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前后，世界形势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社会的进步，造就了中国与日本以及早期西方殖民者间海上贸易活动日趋活跃的新局面。明初的禁海政策逐渐松动，以成化（1465）、弘治（1488）年间市舶司恢复为开端，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朱纨巡视福建海防为止，这半个多世纪里，在明朝闭关锁国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贸易时期，人们互通有无，各取所需，海上贸易繁荣。
但世无无争之地，在贩货者和购买者之间、或不同的贩货者之间也不免为利益发生冲突。商人根据地域因素或其他关系结成一定帮派，常有些摩擦，彼此互不相容。故“商船在海，重货所挟，必有尖锐之随。”当时海上的贸易者都有自己的武装，可谓亦商亦盗，退一步讲也是时商时盗，再退一步讲，就算是本份的商人，也必得拥有能与海盗相抗衡的武力，从而想立贞洁牌坊也难了。然而若是武装的冲突只停留在商人之间的小打小闹上，是无法惊动我大明朝廷的，倭寇的出现有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根据大明铁法，除去进贡，商人私自舶来番货在沿海贩易是违法的，所以海商一般要和大姓以及当地的缙绅接头，一方面取得他们的庇护，另一方面也有赖他们的转卖。但问题来了，一些巨室贵官坑骗欺哄、吞食信义，番货先拿到手，银钱却拖欠着，根本不打算还，还常以告官相要挟和恐吓。这样商人与沿海的官绅产生了矛盾，为了泄愤报复，时时有所杀伤。而大姓、缙绅一般都有朝廷的背景，不是退休的大员、就是家中有人为官的地方贵族。于是那些昧心占有商人财富的官绅恐惧商人的报复赶紧告官，而那些海防官员为推卸责任，故意张皇其辞，遂引发出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央的“海上奸民武装掠夺我辖内良民”的结论，从而海禁愈加严厉，商人活动环境大为恶化，原来在中国沿海岛屿上建的据点无法再呆下去了，于是就以日本肥前的平户岛为基地，以倭的面貌开始了具有报复性的反海禁斗争。这便是倭寇产生的时代大背景。
嘉靖初年，闽、浙海上活跃的商业集团主要有两支，一支是闽人李光头（绰号李七），一支是徽人许栋（也称许二），王直便是许栋集团的核心成员。许栋是徽商的代表，如果看过余秋雨的《抱愧山西》一文的话，就会知道徽商和晋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的地位，而后来徽商没落，被晋商取代的原因余先生没说，不过我想明中后期的海禁，以及许栋、王直反海禁失败被杀，至使徽商元气大伤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许栋和王直同是徽州府歙（念射音）县人，由于同乡的关系，在许栋拉起一干人马后，王直成为了许栋的心腹。
在正、嘉之交，被称为佛朗机的葡萄牙企图在广州打开与中国通商的大门失败，他们便北上闽海寻找新的机会，很快便和闽、浙沿海一带的海上贸易势力情投意合。大约在嘉靖十九年（1540），许栋商业集团开始与佛朗机合作，日本的私商是稍后才加入的。
这里要提一下双屿这个地方，此乃当时远东第一的贸易中心（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还曾上去玩过，还清楚的记得哪里有个大丰公社，公社门口的广场上堆着很多的稻草堆，无数的鸟雀在其中觅食......，真是怀念啊）。双屿是一个岛，距离定海县东南60余里，久无人烟住集（熟悉明初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当年镇国公汤和整顿海防的时候为防止岛上居民与海贼勾结，曾把沿海岛屿上的居民全部迁入内地以充船户）。该岛地形险峻，东西两山对峙，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门障蔽，利于战守，中间空阔约二十余里，是南洋诸番和内地贸易的良好中介地。佛朗机直接来此交易则可免向广东市舶司缴纳税额，内地人来此交易则无需走洋远贩便可得到番物，可谓皆大欢喜。但内地人到岛上交易毕竟属于违禁，频繁地往来引起了朝廷的注意，而此时任浙江总督的便是那以铁碗著称的朱纨。
