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一座城池
性：一座城池
最近刚办起一论坛，论坛里开了一版块，取名为性学茶谈会，一同学却大谈特谈，说什么自己想要干什么自己心里最清楚，言下之意，很明确，也很露骨,似乎性学茶谈会就类似于妖艳女人开个贞节牌坊店，于是乎想起来“媚献”俩词。
媚献的意思也就是制定一个不可谈及的范围，使任何人都不可窥探，众所周知，性在生活中总是一个比较隐蔽的话题，不登大雅之堂。
古人云：食色性也。关于性，在古代就有阴阳之说。在在中国性解放的潮流中，而性的话题一旦登上饭桌或其他公众场合，就意味着上床睡觉。
性在生活中成了一种所谓君子的媚献，好比官员在与群众合影中，在拍照的一刹那，跑过去紧抱流着鼻涕的小孩，或在文化场合，紧拥文化名人。
媚献是对生命状态的虚伪。在古希腊有一位貌美如花的女人，她特别喜欢在公众场合展现自己的裸体，质感滑腻如绸缎般的肌肤，曲线如巧夺天工的身躯，含嫣一笑倾国倾城，但对于相对保守和信奉宗教的人们在心里多少是有些别扭，于是在众人的反应下，当地政府以及群众联名把她告上法庭，为其辩护的一位律师是当地一名有名的律师，在法庭中途律师当众拉去披在其身上的纱巾，用手托起隆起高挑有些丰润的乳房对众人说，如此美丽的乳房，如此让诗人或青春活力的年轻人赞颂或追求的女人，如此如此的女人呀。
当然可能这个古希腊的女人在表现方式上有点过，但这何尝不是对美的表达，而且性也可以成为对生活的一种选择，像前几年关于陕西渭南几对夫妇的换偶活动。
然而为什么性在现实生活中还是一个怪圈呢？
前几天第五届广州性文化节落下了帷幕，和以往一样，这时候总少不了有权威人物站出来对此进行一番良性解读。近日，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性学会会长张枫表示：“我提倡全国都来办性文化节”，理由是三个“最起码”：第一，最起码可以指导老百姓少生优生，特别是怎么“播种”，生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第二，最起码普及性病、艾滋病的预防知识。第三，最起码普及性知识，提高夫妻性生活质量，促进夫妻恩爱、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南方日报》10月30日)
我认为关键原因还是性与“文化”结合在了一起结合成了一个怪圈，“性文化”可以促进社会和谐，不管是否认同这样的逻辑也没人敢辩驳，至于“性文化”有没有如此强大的功效，其中的寓意当然不宜说透。对这样的“主旨”一般人会望而生敬，连质疑的胆量都没有。尽管如此，近年来不论什么地方举办“性文化节”，又总会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议，而每当人们吐沫横飞的时候，这些“性文化节”都毫不意外地在尴尬中落下帷幕。说“毫不意外”，是因为自从“性”的概念被人贴上了“文化”的标签后，总是轰轰烈烈开场，在寂然无声中遁去。出现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只见“性”而不见“文化”导致的，因为在人们的目力所及处，中国目前所有围绕文化的聚讼都无非是利益的延伸。一些喜欢使用“文化”修饰某种特定事物的人，几乎完全不懂人与自然人权之间的关系，即便把房产、烟酒、性交等说成“文化”，也无外乎挂羊头卖狗肉。
与其说是性与文化的结合，还不如说是性成了利益的招牌。
其实，随手翻翻报刊就不难发现，如今的“性”早已成了一个长盛不衰的公开话题。传媒上那些代言明星的酥乳美臀照片就不必说了，广告中到处可见“延长增粗”、“做女人挺好”，患者的“证词”如同黄色小说一样生动逼真，大街小巷类似根治阳痿、处女膜修补等招贴无处不在，以致国家主管机构都不得不下文严令禁止。于是在中国大肆宣传性文化的过程中，“包二奶”、“一夜情”等等，更是大行其道，其势态发展之快，足以令世人瞠目结舌。
