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物能“镇国”？这一点官方没有说法。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曾表示，北京故宫馆藏珍品众多，连“镇馆之宝”都很难评出，更何况镇国之宝？如果把中国各大博物馆馆藏文物拿出来PK，按照文物门类每种选出十大国宝，再从中挑出一件作为“镇国之宝”，难度很高，争议也必定很大。
《国家人文历史》（原《文史参考》杂志）独家邀请九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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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5][color=#00b0f0]金银器：太阳神鸟金饰[/color][/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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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展品为商周时期的金器，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现收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b][size=4]藏品信息[/size][/b]
[b]基本信息[/b]
商周太阳神鸟金饰（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规格：外径12.5 内径5.29 厚0.02（厘米）重20克
年代：商周时期
来源：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
收藏：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b]文物介绍[/b]
整器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鸟头、爪较大，颈、腿长且粗，身体较小，翅膀短小，啄微下钩，短尾下垂，爪有三趾。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
“太阳神鸟”金箔的含金量高达94.2%，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它是先用自然砂金热锻成形，然后经过反复锤揲，最后根据相应纹饰的模具进行刻划和切割。由于加工工具不十分锋利，在“太阳神鸟”金箔图案的四周留下了反复刻划的痕迹。
此器构图凝练，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b][size=4]国宝简介[/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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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于四川成都的金沙遗址
2005年8 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2005年10月12日至10月17日，“太阳神鸟”金饰的蜀绣制品搭载神舟六号飞船在太空中遨游后返回地球。
太阳神鸟金饰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即“四鸟绕日金饰”,它极具动感的视觉效果,无论是外层的4只飞鸟,还是内层旋转的太阳。特别是在红色背景衬托下,里面的旋涡就如同一轮旋转的火球,周围飞鸟图案分明就是红色的火鸟。外层飞行的神鸟和内层旋转着的太阳,表现的正是古蜀人对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和讴歌。
太阳神鸟，商代后期，古蜀人制作的精美金箔器，表达了古蜀人对太阳的顶礼膜拜，是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有研究认为其外层4鸟代表四鸟负日，也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轮回，内层12道芒纹代表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这是古代蜀人崇拜太阳的物证，也许当时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原因。
太阳神鸟金饰，象征着中华民族追求光明、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太阳神鸟金饰遨游太空，象征着中华民族实现了千年飞天梦。太阳神鸟图案反映了人类早期朴素的世界观和宇宙观。阳光是生命的源泉，因此成为人们最早崇拜的神；中华先民把太阳和在天空中飞翔的神鸟联系在一起，认为是神鸟在驮着太阳飞行。太阳神鸟是古蜀人早期部落的图腾，“神鸟绕日”表达了中华先民向往太阳、崇尚光明的飞天梦想。
[b][size=4]外形描述[/size][/b]
太阳神鸟金箔饰，形制为圆形，内有镂空图案，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 0．02厘米，用很薄的金箔制作而成，在工艺上采用了娴熟精湛的锤揲与切割技术。其圆形金箔上的镂空纹饰，如同一幅均匀对称的剪纸图案，可能使用了相应的模具，精心切割而成。无论是纹饰的整体布局或图案的细微之处，都一丝不苟。其图案可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图案中心为一镂空的圆圈，周围有十二道等距离分布的象牙状的弧形旋转光芒，代表一年12个月周而复始。这些外端尖锐好似象牙或细长獠牙状的光芒，呈顺时针旋转的齿状排列。外层图案是四只逆向飞行的神鸟，引颈伸腿，展翅飞翔，首足前后相接，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排列均匀对称，即代表金鸟负日的神话传说也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整幅图案好似一个神奇的漩涡，又好像是旋转的云气或是空中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只飞行的神鸟则给人以金乌驮日翱翔宇宙的联想。 “太阳神鸟”通过对“太阳神鸟”金饰进行成分分析，确定其含金量达到了94.2%。系先用自然砂金热锻成为圆形，然后经过反复锤炼，最后根据相应纹饰的模具进行刻划和切割，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太阳崇拜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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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4]文物意义[/size][/b]
太阳神鸟金饰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太阳崇拜的习俗。中国古代的先民们常常将太阳与鸟联系在一起，古代文献中就有许多关于太阳和神鸟的记载。
《淮南子》：“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也。”
《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其叶如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山海经·大荒经》：“帝俊生中容，……使四鸟。”
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太阳鸟就是阳乌和凤凰，凤凰的“凰”字（即“皇”字）正像太阳鸟的形状，被赋予了美丽辉煌和崇高无上的含义。“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的神话，东方民族的鸟生传说，凤鸣岐山的受命故事，乃至于三皇、五帝和秦汉以后最高统治者的称号，都与太阳和凤凰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量的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太阳崇拜习俗，仰韶文化文化陶器上所绘的鸟纹，其背上驮一大圆点，正是太阳鸟的形象，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双鸟负日”骨雕和“双鸟朝阳”牙雕，凌家滩遗址出土了八角星纹玉版和太阳纹玉鹰，在良渚文化中，太阳和鸟纹也常常出现在一些代表神权与王权的器物上，如玉璧、玉琮上的一些刻纹，红山文化墓葬中发现人头上立有玉鸟，大汶口遗址出土的陶尊上刻划了与太阳有关的符号，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方鼎有呈旋转状的太阳纹，铜鼓的鼓面中心也常常装饰为太阳纹。到了汉代有关太阳与鸟的文物出土更多，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上有一只金乌栖息于太阳中，满城汉墓里有鸟衔太阳铜灯，汉代画像砖上还有双凤衔日图像。以上这些实物都是中国古代民族崇拜太阳及阳鸟的真实写照。
在出土的中国古代有关太阳崇拜文物图案中，以成都金沙遗址“太阳神鸟”金饰的图案最为精美，其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韵律，所表达的内涵寓意深远，是古代人民深邃的哲学宗教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十二道顺时针旋转的光芒与四只逆向飞翔的神鸟，表达了远古先民对太阳的追求，对光明的向往。“太阳神鸟”是希望的象征，体现了中华儿女世世代代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四凤绕阳，祥瑞吉祥，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太阳神鸟给人以巨大的感召与动力，并伴随着现代中国一起腾飞。
太阳神鸟图案寓意深远、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像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其造型精炼、简洁，具有较好的徽识特征。
太阳神鸟图案是中华先民崇拜太阳艺术表现形式的杰出代表之作，以此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b][size=4]出土过程[/size][/b]
2001年2月8日，在成都近郊的金沙村的管道施工中，挖出了部分铜器、石器等文物，考古人员随即展开大规模科学发掘，大批金器、玉器、铜器和象牙不断出土，令人惊叹不已！2月25日上午10时许，一件特别的金饰件被发掘出土，刚出土时金饰件已被揉成一团，在考古人员认真科学记录之后，小心翼翼将金饰复原展开——金饰上刻划的“太阳”和“鸟”的图案清晰地呈现出来，伴随着显示王权的大量玉器、金器的出土，足以证明这件金饰极有可能就是古蜀王举行盛大祭祀典礼遗存下来的“宝物”。考古人员没有想到的是这件造型精美，寓意深刻的金质饰件在4年之后的今天成为中国文化的标识！
[b][size=4]遗址价值[/size][/b]
经过考古工作者长达4年的勘探与发掘，可以确认的遗址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已发掘大型宫殿式建筑基址、一般居址、大型祭祀场所、墓地等重要遗存，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漆木器、象牙、陶器等珍贵文物上万件，主要器型有金冠带、金人面具、太阳神鸟金饰、鸟首鱼身纹金带、金盒形器、金喇叭形器、金球拍形器、金蛙形器、金鱼形器、金蝉形器、铜立人像、小人铜头、铜立鸟、铜牛首、铜兽面饰、铜虎、铜曲刃戈形器、铜璧形器、铜方孔器、玉琮、玉璧、玉环、玉璋、玉圭、玉戈、玉矛、玉钺、玉戚、玉凿、玉斧、玉锛、神人玉头像、玉贝形佩饰、玉镯、石跪坐人像、石虎、石蛇等。大量与古蜀国最高统治者有关的遗存和遗物的发现，表明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衰落之后在成都平原崛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推测应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代蜀国的都邑所在。金沙遗址是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也是四川地区继三星堆之后最重要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金沙遗址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由5座房址组成，面积近2000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我国西南地区同时期规模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基址；超过5000平方米的祭祀遗存，是我国商周时期保存最好，延续时间最长，祭祀遗迹和遗物最丰富的祭祀遗存之一。金沙遗址已出土金器200余件，工艺精湛，艺术表现力极强；玉器达2000余件，种类丰富，制作精细；圆雕石像造型生动；漆木器，纹饰精美，保存较好；数以吨计的上百根象牙的出土举世罕见。
金沙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证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心之一，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不同阶段，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空白。
在四川古史传说中，曾留下了许多与黄帝、颛顼、大禹有关的记载，说明古蜀族与华夏祖先有着极深的渊源。在殷墟甲骨卜辞中至少有70条记载了蜀与商之间的关系。大量的出土器物证明，四川盆地的先秦考古学文化受到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甘青地区等文化的强烈影响。如玉璋、玉钺、玉戈、玉牙璧、多孔玉刀、单节玉琮、玉圭、石矛、陶盉和部分铜容器残件等均具有三代中原同类器物的特征；十节玉琮应是从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辗转流传而来；金沙遗址出土的凹刃玉凿在云南、广西、越南等地也有发现。这表明金沙遗址与周边考古学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金沙遗址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典型代表，它的发现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学说提供了考古学实证。
金沙遗址的发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b][size=4]相关传说[/size][/b]
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中的4只逆向飞行的鸟,也与“使四鸟”和“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以及太阳神鸟和太阳神的崇拜有关。在《山海经》中有“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如《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精神篇》中说“日中有陵乌”,郭璞注解说“中有三足乌”。也有多处关于帝俊之裔“使四鸟”的记述,如《大荒东经》中说“有葛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晏龙……食黍,食兽,是使四鸟”;“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中说“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等等。这也进一步说明这个时代的古蜀人是“崇鸟崇日”的。
这和三星堆文化中的“崇鸟崇日”习俗是一脉相承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的众多“青铜鸟”、“圆日形器”和有着10只鸟的“青铜神树”,以及《山海经》等文献记载中的“十日神话”的传说等,无不说明了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也是“崇鸟崇日”的。
[b][size=4]古蜀历法[/size][/b]
实际上就是观象授时的经验总结。所谓历法,就是安排年、月、日的法则。历法一般分为三类:(太)阴历、(太)阳历和阴阳历。所谓“阴阳历”就是年以回归年为依据,月以朔望月为依据,把阴历和阳历结合起来的一种历法称为阴阳历。
古蜀的历法,首先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自身就形象、生动地反映出:外层4只逆向飞行的鸟,每只鸟对应3个月牙(或者说是火苗,或者说是象牙),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恰好说明每只鸟代表一个季节(3个月),4只飞行的神鸟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也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四时的知识,能够根据四时的不同特点而适时地安排农活。内层的12道旋涡状光芒,既象一道道火苗,又象一根根象牙,也象一轮轮弯月,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周而复始。也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岁、时、月的概念以及形成的规律和原因,已经知道“岁”与太阳运行有关,“月”与月亮运行有关,一年有12个月,使用的是阴阳历。
