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ble=350,#ffffff,#000000,3][tr][td][align=center] 论不满现状[/align][align=right]朱自清[/align][/td][/tr][tr][td]        那一个时代事实上总有许许多多不满现状的人。现代以前，这些人怎样对付他们的“不
满”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头。年头就是时代，世道由于气数，都是机械的必
然；主要的还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这个世道里，这个年头上，怪谁呢！命也是机械
的必然。这可以说是“怨天”，是一种定命论。命定了吃苦头，只好吃苦头，不吃也得吃。
读书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强调那“时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叹，好像“人心不古”才
“时世日非”的。这可以说是“怨天”而兼“尤人”，主要的是“尤人”。人心为什么会不
古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贤者不在位，统治者不好。这是一种唯心的人治
论。可是贤者为什么不在位呢？人们也只会说“天实为之！”这就又归到定命论了。可是读
书人比老百姓强，他们可以做隐士，啸傲山林，让老百姓养着；固然没有富贵荣华，却不至
于吃着老百姓吃的那些苦头。做隐士可以说是不和统治者合作，也可以说是扔下不管。所谓
“穷则独善其身”，一般就是这个意思。既然“独善其身”，自然就管不着别人死活和天下
兴亡了。于是老百姓不满现状而忍下去，读书人不满现状而避开去，结局是维持现状，让统
治者稳坐江山。
       但是读书人也要“达则兼善天下”。从前时代这种“达”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
行道，当然要多多少少改变那自己不满别人也不满的现状。可是所谓别人，还是些读书人；
改变现状要以增加他们的利益为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于只担个名儿。若是太多照顾
到老百姓，分了读书人的利益，读书人会得更加不满，起来阻挠改变现状；他们这时候是宁
可维持现状的。宋朝王安石变法，引起了大反动，就是个显明的例子。有些读书人虽然不能
得君行道，可是一辈子憧憬着有这么一天。到了既穷且老，眼看着不会有这么一天了，他们
也要著书立说，希望后世还可以有那么一天，行他们的道，改变改变那不满人意的现状。但
是后世太渺茫了，自然还是自己来办的好，那怕只改变一点儿，甚至于只改变自己的地位，
也是好的。况且能够著书立说的究竟不太多；著书立说诚然渺茫，还是一条出路，连这个也
不能，那一腔子不满向哪儿发泄呢！于是乎有了失志之士或失意之士。这种读书人往往不择
手段，只求达到目的。政(蟹)府不用他们，他们就去依附权门，依附地方政权，依附割据政权，
甚至于和反叛政(蟹)府的人合作；极端的甚至于甘心去做汉奸，像刘豫、张邦昌那些人。这种失
意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群的富贵荣华，没有原则，只求改变，甚至于只求破坏他
们好在混水里捞鱼。这种人往往少有才，挑拨离间，诡计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种权力，才能
发生作用；他们只能做俗话说的“军师”。统治者却又讨厌又怕这种人，他们是捣乱鬼！但
是可能成为这种人的似乎越来越多，又杀不尽，于是只好给些闲差，给些干薪，来绥靖他
们，吊着他们的口味。这叫做“养士”，为的正是维持现状，稳坐江山。
          然而老百姓的忍耐性，这里面包括韧性和惰性，虽然很大，却也有个限度。“狗急跳
墙”，何况是人！到了现状坏到怎么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人心浮动，也就是情绪高
涨，老百姓本能的不顾一切的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他们不知道怎样改变现状，可是一
股子劲先打破了它再说，想着打破了总有希望些。这种局势，规模小的叫“民变”，大的就
是“造反”。农民是主力，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在历史上这种“民变”或“造反”并
不少，但是大部分都给暂时的压下去了，统治阶级的史官往往只轻描淡写的带几句，甚至于
削去不书，所以看来好像天下常常太平似的。然而汉明两代都是农民打出来的天下，老百姓
的力量其实是不可轻视的。不过汉明两代虽然是老百姓自己打出来的，结局却依然是一家一
姓稳坐江山；而这家人坐了江山，早就失掉了农民的面目，倒去跟读书人一鼻孔出气。老百
姓出了一番力，所得的似乎不多。是打破了现状，可又复原了现状，改变是很少的。至于权
臣用篡弑，军阀靠武力，夺了政权，换了朝代，那改变大概是更少了罢。
       过去的时代以私人为中心，自己为中心，读书人如此，老百姓也如此。所以老百姓打出
来的天下还是归于一家一姓，落到读书人的老套里。从前虽然也常说“众擎易举”，“众怒
