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c00000][size=4][/size] [/color] 永远守护——书常书鸿
一
2011年的7月1日清晨，我来到了敦煌，这一年，我既将进入六十岁的花甲之际。
如果时间倒退上千年前，做为“丝绸之路”的敦煌，应该是中兴时代，商旅队队、驼铃声声、异邦面孔、服饰奇特、他国言语、不绝于耳。不管是出阳关还是进玉门，羌笛吹，胡茄拍、演舞伎，通商贾。宕河之畔，熙熙攘攘，酒肆邻接，市井嘈杂，逞现出一派繁荣。
但是时光倒退一百年前，敦煌却不是这副模样。历史的车轮从千年周进到百年后，敦煌这方土地并没有进步、没有发展、反而没落，继尔荒凉、莫高窟的藏经洞更是被茫茫沙海湮灭，悄悄沉睡于浩瀚戈壁里。
历史往往都会上演戏剧性节目，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便是这样一幕。据书载：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5月26日，寄宿千佛洞的游方道人王圆箓引水冲沙时，发现了现编号17号洞窟内的藏经洞。对于这位王道士，褒贬不一，有的文字说他将一份中华瑰宝据为已有，随意康慨。但也有文字记述他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发现藏经洞之后，已经尽了他力所能及的最大努力，不但上报过县太爷官员，而且还到过地一级的政府。当将他精心挑选出来的经卷逞给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看时。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而当消息传到省一级的清朝官员耳中，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虽然很感兴趣，但也只是通过县官索取了部分古物据为已有，官方没有对藏经洞采取任何的有效的保护措施。王道士最后只能想到“上访中央”这最后的办法，他斗胆给北京的老佛爷写了“上访信”。然而，爱新觉罗王朝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际，军机处的官员哪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道士的“爱国企盼”只能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这是谁的悲哀？是那个落魄的王道士不知天高地厚？是那个游方的王道士想入非非？还是一个政权的愚昧与封闭？在爱国的这个问题上，人民与权贵的行为往往是背道而驰，所以说：“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
然尔，20世纪初的国际社会曾是帝国主义掠夺殖民地的海外扩张阶段，冒险家们不远万里，来到封建王朝奄奄一息的中国，中国的仁人志士那时的己任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地处大西北戈壁的敦煌自然不被关注，而莫高窟这个荒凉的地方却被一些帝国国家的文明精英高度关注，于是，他们不辞辛苦，头顶烈日，脚踏黄沙，过疏勒河、进嘉峪关，沿祁连山，风尘风尘仆仆来到敦煌、走向莫高窟，看到了那座标志性的建筑——倚崖高楼，这是一座九层高的梯楼，檐角都挂着风铃，称为铁马，四季之中，朝朝暮暮，风过铃响，摇曳作声，给旅人带来慰藉，给空旷送去友谊，为孤独结成伴侣，声悠然，响幽远，说它是历史的回声并不过份，金戈铁马、踏破寒月；说它是一种真情事实如此，关山苍海、撩人思绪，说它是一种见证也决不为过，发生在敦煌莫高窟的所有事件它都一一在目；铁马叮咚，轻声诉讲------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王道士也许深谙这句儒家名言，于是他不再对“满清政府”寄于希望，自己当家作主，开始将经卷送给识宝人，让敦煌走向世界。保守的王道士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只能采取“改革开放”的态度，以此来证明精英们说的“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这个真理。再者，那些国外的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也确实感动了他。他们有的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有的从新疆穿过罗布泊戈壁、有的从蒙古穿过草原，于是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只用区区几百两银子就从王道士手中拿去近万件文物。紧接着，法国伯希和、俄罗斯柯斯洛夫、日本橘瑞超等纷纷来到敦煌，用相同手段取得大量文物。我们是应该谴责王道士这个小人物还是应该唾弃一度也曾号称过“帝国”的那个满清政府？爱国主义的界线其实泾渭分明。
