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先生是一个教师，同时是一个文学家，他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也一生不忘他所爱好的文学事业。他是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旧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曾为生活所迫，超负荷地到各地讲课，每到一地，他都十分认真负责地教育学生，以自己的学识品格来影响他的学生。
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以“五四”时期的成就为最高，影响最大，而朱自清的散文创作，又是这一时期实绩最大，成就最高的；朱自清作为散文大家，他的名字永远和中国现代散文的历史写在一起。   鲁迅曾说：“‘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的确，“五四”时期文学的诸门类中，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

“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在这“极一时之盛”“绚烂极了”的散文百花园里，有周作人的隽永，俞平伯的绵密，徐志摩的艳丽，冰心的飘逸，而朱自清先生则以其“真挚清幽的神态”屹立于“五四”散文之林（钟敬文《柳花集》，群众图书公司１９２９年初版），他的散文以独特的美文艺术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为建立中国现代散文全新的审美特征，树立了“白话美文的模范”。

朱自清对新文学的最大贡献，是他所擅长的散文小品，它们在新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首先，他是继冰心等人之后又一位突出的小品散文家，他以“美文”的创作实绩，彻底打破了复古派认为白话不能作“美文”的迷信，尽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其次，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和“五四”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再次，他的散文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匆匆》、《背影》、《荷塘月色》、《春》等名篇，一直被认为是白话美文的典范，历来一直被选为大中学校的语文教材，它为培养文学青年和繁荣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作为学者和教授的朱自清，在古典文学、语文教育、语言学、文艺学、美学等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建树。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以古典文学研究和语文教育最为突出。《经典常谈》是朱自清系统评述《诗经》、《春秋》、《楚辞》、《史记》、《汉书》等古籍的论文结集，写得深入浅出，至今仍是青年人研究古典文学的入门向导。《诗言志辨》是他功力最深的著作，对“诗言志”“诗教”“比兴”“正变”四个方面的诗论，纵向作了精微的考察，理清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和衍变史迹，从而纠正了谬说。

他还先后对古诗十九首、乐府、唐宋诗作过深入的研究，对李贺、陶渊明作过认真的行年考证，写有《十四家诗钞》、《宋五家诗钞》、《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李贺年谱》等著述。他治学严谨，取材翔实，思想敏锐，他这方面的著述凡近百万言。朱自清始终关心着中学、大学的语文教育，他与叶圣陶联璧，共同著有《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书。他编过多种教材和课本，临终前还与叶圣陶、吕叔湘合编《开明高级国文课本》等。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语文教育家，正像叶圣陶说的：“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叶圣陶《朱佩弦先生》）

以《歌声》涉笔散文领域的朱自清，从１９２３年后转向散文创作，以后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朱自清早期的散文收在《踪迹》和《背影》里，在这些散文中有一部分是以夹叙夹议手法写的呼吁与诅咒的名篇，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航船中的文明》、《白种人——上帝的骄子》、《阿河》、《哀韦杰三君》、《旅行杂记》、《海行杂记》等。这些散文直接从现实生活取材，从一个角度抨击当时的黑暗社会。
作者义愤地控诉畸形社会为富不仁的罪孽。

１９２７年北伐战争的失败，“四·一二”政变使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朱自清陷入了极大的痛苦、惶惑和颓唐之中，终于从彷徨战斗的“十字街头”走进古典文学研究的“象牙之塔”。散文创作也从绚丽走向质朴，从即景抒情走上“忆之路”——对往事的回忆。此时的创作就如同朱自清自己所说的“芝麻大的事，都不惜郑重地写出来”。他说：“我们依着时间老人的导引，一步步去温寻已失的自己；这走的便是‘忆之路’，在这‘忆之路’上愈走愈远，愈是有味，因其味渐渐蒸散而甜味却还留着的缘故”

１９３１年８月，朱自清赴欧洲游学，历时一年。在欧洲游历数国，陆续写成散文，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后结集为《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这两部散文集和《你我》一样，由于这一时期朱自清的创作不再感应时代的风云，于是可以从容地在技巧上再三谋划，在语言上字斟句酌以至使得散文艺术臻于完善的境地。正如郁达夫指出：“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之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

１９３７年后他随学校南下，这时期，他带着沉重的心情，殷切的期待，写作了不少杂文。《语文影及其他》一书中的许多篇章和《蒙自杂记》、《西南采风录序》、《这一天》等均写在这个期间。散文集《语文影及其他》分两辑，其中《语文影之辑》是讨论语文的意义的，《人生的一角之辑》是讨论生活片段的。这时期的朱自清的散文不像以前那样采用大量的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而是用简洁的笔触，直接写出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冷眼看待人生，以日常生活用语和人间世情为议论对象，从而抒写自己的人生；另一方面他热烈地呼喊“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盆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特别是李公朴、闻一多的遇害，更加教育了作为学者的朱自清，他的态度也就更为激进了，因此创作基调明显地发生了变异。这时期，朱自清散文已经由抒情转向说理，主要收在《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两集中，虽然数量不多，但所谈的都是现实问题。思想激进，锋芒毕露，光采烨烨，其思想特点是努力而且自觉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指点东西、发表议论。《论吃饭》充分肯定农民“吃大户”的正义举动，赞扬他们反饥饿、反压迫的政治觉悟和敢于反抗的集体意识。文章通过说古论今，字里行间干预着政治，通篇充溢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回来杂记》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现实予以评说，分别从“有”“闲”“杂”“乱”四方面剖析日常生活的状况

总观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创作，从早期的清秀隽永到中期的质朴腴厚，到后期的激进深邃，无不显示出他独特的艺术风貌和审美情趣，无不与时代息息相通，正像他的老朋友杨振声说：“他的散文，确实给我们开出了一条平坦大道，这条道将永远领导我的自迩以至远，自卑以升高。”（《文讯》１９４８年９月９卷３期）
三     杨振声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中说：“近代散文本早已撕破了岸然道貌的假面具，摘去了假发，卸下了皂袍，它与一切问题短兵相接，与人生日常生活相厮混，共游戏。一句话，它不再装腔作势，去为传道者与说理者作工具，而只是每个人宣情达意的语言符号……。”

“意在表现自己”，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散文创作的美学原则。朱自清提出这一美学命题，既是时代的赐予，又有历史、现实的背景，更是根植于他的审美经验和理想基础上的创作实践。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散文的标榜与实施的是以“文以载道”为本位的散文观念。所谓“道”，是宣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的伦理与道德观念，“文以载道”强调儒家思想的独尊、理性的至上。用理性制约着、束缚着、扼杀着作家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个体，尽管古代散文中不乏抒情小品，但它们是在被扭曲、被压抑的情况下出现的。至于公开提出“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则被视为离经叛道。“载道”的桎梏使散文简化为“八股文”的模式。因此，否定“文以载道”的观念

自尊和博爱，是朱自清早期散文的两种主要形态，他怀着悲剧性的心理为现代散文美学弹奏着美丽的心曲，淋漓尽致地披露了他的主观深层世界，裸露地再现他全部的生命空间，从而为现代散文提供了崭新的审美内容。朱自清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在散文美学范畴提出了“意在表现自己”的命题   杨振声在《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中又说“自新文学运动以来，一般最大的缺陷是对于文学所用的语言缺乏研究和努力”，但是朱自清先生“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很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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