难犯”，也常说“爱众”，“得众”，然而主要的是“一人有庆，万众赖之”的，“天与人
归”的政治局势，那“众”其实是“一盘散沙”而已。现在这时代可改变了。不论叫“群
众”，“公众”，“民众”，“大众”，这个“众”的确已经表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从前
固然也潜在着，但是非常微弱，现在却强大起来，渐渐足以和统治阶级对抗了，而且还要一
天比一天强大。大家在内忧外患里增加了知识和经验，知道了“团结就是力量”，他们渐渐
在扬弃那机械的定命论，也渐渐在扬弃那唯心的人治论。一方面读书人也渐渐和统治阶级拆
伙，变质为知识阶级。他们已经不能够找到一个角落去不闻理乱的隐居避世，又不屑做也幸
而已经没有地方去做“军师”。他们又不甘心做那被人“养着”的“士”，而知识分子又已
经太多，事实上也无法“养”着这么大量的“士”。他们只有凭自己的技能和工作来“养”
着自己。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
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
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
来动手打破它的。重要的是打破之后改变成什么样子？这真是个空前的危疑震撼的局势，我
们得提高警觉来应付的。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３—５日作
（原载１９４７年《观察》第３卷第１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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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满现状赏析   ——中央戏剧学院副教授　耿光怡

1947年末，中国正处在激烈动荡变革的时期，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孕育生成。《论不满现状》这篇政论散文随之而降生，面对苦闷的现状，呼唤出变革的心声。 　　每一个时代事实上总有许多不满现状的人。归纳起来无非有两种：一种是老百姓之怨，怨天怨命，怨世道不好乃气数尽，更怨命不好偏又生在这世道上，典型的宿命论；另一种是读书的文人之怨，“怨天”兼“尤人”，怨“人心不古”才“时世日非”，“尤”仁政德教失传，贤者匮乏，主张贤德之治 。 　　百姓不满现状，可以忍下去，尽管忍耐有限度。而文人不满现状，则只有另外两条路：其一是逃避现实去做山林隐士，所谓“穷则独善其身”，以与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保持着自我的本质，至于天下兴亡只好弃之，其结果必然是统治者维持现状，稳坐江山。其二是所谓“达则兼善天下”。如何“兼善”？关键在“达”。“得君行道”为达。达了，便要改变文人的不满，但若太照顾老百姓，分了文人的利益，一部分文人就会阻挠变革，引起像王安石变法的大反动。一旦不能“得君行道”，或憧憬著书立说，寄希望于后世的一天；或失志失意，依附权门，做草莽中的“军师”或“帮闲”之辈，成为统治者豢的“养士”，结果仍旧是统治者维持现状，稳坐江山。由此观之，文人的不满，虽初时的选择不同，但殊途同归，后果皆然。 　　老百姓的忍耐也是有限的，活不下去就要“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起来打破现状，破了再说，破了才有希望。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大多如此。汉明两代都是农民打出来的天下，却让一家一姓坐了江山，失掉了农民的本色，跟读书人坐在了一条板凳上。老百姓卖力，得到的甚少。打破了的现状又恢复了原状。那些权臣用篡弑，军阀靠武力，夺了政权，换了朝代的，更无改变。归根结底，在于 王权政治体系。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王权政治的核心在于其依赖的封建封闭式思想和思维模式的弊端。要变革，就必须扬弃机械的宿命论和唯心的人治论，靠“民众”，靠自己，靠“团结的力量”，这才是治国利民之本。作者的这些民主意识使我们联想到《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理想，二者竟如此的相形相似，耐人寻味。 　　 议理的文章最忌平铺直叙，就事论事。本文恰恰丢弃了这一大忌，以“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清醒，溯源历史，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即哲学思想和儒道精髓上评判中国人不满现状的种种现实，追寻探求朝代常更迭，变革无从新的本质原因，具有极强烈的审视现实，反思历史，评判社会的批评精神。如果将本文与作者几乎同时写下的另一篇政论散文《论且顾眼前》相比较，就会发现本文呼唤变革的思想更迫切更浓重，批判现实的意识更突出更强烈，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反思历史更深刻更透彻，的确不失为一篇反思历史，呼唤变革的檄文。