西方热爱东方的文化精英就这样公然盗走中国文物，堂而皇之收藏于本国的博物馆，自命为汉学家，而且开创了一门以敦煌文物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亦既“石窟文化”。
二
接触石窟文化，我是缘于插队的知青年代。
1968年12月中旬，我与一些同学奔赴山西雁北地区阳高县插队落户。这是个离大同市很近的县。而“大同”一词是指最高的理想境界。《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曾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从地域来说，大同自古便为军事重镇和战略重地，是兵家必争之地：不论是大白登还是金沙滩；从汉高祖到杨家将都演绎过抵御外族的战争。其实，大同这座古城在中国历史上显著的一页是鲜卑可汗拓跋珪迁都到此，命名“平城”之后，在这个首都，北魏政权对传入中国内地的佛教几代最高统治者都采取过不同的态度，从爷爷世祖拓跋焘的灭佛到孙子文成帝拓跋濬下旨兴建云冈石窟。佛教便在中国帝王的驾驭下成为政治的一个手段，从盛唐延续到晚清、对藏、对蒙民族统治采用政教合一策略仍然是封建中央王朝的上策。
我第一次去大同武周山南麓的云冈石窟是插队后的69年元旦，那天我们几个插队同学结伴去大同市游玩，然后慕名前往云冈。那时，云冈石窟是完全开放的，没有围墙，任人随意游览。在寒风中只有我们这几个还不到二十岁的北京知青，进出洞窟，瞻仰大佛，说说笑笑，给云冈石窟带来一丝生气。我用手里的一个小135相机拍了一些石窟的佛象照片。镜头里，我看见了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他拿着一个扫把，紧紧跟随在我们这几个知青的身后。不经意地扫着石窟小道上的落叶。目光却盯着我们这几个北京知青的举动。还好，我们转了一圈，便匆匆离开了云冈石窟。他仍然尾随在我们身后，目送着我们远去。我是走在最后的一个人，我们俩人打了个照面，从他的装束来看，应该是个还俗的僧人。我扬了扬手中的相机，他呢，也抬了一下握扫的手，我看见他放松了脸上显出的一种紧张。
插队的第3年，我们这些知青很多人都抽调了出来，有的人抽调到大同矿务局去了云冈煤矿，有的人抽调到了大同铁路，被分配到云冈车站。我虽然还在村里放羊，但能抽出时间去大同，去云冈找矿山和车站的同学，顺路又去了云冈石窟。云冈石窟主要景点已被圈了起来，收门票一角。在参观大佛时，我竟又见到了那个还俗僧人，他显然老了一些，但他居然能认出了我，竟打了个召呼。然后，我们随便地聊起了天，说到第一次我们这些北京知青来时。他竟以为是“破四旧”而提心吊胆。让大家哈哈大笑。他给我们讲了一些云冈石窟的雕塑和壁画中的佛教故事。并且介绍了有关石窟文化，告诉我们中国有四大石窟最为著名：云冈、龙门、麦积、敦煌，多建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中国的石窟佛教文化是从从北魏(386—534)至隋(581—618)唐(618—907)三朝为凿窟的鼎盛时期，唐代以后逐渐减少。代之的便是寺庙佛教文化，石窟佛教文化以雕凿绘画为主，寺庙佛教文化主要是以殿宇塑型为主。在古人看来，自然山河存在是一种永恒，而人工庙宇毕竟不能与日月同辉。做为宏扬佛法的宗教文化，镌刻于石窟可能传承更地久天长。
那时，我对石窟佛教文化或艺术真的是一窍不通。我便问，中国著名的四大石窟那个石窟又最为著名呢？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敦煌，然后又说中国的四大石窟为首的是甘肃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窟。对于敦煌莫高窟贡献最大的人是常书鸿。
我记住了常书鸿这个名子。
三
在其后的日子里，我看到了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方知文中的尚达和叶兰正是指常书鸿与他的前妻及画家与敦煌的故事。但这篇报告文学毕竟留下了时代的烙印。直到后来，我看见一册2001年第一期的《家庭》杂志：《常书鸿的爱情故事》，才完整地了解了常书鸿为了拯救濒于毁灭境地的敦煌艺术宝库，而发生在他的家庭和子女中间的辛酸故事。他虔诚地做了一辈子敦煌守护者。而引导他深入河西走廊荒滩大漠的风向标竟是一本法国人伯希和的著作——《敦煌图录》，1907年法国人伯希和从莫高窟劫走大批文物，后来整理编写了一套《敦煌图录》。正是这本图录让常书鸿开始了他与敦煌的不解之缘。最后奠定他成为“敦煌守护神”的最高奖誉。
在来敦煌之前，我看过先生写的自传体著作：《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那是一本文字格外质朴的书，先生在此书中长河落月般深情地回忆了他一生的经历，求学、树志、理想、追求、坎坷、迷惘、痛苦、坚定、------最后终于羽化飞天而成正果。
