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 命运的抉择
小说作者： 黑色柳丁
英国的商业需要英国战船的保护。” ——伊丽莎白一世
“阳光照在别人身上，也照到我的身上，如果亚当的遗嘱有剥夺我参与分割世界的权利这样一条，我倒很愿意拜读拜读。” ——法国国王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 ——郑和
《命运的抉择》我看过的最好的架空小说，200多万字我用了一周看完，之间没有停顿，看文时觉得酣畅淋漓真是爽歪歪了，看完时我觉得都快归天了[s:300] [s:300] （那几天都在寝室里，饭都是室友给带的），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它确实是一部非常有吸引力的，有深度、有内容的小说。鄙人虽然爱看小说，无奈文笔烂的等于没有，所以无法，也不敢给这样一部大作写评，所以从网上找到了一个很精彩的评论方便大家了解此文（此评的作者真是非常油菜花啊[s:271] [s:268] ）。以下是起点上最贴切的评论：《命运的抉择》属于目前最流行最俗套因而也最鱼龙混杂的“穿越”类网络小说。所谓“穿越”，其实早已有之，那就是科幻题材中十分常见的“时光穿梭”。但硬科幻里的的“时光穿梭”绝对不能改变既成历史事件，而网络小说里流行的“穿越”却恰恰是以改变历史为主要目标，于是这就出现了被称为“架空历史”类型的写法。中华民族漫长辉煌历史与百年屈辱历史相交织的特殊性，使得改变中国屈辱史塑造强国史这一题材又成为“架空历史”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这种以改写历史为己任的小说意淫成分过重，通常容易流于肤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此类小说又往往能够比较鲜明地体现作者对某段历史的看法和态度，穿越到什么时代，穿越而去意图改变什么，就是作者对历史和政治的一种表态。有一定深度的穿越小说第一要素即是作者必须具备自己的历史观念，所谓“穿越人的自觉”。 主角或是不自觉地“穿越”，作者却是自觉地看待历史。《命运的抉择》在第一章里即开宗明义进行了第一次阐述：“照历史看来，明年，李自成将攻占洛阳，张献忠则率军出川入楚，攻占襄阳……之后，满清的睿亲王多尔衮会领兵攻锦州。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占领北京，朱由俭在煤山自缢。明朝灭亡。然后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败走。明福王朱由菘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非但没有抗击侵略者反而积极争权夺利。接着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满清颁布剃发令，中国头上拖起那条丑陋的猪尾巴。之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与世界隔绝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会，渐渐走向衰落。直到1844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熗炮打开，割地赔款。从此中国进入了那屈辱的一百年……日本侵略，南京大屠杀。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那时是在学习此时满清的做法。现在的情况与三百年后是如此的相似。可以说中华民族的灾难和屈辱是从现在开始的。”这一段很直白的阐述至少表明了小说作者的两个历史观点：对闭关锁国政策的猛烈抨击、对满清异族统治的强烈厌恶（甚至将满清与日本相提并论）。而在第一章结尾处，作者写到“李海或许不知道这即将过去的1640年是多么的重要，就在这一年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1640年是古代史与近代史的分水岭，过了今天世界将跨入近代史。也就是从这时起欧洲各国开始将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更直言不讳道出了小说的主旨追求。
由于是很少见的女性作者、女性主角，而非言情类的穿越，《命运的抉择》是我很关注也很喜欢的一部小说。虽然我自认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大汉民族主义者，但此文所具有的一般女性作者很少具备的宏大视角和宽广叙事风格，却是我所格外喜好的。此外从小说的可读性、生动性来说，我认为此文在同类题材中也属出色。 当然，无论多么宏大的目标，当下的资本原始积累都是穿越人无法回避的第一个挑战，通常也是最难写好的部分，毕竟万事开头难，以钱生钱不难，如何挖到自己的第一桶金才是真正的考验。《命运的抉择》也不例外，总的来说此文属于越往后写得越成熟，而第一章确实稍嫌草率，开头部分主角的原始积累——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倒有点象RPG游戏，成功来得太过容易必然流于生硬和浅表。不过鉴于时不我待，主角必须尽快完成“练级”以取得进入“历史舞台”的入场券，如此仓促的写法也算情非得已。其实第一桶金的挖掘方式非常重要，因为从这一关键抉择中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窥探到主角（实际是作者）几乎全部的政治理念。与《新宋》的主角走文化扬名的路子大相径庭，《命运的抉择》主角孙露走的是典型的硬实力派路线，而这也奠定了全书的整体理念：重商主义、军事力量、海外殖民掠夺、议会民主构成了作者心目中一个初级资本主义国家的四大支柱。
