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大多数》书评
或王小波书评
我常常想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会涌现出无数新鲜的名词。比如“给力”，比如“打酱油”“躲猫猫”“动车”又或者很多别的什么词汇。身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我有时候甚至想，我们错过了那个荒诞的20世纪的70年代，但是没有关系，未来的我们一定会记得这个21世纪的初叶。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会发生很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总会让人觉得有很多的话想说。很久之前的王小波如果活在当下，那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呢？这确实是一个让人觉得有趣的话题。
我想《沉默的大多数》这个词用在现在依然是一个合适的词汇。在现在的这样一个文艺界万马齐喑歌功颂德的时代。我们会去怀念从前的时光，甚至有人会去怀念起20世纪的60、70年代。原因是那个时代的人心淳朴，那个时代的官员廉洁超乎想象。但是我想这从根本上反应了一个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变态的事实。那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下的人是不幸福的，这种不幸福表现在了越来越多的思想钳制。越来越多的思维高压，而这种种的一切。都是王小波先生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提到的。
当然，要评价一本书不能不去评价这个写书的人本身。但是每每当我面向着社会主流对于王小波的评价，我总是觉得相当的迷茫。比如，比如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王小波无缘无故地就被扣上了一个“自由主义”祖师爷的名字。我同样不明白，为什么王小波会被认定为中国的“卡夫卡”。这一切都来的不寻常。而正因为不寻常，所以就有了讨论的价值。
如果要对王小波“自由主义”祖师的名号追根溯源，那么，王小波生前最后一封电子邮件应该是他是“自由主义”者最有利的证据了，内容是告诉他自己要出一本杂文集，他在邮件中写道:“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但问题在于，自由派是否真的就等同于自由主义呢？自由主义到底又包括了些什么？
我想要讨论这个问题，就需要把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所提到的种种观点和自由主义的观点进行对照和比较，此外也应该将王小波所称对他影响最大的，并在书中反复引用观点的罗素进行一个较为公正的分析。
我想在这里应该论证一个观点，那就是自由主义的起源。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中提到了这样的话：“就当下而言，自由主义一术语的含义，可谓是纷繁各异。除了指称一种对新观念的开放态度以外，这些含义之间还几无相同之处；其间，为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论者所采的一些自由主义含义，所原本指明的那些含义还是截然对立的。我们在这里所要单独考察的是关于政治理念的宽广范畴，这一范畴在被冠名以自由主义的整个时期里，曾经作为一种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力量而引导了西欧和中欧的政治发展。然而，自由主义运动来源于两种不同的源头，并且发展出两种传统，尽管人们通常在各种程度上将它们混为一谈，而事实上这是很牵强的。如果我们想理解自由主义运动的发展历程，这两种传统就必须被明确地加以区分。”对于这句话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那就是对于“自由主义”更多的应该是一个政治方面的范畴，而非仅仅是一个思想上的追求自由。而从哈耶克对于自由主义的种种分析我们也能看出。自由主义所追求的思想层面，仅仅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因为哈耶克同时提出“ 自由主义在这一表述中所关注的政治原则，对于许多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人来说，在他们的信仰中将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内容。正如已经指出的，“自由“这一术语经常──尤其是最近──被用于表达这样一种含义，即它所主要描述的是一种关于思想的普遍态度而不是关于政府适当功能的特定观点。因而，最后让我们恰如其分地回到所有自由主义思想最普遍的基础和法律经济原则的关系上，以便显示后者是自由主义观点持续运用的必然结果，而这些自由主义观念导致了对思想自由的要求。这是自由主义的不同派别所一致同意的。”