1935年秋，远离祖国的年青学子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河畔的旧书摊上，发现了伯希和的《敦煌图录》。看见《敦煌图录》的瞬间，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相信自己的祖国竟拥有如此璀璨的艺术。随后他来到吉美博物馆，亲眼目睹了那里收藏的伯希和盗来的大量敦煌文物。斑斓的色彩、精美的造型、奇异的构思、撞击着已经被“欧罗巴”的画家心灵，他年青的热血不禁沸腾，冲动不止仅仅是心血来潮，更多的是对华夏祖国土地的热爱、对源远流长中华艺术的追求；对那个已然落后的多灾多难东方祖国文明的赤诚。他察觉到古老的敦煌艺术胜过他所崇拜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洋艺术。他暗下决心，回祖国去，到敦煌去！那怕万水千山、大洋隔断、他的根在祖国、倾慕敦煌、心系石窟。他就这样义无反顾地举家离开了香榭丽舍大街、离开了法式大餐、离开了美酒与咖啡；要回到祖国到一个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地方——敦煌；去为那里的石窟文化而殉道。事实也的确如此，常书鸿就是这样携娇妻抱幼子、怀着一份热忱、一份赤诚、一份理想、一份天真回到风雨飘摇、内困外扰、苦难深重、战乱不断的贫穷祖国。然后，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下，在监察院参事陈凌云的帮助下，在梁思成教授、徐悲鸿大师等友人的鼓励下、最终促成了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想。保护敦煌、研究敦煌、让敦煌成为国学的一颗明珠，先生担负起了这一重任，为首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
于是，1943年10月，首任的所长常书鸿走马上任，再度带着家人离开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乘坐一辆敞篷卡车出发西行，风尘跋涉了一个多月，终于抵达兰州。他开始在兰州招兵买马，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集聚到他麾下。他们师徒四人加上陈芝秀、沙娜、嘉陵，一行七人坐着敞篷卡车，顶着凛冽刺骨的朔风，又踏上了从兰州到敦煌的2400里路的漫漫旅途。古人诗云：“春风不渡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 翻越乌鞘岭，举目远眺，便是荒沙戈壁、满目苍凉、寂寞凄苦犹如流放苦役。
那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又走了一个月，把这一行人送到安西境内终于抛锚，这些“艺术家”便不得不由10头骆驼载着他们穿过鸣沙山，来到莫高窟，迈进千佛洞。苦旅跋涉，转碾长途，众人的情绪有些消沉，唯有常书鸿兴致高昂。望戈壁瀚海，他感到天地广阔，志向鸿远，残留的汉长城更是激发了他艺术家的感慨与浪漫、不论是沙漠中的枯枝还是孤独兀立的峰火台都让画家对这块土地浮想联翩，朝阳与夕日、繁星与朗月、孤烟与驼铃，那怕是风沙弥漫，四野渺茫，有妻与子同行，常书鸿也不悲观。尤其是当他来到莫高窟，终于看那些神密雕塑壁画，特别是在这里遇见了张大千和谢稚柳先生，他更是心情激动，彻夜难眠。
然而，四十年代的中国真的是呻吟在灾难之中，日寇的侵略大有亡我中华民族之危险。饥民凋毙，鬻儿卖女的景象让人痛心疾首。河西走廊渺无人烟、现实中的莫高窟更是败落荒凉。破庙一座，土房几间，水苦菜咸。缺油少肉。生活极度艰苦。风沙一起，暗无天日，生存条件极为恶劣。
敦煌学者史苇湘说：“初到莫高窟我被安置在一间小土屋里，土炕、土桌子、土壁橱、土书架，除了一个可挪动的木凳，所有的家具全是用土坯垒起来的。事务员范华同志给我送来一盏铜质煤油灯，对我说这房子是原来寺院的马圈，是每年庙会拴牲口的地方……”
敦煌学者万庚育说：“当时我们全家住在莫高窟中寺的里，屋子里除了一个大土炕外什么都没有，我们就用土块垒起了桌子和板凳，没有电，所以只能用煤油灯。吃的更差，除了面粉外，菜和油都很少见到，喝的水都是苦泉水。”
现任院长樊锦诗说：“……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等这些大师们在大漠里一待就是四五十年，常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自传体书中先生写到：“两头毛驴上分装着我们一家的简单行李，我骑了一头，沙娜搂着嘉陵骑着另一头。时序已是初冬了，这是1945年的冬天。千佛洞前的白杨树全都赤裸着兀立在风沙中，落叶连同沙山的泡泡刺，在已结冰的大泉宕河上飞旋飘舞。敦煌这时分外清冷和孤独，在朦胧的晨雾中显得灰暗而沉闷。”
这一段文字，写的是常书鸿1945年冬天他从敦煌迢迢万里返回内地求援的境况。
在这种生活条件异常艰苦的情况下，这批多数是出身于富户人家的青年知识分子来到莫高窟前，他们要在这种贫瘠的地方苦守或安家落户、思想产生波折、有所变故，也能算人之常情吧。不能苛求所有人都高尚、所有人都意志坚定、所有人都信念理想、所有人都能为一种事业而终生献身。
四