双屿基地的被破是嘉靖二十七年四月的事，朱纨在攻破双屿后亲临岛上勘查，他惊奇地发现，双屿岛中有40余里长的宽平古道寸草不生，便脱口说：“贼徒占据之久，人货往来之多，不言可见。”由于双屿岛的攻破事发突然，外海不知，外番和沿海其他地方的船只仍不断涌来。据统计，从4月7日被破到5月10日，从外洋来的商船竟有一千二百九十余艘，其贸易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朱纨继攻破双屿后，又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在漳州府诏安县走马溪捕获正在与佛朗机交易的沿海百姓96人，并全部斩首。朱纨的强硬举动大大损害了沿海官绅的即得利益，平时通番的大多是这些人，哪96个“百姓”与这些官绅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他们在朝廷上一运动，以“不等朝廷批复，私自刑戮”为罪名要罢朱纨的官。朝廷核查后证实了此事，于是下旨：逮朱纨至京鞫讯。但在此之前，朱纨已经忧愤自杀，临死前悲叹：“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现纵天子不欲我死，闽、浙人必杀我！”随着朱纨的死去，先前海防整顿的一切努力全部化为乌有。东南沿海地区再一次获得了自由贸易的机会，王直等海上势力就是在这以后的数年时间迅速壮大的。
双屿被朱纨袭击后，闽帮首领李光头被擒，徽派首领许栋逃逸。王直收其余众，北上屯居烈表山，又名烈港。移住烈表山是王直在双屿失败后俱有战略眼光的选择，烈表山位于定海县偏北约50里的海中，和东南面的金塘山只一港之隔，地理位置重要，是浙东宁、绍的屏障。
与王直同期在浙海一带活动的还有陈思盼（闽人）、邓文俊（闽人）、王丹、卢七等海商集团。在这些势力中，有些与政府军在嘉靖二十七八间已交过手，发现官军并不可惧，产生了官军易于对付的念头，所以朱纨禁海失败后重新兴起的海上贸易集团多带有海盗的性质。相形之下，王直的眼光要更长远一些，总设法与海道、卫所官员接近，利用自己的力量代之剿除某些海盗性质的团伙，以换取他们的好感和支持，从而实现开市交易的目的。
嘉靖二十九年（1550），卢七、沈九一伙抢掳战船，袭击杭州江头西兴坝堰，劫掠妇女、财货。浙江海道副使丁湛以“拿贼投献始容互市”为条件命王直追捕。王直不负嘱托，获船13只，斩杀千余，生擒7名，获被掳妇女2人，解送至定海卫。
另一势力陈思盼在浙海一带也颇有势力，当时王丹领船20只往投，不想陈思盼竟起谋心，将王丹杀害，夺领其船，王丹手下转附陈思盼，但具为王丹不平。陈思盼与王直也有矛盾，从海路上看，烈港往来的船只，都必须经过陈思盼居住的横港，所以王直的船时有被陈思盼抢劫的事。当时对于陈氏官兵也不能敌，于是海道衙门命宁波府通判唐时雍、把总张四维托王直干掉陈思盼。嘉靖三十年（1551）王直利用陈部中原王丹的势力为内应，又取得了海道官兵以及宁波慈溪县积年通番的柴美德的家丁数百人为外援，乘陈思盼庆贺生日不备之时发动突然袭击，内外合并杀之，尽夺其财。烧毁大船7只、小船20只，俘虏164名，救脱被掳妇女12人，解与海道副使丁湛。陈氏外出劫掠之船回还时因无所依，全部投靠了王直。
嘉靖三十一年（1552），一伙倭贼围攻舟山，形势十分紧急，海道副使李文进命把总张四维伙同王直前去解救，获倭船2只。
这样，王直的海上垄断地位逐渐确立，后来新入海通番的船只都只有插五峰（王直）旗号方敢在海上行驶。几次与官府的幕后交易和在台上较出色的表演，再加上地方官府私下许诺，王直此时几可称为浙江宁波海防官员的坐上客。王直实力的增强和他为人的忠实，宁波海防官员对之更为倚重，视为股肱。然而，正所谓“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由于有了这样一段美好的时光，王直对官府产生了过分信赖，以为找到了天大的靠山，但这些“靠山”充其量不过是些徇私的地方官，人品如何暂且不论（日后王直有难他们没一个出来的），主要是他们无法影响中央的方针决策，等到海防官员一换，王直面前就又是一条荆棘路。
兼有海道性质的集团劫掠行为已经引起了朝廷的注意，继朱纨之后于嘉靖三十一年七月，委派山东巡抚王抒（此字应为竖心旁）为浙江巡抚兼福、兴、漳、泉道，提督军务。王抒启用了镇压走马溪私番被诬仍囚系于闽狱达4年之久的名将卢镗和驻守广东琼州的右参将俞大酋。
