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鲁威在其《建筑十书》中第七书之《壁画》一节中十分明确地说道:“实际上,绘画就是要做出存在的东西或可能存在的东西的形象” “不模仿真实存在的东西的绘画是不能承认的，又即使在技艺上绘制得精美，……如果没有不可驳辨的理由来加以证明，还不能认为是正确的。” 维特鲁威认为好的艺术应该是对自然的忠实模仿。他承袭了柏拉图以来的模仿说，对这种看法牢不可破，他在书中认为早期人类的处所即是仿照自然的结果，用泥和枝条仿照燕窝搭造而来。优美的古希腊神庙柱式被他认为是对人类形体的借鉴，“以完全不同的的两种方式设计了柱子：一种是没有装饰的赤裸裸的男性姿态，另一种是窈窕而又装饰的均衡的女性姿态。” 陶立克式“显出男子身体比例的刚劲和优美”，科林新式是“模仿少女的窈窕姿态”。维特鲁威对自然怀有无比崇尚的敬意，以至于影响到他对艺术定义的给出。
关于艺术与自然的关系的讨论，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总结为“两大宗”：“一则师法造化，以模写自然为主。……二则主润饰自然，功夺造化。” 此二者“若反而实相成，貌异而心则同”，看上去似相反而实际上相辅相成。席勒认为“诗人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然的卫士……，他们要么自己会成为自然，要么会去寻觅已失去的自然”。 “在那边，在天真单纯的状态中，……造就诗人的必然是尽可能地模仿真实，而在这边，在文化的状态中，……造就诗人的必然是将现实提升为理想，或对于理想的描绘。……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有极大的差异，但有一个更高的概念能涵盖它们” 他把诗分为“对真实的模仿”即天真诗（又译朴素诗）和“对理想的描绘”即感伤诗，二者虽有差异，但“一种更高的概念”能使其融合统一。关于这点，钱钟书与康德有一定程度的共同之处。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里，在肯定先验审美经验的同时，并不完全否认后验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他认为真正的杰作是从生活中直接汲取来的，这样才能和自然一样永垂不朽，保有其原始的感动力。受席勒和叔本华影响，王国维把境界分为“造境”和“写境”，前者重理想，后者重现实，二者难以截然分开。“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
维特鲁威看到了师法造化的重要，但却忽略了功夺造化的神奇。没有重视自然与理想在艺术上的统一关系，“不模仿真实存在的东西的绘画是不能承认的”，这种认识没有将理想考虑进去。然而笔者并不认为这是他有意为之，也并不是否认理想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维特鲁威把自然在绘画上的地位提得如此之高，除了前人美学家的理论引导外，在笔者看来更直接的原因是自然本身的魅力。他看到了自然规律的神奇，感受到了自然的伟大。纵观全书，读者无时无刻不能体会到作者对自然的敬仰与遵从。从第一书第一节《建筑师的培养》就十分直白地表达出来。合格的建筑师应当具备多学科知识。通晓光学能正确地将光线从天空一方引入建筑；通晓音律能正确进行重弩炮、轻弩炮的调节；通晓乐理能对剧场的设计与共鸣器的制造提供帮助……维特鲁威试图将各种自然规律应用于建筑设计和制造上。事实也说明他的想法是十分正确的。如果说以上是维特鲁威在建筑设计上对自然的利用，那么他所重视的“均衡”就可以看成是美学上对自然的参考。他认为自然按照一定比例创造了人体，各部分的比例关系充满了美，仿照人体比例的建筑也是美的，美的建筑也必须满足各细节均衡。
虽然维特鲁威没有明确指出功夺造化，但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窥见他对美的追求并不是仅仅局限在单纯的仿照自然当中，他有自己的改动，虽然这种改动仍是自然界限里的微调。他对自然抱有顶礼膜拜的崇敬，掌握了几何学、物理学、天文学、哲学、历史、美学、音乐等多门学科的他极大限度地将规律运用到建筑领域，科学合理地规划建筑的结构、实用和美观，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