我们耳闻目睹的现实是，在如此高调的性宣导中，历届“性文化节”现场却无一例外是冷冷清清。让人搞不明白的是，在冷落的性用品展台前，价格高达十几万元的情趣娃娃也能够卖得出去。我曾妄自猜测，觉得这样的事情也许是有人为了满足的好奇心，或者是商家别有用心的炒作。寻找相关资料时却意外读到一段文字，说去年来，继“人乳宴”、“女体盛”后，今年昆明又惊现“迷情粉”，兰州推出了“性爱床”，成都热卖“合欢椅”……让我惊讶莫名的是在该文后缀链接处的一则消息：一名中国外劳人员去年11月被上海一家劳务公司迫签了受聘于墨尔本一间公司的合约，其中明文规定“在留澳期间禁止性交”。
这难说不是当下社会的现实，一方面是性满足方式的花样翻新；一方面是性权利被野蛮的剥夺。就算被澳大利亚禁止中国劳工性交的事件过于例外可以忽略不计，但又有多少中国人正处于一种非常焦灼的无性状态？“民工用空矿泉水瓶自慰被卡住命根”这类滑稽新闻的背后，隐藏的又是怎样一种普遍的悲惨局面。难怪“同床保姆”、“老人排队嫖娼”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原来某些人宣扬的“性文化”竟与平民生活格格不入，社会底层的需求根本没有人去关注。
众所周知，性权利是天赋人权之一，和吃饭一样是不可剥夺。尽管广州此次“性文化节”已经扩展到了中小学层面，又是内衣秀，又是私用品展，涉及面超出了性所蕴含的一切概念，而相对于大部分劳动者来说，这样的天赋人权仍是遥不可及。再以一篇国内的报道为例，北京市健康促进会理事、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员、生殖健康专家李安乐女士在北京六建的一个工地给60位在此施工的男性农民工进行了90分钟的生殖健康讲座。之前，六建公司在现场向工人发放了一定数量的安全套。北京六建有8000多名外来施工人员，根据调查，发现超过80％的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依靠自慰来宣泄性欲。（参见2004年9月20日《工人日报》）
我敢说，这一报道覆盖的仅是个小小的工地，虽然已是时过境迁，但目前全国还有多少个这样的工地，背后有多么庞大的民工群体，几乎没有人敢去想象。退一万步说，纵有更多的像李安乐女士一样的人，定期去给民工免费发放安全套，谁想过他们的境况？他们的孩子要读书，父母要养老，自己要生活，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有多少人愿意背井离乡卖苦力？更不要说用免费的安全套去践行这一“文化”概念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就是实现了张枫所谓的“全国都来办性文化节”愿望，又与他们何干？
按专家的推论，中国的“性文化”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事实上，形成“文化”概念却是上世纪80年代。正是某些专家把男女床笫间的“游戏”称为了“文化”，才有了相关的书籍、光碟等载体充斥市场。它让许多人领略了自己民族的“灿烂文明”后，才突然发现这个“文化”培养了一大批名噪一时、腰缠万贯人物。由此不难看出，“性文化”不过是一些人偷梁换柱、暗渡陈仓的挡箭牌，因为即便人们拿上放大镜去文化人类学里寻找，文化的概念也是人们的生存境遇的总合，而中国的“性文化”虽然被人滥用到无法理解的地步，却从不是大多数人的文化。
是什么让原始的性文化也失去了对穷人的关照？弱势群体的性压抑和富有阶层的性扭曲，及其衍生出来的性开放、性泛滥等等，已经标志着这样的“文化”不能承载相应的社会责任，尽管身边的现实是一些人言必称文化。于是，我终于理解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一句话：“经济暴力是一切暴力的本源”。
色戒在大陆公映后，票房很高，其中一大部分人都在期待床戏部分，然后很多被删除了，为什么要删除，我想应该不单单是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吧！
经济社会，性就像一座城池，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