奉王抒之命，嘉靖三十二年（1553）闰三月，参将俞大酋和汤克宽分为两哨：俞氏由列表门正面进攻，汤氏由西后门出击，防其奔逸。王直以逸待劳，攻守随意。第一次余氏攻击未果。硬攻不行，只得智取。恰好有两士兵有罪当斩，主动向俞大酋请命赎死，前往烧毁王直营寨。据载两士卒渡海翻山，昼伏夜行，潜入营寨，当时夜近四鼓，寨内人困剧而睡，二士卒便点燃其火药库，于是火药横发，群寨俱燃。当时俞大酋看见火焰冲天，遂命舟师齐进。王直由于防备疏失，为人所乘，遂率精锐突围而出，暂泊马迹潭，收集余众。王直原曾天真地以为浙江的海道官员恒久地把他作为维持海面秩序的助手，而王抒的行动则使他的这一幻想彻底破灭，王直感叹云：“此皆赤心补报，诸司俱许录功申奏，何反诬引罪逆及于一家？”由于在大陆沿海无法活动，便只得到异域日本开拓据点了。好在与日本私商的贸易一直在进行着，而此时日本各诸侯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也为他提供了栖留的良好条件。
王直讲义气，重信用，慷慨好施，因而广泛博得日本人的信任和推崇。王直在平户岛定居后，以此作为基地，收聚反明势力，并利用日本浪人，运筹帷幄，一次次向闽、浙、南直等沿海地区发动攻击。同时秘密同中国沿海地区贸易，这得到了当时肥前平户的藩主松浦隆信的庇护和主持。据《大曲记》载：“道可（松浦隆信）是福气和武功都很大的人，有个名叫五峰（王直）的大唐人来到平户津，住在现在的印山邸址，修建中国式房屋。他利用了五峰，于是大唐商船来往不绝，甚至南蛮的黑船也开始驶入平户津。大唐和南蛮的珍品年年充斥。因而，京都、堺港等各地商人云集此地，人们称作西都。”嘉靖三十一年左右王抒有段大唐街的记述：“闽、广、徽、浙无赖亡命潜匿倭国者不下千数，居成里巷，街名大唐。”
王直虽身在倭国，但和内地的联系还是很密切的，甚至可说是亲密，正如王抒所云：“滨海顽民图贼厚利，从而贩取柴米、酒肉以馈之，打造熗刀、铅丹以助之，收买违禁货物以资之，饰送娼优、戏子以悦之，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这种感情已不能简单地用图利来解释，王直已与内地居民在长期的贸易中，互相讲求信义，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站在更高的角度看，开市通商已是历史的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一目了然。
可以说在王直退避日本之前，明朝的官方文书还把他们称为海寇，倭寇一词并不多见。但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烈表山被破之后，倭寇一词就屡屡出现在朝廷的奏折中，可见所谓的倭寇扰民其实就是王直对明朝政府背信弃义的报复。之所以打扮成倭的形式出现，是想以此为掩饰，转移人们的视线，这样其在大陆的家属和族亲可常保无事、免受牵连。因此，他们尽量把自己的发式装扮成日本人的模样，以便和称谓一致。正如有人说的：彼固以倭为名，而我亦以倭名之，是坠其计也。但话虽如此，真倭还是有的，但极少，最多不超过三成，并且在倭寇中地位较低，大多为雇佣来护送商船的保镖。这里有一封曾任福建按察使的宗方城给友人的信，其中叙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倭寇攻陷福州府福清县的事，从中可见华人对倭人的“妙用”，说：“海寇大多华人，华人狡，善骗夷。福清之陷也，盖华人之先其夷于睥睨间，守睥者睹其夷，遂惊而逸。即陷，华人乃又先之，骗夷以狱此帑藏也，夷遂呼其类数千人劈门以入，而其时华人已群入帑藏中负其万金走矣。夷人不知华人负之矣。及败，其俘皆夷，华无一夫被创者。”这段文字清楚说明在攻城危机时让真倭冲在前面，一旦攻下城堡，首先获利的却是华人。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1556），胡宗宪出任浙、直总督。此人在历史上很有争议，大多说其攀权附势，人品不佳，特别是诱杀王直这件事上，尤受后人指责，说其前后行为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诱王直时将王直母、妻、子从金华监狱中放出厚待，并许开市贸易（其实他无权做这个许诺，皇帝在禁海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并且一贯的），待王直来后却推翻前面所有的许诺，并软禁直至杀害王直。