作为王小波来说，我想他对于自由的观点，更多的是停留在思想层面上的。比如，他说“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再或者，他说“科学的美好，还在于它是种自由的事业。参与自由的事业，像做自由的人一样，令人神往。”更甚至他提到了“一个常常在进行着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总是常常失败的，一个想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改革社会的人更是常常失败。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 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长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伏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斗争。”但从根本上讲，王小波的所做的一切的努力，仅仅是一个思想层面，乃至于是一个知识层面的。这也就是我认为王小波的“自由主义”不应该是西方主流思想中的“自由主义”。从这个层面来说，我甚至支持李华芳先生将“自由派”与“自由主义”分别翻译，表达不同含义的观点。
从某种层次来讲，自由派和自由主义是有一定区别的。自由派，所对应的语境应该是liberal，而自由主义者，应该对应的是Liberalist。这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当然我的英文水平并不高明，引用李华芳先生的这段话应该也是班门弄斧。但我想说明的观点是。我们将“自由主义”这个帽子扣给王小波是否合适。自由派是否就能够和自由主义相等同，或者说是否追求“自由”的都可以被称之为“自由主义”？
这当然是一个逻辑悖论。从王小波被受推崇的文章《一只特令独行的猪》里，还有王小波先生多次引用的罗素的话“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王小波先生的“自由”其实应该是一种思想上的参差多态的状态甚至于是特令独行本身，而并非自由主义中，所要求的“小政府大社会”乃至于自由主义对于法律上的种种要求。或者是我阅读量比较小，没有穷尽王小波先生的所有文章。但是我遍翻了王小波的三部曲，乃至于王小波的这部收录最多杂文的集子《沉默的大多数》也没有能够看到王小波先生对于自由主义的法律乃至于政治表述。因此，从这个层次来说，我认为，将王小波划分为自由主义，应该是一个时代的误解。但正如哈耶克所说的“由思想自由所保护的、知识或进步的发展，以及人们实现自己目标权力的相应增长，是格外吸引人的，也是自由主义信条的必然假设之一。人们有时不十分公正地断言，自由主义所关注的完全是物质进步。尽管自由主义确实希望通过科学和技术知识的进步来解决大多数问题，但这是同一种多少有点想当然的信条──自由同样能够在道德领域带来进步──相联系的，而且从经验的角度来看这种信条也许不能算错。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那些在早先时代只能被不准确地或着被部分地意识到的道德观念，如今通常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接受，这一事实至少是确定的。”从这个角度说，我并不认为王小波先生在自己的文章里持有的自由的观点有任何的错误。但是我同样不能认可，如果一个人对于法律和社会制度没有形成一个观念性的“法制下的自由”观点，他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者。而这个自由往往也是不够实在的，乃至于像是在空中飞舞的五星红旗，是一个概念性的存在。
至少，罗素是一个哲学家，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这个概念所表达的含义是一个广泛含义的社会、政治乃至思想领域的概念，而这一概念，确实并非是王小波在他所有的文章中所涉及到的。
同样需要关注的是王小波的另外的一个头衔，那就是“中国的卡夫卡”。我丝毫不怀疑王小波在黑色幽默方面的造诣，比如在某年秋天，王小波在北方一个小城市遇到一批耍猴的人。“他们也用太平天国杨秀清的口吻说：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大家的精神需求，等等，现在给大家耍场猴戏。”再比如，王小波说，。“……我记得制片人的发言探讨了反对《唐》剧者的民族精神、国学修为、道德水准诸方面，甚至认为那些朋友的智商都不高；唯一令人庆幸的是，还没探讨那些朋友的先人祖宗。从此之后，我再不敢去看任何一部国产电视剧，我怕我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忽然知道自己生了个傻儿子而伤心——因为学习成绩好，我妈一直以为我很聪明。去看电影，尤其是国产电影，也有类似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在两个方面：看了好电影不觉得好，你就不够好；看了坏电影不觉得坏，你就成了坏蛋。有一些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奖，我看了以后也觉得不坏，但有些评论者说，这些电影简直是在卖国，如此说来，我也有背叛祖国的情绪了——谁敢拿自己的人品去冒这种风险？”或者是梁文道在他的书里提到的王小波的经典描写“在《黄金时代》里有一个人叫做李先生，是香港回去参与运动的博士。后来他在大学里面老被人批斗，还闹了毛病。什么毛病呢？龟头血肿。有一次大伙儿就嬉笑他，给他取名叫龟头血肿。李先生觉得很不好，他还写大字报说：“龟头血肿很不好，龟头血肿很疼，龟头血肿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龟头血肿。”最后这两句，我们去掉龟头血肿，保留前面那个“应该否定”、“绝不要再有人”这种说法完全是当年“大字报”上常见的口号式语言，但是换上了“龟头血肿”整个味道就变得非常荒谬非常好笑了。”