——重商主义的抉择。
由于《命运的抉择》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而重商主义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商业和资本随着小说的逐渐展开而愈显现其重要性：开始是主角发家的手段，使其能够在乱世谋生、发财，并吸引了一批流离失所的下层难民和一些兼具远见卓识与冒险精神的广东商人成为最初的追随者；既而是利用充足的储备资金建立自己的民团军队，助其在乱世立足，并以金钱为后盾在财政极度匮乏的南明政府中谋得发言权；然后是资本力量的壮大终于走向政治层面，利用财政为“庶政之母”的原理，蚕食王权控制王权，以达到主角改造王权的理想，用马克思的原理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后则是资本本身成为政治的终极目标，战争只是手段贸易才是目的，小说中写到明帝国与日本的战争令人印象深刻，这场孙露想象中的中日之战并没有她预期的热血沸腾的理由与情景，没有仇恨，也没有复仇的快意，只是为了满足财阀们用大炮轰开“那个愚昧国家”大门、掠夺一个广阔市场的心愿，财富才是最终的目标，重商主义的精髓就是赚钱。“以商养军、以军夺权、以权助商”，就是小说最主要的一条线索。 在选择了重商主义快速发展道路的同时，小说也着力刻画了其弊端和阴暗面，重商主义在给国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伴随着道德的沦丧，资本主义是一头怪兽，一旦解开其脖子上的枷锁就很难再驾驭它了。因此小说的下卷中，已经走上政治顶峰的孙露与她一手缔造的香江商会这个巨无霸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又成为了浓墨重彩描绘的篇章。
小说将主角商业起家之地设计在广东，想必也是受到现实中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影响，此外，与南洋相毗邻的地理因素、与中原战乱之地的相对疏远、与江南儒林相比较为开放的民风，也使广东成为重商主义路线的首选之地。——“熗杆子里出政权”的抉择。
与《新宋》中主角靠文名得到皇帝赏识从而取得权力后盾的类王安石的现实主义道路不同，《命运的抉择》显然要更加雷厉风行兼天马行空，明王朝覆灭在际、军阀“听封不听调”的战乱背景决定了主角可以以军事实力登上“历史舞台”，而岭南地区广兴民团的习俗又为主角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提供了现实操作性。
战争在这部小说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作者鲜明的民族主义心态，作者自言，研究过清军入关的战争史后她诧异于这样少的人马这样粗疏的战略战术竟然可以轻易夺取汉民族的**，并因此深深感叹“吴门烟雨、飞檄可夺”的柔弱民风，为此小说设置了与南宋时期相类似的划江而治的局面，以图锻造一个“民族国家”应有的血性、危机意识和对本民族的认同感，这部分的战争（包括收复台湾和澳门的海战）均带有鲜明的反侵略性质，因而更多是“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浪漫主义色彩。
而另一方面，小说还描写了大量主动性质的对外战争，如对日战争、对朝战争、与俄罗斯和蒙古诸部在西伯利亚的资源争夺战、与西欧诸国在印度洋的海洋霸权争夺战以及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小说卷首语即仿造英女王的名言点明：“中国的商业需要中国战船的保护”，这里的战争特别是大海战和西伯利亚远征军在英雄气概的背后是对资源、市场、财富的争夺，甚至还有为了筹集资金而进行的有利可图的对外战争，如前所述，战争只是贸易的手段，战争褪去浪漫的外衣而完全体现了赤裸裸的实利主义。
不过不论是哪类战争在作者笔下都写得颇有荡气回肠之感，甚至可以说是小说中最好看的部分，具有不同于一般女性作者的大战略视野和纵横开阖的气度，不同的战争类型也绝不雷同，并且借鉴了古今中外不少经典战例和战法，例如与满清的战争总体仿效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而鲁冀防线采用了大炮加要塞的荷兰式战术，山西烽火实际就是游击战，攻占望京借鉴了欧洲登陆战模式，收复台湾的厦门海战则借用了“纳尔逊海战法”，这些战争故事读来言之成理，很有看头，是我看过的网络小说中写战争最显真实和成熟的一篇。
——海外殖民与霸权主义的抉择。
出于“穿越人”对治海权和大航海时代的深刻认识，蓝海战略在小说构建的强国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角甚至在逃难的过程中就通过与海盗的联合建立了自己的第一支微型舰队。十七世纪中叶的海上霸主是荷兰，而当时荷兰本土刚刚在荷西（西班牙）战争中落败，小说也借鉴了这个史实，使得自身国土沦陷的明帝国同时又在印度洋上取得海上优势这个诡异的局面显得不那么突兀。