除此之外,还可以与同样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的冠帽相印证,这个青铜立人像的冠帽上的十三道象牙形旋转状的弧形冠饰,好似太阳闪烁的光芒,与太阳神鸟金箔饰内层的旋涡图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着类似的象征意义。不同之处正好说明了这个弧形冠饰表示的是一年有13个月,即这一年是闰年,即加了闰月。因此,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些考古材料,均可以作为崇拜太阳的古蜀人使用了比较完备的阴阳历的佐证。
不论是太阳神鸟金饰上的12道象牙状的弧形旋转芒纹,还是青铜立人像的冠帽上的13道象牙形旋转状的弧形冠饰,这里的12和13两个数字之所以说是有着特定含义的,是因为还可以由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得到证明。12和13两个数字都仅仅只是在金沙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出现,而在比之更早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就几乎没有出现,就说明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与太阳有关的考古材料中,是极少有表示10以上概念的图案的。比如: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圆形铜挂饰,它的弧形旋转芒纹是最多的,也才九个;而同样是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圆轮形器(有说是“青铜太阳形器”、“车形器”或“轮形器”),它的芒纹只是五个;至于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太阳形图案,它们的芒纹是六个或者七个。绝对没有超过十个的。只有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神殿的顶部和屋盖上的太阳形图案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它上面的太阳形图案,每面有3个,4面一共有12个。并且都是既不似象牙,也不象月牙。说明它们都比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早得多,所以还不够成熟,还没有那种特定的含义,它们只是单纯地表示太阳的形象,表示太阳崇拜。因此,可以说三星堆文化中的古蜀人,至少在早期还没有把宗教崇拜(尤其是太阳崇拜)和历法联系在一起。只是在晚期才开始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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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5][color=#00b0f0]青铜器：西周利簋[/color][/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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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
利簋器侈口，兽首双耳垂珥，垂腹，圈足下连铸方座。器身、方座饰饕餮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此种方座青铜始见于西周初年。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利簋为圆形两耳方座，这是西周出现的新式样。利簋铭文内容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完全一致。作器者名“利”，他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利簋采用上圆上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b][size=4]名称来源[/size][/b]
铭文中所提到的有司，是当时中国古代的官职，在中国商周时期，青铜被称为“金”，是只有王族才能使用的贵重金属，商军溃败之后，身为有司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由于这件青铜簋是利所铸造，所以人们就称它为利簋。
因为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记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所以，利簋也被称作“武王征商簋”
[b][size=4]簋内铭文[/size][/b]
[b]正文释义[/b]
簋腹内底铸铭文4行33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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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
释文译文大意是：
周武王征伐商纣王。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在第八天后的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右史利许多铜、锡等金属，右史利用其为祖先檀公作此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该释文为被较多人采信的张政烺先生所做的释文）
[b]释义争议[/b]
利簋自出土以来，唐兰、于省吾、张政琅、徐中舒等都作过考释，但该器铭文中“岁鼎”一辞，各家分歧较大 。有将“岁鼎”与卜辞“岁卜”相联系，认为“岁鼎”是“指贞问一岁之大事而言”；有认为应解释作“岁祭时进行贞问”；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岁鼎”与卜辞“岁卜”毫无关联，“岁”指的是岁星，即木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将“岁鼎”解释为“越鼎”，意思为“夺得了鼎”的人 。
张政琅释“岁”为岁星（木星），释“鼎”为“丁”，转训作“当”，意为“岁星当前” 。
徐中舒认为鼎当读为则。根据为郭忠恕在《佩觽》说的“古文以贞为鼎，籒文以鼎为则”。徐中舒先生和张政琅先生一样认为“岁”是岁星。
唐兰先生则认为这两个字应当是“越鼎”，即指夺取了鼎[9] 。
锤凤年同样人这两个字不是岁鼎，他认为这两个字应当是戍晃，即驻征商之师于此 。
戚桂宴认为“岁鼎”是岁星当空，表示吉兆，“岁”即岁星，“鼎”训为当。
于省吾、赵诚、黄盛璋、王宇信等认为这两字应为“岁贞”，即岁祭时进行贞问 。赵诚认为“岁为一岁之大事”也说的通 。
[b][size=4]文物鉴赏[/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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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纹饰[/b]
利簋的腹部和方座座壁的纹饰是以饕餮纹为主题；两侧加饰倒夔纹；圈足饰夔纹带；方座面四隅加饰蝉纹；都用云雷纹为底来衬托主题。方座上的兽面造型与利簋腹部的主体兽纹相仿，兽面巨目凝视，森严恐怖。仔细观察，在利簋的圈足部位还装饰有夔龙纹，呈二方连续图案绕利簋一周，方座四隅饰以蝉纹。兽面纹、夔龙纹和云雷纹三种纹饰共同装饰在青铜利簋上，线条流畅清晰，给这只肃穆庄严的西周铜簋平添了几分凝重和神秘。
利簋的主要部位腹上用饕餮纹来装饰。饕餮纹与夔纹、龙纹、凤纹等一样，都属于幻想的神话动物。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饕餮纹的形象被刻划为以鼻梁为中心，眉、眼、耳、角分别以对称形式排列在左右两侧。
饕餮纹所呈现出的狰狞恐怖具有一种神秘的威严感，体现了奴隶主上升阶段时的历史必然力量，是一种“狞厉之美”；但也体现了兽性的残忍，即美中有丑。饕餮纹一方面是统治阶级为了张扬其威严的权利，以之镇慑邪魔和愚弄平民；另一方面是为了告诫自己的子孙臣仆们不可过于贪暴。
夔纹的形象是头大嘴长，张口，身细尾尖作卷曲状，均为一足，一角。夔纹和饕餮纹具有同样的装饰作用，所以夔纹也常被饰于器物上。
云雷纹是青铜器上的一种最常见的典型纹饰。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的几何图形。有的作圆形的连续构图，也单称为云纹；有的作方形的连续构图，也单称雷纹。云雷纹常装饰在青铜器纹饰的空白处作为底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如利簋上的云雷纹被用来烘托饕餮纹。
利簋器身所饰的花纹，具备了特有的历史面貌和时代风格，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时期的工艺美术特征。这些装饰花纹是和盛行青铜器的商周时代的社会生产、生活、思想意识紧密联系的，是奴隶制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组成部分之一。
[b]文字[/b]
利簋铭文字体和商甲骨文、金文的形体结构是一致的 。其铭文字体扁长，字迹凝重稳健，并保留有商代铭文字体首尾尖中间粗的特征，是西周早期金文的代表作之一。
[b][size=4]价值地位[/size][/b]
[b]价值[/b]
该簋最为重要，也最有价值的是该器腹内底部所铸4行33字铭文，虽很简略，却记录了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即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因此，也有人称其为“武王征商簋”。
利簋内壁铭文明确记载“武王征商”之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
同时其记载的史实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的记载。及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日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的记录，与《淮南子·兵略训》等古代文献所记相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利簋铭文虽然简略，却是有关武王伐纣史实的唯一文物遗存，价值、意义非凡，誉之为价值连城都似嫌太轻。之前，由于缺乏实物资料，关于牧野之战的具体日期，千百年来，史学界多有纷争，历代学者根据有关记载推算出的年代就有数十种之多。
利簋的发现，除澄清了以往关于武王伐纣具体日期疑惑意外，还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
[b]地位[/b]
2003年，利簋随34件组档案文献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2002年1月18日， 利簋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 。
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原《文史参考》杂志）独家邀请九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国宝中做取舍之间的思量、权衡，盘点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利簋为镇国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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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5][color=#00b0f0]石刻壁画：秦石鼓文[/color][/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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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而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b][size=4]概述[/size][/b]
石鼓文 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
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无定论。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的作品。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研究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石鼓文是学习篆法的珍贵资料，近代书家吴昌硕临写石鼓造诣极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临习时的借鉴。----《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
2013年1月1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秦石鼓文”是中国九大镇国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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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4]鼓序排列[/size][/b]
文献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东巡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石鼓诗歌通过从秦之建立、立国、发展、创立帝业这一发展顺序，对秦人历史发展进程有重大贡献的先祖烈公及始皇帝的重大历史事迹进行了歌颂。既歌古也颂今，用诗歌描绘出一幅幅形象生动的秦人创业发展的历史画卷。因此，在弄清各鼓诗篇的内容和中心思想之后，按事件早晚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出石鼓诗歌所记载和歌颂的秦人起源、创业和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历史大事，而鼓次顺序也就自然排列出来了。
1、《马荐》诗篇歌颂的是秦祖非子牧马建秦、复续嬴氏祀之事，关键时间点为公元前897年非子复续嬴氏祀之时；
2、《汧殹》诗篇歌颂的是秦襄公封侯始国之事，关键时间点为公元前770年襄公始国之时；
3、《霝雨》诗篇歌颂的是秦文公伐戎迁汧建都之事，关键时间点为文公三年东猎迁汧之时，即公元前763年；
4、《虞人》诗篇歌颂的是秦穆公用贤乃至称霸西戎之事，关键时间点为穆公五年用虞人大夫百里奚之时，即公元前655年；
5、《作原》诗篇歌颂的是秦孝公变法和迁都咸阳之事，关键时间点为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之时，即公元前350年；
6、《銮车》诗篇歌颂“天子致伯”秦孝公之事，关键时间点为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孝公之时，即公元前343年；
7、《田车》诗篇歌颂秦惠文王使张仪取陕打开东扩要道之事，关键时间点为惠文君十三年使张仪取陕之时，即公元前324年；
8、《而师》诗篇通过歌颂“天子致胙”秦惠文王以及嗣王武王始国之事，关键时间点为武王元年始国之时，即公元前310年；
9、《吾车》诗篇歌颂秦昭襄王定蜀之事，关键时间点为昭襄王六年司马错定蜀之时，即公元前301年；
10、《吾水》诗篇歌颂始皇帝统一天下，“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至天下太平之事，时间应不早于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六国之时，即公元前221年。
参考罗君惕测石鼓数据，按石鼓《秦颂》时间发生顺序排列结果如下：
1、《马荐》，高一尺六寸，围六尺八寸。颂秦非子事迹鼓。实最小、最矮。
2、《汧殹》，高二尺一寸，围六尺三寸。颂秦襄公事迹鼓。
3、《霝雨》，高二尺一寸，围六尺八寸。颂秦文公事迹鼓。
4、《虞人》，高二尺一寸，围六尺三寸。颂秦穆公事迹鼓。
5、《作原》，残高一尺五寸，围六尺八寸。颂秦孝公事迹鼓。
6、《銮车》，高二尺，围七尺三寸。颂秦孝公事迹鼓。
7、《田车》，高一尺八寸，围六尺四寸。颂秦惠文王事迹鼓。
8、《而师》，高二尺二寸，围六尺七寸。颂秦惠文王与武王事迹鼓。
9、《吾车》，高一尺七寸，围六尺六寸。颂秦昭襄王事迹鼓。
10、《吾水》，高二尺九寸，围七尺八寸。颂始皇帝事迹鼓。实最大。最高。
以上资料来源于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
[b][size=4]历代简介[/size][/b]
[b]主周说[/b]
“主周说”起始于唐初，含西周文王说、成王说、宣王说等多种不同的看法。
1.西周文王说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应物《石鼓歌》：“周文大猎兮岐之阳”等，认为石鼓为西周文王时之遗物。但韦诗原句为“周宣大猎兮岐之阳”，故“文王说”的出现应与上述二人误将韦诗中“周宣”引为“周文”有关。尽管“文王说”立论依据并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场，明代朱国祚《石鼓歌》中仍有“疑义莫定文成宣”这样的看法。
2.西周成王说 持此论者有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沈梧《石鼓文定本》等。主要因《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椒举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阳之搜’”，杜预注曰：“成王归自奄，大狩于岐山之阳”，且石鼓出土于陈仓并又有与畋猎有关的诗句，于是便以为石鼓记载的畋猎之事与成王大狩之事相合，从而得此看法。