然而，先生却为了守护敦煌终生献身。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于敦煌的石窟艺术事业。
为此，先生的妻子因忍受不了这里艰苦生活条件、丢下两个孩子离家出走，抚育孩子的担子便一下落在先生的肩上。先生本来就工作繁重、困难重量，妻子离去不仅仅是雪上加霜，用一个佛学名词来形容，这更是“苦谛”，在于这种打击让先生受到了无法形容的重创。在所有有关描写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的书籍中，都有这一段离异的阐述，读过，催人泪下。我们来看这段文字：
------目睹此情此景，常书鸿悲泪长流。他走出皇庆寺，任清凉的漠风吹着他日趋憔悴的面庞。一代大艺术家仰天呼喊：“佛祖在上，我常书鸿究竟做错了什么？……芝秀，你为什么这么绝情？为什么置20年的恩爱于不顾，弃我和孩子而去？……为什么？……”泪眼迷离之际，他仿佛听到妻子的哝哝吴语：“离开敦煌，离开敦煌……”
“离开敦煌？”常书鸿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联想起一家人刚到敦煌，与在这里面壁三年的张大千居士初次见面的情景。当时，张大千居士曾赠给他一句话：“要在敦煌呆下去，即使不信佛，也得将自己修炼成佛爷。”
张大千居士的话果然应验了。从这时起，常书鸿真的沦为苦行僧（摘自2001年第一期《家庭》）
先生大泪滂沱之后，那个曾与爱人挽膊在旖旎的塞纳河边惬意散步的风流倜傥的年轻才子苍老了，他的发丝花白，神情枯槁，原本西服革履挺拔魁梧的个子也开始有些弯驼了。可这并未压夸先生，守护敦煌的决心更加坚定！
他只能默默地为保护莫高窟奉献着。几十年的时间里，先生组织领导大家修复壁画，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写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量的壁画精品，并多次举办大型展览，出版画册，向更多的人介绍敦煌艺术，为保护和研究莫高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毛泽东写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毛泽东为刘胡兰题过“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其实，象常书鸿先生这样为民族的宝贵文化事业孜孜追求的精神更能体现纪念碑的七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常书鸿先生之所以能称为是“人民英雄”，在于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定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先生便是这样的人。捍卫国宝的献身精神，只能是出于对祖国的忠诚，爱国主义的情操可以说在常书鸿先生的身上得到最生动的验证。
1948年常书鸿到南京、上海举办敦煌石窟艺术展览，曾引起轰动。国民党当局终于看到了这颗被拭出光泽的魂宝价值。因此在败离大陆时，蒋介石政府令他从速把艺术价值极高的敦煌石窟艺术展品送往台湾，在国民党政府即将覆亡的前夕，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下令将这批临品全部送到台湾“展出”，常书鸿察觉到其中的用意，没有执行。他将所有临本妥善秘藏于上海和杭州，自己带着子女，悄然飞回兰州，回到了敦煌。告诫工作在敦煌石窟的同事：“蒋帮末日已到，希望提高警惕，努力保护敦煌艺术宝库。”并且，在1949年夏秋，蒋军及西北马匪败退，在敦煌一片混乱的情况之下，先生组织了保卫小组固守石窟，使石窟免受洗劫。1949年9月28日，也就是建国前三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红旗飘在了莫高窟上方，常书鸿兴奋地跑上九层高的大佛殿敲响古钟，庆贺国家和民族艺术宝库获得新生。宣告煌艺术研究所迎来了新的时期。
其实，早在抗战时期，先生几次到重庆为拮据的敦煌莫高窟艺术求援时，便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同时，他也接触到郭沫若等进步人士，并且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对他在敦煌的奉献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中共领导人便开始关注敦煌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了。
新中国成立后，常书鸿被任命为敦煌文物所所长。
