生病，心情郁闷不高兴，召来阁臣徐阶议论禅让帝位给皇太子的事，世宗说：“海瑞所说的都对。朕已经病了很长时间，怎能临朝听政。”又说：“朕确实不自谨，导致身体多病。如果朕能够在偏殿议政，岂能遭受这个人的责备辱骂呢？”遂逮捕海瑞关进诏狱，追究主使的人。狱词送上后，仍然留在宫中不发布。户部有个司务叫何以尚的，揣摩皇帝没有杀死海瑞的心意，上书陈请将海瑞释放。明世宗大怒，命锦衣卫杖责何以尚一百大棒，关进诏狱，昼夜用刑审问。
首辅徐阶力救海瑞，有阁臣主张对海瑞处以绞刑，被徐阶和刑部尚书黄光升压了下来。
大赦出狱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农历十二月十四，明世宗驾崩，外面一般都不知道。提牢主事听说了这个情况，认为海瑞不仅会释放而且会被任用，就办了酒菜来款待海瑞。海瑞自己怀疑应当是被押赴西市斩首，恣情吃喝，不管别的。主事因此附在他耳边悄悄说：“皇帝已经死了，先生现在即将出狱受重用了。”海瑞说：“确实吗？”随即悲痛大哭，把刚才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晕倒在地，一夜哭声不断。
公元1566年，明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裕王朱载垕（明穆宗）继位，国号隆庆。奉先帝世宗遗诏，赦免了以海瑞为代表的所有谏言诸臣。海瑞被释放出狱，官复原职，不久改在兵部任职。后来调大理寺任职，提拔为尚宝丞（专门管理皇帝御玺、 印鉴的官员）。
1567年（隆庆元年），徐阶被御史齐康所弹劾，海瑞上言说：“徐阶侍奉先帝，不能挽救于神仙土木工程的失误，惧怕皇威保持禄位，实在也是有这样的事。然而自从徐阶主持国政以来，忧劳国事，气量宽宠能容人，有很多值得称赞的地方。齐康如此心甘情愿地充当飞鹰走狗，捕捉吞噬善类，其罪恶又超过了高拱。”人们赞成他的话。
海瑞被调往通政司，历任左通政、右通政之职。
应天巡抚1570年（隆庆三年）夏天，海瑞升调右佥都御史（正三品），外放应天巡抚。辖区包括应天、苏州、常州、镇江、松江、徽州、天平、宁国、安庆、池州十府及广德州，多为江南富庶的鱼米之乡。属吏害怕海瑞的威严，贪官污吏很多自动辞职。有显赫的权贵把门漆成红色的，听说海瑞来了，改漆成黑色的。宦官在江南监督织造，见海瑞来了，就减少车马随从。
海瑞兴利除害，请求整修吴淞江、白茆河，通流入海，百姓得到了兴修水利的好处。海瑞早就憎恨大户兼并土地，全力摧毁豪强势力，推行“一条鞭法”，安抚穷困百姓。贫苦百姓的土地有被富豪兼并的，大多夺回来交还原主。深受百姓的爱戴，叫他“海青天”。
徐阶被罢免之后在家中居住，海瑞追究徐家也不给予优待。推行政令气势猛烈，所属官吏恐惧奉行不敢有误，豪强甚至有的跑到其他地方去躲避的。而有些奸民多乘机揭发告状，世家大姓不时有被诬陷受冤枉的人。又裁减邮传冗费，士大夫路过海瑞的辖区大都得不到很好地张罗供应，因此怨言越来越多。
倍受排挤
1570年（隆庆三年）冬季，都给事中舒化说海瑞迂腐滞缓，不通晓施政的要领，应当用南京清闲的职务安置他，明穆宗还是用嘉奖的语言下诏书鼓励海瑞。不久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庇护奸民，鱼肉士大夫，沽名乱政，于是海瑞被改任南京粮储。
海瑞巡抚吴地才半年。平民百姓听说海瑞解职而去，呼号哭泣于道路，家家绘制海瑞像祭祀他。海瑞要到新任上去，正遇高拱掌握吏部，早就仇恨海瑞，把海瑞的职务合并到南京户部当中，海瑞因此遂因病引退，回到琼山老家。
海瑞在1571年（隆庆四年）曾前往福建晋江潘湖，黄光升的府邸拜见黄光升，以谢当年营救保护之恩。
1572年（万历元年），张居正主持国政，也不喜欢海瑞，命令巡按御史考察海瑞。御史到山中审察，海瑞杀鸡做菜招待御史，房屋居舍冷清简陋，御史叹息而去。张居正惧怕海瑞严峻刚直，中外官员多次推荐，最终也不任用。
1584年（万历十二年）冬天，张居正去世之后，吏部拟用海瑞为左通政，明神宗朱翊钧向来器重海瑞的名望，1585年（万历十三年）正月，召海瑞为南京右佥都御史，在赴任的路上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当时年已七十二岁了。上疏言衰老垂死，愿意效仿古人尸谏的意思，列举明太祖朱元璋刑法，剥人皮装上草制成皮囊，以及定律枉法达八十贯判处绞刑的规定，说应当用这样的方法惩治贪污。其它谋划时政，言语极为切实。只有劝皇帝用暴虐刑法，当时评议认为是错误的。御史梅鹍祚弹劾海瑞。明神宗虽然认为海瑞言论有过失，然而清楚海瑞的忠诚，为此免去梅鹍祚的俸禄。
老病去世明神宗屡次要重用海瑞，主持国事的阁臣暗中阻止，于是任命海瑞为南京右都御史。海瑞上任后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诸司向来苟且怠慢，海瑞身体力行矫正弊端。有的御史偶尔戏乐，海瑞要按明太祖法规给予杖刑。百官恐惧不安，都怕受其苦。提学御史房寰恐怕被举发纠正要先告状，给事中钟宇淳又从中怂恿，房寰再次上疏诽谤诬蔑海瑞。海瑞也多次上疏请求退休，明神宗下诏慰留不允许。
1586年（万历十四年），海瑞听闻黄光升去世，悲伤至极，带病前去晋江奔丧。
1587年（万历十五年），海瑞病死于南京任上。海瑞没有儿子，所以去世后，佥都御史王用汲去主持海瑞的丧事，看见海瑞住处用葛布制成的帏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海瑞的死讯传出，南京的百姓因此罢市。海瑞的灵枢用船运回家乡时，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站满了两岸，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朝廷追赠海瑞太子太保，谥号忠介。
主要贡献法规制度
海瑞曾根据他在淳安的经验写《兴革条例》，谈论该地区的管理问题。
海瑞就任应天巡抚之后，立即颁布《督抚宪约》，规定巡抚出巡各地，府、州、县官一律不准出城迎接，也不准设宴招待。考虑到朝廷大员或许仍须稍存体面，他准许工作餐可以有鸡、鱼、猪肉各一样，但不得供应鹅和黄酒，而且也不准超过伙食标准。这个标准是：物价高的地方纹银三钱，物价低的地方两钱，连蜡烛、柴火等开支也在上述数目之内。