3.西周宣王说 此说产生于唐初，最早是贞观时书法家吏部尚书苏勖于《记敍》卷首提出：“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李嗣真于《书后品》中赞同。后经张怀瓘在《书断》中推理，从而得出“石鼓文”为“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也”之论断。由于籀文已于始皇时焚毁殆尽，秦汉之后很少存留此类文字，加之很多石鼓文字未收入后世之字书，辨认无据，于是“史籀说”便成了定论。韦应物因以“讽”而刻诗不好解释，故在《石鼓歌》中将张怀瓘之“盖讽宣王畋猎”，改为了“大猎刻石表功”。“宣王说”另一立论依据是因石鼓诗文类《诗》之《车攻》、《吉日》等诗篇，而《车攻》、《吉日》乃是赞美宣王的畋猎诗，于是认为石鼓诗文也应出于此时。这种看法与“史籀说”相呼应，造成了巨大声势。“宣王说”影响很广，唐宋学者也多认从之，其后又得清康熙与乾隆皇帝的认同。直至清末民国初，随着“主秦说”逐渐占据上风，“宣王说”方渐渐淡出，但仍未见尾，至今还有部分支持者。
[b]主秦说[/b]
“主秦说”大概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主要有秦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秦献公、秦惠文王等说。
1.秦襄公说 杨慎、全祖望等主之。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对“襄公说”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并提出了石鼓“建畤说”的看法。其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认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与三畤之一的建立有关；又据《汧殹》鼓“汧殹沔沔”与《霝雨》鼓“汧殹洎洎”等与汧水有关的诗句，以及《而师》鼓“天子□来，嗣王始□”诗句中出现的“天子”与“嗣王”称谓等，认为“石鼓文”内容与襄公八年护送平王东迁和建畤的史实相合，石鼓应是襄公时代之遗物。之后，张光远在《先秦石鼓存诗考简说》等文中，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于襄公十年，诗歌作者是太史由。
2.秦文公说 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闻》中认为石鼓诗文内容与《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谓之会”等史实相符，而提出此说。其认为：“考《史记·秦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树则里’，皆言营邑之事也。‘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第一鼓（吾车）皆言猎事，则七百人东猎事有据矣。而且一鼓之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罗振玉、马叙伦、许庄叔、宋鸿文、杨寿祺、尹博灵、李铁华等皆支持此说，只是各自立论的依据并不完全相同，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别。
3.秦德公说 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等文中认为石鼓文字与秦公簋、虢季子白盘铭文，体势与血脉相承，盖一时所铸。其从文字字体等角度对石鼓文字进行了分析，认为石鼓应作于德公迁雍之后。段扬在《论石鼓乃秦德公时遗物及其他——读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后》一文中认为《作原》鼓内容与德公迁都于雍，整饬三畤原有关，《而师》鼓“天子”与“嗣王”应是指周惠王。戴君仁在《重论石鼓的时代》等文中支持“德公说”，认为石鼓为雍城初建时所刻。
4.秦宣公说 主张者有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论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说》等。李仲操认为“密畤作于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则石鼓的刻石年代应在这年”，《而师》鼓“天子”当指周惠王，“嗣王”当指王子颓。其说因认为石鼓出土地点与宣公作密畤地点一致，以及“石鼓文”所载的周天子平息内乱的时间与秦宣公四年一致而立论。张启成在《论石鼓文作年及其与诗经之比较》文中对李仲操“宣公说”进行了补充。胡建人也同样认为石鼓为秦宣公陈仓作密畤时所刻。
5.秦穆公说 此说为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为秦刻石考》等文中主张，他认为石鼓乃穆公称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贺时所刻。其文列举了秦十二器文字与石鼓文字相对照，再以“殹”字用法为例证，在郑樵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石鼓文”乃为秦文。日本赤冢忠《石鼓文の新研究》从此说。
6.秦景公说 主张者有王辉《<石鼓文·吴人>集释——兼再论石鼓文的时代》、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等。王辉以凤翔秦公大墓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石鼓文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风格极相似，应为同一时期所作，而认为石鼓产生于“景公时的可能性极大，厉共公时的可能性极小”。徐宝贵则从“石鼓文”字形以及与《诗经》关系、所反映的史实等出发，认为“石鼓文的诗”为襄公时所作，内容描写的是“秦襄公的一次规模盛大的田猎活动”，而文字则是秦景公时所写所刻，石鼓的“绝对时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秦景公时期”。
7.秦哀公说 香港易越石在《石鼓文书法与研究》等文中以为“得新证于石鼓本身《吴人》石”，认为石鼓诗歌内容记载和反映了秦人救楚、秦吴大战的史实，《虞人》鼓“吴人”即是春秋时“吴国人”，而得出了石鼓为哀公三十二年“秦师胜吴人凯旋后之刻石”这一看法。徐畅在《石鼓文刻年新考》文中支持此“凯旋说”。
8.秦灵公说 最先主张此说的为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其在《石鼓文刻于灵公三年考》等文中，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的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再因《吕氏春秋·音初》认为的秦穆公时才有诗歌，于是认为石鼓年代不可能早于秦穆公时代。其又通过“朕”与“吾”等人称代词使用的关系，认为秦景公时代的铜器还都用“朕”，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却用“吾”，而石鼓用“吾”、“余”、“我”而不用“朕”，进一步推断石鼓产生年代应在景公之后，跟诅楚文时代接近。同时又据文献记载的灵公作吴阳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于是断定“石鼓文”作于秦灵公时代。苏莹辉、那志良等从之。后唐兰改变了看法，更改为“献公说”。
9.秦献公说 唐兰1958年发表《石鼓年代考》时提出此说。他从铭刻、文学史、新语汇、字形、书法、发现地、石次内容、地望等八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石鼓文只能产生于战国时期，并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于献公十一年。
10.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前说 郑樵《石鼓音序》、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程质清《石鼓文试读》等支持此说。郑樵以“殹、㞼”二字见于秦斤、秦权，并通过文字比较和对“天子”、“嗣王”的分析，认为石鼓为秦物，认为石鼓产生在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罗君惕等亦通过文字等比较分析，对始皇“书同文”前后文字进行了比较与量的统计，其认为时代越接近，文字相同者越多，故判断石鼓产生年代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间。
11.其它还有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认为石鼓产生于春秋中晚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黄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关诸问题》，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兼论石鼓文的相对年代》等认为石鼓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间，等等。
[b]主汉、北魏及宇文周等说[/b]
1.“汉说”始于清代武亿《金石跋》。其因《銮车》鼓“趍趍⌻马”句《古文苑》释为“纥纥六马”，而汉代天子有驾六马之制，于是推断石鼓产生于汉代。
2.“晋说”源于清末王闿运，其在《湘绮楼文集》中认为石鼓是晋代所刻；“北魏说”源于清人俞正燮，其在《答成君瓘书》认为石鼓产生于北魏，姚大荣《石鼓文足证记》从之；“宇文周说”源于《金史·马定国传》，其文称金人马定国认定石鼓为南北朝宇文周所刻，明代顾炎武于《金石文字记》也支持这种说法。
关于石鼓文的确切年代，几千年来学者讨论不断，提出各种看法，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大家都赞同的确定的结论。现有多位学者认为它是秦景公时的作品。前不久，高明先生又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根据石鼓文字形体、刻制工具与秦君称谓这三方面的证据认为石鼓文的时间应该在战国晚期，秦惠文王是唯一可以既称公又称嗣王的，比较符合石鼓文的内容，文字特征与刻制工具也属于这一时期。唐兰先生曾指出诅楚文和始皇刻石皆晚出，认为石鼓应在前四世纪（献公时）。Gilbert L Mattos （马几道）在研究秦石鼓时也认为刻石的风气在中国出现较晚，所以石鼓应该是前五世纪的作品。这种见解与高明的看法结合，可以为石鼓文产生于战国晚期的说法提供比较合理的解释。
[b][size=4]字体形状[/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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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承《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流传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北宋拓本。
[b][size=4]文字特征[/size][/b]
石鼓文其书法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
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b][size=4]文物流传[/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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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文先秦刻石文字 。我国遗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属《石鼓文》时间最早和最具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因被弃于陈仓原野，也称“陈仓十碣”。所刻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自唐代杜甫、韦应物、韩愈作歌诗以后，始显于世。一说为宋代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学，皇祜(1049—1053)间向传师始得其全。大观(1107—1110)中迁至东京(今河南洛阳)辟雍，后入内府保和殿稽古阁。金人破汴，辇归燕京，置国子学大成门内。1937年抗战爆发后，石鼓文南迁至蜀，战争结束后始运回北平，现藏故宫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张怀瓘、窦皋、韩愈等以为周文王时物；韦应物等以为周宣王时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为周成王时物；金代马定国以为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为秦物者，始自宋代郑樵，清代震钧以为秦文公时物；今人马衡以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以为秦襄公时物 ，唐兰则考为秦献公叶十一年(前374)刻，详见《石鼓年代考》。刻石文多残损，北宋欧阳修所录已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宋拓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无存唐初“虞、褚、欧阳共称古妙”(引自《元和郡县图志》)。张怀瓘《书断》云：“《石鼓文》开阖古文，畅其戚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铁针而端委旁逸又婉润焉。”近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石鼓》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传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赵孟俯藏本(即范氏《天—阁》藏本)、明代安国藏中权本、先锋本(亦称“前茅本”)、后劲本，皆宋拓本。《天一阁》本已毁于火，后三种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
[b][size=4]始皇说[/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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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銮车》鼓“□弓孔硕，彤矢□=”之“彤”字。孔传曰：“诸侯有大功，赐弓矢，然后专征伐。彤弓以讲德习射，藏示子孙”。《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桓公“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辂”等文献资料。具是表明“彤弓、彤矢”为天子致霸时之信物及凭证，是一般诸侯不可能得到的物品。故“彤弓、彤矢”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解答石鼓之谜的关键线索。由于秦孝公是秦人历史上唯一为周天子致霸的秦君，因此将此鼓诗文内容与孝公联系上也就有助于获得了对《銮车》鼓诗文内容以及石鼓组诗中心思想进一步的认识。而多数的学者在遇到“彤弓、彤矢”这个问题时，要么是以“红色的弓红色的箭”简单一笔带过，要么是略而不谈，完全忽略了“彤弓、彤矢”真正的内涵和意义，因而使得他们在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偏。一般来说，各鼓诗文内容内皆有不同的关键词句提示其诗文内容分别与不同时代的秦公秦王的历史事迹密切相关，而这些同样成为了解读各鼓诗文内容的关键线索。如：《马荐》鼓“马荐”等提示此鼓诗文内容与牧马出身的秦祖非子历史事迹有关。《汧殹》鼓“汧”，“君子”等提示此鼓诗文内容与始国的秦襄公历史事迹有关。《霝雨》鼓“君子”、“涉”、“汧”、“舟”、“于水一方”等提示此鼓诗文内容与“以兵七百人东猎”，千里跋涉至汧渭之会的秦国第二代诸侯秦文公历史事迹有关。《虞人》鼓（《吴人》鼓）“吴人（虞人）”、“勿翦勿伐”等提示此鼓诗文内容与用虞人大夫百里奚“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秦穆公历史事迹有关。《作原》鼓“猷”、“原”、“罟”、“ 二日”、“五日”等提示此鼓诗文内容与“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之秦孝公历史事迹有关。...《吾水》鼓“天子”、“净”、“平”、“宁”、“金”、“何不余友”等提示此鼓诗文内容与统一六国，“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锺鐻，金人十二”之始皇帝历史事迹有关。此外、十个石鼓各自鼓文的书法笔式也有所区别，应属于不同书家的书法作品，这同样也是解读石鼓产生时间、刻制缘由的关键线索之一。但可惜的是古今几乎所有的学者皆忽略了这个重要的线索，基本上异口同声地认为石鼓文是一个人创作书法之结果，要么是史籀，要么是某一个朝代史官。即便是对于“作诗早于制鼓”的观点，也大概不过多持“作诗”一人、“书法”一人的看法罢了。他们的认识如此之顽固如此之偏颇，不可避免地导致其研究步入歧途。然而学者们在研究中的顽固和偏颇不仅体现于此，在对待石鼓诗仿《诗》、引《诗》的写作特征的认识结果上亦是如此。也就是说学者们虽然认识到了石鼓诗文在体裁、章法、句式、风格、词句，甚至韵脚等方面刻意仿《诗》、引《诗》的写作特点。如欧阳修曰：“其文与《雅》、《颂》同文”，朱国祚亦云：石鼓“仿佛吉日车攻篇”，全祖望云：“于水一方，本之蒹葭之章。为三十里，见之噫嘻之什。剪伐勿加，则甘棠之思也”。但是仍然顽固而又偏颇地依据某一牵强的证据将石鼓文产生的年代划到“秦无儒”、“昭王谓儒无益人之国”之前。可是《诗》本是孔子教案，儒家教科书。同时石鼓既是秦物，孔子西行不到秦，荀子晚年入秦后又曰“秦无儒”。因此，石鼓诗歌的产生年代怎么会可能早于“昭王谓儒无益人之国”（公元前324年～公元前251年）的年代呢?