在后世讲求道德大义的迂腐文人看来，他的确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从“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大趋势看，他的所作所为的确是反动的，不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但从作为一个臣子、朝廷命官，吃的是大明的饭，就该替老朱家办事这个角度，他胡宗宪可是个大大的忠臣，比那些个吃里扒外的海防官员强似百倍，如果能再结合当时明朝的实际现状，再看一看他剿倭的功绩，不得不说胡宗宪也是个大大的能臣。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戚继光的评价：尽自己的努力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尽自己的努力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眼光看已无关宏旨。
先来看看胡宗宪上台时的一些有关国民经济、军备的统计数据：此时的明朝土地兼并严重，经济已陷入绝境，军备也已衰弱到了极点。明朝的税制此时还是夏秋两税，但与明初洪武年间两税收入米2473万石，麦471万石相比，已锐减为米1822万石，麦462万石。主要原因是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大地主隐匿赋税。财政大副减少，支出却大量增加。仅皇族禄米一项，较之国初，激增数十倍，太祖有26子，经过一代代繁衍，到嘉靖末年，依皇族谱牒所载，有28492位之多。洪武初年，晋府一王，岁支禄米1万石，到嘉靖时，晋王已生2800多个子孙，岁支禄米达87万多石。再加上官僚机构日益膨胀，南北边患日深，军费激增，嘉靖朝入不敷出，每年亏空400万两。土地兼并使明初行之有效的屯田制破坏殆尽，因明朝屯田分军屯、民屯两种，军屯是让卫所士兵靠屯耕自给，所交屯粮作为本卫所军官俸粮，明初庞大的军事开支中的大部分都由军屯解决了。但到了明中叶，土地兼并的触角伸向了军屯，这严重消弱了国防力量。弘治时，国家半数军屯已入私人手中，到正统时，军粮便只能依靠国库支付了。士兵原来耕种屯田，但现在田归豪室，赋累贫军，重赋、劳役、克扣，使士兵苦不堪言，于是不断逃往。嘉靖时，京军团营册籍上有38万人，而实际只有14万人，其中可以算作兵的只有2万人而以。
摆在胡宗宪面前的便是这样一副烂摊子，同时胡宗宪又是非常清楚贼寇武力的厉害的，就在一年前（嘉靖三十四，1555），还是浙江巡抚的胡宗宪曾率兵4000人，约苏、松巡抚曹邦辅夹击屯居在松江陶宅的所谓柘林残贼，结果大败，指挥以下的将官战死20余人，兵损千余。这一失利给胡宗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深切地意识到来硬的是不行的，心中已有了招抚之意。于是胡宗宪上疏世宗皇帝，不过此一疏花大笔墨讲述的不是招抚，而是建议“募人出海，通谕日本国王，使其约束倭夷，不使侵扰我境......”。然而，他却在一很不显眼的位置用简短数语写道：“至于柘林等处之贼，名虽倭夷，而沿海奸民实居其半”。这一假倭实情胡宗宪是非常清楚的，并且他已从宁波的士民那里得到了日本国的最新情况：“其散处别岛之夷背其君长之令”，处于诸侯纷争、君长无控时代。既然实情如此，那么他为何老爱叨叨不休地强调戒谕日本国君要其约束其民呢？其缘由恐怕是：此前不久已有人已提出招抚王直的建议，如他的前任王抒和兵部的一些官员，并在朝廷引起讨论，然而最后皇帝采纳了“一意剿贼，贼首不赦”的方针，故胡宗宪不敢再从正面专门提出招抚。
为了使招抚得以进行，同时万一不成又不让朝廷有伤威重，胡宗宪提出了以地方政府的名义进行招抚的建议（王直一生的悲剧即在这里，与他打交道的都是地方而非中央，他看到的全是假相）。并于当年（1555）九月派蒋洲、陈可愿出使日本，与王直接触。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月初，在王直义子王滶（即毛海峰）亲率大福船4只的护送下，陈可愿先回，带来了王直的回答：“愿将松江各处旧贼或擒或剿、或号召还岛，惟中国所命，但要通货、互市。”王直希望可以不受限制地敞开自由贸易的大门，但此条件遭朝廷拒绝是必然的。这次招抚行动虽然毫无结果，但却给胡宗宪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大收获。