海瑞在应天推行一条鞭法：将过去按地、户、丁分别征收实行、征发徭役的赋役制度，改为按土地、人丁征收货币与白银；将过去由纳税户轮流征收解运改为官府自行征收解运。把田赋、力役和其他杂税合编为一条，统一按田亩核算征收。原来按丁户征役的办法一并改为摊入田亩。
在对待契约问题上，海瑞不顾明代法律规定与当时的国情，要求争议的解决必须以书面契约为依据。因为当时农民间是很少使用书面契约来发生借贷关系的，致使法律的执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海瑞所批准赎还的仅占全部典押借贷案件的二十分之一。在海瑞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
清廉作风海瑞的清廉，甚至达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按照当时官场的风气，新官到任，旧友高升，总会有人来送些礼品礼金，以示祝贺。这些礼品礼金只要数额不大，也是人之常情。然而海瑞公开贴告示说“今日做了朝廷官，便与家居之私不同”。然后把别人送的礼品一一退还，连老朋友贺邦泰、舒大猷远道送来的礼也不例外。至于公家的便宜，更是一分也不占。海瑞临终前，兵部送来的柴金多算了七钱银子，他也要算清了退回去。
断案技巧在断案技巧上，海瑞不能明察秋毫，料事如神。对于那些疑案，他不是慎重调查，而是“与其冤屈兄长，宁愿冤屈弟弟；与其冤屈叔伯，宁愿冤屈侄子；与其冤屈贫民，宁愿冤屈富民；与其冤屈愚直，宁愿冤屈刁顽”。
在争产业的案件中，“与其冤屈小民，宁愿冤屈乡宦”；在争言貌的案件中，“与其冤屈乡宦，宁愿冤屈小民”。
个人作品文章《治安疏》是海瑞写给明世宗朱厚熜的一篇奏疏。在这篇奏疏中，海瑞大胆揭发官场的弊端和统治阶级的罪恶，同时提出改革意见，希望统治者能够采纳。
书法史载，海瑞书法，“楷、行皆佳，笔力精绝，功力深厚，静逸而无妩媚之态”。清末康有为在其著作《广艺舟双揖》中曾评价海瑞的书法说：“其笔法奇矫且可观。”
海瑞《奉别帖》
从海瑞现存的书法作品来看，以行草书为最出色，笔力矫健，结体奇崛，极见功力。而他的小楷，亦规整可观，有古拙之气。小楷作品《奉别帖》是其代表作。
人物评价《明史》：瑞生平为学，以刚为主，因自号刚峰，天下称刚峰先生。尝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故自为县以至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赞曰：海瑞秉刚劲之性，戆直自遂，盖可希风汉汲黯、宋包拯。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能。
李贽：先生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梁。
徐阶：敝乡近来诚为新政所困，然刚峰（海瑞）初意亦出为民，只缘稍涉偏颇，刁徒遂乘之妄作，伪播文檄，谬张声威，煽惑愚顽，凌蔑郡县，始犹诬讦，继乃扛抬，白占田庐，公行抢夺，纪纲伦理荡然无存，不独百姓莫能存生，而刚峰亦因之损誉，良可慨也！
屈大均：公之学以刚为主，其在朝，气象岩岩，端方特立，诸臣僚多疾恶之，无与立谈。
黄仁宇：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是忠臣，又是孝子。海瑞尊重法律，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
《剑桥中国明代史》：海瑞，是严峻守法的官员，热心保护老百姓，制止绅士的非法行为。
史书记载《明史·海瑞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二十四
《国朝典故》卷三十八
家族成员父亲：海翰
母亲：谢氏
妻子：许氏、藩氏、王氏
妾：韩氏、邱氏
儿子：海中砥（早夭）、海中亮（早夭）
女儿：三个，名不详（早夭）
轶事典故海瑞背纤明嘉靖年间，海瑞任淳安县令，不畏权贵。国公张志伯奉旨巡察各省，依仗权势，贪赃枉法，百姓怨恨。海瑞劝农归来，张志伯的亲信差官张彪来至县衙，强索赊银万两，海瑞拒绝，反将张彪棍责逐出。张志伯闻报大怒，至淳安向海责问，海瑞反据理向张算帐，指斥其贪赃枉法，张志伯大窘，临行索要纤夫四百名再作刁难。海瑞因农忙，不愿扰害百姓，就亲自率领衙役背纤，张志伯恐因此引起民愤，狼狈而去。
海瑞罢官明代太师徐阶的第三子徐瑛霸占民田，鱼肉乡里，强占民女赵小兰。小兰母洪阿兰告状，华亭县令王明友受贿，杖毙小兰祖父。应天巡抚海瑞微服出访，路遇洪阿兰，查明真相，判处徐瑛、王明友死罪，饬令退田。徐阶买通太监、权贵，妄图罢免海瑞，推翻定案。海瑞识破奸计，断然处斩二犯，然后交出大印，慨然罢官归里。
妻妾众多据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海瑞一生娶妻三人，又有小妾两人。第一个妻子许氏，生了两个女儿，被海瑞休了，第二个妻子潘氏进门不到一个月，又被赶出家门。
第三个夫人王氏，在海瑞到达淳安之前两年为海瑞生了个儿子，取名中砥。海瑞到淳安任上之后的当年，王夫人又为海瑞生了个儿子，取名中亮。王夫人还生了个女儿。
王夫人于1568年（隆庆二年）农历七月二十四日晚上去世，海瑞说是生病死的，但也有人说是自杀的，《万历十五年》说王夫人在极为可疑的情况下死去。在王夫人去世前11天，海瑞的妾韩氏上吊自杀。
海瑞在70多岁时还有一妾姓邱，据说她为晚年的海瑞生了一个儿子，但长到三岁就夭折了。
饿死女儿据明代姚叔祥的《见只编》记载：海瑞家里清贫，他5岁的女儿没有零食吃，府里的一个男仆看这小女孩可怜，就给了一块饼给她。她刚吃上两口，她父亲海瑞就背着手皱着眉走过来了，“饼是哪里来的啊？”女儿如实相告。海瑞很生气，骂道：“一个好女子怎能随便地接受男人的东西呢？只有你饿死了，才是我海瑞的女儿！”
一个只有5岁的小女孩，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块饼会使她变成坏女人。她哭泣着开始绝食。除了海瑞，全家人都慌了，想尽了各种办法哄她吃东西，她就是“打死我也不吃”。饿了七天之后，断了气。
后世纪念海瑞墓坐落在海南省海口市西郊滨涯村的海瑞墓，为一长方形陵园，四周为石砌围墙。始建于1589年（万历十七年），是皇帝派许子伟专程到海南监督修建的。1996年11月，国务院批准海瑞墓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海瑞祠海瑞祠，位于浙江千岛湖龙山岛。于1985年初破土动工，1986年夏落成竣工。为厅院合一式的砖木结构，建筑面积625平方米。