刘星、刘牧认为“对石鼓产生年代和鼓序排列的认识和判断，并不是对石鼓文字、书法做一点“咬文嚼字”或是对十只石鼓进行一下“排列组合”等简单操作的结果，其实质是对一个“石鼓综合研究”过程的归纳和总结。这个综合研究过程不仅应包含对石鼓产生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整体的分析和研究，同时也应包含对石鼓文字字体、字形，诗歌字义、词义等局部的分析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石鼓整体和局部的研究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既可以通过局部的研究来提高整体的认识，也可以根据整体的认识来指导局部的研究。然而，切忌将整体和局部之间的联系割裂开来，孤立、片面地依据对石鼓文字体、字形、诗文片段等某些局部的认识来对石鼓产生年代和鼓序排列进行判断。否则，则会因不同研究者把握的部位不一，以及看问题的角度不一，而导致出现“盲人摸象、各说异端”的复杂局面。”
因此，通过对残留之各鼓诗文内容以及文字书法等综合的分析研究他们最终获得了。
1）石鼓的产生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二十八年始皇“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之事密切相关；
2）石鼓诗歌是《秦颂》，中心思想是“颂秦德”；
3）石鼓主倡人是始皇帝；
4）石鼓诗歌作者是“鲁诸儒生”；
5）石鼓诗歌内容是对秦人历史发展进程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多个”秦人先祖烈公重大历史事迹的记载和歌颂，石鼓诗歌是一组记录秦人起源和发展过程的壮丽史诗；
6）石鼓产生在二十八年始皇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之后一段时间可能性极大；
7）石鼓最终被弃置荒野而其诗不见流传后世与“焚书坑儒”案有紧密关联等认识和看法。
由于篇幅所限，不能详尽之处请参阅国家社科项目刘星、刘牧著述《石鼓诗文复原译释》
[b][size=4]历史沿革[/size][/b]
[img]http://l.paipai.fm/118851/15/11/26/302_15502185_fd2165d6f96cc6c.jpg[/img]
《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忭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
[b][size=4]外形特点[/size][/b]
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猎碣》。以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其字已多有磨灭，其第九鼓已无一存字。其书传为史籀手笔，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气质雄浑，刚柔相济，古茂遒朴而有逸气。横平竖直，严谨而工整，善用中锋，笔划粗细基本一致，有的结体对称平正，有的字则参差错落，近于小篆而又没有小篆的拘谨。在章法布局上，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在古文字书法中，是堪称别具奇彩和独具风神的。康有为称其“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我，自有奇采。”其书体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学《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学小篆，百无一失。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杨沂孙、吴大澄、吴昌硕、王福庵等皆得力于此。
[b][size=4]拓本流传[/size][/b]
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根据唐代诗人韦应物题赞石鼓文的诗句“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黑白分”和韩愈的“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都证实了这一点，而且拓本的质量很高，但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宋代，唐拓本已经不太容易找到，而且原石阅世已久，残缺过半，造成了后世的拓本字数不一。如欧阳文忠公见四百六十七字本，赵夔见四百一十七字本，胡世将见四百七十四字本，孙巨源见四百九十七字本，吾丘衍见四百三十字本，此后的拓本基本多为三百字本。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在道光年间，锡山安国后人分产时，于家中折售的藏书阁——天香阁的房梁上面发现了一共石鼓文拓本十册，其中就有被明代藏书家兼印刻家“桂坡老人”安国称为“神物获得，垂诸百世”的三大拓本，其中《先锋》本最古老，《后劲》是北宋大观建贡本，时间晚于《先锋》，而《中权》是北宋政和二年赐本，时代最晚。抗战前，此三本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财阀三井银行老板河井荃庐氏。此外，社会上所流传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锋》、《中权》、《后劲》三种，其中天一阁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为最。由清代乾隆年间张燕昌摹刻后，才被人熟知。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原拓本毁于兵灾，失传，现只能见到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种拓本的照片。安国所藏的宋拓本《先锋》本，旧商务印书馆、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郭沫若所著《石鼓文研究》一书中。
上海艺苑真赏社、日本鳹 堂有《中权》本影印本。中华书局、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书迹名品丛刊》中，有《后劲》本影印本。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石鼓为中国第一古物，亦为书家第一法则，具有很高的文史价值和艺术收藏价值。
[b][size=4]历史研究[/size][/b]
石鼓与石鼓文之历史与研究概况（附石鼓歌）（之一）
[b]唐代石鼓研究（附石鼓歌）[/b]
石鼓，唐贞观时期发现于宝鸡陈仓。然上无年代款识，也无作者姓名。加之诗文缺文少字，以及文字古奥难识，诗意含蓄隐晦等诸多原因。人们均不知所写为何，产生于何时，所作何用。于是，学者纷纷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贞观时之吏部侍郎苏勖称赞道：“世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高宗时的书法家李嗣真在其《书后品》中也说：“史籀堙灭，陈仓藉甚”。开元年间的书法家张怀瓘在《书断》中道：“按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盖讽(—作叙)宣王畋猎之所作。今在陈仓”。他赞美石鼓书法曰：“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苍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历史上，苏勖第一个认为石鼓文是史籀留下的笔迹。这一看法得到李嗣真的附和，张怀瓘的论证。于是“石鼓”、“石鼓文”从此便得了名，文字被判定为史籀所写，石鼓便被认为是讽谏周宣王畋猎而刻制的东西了。
唐肃宗至德时之书法家窦臮《述书赋》上下二篇，其兄窦蒙为之作注。云：“史籀，周宣王时史官。着大篆，教学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猎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见打本”，“即其文也。石寻毁失，时见此本，传诸好事者”。窦臮所记之“雍城南”，是言石鼓发现的地方。“猎碣”的称呼，即源于此。而文中所言“打本”即是石鼓拓本，说明了至德时已有石鼓文拓本流传于世。
诗人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久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寂不闻。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拿肉屈强。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诗中有“陈仓石鼓久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句，这大概是石鼓发现后，文人对石鼓发现地最早的看法。
此后，德宗时之诗人韦应物专为石鼓文写了一首《石鼓歌》：“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纭纭。喘息逶迤相糺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世人好古犹法传，持来比此殊悬隔。”诗的开头“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便提出对石鼓之产生年代与制作原因的看法。将张怀瓘之“盖讽宣王畋猎”说，改为了大猎“刻石表功”说。开创了“周宣大猎刻石表功说”之观点，也开创了后世以《石鼓歌》的形式咏颂石鼓之先河。自唐以后各代多受其影响，不少著名诗人和学者均有赞颂石鼓的“诗”或“歌”留传于世。
受韦应物之启发与影响，唐代著名的古文学家韩愈也写了一首《石鼓歌》：“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搜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科。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贴平不颇。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着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辨口如悬河。石鼓之歌止于此，鸣呼吾意其蹉跎。”
诗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①诗人完全接受了韦诗之观点；
②作者曾研读过石鼓文，但遇到篆文与剥蚀不清等之困难，未再对石鼓诗进行深入研究；
③安史之乱后，石鼓能再现于世，是得其友人帮助寻找、挖掘后才运回凤翔的；
④诗人曾向朝廷举荐过石鼓，但未受恩准；
⑤诗中所言“臼科”，说明发现时《作原》鼓就已被凿为臼；
⑥第一次向世人强调了石鼓作为历史文物的重要价值与意义。韩愈此诗后人选入了《唐诗三百首》，具有重要的史料与文学价值。
总的来看，唐代二百七十九年间对石鼓文化的贡献是：
一、完整地发现了十只石鼓，较为妥善地对石鼓作了保护与安置。
二、石鼓文字受到了唐代书法家的广泛重视，高度赞扬与肯定，石鼓得以以拓本形式流传至今。
三、石鼓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与艺术价值，基本得到了肯定。
四、杜甫、韦应物、韩愈的石鼓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b]宋代石鼓研究（附石鼓歌）[/b]
宪宗以后，唐各代之朝政都日趋衰弱，迁鼓之事也就搁置一边，无人再提。唐末，五代十国的战乱中，石鼓无人照管，何时被人搬走，无人知晓。战乱持续了一百多年，到宋朝建立后才得以平息。爱好历史文学的司马池(司马光之父)，担任凤翔知府时寻回九鼓，“复辇至于府学之门庑下，而亡其一”(见王厚之《复斋碑缘》)。皇佑四年，向传师在一屠户家，才将被当作米臼又被当成了磨刀石的《作原》鼓找到。自此石鼓遗失后约一百五十年左右，方才全部寻回。一百五十年，这是几代人的生存时间，当不会有人见过石鼓原样。于是《作原》鼓拓本是否“完整”，便成为划分“唐拓”与“宋拓”的唯一标准。完整即是唐拓，不完整的即所谓为臼后的石鼓拓本被认为最早不过宋拓。也就是说，“唐拓”与“宋拓”的区别在于《作原》鼓是否在五代十国至宋初这一段时间内被凿制为米臼。然章樵所言：“孙巨源得于僧寺佛书龛中，以为唐人所录”之石鼓文，其《作原》文字也不全，亦在为臼之后。故有人疑其为伪。但在韩愈诗中有“掘臼科”之句，是否又证明《作原》为臼，早于唐初呢？清代乾隆皇帝对此也提出了怀疑。然而，均因无更多证据以证其说，只好暂阙存疑。尽管我们比较支持《作原》为臼早于唐初的观点，但由于这观点尚无公认，故在本文中仍暂用“先锋”、“后劲”、“中权”三本为“宋拓”的一般看法。
北宋仁宗时诗人梅尧臣《雷逸老访石鼓文见遗，因呈祭酒吴公作》一诗：“石鼓作自周宣王，宣王发愤搜岐阳。我车我马攻既良，射夫其同弓矢张。舫舟又渔麹鱮鲂，何以贯之维柳杨。从官执笔言成章，书在鼓腰镌刻藏。历秦汉魏下及唐，无人着眼来形相。村童戏坐老死丧，世复一世如鸟翔。惟阅元和韩侍郎，始得纸本歌且详。欲以毡衣归上庠，天官媕阿驼肯将。传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剥文失行。近人偶见安碓牀，亡鼓作臼刳中央。心喜遗篆犹在傍，以臼易臼庸何伤。以石补空恐舂粱，神物会合居一方。雷氏有子胡而长，日模月仿志暮强。聚完辩舛经星霜，四百六十飞凤凰。书成大轴绿锦装，偏斜曲直筋骨藏。携之谒我巧趋跄，我无别识心旁徨。虽与乃父非故乡，少与乃父同杯觞。老向太学鬓已苍，乐子好古亲缣缃。谁能千载师史仓，勤此冷淡何肝肠。而今祭酒禆圣皇，五经新石立两廊。我欲效韩非痴狂，载致出关无所障。至宝宜列孔子堂，固胜朽版堆屋墙。然须雷生往度量，登车裹护令相当。诚非急务烦纪纲，太平得有朝廷光。山水大字辇已尝，于此岂不同粃糠。海隅异兽乘舟航，连日道路费刍粮。又与兹器殊柔刚，感慨作诗聊激昂。愿因谏疏投皂囊，夜观奎壁正吐芒。天有河鼓亦焜煌，持此负鼎千成汤。”
从内容来看：
①受韦诗影响，继承了“宣王发愤搜岐阳”之观点；
②叙述了韩侍郎荐鼓之事；
③风趣地嘲讽了以鼓作臼，以臼易臼之经历；
④历史上首次言及石鼓文拓本上之字数，“四百六十飞凤凰”；
⑤抒发作者想“效韩”时之激动心情。此诗具有一定的文学与史料价值。
与梅尧臣生活于同一时代的北宋文学家、书法家欧阳修，在他所写之《集古录跋尾》中对石鼓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在石鼓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右石鼓文。岐阳石鼓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而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在今凤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于野，郑余庆置于庙而亡其一。皇佑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得之乃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识者过半。余所集录，文之古者，莫先于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岁，大书深刻，而磨灭者十犹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礻右八年，实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与《雅》、《颂》同文，而《诗》、《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真迹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汉已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犹无石鼓。遗近录远，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传记所载古远奇怪之事，类多虚诞而难信，况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书籍粗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见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为信尔。至于字书，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欧阳修对石鼓产生于西周时之观点，提出了几点怀疑。从石鼓文流传以来的历史看，此文最先发难，对石鼓产生于西周时代的观点提出了疑问。怀疑之风至此起，从此不断有新的见解出现。但由于均未能动摇“主周说”立论的根本。以后各代，一直至清，石鼓宣王说仍是主流。