当时在浙西战场还有徐海、陈东、叶麻明等几支力量非常强大的海上流民力量。陈东只要屯居于松江地区（现上海松江区），徐海自嘉靖三十五年（1556）春展开强大攻势，分三路直逼浙、直地区：北路直指瓜、扬；南路直逼宁、绍；中路由徐海率领，以进攻浙江乍浦为主，是全军主力。徐海纠合柘林陈东势力，合计起来有万余人。他们的战略目标很明确：以乍浦为老巢，下杭州，席卷苏、湖，以胁金陵。相形之下，时任浙、直总督的胡宗宪所控制的兵力只有3000人，除个别客兵外（客兵即外省兵，军纪很差，当时百姓有防客兵甚于防倭寇之说），大多系孱弱不可用之人。
著名的桐乡之围是令政府最难堪的一件事。桐乡属于浙江嘉兴府（我的老家），南可至杭州，北经秀水和嘉善可达苏、松，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该年四月下旬，徐海、陈东围攻桐乡，浙江巡抚阮鹗被困其中。徐、陈使用云梯、云楼、铜将军等各种攻城武器昼夜轮番攻城。身陷重围的阮鹗恐惧万分，几次发信要求胡宗宪增援，而胡宗宪自知兵弱数寡，保护杭州责任更重，无能去解桐乡之围。正值一筹莫展之际，前去日本招抚王直的陈可愿在王直义子毛海峰的伴护下返回定海。胡宗宪急派人谕知毛海峰，使其前去游说，说：“王直已遣子到了定海，朝廷已赦他们无罪了。新任总督胡宗宪威名远播，且仰体朝廷德意，推心置腹。若不乘此解甲自谢，他日必为虏矣！”并带去了大量的缯绮和黄金以为诱饵。徐海真的相信了，彻底动摇了初衷，从桐乡撤围，岌岌可危的局面顿时烟消云散。此时陈、徐二人已有分歧和漏隙。随后，胡宗宪又利用金钱离间了徐海和叶麻明的关系，又利用叶麻明伪书激起徐海对陈东的恼怒并借徐手逮捕了陈东，最终使徐海自剪辅翼，陷入孤立。嘉靖三十五年（1556）七月初六，尚书赵文华调集各路援军齐集海盐，七月二十九日向徐海发动总攻，徐海势力覆灭。
此战所带来的影响的深远之处在于海上流民力量和官军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虽说王直一支精华力量尚在，但已构不成对明官军的绝对威胁，这也成为了胡宗宪对王直的态度由招抚到诱杀的改变的根本原因。胡氏是一个“多权术，喜功名”的人，看到形势的转折和王直已没有了利用价值（前面王直提出以帮助政府剿除松江各处之贼为条件换取开市贸易），便迅疾放弃了原先的考虑，转生歹意，由真抚变为真剿。而从兵法上说，此时的胡宗宪确已立于了不败之地，接下去就是等王直自己出错了。
胡宗宪先是故意制造出一种双方议和的气氛，当时许多人持反对意见，如俞大酋在《王直不可招》一文中认为，王直仍保有强大的实力，即使暂时实现了招抚，内心并不一定真正臣服，日久必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俞氏并不了解此时胡宗宪所提招抚的深层用意。此后胡宗宪或许私下里向他作了说明、透露了实情，俞大酋才又两次复信自明，表示自己并不反对他的假和真诱的策略。
嘉靖三十六年（1557）九月二十五日，王直率舰队来到舟山岛西面的岑港，逐渐接近胡宗宪的圈套。胡宗宪为了调虎离山，做了较详细的布置，先命总兵卢镗驻守中中所，对王直抚循备至，而王直对胡仍不放心，犹豫未决。胡宗宪只得做最后的打算，又遣生员方大忠前去说服，随往的还有把总刘朝恩、陈光祖，指挥夏正、通判吴成器等，放了最大的赌注和诱饵，做迷惑王直的最后一招。王直见有文武朝廷命官敢亲身前来，遂对胡不再怀疑，到中中所会见了卢镗，接着被引渡到定海。王直上岸，而所率船队全副武装屯居在大陆对岸。面对双方剑拔弩张、随时会动干戈的严峻形势，胡宗宪并不敢贸然干掉王直，而是把他软禁到杭州，奏闻皇上。史载：“直系狱几两年不能决，军门数请旨定夺，朝廷以东南未平，许军门便宜行事，姑羁养之”。欲通过羁留王直达到树倒猢狲散的效果，最后看来只是徒劳，胡宗宪看效果不大，也就放弃了羁养的念头，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二月二十五日把王直推上了断头台。
王直的死使东南沿海流民力量遭到重创，更重要的是使百姓对朝廷开市通商的希望彻底破灭。如果说王直的行为还带有要求自由贸易的政治目标的话，那么在他之后的海上流民首领们就完全陷入了思想上的盲目，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要干什么，他们无法找到出路，渐渐迷失在烧、杀、抢、掠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