族属争议《明史》中说海瑞是琼山人，但没有具体民族记载。于是，关于海瑞是什么族的问题有三种说法：一是回族说；二是回族血统汉化说；三是汉族说。
一、回族说
195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海瑞》书中考证说：海姓在中国古代汉族中极为罕见，仅唐代有一海鹏，而根据海答儿这个姓名，属回族的可能性很大，波斯十四世纪有一地区长官，即名海答儿，元代也有好几个海答儿，都是回族。因此，一般认为海瑞是回族人。
对海瑞族属最新的介绍，有2000年6月南京市伊斯兰教协会编印的《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此书由伍贻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第七届委员会副会长）主编。
另外，光明日报于1959年11月26日曾有一专文，题目是《海瑞是否回族》，作者佩之。文中说：“明代政治家海瑞，据说出于回族。
二、回族血统汉化说
《粤东正气海瑞》一书说：如果说海瑞的祖先海答儿为回族人，海瑞本人则是回汉血统通婚的后裔。
三、汉族说
这类说法主要根据：《明史·列传第一百十四》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来推断。
断案经历海瑞在淳安的一项被人称颂的政绩，就是重视刑狱，办案注重调查研究。因为他断判了许多冤案，在严州府属县颇负青天之名。因此，严州府各县遇有疑难案件，也移到淳安县处理。如《徐继人命参语》、《邵守愚人命参语》、《胡胜荣人命参语》、《吴万人命参语》等多件记录，说明海瑞办案十分认真，人命关天的案件，绝不敢疏忽从事。
断案故事胡胜荣人命案海瑞刚到淳安上任，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说这个案子很棘手，是因为它跟大宋提刑官宋慈遇到的案子一样，是需要杰出的验尸技巧的凶杀案。说这是凶杀案，是因为这是前任知县已经判定了的。前任知县刚断了这案就调走了，海瑞紧接着来接任，其实对他来说，这就已经算是个旧案了。换了别人，既然是前任断的案，根本不用管他，直接往上呈报就得了，反正对错都跟自己无关。可海瑞不一样，他一到任就发现这个案子有蹊跷，因为凶手虽然画了押了，但那供词读起来怎么都像是屈打成招。因为前任知县才结了案还没上报，于是海瑞打算重审此案。
这个案子的凶手叫邵时重，而被害人叫胡胜祖。说邵家和胡家向来不和，因为两家的地挨着。后来两家因为争山地，闹了很多次，两家矛盾很大，这一点当地人都知道。就在半个月前，胡胜祖到山上去看自己的山地，不巧就碰到邵时重，而邵时重看当时别无他人，就在山坡上拿根棍子一下子打在胡胜祖的头上，就把胡胜祖给打死了。胡胜祖的两个弟胡胜荣和胡胜佑找到了哥哥的尸体，还在现场找到了凶器，并得知是邵时重打死的哥哥，就在事发两天后到县衙把邵时重告了。而邵时重在案发当天，也确实一个人到自家的山地上去过，而且连个不在案发现场的目击证人都没有。所以邵时重因土地纠纷打死了胡胜祖一案也就落实了。
说起来案情也很简单，所以前任审这个案子的时候也审得很顺溜。海瑞细审此案卷宗，第一个起疑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胡家兄弟在案发后两天才来报案呢?虽然可以说，是他们两天后才找到失踪的哥哥的，但一来胡胜祖失踪的地方离村子并不远，两天才找到未免太过离谱，二来既然两天后才找到，他们怎么就知道一定是邵时重杀的人呢?虽然杀人的凶器，那根木棍可以作为证据，但我们知道那时候并没有指纹学，没法在凶器上提取凶手的指纹。可海瑞在读完卷宗找到疑点后，还是先不审案，而是先提取了这根凶器仔细地琢磨了半天。他对着这根沾满了血迹的杀人凶器端详了半天，突然眼睛一亮，给他看出了个关键的破绽。于是海瑞下令，开棺验尸。
这时候胡胜祖的尸体已经放棺材里了，就等着案子一了，就下地埋了。可海瑞不管这个，他带着县丞、仵作亲自来到胡家验尸。因为胡胜祖是被木棍打中了头部死的，所以海瑞让人把胡胜祖伤口处的头发剃掉，然后就蹲下来仔细地看这个致命的伤口。只见这个伤口很深，足见这几棍用的力气之大，头部的颅骨都给打开了，血迹一直沾到了骨头上。海瑞看了半天之后，突然拿了个磁片，在那个骨头不停地刮，又把尸体的嘴巴撬开察看，然后还让人脱下尸体的衣服，又仔细察看了半天之后，才下令回衙，开堂审案。
这一下一干人等带到之后，海瑞让胡胜祖的弟弟胡胜荣又重复了一遍案情之后，就开口问他，说你哥哥出事之前，是否生了重病?胡胜荣听了一愣，然后想了想说，这倒不假，哥哥是病得很重，要不然也不会被邵时重几下就打死了。海瑞接着就问，那你们为什么两日后才来报案?胡胜荣想都不想就说，我们两日后才上山找到哥哥的尸体，所以才两日后来报案的呀。海瑞听了点点头，又让人拿出那根沾了血的木棍，让胡胜荣再次辩认，说你看清楚了，这是不是就是你们在发现尸体的现场找到的杀人凶器?胡胜荣一看，说当然就是了，大人你看血迹还在上面呢!海瑞听了这话，突然一拍惊堂木，大喝了一声：“撒谎!”他让仵作拿着这根沾了血的木棍放到胡胜荣的面前，说：“你再仔细看看!”仵作把木棍放到胡胜荣的面前，把木棍击打头部的位置指给胡胜荣看。因为是用木棍打死的人嘛，再加上打的力度很大，头骨都打裂了，所以木棍击打的地方也有木屑断裂。现在胡胜荣只见仵作把沾了血的地方轻轻撬开来一些，只见外面有血的地方，里面却一点血迹也没有。这一下，胡胜荣的脸刷地就变了颜色。
这时候，只听海瑞大声地说：我打开尸体的伤口看，见血是一直渗到了头骨上，但骨头断裂的地方，包括缝隙的表面都有血迹，可我拿磁片刮了几下，刮去表面的血迹之后，下面的骨头居然连红都不红。这说明了什么呢?而且，伤口周围的肉也呈两种颜色，一种很红，就是沾了血的颜色，另一种很暗，海瑞称之为打伤色，就是打归打了，但当时并没出血的颜色，这两种颜色一种是血液凝结之后，也就是血不流了之后打出来的颜色，一种是正常的鲜血颜色，这绝对是清晰可辨的。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所以，不论是从骨头上的血，还是肉的颜色，还是木棍上的血迹看，种种迹象表明，尸体上的血，包括伤口上、骨缝里，还有木棍上的，都是后来涂上去的血，而尸体头部所受的重击，则是在死后、在血液凝固后才被打上去的!