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苏轼，早年曾在凤翔府任签判，时常至凤翔孔庙观赏石鼓。在读了韩愈和梅尧臣之诗后，也写了一首《石鼓歌》：“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学郁律蛟蛇走。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吾车既工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模糊半已似瘢胝，诘屈犹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莨莠。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与谁友。上追轩颉相唯诺，下揖冰斯同鷇榖。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史籀变蝌蚪。厌乱人方思圣贤，中兴天为生耆耇。东征徐虏阚虓虎，北伐犬戎随指嗾。象胥杂沓贡狼鹿，方召联翩赐圭卣。遂因鼓鼙思将帅，岂为考击烦朦瞍。何人作颂比嵩高，万古斯文齐岣嵝。勋劳至大不矜伐，文武未远犹忠厚。欲寻年岁无甲乙，岂有名字记谁某。自从周衰更七国，竞使秦人有九有。扫除诗书诵法律，投弃俎豆陈鞭杻。当年何人佐祖龙，上蔡公子牵黄狗。登山刻石颂功烈，后者无继前无偶。皆云皇帝巡四国，烹灭强暴救黔首。六经既已委灰尘，此鼓亦当遭击掊。传闻九鼎沦泗上，欲使万夫沉水取。暴君纵欲穷人力，神物义不污秦垢。是时石鼓何处避，无乃天公令鬼守。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在诗中，诗人先述阅读鼓文之体会，次颂扬宣王中兴之壮举，惋惜周宣之衰弱，斥责秦人之残暴，感叹世间之兴亡百变，人生之苦短。苏诗咏物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大气磅礴，意境深远。对后世影响也很大。
东坡之三弟苏辙，也写有一首《石鼓歌》：“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虡。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垄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周人旧物惟存此，文武遗民尽囚虏。鼎钟无在铸戈戟，宫殿已倒生禾黍。历宣子孙窜四方，昭穆错乱不存谱。时有寓客悲先王，绸缪牖户彻桑土。思宣不见幸鼓存，由鼓求宣近为愈。彼皆有用世所好，天地能生不能主。君看项籍猛如狼，身死未冷割为脯。马童杨喜岂不仁，待汝封候非怨汝。何况外物固已轻，毛擒翡翠尾执尘。惟有苍石于此时，独以无用不见数。形骸偃蹇任苔藓，文字皴剥困风雨。遭乱既以无用全，有用还为太平取。古人不见见遗物，如见方召与申甫。文字蝌蚪可穷诘，简编不载无训诂。字形漫汗随石缺，苍蛇生角龙折股。亦如老人遭暴横，颐下髭秃口齿龉。形虽不具意可知，有云杨柳贯鲂鱮。鲂鱮岂厌居溪谷，自投网罟入君俎。柳条柔弱长百户，挽之不断细如缕。以柳贯鱼鱼不伤，贯不伤鱼鱼乐死。登之庙中鬼神格，锡汝丰年多馀黍。宣王用兵征四国，北摧犬戎南服楚。将帅用命士卒欢，死生不顾阚虓虎。问之何术能使然，抚之如子敬如父。弱柳贯鱼鱼弗违，仁人在上民不怨。请看石鼓非徒然，长笑泰山刻秦语。”诗中作者对关于石鼓有用还是无用，对人生、治世等抒发了自己的见解，具有一定哲理寓意。二位诗人均将石鼓与泰山秦刻石作比，颂扬石鼓之高古典雅。
北宋末之诗人张耒撰写了《瓦器易石鼓文歌》：“周纲既季宣王作，提剑挥呵天地廓。朝来吉日差我马，夜视云汉忧民瘼。桓方召执弓钺，荡荡申韩赐圭爵。北驱猃狁走豺狼，南伐徐夷斩鲸鳄。明堂车马走争先，清庙笙镛尸载乐。岐阳大猎纪功伐，石鼓岩岩万夫凿。千年兵火变朝市，后世纸笔传冥漠。迹荒事远贵者寡，叹惜风霜日摧剥。君诚嗜古更过我，易以瓦器尤奇卓。满盘苍玉列我前，制古形奇异雕琢。羲黄己亡巧伪起，采椽土木消纯朴。何为获此上古器，经历万古遭搜掠。寥寥墨翟骨已朽，尚有遗风传隐约。又疑晏子矫齐俗，陶土抟泥从俭薄。或云古者宗庙器，斥弃金玉先诚确。是时此物参鼎俎，蒉桴土鼓诚为乐。呜呼二物信奇绝，赖有吾徒与提握。不然乌瓦与荒碑，坐见尘埃就零落。”张耒诗中进一步宣扬了“宣王说”。
宋徽宗赵佶之时。徽宗爱好书画，收集奇石，对石鼓早有所闻。大观二年下诏凤翔府，御敕将石鼓迁运至汴京之辟雍。相传曾下令用金填平石鼓文字，以绝锤拓，保护石鼓不再受损伤。使得石鼓得到了短暂安全。但好景不长。靖康时，金兵入侵，攻进汴京。金兵在掳掠财物时，见鼓有金，于是也将石鼓运走。由于鼓体沉重，搬运不便，剔金后便将石鼓抛弃于荒野。石鼓再一次失落民间。
石鼓这一时期的经历，在南宋书法家洪适所写的《石鼓诗》中，也有所记述：“天作高山太王靠，鸑鷟一鸣周剪商。郏鄏卜年大搜备，诸侯敛衽尊大王。六月中兴绳祖武，薄伐太原恢境土。石崖可凿诗句镌，千载神光薄西浒。橐驼挽 入大梁都，碧水湛湛河出图。中间两鼓备章句，日惟丙申不模糊。左骖秀弓射麋鹿，有鲂有鱼帛 君子渔。光和石经屹相望，诅楚登峄非吾徒。辛壬癸甲雁分翅，桥门观者堵墙如。星沉东壁干戈起，首下足上天倒置。景钟糜碎九鼎飞，王迹皇风吁扫地。谁与扛石徙幽燕，兵车乱载包无毡。敲火砺角小小尔，为础为砧多历年。宣和殿中图复古，冠以车攻次十鼓。韩诗欧跋尽兼收，云章剖判定鱼鲁。先君辛苦朔方归，文犀拱璧弃弗携。一编什袭自鐍秘，更有司马凤翔碑。我生不辰今已老，岐阳三雍身不到。匆匆北使接浙行，在耶亡耶问无报。整齐篆籀饰牙签，简撮篇咏劳穷探。致主有心歌小雅，汗颜无术下登三。”
宋代由于距唐代较近，书法家与学者受唐石鼓文思想的影响也较深，从《石鼓诗》中看对石鼓文的观点与唐代基本相同。两宋时期对石鼓文化的主要贡献是：
1、将五代战乱中丢失的十只石鼓全部寻找了回来；
2、为后世留下了一些优秀的石鼓文拓本；
3、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等留下了一批珍贵的石鼓诗歌与文章，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4、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首次将石鼓载入志书；
5、无名氏《古文苑》最早辑录石鼓文。相传为唐人旧藏，北宋孙巨源得之于佛龛，宋韩元吉编次，章樵作注，后收录于《钦定四库全书》中，今有清刻本存世。
6、首次出现有补文和译文的薛尚功《岐阳石鼓》，对后世影响很大，明清学者石鼓文译释多从薛氏。
7、南宋施宿于《石鼓音》中，拟定了石鼓的鼓次顺序，后世学者多从之。
8、继欧阳修对石鼓产生年代产生怀疑之后，两宋学者董逌、程太昌、翟耆年、郑樵等，对石鼓产生于宣王时之观点也提出了怀疑。
石鼓与石鼓文之历史与研究概况（附石鼓歌）（之一）
历代吟诵石鼓的诗歌，出处不同、版本不同，字里行间之间也会出现很大差异。本文虽尽量择优而叙之，但仍不免有误，故建议引用者进一步细查为是。——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
[b]元代石鼓研究（附石鼓歌）[/b]
南宋与辽、金之间的战争，时战时和，持续了一百多年。待元朝兴起，战争平息后。凤翔虢县人元宣抚使汉人王檝修复都城庙学，将石鼓列于庑下（见《二十四史·元史》）。元成宗大德时，国子监教授虞集又将石鼓送交朝廷，安置于国子监大成殿门内，左右壁下各五枚，用砖围坛以承之。元时学者潘迪集宋代诸家之注释，刻成《石鼓文音训》，附立于十鼓之旁。可惜所用拓本仅存386字。此二碑今仍完好。故宫《石鼓馆》，今仍按旧式，依旧陈列于十鼓旁边。
与虞集年代相近的诗人张养浩《石鼓诗》：“粤自鸿蒙剖元秘，天祚有熊炎帝继。侯刚覃思神与凝，摹写三千入书契。苍姬一变史籀出，鲸攫鳌呿凤鸾捩。嬴秦自帝不古师，遂使奸斯愚叔世。当时玉筯天下独，尔后争奇古文弃。末流诸子相祖述，刓朴遗淳趁姿媚。我尝慨此愧疏浅，一髪空危万钧繋。竭来庠宇覩石鼓，玉立俨然三代器。细思伊始将安庸，或谓宣王章猎事。且疑且信邈难诘，日月群阴欲食既。尝为雷电下取将，仅馀二百七十二。贞坚不坠劫火灰，苍古犹含太初气。世间钟鼎瓦砾如，只辞千金未为贵。昌黎作歌恨才薄，坡老来观惜时异。区区流转又几朝，终不能忘见天意。若令好事堪把玩，攘窃空应穷万计。平生漫有博物名，迫事不能详一字。沉吟独立西风前，乔木荒烟日西坠。”在他所写之《石鼓诗》中也描述了到中都庠宇观赏石鼓的感受和怀疑。然此时石鼓上之存字已“仅馀二百七十二”了。
元代为石鼓作诗的还有揭傒斯、宋褧、吴莱、周伯琦等。从诗的内容看，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
1、追叙石鼓历史的遭遇与沧桑；
2、赞扬元统治者对石鼓之安置；
3、歌颂元仁宗皇庆时举行盛典，国子生能观赏石鼓之幸喜等。
揭傒斯《石鼓诗》：“孔庙颓墙下，周宣石鼓眠。苔兮敲火迹，雨洗篆蜗涎。野老偷为臼，居人打卖钱。有形终易尽，流落漫堪怜。”
宋褧《送汪编修出知馀姚赋得石鼓作》：“繄昔中兴王，振武岐阳搜。臣工作歌诗，纪绩庸阐幽。琢石制为鼓，深刻将垂休。泽坚不少磷，文字粲以周。古拙出史籀，蟠错纷蛟虬。毡驼护转徙，逮阅三千秋。天朝尤宝惜，移至宫墙陬。栖息得所托，珍秘价莫酬。使者瑚琏器，出守趋东瓯。敦朴且贵重，华彩殆罕俦。旌麾暂补外，廊庙行见收。亦若此鼓然，置之昆仑丘。”
吴莱《答陈彦理遗石经寄诗索石鼓文作》：“横山先生多古玩，太学石经分我半。魏公世藏资州本，金石录中还散乱。当时爱奇巧收拾，笔画昭回映云汉。流传到我乃不远，虬甲凤毛真可惋。自从得此未有报，岐右石鼓天下观。昔则敲火今断臼，骆驼载归石尽烂。仓沮以后即史籀，先代遗宝列圭瓒。中郎变篆生八分，二者不敌何足筭。先生嗜书出法贴，青桐垩壁手脱掔。漆书蝌蚪不通俗，蛇蚓蟠结强涂窜。先生博学抱圣经，焚膏继晷日耽玩。韦编铁擿只纸传，邹鲁精髓合淹贯。国子门开尘没城，蓬莱阁废草堆岸。春秋徒闻璧可假，道德讵信鹅能换。古今所重在周典，周史面目极⾋。圣心不死不在石，日月行天旦复旦。吾家故纸本不惜，骊颔有珠我欲锻。向来见辱亦云然，焦尾之馀争免爨。先生安坐幸勿躁，岁晚相逢笑拍案。屏除许事不须说，好与我儒峙桢干。”
元代一百六十二年间，对石鼓文的贡献主要是：
1、寻回了金人丢弃多年的十只石鼓，避免了石鼓之泯灭；
2、对石鼓妥善地进行了安置；
3、视石鼓为三代重器，引起了诗人与学者的重视，创作了一些石鼓诗歌；
4、产生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石鼓研究之著作，如潘迪之《音训》，吴衍撰《周秦刻石释音》等。
[b]明代石鼓研究（附石鼓歌）[/b]
明朝取代元王朝后，仍将石鼓陈列于国子监大成门内，供文人学者观赏与研究。这一时期，虽然喜欢石鼓文的诗人、书法家与学者很多，创作了许许多多的石鼓诗歌，甚至形成了历史上石鼓诗的创作高峰。但由于社会相对的较为安定，石鼓未遭受劫难与变迁。所以石鼓诗歌内容偏窄，多为赞美、想像与抒情，文学色彩较浓。明代作有石鼓诗歌的诗人有唐之淳、卢原质、程敏政、李东阳、何景明、王家屏、朱国祚、顾文昭、董其昌、黄辉、焦竑等等。
卢原质《石鼓诗》：“ 羲皇妙心画，人文始昭宣。后圣更有作，载籍日粲然。成周逮中叶，宣王振其颠。宏纲用勿坠，厥德未为愆。伟哉岐阳猎，伐石工磨镌。方前固云迈，揆后信犹贤。嬴秦一何愚，尽灭古简编。翻刻李斯文，乃欲垂万年。岂谓不旋踵，扫迹如云烟。孔壁遂启藏，此石亦偶全。于今二千载，墨本盛流传。要知文字行，白日丽中天。纵今荡无存，人心复开先。贤圣去我远，鲁鱼失其筌。安得周召徒，为倡麟趾篇。”
程敏政《石鼓诗》：“岐阳埋没草离离，汴省燕都石屡移。三代文章存鸟迹，百年风雨蚀晁皮。摩挲尚识宗周器，题跋谁镌蒙古辞。却爱胜游黄叔度，孔庭怀古立多时。”
王家屏《石鼓歌》：“我闻周宣狩岐阳，其时中兴王业昌。作诗刻字传永久，辞高二雅文三仓。遗碣累累至今在，鬼护神呵更显晦。自岐徙汴复入燕，幸遭珍重休明代。鸿都石经久已讹，此鼓完好曾不颇。文庙之中戟门畔，几回剔藓为摩挲。固知至宝非容易，合令安顿森严地。今皇文治迈成周，讲求自是词臣事。谁人得比韩孟才，斡旋风云天汉来。惟有岣嵝一片石，千秋万古共崔嵬。”
朱国祚《石鼓歌》：“桥门左右猎碣十，形如鼓础相排连。洼中或与齑臼似，抱质可敌瑶琨坚。传闻书自太史籀，比与大篆尤瑰妍。其辞典奥俪二雅，仿佛吉日车攻篇。周京遗制众所信，疑义莫定文成宣。纷论虽滋翟郑议，审视终异秦斤权。下逮宇文岂能尔，荠堂所见勿乃偏。呜呼神物不易睹，三代旧迹稀流传。巫咸告辞熊相诅，裕陵宝惜今弃捐。比干铭折为州壤，穆满书徒坛山顶。会稽窆石字茫昧，岣嵝秘迹文纠缠。掎摭非乏好奇士，千搜万索无真诠。讵若十鼓离复合，陈仓入汴还留燕。毡包席裹囊驼背，尘蒙露濯爪牛涎。置诸太学始皇庆，于今又历二百年。深檐五丈密盖护，不受长雨阑风颠。我来摩挲辄终日，证以郭薛施潘笺。凝思斫桐来自蜀，叩之定有声渊渊。文残非因硬黄拓，划缺反撼钩金填。长廊无人起题壁，回视落景棠梨悬。”
顾文昭《石鼓诗》：“古文不可见，籀也遗芬芳。去今二千载，字画犹端庄。缺落虽不完，间亦存数行。如逄冠剑士，济济游严廊。想见当时盛，会朝坐明堂。仆隶皆证人，从知史臣良。况在文武日，交修宁少忘。西旅贡厥獒，召公远为防。周宣中兴主，羽猎思外攘。惜哉词语间，末及戒其荒。赵君博雅士，好古能收藏。起我东周叹，题诗赠慨慷。”
明代二百七十六年间对石鼓文化的贡献主要是：
1、较好地安放与保护石鼓，使之未受到明显毁坏；
2、创作了一大批石鼓诗歌，较好地宣传与扩大了石鼓文化的影响；
3、在研究石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如：杨慎所著《石鼓文音释》；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李中馥《石鼓文考》、陶滋《石鼓文正误》等；
4、杨慎撰刻所谓“东坡本”石鼓文(函海本)，虽来自薛尚功《岐阳石鼓文》补字本，但对后世产生了正负两方面不同的影响
以上资料源于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
[b][size=4]传承[/size][/b]
石鼓文对后世的书法与绘画艺术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不少杰出的书画家如：《石鼓文》书法，吴大澄(作)《石鼓文》书法，吴大澄(作)
杨沂孙、吴大澄、吴昌硕、朱宣咸、王福庵等都长期研究石鼓文艺术，并将其作为自己书法艺术的重要养分，进而融入进自己的绘画艺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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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4]修葺全貌[/size][/b]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也是古今书法家最为敬重的“圆笔书”圣典。古文字学者、书画家熊国英于2009年，以其宽阔的眼界、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精准地造型能力、对《石鼓文》（古帖）上残泐不全的文字进行了精心修补。修复残字100余个、补齐了缺失的空字113个、使见到的古拓本的完整字数由272字升至近500字。并用首创的“墨彩书”技法逐字填金、终于再现了石鼓文久违的皇家气象、使读者终能一睹《石鼓文》宋时的辉煌。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书法艺术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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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ize=5][color=#00b0f0]文献书简：《孙子兵法》竹简[/color][/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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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处处表现了道家与兵家的哲学。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