1951年春，常书鸿为配合抗美援朝运动，在北京故宫午门楼主办了敦煌文物展览，并亲自担任讲解。周恩来总理前来参观，指出说这一展览将会起到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参观展览的成千上万人不仅看到了祖国的伟大，而且激发起对盗掠中国文物的帝国主义者的无比气愤。看到人民空前的爱国激情，常书鸿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思想小结中写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中国带上富强的道路。”翌年，他正式写下入党申请书。经过考验，1956年“七一”时，党组织正式接受常书鸿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便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将敦煌艺术上升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工程中，来实现周恩来曾经的鼓励：“敦煌工作一辈子做不完，要世世代代做下去。”
1981年，邓小平等领导人赴敦煌视察时，来到莫高窟，更是高度赞扬了常书鸿的贡献。1982年，国家文物局调他为顾问，他才举家从西北迁往北京，住进了木犀地的部长级高干楼。其实，做为艺术家的常书鸿在青年时代，便视恶如疾，正直正气。当他旅欧时，看到博物馆中陈列的外国人盗来的敦煌艺术珍品，便痛心疾首。他回国进入的满洲里国境检查站时，又受到日本宪兵的刁难和侮辱，到了北平艺专一进课堂，便与同学们一道引吭高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在赴法时，常书鸿的观念是“艺术可以不问政治”。然而，在民族灾难中激发起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感到艺术又怎么能够脱离政治！来到敦煌，先生看见了许多精美的壁画被国外的“汉学专家”、“敦煌学者”用科技手段——既化学涂料剥离后带走，给敦煌的石窟艺术留下了伤痕累累，怎么能不义愤填膺。全国解放后，敦煌石窟才算真正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虽然敦煌的工作条件仍很艰苦，但他看到了一个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新中国冉冉向上，他由感激共产党到选择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方向，这不能不说是先生人生道路上的光辉的印记。
然而，政治运动的迫害创伤远远超过了妻离子散的家庭悲剧。
在文革其间，先生遭到了迫害，致使身心受到摧残。一度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但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只用“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纪念品’的幸存者。”便将文革十年勾抹过去。对于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常书鸿应该说是非常尊敬和热爱的，在解放军进军新疆时，他便为了进疆部队的宣传，而画了很多毛泽东的画象。网上传文革中解放常书鸿是1970年英籍作家韩素音来华访问，向周总理提出要见常书鸿的请求，可以说，对于常书鸿，周恩来绝不陌生。在他的过问下，常、李夫妻因此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并移居兰州，以便“接待外宾”。 其实，所有这些，都是周总理得到毛主席的首肯才放手去做。在文革的那种特定环境下，行为慎重的周恩来是不可能不将这件事情汇报给毛泽东而看看主席是什么态度，然后再做出决断的。在毛泽东的头脑里，常书鸿也是应该有一席之地的人物。对常书鸿放行的之所以顺利，七十年代初还是三把手的周总理知道倘若按自己意愿行事，必会有人制肘，如果想得到一劳永逸的效果只有“通天”才是明智之举。
但有关文献记载，先生完全恢复工作是1977年后，到1993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先生的春天。先生撰写和发表了《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敦煌壁画艺术》、《敦煌艺术》、《从敦煌艺术看中华民族艺术风格及其发展特点》、《新疆石窟艺术》等文章。编辑和组织出版了《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敦煌艺术小丛书》、《常书鸿油画集》等。敦煌壁画临本有217窟的《幻城喻品》285窟及榆林窟25窟全窟壁画的组织合作临摹等。油画作品有《哈萨克妇女》、《新疆维吾尔姑娘》、《雪后大佛殿》、《榆林窟风景》《林荫道》、《水仙花》、《印度晚霞》、《兰州白兰瓜》、《鱼》、《刘家峡水库》《丁香花》、《万紫千红》、《珠峰在云海中》、《献给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人》等。