海瑞分析了一大通之后，冷冷地看着开始发抖的胡胜荣和胡胜佑兄弟俩，大喝一声，说“胡胜荣、胡胜佑，毁亲兄之尸而嫁祸他人，还不从实招来!”这一嗓子喊出来，胡家兄弟俩扑通一下就跪下了，然后把整个过程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原来，胡胜祖根本就是得病死的，但死了之后两天，胡胜荣突然想起来，两天前在山坡上见过邵时重，当时邵时重只有一个人，而且也没发现胡胜荣。而胡家跟邵家争地正是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不仅胡胜祖跟邵时重争地，胡胜荣和胡胜佑跟邵时重都分别另有土地和财产的纠纷。胡胜荣脑筋一转，跟弟弟一商量，就打算拿哥哥的尸体二次利用一下，来陷害邵时重。邵时重一入狱，一判刑，邵家的地自然也就可以被胡家争过来了。于是他们俩私下把哥哥尸体作了番手脚，然后诬告邵时重。眼看着前任知县已经结了案，他们就要如愿以偿。哪知道来了个法眼如炬的新知县，洞烛观火，条分缕析，居然靠着神乎奇技的验尸技巧，就把这桩几乎是天衣无缝的冤案给翻了个底朝天。
胡家兄弟认罪伏法，邵时重被平冤昭雪。这一下整个淳安县都轰动了，大家纷纷传说，说淳安新知县是个断案如神的海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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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敢言——袁可立
袁可立（1562年4月25日－1633年11月12日）（明嘉靖四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崇祯六年十月十一日），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明万历十七年进士，任苏州府推官。二十三年升山西道监察御史，五月初九日因直言进谏罚岁俸。二十四年正月初十终被罢官回籍二十六年。泰昌元年八月十七日起升尚宝司司丞。天启元年二月初四日升本司少卿，同年七月十六日晋太仆寺少卿。天启二年三月初七日升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侍经筵，同年三月十四日，充廷试读卷官，同年四月初十日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天启三年十月初六日晋兵部右侍郎，赐三世诰命。天启四年三月初三日予告归。天启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起兵部添设右侍郎。天启六年润六月初九日为右侍郎，同年七月二十八日转左侍郎，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廷推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以忤阉党罢官，加兵部尚书。天启七年八月十二日，以三殿功加太子少保，三上疏辞。南都累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
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为官不阿权贵，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军事战略家、抗清名将，曾策反努尔哈赤姻婿刘爱塔。清兴“文字狱”，其传记和著作遭禁毁。乾隆四十二年，有关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和宋岳飞的《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两文同时遭满清封杀令。相距500年，来自宋明两个不同朝代抗金名将的英灵在清朝不期而遇了。
中文名 袁可立
别 名 袁节寰、袁礼卿、袁军门、袁石仙、闲闲居士
国 籍明朝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
出生日期明嘉靖四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公元1562年4月25日）
逝世日期崇祯六年十月十一日（公元1633年11月12日）
职 业 苏州府推官、巡城御史、左通政、登莱巡抚、兵部侍郎、兵部尚书、
信 仰儒学、道家
主要成就 平反冤案、决斩弄臣、节制毛文龙、策反刘爱塔、收难民、恢复海疆
代表作品 《观海市》、《蓬莱阁望海》、《蓬莱阁怀古》
外 号 袁青天、铁面御史、袁军门
生平职微犯巡抚 昭雪太守冤袁可立进士及第后，首任苏州府推官。万历十九年（1591年），而立之年的袁可立正可谓血气方刚，初生之犊不畏虎。苏州自古江南重地，是明代万历年间首辅申时行和王锡爵的故乡，背景不是一般复杂，来此赴任的官员莫不如履薄冰。座师陆树声谙熟江南官场，对袁可立的前途十分担忧。
时“苏当轮蹄之冲，财富刑狱甲于他郡，公徐而理之。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平反疑狱无葁，扬贞汰垢”，知府石昆玉“倚公如左右手”。
太守石昆玉素以廉直著称，因按治当地豪横势家而得罪应天巡抚李涞，李涞反诬太守有罪，“中丞劾其不职。得旨，下所司堪问。”涞与宰相王锡爵故交，有司惧其威，不敢问，独可立百辩而雪其冤。“郡守石昆玉以廉直忤中丞，中丞露章劾之，事下四郡。四郡推公（袁可立）秉笔，公伸牍尽雪其冤。”“谳成，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节寰袁公传》）李涞以万历十八年四月由苏、松副使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至十九年八月去官，为官一年有余。
“以七品之卑斗翻四品之尊，袁可立的不畏权势和正直气节，不仅使他声名远扬，也成就他为中国历史上的‘推官’楷模。”（谢志伟《袁可立：有胆有识有奇谋》）
袁可立执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刚毅持正，不避权贵，“至犯令抵罪者，虽宠近必行，似欧阳永叔。”“ 众咸谓公强项也。”（《节寰袁公传》）
万历二十二年，太宰（吏部尚书）上其事，“以治行异等”受到万历皇帝特别召见，擢给事中。其间曾有一林姓给事中巡视苏州，所有官员畏惧京官，皆伏地行跪拜大礼，独袁可立按法定礼节作揖不下拜，林给事怀恨在心，借此机会借故竭力阻止袁可立，不得已出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吴民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
倭警相倾轧 明察辨秋毫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袁可立在任苏州府推官，期间做了不少为后人称颂的事情。倭寇出没，吴中一带实行“海禁”，一些势家动辄以“通海”的罪名兴起大狱，相互倾轧。