《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出土在临沂。
[b][size=4]内容简介[/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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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兵书，历来备受推崇，研习者辈出。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1] 司马迁《史记》有记载，（孙武）以兵法见於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和“古代第一兵书”。它在我国古代汉族军事学术和战争实践中，都起过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以下是《孙子兵法》全部内容的主要归纳：
一、战略运筹（第一篇至第三篇）：
第一篇《始计篇》
讲的是庙算，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估算战事胜负的可能性，并制订作战计划。《始计篇》也简称《计篇》，是《孙子兵法》的第一篇，“计”本义是计算、估计，在这里指战前的战略谋划。作为《孙子兵法》的首篇，在一定程度可以视为孙子卓越军事思想的高度浓缩和精辟概括，它从宏观上对决定战争胜负的政治、军事等各项基本条件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并对战争的发展进程和最终结局进行预测，尤其强调用兵前的周密谋划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其中，“慎战”是孙子指导战争实践的基本主张，“五事七计”是他用以预测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兵者，诡道也”则指出了用兵的要领，运用智谋。“慎战”、“五事七计”、“诡道十二术”等都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战略概念，属“庙算”的具体内容。
第二篇《作战篇》
讲的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及取用于敌，胜敌益强。“作”是“制造”“兴起”之意。“作战”这里不是指战争，而是指战争前的准备和筹划，属于“未战而庙算”的范畴。本篇继《计篇》之后，在“慎战论”思想的指导下，着重分析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依赖于经济，但会对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第三篇《谋攻篇》
讲的是以智谋攻城，即不专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手段使守敌投降。
二、作战指挥（第四篇至第六篇）：
第四篇《军形篇》
讲的是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
第五篇《兵势篇》
讲的是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
第六篇《虚实篇》
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以多胜少。
三、战场机变（第七篇至第九篇）：
第七篇《军争篇》
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
第八篇《九变篇》
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
第九篇《行军篇》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
四、军事地理（第十篇至第十一篇）：
第十篇《地形篇》
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
第十一篇《九地篇》
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
五、特殊战法（第十二篇至第十三篇）：
第十二篇《火攻篇》
讲的是以火助攻与“慎战”思想。
第十三篇《用间篇》
讲的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
书中的语言叙述简洁，内容也很有哲理性，后来的很多将领用兵都受到了该书的影响。
[b][size=4]成书过程[/size][/b]
孙武辗转到吴国时，适逢公子光政变。吴光即位后，伍子胥听说其才能，向吴王推荐。孙武带着这13篇晋见吴王，获得重用。
《汉书·艺文志》记载：“兵权谋家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八十二篇中的十三篇著于见吴王前；见吴王后又着问答多篇。晚至唐代，流传的孙子兵法共三卷，其中十三篇为上卷，还有中下二卷。注家杜牧认为，曹操将八十二篇孙子兵法删节为十三篇；但其他注家认为十三篇出自孙子本人，不是曹操删节的结果，是由孙武草创，后经其弟子整理成书。
[b][size=4]作品鉴赏[/size][/b]
[b]始计篇[/b]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b]作战篇[/b]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忌杆一石，当吾二十石。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故兵贵胜，不贵久。
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b]谋攻篇[/b]
孙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輼，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
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b]军形篇[/b]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战胜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数，四曰称，五曰胜。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
[b]兵势篇[/b]
孙子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b]虚实篇[/b]
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而况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乎？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错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
[b]军争篇[/b]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
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军争为利，军争为危。举军而争利则不及，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其法半至；三十里而争利，则三分之二至。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者也。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旗，无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遗阙，穷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b]九变篇[/b]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圮地无舍，衢地交合，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者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是故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b]行军篇[/b]
孙子曰：凡处军相敌：绝山依谷，视生处高，战隆无登，此处山之军也。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此处斥泽之军也。平陆处易，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此处平陆之军也。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
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凡地有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远之，敌近之；吾迎之，敌背之。
军行有险阻、潢井、葭苇、山林、蘙荟者，必谨覆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
敌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易者，利也。
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
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进者，劳也；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粟马肉食，军无悬缻，不返其舍者，穷寇也；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
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b]地形篇[/b]
孙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我可以往，彼可以来，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可以往，难以返，曰挂；挂形者，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险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阳以待敌；若敌先居之，引而去之，勿从也。远形者，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卒强吏弱，曰弛，吏强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曰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曰北。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故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
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b]九地篇[/b]
孙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围地，有死地。诸侯自战其地，为散地。入人之地不深者，为轻地。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我可以往，彼可以来者，为交地。诸侯之地三属，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为重地。行山林、险阻、沮泽，凡难行之道者，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从归者迂，彼寡可以击吾之众者，为围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者，为死地。是故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吾士无余财，非恶货也；无余命，非恶寿也。令发之日，士卒坐者涕沾襟。偃卧者涕交颐。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敢问：“兵可使如率然乎？”曰：“可。”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是故方马埋轮，未足恃也；齐勇若一，政之道也；刚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帅与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凡为客之道：深则专，浅则散。去国越境而师者，绝地也；四达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浅者，轻地也；背固前隘者，围地也；无所往者，死地也。
是故散地，吾将一其志；轻地，吾将使之属；争地，吾将趋其后；交地，吾将谨其守；衢地，吾将固其结；重地，吾将继其食；圮地，吾将进其涂；围地，“吾将塞其阙；死地，吾将示之以不活。
故兵之情，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隳。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言；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夫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是故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阖，必亟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b]火攻篇[/b]
孙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行火必有因，烟火必素具。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而止。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凡军必知有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b]用间篇[/b]
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莫亲于间：指没有比间谍更应成为亲信了。赏莫厚于间：指没有比间谍更应该得到丰富的奖赏了。事莫密于间：没有比间谍的事更应该保守机密了。间事未发：用间之事还没有开始进行。间与所告者皆死：间谍和告知用间之事的人都要处死。）
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