常书鸿先生终于攀登到敦煌石窟艺术的高峰。
五
2011年的7月1日清晨，我来到了敦煌，这一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敦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敦煌有了门户——一座气势雄伟的敦煌车站。三十年前我坐火车去新疆，途过“柳园”车站，车上同行的朋友告诉我，要去敦煌，就在此车站下车，然后坐长途车到敦煌县城后，再行几十里路才能到莫高窟。
现在，铁路径直修到了敦煌，敦煌便也升级为一个小市了。在从车站往市里走时，还须要坐一程出租车，开车的司机告诉我，敦煌市现在不但美丽，而且干净，这一切都在于从天津调来的那个市委书记，是他的到来，很大程度改变了敦煌的面貌。大家也就有口皆碑了。
对于我这个从北京来敦煌的游客来说，我关心的只是莫高窟，再深一步说，我想往的是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然而，本地的出租车司机却一直津津乐道他们的这位从天津调来的好市委书记。他讲起了原先流经敦煌市的宕河是一条又脏又臭的被严重污染的河，但自从这位天津书记来之后，下了大力气整治宕河，如今，宕河之夜已经成为敦煌的又一个风景点，尤其是夏夜，成为这个城市大众消夏的文化场所。的确，我在敦煌的几天，晚上，去了一趟，灯光喷泉，茶座歌台，让我领略了一番敦煌情调。以后，我每每坐出租车，谈起这个城市，司机都要提及到这个天津调来的好市委书记。以致当我离开敦煌时，回想到在敦煌的那几天里，干净的街道、热情的市民、不论在沙州市场还是在敦煌乡间，真的让我别有一番情感在心头，我去“鸣沙山”后，为了拍到更多的一些自然风景照片，便随便地行走，在西北的乡间小路上，只有我一个人，我带着摄象机和照象机，从来没想到孤身深入“人身安全“的问题。在果园，我进进出去，在坠满果实的树枝下不断留影，按动快门或摄象机的按键，遇到的老乡在采摘果实，他们便慷慨地请我品尝，我说，我的牙不好，吃杏会倒牙，老乡笑着说，这是李广杏，为敦煌特产，吃吧，决不伤牙。听说是李广杏，出于对这位“飞将军”的仰慕，我吃了一个，果然非常甜，味道不同于我以前吃过的杏之精品。这位从天津调到大西北的一个小市任市委书记之职，他的确把敦煌这个沙漠绿州建设的更加翠绿。人民便感激他，把他挂在嘴头，这便是中国人民的最朴素感情。对于一个共产党党委书记的赞扬，我小时知道“焦裕禄”的感人事迹，改革开放后，我也看过“孔繁森”先进事迹的展览。但在敦煌，对一个外地调来的党委书记的夸赞都是出自那些非常平凡普通的老百姓之口，这不能不说给我这次敦煌之行又一个深刻的记忆。对于一个旅游城市来说，整洁卫生、交通便利、出行安全、这应该是三要素。如果再加上民风淳朴，这就更让旅行者感到虽然身在异乡，但有宾至如归的感受。这也许是我到敦煌的另一种收获。
还是说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吧。
从火车站乘坐出租车很快就到达了市区，安置好住宿后，我便迫不及待地要去莫高窟。其实，莫高窟从火车站方向走更近一些。送我来宾馆的出租车司机问我在敦煌住几天。怎么安排？我说，天数还没定，到宾馆后看看订回程的卧铺票再说。但我一定要首先去莫高窟。他说，任何一个来敦煌的人都是先要到莫高窟或鸣沙山月芽泉。然后再去雅丹、西千佛洞和玉门关及阳关看汉长城，如果时间充足，又有兴趣，还应该去看看“榆林石窟”我说，去榆林石窟？得有多远？他说挺远的，离敦煌好几百里呢。我说，到陕西榆林不止好几百里的路程吧？他说，不是陕西的榆林，是安西的榆林，安西也就是瓜州，我才知道在甘肃的河西走廊也有一个地方叫榆林。
在宾馆，年青的服务员告诉我，到敦煌，如果去鸣沙山或月芽泉最好是傍黄昏时去，因为白天的太阳会将沙漠的细沙晒得很烫，而傍晚去，不但凉快一些，而且可以看到夕阳西下沙海的壮观。也许是看出了我的一些担扰，服务员又说，晚上回来，不用担心没有车，去鸣沙山晚上回市里的出租车很多，方便的很，到十二点都能打上“的”，沙洲夜市到夜里二点多钟还非常热闹呢。看着她脸上的笑靥，这种温馨的提示让我感到亲切。
我是拼出租车前往莫高窟的。路程大约三十多公里，同车三人，每人十元，对于拼车我认为并非仅仅是优化了钱财，更重要的是符合节能减排低炭化的倡导。更何况，旅游者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走到了一起。驰往莫高窟途中，我看见路边的戈壁滩上存有一洼一洼的积水，开车的司机告诉我们，都说敦煌少雨，可是就在前几天这儿却下了一场大雨，一天之中几乎把一年的雨水都降了下来，造成了敦煌地区少有的涝灾。平坦的公路望去，天更蓝了，云更白了、沙漠在阳光下泛着澄金一样的光茫，这真是让人心旷神怡，思绪遐远。很快，我们看见了沿鸣沙山一线的宕河边上起伏的山崖峭壁上的一些栈道桓旋接陛石窟，常书鸿先生初到敦煌时看到的石窟衰败、岌岌可危、惨不忍睹的景象真的成为昨日黄花，一去不返。