秦灯是无锡望族，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力大，闲暇之余喜欢听曲唱戏。和太仓王弇州次子王士骕、云间乔一琦三人为伍。“王能文章，秦善谈，乔善书翰，各有时名。”壬辰（万历二十年1592）癸巳（1593年）间发生了一场冤案，最终导致了三人遭受灭顶之灾。起因就是关白丰臣秀吉侵朝（朝鲜壬辰倭乱），三人招募乡兵打算投军报效，御倭保家。钱粮想让江南富户赞助，结果一来二去就会闹出一些矛盾。
仇家立即举报说他们聚众谋反（说三人在酒楼指天划地拜把子，秦灯口称“朕”大逆不道。其实是秦的家丁好说书，曾说一段赵官家当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段子引得大家哈哈笑，秦便口无遮拦地学说），福建巡抚许敬庵闻之大惊，通报应天巡抚朱弘谟，朱弘谟本就对江南世家有看法，又好大喜功，因此立刻断定做实，三人被捕入狱。传到京城，三司大惊，兵部尚书石星怕有出入再次派人查实。“又皆吴越人，错愕不知所出，第拟旨抚按会勘。”（《万历野获编·江南讹传》）后经苏州府推官袁可立查实是一场冤案，朱弘谟怕自己官帽不保便提前定调，判秦灯斩、王士骕入监、乔一琦充军南汇所。
人犯等被押赴刑场之上，大声喊冤不止，袁可立觉得疑点重重，顶住巡抚的压力，坚决不同意草率处决人犯。于是以乌纱和性命将人犯保释候审，最终洗清了这三人的冤屈。但此时秦、王已先后死于狱。当人犯从法场上被解救出来时，天空无云而雷，吴中传为“雷鸣案”。乔一琦活了下来，最终从军为囯报效，后来在剿灭后金叛乱的萨尔浒战役中为国捐躯。
“王士骕、乔一琦等，吴中狂生也。会闻海上倭警，因招集乡勇，挟弓矢以自卫。修郄者以谋逆中之，抚按为之色变。公廉其无他，百口保焉。后会鞫，果不得实。而书生之得免于赤诛者，皆公再造也。”
巡海问琉球 断案奇如神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数百人之多，有些案件甚至殃及妇女儿童。于是他不惜得罪一些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千余名无辜百姓和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
一次，袁可立奉命巡海琉球（今日美所谓冲绳者，向为中国藩属），一个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审视之，见刀面光洁如玉，十分精美，但谢绝了千总将刀退还，袁可立凭经验发现这不是倭刀，而是来源于琉球之物。不数日，海上传来战报，说军队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擒获20名俘虏和大量物资及船舰。但在审验时却没有战俘的口供，也没有证据，案件一筹莫展，但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草草结案将犯人处死。巡按感到棘手，交给推官袁可立查办。袁可立接手时，有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即便不哑也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辩冤。袁可立据理力争，上奏朝廷将人犯缓死暂系狱中。袁可立仔细地查验了所有缴获的物品，惊讶地发现自己曾经见过的三把“倭刀”竟然也在其中，又被当作“战利品”上报。顿觉案件大有蹊跷，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质，但千总死不承认诬良为盗，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
不久，琉球贡使来中国，胸有成竹的袁可立请他们过来指认，贡使辨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良民，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失舵而漂流海上才不幸被官兵捕来冒充倭寇的。后来这十八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中。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公尝查盘海上兵饷，一武弁遗公三倭刀，……公疑，而代诸夷求缓死，权系县狱。未几，琉球贡使至，始知为本国良民，而以输粮失风者也，悉纵之还。夷感其德，民服为神五载。”
重案惊朝野 定谳诿推官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审结了一场轰动朝野的江南重案，这就是明代历史上有名的“湖州案”，又称“董范之变”。董份之孙董嗣成提出惩戒家奴。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众抗议。董份，浙江乌程县（湖州）人。明嘉靖进士，官终礼部尚书。给事中欧阳一敬劾其党严嵩，诏黜为民。董份在官攀附权贵，居乡广占良田。“富冠三吴，田连苏湖诸邑，殆千百顷。有质舍百余处，各以大商主之，岁得利息数百万。家畜僮仆不下千人，大航三百余艘”。
同时有乌程县祭酒范应期也称霸一方，遮上诉状者千人。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抚王汝训和巡按御史彭应参激于义愤令乌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范不堪其辱自缢而死，范妻吴氏赴京诉冤。万历帝怒，命将彭应参、张应望下狱，谪知县张应望戍烟瘴之地，王汝训、彭应参等俱削籍为民，连举荐王汝训、彭应参的吏部尚书孙丕扬和都御史衷贞吉等朝中大佬广受牵连，案件震惊朝野。所涉大小衙门无敢过问，而百姓告状不止，大有酿成更大民变的危险。
“董氏一案让当地主政官员大伤脑筋，‘中丞惶遽无措’，召集浙江两台（藩台、臬台）商议，最后决定征召能力出众的袁可立前往处置。”袁可立走访了因处理此事而刚刚辞职的同乡前湖州知府刘涣，首先“博收讼牒下各县以杀其势”，他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董家田产多以抵债或低价收购、接受投献而来。但董、范两家也势不让人，要求官府严惩所有参与打砸抢的人。袁可立顶住压力，左右周旋，竭力保护弱势民众一方，除了将少数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节寰袁公传》），其余均以民事案件分发到各县衙门从轻发落，使这一轰动京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经过退还和平价赎回，董家田产所剩已十不及其三，而贫民获益颇多，董家从此一蹶不振。
抗旨斩弄臣 万民呼青天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袁可立以政绩第一擢升给事中，为当道林某阻遏而改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奉命巡视京都西城，时有皇帝宠幸的弄臣仗势杀人，百官皆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将弄臣的罪行张榜于五都衢。“公一日视西城，有内珰杀人者，公辄按捶问抵罪。”（《节寰袁公传》）