必索敌人之间来间我者，因而利之，导而舍之，故反间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乡间、内间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间为诳事，可使告敌。因是而知之，故生间可使如期。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
[b]名家点评[/b]
英国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所言：“孙武的思想有惊人之处———把一些词句稍加变换，他的箴言就像是昨天刚写出来的。”
美军总指挥弗兰克斯评价说：孙武，这位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的幽灵似乎徘徊在伊拉克沙漠上向前推进的每架战争机器的旁边。
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孙子兵法》是天下第一神灵，我们必须顶礼膜拜，认真背诵，灵活运用，公司才能发达。”
唐朝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
明朝茅元仪认为《孙子兵法》的定位是最准确、讲的最好的。
美国尼克松写的一本书，《1999不战而胜》，其中就引用了好多有关孙子的语录。
日本逢屋千村说《孙子兵法》不是打仗的，《孙子兵法》是教人和平的，是和平主义者，是不战主义。
孙中山曾说过：“ 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两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所以照那十三篇兵书讲，是先有战斗的事实，然后才成那本兵书。”
毛泽东评价《孙子兵法》："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说的，包括认识世界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轻看这句话。"又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乃至今天仍是科学真理"。
郭泰纳夫评价：孙子确实可以算是世界第一流的军事学家。
[b][size=4]后世影响[/siz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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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孙子兵法的传播[/b]
《孙子兵法》在国外的流传，许多著述都认为以日本最早，朝鲜次之。因为这两个与中国相邻的国家在历史上与中国文化交流频繁，而日本奈良时代多次派遣学生到中国学习，无疑为《孙子兵法》的东传搭建了便捷的桥梁。据史书记载，在公元734年，也就是处于鼎盛时期的唐朝开元二十二年，在中国留学长达17年之久的日本学生吉备真备历尽艰辛回到自己的祖国。这位兼修文武的饱学之士，在离开繁华的唐朝都城时并没有携带什么丝绸珍宝，而是用唐朝廷赏赐给他的钱来买书，将大批记载中国兵学阵法知识的书籍捆载而归，回到故乡后传授给日本的文士武将。而据一部名叫《续日本纪》的日本古书所说，吉备回国后的第26年(公元760年)，奈良王朝曾派授刀舍人春日部三关、中卫舍人土师宿弥关城等6人到太宰府跟随吉备学习《孙子·九地》、《诸葛亮八阵》以及结营向背等方面的知识。这说明吉备所带回的这批典籍中确实包括被人们奉为“兵经”的《孙子兵法》。如果这一记载准确无误的话，那么《孙子兵法》传入日本至少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
日本著名兵法史学者佐藤坚司却认为，说吉备真备将《孙子兵法》传入日本，时间过晚。按照他的推断，中国兵法传入日本是早在公元663年以前的事儿。这一年，来自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几位兵法家到达日本，在那里领导修筑了几座城池，并因为精通中国兵法被授予荣誉勋位。佐藤推测很可能是这几位百济兵法家把中国兵法(当然包括《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他的证据是，在57年之后成书的《日本书纪》中，出现了“倏忽之间，出其不意，则破之必也”这样的话，这与《孙子兵法·计》篇的“出其不意”以及《虚实》篇的“趋其所不意”，在文字和意思上是相同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巧合，是因为该书的编纂者舍人亲王、太安麻吕已熟知《孙子兵法》上的话，所以用这些话来描述神武天王时代的战法。佐藤的推断将《孙子兵法》传入日本的时间向前推了70多年，而且可能由此改写该书传入日本的路径，即：《孙子兵法》不是借扁舟孤帆之力，从中国大陆循海路直达日本，而是先传入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时代的朝鲜半岛，然后才由百济兵法家们传入日本的。
其实，不管《孙子兵法》是由谁传入日本的，大家一致公认吉备真备和百济兵法家们在历史上都为中日兵学的交流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吉备真备在日本开创了注释、研究《孙子兵法》的传统，也使得同样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兵法学界在宏扬《孙子》精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公元10世纪，当年亲耳聆听吉备授课的土师宿弥关成的后世子孙大江匡房对朝廷秘藏的《孙子兵法》加以整理。其后历代兵家将帅都有人对它情有独钟。著名武将武田信玄平时就很尊敬孙武这位无法见面的老师，他的案头总是放着一部《孙子兵法》，他的军旗上则绣着“风、林、火、山”4个大字，象征着《孙子兵法》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用兵境界。兵法家北条氏长、山鹿素行、荻生徂来、吉田松阴等人，也都有颇具独特见解的研究著作问世。据统计，从16世纪以来，日本的各种《孙子兵法》注本不下一百六七十种。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对它国的兵法著作有如此长时间的研究热情，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这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把《孙子兵法》引向欧洲的人----约瑟夫·J·阿米欧 把《孙子兵法》引向欧洲的第一人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约瑟夫·J·阿米欧。提起这个名字，清朝乾隆年间北京的官吏文人恐怕大都觉得茫然，但要说起他的中文名字——钱德明(别名钱遵道)，知道的人还真不少。原来，这位1718年出生于法国土伦的耶稣会士，1750年奉派来华，第二年就被打算结交几个西洋朋友的乾隆皇帝召进京城，此后一直受到清朝的礼遇。而这个钱德明在东方古都北京一住就是43年，这期间除了传教以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研究中国文化上面。他学会了满文、汉文，把中国的历史、语言、儒学、音乐、医药等各方面的知识介绍到法国去，引起法国乃至欧洲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最有价值的译介工作是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时代的大臣M·贝尔东的委托，翻译的6部中国古代兵书。钱德明靠着自己在满汉语文上的深厚功底，根据一部《武经七书》的满文手抄本，并对照汉文兵书开始了翻译工作。1772年，巴黎的迪多出版社出版了这套名为《中国军事艺术》的兵学丛书，其中第二部就是《孙子兵法》。这部书的法译本一问世，就引起法国公众的重视，《法国精神》等文学刊物纷纷发表评论，有的评论者甚至说，他在《孙子兵法》里看到了西方名将和军事著作家色诺芬、波利比尤斯和萨克斯笔下所表现的“那一伟大艺术的全部真理”，建议将这一“杰作”作为“那些有志于统领我国军队的人和普通军官的教材”。
大清帝国驻法公使论《（孙子兵法）在法国的历史》廖世功（1877--1955）号叙畴，上海嘉定人，就读于上海广方言馆，留学于法国政治科学院，获学士学位，回国后考授法政科举人，历任学部主事、北洋洋务局帮办、欧洲留学生监督、驻法国巴黎总领事、兼驻比利时公使、中国驻国际联盟首席代表，同时负责德意志在华侨民遣返工作。
有趣的是廖世公所著的《中国为世界文化之源》这部著作中提到，就连咤叱欧洲的法国名将拿破仑也读过《孙子兵法》。廖氏曾担任过驻法公使，在法国政界、军界有许多朋友，他的说法恐怕不会是空穴来风。从拿破仑个人的身世看，他于1779年进入位于香槟的布列纳军校攻读炮兵专业，1784年进入巴黎皇家军事学校深造，次年毕业。而18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恰好《孙子兵法》法文译本多次被刊物刊登，引起公众的瞩目。在拿破仑入巴黎军校深造的前两年，尼昂出版公司经法国国王特许，将《孙子兵法》作为一套有关中国的丛书的第七卷再次出版了。照常理推断，求学期间酷爱读书，曾大量阅读过世界各国军事、历史和法律书籍的拿破仑受当时巴黎社会上一度盛行的“孙子热”的影响，浏览过《孙子兵法》并不是不可能的。
[b]对《孙子兵法》的重视[/b]
《孙子兵法》——是美国西点军校和哈佛商学院高级管理人才培训必读教材，影响松下幸之助、本田宗一郎、盛田昭夫、井深大一生的书，通用汽车CEO罗杰·史密斯、软银总裁孙正义成功的法宝，商界必备实战手册启迪人生权变创新的智慧。 兵法的核心在于挑战规则，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
[b]《孙子兵法》的思想[/b]
《孙子兵法》中的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齐文化伦理思想的特点。
齐文化的伦理思想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讲“仁”、"礼"，但又不把它放在首要地位；另一方面是重功利。这些，在《管子》一书中体现得很明确。关于前者，是从齐文化与其他地方文化相比较而言的。
鲁文化把"仁"与"礼"放在首要地位，而三晋文化，特别是秦文化，是很不重视"仁"与"礼"的。
齐文化上述两个方面，在《孙子兵法》中也体现得十分清楚。孙武讲"仁"，但是并不把"仁"放在首要地位。他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①杜牧注说："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②杜牧是从军事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孙武生活于有尚武精神传统的齐文化环境中，他在讲将领的五德时，把"智"（智慧）放在首要地位，而把"仁"的要求放在次要地位，是十分自然的。但是他并不是不要"仁"，而是将"仁"用于对士卒的管理和教育方面。《孙子兵法·计篇》说，"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即体现了"仁"的思想。孙武的"仁"，还有更高的原则，即要符合战胜敌人、维护国家利益的要求。因此，他在《孙子兵法·用间篇》说："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即两国交兵，以决胜负，应该想方设法，不惜以爵禄和金钱，从敌方搞到情报，以了解敌情。如果不能这样，而爱惜爵位和金钱，就是不仁到极点了。这就给了"仁"以新的解释，更具有齐文化的特色。
[b]《孙子兵法》的影响[/b]
一般认为，《孙子兵法》成书于专诸刺吴王僚之后至阖闾三年孙武见吴王之间，也即公元前515年至公元前512年。全书分为十三篇，是孙武初次见面赠送给吴王的见面礼，事见司马迁《史记》：“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有用兵如《孙子》，策谋《三十六计》的说法。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其已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享有“兵学圣典”的美誉。作为华夏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璀璨的瑰宝，《孙子兵法》不仅仅是一部兵书，不仅止于中华文化中的重要遗产，她更是华夏智慧与朴素思想的象征。
《孙子兵法》的意义，不仅仅是一部军事著作，它更代表着炎黄子孙的智慧、思想、文化，是几千年华夏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智慧根基、源泉。
国人尊孙子为“兵圣”，而以色列当代战略学者Martin van Creveld（克里费德）之言可以代表国外的总评：“所有战争研究著作中，《孙子》the best（最佳），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只能屈居second best（第二）。”
在现代，孙子兵法的作用远远不再局限于一本军事著作的范畴，它还被广泛运用于政治斗争、商业竞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我们办起事来多几分智慧，少走些弯路。
《孙子兵法》是汉族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汉族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中国古籍在世界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孙子兵法》曾被誉为“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它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作者为春秋时期伟大军事家孙武，大约成书于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写的《战争论》（On War）早2300年。
《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
该书被翻译成英、俄、德、日等20种语言文字，全世界有数千种关于《孙子兵法》的刊印本。不少国家的军校把它列为教材。据报道，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曾研究《孙子兵法》，借鉴其军事思想以指导战争。
[b][size=4]研究历史[/size][/b]
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史大致可分成7个时期。
[b]（一）孕育产生时期——远古至春秋[/b]
学界一般认为，《孙子兵法》产生于我国春秋末期；亦有认为成书于战国或更后者。关于此书的作者，多认为系孙武亲著，又经后人校理。对于孙武的生活时代，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一般认其为春秋末期人，大约与孔子同时。
《孙子兵法》在产生以前，应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孕育过程。其产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应有以下几点：中国远古以来，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是《孙子兵法》产生的源泉；此前已有的兵学理论成果，如《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是《孙子兵法》跃上兵学峰颠的阶石；春秋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关于“道”、“仁”、“阴阳”、“保民”等的理论，是《孙子兵法》形成的文化因素；崇武尚智的齐文化是培育《孙子兵法》这朵军事理论奇葩的沃土。孙武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则是《孙子兵法》产生的主观因素。另外，汉族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的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思维方式对《孙子兵法》理论体系的构筑起了指导性作用。这是《孙子兵法》之所以产生于中国而不产生于外国，之所以产生于春秋而不产生于其他时期的主要原因。