这一切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王小波的黑色幽默的天赋。但是，黑色幽默是否就等于卡夫卡？卡夫卡是不是就能够用黑色幽默来概括了？如果不能概括，那把王小波赋予他中国卡夫卡的名头是否合适？我想这一切都是值得思考的。
就我并不丰富的知识储备中，让卡夫卡受到更多的影响的应该是尼采和柏格森，而卡夫卡本人又是欧洲著名的表现主义作家。在那个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卡夫卡往往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卡夫卡的代表作《城堡》《变形记》中他会经常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独的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王小波的荒诞和卡夫卡的荒诞是两个不同种类的荒诞，王小波的黑色幽默是与卡夫卡不同种类的幽默。而我们评价王小波的时候，更多地关注地仿佛是王小波生前的文章不被重视，而自从他死后，他开始大红大紫了这件事本身和卡夫卡有诸多的类似（“有关我立志写作是个反熵过程，还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写作是个笼统的字眼，还要看写什么东西。写畅销小说、爱情小诗等等热门东西，应该列入熵增过程之列。我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要倒贴一些。严肃作家的“严肃”二字，就该做如此理解。据我所知，这世界上有名的严肃作家，大多是凑合也算不上。这样说明了以后，大家都能明白我确实在一个反熵过程中。”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甚至有人把王小波比作是梵高。但我想说的是，王小波本人甚至都已经在自己的杂文中表达出了观点，那就是“当然，如果硬要我用一句话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学才能，我应该做这件事。但是这句话正如一个嫌疑犯说自己没杀人一样不可信。所以信不信由你罢。”“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的事业。我哥哥后来是已故逻辑大师沈有鼎先生的弟子，我则学了理科；还在一起讲过真伪之分的心得、对热力学的体会；但这已是我二十多岁时的事。再大一些，我到国外去旅行，在剑桥看到过使牛顿体会到万有引力的苹果树，拜伦拐着腿跳下去游水的“拜伦塘”，但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空时的情景。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片奠基石，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诗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我总觉得，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就如性爱一样，是不可少的。”这些观点，并非是王小波认为写作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而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把一个本着自身的爱好，坚持着想要写下去的人的这份子热情，硬是要和“孤独”“寂寞”扣合起来。
如果不热爱，如果不快乐，那么我就不会写下去。我想任何人都一样。王小波，就算他是一位我所敬重的大师，他也不会例外。
当然我说这么多，无非是想证明一个观点，那就是，王小波就是王小波，除了王小波，他谁也不是。
我认为这个观点树立的有点奇怪，乃至于甚至在旁人看来，有点大不敬的意思了。但我要说，王小波的这个人本身，是一个20世纪70年代留给中国的馈赠。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么多的荒诞的事实，那么王小波就不会留给我们那些如同瑰宝一样的文章。这一点，当然是和李银河们的“重走小波路”的活动，也不同于艺术家们雕塑出得那个龟头耷拉着、分开双腿的王小波的塑像。我仅仅是说，王小波这个人是历史上，乃至于文学界厚重的一笔。他所提出的种种观点，乃至于他在描写性的那种直白而欢乐地笔调，都是值得肯定的。这一点就颇与梁文道先生的观点不同。