这时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门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节寰袁公传》）遂将说者逐门外，众阉恨之切齿。
然而，皇帝绕过内阁直接下中旨豁免弄臣作奸犯科的罪行。“已而，果得中旨赦之，可立不为动。”（《睢州志·袁可立传》）
但袁可立并没有给皇帝留面子，毅然抗旨坚持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呼“青天”。
自袁可立巡城，无论皇亲国戚或朝中大僚，凡有贪纵不法，袁可立皆一并弹劾论处。亲自审理案件，理雪伸冤，惩治奸吏无数。泰昌皇帝曾赞扬他“详刑惟允，执法有闻”。“迨（袁可立）奉命巡城，而持斧埋轮，贵戚敛手。”但由此触怒权贵和皇帝，为日后的罢官埋下了祸根。
雷震景德门 建言罢官籍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五月初九日，御史袁可立请录谪臣（《国榷》卷七十七），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袁可立传》）”。疏上，夺俸一年。
九月，景德门遭雷击，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时建言诸臣摈斥殆尽，无敢救者。公独抗疏辩论。”矛头直指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袁可立尖锐地指出时局之艰危：“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并直言问责皇帝道：“若郊视不亲，朝讲久废，章奏之批答不时，宫府之赏罚互异，叙迁有转石之艰，征敛有竭泽之怨。是非倒置，贤奸混淆。□使忠者含 ，直者抱愤，岂应天之实乎？ ”。疏上，触帝怒，继忤次辅沈一贯，“乃于（万历二十二年）十二月降三级调外任用。因吏部疏捄，于丙申正月奉（旨）降杂职边方用。因辅臣疏捄，奉旨革职为民”，终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公方与同官奕，闻报，从容敛枯棋入奁，起无变色，策蹇出长安门，众共惜之。”[10-11] 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终万历一朝不被起用，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罢官期间，袁可立与文友结诗社，教化地方。礼贤父老，调停事务，代民请减赋税徭役。与同里大司农李汝华丈量厘清睢州田赋。又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主持修复睢郡城池，自此“新旧两城屹立如金汤”（陈继儒《大司马节寰袁公家庙记》），睢州人“赖以无恐”，二十年后的崇祯八年，其子袁枢赖此城破家捐资御顽敌，力保睢城一郡生灵。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睢泒夫至五百四十名，外加协济三百名。公曰：‘民力竭矣’。即白之卫辉何守。寻得减免，人人感恱。”袁可立罢官后从不轻易出入公府，这次亲自出面为睢州百姓求情，足可见睢州百姓不堪承受之重。
关外战事起 条陈上方略泰昌元年（1620年），沉冤得以昭雪，八月十七日起尚宝司司丞，天启元年（1621）二月初四日升本司少卿，三月二十日奉旨遣祭历代帝王及孔子祖陵，五月奉命回河南祭告山陵，七月十六日在河南睢州家里就地晋升太仆寺少卿。泰昌皇帝嘉奖道：“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钱谦益《袁可立授奉直大夫》）。天启皇帝褒奖道：“李署牵丝，冤早清于砑石；柏台焚草，直益奋于埋轮。”（《天启诰命卷》）”
天启元年（1621年）冬，封疆多事，沈阳、辽阳相继失守，全辽沦陷。人人视关门为死地，百官噤口以图自保。袁可立祭告山陵回京复命，向天启皇帝大胆提出七项建议：“一收残兵，以省调募。河西之兵虽败，关外残兵瓦解云散者不下数万，宜收其残，省调募西兵便。若拒之不纳，必为（虏）用，是籍□兵也。近复议调西兵，旷日持久，何资涸辙，宜数容其入□，驭以□威，稍汰老弱，收转败为功之效。一出奇兵，以图制胜。闻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踏其虚，可夹击也；宜急勅登莱抚臣督兵过海，□乘虚捣，绝其饷道，使力有所分，不敢乘胜深入。法曰：攻其必捄也。一明赏罚，以振法纪。若监军道高出不致死，以带甲数万窜，不宜从熊廷弼之请复使监军令怠玩而忘其死。况廷弼曲怙，贺世贤何法纪之有，则熊廷弼、高出之头可斩也；威克厥爱，兵家所违。且论劾廷弼之臣反褫其职，国法谓何，所当急斩逃臣，还逐臣。则赏罚大明，而戡乱之策可次第举也。一慎防守，以固封疆。寻诸者言，敌与西合一片石。桃林古北喜峰诸隘口，公奏宜守御筑墉；河西既失，则之门户当严。本兵既出视师，当遂驻镇。 □ □调集附近诸军列营口外。又自抵都门，置重兵数处势相联络，如常山率然以便策应，则藩屏固而神京可以不摇也。一实京营，以固根本。养马增士卒，习骑射，至于京营，老弱虚冒不宜缓综，按籍而数之，营兵不可谓不多矣。然为役占为包揽，聚如乌合，散若鱼惊，其精强可用者十之一二耳。宜及此设法核其实数，分为上、中二□ ，严加训练。上者以战，中者以守。饷以因之，庶□ 缓急可赖也。一多储资粮，以防未然。笼天下盐铁之利，则军帅无侵渔，逴行无绝饷，而中国可高枕矣。城守之计，以食为本，则粮饷之储不可不预目。今宜寻访于忠肃公故事，通州之储悉运入京师。而又谕令在京勋戚巨室之家各庄盖藏，母置城外。即有不测，城守固矣！一破格用人，以期实用。图复建骠骑之功，以佐悬官之空乏；自东事屡败，而文臣武臣相继陷没，主爵者苦于无人可用。臣□ 读圣谕，以公侯悬赏，欲得出奇建功之人，□ □ 洋洋圣谟，急于求才矣！然是出奇建功之人，况下僚伏草莽如田畴、魏胜者更夫不少，若循资以求，则真才安得脱颖而出？今吏、兵二部宜出招贤文榜，令各陈所长，赴部实騐，果异赝鼎，列名上闻，群策并举，无难灭矣。”（《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疏上，天启皇帝一一嘉纳允行。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初七日，擢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三月十四日“充廷试读卷官，侍经筵。”取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三十六人为翰林院庶吉士。这年的袁可立除了和孙承宗一道担任殿试考官外，还负责为天启皇帝讲述经史，“君臣之间有聚会精神之美，有意谕色授之益”，这为日后袁可立出镇登莱、晋位中枢奠定了基础。
授命立危疆 节镇抚登莱后金占领辽东半岛及沿海岛屿后，对明朝的威胁日趋严重。有识之士纷纷出谋献策：“登莱惟北岸旅顺口，实咽喉总区。诚宜得一大将，量提水陆兵驻扎。”此时的登莱不仅下辖辽东的锦州等地，还担负着光复辽东的重任，同时也是辽东前线的后勤和练兵基地，而首任登莱巡抚陶郎先刚刚因贪赃被免，继任者非特别出类拔萃的人不可担当。辽东经略袁应泰自杀，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遭逮捕论死。朝野震动，京师戒严。天启帝日夜为边事所忧，先后将孙承宗和袁可立两位帝师忍痛推出赴边。天启二年四月十四日，帝以“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命飞挽，以专征。而尔振迅宏才，旌旗立为色变。（《天启诰命卷》）。