[b]（二）增益和早期校理时期——战国至秦汉[/b]
《孙子兵法》十三篇于公元前512年在吴国问世后，并未迅速广泛传播开来，究其原因，大致有吴国王廷对“十三篇”秘而不宣，当时传播媒介落后，社会上重礼轻诈观会对此书的贬斥，其价值未被时人所发现等几个方面。至战国时，此书才开始广泛传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孙子兵法》自身以“出奇设伏”、“变诈”取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理论适应了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的需要，是其基本原因；而其后世子孙孙膑对《孙子兵法》卓有成效的宣传和运用，则是其直接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孙武后学在这一时期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均应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而在被《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总之，在这一时期，《孙子兵法》在“十三篇”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扩增。1996年西安“发现”的伪书《孙武兵法八十二篇》说，孙武先写成“八十二篇”，后因其“天机阴杀”，就接受其儿子的建议，缩编成“十三篇”，乃是向壁虚构，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到了汉代，官方组织人力，对《孙子兵法》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整理。一次是在汉高帝时，时间大致在高帝六年（前201年）至高帝十一年之间，由张良、韩信“序次”。第二次是在武帝时，由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是在孝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孙子兵法》位在“兵权谋”之首。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b]（三）削繁和注释时期——魏晋至隋唐[/b]
曹操《孙子略解序》中所批评的关于《孙子兵法》的“训说况文烦富”，应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内。杜牧《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这里的“削”（删除）其“繁剩”，应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笔（校、注）其精切”，则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甚余则因其“烦富”且“未得旨要”而陆续散佚。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曹注重文字训解，但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曹注孙子之外，还有东吴沈友撰《孙子兵法》、贾诩《钞孙子兵法》，曹操、王凌集注《孙子兵法》、张子尚《孙武兵经》、《孟氏解说》等。其注文大都比较简略，偏重文字训诂，表现了《孙子兵法》早期注解时期的特点。
隋唐五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注解《孙子兵法》之书主要有：隋代的《萧吉注孙子》、唐代的《李筌注孙子》、《贾林注孙子》、杜佑《通典》中的训解《孙子》、《杜牧注孙子》、《陈暤注孙子》、《孙镐注孙子》、《孙燮集注孙子》、五代的《张昭制旨兵法》等。宋人辑的《十一家注孙子》中，唐人就占了五家。除注家多外，这一时期的注孙子还具有另辟蹊径、纠谬补缺、义详例丰、整体把握等特点。较魏晋南北朝时已有较大进步。如李筌已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孙子的思想，他依《遁甲》注《孙子》，成一家言；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其注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这一时期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实践方面也卓有成效，人们注意总结新的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入了日本，开始了在国外的传播。（本文源自《孙子兵法研究史》）
[b]（四）武经首位确立时期——宋代[/b]
宋朝自仁宗起，官方就重视兵学研究和整理，至神宗，诏令司业朱服、武学教授何去非校定《孙子兵法》等七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重办武学，以“七书”试士。至此，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在一定意义上说，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各代率相尊奉，其武经之首的地位一直得到了官方的肯定，《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宋朝前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以官方组织为主。到了后期（北宋末至南宋亡），则以私人著述为主，反映了战乱年代整个社会对《孙子兵法》研究的重视。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大约成书于两宋期间的《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由于辑者将各家之说辑在了一起，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之书。此书的校定刊行，是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张预注，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另外，此时还出现了西夏文《孙子兵法》，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
总之，宋代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在版本较勘、注解讲义、专题研讨、兵书合刻、集注汇解、分类辑编、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等方面，均有成果传世。特别是《武经》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的编定刊行，深益后世，功不可没。但宋人对《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进展不大，理论与实践脱节严重，实际运用是其薄弱环节。其成就和教训对后世均有深刻影响。
[b]（五）阐发和考据时期——明清[/b]
如果说宋代施子美的《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的话，那么，明清就是《孙子兵法》疏解、阐发和考据的大丰收时期。刘寅的《孙子直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李贽的《孙子参同》、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朱墉《孙子汇解》、顾福棠《孙子集解》、黄巩《孙子集注》等，都注意在理论阐发上下功夫，而不仅仅是注字训词，其讲解多有新见，且更注意了系统性，指导性，体例也更趋完备。李贽主张“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孙子参同序》），王阳明合心学、兵学于一体，戚继光融兵、儒于一炉，并注重应用理论研究，将《孙子兵法》高深的理论具体化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法；清代的顾福棠、黄巩等开始将《孙子兵法》和西方的军事理论相结合，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明、清两代的许多将领和学者将《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之于海防建设、火器战法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孙子兵法》研究史上闪耀着特有的光辉。另外，这一时期以服务于武科应试为目的的武闱孙子研究，重视对《孙子兵法》的义理阐发，具有积极和消极（充当考生进入仕途的敲门砖）的双重作用。
与偏重讲解《孙子兵法》义理研究相对应的，是清代中期有关孙子的考据研究。其代表人物有孙星衍，毕以珣，章学诚等。他们在关于孙子事迹、《孙子兵法》成书时间、篇数和内容、文字校订和注释等方面作了深入考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特别是孙星衍据华阴《道藏·孙子》为底本、参《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校订而成的《孙子十家注》，纠正了原书的不少错误，刊行后，广泛流传，成为《孙子兵法》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之一，改变了自宋以来主要靠《武经》本《孙子兵法》流传的单一格局。但他的这一版本因所见资料不全也出现了新的错误。
这一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方法上仍主要承袭前朝，在内容上创新不足，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西方军事理论已有长足发展，清人却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研究气氛沉闷，成果内容呆滞，表现出中国古代孙子研究即将终结的征兆。
[b]（六）近代中西军事融合时期——民国[/b]
民国时期的孙子研究和古代孙子研究相比，有了重大变化。一是《孙子兵法》与火器条件下的战争实践结合紧密，在战役战术乃至战略思想上均有新的重大发展，和冷兵器时代诸注家阐发的理论相比，已有了质的飞跃；二是《孙子兵法》的理论与西方军事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已不单是闭关锁国的近亲繁衍，使孙子研究因获得新生而表现出某种生机勃勃的气象；三是注重对《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进行系统阐发，而不只是训字、注词、解句、讲章，已初步将《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概括为战争问题、战争指导、战略战术、治军思想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为现代人更科学地概括《孙子兵法》的军事理论框架打下了基础。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蒋方震、刘邦骥《孙子浅说》、李浴日《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钱基博《孙子章句训义》、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等。近代虽然时间短暂，但却是《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学的终结，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b]（七）孙子学确立与大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b]
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在继承近代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刘伯承、郭化若等老一辈革命家首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兵法》之端，其后遂成一代新风，出现了一批批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光辉的研究《孙子兵法》的力作。郭化若《孙子译注》、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兵法》、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杨丙安《孙子会笺》、陶汉章《孙子兵法概论》、吴九龙《孙子校释》、李零《〈孙子〉古本研究》等，或译注信达公允，或版本弥足珍贵，或笺注广征精取，或解说深入浅出，或论述多有新义，或校释集粹于一，或在古文献研究上独辟蹊径：各以其特有的光彩流传于世。尤其是汉简本《孙子兵法》版本系统的出现，打破了《武经》本和十一家注本《孙子兵法》两大基本版本系统流传的格局，影响重大，意义深远。这一时期的论文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这些论文大多不拘成说，不但在《孙子兵法》版本流传、文字校勘、注释训解、军事思想阐发、哲学思想研究等方面颇多建树，而且开辟了多学科、多领域研究的新局面。有的从系统论入手，有的从决策学着眼，有的从管理学探讨，还有的从经济学、预测学、谈判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地理学、数学、医学等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孙子兵法》的非军事运用研究逐步成为《孙子兵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从而使孙子研究逐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这就是“孙子学”。孙子学的确立，进一步促进并规范了《孙子兵法》的研究，使之更加繁荣而有序地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b][size=4]原创争议[/size][/b]
《孙子兵法》的大多数篇目都是经典格言的堆砌，有标题而无主题。说它是“汇编”，的确是实实在在，若说它是某一个人的“原创”是无据可查的。
问：《孙子兵法》里就没有完整的原创篇目吗？答：有。第二篇《作战》和最后一篇《用间》就是完整的原创。这两篇内容纯粹，文气完整，没有拼接的痕迹。在语言习惯上，这两篇与其它十一篇大体相同，总是语重心长、谆谆告诫、不厌其烦的样子。其中“者”、“也”、“矣”等语气词的用法，与其它兵法相比，尤其能显示出文人特色。这证明《孙子兵法》的“主编”对国家财政、军需和国家级的情报、间谍工作十分娴熟，颇有心得。他对打仗虽然外行，但是，把各家兵法的精华汇编在一起，再进行一番点化、润色、发展的工作，其能力还是绰绰有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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