梁先生尝言“王小波描写性是色情。”我觉得不然，因为我根本看不出在一部文学作品中直白而认真地描写性行为有哪里不对了。古有生殖崇拜，今有日本AV。这一切只是人自然而然的生理行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进行界定。那么，我们就等于是肯定了那些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后半句删除的老疯子老怪物们。这一切都是我不能认同的，所以我当然要把他表述出来。原因就好像熊培云先生在《自有在高处》中提到的——“我不高兴”。我自始至终不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把两性的那些事搞得讳莫如深的道理在哪里？就好像不看AV了，中国的强奸犯罪率就会减低了？中国的亲少年就会自然而然得浩然正气了？我看不到强制之下的中国对于这一点的成绩在哪里。就好像我永远会看到gov会不断地劳神费力地去打击黄色网站。但是，你能打击黄色网站，你能够打击人的正常生理行为么？在王小波的书里，出现性都是在自然而然的地方，也是自然而然的行为。这和劳什子的“毒害青少年”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借用李银河女士的一句话“真的，我真的这样想。”
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对于今天当然是有现实意义的，这一点和他所带有的“自由主义”的头衔或者“中国卡夫卡”的头衔也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就好像他在自己的文章里推崇备至的《情人》，这种值得一读再读的书，早在很久很久之前王小波就推荐了我们去读。他同时也指出了很多关于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先进的建议和意见，就比如他说到“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这是给我脸上贴金。但就是在道乾先生、良铮先生都已故世之后，我也没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因为假如自己写得不好，就是给他们脸上抹黑。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正确的道路，是真知灼见。也是我们应该不断探索和不断寻求下去的正确道路。
他所提出的“文化的多元性”也是一条挽救中国现状的一条最正确的道路。这个道理就好像我们对于那些不一样的声音总是采取的打击、报复、镇压、乃至屠杀所带来的整个文艺界的万马齐喑一样。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正正正地说出我们自己心里的话，我们才能真正摆脱奴隶的命运。因为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安全的。在医院治病，很可能会面临多种多样的乱收费。想买套房子，买一个灌饼的功夫能够翻三倍。坐动车，说不定就会遭遇到雷击。在家里看毛片，会被人破门而入，因为你传播淫秽物品。乃至于你想死，你都找不到一块墓地。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
如果说20世纪的七十年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那么也许过几年，我们的孩子坐在教室里回顾起现在的时光，就会如同我们回顾起20世纪的七十年代一样。而这一切，王小波先生在他自己的书里早已经做了思考了。但是，我的担心梁文道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概括的很好，乃至于我忍不住照搬了这样的句子“他鼓励大家特立独行，要坚持自己的想法，要自己掌握思维的乐趣，独立思考，勇敢打破禁忌跟愚昧。而他已经死了十年了，我们受到他多少影响？现在又能看到多少人敢于自己去思考？敢于打破禁忌和愚昧？恰恰相反，我看到的多是装作“敢于”的样子，而不是真正去思考。很多人不求深思，只求思考的姿态。要说谁真敢打破禁忌，那就是他的遗孀李银河教授了，但是，为什么今天依然有那么多人要她封嘴呢？这些人有没有尊重过自由思考？如果我们断定一个人炒作，是否就能否定她所说所做的一切？是否就不再需要思考她说的话、做的事情是不是另有道理？”同样地，我们对于王小波写杂文的方式也需要进行一个自己的反思。那就是王小波的文笔到底好不好，他的文学价值究竟高不高？我想作为我自己而言，我是喜欢王小波的文字的，就一如我喜欢韩寒的文字一样。但是，我确实认为王小波的杂文在思想方面比在文字方面做的到位的多的多。我之所以敢这样评价也是源自于王小波先生自己在《沉默的大多数里的鼓励》，因为他说“我最终写出了这些，不是因为我的书已经写得好了，而是因为，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对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道的。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坏，什么是好。”
那么，这篇文章，也就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中那个不愿意再沉默的大多数中得某一个人的一点粗浅的见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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