《不满现状》出处

朱自清生于1898年，卒于1948年，祖籍浙江绍兴；因为他从小在江苏扬州求学并长大成人，所以他又自称“我是扬州人”（见《我是扬州人》）。从世界观来看，朱自清属于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知识分子范畴。他的一生，对于革命是同情的。但是，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他却“不能参加革命或反革命”（见《那里走》，而躲进书斋，躲到“国学里”，躲到文学的“象牙之塔”里。1935年1月5日，他参观左翼木刻家展览会后，在日记中写道：“此辈青年艺术家似皆深悉农民及工人之生活。余对此素即隔膜，未能多所欣赏。”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人民的支持下，联共抗日，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这本是正义行动，但是朱自清却在次日的日记中写道：“此真一大不幸。”这些材料表明：三十年代的朱自清由于长期脱离工农，脱离现实斗争，因而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毫无认识。进入四十年代以后，他的思想慢慢趋向左倾。这与他的逐渐接触民主运动，以及他的挚友闻一多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和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事实教育是分不开的。1943年10月17日，清华大学中文系举行一次迎新大会，朱自清在当天日记中称赞闻一多即席演说，又说“余四次被邀发言，皆谢绝，未致一词”。这表明他当时的思想还是处在十字路口徘徊观望，一时还下不了倒向革命的决心。但是到了1944年，即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在一篇题为《新中国在望中》（见《杂文遗集》）的未完成的文章里写道：“新中国虽然已在望中，可是得吃苦耐劳，才能到我们手里。”“如果不劳其体肤，经过穷乏，不会到我们手里；非得我们再接再厉的硬干苦干实干。”这时的朱自清已经看清：要赢得一个新中国就必须斗争，而且斗争是极其艰巨的。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由于积极参加爱国民主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对派结构美帝国主义发动内战，被匪特暗杀于昆明。朱自清耳闻目睹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种种黑暗，以及人民群众包括挚友闻一多的流血牺牲，终于在一浪高于一浪的民主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投身于这一斗争的激流。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亲赴成都各界追悼闻一多烈士大会并发表演说。闻一多是在追悼李公朴烈士的大会上发表演说而遭暗杀的，朱自清重复闻一多的行动，会不会重复闻一多的命运？这在当时是具有极大可能性的。但是朱自清置安危于度外，毅然参加了追悼大会。 　　他在1947年写的《论不满现状》（见《杂文遗集》）一文中总结了象他一样的知识分子由徬徨走向斗争的历程： 　　一方面读书人也渐渐和统治阶级拆伙，变质为知识阶级。他们已经不能够找到一个角落去不闻理乱的隐居避世，又不屑做也幸而没有地方去做‘军师’……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 　　朱自清终于从一个清高而正直的知识分子发展成为一个要“动手打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斗士。其斗争之最有力也是最后的一击，则是在贫病交迫的1948年6月，毅然决然签名于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和拒绝领取“美援”面粉的宣言。他在这一年6月18日的日记中记道： 　　签名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然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体重四十一公斤。 　　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赞扬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朱自清毕生写出的散文不下百篇，大部分收集在《踪迹》、《背影》、《欧游杂记》、《伦敦杂记》、《你我》、《杂文遗集》等书中。他以自然清新、洗炼干净的口语，委婉细腻的风格，描述他所能接触的各种生活，不论叙事，写景、状物、抒情，无不娓娓动人。他的具有娴熟艺术技巧的散文，是我国现代文学中的瑰宝，是中国散文艺术中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