宕河边上，已是绿树成行，流水潺潺，从打开的车窗灌进的清风中能嗅到戈壁绿州独有的芬芳。这恐怕就是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灵魂的心愿。从停车场下车之后，走过宕河木桥，我终于走近了莫高窟。这座集古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艺术宫殿。我看见了那块黑色的1987 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并于1991年授于"世界文化遗产"证书的石碑，我在另一块镌刻着“莫高窟”三个大字的石碑前留了张影，纪念这次敦煌之行。
这是当今世界上以丰富多彩的壁画、以壁画内容的丰富多彩为最的伟大艺术宫殿。以至得到“看了敦煌莫高窟，就相当于看到了全世界的古代文明。” “莫高窟是世界上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画廊。”“它是世界现存佛教艺术最伟大的宝库。”各种赞誉。
游人很多，石窟保安非常严格，各处洞窟都按装了防盗门、里面是电子眼，游人要分成一拨一拨人进洞参观，有的石窟，讲解员要用特制的手电照明给游人讲解。环顾洞窟的四周和窟顶，我隐隐约约看见了画着的佛像、飞天、伎乐、仙女等。这些都取材于佛经故事、佛教史迹与佛俗传说，有人形容莫高窟千佛洞的灿烂辉煌可以列为佛国世界的大百科全书。其实，对于涉足佛学不深的人来说，看这些石窟文化，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装饰图案以及对于三十几米的坐佛或小于十几厘米的菩萨尽管脸上一派肃穆，显得虔诚，但我认为都是此一时彼一时的噱头。
我只是走马观花地跟着看完了一圈票面限定的开放石窟。然后便走出了“围栏”，到外面取出存放的相机和背包，我遇见一个小保安，便打问常书鸿先生的家在那里？小保安有些惊讶地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他说，常书鸿的家早已经不住在莫高窟了------，我笑了，我知道他误会了，我说，我想看看常书鸿先生在莫高窟的故居。他听完，也笑了，然后说，跟我走吧，我就是那儿的保安。于是，他把我领到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旧址，那是个典型的西北地区“四合院”建筑。我走进院子，好象只有我一个人，这个院子还住过张大千及当年国民党由王子云先生为团长到敦煌考察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成员。
我细细将这个三进的院子一一走过。参观了常书鸿先生的办公室、及有关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各室展品，那个小保安一直陪着我，非常有耐心。他看我掏出花镜戴在脸上眼睛有些吃力地府柜阅览那些文献，便说，在停车场那边已经建了一个新的展览馆，照片也大、光线也好，这儿就清冷下来了。
我说，那个展览馆没有常书鸿先生和其他敦煌前辈的足迹，而这个院子里，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呼吸、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对敦煌学的一腔热血。
“你是研究敦煌学的吗？”我摇摇头。他又问，“那你信佛？”我又摇了摇头。“你以前认识常书鸿?”看到我再次否认。他有些迷惑，说：“那你来敦煌干啥呢？只是游玩？”我说，“是来游玩，但更渴望的是看看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
“是啊，听我们领导讲，文革结束后，在邓小平同志的关怀和过问下，常书鸿举家迁往北京。在首都享受的是高干待遇，可他却念念不忘敦煌，他常常发脾气老是问：为什么要我住在这个屋子里？为什么把我弄到北京？为什么不让我回敦煌？我要回敦煌，我还要住我那个土房子！------”这时我们来到后院，小保安指着常书鸿先生的那间旧居说。走进门口，我便看见了土炕、木椅、办公桌及一个土书架。我想，“这可能就所谓的拳拳之心了。”小保安在我身后说：“常书鸿最后还是回到了莫高窟，只不过，他没有再住进这座小院，而是安眠在与千佛洞遥遥相望的那座沙山上。”
“这才意味着永远守护。灵魂飞天，精神不朽！”对着堂屋中央的那张常书鸿先生画象，我的心中默默说。
我离开了这座小院，我看见了莫高窟对面沙山上的那座建筑，此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左右的时间了。仍然有不断的人群来到这里，涌向千佛洞。
而我，却独自朝那座沙山的陵墓走去。
