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里，92年6月份，一个在北京的家里有一定背景的人，又是那种心机很深追求上位的，是不太可能公开发表新自由主义言论的。南巡讲话后，风向不是立刻就从左变到右的。3月份的军报社论和4月份田的党校讲话都是针对性很强的，都说明当时观望和反对者都是很多的，而且杨和田也很快就在十四大上为此付出了代价。91年时明确提出改革有社有资的宣传部长直到八月份才基本确定下台。一个家里有一定背景的，不太可能在这种公开演讲中明确提出新自由主义观点的。
另外92年中的时候，计委也好体改委也好，没几个人担心经济过热的，89、90都不到5%，91年全年才9%左右的增长，92年上半年也不过12%左右，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弥补之前三年的低速的恢复性增长。针对经济过热忧虑的只有最高层的个别人（如朱）和少数经济学家吴敬琏等，而他们也应该是直到92年底和93年初才明确针对经济过热和通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