袁可立拜命就道，从河南睢州出发路经金乡，适逢山东白莲教乱起，袁可立发登兵“七千余名”与山东巡抚赵彦调兵剿而抚之，袁可立“星驰至兖，申以法令，陷阵登陴。”严缉首者，胁从不问，令流民各自还乡生产。
“于时毛文龙诪张于岛上，刘爱塔恫疑于沓渚，熊王之案持于内，崔霍之交盘于中”（《节寰袁公传》）。天启二年八月“两路之师须与文龙会合，并王绍勋、管大藩俱听登莱抚臣（袁可立）催督，结纵连衡，相为犄角。”（《三朝辽事实录》）袁可立锐意规划，整肃军纪，打造战舰，操练水师，并收留和安置大量逃难辽民。沿海增置炮台，练兵用戚继光“水军先习陆战”之法，使登莱武备大为增强，成为辽东前线的海岛基地。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陆师军队，与枢辅孙承宗、津抚李邦华、总兵毛文龙、沈有容戮力策应，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袁可立拓地筑城，招集安置逃难流民，屯兵各岛间，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
这期间，袁可立在同年焦竑的推荐下结识了和自己同年同月出生的徐光启，徐光启在兵器方面的才干很快得到袁可立的充分赏识，后来二人在战略思想上都主张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袁可立倚皇城岛和旅顺一线为基点，向东向北拓地筑城数百公里。
“时白莲妖人徐鸿儒猖獗于西，毛文龙跋扈于北，高丽亦不靖，征调繁兴所在惊惶。可立筹划镇定之，民得安堵。”（梁秉锟《莱阳县志》）袁可立抚登期间，小海沿岸水榭遍布，歌乐之声，通宵达旦，盛况空前。在袁可立的治下，一时出现了“峰顶通望处，逐设烟墩，屯田农幕，处处相望，商船战舰之抛泊近岸者不知其数”的繁荣整饬景象（《敬亭集》）。而兵戎之盛甚称规模：“划城一面，出纳战舰，黄龙青雀，首尾相接，万橹千帆，簇簇其中。”有明一代，登莱巡抚计十四任，袁可立最有作为，收难民，练辽兵，是唯一被列入登州名宦祠的登莱巡抚。（《登州府志·祀典》）“是年（1623年）四月，上念公劳苦边事，赐白镪文蟒以宠异之。”
首辅孔贞运赞叹道：“读大司马节寰袁公抚登章奏，知老成御侮，其绸缪定倾如此”。其抚登数年，“海无传烽，亭有息鼓”。天启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天启诰命卷》）。枢辅孙承宗与袁可立共议战守，十分倚重。 他评价道：“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 （孙承宗《答袁节寰登抚》）
海陆相犄角 奇兵斩获多
明末辽海地形图
袁可立受命赞理东征军务，备兵防海，“节制两镇，凡一应兵马钱粮、征收调遣、防剿功罪尽归经理”（《明熹宗实录》）。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幕下”（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两路之师须与文龙会。（《三朝辽事实录》）他运筹帷幄，节制悍将毛文龙、指挥大将沈有容和张盘往来攻袭于辽海各岛间，战线绵延上千公里，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策反刘爱塔、夜袭金州、收复旅顺、智取牛毛寨等战役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一代军事家的智谋和韬略。黄道周评价道：“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节寰袁公传》）
天启二年（1622年）十二月，北方地区发生地震，袁可立（万历年间曾因雷震景德门直言进谏遭罢官）利用地震的“示警”作用向朝廷奏报，要求拨付足够的费用“修战舰，备器械，预筹毛帅之接济。”
天启三年三月，袁可立奏报朝廷：“登莱之水师实榆关之犄角，臣与镇道图画者数月。诸凡操练将士、修验船只、合并营伍、简汰官兵稍有次第。”他亲自挑选出精兵“三千六百人，俾总兵沈有容领之先发”，“出海于旅顺、皇城、广鹿、平山等岛，相机进勦”。而副将李性忠所领数千辽左健士，袁可立“于三月十二日饯而送之，嘱以相机进止以固榆关，以联毛帅。”大兵所到之处，“舳舻相接，奴酋胆寒。”[23] 这时袁可立的布局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大兵压境以图策反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
天启三年六月初四，袁可立令属下的两镇兵马奇兵出袭，沈有容起兵“自皇城岛掩袭旅顺南四卫”策应于南，毛文龙“自皮岛掩袭镇江九连城”抄袭于北，后金军队遭受重创。朱家龙从千家庄出袭，王辅从凤凰城进军。在南岸沈有容的策应下，毛文龙命大将张盘率部从麻洋岛登岸，相机规取后金所占领的金州和旅顺。总兵毛文龙则自统八千马步精锐，从镇江、汤站一路进击剿杀。
天启三年（1623年）春夏间，努尔哈赤下令大肆屠戮旅顺和金州一带的百姓，袁可立令登莱水师“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以图解救沦陷区内的流散百姓。这时的后金“出没于长山、旅顺间，漕艘贾舶多为所梗。”袁可立在“去鼍矶岛四百里”的水域广布水师，“逾铁山联广鹿岛”，又“于皇城岛设参将、守备各一员，练兵三千，以为登莱外薮。又设游兵两营，飞樯往来策应于广鹿诸岛。制炮设墩，旌旗相望。”（《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奴小至则避之洲，大至则遁之海，用三肄疲敌之法，然后用登、莱兵图四卫之南。”“无事则更番防守，有事则合并策应。又设南游、北游两营，各分讯地，侦逻于广鹿诸岛之间，时东时西，忽远忽近，使敌望之不知所攻，亦不知所守，因劳为逸，反客为主，布帆草筏于是绝迹。”（《节寰袁公行状》）”后金望而生畏。当年七月初二日，张盘率领军队和登莱招抚的辽民混编的队伍一举打下金州，乘胜收复要塞旅顺、望海堡和红嘴堡等战略要地，使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收归于明朝。
秋收之后，后金军再次大肆侵略旅顺等地，掠夺粮食等战略物资，驻守复州的后金军更是横行无忌，四处掳掠百姓。“当秋成熟，（虏）犹率众至南卫收获。公（袁可立）移书沈帅，乘其收割蕴崇之时，用火攻（虏），将吏用命，于是年九月乘风纵火，（焚）其积聚，举两月之捆载为之一空。公曰：‘怨深矣！忿兵可防也。’”（《节寰袁公行状》）愤怒的后金调集更多军队对明军进行反扑。袁可立上言“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己，能为可胜。”《明熹宗实录》）他综合各方情报，“先期集兵分道以应，并夜酣战，俘斩无数”。“（天启三年）十月，（虏）果驮载（火炮），分兵两路袭我，而诸将亦分兵以应，逼夜酣战，大获全胜 ，（虏）遂移营遁去。”袁可立利用辽民对后金的痛恨，令明军乘夜以火把袭城，彻夜透明，喊杀声震天，后金大败。当年十月初五，大将张盘率领明军于城中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并乘势收复复州和永宁。后金“器械、铳炮俱掷弃而奔。”明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