越过一个河床，走过一片沙丘，穿过一些僧人的圆寂土塔，望见一条石阶大道，我沿级而上，终于，我看见了常书鸿先生的墓碑和灵床。陵墓面对莫高窟，陵墓的背后，便是“三危山”了。常先生的陵墓庄重，墓前的深色大理石上铭刻“常书鸿同志之墓”之字，碑下摆放着花盆，显示出祭奠先生的尊敬之意。晚风中，也许是因为我孤独一人，面对“天苍苍、野茫茫”；面对永远躺在荒漠深处的这位老人，我竟产生出几丝凄凉的感觉。如今，常书鸿先生已做古十七年。1994年6月先生在北京病逝，按照他的遗愿，先生的骨灰安葬在了莫高窟。他要永远地守望着敦煌石窟。从1904—1994，先生在这个世界呼吸了九十年，我们不妨把先生的这九十年也分解成三个阶段，第一个三十年先生的生活应该是“春风得意”时代，第二个三十年，先生的经历可以用“大起大落”来形容，而第三个三十年，方是先生“尘埃落定”的涅槃之境。但是，就在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十年之后，既2004年，便有学者提出对于敦煌贡献更巨的应该是“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及其领军人物。然后，在2005年9月27日至10月30日在广东美术馆隆重展出“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六十周年(1940----1945)纪念展》”这个展览因为仅囿于“1940----1945”年的五年时间，便轻尔一举地去掉了常书鸿先生对敦煌的做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些“精英”们的“韬光养晦”策略？或者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实，对于一切对敦煌有所作为的人我们都应该纪念和尊敬。我也反对厚此薄彼的行为。但如果采用“盲人摸象”的态度来掩耳盗铃，我终感觉不够光明磊落。在敦煌事业上，又有那一个“文化名人”象先生这样跌宕起伏？又有那一个“艺术大家”象先生这样始终如一？又有那一个“学者教授”象先生这样回归完美？
在先生居住和工作过的那个庭院，我非常专心地看过有关“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敦煌的考察图象和资料。做为那一时代的“骄子”，他们能来到大西北这个漠地考察一番，的确难能可贵。但是，坦率地讲，他们对敦煌似乎没有什么做为。与常书鸿先生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相比较，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这架天平上，孰重孰轻，历史裁判并没有走的很远。看看这段记载：“1945年春，常书鸿委托已离开研究所的原总务主任张民权在重庆举办了一次临摹品展览，希望扩大敦煌的影响，得到社会更多的帮助和支持。当常书鸿正梦想着如何继续并扩大敦煌事业时，却祸不单行。这年7月，常先生接到教育部的通知：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将石窟交给县政府管辖，停止拨给经费。这意味着研究所无法再继续下去了！这无疑是又一次惊天霹雳般的打击，常书鸿枯坐无语，泪流满面。他的学生们只得怀着遗憾和愧疚纷纷离去。” 我不知道2005年9月27日至10月30日在广东美术馆隆重展出“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六十周年(1940----1945)纪念展》”这个展览中，布展者是否注意到这抗战胜利全国皆欢，而唯独守护敦煌者“枯坐无语，泪流满面”。如果布展者省略去了这一部分，到底是历史知识不足？还是“远离政治”？ 不管是“问仁问智”，都显得有一点暧昧了。有一些自诩“精英者”总认为聪明，其实聪明过头，便是愚蠢，就象列宁的那句名言：“真理再向前跨出一步就会变成谬误”。
希望有人在泼掉洗澡水时，不要连婴儿也一起泼掉。
黄昏已经悄然茏上了四野，我开始从先生的灵魂安息地往回折返。想到在网络世界里查阅先生的资料时，看到有些人企图以一些其它来平抑先生，知道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如果仅因先生后来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先生为共产党这个政权服务过，或者说为一个理想的新中国奋斗过，所以，便成了“另类”，有意无意地去屏蔽，这便有些幼稚可笑。
中国共产党至今已经成立了九十周年，第一个三十年是浴血奋战的阶段、第二个三十年是奋发图强的阶段，第三个三十年是日新月异的阶段，这三个三十年决不能人为的断代，任何的断章取义都不会书写出一部完整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否则，第一个三十年会有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第二个三十年会让一个一穷二白的祖国独力自强？而第三个三十年能让五星红旗依然高高飘扬？
常书鸿先生于九十高龄划上了人生的句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群英谱上应该能找到先生的的名子。因为先生的名子与敦煌长在了一起。夕阳虽落，一片红霞，永远守护，先生当书！
静春恭记于2011-7-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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