如果说国土内的斗争充盈着“救亡图存”与“中华复兴”的情感氛围，那么在外海气势磅礴的大海战中，除了收复台湾和澳门的战争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之外，其他主要还是遵循了冰冷的重商主义原则、弱肉强食的海上准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起初是防御性质的海上力量，主要表现为在新加坡设立的海关和在印度洋上的海军私掠行为，通过海关关税和私掠金为南明的重建筹集大量资金，通过掠夺海外财富为国内农民的休养生息提供财政后盾；而当明海军在海上站稳脚跟之后，攻击性质的海上力量参与欧洲列强瓜分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小说中南明与英国签定的《香港协议》就充满了殖民色彩，双方在共同维持海上安全与自由的名义下，瓜分和牺牲的是被殖民小国的利益，此外中国在经营自己的殖民地时亦带上了本民族的特色，那就是殖民农场，其中巨大的劳动力缺口甚至使得东南亚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奴隶需求地，“一群卑劣的地主，一个懦弱的理由，一支善战的舰队，却开启了明帝国的殖民之路”，而这条路其实就是两百多年后西方列强在东方强盗作为的翻版。 这一切使得作者和主角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利益与道义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孙露出于利益的考虑公开号召“诸位大人抛开你们那不必要的矜持吧”，另一方面又借陈子壮和杨绍清之口劝谏主角正视武力征服的重大弊端和对弱小文明的轻视可能带来的傲慢心态。而在小说结尾处，中华朝果然成为一个强大却极端傲慢狂妄的帝国，主角也不得不对这样一个巨无霸的未来充满了忧心和迷茫。 ——议会民主与开明专制主义的选择。
几乎所有的穿越人回到过去都会或多或少带着民主思想的烙印，在《命运的抉择》中，削弱皇权实现民主，是作者给主角设定的信念，至于最后会发展成怎样，就要看是主角改变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改变主角。 孙露的民主试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广东和岭南地区，这个地区一来远离江南儒林和南京的权力中心，二来地理近海得西洋风气之先，经商风气旺盛，建立在商会规则和民商法理基础上的市民议会综合了西方“灰脚法庭”和中式“申明亭”模式，得以比较顺利地实施；而此时的复兴党则带有一定帮会色彩，还不能将之看作真正的政党。
第二阶段是孙露成为首相的南明隆武朝时期，实验地扩展为整个长江以南地区。可以说小说设置了满汉划江而治这个布局，既是出于战争实际的考虑，也是出于政治改革的需要，因为按照作者的设想，以南明的人口规模、土地资源、经济基础最适合完成资本主义体制变革。而外敌虎视眈眈的战乱局面反而有利于主角的政治改革，一方面她以军功获取民意支持，另一方面以儒家三世理论中的“据乱世”来为变法做辩护，最终得到了江南士林的默认。最重要的是，战乱使得明王朝本身实力衰弱，无力与正在壮大中的新兴资产阶级相抗衡，同时大批沦陷后被收复的土地上，议会先于官府而设立，又使议会具有了名正言顺监督官府的先天优势。这一时期的政治变革是以孙露为首的财阀势力自下而上推导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表现。但战乱也使隆武内阁具有一定的军政府色彩。
第三阶段是整个下卷，中华朝的建立最终选择了君主立宪模式下的开明专制主义，而且小说还假借后世学者之口将这种统治模式评价为“伪立宪绝对主义”，因为文中无论议会还是《宪诰》都充斥了大量的封建残余。看起来孙露的理想被旧世界所改变了，但这种改变如同小说中后装式燧发火熗倒退回前装式一样，具有某种现实依据，火熗的倒退是因为工艺水平的局限，而政治体制的妥协则是因为文化思想的局限。世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只有最适合现实情况的制度，军管模式、苏联式的集体农庄模式都曾经在小说的特定时期特定地区占据过一席之地。此外小说通过顾炎武赴欧考察的方式描绘了西欧诸国当时的议会模式，也点明了世界范围内民主进程所停留的初级水平，中华宪诰的蓝本英国《大宪章》亦远非后世想象中的完美，而同样是时代认识和妥协下的产物。这一阶段，议会民主下的两党制逐渐走向成熟，开始主导政局，而作为女皇的主角刻意被塑造为完美的政治偶像，一方面不排除作者对自己主角的圣人化倾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体现了作者自己对君主立宪制度的理解，完美的君王充当偶像符号，给民众以思想慰藉，而手握实权的内阁承担责任和义务，给民众以实际的利益。但在小说的“现实”中，立宪仍然是孙露自上而下的主导，而非议会自下而上主动争取的结果，作为君主的主角仍然大权在握，所以这里的君主立宪远非现代意义的民主制度，而仍然属于专制主义下的一点进步。此处君王的虚化是作为穿越人的主角自觉的行为，在主角个人这里，权力对人的诱惑败给了心怀远大目标的自我满足感，这种设置无疑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也不无现实可能性综观以上四大支柱，重商主义、军事实力、海外殖民、议会民主，作者缔造的南明和中华朝拥有新教倾向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这种倾向来源于主角的自觉意识，而主角的这种倾向显然来自于“后世那个脱胎于新教几乎只手遮天的国家”。南橘北枳的故事直到今天都是争论的话题，《命运的抉择》也不能例外，因此关于西方文明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冲突与斗争、妥协与调和，也是贯穿小说始终的重要内容。