在袁可立的精心筹划下，明朝沿海大部分要地失而复得，后金“四卫已空其三，沿海四百余里之地奴尽弃之而不敢据，所余者酉虏千人而已。”（《明实录》）金州和旅顺等地的收复，等于是在辽海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宽叆等地连为一线，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加重了后金占领区内粮食等战略物资的紧张状况。
但金州孤悬海外，难于坚守，不久张盘又被金人逼退到麻洋岛。但明军此番作为已大挫后金军心，收到了预定的军事牵制和打击效果。
袁可立欲“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的空前战力扩大战果，命“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以图实现“恢复之功”。（《明熹宗实录》）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后金利用海水结冻的时机，以万余骑兵绕袭旅顺，想报上次惨败之仇。袁可立对此已有充分估计，他对登莱和东江两镇的水师进行了新的布局，令明军在旅顺城外设伏，命“严正中等兵住守旅顺和双岛之间，与张盘互制。袁进等兵住西讯中岛之间，与觉华犄角。”（《明实录·袁可立奏疏》）。而沈有容则率水师游离于各岛间奇袭策应毛帅，明军在张盘的带领下死守城池，直到火药用尽，犹坚守不降。后金无计可施，遣使议和，被张盘立斩于军前，大败之，后金落荒而逃。天启五年正月，袁可立仅仅离开登莱半年，大将张盘就因为缺乏调度和后援就身陷重围而死，这是后话。
终袁可立之任，后金与明军水师屡战多败，疲于奔命，不复有勇与之再战矣。袁可立治军严明，“所过鸡犬不扰，则李西平三代之师也”。首辅孔贞运评价道：“公久历海上，凡地形险易，军储盈缩，将吏能否，虏情向背皆洞若烛照，故登莱终公之任销锋卧鼓。”
不战屈人兵 策反刘爱塔从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开始，袁可立逐步完善对东江和登莱两镇兵马的布局，呈步步进逼之势，开始精心设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姻婿刘爱塔。七月二十六日上疏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 （《明熹宗实录》） 。登州总兵沈有容不愿意接纳刘爱塔，但袁可立认为这是战略良机，随“给与免罪牌及加衔札付，并许降后代请封官。”（《睢州志》），命“沈总兵于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机接应”。（《明熹宗实录》）但不久中军王丙告密，后金“将爱塔并李永芳长子械去，杀其弟刘兴仁及王丙。屠城，驱其余民于永宁。”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刘爱塔找了一个酷似自己的金兵以酒灌醉毙后纵火烧之，金人勘验竟信以为真。
袁可立在莅任登州的第二年就策反了被后金掠去18年的总兵刘爱塔，对后金军心打击是空前的，一时汉官降将瓦解殆尽。“公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
尽管后来由于阉党排挤导致袁可立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只可惜刘爱塔归顺后没有受到经手者袁崇焕的重用，甚至毛文龙还谎称刘爱塔为其阵前招降而彻底否决了刘爱塔主动归顺袁可立的初衷。但刘爱塔一心报效国家并最终战死疆场，有大宋李显忠之风，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刘爱塔以“狸猫换太子”的“诈死”手法瞒过后金，金人还曾经给予刘爱塔十分优厚的待遇，努尔哈赤以姻婿待之。袁可立这一滑稽而睿智的“反间计”使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一直是金人一块无法愈合的历史硬伤。满清取得政权后，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在自己编修的《明史》中对曾经影响过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龙、刘爱塔等一概削去不予立传。
筹饷多募兵 节制毛文龙“公（袁可立）故奇其（毛文龙）胆智。”袁可立为了向前推进沿海防御，曾多次替毛文龙向朝廷募兵请饷，他说：“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大张挞伐之气。据所报功级解验，前后大小三十余战，斩首共一千九十七级数逾，上捷者共五次，总获器械、弓箭等件共五万。当我圣主宵旰之时，人心危惧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应陛应赏应恤之官兵相应敕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为议序，以侯俞旨施行。（《三朝辽事实录》）”甚至在地震时还在向朝廷上疏请求“预筹毛帅之接济”。由于袁可立对武将的重视，遭到一些保守派官员“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毛文龙）为奏请”的反对和非议。
袁可立早年含冤罢官二十六载，复出后担任过天启皇帝的老师，此次东征受顾于上命，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志。纵观明代巡抚节镇登莱，袁可立是唯一从大局出发长时间有效支持毛文龙的登莱巡抚，他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毛文龙的主要战绩和荣誉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
关于袁可立对毛文龙的节制，明朝廷是有明确事权的，“牵制奴酋者，朝鲜也；联属朝鲜者，毛镇也；驾驭毛镇者，登抚也。”甚至明兵部所要求的底线就是“抚不能制镇则易抚，镇不能制夷则易镇”。毛文龙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断被加秩晋阶，开始恃功自傲，而其时朝官对毛文龙的质疑声浪日高。天启三年十月，皇帝嘉奖道：“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乃满浦、昌城之捷，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 夷二万。公（袁可立）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于是移檄东江，核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