冲突的第一个层面属技术性矛盾，如小说中的“桑稻之争”一段，孙露出于对英国“圈地运动”历史进步意义的强烈印象，默许财阀集团大搞“桑争稻田”、“棉争粮田”，以图促进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但却忽视了中国与英国耕作方式和农业结构的不同，结果不但没能使农村劳动力流入市场，反而半桑半稻的耕作方式吸引了大量劳动力回流农村，束缚劳动力的同时还使粮食大量减产。相似的历史背景下出现性质相似的历史事件，仅仅由于中西的农业结构不同，所产生的结果却迥然有异，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技术层面的问题易于解决，文化层面的冲突就难以调和。后者又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变法者与士林的矛盾，作者显然对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传统文人在这一历史时期的表现不甚满意，因此小说的解决之道首先就是将这种冲突置于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使得见效迅速的实利主义和尚武精神在这场冲突中处于先天的优势地位，面对沦丧的国土和受难的百姓，三纲五常就显得不合时宜，固守礼法也似乎有些荒谬可笑，而这也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历史所证明了的。但是当“据乱世”进入“升平世”以后，继续与儒林对抗就变得比较艰难也不明智了，这时的解决办法是在士林中寻找自己的志同道合者为代言人，小说主要利用了当时中国本土自发的民主思潮，即是以“明末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土生土长的初级民主思想，以争取民主理念的本土化；其次是营造“百家争鸣”的氛围，具体说来就是广东云山学派以及阳明学的泰州学派的“契约说”与江南儒林东林党的“巨灵说”之争；然后则是利用“上位者”的权力进行引导，其理论依据是说儒家原本只讲伦理道德，对于宇宙万物的本原并没有自己的解释，历代经学、理学、心学等都是利用别的学说对儒学进行的补充，所以儒家的“万世法”本身是无形的，真正决定其形状的是上位者的心思，上位者所好为何，儒学就可以随势而变。显然这种对儒学的看法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主义之争的轻蔑和实用主义心态。
第二个层次的文化冲突是更深层的外来模式与本土文化积淀的不融合，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普世价值如何适应中国特色。民主意识如果不能真正扎根于民众心中，那么移植自西方的议会制度就只能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天赋人权”这些本不属于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思想要想在这片专制的土地上发芽是何其困难，西方几百年才发展出的文明理念要想在小说几十年的时间跨度中在中国文化中扎根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就算如此，小说依然要坚定不移的制造那个“躯壳”，或许现在这个“躯壳”并没有“高贵的灵魂”，但只要有“原始的欲望”就行，因为这就像泡功夫茶，第一杯虽然是不喝的，却可以洗茶留香，而这也就足以完成穿越人的“历史使命”了。另一方面，小说在大量沿用西方民主模式的同时，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结合中国自身的传统思想文化，典型的如《宪诰》的思想基础，尽管《弘武宪诰》是以英国《大宪章》为借鉴，但在立宪精神上却没有照搬英国自由主义思想中的“天赋人权”至上的立宪精神，而是选择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即“社稷为重，民次之，君为轻”的国家主义立宪精神，这就使得中华朝的立国原则带上了浓厚的儒家色彩，而这有可能更符合彼时中国的文化思潮。其实小说下卷中还隐含了第三个层次的冲突，那就是西方文明本身的弊病所产生的问题，对此主角因为失去了历史的借鉴，所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西方文明的弊病是否可以由东方文明来“拯救”？小说提出了问题但并没有给出答案。
首发官网 [url=http://www.qidian.com/Book/18018.aspx]http://www.qidian.com/Book/18018.aspx[/url]
[ 此贴被叮当。在2011-01-16 15:23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